「反送中」抗爭至今已經三年，香港已經變得面目全非。離散和留港朋友感到悲觀，十分自然。但只要我們放長雙眼，我們仍是可以找到樂觀的理由。
一直以來，香港買賣投機股票，一個下午便轉手幾次。炒賣房產，很多時候一個物業還未完成交易便被轉手套利。很多香港人思考問題的時間參照都不會太長，浮躁短視。但世界各國爭取自由的事業，都是漫長的起伏，缺少一點耐性也不行。1956年布達佩斯反蘇起義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到了1989年，施害者才需要面對轉型正義。1947年「二二八」之後四十年，台灣才開始走出恐怖與壓制。
而當台灣、匈牙利、捷克等地天亮之後回頭，我們都發現在那些高壓年代，總有內斂沉著的人們，在各種不被察覺的角落追求自由。不論是隱蔽的讀書會、偷聽自由世界的電台廣播、抑或是地下搖滾，都讓大家能在思想和意志上準備轉變機遇來臨的一天。
中共進入習近平體制之後，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袖一人。集體領導與培養接班的黨內機制消失。歷史上的終身領袖個人獨裁體制，都會在獨裁者壽終正寢時出現危機，危機最後會帶來更大的自由，還是更大的壓制，難以事先預測。但為改變的機遇忽然來臨時作好準備，卻是必須。
很多人說「唔好死」、要同獨裁者「鬥長命」，這不是被動地不作為。在這或長或短的等待之中，保持清醒頭腦、磨練觸覺增長知識、鞏固主體意識，不消沉不投降，十分重要。在香港內外的朋友，現在要追求的，恐怕不是消耗最後一分精力的冒險硬碰，或只能帶來一刻滿足的鎂光燈，而是電影《十年，本地蛋》那個不幸言中的荒誕極權社會裡，隱蔽地發亮的地下圖書館。
北京近年重手打壓私企，不惜讓本來已經減速的經濟進入更大險境。但就算在《國安法》訂立之後，北京仍未能下定決心為堵死香港的「國安漏洞」而犧牲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例如在2021年初，北京輿論，都將中國《反外國制裁法》延伸到香港，說成是定局。該法一旦在香港實施，香港的跨國公司便要在遵守美國等地法律制裁港中官員，和遵守中國法律無視西方制裁之間作出不可能的選擇。最後中國政府在香港金融界的遊說下，於去年夏天宣布暫時擱置伸延到香港。
在2022年初，中共喉舌強調香港在應對疫情時，一定要實施中國大陸式的強硬清零。一時全民強檢、封城好像不可避免。一些中共官員學者，甚至將香港是否進行大陸式封城，說成是香港官員是否願意走中國道路，是否仍懷戀西方殖民主義的指標。但最後上海進入長達兩個月的極端封閉管理，香港的封城卻不了了之。特區政府還在商界壓力下，縮短旅客從外地到港強制隔離的時間。2019年有論者認為習近平將把香港新疆化。但當外媒說上海在封城時已經「被新疆」時，北京連在香港強推封城的決心也沒有。
《國安法》之下，香港失去的自由，比所有人原先想像都多。但香港相對於其他被中國強行同化的邊區，甚至中國大陸，都因為北京還沒下決心完全摧毀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充滿變數。
經歷過自由的年輕人，忽然要潛藏低調甚至身陷囹圄，是痛苦和壓抑的。但肯定的是，時間在他們一邊，他們都能活得比獨裁者長，只要不自殘自棄，保持健康，終會迎來轉機出現的一天。確保清算施害者的一天到臨時自己仍能精力旺盛，乃是我們的集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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