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動烏克蘭戰爭以來，許多人將普丁與習近平並列，彷若兩位都還是共產集團成員。但事實是，蘇聯早在30年前就已解體，俄羅斯在解體後其實已經跟共產集團沒有關係，甚至總統是由人民直選，但仍舊發動戰爭，走上與前蘇聯相似道路。國內常有人認為共黨垮台後，台灣將可安全。但若共黨垮台後，中國地緣政治的利益、民心其實不變，或許會錯解「反共不反中」對台灣的安全風險。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在《強權者的道德：從小羅斯福到川普，十四位美國總統如何影響世界》一書中，分析歷任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以及其道德正當性時，提到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就曾被詬病，道德外交的開創性的願景不足，對俄羅斯的民主化轉型支持力度不夠。筆者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就學期間，曾修過Steven Fish教授的課，他專攻俄羅斯研究，著有：《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在課堂上提到威權民主轉型時，俄羅斯在遇到蘇聯崩潰之後，他曾到當地多次觀察，確實發現俄國對美國有極高的期待，但卻也失望得很快。因為美國政府確實對於俄羅斯的援助保持高度疑慮，種下俄羅斯無法成為民主國家的因素之一。
但也正因為俄羅斯的民主走得艱辛，最後遇到強人普丁執政，恢復往日蘇聯榮景，便成為俄羅斯政治很重要的走向之一。普丁確實成功操作民主外衣，遂行其擴張的慾望，並且走出不同於共產專制的道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達成其政治野心，甚至一定程度上獲得俄羅斯的民意支持。而這正是我們最擔心，未來中國政治的轉型方式。
中國政治未來的走向，許多樂觀主義者認為，當中國共產黨垮台之後，理所當然的就會變成如同台灣的民主國家，而台灣就會更加安全，台獨也就能水到渠成。但其實這有三個嚴格的前提條件：
第一，中國必須徹底的民主轉型，而且必須由強而有力的政治領導領政，該人及其政黨還必須有高度民主信仰。目前中國內部，並無政黨組織形式的反對者，故若中共垮台之後，接手的政權只是前中共官僚，那中國民主很難樂觀。
第二，中國必須要有強烈的壓力，必須蛻變為真正民主國家。台灣過去是有美國壓力，但美國經歷了過去50年試圖改造中共失敗，是否還有餘力去監督中國的民主轉型，讓人存疑。
第三，中國人民必須渴望民主，不可懷念中共的宣傳年代，若中國人民認誰執政都差不多，那將是威權復辟的最佳養分。
但筆者認為，最為嚴酷的還不是中國的民主轉型失敗，而是民主化後的中國，若在民意的強力支持下，仍執意併吞台灣，政治領袖因此做成侵台決定，那台灣的命運，恐與中共執政與否毫無關聯。屆時，台灣與中國將是兩個民主國家的衝突，國際聲援將同情哪方？就算支持台灣，力道是否比中共執政時更具正當性？令人擔憂。
美國政治研究巨擘、前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在《大棋盤》一書中，分析剛解體的蘇聯時，就曾提及烏克蘭的獨立性問題，將讓俄羅斯芒刺在背。該書完成時尚為1997年，當時他就認為烏克蘭早晚仍是危機，而俄羅斯對於自身與美國關係的敵友定位，將會影響美國看待俄羅斯的關鍵。
25年後來看，俄羅斯與美國終究為敵，而中國若民主轉型後，是否仍會與美同盟，也讓人相當懷疑。更讓人擔心的是，烏克蘭之於俄羅斯，台灣之於中國，中共垮台後，台灣在地緣上的戰略地位，中國恐仍感芒刺在背。畢竟，現今中共對台灣的武統理由，實際上已不單是國共內戰遺緒，地緣風險也是關鍵，而這問題也仍將伴隨著中國。若未來是民主化的反美中國政權，對上親美台灣政權，兩邊的對抗衝突，恐不下當前的兩岸關係。
不可否認的是，反共是基於普世民主價值，是奠基於人性關懷角度，希望中國人民能脫離極權專制的生活。但更深層的問題是，假使民主化後，中國經濟發展及政治制度出現問題，台灣的角色是該伸出援手嗎？不少美國學者曾撰文批判，台灣在1990年代初期，當全球在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經濟制裁，最先投資中國的卻是台商，也因為台商穩定了經濟秩序，讓外資放心之後，中國後續經濟起飛才有穩固根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John J. Mearsheimer在〈Say Goodbye to Taiwan〉直言，台灣是助長中國崛起的關鍵，卻被崛起的中國反噬。
已有這段前車之鑑，若中共垮台後，台灣的責任與角色，屆時勢必會在台灣內部引起爭論。但若回到前文所提的安全問題，中國縱使民主化後，成為立穩根基的成熟民主國家，當國內民意反對台灣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台灣處境恐與當前並無差異。
從台灣的主權獨立地位，以及安全風險角度，來看中國的民主轉型。反省當前的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同時，我們需要重新檢視：「反共不反中」是否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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