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挪威頒和平獎給兩位新聞記者，解讀到中國和中文裡，含義仍然是如何面對體制的審查和查封，習近平已經倒退回文革，現在的年輕人也不知道中共曾經建構過一個什麼樣的「審查制度」，我這裡就講一個故事，說說我的一本書之遭遇，那還是在相當寬鬆的改革年景呢，話說1988年2月23日至4月14日，我在江西南昌為『百花洲』雜誌趕寫《烏托邦祭》，約五十天完成。】
1988年4月14日晚上，我從南昌飛回北京。《烏托邦祭》脫稿前，《百花洲》的朋友們，還陪我到臨川湯顯祖故居一遊。
再回木樨地軍博《河殤》劇組，靜悄悄的，夏駿和王魯湘又跑到南陽補鏡頭去了。原來他們正做第三集〈靈光〉的後期，忽受《人民日報》上一篇隨感的啟發，說南陽城裡有三大歷史名人，從他們留下的祠堂與墓塚來看，其身後或崇隆或寒酸，全在政治地位，依次是政治家諸葛亮、名醫張仲景、天文學名家張衡，可知中國傳統濃烈的官本位意識，與當下現實正兩相對照。
回北京不到半個月，五月底《河殤》播出，中央電視臺未作任何預報，六月底播完後，卻掀起了滔天大浪。而我這廂，也在等待江西那邊的消息：《百花洲》原計劃夏季出刊的第四期整本登完《烏托邦祭》，然而夏季都過完了，仍無一點兒音訊。這份大型文學雙月刊從1982年起，由郵局發行，固定為每期260頁，發行量達十一二萬份。
一、《百花洲》封存
10月下旬蘇州有兩個筆會。24日中午我上了京滬特快，遇女作家諶容 和她夫婿范榮康——《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一個頗「自由化」的報人。他們招呼我坐下，一起聊《河殤》，還有另幾位文人。須臾過天津，畫家范曾上車，也湊過來。不料諶容拎他，說：
「范曾，那天你在南開大學說《河殤》反傳統，正好，蘇曉康在這兒。」
諶容就是這麼個厲害的主兒。鬧了范曾一個大紅臉，他趕緊解釋了幾句。誰知范榮康從一旁又墊了一句：
「你寫一篇東西來，我給你發表，怎麼樣？」
果然後來范曾有小文一篇在《人民日報》刊出，很誇張地拿我比附明末大儒顧炎武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那天在南開大學談《河殤》「有個大錯」的，是楊振寧；不過楊也說了「范曾教授對這個電視片的看法，跟我不謀而合。」楊主要是在三個「傳統象徵」上——龍、長城、黃河——對我們的詮釋感覺不舒服。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海外華人對文化符號，比我們更為敏感。
我們都是蘇州小說家陸文夫的客人，也來了王蒙等一群更大牌的小說家，談文學、品美食，第二天大家還去了一趟崑山。兩天後，我遷到蘇州玉壺樓參加另一個筆會：蘇州報告文學「登月」筆會，主辦者是蘇州大學，來了二十多位報告文學作家、刊物主編、編輯、記者。
《百花洲》的洪亮也來了，而且帶來壞消息：第四期《百花洲》已經印出來，但全壓在倉庫裡，不准發行。他說，下達扣押命令的人，正是這樁文案的最高指揮者——江西省出版局副局長桂曉風。整個雜誌社和江西文壇，都不知道原因究竟在哪裡？以《中國的眸子》 震撼文壇、性格剛直的江西報告文學作家胡平，拉著藍力生、洪亮，去找那位副局長論理，直言「扣押《烏托邦祭》，將在全國文壇產生惡劣影響」，但桂曉風囁囁嚅嚅，堅稱這篇報告文學題材敏感，內容涉及全部中央領導人，必須慎重，暫緩發行。
這事在會議上成為熱議。胡平脾氣又來了，當即撥通桂曉風電話，讓我直接跟他說話，我說桂曉風你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跟他吵了一架。此君乃當時中共催肥「幹部知識化」的貨色，出身、學歷樣樣具備，只缺心肝兒肺，所以無師自通官場「潛規則」，又深知「左」總比右好。據說底蘊在於，他八八年升遷在即，不願承擔風險。果然「六四」後他升任正局長，人皆猜度，那正是扣押《烏托邦祭》的功勞成全了他；兩年後他被擢為全國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直升北京做官去了，恰也證實此點。《烏托邦祭》，竟遭遇了一個「優秀的出版檢查官」，於我是完全逆料的。
為了這事，大家仍然七嘴八舌。《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分析，自「清汙」、「反自由化」以來，文藝政策日益緊縮，尤其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報告文學處境日漸險狹，《烏托邦祭》此刻出籠，將猶如投下一塊巨石，勢必導致新的緊縮。《世界大串聯》作者之一張勝友直言：「曉康，《河殤》熱正在興頭上呢，你打算再掀起另一場「廬山會議」風波？恐怕你難以過關囉！」
二、馮牧做終審
回到北京我便另作計畫。恰好羅時敍又從廬山趕來，我們不信這爆炸性作品無人問津。在蘇州時，我在陸文夫辦的筆會上遇到天津小說家蔣子龍，他剛接辦《天津文學》，就曾允諾我安排在他那裡連載《烏托邦祭》。
羅時敍來北京時，我認識不久的香港貿發局駐京代表羅海星夫婦請吃飯，羅太太周蜜蜜是作家，對香港出版界很熟，我就帶羅時敍同去赴宴，順便跟他們商議在香港出版《烏托邦祭》的可能性。
南昌那廂，《百花洲》編輯部藍力生、洪亮他們，也在悄悄的做搶救打算，從倉庫裡取出幾十本第四期，分寄給巴金、夏衍、冰心等文壇耆老、重量級作家，以及《文匯報》等知名媒體。北京的文化圈子裡，一時都在談彭德懷和「廬山會議」；再加上《河殤》引發的轟動效應，特別是開封「劉少奇死難處」那段現場影音的悲情衝擊，毛澤東的畫皮竟一下子被剝得很慘。
不幾日，作家出版社編輯關正文和《報告文學》編輯劉小雁（劉賓雁之女）來找我，說馮牧願做《烏托邦祭》這本書的終審，以此為它打開出版途徑。馮牧是全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主編，以他的權威，去衝擊出版檢查部門的查封，究竟如何，當時亦難見分曉。不過，我跟羅時敍也顧不得許多，又再修訂一遍書稿，搞了一個通宵。然後，他回廬山去了。
當時，我已身處風暴眼，卻仍渾然不覺。金觀濤劉青峰夫婦，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中途回北京，急著說服我與夏駿再合作，拍一部《河殤》續集。見我面有難色，金觀濤說，《河殤》引起很大爭議，全在未能說透「五四」以來的近現代史，你有責任把它再說一說，向觀眾才好有個交代嘛！那廂中央電視臺台台長黃惠群也約我吃飯，談的是同一件事情。我後來自是接了這單任務，雖然李澤厚聞訊後對我說：「這回可不比《河殤》，眾目睽睽之下，怕是難以為繼囉。」
三、拜謁巴金
前文已寫到，正是為了這部《五四》，我們才有韶山之行，並且進了「滴水洞」。照我在劇本裡的設計，這次我們要好生說說「文革」這檔子事，去捕捉留在歷史中不肯泯滅的那些鏡頭，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女生們活活打死校長卞仲耘 、老舍 跳太平湖、傅雷和鄧拓的自殺；而我最神往的，是去上海採訪碩果僅存的巴金，聽他談「為什麼文革把人變成獸」、談「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 。
1988年歲尾，《五四》攝製組離開安徽績溪，經甯國、廣德、宜興、無錫、蘇州，深夜抵達上海。12月29日晚上，上海《文匯》月刊報告文學編輯嵇偉，陪我赴武康路113號巴金寓所。
事先我已托她，通過《收穫》主編、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探試，可否採訪老人。李小林後來通知她，巴老聽說是《烏托邦祭》的作者求見，就答應了。我們進寓所，李小林不在，是巴金的兒子李小棠應門，他領我們走進一間很寬敞的客廳，巴老坐在一張輪椅上。我向他請求電視採訪談「文革」，他答應了，但他卻問我《烏托邦祭》怎麼寫的？然後他看著我，反覆說一句話：
「要看老百姓怎麼想，要看他們願意怎麼樣。」
我當時沒聽懂他這話的意思，所以也沒回應。事後，時間隔得越久，這句話的意思越清晰。老人的蒼涼、深刻，竟是我們難以望其項背的。中華民族的命運，只能由大多數老百姓來選擇，即使所謂「民主」，也不過如此。如果大家選擇遺忘、忍受、苟且，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四、《新觀察》流產
到了深秋之際，《烏托邦祭》的出版仍無著落。有一天戈揚忽然打電話給我：
「曉康，你趕快給我弄一個十萬字以內的壓縮本，我用一期《新觀察》推出。」
我連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傑，不畏強梁的人物。
《新觀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雖諸事纏身，整日頭緒紛亂，卻巴巴兒地等著下一個出刊日。記得一個黃昏，我掙脫一個什麼會議，就跑到一家街頭報刊亭，買了一本《新觀察》，翻開一看，連影子也沒有。跑回家給編輯部打電話，沒人接。
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沙灘文聯大院，在《新觀察》那棟小樓上，堵住編輯部主任鄭仲兵。老鄭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一把拉我進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著你呀。我跟你說，版都做好了，在開機印刷前一分鐘，老太太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鮑彤說，這個蘇曉康，麻煩惹得還不夠呀？一個《河殤》，已經叫我們焦頭爛額，你再把這個廬山會議捅出來，我們可沒法保護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
五、私營出版：「書王」陳大東
十月間在蘇州，胡平、錢鋼、張勝友等七嘴八舌說得很沉重時，一向寡言旁觀的愛寫社會畸形、底層眾生、扮過乞丐的賈魯生，卻慢悠悠地說：
「咳，曉康，咱自個兒出書不得了，你還記得我給你介紹過的『二渠道』的書商嗎？回北京咱找他們去。」
「二渠道」，這是一個關於中國圖書市場的「革命故事」。
長話短說。官辦的「主渠道」即新華書店系統，僵化死板，留下巨大市場空間，於是八○年代螞蟻似的個體書攤，開始蠶食逼近，漸漸佔據圖書銷售量的半壁江山。
個體書商一般以一萬五至三萬元人民幣不等的價格，從享有圖書出版序列號壟斷權的出版社購買「書號」，自行印製發行。他們的投資取向，自然要鑽「意識形態」和「出版檢查」的空子，走禁書、內部書、港臺言情武俠、歷史內幕、現實社會問題等題材的路子。他們的廣告詞也很絕：「不看湯根飄，美史不知道」（美國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根》和《飄》）。
賈魯生是山東的報告文學作家，年初曾從海南島飛來北京，到軍博《河殤》劇組來，很興奮地跟我談他的新作《第二渠道》。不料，由他這篇報告文學而命名了一個新的行業，真乃空前絕後。這個行業由散佈在城市街頭的無數報販發展起來，八八年已達四萬多人、數億元銷售額，擁有三萬個以上的經營網點，星羅棋佈於全國城鄉。
賈魯生告訴我，其中有位陳大東，被工商局罰款二十萬，正面臨起訴，他拔刀相助，要搭救這位「二渠道」。第二天，這位陳大東就在「川魯飯店」，請一群北京的報告文學作家吃飯，他稱「我要做你們的發行商」。吃罷，他又硬拉著我去趕另一場飯局，在「便宜坊」烤鴨店，那裡正有幾位個體發行大戶在聚會，原來陳大東跟他們拍了胸脯，一定把蘇曉康請來。
賈魯生在《第二渠道》中寫了陳大東的故事：
『陳大東被人們譽為「書王」。這是一個外憨內秀的年輕人，曾是《山西青年》刊授大學第一屆全國詩歌聯誼會的理事。文學開拓了他的視野和胸懷，使他在書刊經營中高人一籌……。他的勢力範圍很快發展到全國十多個省市，控制著上千家銷售點……。在全國民間書刊發行的第二渠道系統中，他是一條大流量的支渠……。陳大東的「野心」很大，他想蓋一座「希望」大廈，想舉辦全國性文學大獎，甚至想成立中國第一家個體出版公司……。』
別看我在《河殤》裡禮讚「蔚藍色」，骨子裡還很「黃河」，真見了這幫「二渠道」個體戶，雖是腰纏萬貫，一時仍覺得他們跟「文化」不相干。當時我也尚未從一個媒體寵兒、暢銷作家的繽紛幻覺中醒過來，又豈甘心離開那「主渠道」？
所以我把陳大東這一頭先按下，還在翹首以待那些名牌雜誌、官辦書局……直到《新觀察》那頭落空，我才轉而又去找陳大東。
1989年三月底，陳大東拎了一個公事包來我家，送來一筆可觀的現金，作為《烏托邦祭》的書稿費。那些年因全國各地報刊大量轉載我的作品，我已經算是收入高的作家；陳大東送來的現金，卻遠超過我幾年來的稿費收入。
陳大東還得再花一筆錢，找一家出版社為《烏托邦祭》買一個書號。恰好我的一個文友，調到一家剛剛成立的出版社，當總編輯兼副社長，就賣了一個書號給陳大東。這是那位文友賣的第一個書號，那家出版社也只賣了這個書號，連一本書都沒出版過，就關門大吉了。我的那位朋友，也沒當幾天官，便出國流亡去了——三個禮拜後，胡耀邦去世，緊跟著的，就是那場大風暴。
在風雲突變的前夜，一本印刷極為簡陋的《烏托邦祭》，出現在全國各地的書報攤上。紅底子封面，中共領袖群像躍然紙上：毛澤東坐在頂端，左有林彪右為周恩來；江青頭像居封面正中，她下端是康生，以上皆彩照：林彪再往左，是劉少奇；周恩來再往右，是彭德懷，皆黑白照。一種典型的歷史內幕的地下出版風格。
我至今還保存了一本，視為珍本。
六、元帥「死」在建軍節前
胡耀邦去世十天後，1989年4月25日，上海《文匯報》登了一則頭版新聞：
『文壇春意融融，又見新竹挺秀
首屆文匯文藝獎昨頒發
蘇曉康等五人獲文學新人獎，謝晉等十五人獲文匯文藝獎，施叔青等七人獲「藍天杯」國際旅遊徵文獎』
《烏托邦祭》的最後一個插曲，竟發生在「六四」大屠殺之前的一個多月。
在那之前，八八年秋，《烏托邦祭》被江西省出版局封存、準備打成紙漿之際，上海《文匯報》忽在9月24日刊登了一篇該書的節選，標題為〈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內容敘述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大發雷霆，7月31日第一次常委會跟彭德懷算歷史總賬；第二天8月1日是中共建軍節，彭德懷仍以國防部長身份接受外電祝賀…。其中有這兩句：
『他的名字、他的頭銜，還在被電波載向全國，飛向世界，而他的靈魂卻正在廬山之巔經受鞭打和蹂躪。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夜。』
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轉載了這篇節選。——那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正是江澤民。
從後來全國作協、《新觀察》等努力推動不能奏效來看，全國公開發表過《烏托邦祭》的，唯有上海。
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騰騰，《文匯報》忽然給我一個「文學新人獎」，還特意派《文匯》月刊編輯嵇偉，專程來北京接我飛滬領獎。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飛機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滬特快返回北京。
這個獎是由包括柯靈、王蒙、陸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張光年、唐達成等文藝負責人組成的23位評委投票選出的，我之獲獎，也許跟《文匯報》選刊《烏托邦祭》有關。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激勵，滬上各大學也風起雲湧，摩拳擦掌。我跟嵇偉來滬，本有出來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擔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學生們拉去演講。誰料嵇偉領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 時，坐公共汽車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聲：「蘇曉康，這一站下車了啊。」
車上有一群大概是學生，立刻四周搜尋叫嚷起來：「哪個蘇曉康？河殤那個蘇曉康嗎？他怎麽會在上海？」這可麻煩了，一下車他們就把我們團團圍住。嵇偉死命地把我從人群中拽出來，再拉上施叔青，飛快逃離。我是第一次見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裡也第一次遇到寫《人啊，人！》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文後配照片從右至左：王安憶、施叔青、蘇曉康。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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