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有條原理：當一家生產商嚴重依賴某一單一客戶時，該客戶對於商品往往具有較大的議價權。這道理用中國俗語表述，就是「客大欺店」。中國近年痛下殺手制裁澳大利亞，就是因為覺得自己是澳洲鐵礦石、煤炭的第一與第二買家，既然你國的產品對我國的市場依賴甚大，那咱就玩一把客大欺店，看你們最後投不投降。沒想到的是，因為新疆維族問題，居然會有H&M等企業效法天朝制裁澳大利亞的做法，拒買新疆棉花；接著又有Nike等加入，一時間好不熱鬧。
印太局勢緊張、緬甸動亂後面的中國身影、再加上新疆問題，終於弄得現年97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憂天下大勢，公開表達希望：美國與西方盟友需要與中國就全球新秩序達成諒解，否則將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危險。
中國的底氣來自何處？
這個全球新秩序其實就是一條：中國要有與美國相等，甚至更大的話事權。中國的自信來自兩點：一、全球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二、西方的太陽正在落山。兩點都有一定的現實基礎。阿拉斯加會談，楊潔篪們的自信就來自於這兩點。
回到世界市場上來，任何市場都有漲有落，有時是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有時成為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所謂經濟制裁，說穿了，就是國際社會當中那些在金融支配力、市場供給、資源供應等居於優勢的國家，利用自身最大的買家或者賣家優勢，迫使那些在這三者當中對自己有依賴的國家服從自己。西方國家當年在「六四」之後對中國短暫的制裁，後來對緬甸軍政府的制裁，都是這一類型。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那些年，外匯儲備超過三萬億之時，中國確實是世界各國產品位居第一、第二的最大買家。然後中國極其敏銳地發現，這種經濟依賴可以轉化成政治要脅的工具，於是開始玩起制裁來了。用來第一個小試牛刀的就是南韓，接下來是澳大利亞，甚至發展到利用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在該國發展統戰力量，用民主摧毀民主。整個過程我在《各國經濟依賴中國，終成北京政治要脅的工具》中寫過，此處不贅。
這種將他國對自己的經濟依賴玩成政治要脅的把戲，中國在2020年的「口罩外交」當中曾想故技重施，因各國太過反感而不得不放棄。
但是，國際經濟還有個比較優勢理論，談的是各國經濟與產業發展，本就是優勢互補。中國獨獨忘記自己的優勢有如沙堡，一是外匯儲備90%左右來自於與美國的外貿，二是也有中國充當賣家的時候，比如這次背後新疆棉花問題。
BCI：中國遇到的「大店東」
新疆棉花——中國遭遇的是最大客戶的買方制裁，與澳大利亞遇到中方拒買性質相同。
目前，全球棉花年均產量約在2500萬噸左右。其中，印度產量占26.1%，中國為24.4%，美國為13.2%。對中國來說，棉花是個千億元級別的重要產業。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紡織生產國，除了自身生產的棉紡終端成品出口外，還有很多是棉紡中間品出口到協力廠商國家。一句話，棉花在中國是個千億美元的大產業。
那麼，這個H&M又是何方神聖，為什麼它的抵制能讓北京暴怒？這點北京很清楚：H&M禁用新疆棉花的背後，還有Nike、Gap、ZARA、UNIQLO等品牌，他們背後的主導者實為BCI。BCI是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的英文縮寫，全稱是「良好棉花發展協會」，中國是其最大客戶，專為中國客戶設置中文網頁。簡言之，BCI是供應鏈聯盟，掌握定價權。BCI擁有五個類別的會員，分別是：1、零售品牌會員，也就是採購商，比如H&M，Nike等；2、供應商製造商，以棉商、紗線廠為主；3、種植者組織；4、其他類別，主要為供應鏈提供技術的公司；5、社會團體，主要為與棉花相關的非營利性組織。
BCI的供應量約占全球的30%左右，它組織的採購量和供應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著棉花的標準和定價權。面對這樣一個掌握供應鏈主導權、定價權和產品標準的大店東，一向以大買家身份話事的中國，算是遭遇對手了。
BCI的供應量約占全球的30%左右，它組織的採購量和供應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著棉花的標準和定價權。（湯森路透）
中國的問題不止是棉花，據奧緯諮詢不久前發佈的報告稱，2020年有4000億元人民幣從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服裝市場蒸發，大多數中國服裝品牌面臨經營風險。
在此情況下，這幾家BCI成員以強迫勞動為名抵制中國新疆的棉花，等於抓住中國的弱點痛毆。有BCI在背後，這把新疆棉之火可能還會延燒一陣。最新消息是：義大利名牌班尼頓和OVS捍衛人權拒用新疆棉；雨果博斯（Hugo Boss）發官方聲明，撤掉早先支持新疆棉的表態。
中國與BCI性質不同，責任風險大不一樣
中國是個國家，本國經濟好壞直接影響到稅收、就業。新疆棉花被抵制，對政府財政、社會安定影響甚大。BCI只是個壟斷棉花行業供應鏈、定價權、產品標準的NGO，每年收取會員費用，供方、需求方的贏虧與其沒有直接關係。中國新疆棉花賣不出去，BCI自會尋找替代產品，會費仍然照收。這種主體地位不同帶來的不同責任後果，註定中國政府一開頭就處於不利地位。全球化之後的世界，無論是美國的911，還是後來各種形勢的反恐，以及應付移民無疆界的大篷車，沒有一個政府應付裕如，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那套外交、利益制裁、軍事威脅都不適用。更何況，BCI還掌握著道德王牌：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政策。
商戰如戰，運籌帷幄也難萬全
即使政府對政府之間的經濟制裁，比如中國對付澳大利亞想以世界上最大鐵礦石買家身份奪走定價權，占全球需求量的65%，中國因此認為，可以憑藉澳大利亞對中國訂單的依賴獲得較大的議價權。但在鐵礦石的問題上，中國漏算了一點：中國進口的鐵礦石有三分之二來自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的鐵礦企業在中國減少購買後不得不減產；但世界第二大鐵礦石生產國巴西卻無法成為供給替代方，結果由於礦石供應短缺導致澳大利亞鐵礦石價格飛漲。2020年12月11日，中國大連商品交易所的鐵礦石期貨價格上漲近10％，中國買家直呼澳大利亞不講武德。在此形勢下，中國現在對澳大利亞的拒絕購買已經悄悄放棄了好幾項，包括煤炭在內。
BCI在這場戰爭裡還掌握著道德王牌：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政策。（湯森路透）
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往往伴隨著各國經濟、政治方面的爭鬥折衝，各國要保障自身的利益，不會輕易讓步。面臨中國咄咄逼人的進擊姿態，西方國家一直採取諒解姿態，結局就是目前這種狀態。在此情況下，季辛吉先生的「互相諒解」可能並非解決之道。（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抵制新疆棉：人權行動的經濟學驅動》，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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