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版圖好比一塊上海大餅幾個蹩腳厨子做，嫌小了就在這端那端的邊皮上多糊一塊麵粉巴加點油水繼續煎，結果是看起來一整塊，周圍卻甩甩漏漏，後來糊上的塊塊總是與餅心黏不攏。屈指一算，今天天朝邊陲上有五個令中土政權頭疼不已的獨立或分離主義運動，順時針看分別是藏、疆、蒙、台、港。「五毒攻心」以港毒最新，但香港這一塊麵粉巴卻是最早糊上去、秦帝國統一後首次南向與百越族開戰的戰利品的一小部分。復旦大學史學家葛劍雄教授評論那段歷史，指出那場戰爭清楚不過是侵略。不過，大家或者都會想，時隔兩千多年，侵略不侵掠不應該是問題了罷？歷史卻說：其實不然。
和其他帝國如羅馬帝國、大英帝國一樣，這等邊皮地方都是中央政權擁有的「次領土」，所有中土認為的不良貨色都往那裏扔。始皇帝以降，無論是亡命的、流放的、貶官的、戰敗的、饑荒討飯的，西南都是首選，而香港更是這南方次領土上的屁股眼，從陸秀夫宋帝昺到辛亥前夜的革命派到毛的黨内死對頭張國燾乃至四十年代末的中國資本家，要走的都往這個眼上擠；林彪和林立果文革時謀反，在四野舊部雲集的廣州建立逃亡基地，下一站當然就是香港，不過他命水不好來不了。如此一個屁股眼上歷代纍積而成的屁民，會和你中土北大人一團和氣血濃於水，倒是有點難以想象。香港如此，出現較晚的其他四毒就更不用說。古今中外，毒其實往往是次領土銅板的另一面，帝國自己一併搞出來的。再一擠壓，屁民跑快一點的，就成為海外播遷群、流亡者。
流亡學第一課 — 圖博（藏）系
香港流亡者、我名之為「光伏系」的成員，亡命海外孑然一身，稍安之後所想所做的，和任何流亡系的人其實都一樣，因此都會想從他系的生聚教訓裏得到啓發，於是有人倡議研究學習猶太人從播遷到受難到復國的一整套經驗。那當然是很好的提議，但另一有效做法，是先研究從現代中華帝國出走的其他三個流亡系 — 圖博（藏）系、六四系和法輪系，特別是圖博系。後者的發生時程不長不短、資料多，成敗優缺都比較清楚，抗爭對象和光伏系一樣，規模大於六四系和法輪系，與正在形成中的香港光伏系可比擬。因此，讀好圖博系這一課，提煉出若干有用觀點，或對香港流亡者更直接有益。
藏地古稱圖博或吐蕃，十三世紀中葉以後喪失主權，先後淪為蒙古人和滿人的藩屬，1911 年之後藏人宣告獨立，但中土漢族政權拒絕承認；1950 年共軍入藏，次北京年宣佈所謂的《十七條協議》，拒絕了藏方要求的主權獨立。1959 年共軍再度入藏清鄉清廟，十四世達賴流亡印度並否定該協議，跟隨他流亡的約有幾萬人。其後達賴得到印度方面默許，在印北達蘭薩拉成立並親自領導流亡政府，後來流亡政府的正式名稱改為「藏人行政中央」），印度同意給若干行政權力但不予正式承認，也一直沒有任何其他國家予以承認。除了達蘭薩拉，藏人行政中央還一併管理散落在印度各地的幾十個藏族安置區。
無法正名為「流亡政府」
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麽要稱「行政中央」而不稱「流亡政府」呢？原因牽涉國際法 （也許說「帶法律觀點的國際慣例」更合適）。一個流亡組織能否稱得上「流亡政府」，首要的觀察是，它背後代表的是否一個本來獨立而享有完整主權的載體，即 state（國家）。這裏說的 state，不能只是一個 state 的一部分，哪怕是一個高度自治體；這一點，已由常設國際法院（PCIJ）1937 年的一個判決立下先例（1946 年之後 PCIJ 由國際法院 ICJ 取代，但之前的判例仍然重要）。「藏人流亡政府」的稱號顯然不能滿足這個先例的要求，因為藏人早在十三世紀喪失了獨立的主權，而藏地也不過是宗主國領土的一部分；二十世紀前半，藏人享受了四五十年的實質獨立，卻沒有取得法理獨立。（這一段的討論可參考德國波昂大學國際法教授 Stefan Talmon 的論文 Who is a legitimate government in exile?）
從流亡者或獨立運動的角度看，這個先例要求太過分、沒道理，但現代人所謂的國際法，都是十六世紀以後由主權國家提倡及把持的，當然著重主權完整性。你可以不遵守國際慣例任意自稱流亡政府，但換來的很可能是本來同情你的國家也對你敬而遠之；支持你是道義，但為此而和你一道違反國際慣例，恐怕犯不著。
「流亡議會」又如何？
那麽，藏人流亡政府稱不了，稱藏人流亡議會又如何？其實，境外的藏人議會是存在的，成立於 1960 年，是藏人行政中央的立法機構，正式名稱是「西藏人民議會」，其成員來自中國地區以外為數十多萬的藏族選民，但無法代表還身處中國的七百萬藏胞。理論上，如果當年達賴出亡，帶著的是整套先前的藏地議會成員，那麽，一個按國際慣例成立的藏人流亡議會的確可以成立，但問題是這樣組成的議會一旦在藏地以外換屆，它的代表性就消失。大家記得，老蔣當年帶到台灣的那批國大代表就遇到這個問題，任憑蔣家的拳頭硬，在戒嚴法下號稱代表中國各省的國大代表在台灣選了又選，成為「萬年國會」，最後不得不在一遍訕笑聲中落幕。所以，海外藏人的議會也稱流亡議會也有問題。
參考藏人流亡組織的正名問題，我們可以結論，因為條件不具備，香港人在海外想成立流亡政府或流亡議會，都是不切實際的。而且，政府是要來管治的，議會是要來立法的，藏人起碼在達蘭薩拉需要這兩種大臺組織；港人在海外散居，所需要的組織模式和功能完全不同，何必人有我有。
名稱不論，我們倒可從西藏人民議會的成立看到圖博系在境外的實質民主化努力。藏民族過去沒有建立起民主體制，但年輕達賴出亡之前就覺得藏地應該逐步民主化，卻遭到中共反對，未及實行就被迫離開。然而，七十年代圖博系在達蘭薩拉站穩脚步之後，在達賴的領導下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又採取了各種福利政策，建成了一個相當完善的福利國家體制，特別注意教育、文化、環保、扶貧，有效管治印度境内十萬左右的藏族難民，無疑值得稱道。不過，達賴在政府裏的個人影響力太大，幾乎沒人可以反對他的意見，政府往往成為一言堂；2011 年，他從藏人行政中央的領導位置退下，或有助實質民主的發展。
「福利國家」錢從何來？
達蘭薩拉和其他印度境内的藏人，六十年來從一無所有的難民困境中拔起，現時平均收入比起鄰近地區的本地印度人高出二至四倍，非常觸目。他們的生計有三個重要來源，都十分特別。其中，最重要的是賣冬衣。大批藏人從鄰近達蘭薩拉的 Punjab 省成衣生產基地購得冬衣，然後在秋冬二季游走全印兜售，不少是全家出動，非常艱苦卻有可觀回報。其次是當駐守前綫的印度兵；處於農業地帶安置區裏的藏人比較貧困，幾乎家家有幹這個的，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但因為大多數當地藏人沒歸化印籍，所以一般是「黑兵」。第三種收入來源就是海外匯款，部分來自移民海外的家族成員，部分是發達國家善心人當藏族小孩義父母的捐助，還有的是外國施主給個別喇嘛的獻金。
藏人福利政府也有三個主要的收入來源。一是名為捐獻、事實上的稅收 （家庭作此捐獻才可享受政府福利），一是外國 NGO 的資助，還有就是西方若干政府的直接撥款。後者相當可觀，例如美國 2012 年通過的 Tibetan Policy Act，規定國會在每年的預算案裏要有給予藏人行政中央和其他藏人文化機構等的撥款，實際上批出的，一年總有兩三千萬美元。不過，有研究者估計，外國 NGO 和發達地區若干富裕「藏躉」— 最有名的是荷里活巨星 Richard Gere — 提供的資助才是藏人行政中央的主要收入來源。後者的確導致一些來自國際援助專家的微言：印度藏人的生活水準已經遠超印度平均，為何國際給予的資助六十年來卻源源不絕？不少其他地方的難民苦難深重得多，國際關注沒幾年就基本上完蛋。
中國是達賴在西方的提款機
為何藏人得「天」獨厚？原因有兩個，其一是藏傳佛教熱賣國際社會中上層。一種中世紀最封閉、最「落後」地區發展出來的宗教文化財能夠有此業績，裏面除了是藏人無師自通的市場學天才，也更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碰撞結果。但這個碰撞，卻不全是偶然。就拿寧瑪派上師索甲仁波切寫的《西藏生死書》為例，四五百頁厚的大部頭，1992 年甫一出版即風靡全球，譯成了三十多種文字，在五十幾個國家發行。全書大部分内容就講一個「死」字。死乃人生大事，西方文化有所忌諱，中國人更是想也不敢想。《論語》記載了孔子和學生季路的一段對話。季路說：「敢問死。」怎料給夫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就打發掉，之後兩千年再無人問津，但藏人卻花十幾個世紀在「死」這個渡口旁邊不斷體會琢磨，於是深刻。二十世紀西方經歷兩場大戰死得人多生出恐懼，卻遇上自己的基督教退潮，藏傳佛教卻剛巧因達賴出亡而得以傳世，青山正補墻頭缺。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無疑就是中國對藏人及其文化的不停打壓。西方上層既對藏傳佛教產生濃厚好感，中國的打壓，導致了非常强勁的文化滅絕指控，西方人生怕那麽美好珍貴的文化要給中國人摧殘殆盡，於是傾力搶救，卻無法在藏地著力，資源於是投放在達蘭薩拉那邊。中國在西藏的種種政策和手段，令它成為了達賴在西方的提款機。
若拿光伏系的文化資源和圖博系作一比較，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香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沒有很強互補性，拿到西方不是挺好賣；同樣面對中國打壓，香港人只能喊人權賣慘。光伏系要花大錢游說西方政客，圖博系卻有西方金主把錢送上門。
不過，圖博系也不是一帆風順。儘管在推銷文化、取得資助的方面它很成功，甚至可說是太成功了， 卻反而令整個流亡運動陷入困境。這可從幾個趨勢看出。
順風中的逆流
首先，藏人行政中央管轄地的人口急劇萎縮，流失最多的是精英，而且越是發展得好的地方流失就越嚴重。人口萎縮的原因有三個，其一是外向移民。一般以為移民是窮苦人才做的事，但事實上卻剛好相反，不少香港人在九七以前已經領略到「貧賤不能移」的苦澀，有本事移民的，都是中上階層；經濟學裏所謂的「好蘋果定理」足以解釋這點。同一現象在流亡藏人中出現，越富裕的安置區裏，外向移民就越多；1990 年，美國立法讓一千名藏族難民移入，開了一個頭之後一發不可收拾。第二個原因是，藏人安置區經濟發展的同時，其婦女的 TFR（總和生育率）亦急促下降，2010 年時已跌至 1.18，比日本還要低。「人口過渡」是鐵的規律，藏人不能幸免。
最後一個原因，則是中國嚴格防止藏人從藏地逃出。1989 年以前，每年大概有兩千藏民從藏地出走，成為藏人行政中央的新人口，但 1989 年之後，中國封鎖邊境，每年成功出走的人數不及兩百，與從安置區移往印度其他地區的人數相若，但此外還有從安置區移民西方的，每年約 250，主要是學業比較優秀、懂外語的精英，不少還是因應藏人行政中央在西方社會的工作需要而移出的。這些人到海外定居，逐漸被西方社會同化，他們的下一代更不用說。封鎖邊境、防止藏人逃出，是中國陰乾圖博系的釜底抽薪策略。同樣做法，很可能已經有意識地在香港逐步實施。
外面風光、内陷困境
與人口萎縮同步的，是教育出問題。藏人行政中央成立當初，為了支持經濟發展，達賴主張教育現代化，注重數理化和外語，經濟於是發展了，但之後卻遇到讀好這些科目的人才流；就算未外流的，也從這些科目裏習得和傳統文化宗教有抵觸的東西，導致安置區内的社會風氣變化，物質欲、消費主義日漸擡頭。教育當局於是走回頭路，重新强調傳統藏式教育，但已經太遲，不少家長和學生用腳投票，有能力的越發謀求出國，不少實力次一等的寧願接受區外印度學校教育。
正規學校教育如此，訓練喇嘛的寺院教育也同讓出問題。藏傳佛教在西方的寺廟和文化中心越開越多，大小城市裏都常見，需要聘用更多的喇嘛和其他有宗教訓練的人員，導致這些人當中也出現移民潮。另一方面，每一家庭讓一個兒子當喇嘛的傳統守不住了，安置區裏的寺院喇嘛人數有的許多年無進賬卻不斷流失，一般人的父母寧願兒子去當印度兵。餘下的喇嘛，有些也世俗化，忙於把寺院發展成宗教旅遊景點。
如此，藏人宗教文化在西方上層社會大行其道之際，卻在印度這邊的基地群體裏自然削弱、在藏地那邊被中國打壓、溝淡、漢化。這讓人懷疑，藏傳佛教最後會不會整個在西方上層社會「華麗轉世」？
光伏系若要從圖博系吸取經驗，上述的都足以讓人警醒。然而，圖博系的最大失敗、中國的最大勝利，卻是在政治方面的。
從藏獨立場退卻
流亡者的初心都是一樣的：在有生之年看到政權坍塌、自己和手足一道榮歸故土。達賴最初推翻《十七條》，要的是西藏獨立。但是，在幾十年的時間裏，這種公開的政治立場，由於形勢變化和各國的自身利益考慮，會形成不同程度的「不方便」。所以，儘管當初達賴斬釘截鐵，既不承認藏地是中國一部分，也不認同藏人是中國人，但在 1988 年，他卻提出了所謂的「中間道路」，在能夠保證藏地高度充分自治的條件下，願意放棄尋求獨立。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及其後的「蘇東波」相繼發生，達賴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他的的立場又偏硬。但其後中國經濟興起，國力大增；2007 年前後，達賴的公開立場出現根本改變，於該年十月首次承認自己是中國人；2008 年初，藏地發生嚴重反中事件，同年夏天，北京奧運會開幕，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殊試圖促成達賴與中國之間的談判，達賴即表明不再支持西藏獨立。這個立場一直持續到今天。武肺發生之後，中國在西方不受歡迎，達賴的語氣又有微調；本月 17 日，他在中印邊境事件的評論中讚揚印度、指責中國。
達賴以流亡者身份寄人籬下，恐怕也有諸多說不出的苦衷，因此，他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立場宣示，完全可以理解。正是因為達賴的立場一直搖擺，所以中國指控他說放棄獨立是假的。達賴的内心到底怎樣想，除了他自己，恐怕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可以推斷，任何流亡人士，形勢許可的話，都不會放棄自己的初衷，達賴也應如是，所以中國的指控很可能是正確的。然而，覆水難收，他在 2007、08 年的立場宣示是質變，很難轉圜，也導致了流亡藏人之間的意見衝突；堅持獨立主張的藏青會、自由西藏學生等激進組織和他之間，開始出現類似香港本土派、勇武派與老泛民之間那樣的裂痕。英國學者 Thomas Kauffmann 在他論圖博系的專著裏不客氣地說：「政治上而言，藏族出亡者的成就並不明顯，甚至可以說是失敗了，因為他們的政治處境五十年來都無寸進。」（見該書頁 184）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達賴多年來領導的藏人流亡運動，在提高流亡藏人的生活質素、把藏傳佛教廣泛傳播到西方以至世界各地、在世人面前聚焦中國在西藏的各種暴行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卻在爭取西藏獨立的立場上倒退了。這兩個相反的面相，之間多大程度上是客觀的因果關係、達賴自己有沒有在兩者之間作出過自覺的取捨和調整，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屬於香港人、流亡者的光伏系正在增長、成形，命途多舛是必然的了，圖博系的經驗、達賴的功過等問題，因而都是必須深入探討的。
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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