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谢政均在脸书分享王丹母親回憶的一个细节，是一个母亲的生死瞬间，却又令我想起另一个细节，以及另一个母亲的生离死别，更加惨痛。这些细节在三十年后，依然证实着关于天安门广场的一句话：有人死在天安门广场，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王凌云回忆录《走过那个时代》：
『六四大屠殺後，1989年6月5日傍晚，一位同事來我家，沈痛地告訴我們說，同仁醫院有五具屍體無人認領，其中有身穿黑色 T 恤白色褲子的像是王丹。 他含著眼淚向我們要了一張王丹的照片，準備託人去辨認。他走後，我如墜入了五里霧中，腦海一片空白。我們倆默默對著桌上的晚飯無法下嚥。人，大凡遇到巨大的震撼，便沒有眼淚。我沒有哭泣。那一夜，我們備受煎熬，不久，同事告訴我們，那具屍體已經被認領。
『幾天以來，我天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裡。腦子裡空空蕩蕩。鄰居們不時來坐一坐，勸我們出去住幾天，免得一旦半夜三更戒嚴部隊來家搜查，使我擔驚受怕，表示家裏的事由他們照顧，盡可放心。他們的溫馨話語，像嚴冬裡的一束陽光，給我溫暖，也給了我面對嚴酷現實的勇氣。在大家的勸說下，我們決定出去住幾天。到哪裡去呢?在這黑雲壓城的日子裡，城內的交通還沒有恢復，只有地鐵可以通行。再者，平日即使是親朋好友，今遭此變故，也不便貿然登門。』
另一位母亲是张先玲。我的日记中留下两段记载：
99-6-1
人权网页有受难者家属证词，其中有张先玲的证词：
『王楠，１９７０年４月３日出生，遇难时十九岁；生前为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中二·二班学生；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半遇难于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现骨灰存放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骨灰堂。』
她还说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细节：
『王楠中弹后，在埸民众曾冲上去想将他抬到医院抢救，但此时戒严部队已到达南长街南口，他们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并将受重伤的王楠拖到马路边。
『据当时的目击者一位司机和一位学生讲，那时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严部队允许民众将王楠抬去医院抡救，因为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呀！
『当兵的用枪托指着老太太说：「他是暴徒，你再废话就毙了你！」
『后来，从南长街北面两次开过来救护车想到长安街抢救伤员，均被在路口警戒的军队截堵了，其中有一辆车上的医生（男）经民众请求，曾下车与部队交涉，要求将王楠及倒在地上的其他伤员抬走，却被戒严部队断然拒绝，只好作罢。救护车无奈只好由原路向北返回。两辆救护车中一辆是北大医院的，另一辆可能是协和医院的。
『大约在六月四日凌晨零点左右，有一些医学院学生和医疗器械公司的职工自发组成救护队，不顾戒严部队的警告，从西单一路救死扶伤到达南长街南口。
『他们发现了王楠和其他两位受枪伤的人，立即给包札了伤口，当时王楠尚有微弱心跳，他们看到王楠的学生证后，立即向戒严部队提出：他是一位中学生，伤重流血过多，必须到医院抢救。
『一个戒严部队的士兵找来一位上校军官，看了学生证后，态度比较同情（据医生说此部队番号为５１０１０部队），但面有难色地说，只能就地抢救，不能抬出去。
『除了包札、人工呼吸之外，救护队的学生们没有别的抢救手段和条件。王楠终于在凌晨三点半身亡。
『医生们看他已死，又请求将死体运往医院，以便于家人认领，士兵们又找来一位年青的尉级军官，此人态度恶劣，凶狠地说：「不许抬走，你们也赶快走开，否则也抓起来！」但这些医生还是等到天亮，由一位医生先去找电话，向学校报信，留在南长街的医生们被戒严部队赶走，并将戒严线向南长街口内推进二十米（这三位医生后来都来找过我）。
『天亮后，戒严部队将长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王楠和附近的遇难者被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２８中学门口草坪的西头（因草坪被破坏，现在已改种荆树）。
『大约六月七日，因尸体埋得浅，又被大雨冲涮，死者衣服都露出来，且有臭味，因此学校报告了西城公安分局、西城卫生局共同将尸体挖出来，此时死者身上的证件（或死亡说明书）已被掩埋者拿走，都成了无名尸。
『只因王楠刚军训回来，身着旧军衣，腰扎一根当年新发的武装带，被误认为是军人，才将他送到护国寺中医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后经戒严部队几次核实，确认他不是军人，才经由学校通知家长认尸。』
我第一次听说这麽惨的细节，陈淑平说他们早已知道这些细节，可知余先生对六四屠杀之深恶痛绝。
2000-12-3
感恩节前陈淑平告诉我，余先生的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被子弹打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母亲，来美国探亲了，他们约在华盛顿见一面。
节后余先生来电话：「告诉你一件奇闻，这次见了张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来是丁关根的太太，也就是说，这个丁关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过我完全记不得张先玲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们家住过一年，对她还有一点模糊印象，他们桐城张家，出过两个宰相的。这事只告诉你一个人，不能传出去啊。」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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