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第一本由海外离散港人合办的实体杂志《如水》(Flow HK)在台湾印行,期待运用海外自由空间,建构并保存公共议论香港的媒介。由「90后」组成的编委会成员,包括流散海外的张昆阳、梁继平、周永康,另有两位台湾面孔:熟悉在台港人事务的江旻谚,以及与这批年轻离散港人亦师亦友的顾问──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叡人。
就运动意义而言,在港版《国安法》阴影下,这本杂志有如想象香港共同体的信物,为离散港人保留言论自由的平台。《报导者》采访《如水》的编委,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在台出版,又如何跨国保留香港抗争火种。
新北市某印刷厂的机器轰隆运转,一沓沓《如水》创刊号诞生。封面翻涌的黄色海浪托起一艘纸船,承载〈愿荣光归香港〉等代表香港抗争精神的歌词,水墙下是一把不因大浪弯折的小黄伞。《国安法》时代,香港境内言论自由空间紧缩,这本季刊延续抗争如水(Be Water)的精神,2月初起将从台湾送往全球将近1,000名订户手上。订户半数来自香港,四分之一来自台湾,其余为欧美、日本、澳洲等港人近年的移民去处。
跨海办一本实体杂志不容易,何况《如水》还肩负突破封锁、传播思想的任务。这天到印刷厂看印的在台港人「阿叔」是《如水》美术设计之一,他说,《如水》的突围就像当前的香港,「再怎么艰困,总有事情值得去做。」
启蒙:台湾戒严时期党外杂志
去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众多抗争者和政治人物流亡海外,包括从反送中运动以来积极投入国际游说、也曾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昆阳。
香港情势犹如台湾戒严时期,进而让张昆阳想起曾列台湾禁书杂志的《台湾青年》,这本探讨社会、国族、民主、凝聚认同、反省固有文化的刊物为他带来很大启发。去年10月底,他积极筹办《如水》,为香港议题保留公共辩论的平台。
当时香港境内抗争因疫情限聚令、《国安法》清算来到低谷,原就有意寻找运动出路的离散港人迅速串联,由张昆阳担任总编辑,编委包括伞运学生领袖周永康、反送中运动里占领立法会的《学苑》前总编辑梁继平、香港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等。他们部分已获政治庇护,或早在反送中运动前就到海外求学,除了社运、学运背景,还有扎实的学术与论述能力。
今年1月,《如水》宣布创刊,创刊宣言写道:
「我们决定利用在海外的自由空间,建构并保存一个公共议论香港的媒介,为在香港内外的人整合各种有关香港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面向的论述。通过历史论述、理论框架以及对未来路线的思考,我们希望连结每位参与这场光复运动的香港儿女,为他们作思想充权。」
羁绊:从安顿自己的心开始
图说:《如水》唯一的台籍编委江旻谚(中),与美术设计阿叔(右)、mido(左)在印刷厂看版。(摄影/蔡耀征)
创刊号以「绊」为主题,从运动、社会、家国、世界等层面,探讨其中羁绊如何影响香港人身分认同、主宰社运推演进程、左右香港局势。
已解散的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召集人、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是《如水》顾问之一,流亡英国的他表示,离散港人不把心思放在很狭义的抗争,而是更广泛地在个人领域把事情做到最好,再把资源回馈给运动,是很好的世代共同想法。他不会只将《如水》视作为香港「国际战线」服务的杂志,因为无论在探索运动未来、累积香港文化,吸引更多人了解运动,《如水》都有更有机的生命力。
《如水》唯一的台籍编委江旻谚曾任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副总编辑,亲历伞运以来香港社会思潮的剧烈变化。他回忆,《学苑》过往曾影响香港的社运、学运,每期都会提出新的运动论述,对照《如水》,「我认为创刊号主题相对保守,不是立场保守,是对运动的推进意义上保守。」
这或许反映离散港人的心理状态。不到2年,香港剧变,众多港人遭通缉、被迫流亡、滞留海外,惶然不知未来何在。迈出下一步前得先安顿自己,「(编委们)不是往前看,是往自己心里看,」江旻谚观察。
风险:踩上港版《国安法》不可测的红线
反送中运动瓦解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任,抗争策略从对港府、中央施压,转变到积极国际游说寻求外援,「国际战线」成为抗争运动一环。但基于不同国家游说工作的差异性,除了少数响应香港境内重大事件的联名撰文,「国际线」少有机会合作,直到筹办《如水》。
深度研究香港的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叡人表示,从政治运动角度来看,《如水》的创刊,可视作香港流亡运动出现后,第一次有意识的跨国联机。
均龄26、27岁的《如水》工作人员,部分是因学业、工作旅居海外,投入编务,代表一脚踩上港版《国安法》不可测的红线,就算当初不是因为政治因素离港,也等同确认流亡。
「这是重新画界、确认自己如何参与运动的过程,一旦加入,就代表短期内无法回香港,」部分编委决定采化名,但江旻谚认为即便化名都有风险。
「这担子很重,我想了几个礼拜。我可以(在编委名单)露脸、需要露脸吗?我完全摸不透任何可能的后果,」谈起抉择过程,上一秒还侃侃而谈美国香港事务观察的周永康,沉吟将近一分钟。
2017年,周永康因拉开伞运序幕的「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罗冠聪成为香港首批政治犯,依非法集会罪坐监2个月。他2018年按计划赴美念博士,家人仍在香港,「我得要有心理准备面对(短期不能返港)这局面,也在编务过程一直感受大家想做什么。」
连结:不同光谱抗争者,一起达成新的政治实践
图说:2018年到美国读博士后,周永康与港人在美组织声援香港,探究不同世代在美港人对香港议题的核心关怀。但将本名在《如水》编委名单上露出,等同踏上《国安法》红线,短期内无法返港。这个艰难抉择,他反复思考几周才下定决心。(本台资料图片)许多《如水》编委在香港时是社运、学运意见领袖,或在反送中运动期间各自投入国际游说,虽然都是期待香港民主化的同路人,也对彼此有一定程度了解,却又因理念实践方式、抗争路线温和或激进、支持港独与否等差异分属不同的政治光谱。「我们都认识,但倒不是经常合作,在香港时要合办杂志更不可能,刚好在这时空,有机会一起摸索要做的事,」周永康说。自去年10月底筹组编委会开始,从形成议题到书写,编委经过密集讨论,文章完成后会交换阅读、给意见。周永康认为这合作非常罕有,「一般运动里很少有这样(不同政治光谱)的讨论空间。」
为了与不同读者对话,编委仔细讨论用字遣词。该用香港人或国民?何时用中国,何时用中共?不同世代读者会如何理解与响应?
想法化为文字的过程,周永康形容是信任的共构,「因为对香港的爱,我们坐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calling(使命)。」他借用另位编委梁继平的说法,「真正连结香港人的,是痛苦」,面对家园被蹂躏,让《如水》一定程度成为痛苦的共同体。因痛苦想共同寻找希望,让编委们走在一起,「有些编委说这是种自我救赎。」
他也反思个人的政治实践脉络,「过往运动有什么分歧可以缩减?敌意是不是必须?《如水》不只是本杂志,也代表新的political practice(政治实践)。」
周永康的心路历程,一定程度响应《如水》宣布创刊时,许多人对「不同政治光谱间该如何合作」的疑问。
周永康最终决定在编委名单上使用本名,「应该说是大家感动了我,觉得要一起同行。在这个时空不做这件事,还能做什么?」担忧也随即成真,《如水》今年1月初在Facebook宣布创刊后,亲中港媒《大公报》、《文汇报》立即点名,指这群海外「乱港份子」出版「独书」,涉违《国安法》。
江旻谚观察,当编委会讨论到对香港的核心关怀,大家的看法其实都很接近,「从前他们常被分为左翼或右翼,但很多时候,反而是群众间的争执超过运动领导本身,」这次彼此串联,又是一次运动的重整。
吴叡人分析,香港这一代年轻人的认同转换,从反国教运动就已经开始。伞运结束后,北京原可给人民较好的普选机制,却选择加强控制;北京和港府的镇压,加速认同转换的过程。大约在2015~2016年间,本土主义几乎成为各大学学生会和学联的共同立场。这次反送中运动,北京和港府更严厉的镇压,则将本土思想扩散到整个年轻世代,同时也团结了社运各派。
这么一来,或许抗争者的政治光谱有微妙差异,但以香港为主体的立场已形成共识。「没有这个世代共通性,他们(编委)也不会走到一块。」
节点:「非台不可」的位置与力量
图说:熟悉在台港人事务的江旻谚,认为无论是抵抗威权的相似历史,或「撑港」与「抗中」的一体两面关系,都让台湾在港人海外运动当中,有「非我不可」的角色。(摄影/蔡耀征)在《如水》之前,编委会成员已长期积极透过各个管道发声,在社群网络皆有一定的读者与反馈讨论。相对网络传播,实体杂志的扩散力有其局限,为何发行实体《如水》而非电子版?
江旻谚表示,离散港人间的发声平台欠缺横向联系,留言讨论也较发散、缺乏分类,编委有个相似感受:在社群媒体,似乎较难有系统地针对一件事展开系列讨论。《国安法》上路后,香港内部压力来得非常快,若能创造一个属于香港人公共辩论的基地,且有个选项是实体杂志,何乐不为?
此外,实体书创造港人的实体联系,不再是社群媒体上面貌模糊的讨论,更是把离散港人兜起来的极佳机会。
更实际的考虑,是江旻谚任职研究员的智库「经济民主连合」能直接做为出版社。这个在反服贸运动诞生的NGO组织,从反送中运动之初就以实际行动援港,与多个公民团体组建港人庇护的民间网络,自然乐见《如水》出版。但考虑杂志恐无法寄到香港境内,另有付费电子版。
若说香港编委对《如水》的热情,是因为对香港的爱与身为港人的责任,身为台湾人,曾在香港大学度过大学4年生活的江旻谚为何甘冒风险投入?
江旻谚表示,面对相同威胁,台港抗中之路会愈走愈像,无论是抵抗威权的历史既视感,或撑港与抵抗中国并吞的一体两面关系,他都觉得台湾有「非我不可」的角色。
他表示,出版《如水》过程,可看到台港公民社会在台湾的联系力量,更重要的是能快速聚集有足够信任基础的人力,这是其他海外公民社会暂时无法企及。「台湾人的角色,往往在这时候最突出。」
另个特别之处是,基于台港接近的地缘与历史,许多香港抗争者都曾与台湾有经验的运动者或学者交流。有香港社运经验、回台后发起港人在台公民团体的江旻谚成为这些人际关系的节点,「大家普遍认识我在台湾认识的人。」
与江旻谚发起「台湾公民阵线」的吴叡人,就是「大家在台湾认识的人」之一。
「我只是不忍看到一个时代被摧毁」
图说:眼看着这群喜爱的学生友人遭检控、坐监、流亡海外,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叡人在访谈过程中重复了好几次「心痛」。(摄影/蔡耀征)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馆研究室,吴叡人坐在他惯坐的沙发椅上。曾在这里与他对坐畅谈香港情势与未来的香港年轻人们,如今有的流亡、有的被检控、入监、在《国安法》下坐困愁城。这段时间,他收到许多类似遗书的文字。
吴叡人与香港的缘分起自伞运前夕,当时香港学生出现对本土认同的思考,那是第一代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和上一代产生极大分裂。多数香港学者不碰这敏感又危险的题目,找不到知识导师的学生,读到吴叡人翻译、分析民族主义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愈来愈多人「跨海求师」。
吴叡人不曾在香港教书,2014年应邀为《香港民族论》撰文后也进不了香港。香港学生和他通信、寒暑假来找他切磋学问,他的原则是不介入运动,仅思想、理念交流。
「我单纯地想,香港没有老师教他们这些,我就尽量教,希望他们有更多时间成长,变成学者、专业人士,等到2047年,轮到他们去跟北京谈判。这时他们有能力也成熟,好好跟北京周旋,结果北京把这世代最优秀的人摧毁、逼到逃亡,不要他们长大。」
回顾2019年至今天翻地覆的变局,经常分析香港局势的吴叡人,形容自己仍惊魂未定。
「直到很晚近,没有人觉得他们(在反送中运动)做的事违法,都是冲突升高,你镇压我就反对。北京治港政策急速突变,这些年轻人做事,可说是未经计划、被剧变局势一直牵动,突然之间大势已成,岛内政治空间消失,他们回不了香港或出逃。会搞到做杂志,不就是因为被迫流亡?」
他说得激动又伤感:「我看到继平冲立法会,把口罩拿下来,就知道完蛋了。但他做了我能旁观吗?只能尽量协助。没想到这只是开端,事态恶化,香港沦陷。」(注:2019年7月1日,反送中示威者占领香港立法会。示威者皆以头盔、口罩、护目镜等遮住脸部以免遭检控,仅梁继平拉下口罩宣读《香港人抗争宣言》,呼吁抗争者留守,并于事后流亡海外。他事后受访表示,选择在立法会露面发言,是因为不希望在行动过后没有清晰表达要求,也不希望公众视他们为暴民。)
但同意担任《如水》顾问,形同已卷入这场运动中。吴叡人强调:「我不是站在一个革命导师的立场参与,完全是个人情感,连一点理智都没有。我不忍看到一个时代被摧毁,这群年轻人是我喜爱的、如子弟般的学生友人⋯⋯唉,其次才有一点义愤之类的东西。经过这件事,我发现历史上很多革命可能都是这样、根本没规划就变这样,这些年轻人现在这样做(杂志),是在极度困厄的流亡中想办法survive(生存)。」
「他们好像很自然,老早把我当成他们的一员,决定好(要找我当顾问)了,只是告知我而已,但我能说NO吗?他们告诉我这件事情,好像他们以前说:『老师,我下周要到台湾来找你』,我面对这件事的感觉也是如此。但再冷静想,也知道这次不一样了。」
考验:人权非万用说帖,如何避免重蹈六四流亡者泡沫化?
图说:目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积极思考如何发挥流亡者的动能。
下一步国际战线能怎么走?离散港人都明白人权不是万用说帖,得设法深耕在地议题、人脉,在国际政治与利益角力间找到香港的位置。无法靠少数意见领袖单打独斗,亦不适用反送中「无大台」策略,得将各地港人社群串联成更具政治影响力的群体,而疫情封锁会是首当其冲的挑战。
「流亡者面对新环境、新生活,能如何在融入之外还维系香港共同体?」周永康点出离散港人下一阶段的命题。
罗冠聪指出,香港人成为离散社群有政治性因素,与为了经济、未来发展考虑而离开的意涵不同。这社群年纪很轻,如何聚合、建立信任都不是一蹴可几。初步或可透过国际串联声援等project-based(项目导向)深化交流,建立信任基础,否则空有组织没有social fabric(社会肌理)会比没有更坏,但势必会被疫情拖延。英国封城期间难有公开活动,他正准备写英文书,让对香港抗争有印象、但不是太了解的外国读者审视香港情况。
海外港人运动能坚持多久?不乏舆论认为终将走向六四中国流亡者争夺资源、大台,最终溃散的老路。吴叡人认为,六四流亡者泡沫化跟缺乏自主性有关,以他对这批离散港人的认识,应不至重蹈覆辙。短期内,香港海外运动应会以多中心、相互重迭式的网络发展协调机制,并避免相互攻击、冲突。
在国外求学时见过许多流亡运动者的吴叡人,深知这群年轻人将面对极残酷的考验。「1月发生香港大抓捕,有人问我像不像台湾的美丽岛事件,我说像228。美丽岛是民主春天前最后一次大逮捕,228意味寒冬的开始。」离散港人这一去恐得以10几20年为单位,「你得在一个地方安身立命,找工作、建立家庭,接受这一切,同时继续做你要做的。」
吴叡人指出,迈入持久战的国际战线,不可能只靠善心人士或同情者的支持,而是建立全球海外香港人社群,再以这个「海外香港」母体,分出政治、文化、经济团体等功能性组织分进合击。「在这意义上,现阶段的国际战线,也应从名人主导的短期游说,转移到在地生根,长期耕耘,最后把力量转化成组织性、常态性国会游说的形式。」
他举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是一群在美台湾人发起。他们有经济基础、有选票,藉参与地方活动或捐款给政党,在美国国会发挥极大游说力量。各国台湾人同乡会在1970年代组成的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则长期支撑台湾民主运动。2016年成立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TI),是长期赞助台湾民主运动、在美国经商的台湾人黄文局跑遍全美,向殷实人士募集近3,000万美元成立的华府最大台湾智库,在权力中枢为台湾说话。从建构组织到发挥影响力,海外台人历经30年从无到有,香港在海外已有同乡会基础,进程应会更快。
撑港台湾线:现阶段功能是避风港,助「海外香港」文化传播
图说:面对极权,港人仍需以be water的灵活性走这条漫漫长路。(摄影/蔡耀征)台湾能在新阶段的国际战线扮演什么角色?江旻谚认为,「撑港台湾线」的特殊性是既由台湾人主导,又更贴近香港本土。台港共同行动的网络已生成,但台湾运动者能否同理香港本地的抗争处境?台湾人是否足够懂香港?《国安法》下,穿梭台港间的反抗行动如何进行?让台港公民社会协作模式面临重整挑战。他指出,「撑港抗中」是台湾本土公民社会的重要政治目标,在台港人作为行动主体,需找到明确参与位置。台港愈了解彼此,愈能长出切合彼此需求的政策。
吴叡人分析,在中共压力,以及驻港人员形同「人质」情况下,台湾政府对在台港人的政治活动态度保守。台湾现阶段功能是避风港,协助安顿政治敏感性低的港人,在香港民主化进程中,扮演较低调、后勤的角色,知名流亡人士不易以台湾做长期据点。
他表示,经合法管道入境并验证身分的港人,台湾政府已允诺尽力协助,部分有安全危机的抗争者已在2019年夏天合法入境,进入系统安顿,但随疫情爆发、香港封关后以港版《国安法》逐一清算,最需协助的第一线抗争者或异议人士已如笼中鸟。现行援港机制只能帮到非第一线或未曝光、无立即危险,以移民或留学身分入境的港人。
他推测,这批移民现阶段不会有太高调的政治表态,要在取得身分后,才可能有港裔新住民群体展开较积极的援港活动。
不过在「海外香港」的文化传播上,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台湾能占一席之地。现已有林荣基、林夕、黄秋生、香港金像奖新晋导演黄绮琳等文化知识分子移民或移居来台,另不乏港人要在台湾出书,除了促成台港文化交融,还能以此维系海外港人认同,传承香港文化、语言。
细水长流:与极权「斗命长」
《如水》编委会即将着手下一期季刊的筹备,未来不排除以邀稿、约访、纸上辩论、加入文化版、将部分杂志内容中翻英等增添多元性,也盼纳入背景更多元的编委。
吴叡人去年接受《报导者》访谈时曾提到,未来的香港需要知识分子的归队。如今港版《国安法》笼罩,在香港境内发表的论述都恐言贾祸,吴叡人认为《如水》即扮演知识分子创造新论述的角色,只是位置在海外。纵使编委不易接触香港本土,却也因为自由,更需大破大立、提供前瞻思考。
现在抗争者常以广东话「斗命长」自勉,要保重身体,与暴政比拚生命长度。
在美国,周永康偶尔到公园散步,吹着冷风,看看松鼠、植物,尝试放空。英国封城,爱好足球的罗冠聪只好打开游戏「在线踢球」,短暂做回一位普通年轻人。抗争意念再强,行动者终究是人,照顾好自己,才有力气续行这条漫漫长路。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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