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乐尚嘉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是美国（德国犹太移民）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所著。魏特夫从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思想出发，深入研究探讨，得出治水社会理论，探讨了治水社会的方方面面。在1957年写成了本书。
16、17世纪由于商业和工业革命，一些思想敏锐的西方旅行家和学者们在知识学术方面作出了可以和当时伟大的地理开拓相比拟的发现。他们默察近东、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古典经济学家谈到一个特殊的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社会，终于将这种发现概念化了。
东方专制主义要比西方专制主义来得更为全面更为暴虐，东方专制主义表现了极权力量最残酷的形式。
治水文明和雨水文明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为了灌溉和交通目的而保持的巨大治水工程有极深刻的印象，他们注意到，东方各地的政府实际上都是最大的地主。
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地球各地的气候不同，自然而然分成治水或者称灌溉农业，和雨水农业。前者是大陆性气候，中国、中东、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加、阿兹达克等等均是；后者主要是在欧洲，日本也是雨水农业。
治水文明很强大，它往往能影响其周边社会，成为亚治水文明，譬如北亚及经常横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甚至它还能继续辐射影响，构成更次一级更边缘的治水文明。譬如，沙俄（莫斯科大公国）就是受蒙古鞑靼影响，而蒙古鞑靼则是受中国影响。
沙俄的边缘性质的东方文明受西方的影响很大。在1917年春，它的反极权主义势力有过机会完成马克思在1853年设想会在印度发生的那种反亚细亚方式的社会革命。但到1917年秋季，这些反极权主义势力被维护新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击败，是因为他们在暂时悬而未决的历史局面中未能利用民主的潜在力量所致。从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1917年大概是现代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年。
治水社会的特征
水源过少或者过多并不一定导致政府对水利的控制；政府控制水利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实行专制的治国手段。只有在以耗取自然资源为生的经济水平之上，只有在远离雨水农业的强大中心之外，只有在没有达到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水平之下，对水源不足的环境有特殊反应的人类才会朝着特殊的治水生活秩序前进。
治水国家控制劳动力的权力大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这种权力。治水国家用强制手段来征用并控制所需要的劳动力，而封建主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这种强制方法。
徭役劳动是一种强迫劳动，服徭役的劳工比永远服役的奴隶自由一些，徭役劳动的征用只是暂时的。但服徭役的劳工不如领工资的工人来得自由，他并不享有在劳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自由。
治水国家凌驾于社会
治水国家是一个真正的管理者的国家。这个事实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作为水利建设和其它巨型建筑的管理者，治水国家阻止社会中的非政府力量形成势力强大到足以对抗和控制政府机器的独立机构。国家比社会强有力。
而当治水文明——东方专制主义——帝制专制，完成了现代化，成为现代极权主义制度之后，我们亲身感受到，国家足以灭失社会，国家替代了社会，国家替代一切。
当非政府的力量不能有效的约束一个政府的统治时，这个政府就变成专制政府。当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的决定不受政府内部力量的有效约束时，统治者就是独裁者。
当公民可以拿出他们的财产来供养一些公职人员，当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力量能使政府处于服务地位时，用来维持政府的私产中的一部分才能保证只用于确实必要的地方。当比社会强有力的国家（甚至有能力完全取消社会的国家政府）使产业代表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时，那么维持政府的费用往往由政府片面决定，而它所关心的主要是当权人物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有财产是软弱的。在治水社会中，不动产像动产一样，即使土地私有制在数量上超过土地公有制，仍然是软弱的。
权力而不是私产划分阶级
在治水社会中，第一次大规模分裂成上等的有特权者阶级和低贱的无特权者阶级，是同一个异常强大的国家机构的兴起同时发生的。这种国家的控制者和受惠者即统治者构成为一种既不同于又凌驾于广大平民之上的阶级。那些平民虽有人身自由，却并不享有政治特权。国家机构的重要人物是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其余人民是被统治者。
治水社会中的中级官吏甚至低级官吏，犹如最高领导一样，都是权力机构的一部分；在分成适当等级的情况下，他们也享有主要由国家政权的无限制权力所派生出来的一些利益。
以财产区分阶级的社会学认为他们是平民，而不是上层阶级的成员。这种观点忽视了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却往往是官僚阶级在进行活动时所具有的一种特色。哪怕是最低级的国家机构人员也是根据强制力量，即用一种表面上不平等的方式来办事的。他们在政权阶级组织中的地位，为某些低级官吏提供了个人致富的特别机会；这种地位使他们都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身份。作为专制国家的代表者，甚至最低级的官吏也使老百姓猜疑恐惧。
在治水国家的统治阶级内部，在权力阶梯中所占的地位是主要决定因素，财富总是次要因素。在被统治阶级内部，现有资财的种类和数量是社会地位的首要决定因素，而同政府派别的关系和亲疏，在非政治界只起次要作用。在国家取消了代替了社会时，在非统治阶级内部，与权力机构的关系，仍然是起主要因素的。
停滞的亚细亚模式
治水社会不断积累为维持其持续存在所必需的技术和学识。它的官员往往有学问而机智，其农民耕种农作物要比欧洲农奴细心得多，它的工匠以高度熟练的技巧加工他们的工艺材料。这些集团对于各种刺激的因素都会有所反应，但是他们并不要求政治独立，或者要求群众形式的政府。
治水社会是社会停滞的特出例证。除非有外部力量的冲击，否则不会改变其基本结构。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称之谓"亚细亚"。马克思也曾经这么认为。
马克思认为在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国家，"英国……必须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亚细亚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喜欢过份强调主观意志。西方社会在到达或者侵入亚细亚社会时，除了传教士，其他人不一定会想到什么使命。可西方社会一旦冲击到了亚细亚社会，亚细亚社会一定会发生变化，它的永远重复停滞发展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当然，西方社会的冲力不够，譬如英国马尔嘎尼使团碰到的乾隆时代，亚细亚社会没有变化。更有一层，当西方社会冲击亚细亚社会时，被冲击的亚细亚社会肯定会变，然而如何变变向何方，不是西方社会能够掌握的。
马克思在1850年代同意"亚细亚概念"，或者说"亚细亚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资本论》初稿中系统地比较了农业社会的三种主要类型——亚细亚、古典古代、封建主义和现代工业社会的某些制度特征。
马列斯毛一退再退
然而，马克思此后对此一问题理解、分析有所倒退、含糊。按我的理解，马克思太拘泥于阶级划分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标准了，他面对官吏统治阶级可能有所困惑。
列宁1914年之前也承认亚细亚概念，甚至担心过将来俄国革命会陷入亚细亚模式中。或许，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革命、德国革命，列宁一直担心苏维埃俄国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就是心中始终没有挥去的亚细亚概念在作祟。
但是，列宁在有可能获得政权和已经夺得政权时，却在理论上毫不犹豫的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不再认为多元的社会发展，不再提起俄国"半亚细亚生产方式"了。
斯大林本来就没有牢固的"亚细亚"观点，这就使得他鼓吹"封建"观点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正是斯大林完整的阐述了人类社会单线发展的所谓普遍发展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正是斯大林完成了苏俄高度官僚专制的国家制度，其实就是俄国"亚细亚"模式的现代化包装而已。
中共奋斗时期，中国基本上还是亚细亚模式，受到西方现代化冲击还很小。毛泽东可能从来就没有听到也没有想到过什么"亚细亚"概念。中共和毛接受的现代化知识训练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而他们本身固有的思想资源、社会行为能力，还是几千年始终在重复的治水社会文明-亚细亚概念-中国帝制专制统治权术。
中国社会一百年来受西方冲击，几千年周而复始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有识之士百年奋斗而有所改变，但没有哪一方面已经完成了现代化。
没想到，因为没听说过什么"亚细亚"，毛泽东们很有底气的在夺权过程中，运用现代极权主义率先完成了帝制专制现代化，并且把现代极权主义推向顶峰。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停滞，从又回到"亚细亚"重复循环的模式里去了。只是更加精致严酷。
现代极权主义续了治水社会、亚细亚模式的命。
自由民主对人类发展偶然的？必然的？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对治水文明作了方方面面的分析研究，很有说服力。雨水农业地区的确更易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更易产生自由民主宪政，或者说更能适应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自由民主宪政。
我想说的是，我们换个角度看历史。
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猴子、猩猩类社会都是专制社会，人类的本能也是头人专制社会。民主的法则可能是偶然诞生的。
人类在渡海谋生时，这个海不能太近，因为近了没有那么多艰难困苦；不能太远，太远根本去不了。那时，渡海之人均是身强力壮，不存在明显的强弱，而平等商量，既符合各渡海人的目的诉求，又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更重要的这几乎是这些人能够共同合作行事的唯一可行办法。
于是民主协商最初的原则在地中海沿岸南欧的希腊诞生了，几转反复，民主自由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诞生了。发扬光大，最后扩展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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