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是拜占庭式的共产党，中共是秦始皇式的共产党
"大国崛起"的中国，几乎垄断所有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其拍摄的电视剧也让其他国家叹为观止。新出笼的《大秦赋》动用空前庞大的资金、人力，也获得以千万计的收视率。其主创人员用煽情的语言炫耀说："演员也好，幕后制作人员也罢，把生命中的一段路奉献给大秦，陪着嬴政受难、归秦、即位、收复王权、果断东出、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大秦终章，展现的不是事件流水账，而是带着观众俯瞰历史长河中这段尘封千年的历史脉络，是潜入水中找寻河底那些耀眼夺目的宝石，你看，这一颗上刻着'家'，那一块上刻着'国'，还有无数碎石子在光影斑驳下也发出一点点光辉，那折射出来的光，好像一个个'人'。"
《大秦赋》是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和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天下帝国主义美学的又一个顶峰——永远是巨大得将人反衬成微不足道的蚂蚁的宫殿，永远是一望无垠如同秦兵马俑一般的军队方阵，永远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残酷战争画面。喜欢看此类历史"正剧"的，偏偏大都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们不会将感情投射到无名士兵身上，而瞩目于秦始皇一人。他们对勾心斗角、步步惊心的宫廷政治烂熟于胸，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王权五体投地。
《大秦赋》是在习近平修宪成为终身国家元首之后的"新编历史剧"，它颠覆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接受的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观念，回到"不为苍生说人话，只为帝王唱颂歌"的"吃人"的历史传统中。有网络评论人指出，《大秦赋》是最近一些年流行的一种"神操作"的样板戏："韭菜为镰刀大唱赞歌，愚民为圣主疯狂点赞。"《大秦赋》为秦始皇的暴政翻盘，"不是蠢，不是缺乏历史常识，而是一种聪明、一种投机、甚至是一种政治算计，一种让别人承担后果自己获得投机利益的恶"。
《大秦赋》将秦始皇描述成英明神武、大公无私的"千古一帝"，将秦对山东六国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一场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解放战争"和"祖国统一之战"。其弦外之音是：习近平就是秦始皇的"转世灵童"，其开拓疆土的丰功伟业超过了秦始皇，若习近平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台湾人必须恭敬地下跪迎接"王师"。
即便在帝制时代，对秦始皇的反思与批判亦汗牛充栋。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一文中指责秦始皇的暴政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如今，中国的电视剧导演，连两千年前儒生的见识都不如。
《大秦赋》的问世，再一次证明中共本质为何：如果说苏共是拜占庭式的共产党，那么中共就是秦始皇式的共产党，它们身上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远不如东方专制主义色彩强烈。对于苏俄的本质，美国战略家、"冷战之父"乔治·肯楠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提醒西方人必须明白，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人同沙皇一样具有扩张性，西方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将苏联视为未来的敌人。在一九四五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肯楠写道："回到伟大沙皇阿列克谢满意的西部边界，有可能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威胁地复兴十七世纪的俄国政治传统，即不受限制的、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思想的拜占庭学派；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孤芳自赏；甚至对'第三罗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二十年短暂的时间里，这个苏维埃国家深刻理解了过去两百年间沙皇统治历史的内涵。"与之相似，正如苏联共产党人占据沙皇的克里姆林宫，中国共产党人也占据明清两代皇帝的中南海，他们对办公和居住地的选择表明，他们表面上是马列主义者，骨子里是天下帝国主义者。
希特勒、毛泽东和习近平：独裁者都是一个模子浇筑出来的
在红朝，歌颂秦始皇，并非始于习近平，而是始于毛泽东。毛泽东评价秦始皇说："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一九五零年代，毛泽东针对党外人士对共产党镇压"反革命"不理解响应说："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还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说："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专门写了一首诗反驳郭沫若对秦始皇的批评，这首名为《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颇能代表其晚年的想法："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一生很少佩服别人，却偏偏推崇秦始皇，因为秦始皇是他的一面镜子。
晚清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谭嗣同是从反面陈述这一事实，意思是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君主独裁制度；毛泽东则从正面肯定这一事实，他本人要延续秦始皇的统治方式。
秦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要害所在。政治学者王飞凌在《中华秩序》一书中指出，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华秩序是人为设计和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立有赖于优势武力的持续使用、注重计谋和权术和诡计，以及各种侥幸的机会。它也和中华世界特定的生态地理、人口变化和技术状况相关。王飞凌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颇有代表性的极权政体。而建立了中华秩序的秦帝国，也符合极权主义政体的定义。它的统治者是一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世袭专制暴君，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建立终极权威，试图直接控制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里的任何人与任何事。所以，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才有的狂热激进现象，也不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中华世界里，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然出现"早熟的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帝国"。
毛泽东既以秦始皇为师，也以希特勒为师；习近平则同时以秦始皇、希特勒和毛泽东为师，更能集三者之大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场，毛朝未能"二世"，却"隔代遗传"到其"精神之子"习近平身上。
《大秦赋》所展示的法西斯美学，俨然是从希特勒御用导演里芬斯塔尔为纳粹纽伦堡党代会拍摄的电影《意志的胜利》中脱胎而来——这里的"意志"不仅指德意志民族的意志，更指希特勒本人的意志。英国历史学家埃文斯评论说，这部电影让人震撼之处在于它那宏伟的艺术风格和呈现出的纪律严明、动作整齐划一的人群。在影片的镜头中，满是一排排列队前进的冲锋队员和黑衣铁盔的党卫队成员，这使观众深信德国人民训练有素和军事化组织模式的至高无上，让德国和整个世界相信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的力量和决心。与之相比，从《英雄》到《大秦赋》的中国式法西斯美学，浸染了西北黄土地的泥土气息，有一种"秋菊"和"大红灯笼"的味道，这也是同样来自于西北高原的习近平身上的味道。
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才是《大秦赋》的总编辑、总导演，《大秦赋》乃是习近平的一部充满隐喻的自传：他与嬴政都是经过困厄的童年和九死一生的"攻略"才荣登大宝，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老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独裁者则是用同一个模子锻造出来的。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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