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母亲讲述高陶事件

 作者：沈宁/美国 （來源：微信公號/往事如雨）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母亲这里那里讲几句她年轻时候的事情。她忽然会讲在西南联大读书，又讲在中央大学读书。她忽然会讲安南的法国人多么凶，又讲上海的巡捕红头阿三多么蠢。她忽然会讲山东潍县的高庄馒头把子肉多好吃，又讲去香港的轮船上西餐多可口。她忽然会讲汪精卫讲话的神情如何优雅，又讲杜月笙待人怎样和气。不过我家的前辈和亲朋戚友，经常都会要讲老年间的各种典故，母亲的故事虽然好听，但也没什么稀奇，所以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刨根问底。

 图1.母亲抱着幼年作者

直到初中，不管我多么努力，始终不能加入共青团，心里很不舒服，找老师讨公道，才晓得是因为我对组织不忠诚，不主动交代家族前辈的反革命历史。回家追问母亲，才终于知道，我的外公陶希圣，是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高官，人在台湾。那之后，我就产生了追寻外公的念头，但是那些年里，天天看到母亲愁容不展，便也不敢多问，怕引起母亲更多的伤感。我只有独自一人，默默回想从小到大，听母亲讲过的点点滴滴。

图2.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

文革期间，母亲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和迫害，悲愤欲绝，生怕我们子女堕入数典忘祖的深渊，开始系统讲述她的一生，以及她的家族历史。正是在那些血雨腥风的年代之中，我却清楚地了解，我的外公和母亲一家，他们半个世纪经历的风风雨雨，勾画着一副多么浩瀚悲壮的历史图卷，让我长久震撼，深感自豪。

    母亲给我讲的故事，从她出生之前开始，件件动人心弦，都值得大书特书。而其中最惊心动魄，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段往事，无疑是抗战时期著名的高陶事件。这一事件所指的陶，就是我的外公陶希圣。而我的母亲，正当十八岁豆蔻年华，在这一事件中，也曾担任过一个不轻的角色，经历过非常的生死搏斗，所幸终得贵人相助而获残存。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对中原地区进攻，中国人民开始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因为之前十年内战，消耗甚重，未得喘息，不及准备，军火短缺，存粮稀少，兵员有限，训练不足，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日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华北华东各地。国民政府失上海，丢南京，弃武汉，退四川，建立陪都重庆。

    或战或和，战如何战，和如何和？是当时所有中国人日夜萦绕的问题，尤其是文化人，思想者，国家的领袖们。

    图3.1936年外公一家在北京天坛合影 左二为作者的母亲

    

    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从华北直下华中，蒋介石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堤坝，民众尸横遍野，继而又火烧长沙城，百姓生灵涂炭。当时一大批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包括汪精卫，胡适，和我的外公等，对中国抗战的前景悲观。外公曾对母亲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师，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一年二十七亿，收入不到两亿。壮丁补充大大不足。这样一个局面下，当然应该考虑保存中华的办法。我们主张从旁打开中国与日本谈判的道路，便经常聚会讨论，主张开展对日和谈，再劝重庆政府做和议。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再不问政事。母亲说，这批人士，史称低调俱乐部。

    战争之初，日本军阀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在中国军民顽强抵抗之下，仅淞沪一战就打了三个多月，日本速战速决的梦想彻底破产。于是日本政府改变策略，采取诱和攻势。日本首相近卫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两次发表声明，对中国试探和谈可能。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多次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接触，安排司长高宗武及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等密赴东京，与日本诸高级官员会晤，努力铺平日汪会谈的道路。

    这情况下，汪精卫及夫人陈璧君在重庆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和我外公等，会商多次。最后这批人决定脱离重庆政府，先独自开展对日谈判，取得成果之后，再设法说服蒋介石。他们先分头飞到昆明，会合之后，同机飞到安南的河内，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

   

    图4.周佛海

    

      图5.梅思平

    

    图6.陈公博

    

    蒋介石发现汪精卫带着一批人出走，非常焦急。戴笠领导的军统，立刻派遣特务，到安南行刺。结果计划有失，误杀了汪精卫的秘书，而未能伤及汪精卫。如此一来，汪精卫自知再无退路，遂即在安南发表对日和谈公告，史称“艳电”。然后他率领众人，经香港到上海，开展对日和谈，彻底与重庆政府决裂。

    但是我的外公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一直滞留香港观望，没有立刻跟随汪精卫到上海。汪精卫数次召唤不得，专门派了夫人陈璧君到香港，面请外公。实在被逼无奈，外公只好决定赴沪。行前，外公跟母亲有过几次长谈。因为是在那么一种生死时刻，母亲对外公的谈话记忆非常深刻，对我复述过多次。

母亲告诉我，外公当时说：我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军校做教官起，汪先生一直很看重我。他要我去上海，已经招呼了八九个月，从成都，到重庆，到河内，到香港，我实在不能不答应。这种时刻，汪先生特别需要有人帮助。朋友情谊为重，我不好看他孤自一人挣扎，狠心不去帮他一把。

    外公又以历史故事讲解：春秋时代，楚国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申包胥。他们二人是好朋友，但他们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对申包胥说：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发誓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现在我到上海去，为什么呢？周佛海梅思平两先生本来跟我是好朋友，现在周梅两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到南京去，建立新政府。我呢，立志要去阻止汪先生这样做，不能分裂政府。我留在香港没有用，劝不动汪先生，一定要亲自到上海去，才可以做事。我要去告诉汪先生，划清主和与投敌的界限，把和平运动与分裂政府两件不同的事分开。

    外公还对母亲说：我既决定要去上海，就必须快，赶在汪先生决定到南京组织新政府之前，去阻止他。如果去晚了，汪先生去了南京，公开宣布组织新政府，那就迟了。我们的和平运动就完了，汪先生就完了，我也就完了。那时我跟着汪先生，只有死。不跟着汪先生，也只有死。我今天告诉你，我不会去参加新政府，更不会跟着新政府给日本人做事。所以一旦汪先生决定要组织新政府，那就是我的性命完结的时候。你们如果听到消息，说汪先生到南京组织新政府，就晓得爸爸必定已经死了。

    外公又说：日本人生性狭隘、善变、冷酷、不择手段、不得不屈伏时，必至不顾颜面。他们居然因为意见不和，五年之内，两度杀死自己的内阁首相大臣。他们要杀死中国人，杀死汪先生，杀死陶希圣，杀死任何一个中国人，还不就像杀死几只蚂蚁一般。外公继而叹道：过去几十年，本着祖传的家教，研究了十几年政治法律和历史，从不曾做过对不起人的事。现在我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这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不成功一定要丢性命，就是成功，也可能要丢性命。我早已告诉过你们，我的生命安全绝无保障。今天我活着，也许明天我就死了。上午我和你们在一起，下午或者就会遗弃下你们。这一次走，尤其可悲。以后我身边的危险会更多些，更密些。你们是晓得我的，我留下一本日记，等我不幸死后，你们再慢慢地看吧。

    图7.作者听外公讲故事

    

    随后外公把家眷留在香港，独自一人，搭乘邮轮，从香港到上海，补为汪方谈判人员，参加与日本人的和平会谈，那时己将近年底了。汪精卫与日本人的正式谈判，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即已开始，会议地点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犬养健、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等。汪方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后补入外公，汪精卫本人并不出席日常谈判。在那些谈判会议上，日方分发《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条讨论。由于草案条款广泛苛刻，远不同于以前双方协议与近卫声明的宗旨，汪方代表颇感意外和惊愕，在自己的讨论会议中，屡次发生争论，外公补入之后，几乎每次会议都对日方条件提出激烈批评。

    短短十天，汪日双方在六三花园开会七次，并有多次会外私下商谈，日方毫不让步，以为吃定汪方，不论同意与否，汪方只能接受所有条件。后来谈判地点改到沪西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仍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软硬兼施，胁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条款，并要求在年底签约。此期间，外公数次提出，因为身体不适，请求退出谈判，都为汪精卫婉言劝止，无奈之际，只得继续敷衍。

    谈判期间，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原来住在虹口。虹口是日本军区，到处日军，警备森严。外公抵沪后，最初也住在虹口，两三日后便与汪周梅等一起，搬到沪西愚园路。上海人当时称沪西为歹土，因为这个地方原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区域，属三不管之地，眼下则全部由日本宪兵戒备，公共租界巡捕并不能来此执行警务，算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愚园路1136弄楼房不多，都很讲究，其中之一为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私邸。巷内左侧是汪公馆，右侧是陈公博公馆。弄底三栋，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公。弄堂口是日本宪兵队办公室，一方面保护汪方谈判要员，一方面便于监视他们的行动。

    在愚园路的那些日子，因为单身独居，外公每天早上到汪公馆用餐。日方把他们的纲要交给汪方那天，早餐完毕，汪夫人陈璧君留外公谈话，要外公把纲要一条一条详细解释给她听。次日早餐，陈璧君告诉外公，她把外公的解释，转告了汪先生，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她说，她一面讲，汪先生一面流泪。汪先生听完之后说，日本如果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这文件说不上是卖国契，中国是我卖不了的。我签了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而已。他们夫妇因此商量，要搬出愚园路，到法租界福屡理路去住，然后发表一个声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动，立刻转往法国。

    图8.汪精卫和陈壁君

    

    这个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影佐祯昭立刻到愚园路来见汪先生。汪先生直接讲明自己的想法，据后来汪先生复述，汪先生当时说一句，影佐在本子上记一句，记到最后，影佐两行眼泪滴落在本子上。待汪先生讲完，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然后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公，请求其出面干涉。那一天，法租界真的出动二百名巡捕，准备保护汪先生迁居。但汪先生没有搬家，而是继续留在愚园路。他召集所有代表们开会，说明他与影佐的那次谈话，还专门提到影佐流泪。他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外公不以为然，告诉汪先生：影佐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但是汪先生相信了日本人的欺骗，于是外公便晓得，大势已去。

    外公后来对母亲讲，他在愚园路亲眼见到，汪日之间除《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外，还有《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那些文件的条件非常苛刻，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国地域，从黑龙江直到海南岛。日本所要掠夺的中国物资，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都要让日本持有或控制，日本军阀是要吞并中国，灭亡中国，中日之间断无和平可言。

    自六三花园至愚园路，在与影佐机关谈判之中，外公还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还不仅仅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内蒙、新疆、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或决定于日军控制中国的方式与压迫剥削的程度，更在于日本要与苏俄一起，图谋彻底瓜分中国。日本所预计之中国国土划分，以潼关为西面界线，亦即以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为饵，钓取北海之巨鲸苏俄，二分东方世界。外公对此一巨大罪恶阴谋，实在忍无可忍，生出逃出上海，脱离汪集团的想法。

    高宗武先生本来是国民政府的一颗外交新星，从一开始他就和周佛海一起，把汪先生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但从跟随汪先生到上海后，在对于到南京建立新政权的问题，高先生与周佛海发生激烈的矛盾。高先生的理想方案，由于形势，无法实现。于是汪方其他人在决定重要政策的时候，就逐渐疏远了他。高先生因此也就对和平运动丧失了热情，有了退出汪集团的念头。

    外公有了逃脱的想法之后，先秘密派遣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鞠清远，到香港找到外婆和母亲，通报外公在上海的境况。鞠清远交给外婆一封外公写的亲笔信：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做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誉地位，是我自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让它们埋没在污泥中，自寻毁灭？鞠清远又告诉外婆说：七十六号已经开始对老师严密监视，老师恐怕有危险。

    所谓的七十六号机关，是因为当时驻沪日军特务机关，设在极斯非尔路七十六号，故而代指。这里原是陈调元将军的宅子，院落广阔，除日本特务机关以外，院后一栋小楼，还驻扎日本宪兵队。另外左右两邻楼房，则由丁默村、李士群的一百多名日伪武装特务居住，逮捕抗日志士，严刑拷打，无恶不做，是个魔窟。

    图9.极思菲尔路七十六号

    

    读了外公的信，听了鞠清远的报告，外婆当即决定，立刻带了全家老小，到上海去。她说：只有我们全家人都到上海住下来，汪精卫周佛海才不会怀疑，我们才能解救他离开愚园路，搬回自己家里来住，那样我们才有时间，一起想逃出上海的办法。再说我们全家都在上海住好，日本特务机关才可能放松监视，他才有脱走的可能。

    鞠清远接受了外婆的决定，回到上海向外公报告，然后又赶回香港，带来外公的回音：你们欲来沪，极为安慰欢忻。我月底以后，个人生活恐有大变动，然此变动全合乎你们之心意，故你们之来，不但可坚定我心，且可从中帮忙。外公的信极短，字迹很草，显是在匆忙中急就。

    三日之后，母亲和舅舅们在学校告了假，外婆便带领全家，离开香港，到达上海。外婆立刻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所房子，电话打过去，外公马上提请汪精卫许可，当日离开愚园路，搬来环龙路跟家人团聚。

    搬来之后几天，外公对外婆和母亲讲过很多事情，比如他说：七十六号的二头目李士群，杀人放火，心狠手辣，无恶不做，外号叫狠客。他跟梅思平不合，总想把梅先生挤开。有一次大家开会，李士群当汪先生面，报告一件事办糟了，讲了半天。这事是梅先生主办的，可他没有提梅先生的名，当面指控，又不提名，手段够狠。汪先生听完，问梅先生：你看这事怎么办？若是旁人，大概早慌了手脚，怎样说都不好。梅先生若无其事，答一句：请先生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是汪先生一次演讲中，自以为最得意的警句。汪先生听了，连连点头，事情就过去了。后来连李士群都摇头，说：梅思平果然厉害，我说了十句八句，敌不过他一句。又有一天，汪精卫在七十六号二楼休息室商讨几份名单，李士群带了四五个部下，都持了枪，走进房间，要求在中央委员里增加特工人员，好像不答应，他们就要当场开枪毙人。所有在场的人见了，无不面容改色，相顾无言。

    图10.李士群

    

    外公又说：外公发现对汪先生很难讲话，知道自己无力做任何劝说，无法改正汪先生的行事方向。他现在是身陷敌营，想劝汪精卫停止与日方交涉，做不到了。他想过死，但又不甘愿就此一死了之。外公感叹道：我原以为前途尚有一丝曙光，断不致竟落于奸人之手，所以心存生机，只要良心自问可以无愧，不必强求旁人谅解，终必为人所谅解，一天阴云或可由此而散开。

    将近年底，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月明星稀，大地上人们庆贺耶稣圣诞的狂欢还正浓厚。外公没有按往日的时间，回家来吃晚饭，也没有打电话回家说明。全家人一直等到七点半，厨子佣人都下工回了家。三舅饿得叫喊，外婆把饭菜热热，让母亲和舅舅们先吃。天暗之后，外公回家了，非常的沮丧和绝望。他告诉外婆和母亲：汪先生宣布，谈判已告结束，日方条件全部接受，三十日双方签字。

    外公说：他们要我们白纸签上黑字，借中国人的手葬送自己的江山，此事断不可为，他决计不能在那些文件上签字。而他若不肯签字，就立刻死在此地。七十六号已经计划好，杀了他，再开追悼会。外婆说：如果你在文件上签字，我现在就把你打死。我们总会有办法，我把我的性命来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家都死在这里，那字万万签不得。外公说：可是我哪里有自主与自由行动的余地。我自行脱离重庆，背叛政府，至香港不肯来上海，既来了上海又不愿参加谈判，既参加谈判又拒绝签字，凡此皆属徒然。外婆说：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生病，不到愚园路去。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高宗武先生来到外公家，两人关了门密谈片刻。后来外公告诉母亲，他对高先生说：我听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先生听了，说：我们走了吧！外公说：这事很机密。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靠得住，能帮忙接应。高先生说：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外公说：我想最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我跟他有过一面之交，估计他不会不伸援手。高先生说：杜先生也在香港，我去办。外公说：小心，小心。然后高先生茶也不喝一口，匆匆告辞而去。

图11.1976年外公与高宗武美国重逢

据高宗武后来的回忆录里所记录，外公与高先生最后约定一起出走，还是母亲带了外公的密信，独自一人，勇敢机智，摆脱日汪特务的跟踪，跑到高先生家，交给高先生的。高先生接到外公的信，才开始与香港联络，请求杜先生协助，安排逃出上海的行动。

图12.高宗武

中国人对杜月笙的名字并不陌生，小学生就会被反复告知，蒋介石从政之前，是个小流氓，参加上海青帮，帮主杜月笙是个大流氓，是蒋介石的老头子。学校里老师那么说，书里那么说，报上那么说，大家都那么说，也都那么信。可不管社会上怎么说，我在家里尊称他为杜先生，不得直呼其名。母亲反复告诉我，杜先生对我家有恩，特别对她自己个人，更有救命之恩。

图13.杜月笙

      

      据外公的计划，当时中国还有些一人，仍对日本人抱有幻想，就如外公过去一样，而且国际上也还有不少人以为，日本并没有完全灭亡中国的意图。如果高宗武和外公两人，把日汪密约公布于世，天下人便都会看清日本的狼子野心。那么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就会更坚强，国际上也就会更加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努力。这么做，高陶二人对国人敲响警钟，唤起警觉，也算是悬崖峭壁，将功补过，只不知那样够不够抵销他们脱离重庆政府之罪。但当时情势之下，外公也顾不得日后被重庆政府如何处置，他只想逃出上海，不在日汪密约上签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开始，外公称病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再不去愚园路开会。汪精卫不放心，派了两个医生，到外公家里来检查。或许由于外公很多时间忧患深重，不思食寝，身体果然有恙，医生开了处方，这才消除了七十六号的怀疑。这样过了三天，十二月三十日，汪方与日方签署密约，外公没有到场，没有在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阳历一月一日元旦，外公到愚园路去，抱病拜年。他坐七十六号派的车，两边车外各站一个李士群派的保镳，一手扶门，一手提抢，杀气腾腾，哪里有过年的喜庆样子。外公吃过早饭走的，大概十点多钟，在愚园路一直磨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回到家，告诉外婆和母亲：他到汪府，进门才坐下，陈璧君就要他马上补签密约。外公说：我是抱病拜年而已，这几日头痛得很，连笔也拿不住，最好现在不看文件，不谈公务。陈璧君不肯答应，非逼外公签字不可。幸亏那时汪先生走下楼来，听到了便说，此刻不必勉强，过几日等病好了再补不妨。这样算是救了外公，否则他只有当场自尽了结。

    外公说：汪先生看我面色苍白，病似不轻，问长问短，甚是关怀。几年前在武汉，我们办艺文研究所，汪先生住中央银行二楼，我几乎每天去见他。汪先生对我们极为支持。有一次他忽然动身去长沙，发表几次演讲，又突然回到武汉。他当时的一首诗，传诵一时，你们也都记得，其中一句：叶落又归根，没有人晓得是什么用意。原来是汪夫人陈璧君要他去广州，转香港，到日本去讲和。他到了长沙，中途折回，不肯南下。那一夜他请我吃饭，对我说：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结局。那时汪先生没有违背蒋委员长，另主和议的意向。香港一位姓褚的太太来找汪先生，要他主和。他对褚太太说，要我放弃抗战，独自主和，是不可能的，又表示要把此事报告蒋委员长。后来有人从日本回国，请周佛海转一份报告给汪先生，表示日本方面要请汪先生出面主和。当时汪先生大吃一惊，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谁知他现在竟然要重组政府，做日本人的傀儡。

外公说到这里，万分痛心。可是现在这种局面，外公是死也不会在那密约上签字。他说，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企图，汪先生也不可私为秘密，以求自己一时成功。如果他们成功了，就是中国的失败。我既已了解日本野心，必须警示国人。为了中华民族和子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和生存，对汪先生的道义责任当然不复存在。不过我私心里，还是觉得很对不起汪先生，他对我一直很敬重。

    次日愚园路通知，元月五日全体开会。外公尚未收到杜先生回复，不知该怎么办。一九四０年元旦前后那几天，外公和一家人，在生死线上徘徊，焦急地等待香港通知。

    同一时间，杜月笙先生也正在紧张的策划和安排之中。那不是一场儿戏，从日军占领的上海偷渡出海，而且是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个汪方高层人物，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先不说如何出走的行动，就连事先的保密都很难周全。

    元月三日，外公终于接获通知，立刻到南京路华懋饭店。外公借口看朋友，叫日汪派来监视他的车夫开车，连手提箱也没有提一个，两手空空，带了母亲做掩护，乘车到华懋饭店。当时的华懋饭店，九层楼房，有个高高的尖顶，很是气派。里里外外很多人，都是西装革履，昂头挺胸。外公下了车，带了母亲，从前门走进去，穿过大厅，走出后门，奔到马路边，坐进街边一部计程车，一口气开到十六铺码头。

    码头上有杜月笙安排好的人员接应，二话不说，将外公领入船舱，让母亲等在码头上。不多时，轮船起锚，外公总算安全逃离上海，母亲方才流着眼泪，独自回家。外婆接到外公从轮船上发回家的电报，知道外公已经安全出了公海，便将外公留给汪精卫的信交上去。汪精卫知道外公潜逃之后，惊慌失措，立刻命七十六号加紧对外婆一家的看管。

    外公已经逃离，现在要看外婆和母亲一家如何设法离开上海了。首先是买船票，连续两天，母亲跟了外婆一起出门，掩护外婆，摆脱七十六号特务跟踪，到十六铺码头，买好船票。

    次日接到消息，高宗武的家人亲戚都被捉起来了。全家人惊慌之中，七十六号派了人来，命令外婆立刻收拾东西，搬到愚园路去。进了愚园路，在七十六号眼皮底下，就没办法可想了。外婆急中生智，给汪公馆打电话，要求面见陈璧君，得到许可之后，带了母亲，赶到愚园路汪公馆。

    那是母亲第一次去愚园路，所以记得清清楚楚，详细讲给我听过。他们母女到达之后，见到汪精卫和陈璧君。外婆用了很多办法，好说歹说，终于说服汪精卫，同意派她到香港去把外公找回上海。可是陈璧君只允许外婆带两个年幼的舅舅们一起走，我的母亲和两个年纪稍长的舅舅，必须留在上海等待，实际上就是扣留为人质。母亲当然不愿意，可是当着汪精卫陈璧君，她不能发作。回家之后，外婆安慰母亲说：我们一到香港，就会立刻安排解救你们三个，你们耐心等待，不要贸然行事。

    第二天一早，愚园路派了两辆汽车来，送外婆一家到十六铺码头。天气阴沉沉的，严冬的寒风扎脸刺骨。外婆领着四舅五舅，走上船去，母亲站在码头上，放声大哭，大舅三舅，站在母亲两边，都低着头，不去张望，咬着牙，忍住眼泪。生离乎？死别乎？无从逆料，悲伤莫名。那年母亲十八岁，大舅十四岁，三舅九岁。

    等待总是炎热的。虽是阳历一月，阴天冷风，母亲和两个舅舅，整日焦燥不安，心如火燎，每到夜深人静，他们便把几台收音机同时打开，各机调到不同频道，同时监听所有新闻。舅舅们期盼能听到有关外公在香港的消息，而母亲则盼望不要听到有关外公的消息。如果外公在香港公开露个面，说句话，批评汪先生，那就糟了。汪精卫陈璧君便一定饶不过他，那么他们三姊弟在上海，必死无疑。

    再说回去，外公与高宗武先生安全抵达香港后，高先生一月七日给重庆蒋委员长去一信：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一月十五日，外公从香港写信给驻美大使胡适：希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日中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希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去之海外，为人所忘以死矣。作战以来，死者累累，此身何必偷生？

    外婆逃到香港，外公获知三子女被扣留上海，便决定暂时不将日汪密约公布，同时再次请求杜月笙先生帮忙，救出三个儿女。杜先生认为事情严重，马上专程飞往重庆，向蒋委员长报告。蒋先生听后，拜托杜先生，尽力将我的母亲姐弟三人救出，然后公布日汪密约。杜先生从重庆赶回香港，途中遇日本空军阻截，用机枪猛烈扫射，紧紧追赶。幸亏中华航空机师沉着镇静，技术高明，把飞机一路升高，最后甩掉日机。当时飞机设备简陋，飞至八千尺，空气稀薄，供氧不足，杜先生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机师打电话给香港机场，准备医生担架。杜先生下飞机，被担架抬回家，经医生急救，才喘过气来，躺在床上，着手安排援救母亲三人的计划。

    外婆走后第五天，汪公馆派人送来口信：外婆已有电报发到愚园路，他们母子三人安抵香港，见到外公，外公已同意尽快回上海。汪精卫放了心，到山东去开会。

    缓兵之后，杜先生指示留在上海领导地下抗战活动的门人万墨林先生，直接安排和主持解救陶先生三子女。万先生接受任务之后，亲自乘车在母亲所居住的环龙路附近勘察了几天，然后细密地制定了援救母亲姐弟三人，偷渡出上海的计划。

    图13.万墨林

    

   万先生从内线打探清楚，汪精卫到青岛去开会，愚园路大大小小也都懒散起来，正是展开行动的好时机。于是万先生派几辆推土车到环龙路，开工修马路，整日轰鸣。按照万先生指示，那天晚饭，三舅发脾气，说外面推土机通夜吵，没法子睡觉，头疼得要命。大舅也跟着抱怨，提出到别处去睡觉。母亲作为姐姐，便向七十六号特务们要求，把两个舅舅送到表姨母家去睡一夜，那表姨母在沪西，有一座煤球厂。

    七十六号的特务，自己也烦门外推土机吵闹，便向机关报告两个舅舅的要求，获得同意，当夜开车，将大舅和三舅送到沪西表姨母家。讲好第二天早上，由表姨母送两个舅舅去上学，下午则还由家里的司机到学校，接两个舅舅回家。母亲送两个舅舅走后，当晚仍然在自己家里住，以免引起疑心。

    第二天，一九四０年一月十八日，母亲早上起床，跟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坐了家里的汽车，由七十六号派的司机，开到学校。她从学校正门走进去，穿过学校大厅，从后门走出去，奔到后面的霞飞路。一部黑色的小汽车，在路上等着，见母亲从学校走出，便发动起来。母亲一到，车门打开，让母亲钻进去。车门一关，立即飞跑。

    万先生坐在前面，一路跟母亲说笑，好像很轻松。母亲坐在后排，紧张得要命。她身边左右两个保镖，手提短枪，警戒车窗。母亲晓得，那是万先生手下最优秀的两名枪手，遇有危难，绝对不计个人生死，而要保卫母亲的安全，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开过一次口。看起来，他们的行动很保密，七十六号没有察觉，马路上没有一部车子跟随。

车子开到杜美路，街两边人多起来，三三两两，分了几批，走的走，坐的坐，看见车子过来，都站起，想来那是万先生布置的枪手。万先生的计划，如果后面有七十六号的车子追赶，他自己便与车内两名枪手且战且走，到杜美路上，这里埋伏的枪手们就会发动阻击，掩护母亲所乘的汽车脱险。

    万先生本来在杜美路上的杜公馆派了两部车子接应，如遇枪战发生，他就带领母亲换车，继续冲出七十六号包围。但因为一路安静，他们也就不必换车，打个掉头，转而驶往沪西，母亲晓得，他们是去接两个舅舅，心里很高兴。车子一秒不停，急驶到表姨母的煤球厂。

    根据万先生的安排，今天一早，表姨母将两个舅舅送到煤球厂，说是另有同学家里的车子，会接两个舅舅到学校去。实际上，接两个舅舅的车子，是万先生安排的。在煤球厂门口，万先生也埋伏了若干枪手，都是煤球厂工人打扮。看见车子来到，挥手让车子进门，然后站在门口警戒。如果七十六号追兵仍然跟着的话，这里埋伏的弟兄就会开战，堵截追兵。煤球厂终日烟雾腾腾，咫尺不辩面目，正好作战。

    母亲乘坐的汽车，从煤球厂前门进，换上在那里接应的另外一部车子，还是万先生坐前门，后排座位上，两个保镖分坐母亲身边，车子又从后门开出。这时候前面两部汽车也开动起来，那是大舅和三舅分坐的车。万先生的计划，母亲和两个舅舅，每人坐一部车，分头开去十六铺码头。如果一路没有闪失，自然最好，三个一起走。如果七十六号追兵不止，一路枪战，那时候只有逃出一个算一个，他绝不能让陶先生的三个男女公子全部牺牲在乱枪之下。

    总算万先生计划周全，行动机密，一路无事，三部车子，无声无息，到了十六铺码头。那里也有若干弟兄，散布周围，实行保卫。母亲三个要上的，是一艘意大利邮轮康悌威尔第号，船票早买好了。按照万先生的安排，他们不走码头舷板上船，而是由船上万先生的人，开三个舢板，一人一条，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到船边，爬绳梯，从舷窗进船。

    临别，万先生对母亲讲：托天之幸，一路平安无事。三条舢板，前前后后，绕过大船，驶到船靠外海一侧。远远的十六铺码头上，可以看见许多日本兵在入口处检查上船客人。母亲到大船边时，三舅已经在空中，沿绳梯向船上爬了一半。第二条舢板上，大舅正往绳梯上攀。绳梯不是从甲板上放下来，而是从一个圆形舱孔中放下。三舅到了舱口，孔里有人伸出两只手，把他拖进去。大舅已在半空，母亲等不及，急忙往绳梯上爬，把那绳梯摇动起来，半空中的大舅本来紧张万分，绳梯这一摇，吓得他险些松手落水。

    按照万先生的安排，母亲三人上船之后，不许相互说话，装做不认识，各在自己铺位上，等候开船，不许乱动。以防船上有人认出，将他们姐弟三人一网打尽，坏了大事。大舅和三舅住同一舱房，但在两头，可望见不可讲话。忽然间，大舅因为过度紧张，一腿抽筋，两手抱住，满铺乱滚，不敢出声。三舅在自己铺上看见，心里焦急，却不敢去问。这样闹了好一阵，才安稳下来。此事母亲不知道，她另住一间舱房，否则她一定忍不住要去照顾大舅。直到下午，邮船启动，出了公海，母亲姐弟三人，才终于可以自由行动，聚到一处，抱头痛哭，然后饱吃一顿美味的西餐。母亲说，那顿饭，他们还喝了几口葡萄酒，算是庆祝。

    靠了杜先生策划，万先生指挥，我的母亲和两个舅舅，终于逃脱日汪魔掌，离开上海，到达香港，与外公和外婆团聚。母亲说，杜先生和万先生对我家的救命之恩，我们世世代代不能忘记。

    第二天，一九四０年一月廿二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出全部日汪密约，四行黑体巨字大标题：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图15.1940年1月20日 香港《大公报》刊出全部日汪密约

    

    外公和高宗武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公布日汪密约全部文件，向世界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立刻宣布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拨出巨款，援助中国军民。

    母亲到达香港当晚，外公带她同往杜先生公馆致谢。那时外公家住上九龙塘，杜先生公馆在下九龙塘。杜先生的气喘病一直不好，母亲道过谢，没有久留。因为搭救外公和母亲一家，杜先生曾被香港警局盘查，索取外公住家地址。杜先生为保护外公一家，不仅拒绝交出外公地址，而且派人日夜保卫母亲一家的安全。

    不几日，香港《国民日报》的记者登门拜访，请求母亲把进出虎口的经过讲述出来。于是读高二的母亲写了一篇文章，连续两日刊载于一九四0年一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香港《国民日报》，题目是『我家脱险的前后』，报纸题解：从陶希圣离港赴沪时说起，由女孩子写出来更见真切。

    图16.报纸发表母亲的文章

    

    我的三舅，如常到小学上课。那日早操，全校师生集合，校长上台宣布，请三舅站起来，然后向全校同学们宣布：这位就是经风历险，从上海冲出来的陶恒生同学，他的父亲就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陶先生。三舅的级任黄老师和全班同学都站起鼓掌，全校老师同学也都站起来鼓掌。

    日汪密约既然已经公布，外公以为也算将功抵罪，高陶事件就此完结了吧？可是历史事件，不像一场球赛那样，说结束就能够结束。尤其是我的前辈家人，仍旧一直被高陶事件的余波冲击，不得安生。

母亲告诉我，日汪密约公布之后，外公就想远走美国，找到北京大学的老同事胡适先生，从此不问政，到学堂里去教书，了此一生。又看到重庆蒋委员长亲自下令，让高宗武到美国去，再不准回国，就想自己的下场也要来了。却不料，蒋介石没有同时把外公也赶到美国去，而是给了他一笔钱，要求外公在香港开设一家国际通讯社，负责把每天国际上对于中国抗战的各种消息，翻译成中文，发回重庆，给抗战大本营做参考。

    这么一来，外公想躲开中国是非之地，远走他乡，寻求清净做学问的愿望就被打破了。母亲跟我讲过多次，因为外公跟随汪精卫，私自离开重庆，跑到上海，参加与日本人的谈判，心里一直十分内疚，觉得对不起蒋委员长，对不起国民政府，对不起中国人民。即使蒋委员长一刀杀了他，外公也觉得是罪有应得。现在蒋委员长不杀他，留他一条性命，外公自然视为无限恩情，从此半辈子就是给蒋委员长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尽心尽力。事实上，外公为蒋介石写各种文告演讲，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为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的时间，几个月坐卧不宁，经常通夜失眠，日日如履薄冰，生不如死。外婆和母亲看到，心里难过，却无可奈何，劝不得他。我的一个表弟，在台湾出生，说是自己从小很少见家里有好气氛，祖父（我的外公）总是脾气很坏，不多说话，一回家就钻进自己房间，为了蒋介石的文章几个字怎么改，走来走去，抓耳扰腮，乱发脾气。

    那么蒋委员长要求外公留在香港，做国际通讯社，他自然遵命行事。外公租了办公室，找了几个一直跟随他的北大学生，每天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同一个时候，也可以想象得出，日汪密约公布，让上海日寇和汪精卫气急败坏。汪精卫讲：我与杜月笙有什么难过，他竟这么来对付我。周佛海咬牙切齿说：将来捉到陶希圣，誓必杀之。不久，日汪特务机关派了人到香港，企图暗杀外公一家。没想到那被派往香港，执行谋杀任务的人，原是杜先生的门生，一到香港，就把计划全部报告给杜先生，并且交出携带的手枪和毒药，故此外公一家才免于一难。

    日汪不甘心失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买通香港差馆，到杜公馆搜查，要逼杜先生交出外公的下落。这么一闹，终使杜先生大发脾气。此事被俞鸿钧先生晓得了，俞先生原是上海市长，跟杜先生自然熟不过。当时俞先生在香港，做中央信托局局长，便出面以国民政府代表之名，向香港总督提出一份备忘录。说明杜先生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中外知名的社会领袖，警告香港警方，不得无礼取闹。港督接了备忘录，连忙亲自跑来向杜先生赔不是，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一九四0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舍命救出母亲和两个舅舅的万先生，在上海大马路金山饭店门口被日汪逮捕。他被带到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特务总部，又被送进虹口日本宪兵队，连续数日，遭受严刑拷打。但万先生始终不开口，没有泄露当时国民政府驻沪代表蒋伯诚先生的情况，没有讲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姓名和住址，保护住了上海地下抗战的力量。七十六号也三番五次派人到万先生家搜查，但终于没有找到一份机密文件，暴露上海地下抗日活动的信息。

    消息传到香港，杜先生马上派人给七十六号送信，谈判条件：一、总有一天大家要见面，请留下见面之情；二、你们要干的话，大家干；三、要钱，好讲。这三条果然有效，头一笔钱送进去，拷打停止。然后相关人士奔走说项，由五十三家商号联保，将万先生释放出来。

    但是日本人仍然不肯放过万先生，一九四二年冬天，万先生第二次在上海被捕。当时国民政府驻沪代表蒋伯诚先生，住在福履利路。蒋太太首先被捕，然后万先生和曹俊及王先清等十几人同时被捕，关押在贝当路日本宪兵队审讯。当时万先生患着慢性腹膜炎，所以被送进大西路宏恩医院诊治，再转西浦石路，与中风的蒋伯诚等一起，兼关押兼养病，直过了六个多月，才获释放。

日本人心胸狭小，记仇不忘，因为高陶事件，如此三番五次折磨万先生，他们也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外公。所以外公留在香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杜先生趁着公务，飞到重庆，对蒋委员长一力担保，把外公招回重庆政府任职，最后得到了蒋委员长同意。母亲曾经跟我历历细数，杜先生救过外公和母亲一家多少次性命，又帮外公和母亲一家多少次度过难关。母亲说，如果杜先生没有在蒋委员长面前说情，把外公接到重庆。她们一家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只有死路一条。

一九四一年夏天，母亲以同等学历，考中西南联大，到昆明去读书去了。同时，外公一家也开始做准备，搬到重庆去，还跟母亲说好，她放寒假回香港时，帮忙搬家，但是他们没有走成。同年年十二月七日，日本飞机袭击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第二天日军便向香港发起全面进攻。

图17.母亲在重庆中央大学

香港人原以为由英国保护，并没有在意日本是否会进占香港，对日军侵入毫无准备，一下子给打蒙了。而日军占领香港后，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找到陶希圣，了却心头恨。

    十二月八日早上我的三舅和四舅两个，像往日一样，搭七号巴士去上学。四舅到学校门口，发现书包不见了，一路哭着，往回家路上走，想要找到书包。他走到亚皆老街，听见远处有飞机轰炸的声音，慌忙靠墙蹲到地上。他那时虽然只有七岁，但从北平逃难到南京上海，又逃到武汉成都，经历过许多次空袭，晓得多么可怕。他问过路人：是演习还是真的？过路人不经意地说：是演习。四舅便又起身，接着走路找书包。

    天上轰炸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近，过路人开始奔跑，有人大叫：是日本飞机轰炸！启德机场轰坏了！四舅听到，知道事态严重，害怕得很，站在路上，东张西望，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因为轰炸，学校紧急放学，三舅跑到四舅教室，找不到四舅，便沿回家路，跑来寻找。半路见到四舅站在马路当中发愣，一把拉了他，就往家跑。四舅还哭着，要找书包，三舅说：仗都打起来了，还要什么书包。

    十二月九日晚，外公接到杜公馆通知，说杜先生在重庆托了中国航空公司，当晚到香港来接许崇智和外公等几人飞去重庆，请外公晚饭时候到杜公馆等车子去机场。外公按照时间，到了杜公馆，杜太太找出杜先生一件毛衣，托外公带到重庆，交给杜先生，说是重庆天冷。

    等到同行的人到齐，大家起身出门，到了车库，坐进车里，车夫发动车子之后，才发现因为杜先生很久不在家，车子不常外出，车里汽油不足，恐怕开不到飞机场。与其半途停下，不如当下抓紧时间，先加足汽油再出发。车夫请客人们暂时下车小候，他开去加油。不料附近各加油站，因为怕遭日机轰炸，都关了门，无油可加。车夫回来，垂头丧气。外公一班人不及多话，匆忙决定步行，从杜公馆往飞机场走。

    一路上到处混乱堵塞，人们惊惶失措，碰碰撞撞，外公等人又都穿着长衫皮鞋，根本跑不快。看看过了午夜十二点，还没走到机场，远远听见一架飞机起飞，想必是杜先生安排来接他们的那个航班，实在无奈，外公只好转路回家。

    第二天，日军空袭之后，开始炮击。香港地区，到处是印度兵卡车，一辆一辆从新界往尖沙嘴撤退。亚皆老街游民，三五成群，四处逃窜，整个九龙已然大乱。外公慌忙脱下长衫，换上短衣，与外婆带着三舅四舅五舅三个，出门逃难，到山林道临时租的小屋，床也没有，大家打地铺。那时母亲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不在香港。

    外婆决定，让大舅留在亚皆老街，负责看家。他虽是家中长子，但才十四岁，兵荒马乱，一人在家，怎能不害怕。大舅后来告诉我们，那些天他晚上根本不敢睡觉，通夜睁着眼睛枯坐。只有白天才敢睡一会儿觉，也睡不稳当。几天下来，筋疲力竭，人整个瘦了一圈，神经也几乎要崩溃。

    外公外婆和三个舅舅，逃出家门，一路上，只见几处粮店遭抢，饥民遍地。外婆本是小脚，又拉着年幼的五舅，都走不快。没走多远，当街一群抢匪挡住去路，一个个搜身，抢去携带的所有钱钞，然后给了他们一张纸，上写：心胃气痛散。外公问：那是什么意思？抢匪们说：拿这条子，以后在香港通行无阻。外公外婆先还不大相信，但没有想到，果然如此，他们继续往前走，凡再遇有人拦截，递过去那纸条，即获放行，再没有搜身和抢劫。外公后来感叹道：原来香港的抢匪，还是相当讲公道和信用。他们拦路抢了人，会给路条，并且抢过一次之后，绝不再抢第二次。而且他们只抢钱物，绝不伤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拿了他们的路条，甚至还有一种人身安全的保护。

    到第三天，日军占领全部九龙。香港居民，家家户户，争先恐后挂出太阳旗，表示接受日军统治，免遭日军捕杀。本来没有想到日军会如此之快进占香港，很多人家准备不足，突然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要买太阳旗，自然很多家买不到，只好自己想办法，扯块白布，或拿个白床单，顾不得尺寸比例，稍稍一量剪个方块，在白布正当中扣个大碗，用红墨水涂个红圈，就当就是太阳旗，挂到门口，远近看去，好像鲜血淋淋，丑恶至极。

    到处米店关门，大家要吃饭，就去抢粮。九龙仓库大门被打开，人人都去抢。山林道小屋旁边，一个临居抢来一箱沙丁鱼罐头，摆在家门口。三舅从自家里拿了一碗米，跟那邻居换来一盒鱼罐头。那天外公一家吃饭，每人一碗稀饭，加一条沙丁鱼。

    一连多天，不敢出门。三舅当时九岁，四舅七岁，五舅四岁，怎么熬得住，又不敢哭出声，外公只好每日讲《西游记》给他们听，又当饭解饿，又转移他们注意力。那一天，外公正讲到火焰山铁扇公主肚子痛，英军从香港炮击九龙天文台。一炮打到山林道上，所有窗户震得粉碎，玻璃渣从舅舅们的头上落下，下雨一般。三个舅舅发一声喊，双手抱头，卧倒在地。天保佑，没有人受伤。

    看来山林道也住不成了，外公外婆赶紧领了三个舅舅，再次出门逃难。凡上路，外公总背条棉被，走到哪里，铺在地上，一家人可以坐在树边墙脚休息，清晨天冷，也要这条棉被包住三个舅舅，不使着凉。外婆则永远提个暖水瓶，遇到哪里有个门洞，一家人挤进去，拿出牛奶，滴几滴在暖水瓶盖里，冲点热水在里面，给大家分吃。

    房子的住户开门出来，见门洞里挤了外公一家，很生气，赶他们走。外公外婆们只好领着舅舅们，背着棉被，提着水瓶，离开门洞，继续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一阵歇一阵。开头大家还总想挑个干静一点地方歇脚，后来累得紧了，也就不顾，随地而坐，四周死人，蝇虫乱飞。如此漫走，到底无处可去，外婆便决定，还是最好先回家，她实在很惦念留在家里的大舅，尚不知他是生是死。

    可是回家的路已经不通，日军设立岗哨，把守路口要道，铁路桥洞都过不去。天色已晚，外公一家站在路边，不知该怎么办。看到旁边有一座木屋，他们便过去，坐在门外，稍事休息，商量办法。房子主人听见动静，出门来问。外公自称是新界元朗生意人，到九龙投亲，过不了岗。那房子主人说：走难遇贵人，进屋来歇脚吧。那人是个木匠，说他的楼上有间空屋子，可以临时租给他们住住。

    外公一家走进那房子，向主人买一点豆糊，五人分吃。木匠看他们实在饿得可怜，分给他们一人一碗白米饭。已经好几天没有见过白米饭了，五舅不相信有人会送饭给他吃，看着面前的饭碗，问：这是给我吃的吗？很久不敢动手。

    吃过饭，一家人爬上楼，住进那间空屋，没有床，睡地板。满屋都是臭虫，大人小孩翻来覆去，无法睡着。五舅年纪小，一天辛苦之后，胸口爬满臭虫也不管，终于睡熟。外婆坐在一边，通夜不合眼，帮忙捉三个舅舅身上的臭虫，让他们睡觉。

    日军把九龙塘作炮兵阵地，四处戒严。外公外婆带了三个舅舅，每到白天，就在周围打转，想瞅空子过铁路。一天转下来，没有机会，便回到那木匠的家，钻回楼上空屋，伴着臭虫过夜。终于有一天，早上四点钟，外婆听见外面有人喊：戒严取销了。她赶紧叫醒外公和三个舅舅，半睁着眼，背棉被，提水瓶，跌跌撞撞，拼命往桥上奔。刚跑过戒严线，日军便开枪扫射。原来不是戒严取销，是日军换岗，接班的晚到，有了二十分钟的空，让外公一家人跑过去。

    回到家，外婆看见大舅，两眼不住流泪，对大舅说：你还活着。外公问大舅，日本兵到家里来过吗？大舅说：来过几个日本兵，带了米来，要我给他们煮饭吃。我只好生火煮饭，他们吃饱了，临走把剩的米留给我。大舅还告诉外公：上海七十六号也派了人，和日军一道来家里，搜查过几次，什么也没找到，只好走了。

    外公一听，马上拉了家人，掉头就走。既然七十六号晓得大舅一个人留在家里，必知外公会回去找他。那么一定也还会再来搜查，说不定已经埋伏在周围。外公大小六人赶忙跑出去，找到余启恩先生帮忙，在山东街他的亲戚黄医生家楼上躲起来。从此一家大小不许出门走动，一连数日，舅舅们憋得要命，真是可怜。

    好大一阵，九龙完全成了死城，毫无动静。忽然一日，传出消息，说是日军下令，疏散难民。杜公馆马上给外公送来几张难民证，嘱咐他们拿了难民证，分批化装难民，按照日军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逃出香港。外婆自然是要外公第一个先走，外公心里着实很怕，但是不冒这险，留在香港，也只有死路一条。

    已经在香港街上逃来逃去四十八天，外公本已衣衫褴褛，狼狈不堪，作难民也不用化什么装了。友人高彤阶先生指点，用椰子壳烧出油来，擦在脸上，脸就变得腊黄。那一夜，外婆和大舅两个，一夜没睡，给外公烧椰子油擦脸。外婆给外公准备了一个布包，一只热水壶，壶里的夹层内塞四百元法币两张，港币两张。外婆又蒸了六个白面馒头，把两个金戒指揉在馒头里。这钱不光是外公的路费，如果外公真能逃出香港，回到祖国，就要马上寄钱给正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母亲，因为日军占领香港，算来他们已经两个月没有给母亲汇款，恐怕母亲早已断了粮。

    第二日清晨五点，外公一步一步下楼，外婆一步一步后面跟着，各自两眼含泪。到门口，看见外面街上，一群一群难民，都静静地走路。外公不敢回头再看外婆，一步跨出门，加入难民队，就那样走了。他们两人讲好，如果回到国土，便在桂林相聚。但外公离开家门的那一时刻，谁也不知一家大小哪个能够活下来，走回国土。

    外公靠着椰子油涂黄的脸，拿了难民证，总算通过日军的检查，随难民队到了大浦，赶上一条渔船，黄昏获准，离岸出发，驶往大陆。船在海湾，忽听枪响，外公的腿已站不起来，以为是日军发现陶希圣混在这条船上，追赶上来，干脆躺在舱里，准备等死。不料截船的是一群蒙面海盗，船上每人交够五元，即放行。日军确实严加防范，决心活捉陶希圣。外公逃跑的那天上午，日军获得一份情报，说陶希圣企图化装难民，走陆路潜逃。日军立刻封锁各条路口，捕捉许多出走的难民，吊打逼供，到底没有找到外公。

正是那时，外公跟随的那批难民，到了葵涌，舍舟登陆，加速步行，走了半夜，到一个小村歇息。第二日早起，继续急速步行，赶往目的地惠阳。不料将近惠阳，听说那里已被日军占领，不能再去。难民队只好掉转头，四处乱走，外公自然也跟在里面，转了几天，到达横沥，无奈之间，再次上船，沿东江到龙口，才算终于遇到中国军队，已是阴历除夕之夜。

    外公乱走的这段时日里，外婆也领了四个舅舅，逃出香港。送走外公之后的第二天，外婆听说又有一艘疏散船白银丸，要开往广州。她马上领了舅舅们，用另外几张难民证，赶去上船。外婆抱了行李，大舅背着五舅，三舅拉着四舅，到了水师码头。日本兵很残忍，在难民人群里胡乱扬鞭抽打，周围许多人脸上都流血。外婆让舅舅们都低下头，伸手罩在头上，急急上船。

    三百人的小船，挤了一千多人，都是潮州难民回乡。外婆嘱咐舅舅们，在船上不许讲话，不许乱动，只怕广东难民听出他们内地口音，恨他们占了广东难民的座位，把他们都丢下船去。两天一夜，满船大人小孩，不吃不喝，忍饥挨饿，在海里飘荡。好不容易到了广州湾，法国警察却不许乘客下船登岸，而日军又不许船回香港。

    满船人绝望之余，有人耐不住，跳水登陆。法国警察就向水里开枪，有人打伤，有人打死，在水里翻滚上下，血染水红，惨不忍睹。如此大人喊叫，孩子哭啼，闹了一天，直到黄昏时分，法国警察下岗，船上人才从窗洞里跳出去，爬上小木船，停靠码头，登上岸去。所有难民的行李，也由船员卸下，运去潮州会馆保存。当夜外婆只想保住几个舅舅的性命，无暇去管行李，就算被人抢走，也只有让他们抢走了。

    大小五人，在江边小店吃一顿饱饭，再到西营找旅店睡觉。第二天一早，跑去潮州会馆领行李。大院中间立椿围绳，里面整整齐齐堆放了几百件大小行李箱笼，两个大汉手持木棍在入口把守，验明船票身份，顺利领回行李，一件不少。那两个大汉也没有因为外婆内地口音，刁难他们。拿着行李，走出会馆，回头看见旗杆上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外婆不禁热泪盈眶。三舅四舅两个立正，用童子军三指军礼，向国旗致敬。生死逃难，回到祖国，那感受十分强烈和深刻。

    外婆独自一人，领了四个舅舅，兵荒马乱，寸步难行。万般无奈，只好给重庆的杜先生发电报求救。过了几日，杜先生派的人到了，不仅给外婆几个发了路费，还专门派了向导为他们领路。三舅至今还记得，那领路的人，叫做范瑞甫，三十几岁，烽火连天之中，只身翩然而至，受命护送外婆一家。从广州湾出发，一气连续走了十天路，外婆几人坐轿子，范先生不坐，两只脚走了六百多里，然后又坐车陪了三百里。

    过廉江县的时候，范先生联系，廉江县长来看外婆一家，对他们说，明天要过十万大山，不很安全，县长派八个亲兵，护送外婆一家到山那边，之后不是他的地界，他管不了。第二天，八个亲兵果然来了，雇了轿子，上路进山。过中午，见山顶有人持长枪，向下面打手势。县长的亲兵用口哨回应，然后领外婆一家转来转去，最后到一个峡口，几个土匪守着一个大木箱，箱上插个白旗，写个不认识的字。几个亲兵跟土匪交涉了半天，外婆和舅舅们每人付三块钱，放进木箱，立刻放行。晚上过了十万大山，那几个亲兵便完成任务，转路回家去了。

据三舅说，范先生一路沉默寡言，任劳任怨，每到一地，安排外婆一家住好，就去联络当地军政和帮会中人，准备下一日行程。进了深山峻岭，范先生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后照应。外婆一家到了柳州，可以坐火车到桂林，范先生的任务也便完成，一刻不留，飘然而去。三舅每次讲完一个范先生的故事，总会感叹：如此刚毅沉着，来无影去无踪，真是大侠客。

    外婆领着舅舅们，从柳州坐火车到桂林的时候，外公也在龙口上了岸。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暖水瓶里的钱取出，又把馒头里的金戒换了钞票，找到一家邮电局，先发电报到重庆给陈布雷先生，报告平安脱险，又在邮电局柜台上，给西南联大我的母亲汇四百元，匆忙间不及附信，只注父字。

因为香港沦陷，几个月接不到家人消息，我的母亲在昆明早已心急如焚，终日以泪洗面。突然被蒋梦麟校长叫到办公室，告知重庆陈布雷先生发来电报，报告外公平安归国，又收到外公汇款，才知道外公还活着，母亲由不得在邮局柜台上喜极而泣。

外公汇过钱之后，直奔菜场，买了一只鸡，拎到旅馆，请店主帮忙煮吃，他一路上几乎饿得要发疯，看着锅里的鸡，口水直流。鸡还没有煮熟，旅馆门口开来一部小汽车，报告说广东省政府接到重庆陈布雷先生通知，知道陶希圣先生到了龙口，派车接陶先生到韶关去。在韶关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将军设宴，为外公压惊。外公虽然很心疼锅里那只半熟的鸡，却也无法，只好又忍着饥饿，跟随车夫到韶关，住进互励社。

    吃过李主席的宴会，外公连夜给桂林当地所有报纸发电报，嘱咐刊出一则消息：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将军在韶关宴请陶希圣先生。外公和外婆两人本来约好，回国之后在桂林相聚，当时外公无法知道外婆和舅舅们是否已经逃出香港，但他相信，只要外婆他们逃出了香港，便一定要到桂林，或者可能已经到了桂林。其实外公自己还在惠阳横沥龙口打转的时候，外婆和舅舅们就已经到了桂林，整日找外公找不到，急得要命。各地到处传说，日本人捉住了陶希圣，剥了皮。听到那种流言，外婆和舅舅们心里怕得要死，只有每天看报，希望获得外公的消息。

    那天早上，外婆又领着舅舅们，站在桂林漓江木桥边的贴报栏前，忽然看到《扫荡报》头版，登出陶希圣在韶关赴宴的消息，才晓得他走东江，到了韶关，并没有死。舅舅们读了，大喊大叫，欢喜若狂。外婆心里不知是悲是喜，只有眼泪止不住的滴下来。

    那之后，外公从韶关坐火车到桂林，总算一家人再得团聚。住过几天，外公被熊式辉将军邀请，同机飞重庆。熊式辉将军刚接到任命，做中国政府驻美国华盛顿代表，他想请外公同往美国，做代表团的秘书，所以急着带外公到重庆见蒋委员长，面呈请求。为此熊式辉将军让外公用了熊夫人的机票，让熊夫人晚一天飞重庆。但是到了重庆，蒋委员长没有答应熊式辉将军的请求，没有委派外公去美国，而是将外公留在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由陈布雷先生直接领导。

    外公离开桂林前往重庆之后，外婆也带了舅舅们，于七月二十四号出发，从桂林搭火车，先到柳州，再到金城江，走了两天。然后分搭两辆大卡车，走了七天，才到贵阳。因为我的曾外祖母那时住在贵阳，外婆和舅舅们就在贵阳住了五天。曾外祖母给舅舅们讲云南摆夷人的习惯，看他们个个面黄肌瘦，便给他们煮燕窝吃。第二天早上起来，几个舅舅的脸都肿了。曾外祖母说：哎呀，娃娃们实在可怜，已经虚得不受补。八月十三号，外婆和舅舅们离开贵阳，坐木炭车，走川黔公路，到重庆去。当时汽油不够，车子只能用木炭生气发动，爬坡无力，在大山里，走得极慢。有时上坡，乘客们要下车走路，减轻汽车重量。这样走了三天三夜，才到重庆。

    半年之后，母亲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同外公外婆及舅舅们团聚。至此，对于母亲及其家人而言，惊心动魄的高陶事件，才成为一段历史记忆，自重重噩梦中逐渐退隐下去。外公外婆，母亲和舅舅们，终于在重庆度过三年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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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故事的主人是陶希圣女儿和两个弟弟被杜月笙营救全过程，看着万墨林保护仨孩子时刻，我真想竖大拇指。

其中真实性应该有一点点，至少比横店神剧可信。我坚持认为，坏人会干好事，好人也会干坏事，可惜唯物史观往往讲原则。

这篇是2018年我邀旅美作家沈宁先生写的专题文章，当时准备发表在文史资料《风云际会》里面。后来大概对坏人打坏人故事存疑太多而遭再研究。

多亏现在有个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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