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4 按：2020年10月17日在紐約有個「王軍濤新書發佈會」，我就發帖議論，說看到军涛出书，坐而论道，很喜欢，在海外数他最辛苦，天马行空，风雨无阻，然而在西方读出政治学博士的，我只认识他一人，他写书比谁都强。不过干翻中共，还真不能靠写书，要靠“上街”，而我發的一贴，竟是中东“茉莉花革命”那一刻的感受，議論“四二七”大游行、開槍等有關「上街」的話題，充滿了對屠殺以來中國一派萬馬齊喑的焦慮，今天忽見「四通橋勇士」，貼出「罷工罷課罷免國賊習近平」如此呼應全國民眾之心聲的大標語，亦感慨那股濃煙是悲是喜，便去尋出這個舊帖來。】
【敏感词库】四通桥、海淀、勇士、桥、北京、勇敢
开罗解放广场，成为二十年后的天安门广场，令全世界惊诧不已，更让中国人尖叫喝彩。2011年波澜迭起的中东革命，从突尼斯一路延烧到伊朗，电视镜头里万头攒动的，都是伊斯兰青年——人口压倒性的年轻化和都市化，是这次革命的结构性因素，这幅伊斯兰的壮阔画面，勾出我记忆里另一个伊斯兰青年：天安门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吾尔开希。
壮观的“四二七”大游行
天安门学运清晰地分为前期（游行抗议）和后期（静坐绝食）两截，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堪称前期主帅，一张娃娃脸，领导了震撼全国的几场大游行，尤其“四二七”那天，数十万学生和市民连续冲垮十八道军警防线，电视上曾有一个镜头：两阵人墙对峙，万众齐吼之间，示威者们把他们的主帅吾尔开希，像炮弹似地掷向草绿色的警戒线。倘若八九年缺了这位维吾尔族青年，天安门学运肯定将失去许多精彩镜头。
吾尔开希只是学生领袖之一，他身上有某种奇特的东西，是其他几位所没有的，究竟是什么？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登高一呼的天然魅力？率直草莽的性格？我也说不清，约摸间只觉得他比汉族青年较少斫伤天性，遂于千军万马之中作弄潮儿。不过，观察当下中文话语里种种“埃及-中国比较政治学”，如第一大疑问“百万中国人上街，军队是否还会开枪？”却没人去问：“中国老百姓还敢不敢上街？”——这便是“吾尔开希话题”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在开罗那场大戏之后，中国民间与其吆喝“陈胜吴广”或者“辛亥革命”，何不直接呼喊近在二十年前的吾尔开希？
西方舆论由衷赞赏埃及示威抗议者的勇气和智慧，《时代》周刊甚至刊登一份他们的“革命手册”，内含八种必备服装和工具。然而二十年前北京的大学生们，示威游行的技术绝对不逊色于他们。1989年秋我逃到香港，曾接受《星岛日报》记者蔡淑芳的私下采访，我按捺不住大谈“四二七”大游行，她一直没有发表这篇访谈，不妨引一段在下面：
“问：你怎样反思这场学运，以及它起了甚么作用？
答：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从上海返回北京，中午一到火车站，交通就全面中断，北京市学生大游行呀！我突然觉得学生了不起，因为学生打出了宪法的旗帜，打出了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共产党，而且组织得非常有秩序。从四二七大游行，知识界就看到这次运动超越上一次，它有一种理性的、秩序的东西在支配它，而且受到百万北京市民的拥护。
独裁者恐惧大多数
如果分析一下在中国怎样搞民主运动才能搞得成功，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人使独裁政府害怕，这实际上在四二七大游行已经做出来了！像八七年的学潮，学生提出很理论化的口号：「要民主、要自由，反独裁」，老百姓不跟你呼应，产生不了共鸣，而且要喊「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这口号，老百姓根本不敢跟你站在一起的。
所以，四二七大游行出现以后，知识界就有人出来组织了，新闻界、文艺界、理论界也站出来，都受了感染，而且实在是学生表现的理性精神和秩序，在这前提下才敢这样站出来逼使官方让步，是在这个基点下，统一起来。
官方不退步，老人政治不肯在四二六社论往后退，他们以为往后退就完蛋。这逻辑对他们来说是对的，因为四二七表现出来的一种巨大的正义力量，他们面对的再不是过去那愚昧的、暴动的、骚乱的群众；他们面对的是非常策略、非常克制、非常难对付的群众，其实任何独裁政府最怕的就是这个。如果是一群暴民，它不怕，以安全理由镇压就完了。但这情况下退让的话，的确共产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再也不可能是独裁的局面。
我们有自己丰厚的遗产
四二七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主运动。如果中国有现代民主运动的话，就是从四二七诞生的，而且是由学生创造的。至于学生怎会这样出来的，按照陈希同报告说，是有人在后面出主意的。我不在北京，据我所知，也不可能有人操纵学生，因为学生也有矛盾分歧，能产生这种共识，最后大家赞成这方式，这说明是学生自己创造的。
因此，过去对学生的判断是错误的，认为他们是非理性的一代，不对嘛！他们在关键时刻，是非常理性嘛！他们一开始就让全世界、全国人民目瞪口呆。据说邓小平看了四二七大游行的录像后，连连叫后悔呀！连连说上当、上当！不知这真还是假，反正当时共产党一筹莫展，没办法。
看学生扛着宪法，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警察没办法只有撤。所以有人说学生打着红旗反红旗，包括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也说学生是实用主义，不是啊！这就叫做理性，因为他们看准了在中国当前甚么样的口号，甚么样的方式，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使独裁政权感到害怕，这就是理性，是很高级的政治智慧。
惊羡埃及之余，我们怎么不回眸一下自己这笔丰厚的遗产？王军涛在牛津大学2007年举办的“公民抗命研讨会”上，对“八九学运”曾有一个很“政治学”的概括：
“从公民抗命的角度看，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是人类和平改革政治体制的公民抗命运动的一个高峰。1989年运动参与人数之多、阶层动员之广和卷入政治军事领导层次之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北京，和平的水准也是最好的。四次百万人游行，没有流血冲突。镇压前十天的北京，政府撤走了警察，整个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甚至没有犯罪。在5月19日，当中央军委调动数十万大军乘夜分十路突进北京时，仅仅三个小时就被北京市民全部堵在天安门广场之外。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在我回顾了1989年的过程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中国人做的是最好的；尽管我们被镇压了。”
预测军方，形同扶乩
观摩埃及，中国人的反应都聚焦在“开枪”上，验证了“六四”屠杀的震慑作用——“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据说是邓小平当年的狠话（《李鹏日记》的说法是“准备流点血”），一个独裁者所丈量的社会心理对暴力的承受长度。如今二十年过去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开枪”，老百姓不知道，中南海的九个老男人不知道，恐怕军队自己也不知道。
邓小平第一次开枪迟疑了五十天，第二次就一丝都不会犹豫。他这个心思，从他隔代指定胡锦涛就显露无遗——凭什么？就凭胡敢在拉萨开枪，八九年那个时候，省军级以上有机会下“开枪令”者，几乎只有胡一人，说实在的，邓小平能挑的“候选人”也只有一个，不作二人想。
邓小平身后，江胡权威递减，军方自然骄横。中共自“林彪事件”之后，不会军人当政了，但自“六四”屠杀，党要靠枪杆子才能存活。血洗长安街一役，使国防军变成“护院家丁”，它跟党或国家的制度关系，已无从界定，乃是一个难以预测、分析的怪物，绝对不是“美式装备”的埃及军队，也介乎于伊朗并列正规军和“革命卫队”两支武装之间；加上二十年里中共大量安插“自己子弟”到军中任要职、军衔鬻爵等等，企盼“下级军官”“穷人士兵”倒戈，亦不过扶乩占卜罢了。若真有“坑灰未冷山东乱”的那一天，连胡锦涛也不敢确信，御林军还管不管用。“第二次开枪”，是一个无解的迷。
没人上街，无从谈起
但有一个解法：下一个“吾尔开希”出现。我们在突尼斯、开罗、阿尔及尔、德黑兰，看到成千上万“吾尔开希”，可是在北京、上海呢？中东革命再一次显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结束一个独裁，没人上街，就无从谈起。
鲁迅有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虽被后来的极权社会封为“民族魂”，但熟读他那“匕首”般杂文的后代，却遗传了他塑造的“阿Ｑ”精神，这便意味着连鲁迅本人也“在沉默中死亡”了。鲁迅此言，是关于“沉默”这个字眼的最精粹诠释，比早于他的清末龚自珍那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来得更到位。不过把这两句加在一起，去形容“埃及革命”之后的中国之“沉默”，都还显得苍白。
政治参与既是民众的权利，也是他们的选择。选择“不上街”也算一种参与，只是选择了邓小平女儿邓林规范的一种活法，那也跟吾尔开希有关。邓林在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时，被记者问及其父是否对镇压负责，她说：“我想这是他们领导人的决定，这个不应该说是那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但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决定，如果让如吾尔开希等人来掌握中国的命运，那中国哪会有改革开放？社会是乱的！”
她说得也对。因为赶走了吾尔开希，邓林他们的活法就可以这般舒坦：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据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资料）。中国老百姓假若愿意忍受，别人也是无活可说。
——作者脸书 20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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