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京蓬口述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七

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七

1. 京蓬口述  丫丫整理

京蓬，西安晚报摄影记者。1983年因跳舞、传播淫秽照片关押一年多。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实际上是谁让社会开放的？谁引进西方思想的？谁提出文化繁荣的？当然这些都是自文革十年动乱后的一个好的开端，这没有错。但邓小平这个人是玩政治的，他其实完全是始作俑者，刚一放点，又怕收拾不住。作为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要找平衡，在他感到控制不了的时候就要下重手，哪里管你什么人性、人权，这就是政治呀。

我觉得这就是个过程，我感觉自己享受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熟。它让我看清楚了社会，学会了思考，对政治的欺骗性看得很清楚：专制下的国家机器就是绞肉机。所以我们这个遭遇很正常，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当然我没有被判死刑，否则我现在还能谈什么享受过程。

我是83年8月份给弄进去的，我出来的时候是84年的10月份左右，共一年多，判二缓二。我是和侯伟、王保华、任勇一个案子，其实我们很不搭界。我只是去过几次侯伟那儿，跟王保华、任勇也就见过面认识而已。83年的严打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从重从快，没有法律程序，他们就是想弄个大老虎，弄个集团案，我们这些跳舞的都算是流氓集团。83年严打时，抓我的头一天晚上就有人跟我讲说你已经上了黑名单了，说要抓两百多个干部子弟，你的名字都在里边了。最恶毒的是想给我上纲上线，治我于死地，新华分社在大内参里点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我、一个是胡佐林（军区司令员之子），我是新闻记者，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混进党报里的？还有一个提法是裴多分俱乐部式的。我还被公安一处提审，一处是审政治案的。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这个帽子大到可以敲头，大家都说京鹏你玄了。

在那个时代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全是毛思想，去毛化了以后，一个个脑子变得空白了。新思潮进来以后，共青团倡导跳舞，还说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等等。于是乎一股暗流在涌动：歌舞升平、靡靡之音、牛仔裤、蛤蟆镜、自由思潮、性解放、梵高、抽象艺术，一点点地潜移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进程。实际上是谁让社会开放的？谁引进西方思想的？谁提出文化繁荣的？当然这些都是自文革十年动乱后的一个好的开端，这没有错。但邓小平这个人是玩政治的，他其实完全是始作俑者，刚一放点，又怕收拾不住。作为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要找平衡，在他感到控制不了的时候就要下重手，哪里管你什么人性、人权，这就是政治呀。

这个运动的口号开始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又加了一条反对精神污染，我们就是所谓“精神污染”的牺牲品。我们本来以为邓要完全打开国门，解放思想，可我们被耍了，我们成了流氓罪犯，党国政治残酷地把我们阉割了。57年的右派都平反了，而三十年过去，没有人给我们平反。我们是文化的先驱，我们也是时代的牺牲品。

凭良心说我从不感觉自己是淫乱，不管我们是追求思想解放也好，跳舞也好，那完全是一种对文化对知识的渴求。因为多年被压抑呀，思想、个性都被扭曲。我们年轻人在被禁锢多年后精神处于饥渴状态，就像一张白纸可以任意吸附色彩，包括对性的认识方面也是这样。很可笑，跳舞时谁敢把谁的手抓一下都脸红。突然间感到如此美好：社会、生活、人体都是如此的神秘美好。那时咱们男女在一起跳舞感觉是一种相互的尊重，而且都很温柔，不是那种激烈的暴力，不是色鬼，不是强奸犯，不是的，完全是一种心灵的开放和肉体的开放。不是说我和你跳舞了我就想放倒你，没有那种感觉。当然了，就是跳舞时灯光暗了点。可从我们来讲我们有多少错呢？据我了解胡佐林连性能力都没有，他曾跟我说他自己那个东西不行，我们还笑话他。但他提供了场地，他就是流氓头。

上边的目的，一个收拾的是文化精英，一个是收拾干部子弟，文化精英是陪绑。因为要改朝换代，新的利益集团上来了，就要老干部听话，抓干部子弟是敲山镇虎，连朱德的孙子都枪毙了。那个时候几乎每个老干部都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发凉。据说西安地区县团以上的干部到省级干部包括军区司令、副司令，警备区司令的子弟，抓了两百多人，北京如此，全国如此。拿朱德的孙子开刀，意思是你看我谁不敢杀？ 83年的事到尾声时，85、86年有一大批老干部齐步走到二线就是证明，邓也来了一个假退。 

我当时确实也很“张狂”，哪儿热闹哪儿有我。我带王西京（晚报美编）也跳了两次舞（我没有咬他）。他拿了一幅春宫画让我给翻拍。这是一套在宫廷对小王子进行性教育的册页，三寸金莲，小脚、大脑袋，穿着衣服其实一点也不性感，只是一种性情趣，一种艺术参考。我洗了三套，我们报社的一个编辑看到了问我要。洗完以后我留了一套，好像是36张，但是发现少了一张，我以为自己少放了一张，后来才知道那张被冲到水槽底下去了。我们报社有一个姓陶的摄影记者，在水池底下发现了那张图片，结果人家就给我举报了。传播淫秽照片，这是我的罪状之一。我还被人举报说带着人去跳舞，总共跳了八次舞。案子中还有所谓的混居，在天晚、房子不多的情况下，大家在一块休息也算罪吗？那么农村祖孙三代睡一个炕上是不是也算流氓？这个流氓罪很荒唐，跳贴面舞就算流氓罪。只有那些没文化的、不懂文明的人才能搞出来这些东西，非常的低级，真的是史无前例。

83年严打西安市警车嗡嗡，抓了上万人，老百姓说红色恐怖又来了，文化革命又来了。谁要在街上接个吻，警察就会按流氓罪抓他。当局的政策是先抓了再说，那时正值暑假，学校的教室里都关满了人。搞的人心惶惶，亲戚套亲戚，朋友套朋友，几乎把一个城市，把整个国家都搞的人心恐慌。

连很多的公安方面的人，他们也没有见过这阵势，他们觉得跳跳舞，谈个女朋友，或者跟女朋友怎么样了，这还算个事？他们不理解：居然都给判了而且还有给杀了的。他们对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同情，在七处就有一个老王管对我们很是关照，他作为一个狱头觉得这些人没那么坏而且还挺文明的。刚开始我们被关到七处（劳教厂），后来又到五处（正式监狱），哪能那么轻松地把我们放了？到五处事就更大了，我们比较紧张。记得这时一个处长找我谈话（可能是受托），原话是这样：你要想开，现在尽量把身体弄好，在里边看看书，我想这个事情后边会好的。你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个多大的事情，但是我不能放你，放了你我就得进去。他还跟我讲：“我——五处的处长都在这关过（这都是很有经验的运动员了），你有啥想不通的？”你看人家说得多艺术。这时的政治形势稍松动，好像是胡耀邦讲了一些要甄别的话。

杨和峰（马艳琴一案）在我隔壁，拉出去又拉回来我都知道。人家枪毙把他陪绑，又拉回来。杨和峰他爸爸杨梨是省政协的，曾是习的老部下，杨和峰他妈连夜上北京去找习仲勋，习仲勋发话了：老干部的孩子犯了什么罪要判死刑呀？否则他死了。 

经历过文化革命、反右运动后，很多人被抽了筋，连我父亲都被文化革命的游街抽了筋了，他对自己儿子被抓也只有默默掉眼泪。在家里但凡说到有关时局的话题时，他都要先关窗户关门，看看外面有没有耳朵，到现在都是这样。

监狱里开始时是不准写东西的，后来家里可以送本子了，我在里面写了大概四万多字，这些东西记录了自己当时的一些想法。但后来白管（监狱管教）把我这个东西抢走了，四万多字的本子没收了，还撕掉了很珍贵的一部分。说有人举报我，让我出去谈话，我站在门口说：“报告”。他不理，喊了几声报告，他就不说让我进去，然后他说：“你就不懂叫‘报告政府’”吗？见我不回话，他就用电棒戳我，打一下麻一下，但我连腰都不弯，人都被打得麻木了，不怕电棒了。他边打边骂我“让你硬头！”说真的，我就不想叫他是政府，到最后白管把我的本子没收了，我回到号子里哭了，伤心得很。

在号子里吃的是杂粮馍和几根煮芹菜苦得要命，一点油花都没有，天天都如此。监狱离小雁塔很近，小雁塔住着一个连的武警，每天早上五更就吹号了，我们就听着这个军号起来，然后在床板上做操。从小小的铁窗里看信鸽带着哨子飞过去，有时我们还蹬在别人的肩膀上看女号，看她们穿着红毛衣、绿毛衣，看她们在唱歌。后来这也被号子里的人举报了。

我居然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还是饶了我们，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当然对于有些人被判了死刑和重刑的除外）。大多数人回了单位，还都给出路了。我被关了一年以后，让我也回了报社。这是从来的运动没有过的。总编跟我谈话说，这个事情上边有精神基本上都要给出路。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大多数跳舞犯本来都是些优秀青年。虽说是给出路，但出来以后我不能再干记者了，叫我每天去搬报纸，一天搬两个小时报纸，装完几卡车没事就回家。我出来后还添了一个毛病：晚上睡觉不能关灯，关灯一黑就睡不了觉了，必须开灯睡，我家里电费比别人家都多。

我扛了一段报纸后就要求调离报社，我在深圳干了一段生意，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又回到一个杂志社做美编，自己画画，写点东西。以后又去打油井。前几年我去定边种树，我撂了四百万想扶贫，搞沙漠治理，结果碰得鼻青脸肿。把种子发给农民，叫他们种树，农民把发的种子又全卖给县长的老婆，县长的老婆又去卖了赚钱，根本就不种。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说我今天卖了今天就有羊肉吃，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不知道他明天的政策又会什么样。我给农民发杏树苗，人家回去都拿开水把根烫了，为什么？他们说政府叫我搞秀美山川给我发粮，发钱，等真长成了就不给我发了，我就让他永远成不了，我就把根烫死。所以我很灰心，很伤心，看在那个地方我看不到希望，因为你解决不了人心的问题。 

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我们是“黄埔一期”的，文化先锋嘛。把83年的事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这样就有意思了。经历过这段也许是一种人生的财富，人就看问题更清晰了，对政治的欺骗性看得更明白了。

我今年打算出一本画册。我在考虑，那段事写在前言上会很有意思，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