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市場導向的政策不僅較歐巴馬的大政府主義，在國內獲得較佳的成效，也在國際上有效提升美國的國際地位。（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沈榮欽／川普與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分歧（上）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在《用常識治國》中，余杰以十章的篇幅回顧川普自參選美國總統迄今的重要歷史切片。前四章著重於川普的內心世界與人格特質，強調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影響：川普所欲繼承的政治遺產、美國的清教徒傳統與商人的職業性格。
作者首先檢視前任美國總統雷根與川普的相似之處，認為川普繼承雷根的政治遺產，兩人都是非典型總統，卻懷有相似的使命，雷根以終結共產蘇維埃為己任，而川普則是將矛頭對準了共產中國。接著回顧川普與美國清教徒傳統的關聯，解釋為何福音教派基督徒會投票給個人道德有瑕疵的川普，關鍵在於兩者之間存在核心信仰的根本認同，並進一步認為這種信仰符合美國的建國精神與憲法原則，也影響了川普對的大法官人選提名。然後延續韋伯式的論述，從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關係，闡述川普作為右派商人與歐巴馬作為左派政治人物的政策差異。
川普市場導向的政策不僅較歐巴馬的大政府主義，在國內獲得較佳的成效，也在國際上有效提升美國的國際地位。最後則說明美國總統由歐巴馬轉為川普時，權力移轉過程中的詮釋權之爭，強調非典型總統川普如何與美國菁英奮戰。詮釋權戰場主要發生在媒體與大學校園，背後其實真正反映的還是左右派之爭。
▲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從軍售到《台灣旅行法》，也都是印太戰略下的產物。圖為總統蔡英文接見AIT主席莫健。（圖／總統府提供）
討論完內政之後，余杰在接下來兩章討論川普的外交政策。第五章首先檢討美國軍力雖然不若美蘇冷戰時具有絕對優勢，但是目前無論是軍力或是國防工業，仍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從歐巴馬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到川普的「印太戰略」，標榜美國對於亞洲戰略思維的改變，從守勢改為攻勢。因為亞洲再平衡旨在強化美國對現有秩序的捍衛力量，嚇阻中國改變西太平洋的權力結構；但是印太戰略則進一步將過去亞洲的安全體系從太平洋、東南亞擴及到印度洋和印度，構建更廣泛的新國際秩序。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從軍售到《台灣旅行法》，也都是印太戰略下的產物。第六章則進一步討論川普因此對於過去的國際多邊組織，無論是二戰後的聯合國或是冷戰後的世貿組織，皆有所不滿的原因，也代表著美國外交教父季辛吉主義的正式退場。
接下來兩章回顧美國華人與川普的關聯，以及六本關於川普的書籍所勾勒出的川普面貌。然後在最後兩章討論美國何以要與中國進行貿易戰，以及美中長期對峙局勢的形成。美中由貿易戰衍生到經濟戰乃至地緣政治的對抗，將是形塑本世紀未來數十年最重要的事件。
為了有助於讀者理解本書，以下我將延續書中問題加以討論：從商人擔任總統的優劣，進而論及何以美國學界多數反對川普，以及為何學院與美國民眾對於川普支持度的差別如此之大。
▲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科尼。（圖／路透社）
相較台灣崇尚學者內閣，商人從政較無學者不諳世事的缺點，同時商人因非出自傳統建制派，較少傳統政治人物的僚氣，足以為僵化的政黨政治帶來改變的動力；但是也因此缺乏政黨菁英的奧援，容易依賴過去商場與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尋找官員。從這個角度而言，商人從政最好是在政黨政治健全的國家，加入既有政黨從政，以避免人才庫狹小而有用人唯親（nepotism）的弊病，而能夠在現有政黨的基礎上，引進企業界優秀人才，改變官僚組織的文化。這點比較同樣是商人從政的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與川普就十分清楚。
貝魯斯科尼在小黨林立的義大利從政，創立義大利力量黨與自由人民黨，曾先後三次擔任義大利總理。在擔任總理期間，貝魯斯科尼是出了名的用人唯親，並缺乏利益迴避，以致多次捲入醜聞。例如曾經因為收購梅鐸出版社的違法行為，而遭到法院下令向受到不公平競爭的同業媒體集團支付7.95億美元的罰款，但是貝魯斯科尼卻在判決後，企圖運用權力來規避罰款。此外，《衛報》也曾經報導，義大利年輕人因為貝魯斯科尼當政，使得用人唯親主義大行其道，缺乏關係的年輕人只得遠走他國工作，甚至最終使得義大利因此產生債務危機。
相較之下，川普在兩黨政治健全的美國，加入共和黨參選，能夠在既有政黨人才庫的基礎上，引進新的人才；並且因為川普不若貝魯斯科尼經營媒體，所以能夠在媒體與司法的監督下，避免用人唯親與利益衝突，從而避免貝魯斯科尼的悲劇，表現出遠為優異的治國績效。
▲美國總統川普曾一度提倡未來每新增一項聯邦管制法令，就必須先廢止兩項舊法令。（圖／路透）
商人從政通常比職業政客更堅持管理的效率與效能，有助改善政府官僚組織的效率與強化政策落實。例如川普當選總統後立刻表示，對聯邦政府多如牛毛且不斷增長的管制感到不耐，認為很多管制措施無非是為了特殊利益團體或是官僚組織所設，因此一度提倡未來每新增一項聯邦管制法令，就必須先廢止兩項舊法令。
但是商人執政後通常也會發現，政府機關無法如企業組織般如臂使指，法律對公務員的保障非私人企業所可比擬，憲政的制衡機制也遠超過公司治理對CEO的控制。因此商人在施政效率表現不如人意時，有權力集中化與擴大政府組織的傾向，例如貝魯斯科尼與同樣由商人從政的泰國前總理塔克辛（Thaksin Chinnawat）都曾試圖修憲以擴權，也都曾在小而美政府的改革口號下，卻以擴充政府組織與人員告終，塔克辛將泰國的部會從十三個增加到二十個。
這或許是作者強調商人與新教倫理之間關係的原因。要能發揮商人治國的優點，不僅需要卓越的領導與組織能力，改善官僚組織的效能，同時能夠引進新人才與新視野活化傳統政黨與政府組織的僵固性，並能夠超越個人利益的限制，在內在的道德倫理上，具有克制自身欲望與擺脫用人唯親的束縛，以企業家發展財富的動力，大刀闊斧的進行變革，為組織帶來新願景。無論贊同川普與否，都無法否認川普為美國舉國上下帶來新的刺激與變革的動力。
（待續）
原文網址: 沈榮欽／川普與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分歧（上） | 雲論 | ETtoday新聞雲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616769#ixzz6AOz8ZgOU
沈榮欽／川普與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分歧（下）
▲據民調顯示，在川普公布競選總統一年後，儘管歷經許多爭議事件，但是支持他的知識份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圖／路透）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商人治國全無劣勢，例如克魯曼（Paul Krugman）曾經舉例，如果一個國家吸引鉅額外資投資， 商人幾乎都認為企業產量因此增加，所以該國會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導致貿易順差。但是，在企業層次為真者，在國家層次未必為真，事實上外資淨流入必定伴隨貿易逆差，因為國家經常帳與企業財務報表不同，凡有貿易逆差的國家必須伴隨以出售外國人資產超過其購買的數量，以達成經常帳平衡。
克魯曼的例子或許部分解釋了，為何多數學院派的學者，對於川普以商人之姿入主白宮並無好感：也許川普無法領會學者們精妙的理論，而訴諸直覺的結果，容易犯了克魯曼以上所說，將國家視為企業或家庭的錯誤。對那些強烈主張自由貿易的學者而言，認為川普與中國的貿易戰給美國的消費者帶來傷害，而川普所抱持的重商主義，正是犯下將國家視為家庭錯誤的經典例子，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經對此嚴加批判，因此川普的表現就像一名抱持陳舊觀念的學生，不為學院中的教授所喜。
而川普所重用的納瓦羅（Peter Navarro）或是庫德洛（Larry Kudlow），也都不是傳統的經濟學菁英。對常春藤聯盟的菁英教授而言，他們不夠正統；但是對川普而言，那些正統的經濟學者，除了重複自由貿易的術語之外，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套應對中國的整體策略。
▲無論喜歡川普與否，他都已經改變了我們所存在的世界，並且美中之間的對峙，將是本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一個事件。（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真實世界的情形，其實要比單純的自由貿易概念複雜許多。正如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強調，自由貿易理論背後其實蘊含各種繁瑣的假設，一旦拋棄這些簡化模型的假設，將自由貿易理論應用在現實世界中，其效果通常並非如此顯而易見。有趣的是克魯曼本人正是策略貿易理論的創始人之一，但是他卻只將策略貿易理論的論點，用來支持中國政府的貿易行為，而對川普嚴加批評。這或許顯示學者們對於川普的反感，並非百分之百出自理論，意識形態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更何況大學之中僅有極少數的學者專攻貿易理論，川普不為學院所喜，必有自由貿易理論以外的原因。
在解釋之前，應該先說明的是，儘管川普或許不受許多知識份子的歡迎，但是同樣必須小心避免媒體的影響，而誇大了這不受歡迎的程度。眾所周知，川普競選美國總統時，從不被看好的共和黨參選人，支持度一路攀升，到後來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並當選總統。當時的民調顯示，在川普公布競選總統一年後，儘管歷經許多爭議事件，但是支持他的知識份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Peter Beinart在《大西洋雜誌》對這個矛盾的解釋是：儘管反對川普的知識份子認為，那些公開支持川普的知識份子無非是為了個人利益，但是美國保守派學術圈中心照不宣的事實是：在全球化論述的籠罩下，美國知識份子已經很久沒有如此強烈地為反自由化的政策所吸引了，川普正是讓他們能夠集結起來反對學術界過度傾向自由派的一個出口。例如奧克拉荷馬大學的保守派大將Wilfred McClay教授表示：「當我們的政治文化禁止那些受到尊重的政治人物提出某些敏感但關鍵的議題時，人們自然而然會轉向那些較不受尊重的政治人物代言。批評川普如何不值得尊重於事無補，因為真正的問題是那些主流的共和黨政客長久以來不尊重選民。」
要了解為何川普不受許多美國大學教授的歡迎，必須要了解美國大學意識形態的變遷。從1990到2014年，美國大學中自由派/極左派的教授增加了20%，根據UCLA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資料顯示，1990年時，有42%的大學教授自認為是自由派或是極左派，但是到了2014年，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60%，而保守派/極右派則從18%降到了12%，其餘則是中立派，也就是自由派陣營的教授數目是保守派陣營的五倍之多，這種現象在學界早非秘密。
但是在另一方面，一般民眾卻與學院的意識型態卻漸行漸遠，蓋洛普調查美國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態，1992年時，有43%的民眾自認為保守派，17%為自由派，到了2014年，保守派減少為38%，自由派增加為24%，其餘是中立派，雖然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差距接近了，但是遠遠及不上學院中自由派數量輾壓保守派的速度，也就是說，美國學院和大眾的意識形態差距越來越大了。
至於大學生的意識形態，在1990年時，保守派為21%，自由派為24%，到了2014年，保守派仍為21%，自由派增為33%，其餘為中立派。也就是說，雖然自由派學生較保守派學生為多，而且25年來，自由派增加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