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李福鐘：習近平的威權統治之路

2019年11月6日星期三

李福鐘：習近平的威權統治之路

Tuesday, November 5, 2019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10月24日在華府的演講，由於針對美中關係、香港問題、美臺關係等十分尖銳的問題表達了川普政府的態度，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多日來國內外媒體已經有不少分析評論。然而迄今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彭斯在演講中三次形容當前的中國為「威權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這個關鍵字「威權」，其實內含相當深刻的政治和歷史意義，因此更讓我相信彭斯的演講絕非隨興之作或虛張聲勢，其背後的捉刀人（影子寫手），甚至是「捉刀人們」，實乃政治學和中國近代史的專家，相當令人玩味。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所謂「威權國家」或「威權政體」，是1950年代歐美政治學者為了研究出現在二十世紀的非民主國家而衍生出來的學術分類。最早的研究對象其實是史達林的蘇聯和希特勒的德國，這兩個政體分別在1930─1940年代的歐洲造成慘絕人寰的浩劫，於是像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或布里茲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這群重量級學者，遂使用「極權」（totalitarian）或「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概念來描述這兩個極右和極左的政體。

在這類型極權國家中，壟斷性的意識形態、高強度的群眾動員，以及無所不在的國家監控與恐懼，是其最主要特徵。有趣的是，希特勒的納粹黨是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而史達林的蘇聯共產黨則是極左的布爾什維克黨，兩者的政治光譜天差地別，但在「反民主」的手段上卻如出一轍，以至於二戰結束後，歐美學者不約而同將兩者放在同一個政體分類中。

然而除了共產蘇聯和納粹德國，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反民主政府，卻不見得擁有那麼強大的意識形態，也並不鼓勵狂熱的群眾動員。1964年西班牙裔的美國政治學者胡安林茲（Juan Linz）於是使用了“Authoritarianism”（威權主義）這個概念來統稱並分析這類型政權。

胡安林茲最初的研究對象是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隨後他的研究模型被學界拿來應用在全球其他獨裁者身上，也都相當適用。包括葡萄牙的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南韓的朴正熙、菲律賓的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印尼的蘇卡諾（Sukarno）和蘇哈托（Suharto），以及臺灣的蔣介石和蔣經國。

胡安林茲的理論最常被拿來分析中南美洲眾多的軍人獨裁政權，在政治學界的影響十分廣泛。因此自1960年後期以來，政治學上對於出現在二十世紀具有「現代性」特徵的各種反民主政體，大抵上要不歸類為史達林和希特勒式的極權主義，或者就是以佛朗哥為範本的威權主義。

政治學者胡安林茲（Juan Linz）。圖片來源：alchetron

毛澤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疑與史達林的蘇聯，或是金氏家族治下的北朝鮮一樣，都屬於極權主義的範疇。在這種政體中，單一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籠罩一切思想和言論領域，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運動被利用來推動政治、經濟、甚至是文化藝術或公共衛生之類的政策。

在這種高強度的群眾動員中，宣傳機器以24小時不歇息的方式洗腦著一般人民，統治者對於人民的要求非僅馴服而已，而且必須是某種狂熱的投入狀態。這種政權的統治形態其實非常近似基本教義的宗教狂熱，政治領袖的角色一如教主，受到難以自拔的信徒們膜拜。

然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放棄了毛派的極權主義統治，改革開放政策下的中南海領導層，不再凡事強調意識形態正確性。原本軍事化管理的農村被允許恢復成傳統的家戶耕作，而城市裡鋪天蓋地的國營體系也出現鬆動，私營工商業被逐步放寬。最終在二十一世紀，出現了類似阿里巴巴或騰訊這類富可敵國的私營企業。

此外，大規模群眾動員的政治運動，也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的偏好。如果以1986年中國學運及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經驗來看，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擁抱群眾運動，反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近二十年來尤其對於地方性的示威抗議都加以無情鎮壓。

總之，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明顯從原本的極權體制，轉向一個有限度允許經濟和社會制度開放的政體。依胡安林茲的理論，這是一種「後極權期」（post-totalitarian）的威權政體，類似於史達林死後直至1990年代初瓦解以前的蘇聯。

彭斯演講中並沒有籠統稱呼習近平的統治為獨裁（dictatorship）或專制（autocratic），而是相當精確使用了「威權」這個關鍵字。可以看出美國官方的中國研究專家相當準確掌握了中國從毛澤東時代以降的政治變遷，同時也以這樣的理論背景來理解習近平統治下的北京政權。

柯林頓與江澤民。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過去三十年來的美國中國政策，原本寄希望於透過逐漸壯大中國國內中產階級，進而影響內部政治環境，最終目標是讓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即是所謂「和平演變」策略。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主政的23年間（1989─2012），美國持續以這一策略展開與中國的政經合作關係。

尤其是柯林頓主政八年期間，與中國之間建立所謂「戰略性夥伴關係」，雙方元首持續互訪。美國即使經年累月付出龐大貿易赤字，然而出於和平改變中國的期望，白宮的中國專家們依然相信憑著自由貿易政策，有朝一日可以讓中國融入全球體系，成為負責任的區域大國。

然而2012年底上臺的習近平，在極短時間內便把美國保持超過二十年的中國夢徹底粉碎。習近平放棄了1992年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外交策略，開始對內高壓統治、對外耀武揚威。由於習近平上臺的時間點，正好是全球互聯網及影像辨視科技達到高度成熟階段，習近平為了進一步對中國人民進行人身控制，尤其是壓制少數民族地區的抗暴行動，於是建立一套全國性的社會評等制度，透過無所不在的公共空間監視系統，以臉部辨視技術確認每一個人的身分並進行管控。

依習近平2014提出的說法，這種政策就叫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從嚴治黨的手段是以反貪腐之名整肅政敵，這並非本文主題；倒是「依法治國」，最終成了嚴格執行人身控制的冠冕堂皇理由。預計全中國到2020年將設置超過六億二千萬部監視器，也就是每兩個中國人就會有一個監視鏡頭進行錄影存證。美國總統川普2017年上臺之後，多次公開以「歐威爾式」（Orwellian）來形容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況，指的就是中共的監視系統，已經布建到仿如喬治歐威爾在小說《1984》中所描述的恐怖狀態。

事實上川普總統在其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已經開始針對中國近三十年來掏空美國、竊取美國財產的貿易行為提出指控，上臺之後更對中國在全球的軍事擴張進行反制。這是一年多來美國開打貿易戰的真實背景，也是川普政府驚覺中國正打算以其經濟實力為後盾，建立全球政治和軍事霸權，所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彭斯在演講中講的夠清楚了：「中國正利用『一帶一路』在全球各地港口建立據點，表面上出於商業目的，最終都可能轉為軍事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