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趁热打铁，再说"红楼"。这"红楼"显著于史，如今已非"五四"运动之故，而是毛泽东遗"圣迹"于此，现在已经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巫魅，颇值得说道一番。】
我在那"五四红楼"旁渡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一直不知道它与我们"新中国一代"有何关系，直到八十年代我偶然走进那里，才发现"历史"整个儿是一个骗局。我当时正在筹划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东方佛雕》，去那里是为了采访中国文物"第一摄影师"，他在文革中独自拍摄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全部造像，却首先被日本人买去全部底片，出了好几本极精美的画册。老头儿对我哀叹，那时中国既无高品质印刷技术，也没有出版社接受他的作品。
我对他的采访，就是在红楼里进行的，因为那里是国家文物局，有老摄影师一间办公室。每天进进出出，总见一楼左侧尽头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书"毛主席在北大工作处"几个字。看到这牌子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躺在华国锋为他盖的天安门那个巨型墓场里了，我也大致晓得他在北大并非读书的学生，而是李大钊负责的图书馆的一个临时工。我便好奇的问了一句﹕
"这个'工作处'，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
"……"老头儿耸耸肩。
"你们可是文物局呀，总不会瞎编出一个'遗址'吧﹖"
"不不。他当初是在那个旮旯，是有'考古'根据的，你没读过有些回忆文字﹖那个角落是当年北大阅览室的进口，他每天摆张桌子在那里登记看谁来读报……。"
老头儿有点不敢往下说了。后来我和老头儿成了忘年交，常去东四某胡同他家中拜访，他除了对中国人无端糟蹋祖先留下的无数宝藏每每唏嘘不止外，高兴了也会备酒与我对酌，扯些别的闲话，他也放松得多﹕
红楼那块牌子，也不是白挂的，里面掌故多了。难道你没听说过﹖主席年轻时来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手下一个管事的，先叫他抄资料，你想主席那一笔龙飞凤舞的字，能抄得出个什么样儿来﹖那个管事的一看，一把扔到主席脸上，"重抄"，他也得乖乖捡起来去重抄呀……这管事的据说活到解放后，一看当年那个抄字的上了天安门，差点儿没吓死过去。还有，北大学生来阅览室，他们进进出出都旁若无人，主席见天儿坐那门口，还得敛住气请人家签个到，签下来的名字，都是"傅斯年"﹑"罗家伦"，如雷贯耳的，主席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所以呀，他后来死整知识分子，是其来自有，同红楼里挂牌子那个位置是有渊源的。别瞧那是个旮旯，咱们读书人，得记住那个地方，要不挨了这么些年整就白冤枉了。
文物局在2001年迁走，这里改成"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复原五四时代李大钊作馆长时的旧景，于是可知那处"遗迹"已成"圣迹"；2008年此地干脆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图书馆抄写员"毛泽东挨训这个典故，私下流传甚广，无非民间泻怨愤的一个小口子，却无可证实。不料毛死后，渐渐清晰起来的一个细节是，当年训斥图书馆见习书记（抄写员，不是现在"书记"的概念）者，乃张申府先生，时任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的助手。"六四"之后，更有章立凡先生，专门请教张老先生与毛的过从，原来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张申府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一八年的暑期，他说得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另有一个更耸人的段子是，毛在北大图书馆时，不仅被上司张申府训斥，还被当时的学生傅斯年打了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一些书籍里有记载。
毛泽东自己有一段回忆，是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起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五四"乃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思想和政治的丛聚，既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与一个颠覆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搅合在一起，难以区隔；又被指"以救亡压倒启蒙"，引领大潮迭起的激进化趋势不已，以致酿成文革红卫兵祸乱；近来更有研究似撬开另一历史暗箱：李大釗於1918年初出任北大圖書館長之後，就開始和在北京的蘇俄人士來往，而彼时蘇俄最忌日本稱霸中國，威脅远东，它一直在煽動中日仇恨，挑起中日戰爭——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否由苏俄暗中策动？这与中共一再强调「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五四'運動爆發」，不会只是巧合吧？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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