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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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香港問題所需要的「新思維」，其實並不「新」。趙紫陽在三十年前的智慧與遠見，就可以供明智的決策者汲取和學習。
選舉代表的權利是保護其他權利的首要權利。拿走這個權利無異於使人淪為奴隸，因為奴隸要服從他人的意志，無權選舉代表的人正是如此。——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
中共改革派元老李銳曾評論說，如果說胡耀邦是黨的「良心」，那麼趙紫陽是黨的「大腦」。中共黨史上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本身就是奇蹟和例外；而他們被罷黜而死的悲劇命運，再次印證中共「優敗劣勝」的權力分配制度。
在中共建政之後的歷任總書記中，趙紫陽堪稱最瞭解香港的一位，他是真正的「知港派」。 早在六十年代任廣東省委書記期間，趙紫陽就研究過一岸之隔的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有向香港學習的想法。故而被毛澤東劃入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首的「修正主義」的圈子內。
當時，在處理粵港關係上，趙紫陽遵循「和為貴」的原則，竭力淡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尖銳矛盾」。一九六一年二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東深供水工程的協定，解決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一九六二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饑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在承受很大壓力的情況下，仍然提出富有同情心的對策——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這些做法贏得外界好評。
在擔任總理和總書記期間，趙紫陽得以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審視香港問題，他把香港問題放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棋局中來考量。趙紫陽也是中共領導人中最推崇自由經濟的人，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十分欽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趙紫陽力主在南方沿海開闢經濟特區，便是希望將香港經濟騰飛的模式移植到大陸。一九八九年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訪問中國時，與鄧小平和趙紫陽會面，曾經感嘆說，蘇聯未能像中國那樣及時展開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為蘇聯沒有香港這樣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城市和通往西方的管道。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在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趙紫陽在任期間和在被軟禁的晚年，曾多次論及香港對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這些觀點，在如今中港矛盾愈演愈烈，「黨人」治港煙熏火燎之際，更加發人深省。
趙紫陽致函港大學生會，支持「民主治港」的原則
一九八四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去信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爭取回歸後普選特首的權利，獲趙紫陽回信承諾「『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當年學生會多名曾任學生會幹事的社會名人坦言，趙函令學生會關心社會、追求民主。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談判，由於事涉港人命運，港大學生會一直關注事件並發表意見。根據一九八三年評議會檔，港大學生會於當年十月聯同中大和理工學生會致函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反映港人對前途憂慮。
事後學生會就香港前途問題「公投」，逾三千名學生投票通過支持學生會去信中國政府爭取香港民主化，內容提及香港必須從速民主化、回歸後香港「民主、法治、人權、自由」必須受保障。其後評議會成立九人小組負責草擬信件，並於一九八四年一月致函中國總理趙紫陽。
同年五月底，趙紫陽罕有回信港大學生會，以書面承諾香港回歸後「民主治港」，信中特別強調「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而學生會在信中對「民主」這一概念作出了明確的定義，包括堅持港人民主治港、中國不干涉香港事務，「將來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長應由市民普選產生」等。這裡的民主顯然不是共產黨欺騙性的「民主集中制」。換言之，趙紫陽深切地知道他支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
有趣的是，佔中運動發起人之一港大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當時擔任學生會外務秘書，參與這一事件的整個過程。戴耀庭在接收媒體訪問時聲稱，趙函孕育了港大學生會的民主信念，而任幹事期間是他民主啟蒙的一部分。
當年有份撰寫致趙函件的一九八三年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現任立法會議員的葉建源回首香港現狀，十分唏噓。他慨嘆說﹕「爭取香港民主是我這一代人的願望，但沒想過三十年後人到中年，香港民主仍在十字路口徘徊，當年承諾仍未兌現、政改諮詢仍講循序漸進，實在拖得太久。」
如果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另外一種結局，如果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和民間追求民主法治的力量早日合流並主導政局，今日之中國必然不會是山河破碎、道德淪喪、貪腐橫行的「索多瑪」。而今日之香港，必然遵循趙紫陽「民主治港」的信念，早就實現雙普選了。那麼，不僅今天的香港將呈現出迥然不同的局面，而且香港的自由與法治精神也有可能被內地所效仿。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良治」的政治遺產，也許能引導困境中的中國走出一條兵不刃血的民主憲政之路。
為什麼選舉是民主體制的標誌？
在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有不少段落記述趙紫陽晚年對香港問題的思考。這些深思熟慮的遠見卓識，絕非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之類的昏君、暴君所能具備的。
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跟友人的一次談話中，趙紫陽直接批評北京當局的香港政策：「在香港問題上，中國也是失策的。彭定康（Chris Patten）在香港搞立法議員民主選舉，其結果是香港人民自己選出來的；中國卻表示到一九九七年後不予承認，要在籌委會內部成立立法機構，以代替之；這也是違反民意的行為。中國委派的籌委會在選舉時，據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魯平就找他說：你不同意，那麼臨時立法委員中就沒有你的份。」
趙紫陽在幾次涉及香港問題的談話中，都強調香港的言論自由不能被剝奪、中央應當尊重香港的民意、香港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應由選舉產生。趙紫陽晚年的很多言論率先在香港媒體發表，他本人因此受到更大壓力，甚至被剝奪出門的自由。但他仍然堅持，發表意見乃是公民的基本人權，憲法中有哪一條規定說中國公民不能在香港媒體上發表言論呢？偌大的中國不遺餘力地封殺一名前總書記的言論，使之只能在香港發表，這本身就是一大怪現狀。
趙紫陽在八九學運中遭到老人幫的非法罷黜，他在晚年漫長的軟禁生涯中痛定思痛，體認到選舉的重要性。儘管趙紫陽擁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度，但由於沒有選舉制度，民意並未形成他的權力基礎。趙紫陽無論是擔任總理還是總書記，他的權力都不是民眾或黨員直接授予的，他沒有經過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他是老人幫在幕後憑己意「挑選」出來作為「接班人」的。老人幫既可以推他上臺，也可以把他掀翻在地，他只能被動的接受這樣的命運。
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南北戰爭的危機中說過：「沒有選舉我們就不會有自由政府；如果叛亂迫使我們提前或推遲全國大選，那可以明確地斷言叛亂已經征服並毀滅了我們。」當南北戰爭剛剛結束，美國政治活動家、女權運動者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就開始為選舉權大聲疾呼：「我們的『路』直通選票箱，沒有變數，也沒有迴旋……我們在重建時期要求共和國的所有公民都具有選舉權。我們不談黑人，不談婦女，只談公民。」可見，在自由人的心目中，「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選舉故，兩者皆可拋。」
此時此刻，尤其需要緬懷趙紫陽，重新發掘趙紫陽的思想遺產。趙紫陽缺乏戈巴契夫或葉爾欽（Boris Yeltsin）的手腕與魄力，出師未捷、功虧一簣，未能終結共產專制體制，是一個悲劇人物。但是，可以假設，如果趙紫陽沒有被老人幫非法趕下臺，他的香港政策必然不同於江、胡、習。
趙紫陽將以香港民意為旨歸，不搞小圈子選舉，不會力挺自詡為北大人「打工仔」的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林鄭月娥，而是將直選的權利還給香港民眾。就連當年被中共喉舌罵得狗血淋頭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立法機構選舉，趙紫陽都基本持肯定態度，要是趙本人主導中央對香港的決策，他又怎麼會像江、胡、習那樣倒行逆施，引發港人走上街頭、奮起抗爭呢？
可惜，歷史沒有給香港人、也沒有給中國人以這條坦途。
唯有「新思維」才能救中國和救香港
趙紫陽逝世十五年後，終於在平民墓園入土為安。但是，在中國的媒體上，趙紫陽仍然是一個不能出現的名字。在一部為鄧小平歌功頌德的電視連續劇中，胡耀邦多次出現在劇情中，而只有一個「貌似」趙紫陽的、沒有標註名字人物一晃而過。反之，中國民間對趙紫陽的評價越來越高，深懷「六四」情結的港人也舉行許多活動紀念趙紫陽。
有香港媒體採訪到趙紫陽的兒子趙五軍。趙五軍罕有地呼籲當局對不同的聲音，包括關於香港的問題，要有「新的思維」。只要當局堅持普通老百姓只有服帖和忠誠，「總是會出現問題的」。
趙五軍說，他的父親趙紫陽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該文件主張用開明的態度來處理香港問題。當時，這份文件還被送到聯合國存檔，以顯示其具有國際公約的地位。如果中共遵守這份聲明中的承諾，就能應得國際社會的尊重。然而，如今中共當局公開宣稱，今天《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一份過時的、失效的歷史性文件，怎能不讓港人群情激奮呢？怎能不讓國際社會憂心忡忡呢？這種流氓無賴翻雲覆雨的手段，豈能符合一個「崛起的大國」和「負責任的大國」的身份？
處理香港問題所需要的「新思維」，其實並不「新」。趙紫陽在三十年前的智慧與遠見，就可以供明智的決策者汲取和學習。趙五軍回憶了他親身經歷的一九八零年代父親同中國派駐香港最高官員許家屯的談話。趙紫陽對時任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說，中共官員不應該插手對香港的管理。「你不是香港總督，你也不屬英國內閣……一九九七年後，我們必須把香港交給香港人。」可惜，六四槍響，趙紫陽黯然下臺，許家屯遠遁美國，他們推行的香港政策也被中共當局棄之如敝屣。
對於父親當年的這段話，趙五軍感嘆說：「如果不是香港和臺灣，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會無法想像。……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始終應作為政治上寬鬆的標誌。」他接著說：「有香港是中國的幸運。我認為香港可以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榜樣。在香港實現民主程序對中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香港的現行制度必須加以保護。」趙五軍還說，他欣賞香港人推進自由選舉和尋求保護他們核心價值的行動。「有些人還是會處於善良的本心去向不公正抗爭的。如果他們都成了奴才和順服的子民，那香港還有什麼意思呢？」這些，大概也是他父親的肺腑之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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