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

卢斯达:香港國族來了,怕都沒用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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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榮光歸香港》,隆重的曲優於詞,歌詞後段又優於前段。但只看作品本身是見樹不見林。除了作品本身,「作品產生的背景」同樣重要。《願榮光》重點在歌外,在孕育它的革命和外侮時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只代表「反送中」,甚至是整個殖民時代(1997-)的反題,是一種新的時代精神。歌曲的作用,類似祭司之於神。可以語言和吟唱的歌,折射了從前一直無法道成肉身的概念 — 香港人的國族意識。
有「溫和派」中國朋友跟我談香港局勢,他們認定香港沒有任何可能撼動北京,但亦不想香港血流成河,又問,「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會激嬲共產黨,「共產黨靠武裝革命起家,你認為他們會怎樣想?光復是想光復到哪裡?革命是甚麼革命?這不是港獨嗎?」
隱藏的部分比顯露出來的更重要
香港大多數人都不會承認「反送中」涉及港獨。有些人持策略性取態:避免給予中共口實,也順從歐美態度 — 歐美作為二戰戰後秩序的當然持份者,也不會樂見分離主義運動,他們對於新國家新國族的誕生,往往十分戒懼並且反對;有些人是因為恐懼:長期的殖民統治,令香港人對群體內在探索存有禁忌,逐漸內化變成文化一部份。尤如森林中的動物,非風動,非幡動,但心一動,逃避的生存本能也會隨時啟動。
五大訴求沒有一項是「要求香港獨立」,大部份人只是反對特區政府、反對警暴等等。然而在中國人「這不是港獨嗎」的質疑中,我也好像無法否認。雖然大部份人沒有知覺,或者口頭上也反對,但整個反送中運動的脈絡,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反殖運動;整個香港,根本是在國族建構的現在進行式。
首先我們反對了中國的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擴張到香港;我們反對了北京的政治代理人 — 林鄭月娥;我們也衝破了「和理非」的教條,直接與北京的武裝代理人 — 警察 — 對抗;之後我們還有人衝擊不民主的立法會,以及直接代表「中央」權威的中聯辦;代表外來政權的國旗和國徵,被塗污,被射落海;「五大訴求」有要求雙普選,而真雙普選的定義,就是否定北京干預、篩選和否決權,而這個選舉只限「香港人」參與,中國人無權,因此客觀上也會造成分離。
《紐約時報》報道《願榮光》時說:「一些抗議者表示,這首粵語歌給他們人在海外聽到自己國歌時的那種感受:一種對家園的集體自豪感。」
中秋晚上的獅子山附近,山上山下的人不時雀躍歌唱,一邊唱,一邊上山。你問他們是否支持港獨,他們也許會否認,表情陰晴不定,但他們會繼續熱烈地唱《願榮光》。這首歌全港大流行,當然不是因為旋律歌詞編曲已臻化境,不是。這首歌流行,是因為藉著它,很多人得以安全抒發那種多年來被壓抑的獨立慾望。
集體吟唱不會立即改變香港仍然受中國統治的政治現實,卻建立了在此政治現實下香港人新的共識 — 香港人是一個國族,卻沒有保護這個國族的國家。
流行現象是壓抑的總和
有很多人會問,活躍參加革命的年輕人,明明沒經歷過英治,懂事以來已經在中國統治下生活,為何正正是他們的反抗最激烈,對中國最不認同?正如革命歌曲和革命共同體,俱在行動中煉成。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分別,在於欠缺共同經歷。在革命現場,香港人是跟其他香港人 — 而不是中國人 — 共同出身入死「齊上齊落」。當中的情緒連結,最終就會變成政治共同體的濫觴。正如抗日記憶,成為新中國的建國神話;現時的一切,也會成為明日的記憶,成為國族的傳說。
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成為群眾選擇的口號,到《願榮光》的作成與傳頌,時代巨輪自己有多恐懼,還是會不由自主開始滾動。正如大多數人為了政治安全,對國族問題通常採取含糊其辭的策略。而越恐懼就越需要《願榮光》,就越會傳播這首歌。即使我們暫時仍抱著「香港不需要成為國族」之類的虛假意識,我們身體力行實踐出來的,就是正在大刀闊斧建立香港人的國族共同體。這不只是以前那種絲絲襪奶茶、正體中文很古雅之類的文化共同體,而是指向位階更高的政治共同體。
香港人的活動,是不由自主的,因為「恐懼成為自己」的意識,和「想要成為自己」的潛意識,在政治現實下劇烈鬥爭不斷。香港人只能分裂出另一個如夢似幻的人格,用類似「發夢」的方法渲泄自己的獨立建國慾望。滿佈「土地」、「光復」意味的歌曲,就是這個夢遊人格的呈現;歌曲本身成為發夢的場地。
不由自主的高熱
很多人不斷表示,希望尋回「真一國兩制」亦反對港獨;自由派知識人會說,國族主義是落後的,本土化的趨勢令人憂心云云,但到了抗爭現場,他們又會被齊上齊落、民眾共同對抗黑警的場面「感動」,這就是不由自主。
你也許一生信仰香港人就是中國人,你也許一生信仰「香港性」就是「混雜性」,但到了國族建立的真實現場,你無法抵抗。你很想,但你做不到。那是高熱,那是戀愛一樣的激情,即使那可能會為我們招來攻擊,我們仍然心馳神往。甚至到了某個階段,你會覺得不被理解,正是你自身存在的證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內容是甚麼?中國人自然對此感到憂慮,香港人也同樣憂慮。因為我們做了一世的葉公,當真龍出現了,我們自己就最怕。然而別人叫「光復香港」的時候,我們自己已經知道下一句,並且很想叫出來。
馬嶽教授在《明報》寫的〈這個夏天:實踐的共同體〉,整篇都是描述香港受國族主義洗禮下的表現,大部份我都覺得很認同,但關鍵位置他又會說「……我們會繼續用我們自己的方法過自己的生活。在這刻,主權國家和國族主義,都變得太過庸俗了。」這就是那種內化的恐懼發作。因為客觀形勢(不論是中國還是國際)都不容許新國族誕生。香港人一向順世而對強權恭順,越美麗的東西越不可碰,即使我們也許明知,民主自由就在那裡,就在國族主義那裡。普遍而言,就像很多活躍反同者最終被人發現自己是深櫃中人,有久遠國族否定史、「都會主義」的香港,也許只是一直在迷失並壓抑自己的本性。
波士頓的政治學者 Liah Greenfeld 是研究國族主義的專家。她曾經跟我談過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她考察早期歐洲史,發現一個自豪於自身的國族建立之後,其他在共同體以外(鄰國)的人,會感到嫉妒。他們因此會模仿先建構的國族,建立自己的國族,而後進國族往往會埋下對先進國族的嫉妒。例如英法之間、法德之間,都有這種傳承關係。
受嫉妒和迫害的輪迴
這個關係的最早案例,是猶太人發明了一神教,自視為獨一真神的選民,建立了屬於猶太人的政治宗教共同體。之後他們就受到了超過兩千年的嫉妒和迫害。因為其他人會想,為甚麼就是你們成為神的選民?因此最早建國的代價,是受到其他人的持續迫害。
她從這個角度,去解構自己國族的受難史:從古埃及—羅馬帝國—中世紀—納粹德國所受到的種種跨國迫害,都是因為一種深不可測的嫉妒。歐洲人無法成為猶太人,於是模仿猶太教,製造了基督教,也聲稱自己與真神建立了往來。在香港,這種動態早就出現。香港人去獅子山掛橫額,親中人也掛;香港人在商場唱《願榮光》,親中人也去唱《義勇軍進行曲》;香港人在外國宣傳「反送中」,中國人也來踩場說「只有一個中國」。
你可以看到中國人的不滿,充滿模仿,也充滿對先進國族的嫉妒。明明中國已經建國,也受到國際承認,但他們也嫉妒香港人的空前團結,感到自己被孤立於此種浴血奮戰之外。香港國族又內建了一套「中國內地」不熟悉也並未接受的價值觀。最後他們對香港的「同情理解」,最多就只是去到了解香港人深受地產霸權之苦,因而對香港人群起反抗「內因」的理解,也充滿經濟決定論的隔膜。
中國人擁有國家,但不是一個有機的國族,似乎在反對其他共同體(如台灣、疆藏、香港之類)的時候,才暫時聯合起來;香港人是一個國族,但並未擁有國家。中國人嫉妒香港試圖建立更多的東西。就像他們不滿香港身為「中國人」,但「額外」擁有更多自由、法治和福利。聲言解放軍、斷東江水、古老的「不是中央照顧你們完蛋了」,都是嫉妒,他們經常指控「香港人有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那就是嫉妒。
中國人的國族情緒,除了是被黨國機器所教育和催化,香港人也有份的,即使他們甚麼都不做,只是迎風而立也好 — 因為香港人不放棄自己一直擁有的信仰和價值,在帝國中顯得異相,因此經常被包圍和迫害。不過,就像我無法也不想淨化「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真正來歷,若果因為堅持自己、堅持正常而受到迫害,那我們自己也只能無可奈何的接受,並視為光榮。不被理解是孤高的山嶺,自有神聖的體統;因為認同而受苦,也是一種愛國的形式。傳統智慧總是告戒,木秀於林是要受苦的,但這就是香港,我們又做不到削骨削肉重新來過。接受自己,領受屬於自己的苦果,是香港的真正成人禮。
無論如何,香港國族在苦難廿中已經誕生。不論是中國還是香港人自身,怎樣恐懼和拒絕,它還是已經到場。香港國族來了,怕都沒用。
——立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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