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章诒和
一九八〇年，右派身分获得彻底改正的艾青，把他恢复创作后的第一本诗集叫做《归来的歌》。归来！不止艾青归来，还有许许多多的诗人、作家归来。不止右派分子归来，胡风分子也归来，历史反革命也归来，现行反革命也归来。从聂绀弩到汪曾祺，从公刘到白桦，其中也有邵燕祥。他们“活着从远方归来”，他们从消失到复活，他们从地狱返回人间。
我与聂绀弩、邵燕祥多有往来，印象至深。别看他们“改正”后的日子过得简单，住房简陋，衣食简朴，但只要一张嘴就不得了，一提笔更是了不得。不是语惊四座，就是光焰万丈。最棒的是聂绀弩，也很棒的是汪曾祺。这些“归来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独特的一群，且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
我与邵燕祥相识于何时何地，已然记不清楚了；但相识后的点点滴滴，却是再难忘却。并非因为我的记性好，而是他的气质、性情、才识总能触动你的内心。以至于有谁相邀，我总盘问人家：“有没有邵燕祥和谢大姐（夫人谢文秀）？”这很无礼——人家作东，你凭啥挑三拣四？但我克制不住，理由很简单：有他在，会面是享受，回忆有收获。
邵燕祥其人，难用三言两语去概括。他对人，无论亲疏远近，他对事，无论大小轻重，都有着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是把所有的生活挫折和精神磨难，都转变化一种“体验”，投到作品中，砸进文字里。一砸一个坑，凿实坚硬。毫不犹豫地给我们的伟大时代和光明社会以“致命的一击”。
加之个人的禀赋修养，思想、情感、意志之表达，决非人们所惯用的思路与方式。因出其不意而令人惊叹，惊叹其精神个性何以如此自然地切入到对象世界里。应该说，这些“归来者”年龄不同，出身各异（如最年轻的胡风分子林希出身天津大户，邵燕祥属于城市平民家庭），而共同的一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即在于他们十几年或几十年地沉沦在社会底层，卑贱又漫长。而痛苦窘迫的生存状态，则促成并强化了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身处“另册”，以及政权与政策所实施的持续打击和孤立，又制造出这些人与时代、社会的“距离”。它既属于生活的特殊形态，又是对社会认知的特殊能力。
邵燕祥是有锋芒的，锋芒在他的文字里。学者孙郁在他的文集里，对邵燕祥是用诗人、战士两种颜色来描绘的。书中写道：“邵燕祥对横亘于观念世界的诸种病态理性，毫不客气地直陈其弊。
吴祖光与‘国贸大厦’事件，人们三缄其口的时候，他出来讲话了；佘树森不幸早逝，人们木然视之时，他出来讲话了；作家被诬告，且法庭判作家败诉时，他出来讲话了。邵燕祥短小的文章，不断在诸种报纸上冒出其中，把动人的声音传递出来。在他的眼里，虚假的‘圣化’已失去光泽。他用犀利之笔，还原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见《百年苦梦——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瞄》）二〇〇七年的开年首日（一月一日），邵燕祥在大雪中写下了辛酸沉重的《新年试笔》。他提醒我们这些快乐人：今年是何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面对半个世纪的暴虐历史，他责问的是自己。他说：“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面对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惨烈经历，他写道：“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一九四九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
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我这不又是没有‘摆好自己位置’的严重越权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对于受迫害的死者和他们的亲人后代，这有什么意义？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分量？”
“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为什么面对过去，我和其他人都很难做到不断忏悔自身。可见，忏悔不是出于普通人的良心发现，而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的历史自觉。这篇“试笔”给我以极大的精神震动和思想冲击，一连数日情绪激动，难以入眠。我不由得联想起一九九五年在西方发生的一件事。那年是二战胜利五十周年，整个西方社会都在谈论一个名字——奥斯维辛。这个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记忆到底属于谁？即谁有资格为奥斯维辛记忆命名？是以犹太人的名义还是以全人类的名义纪念这场大屠杀？结局令人遗憾，各国政要签署的《奥斯维辛宣言》由于要满足众多国家的不同政治诉求，被搞得四平八稳，成了一篇平庸之作。但无论如何人家做了，人家毕竟找到了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描述这场难以名状的灾难和痛苦。与同期以及后来的作家比较，邵氏作品具有以历史反思和自我反省为核心的思辨性。这恰如他自己说的一句话——睁眼看中国，睁眼看自己。当下，一饱一暖以后，人人都想“躺下”，连大学教授关心的都是房子、车子、票子了。邵燕祥却坚持重复着“五四”的声音。在这个失去思想活力的时代，他是不倦的风，始终呼啸着。
生活是长河，多少归人、多少过客，来去匆匆。其中，很多人不知缘何而来、缘何而去，人生含义都没来得及弄明白，就走了。邵燕祥是弄清了自己的来历，也认准了自己的去处。
聂绀弩充满智慧，无论是诗文，还是说话；邵燕祥也同样的充满智慧，无论是诗文，还是说话。二人都笑对邪恶的同时，不忘嘲笑自己。所不同的是——聂的智慧带着某种刻毒，而邵氏智慧则显示出机巧。也不知我说对没有？锺敬文读聂诗，说：“人间地狱都历遍，成就人间一鬼才。”我甚至觉得“归来者”中很多人的文字都带着“鬼气”，包括汪曾祺，哪怕一句家常话，也能飞扬至九天，再呆板的事物都被生动化了。即使貌似零星随意的琐谈，也多为心智理性的感悟。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身处困境，心灵却是自由的！现在多少人模仿聂绀弩的打油诗，却没有一个学像了的。或许，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缺少点“鬼气”。与邵燕祥相识的人，无不佩服他的诡谲幽默。一觞一咏，多睿智调侃之语。他的这个特点，常让我们大感快意。我管它叫“灵气儿”。但凡有邵燕祥在场，我便向夫人提出申请：“请谢大姐让让，我要坐在邵先生身边，好沾点灵气儿。”邵燕祥的特殊敏感，有人说是源于江浙人的禀赋，我则认为这种迅捷的反应能力，与一个人长期身处高压环境下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这就好像久行夜路者，对异样的声音、微小的动静和远处的磷火都能迅速察觉一样。一次，有个饭局，我和邵燕祥都去了。面对满桌菜肴，我感慨道：“终日吃喝，若再嫖赌，邵先生，我觉得自己已然堕落。”听后，他板起面孔对我说：“你这话，跟我说有什么用？要说，就跟禁你书的人去讲。告诉他们，章诒和已经堕落，只惦记吃喝玩乐。这样一来，上边就不会管你，也不禁你的书了嘛！”
再举个例子。二〇〇六年，几个朋友为大律师张思之先生贺八十大寿。一番争执后决定：算章诒和请客，由邵燕祥买单。酒杯斟满，总得有个人代表大家说两句喜庆话吧。谁都知道张思之先生荣辱半辈，风雨一生，谙熟“红尘”于外，“天理”魂魄于内。通达忧患两者调和兼具，谋而能断，迥别流俗。宾客齐集，大家一腔炽烈，可谁都张不开嘴——这包含着喜悦、诚挚、敬佩的颂寿当如何措辞，真成了一道难题。我说：“谁掏钱，谁开口。”几推几让之后，邵燕祥被众人推选出来。
他起立，庄重地说：“今天聚会于此，我们衷心祝贺张思之先生进入八〇后（‘八〇’后为大陆对一九八〇年代生人的流行称谓）。”言罢，举杯即饮，之后坐下。全体愕然，遂大笑。而笑得最灿烂的，就是那位“八〇后”。从此，我们对大律师就“八〇后”、“八〇后”地叫着。
世间有千种人，万般事，百样情，各有面目与分量。你如何对待？又怎样处置？这或许是最能显露一个人的心肠。袁水拍——一个二十岁成名的诗人。抗战时期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一起，在重庆文化界被称为“四大神童”。袁水拍与另外三个“神童”不同的是，他很快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追随革命，忠诚革命。一九四九年后，他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负责文艺部。一九五一年受命同江青一起对武训的历史作调查，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来，调入中宣部文艺处（即文艺局之前身）。处在这样的位置，势必卷入一系列的文化批判运动，如批判武训，批判胡风，批判右派，大小批判文章大多要过他的手。“文革”爆发，他自然成了当权派，经历了无数大小批斗“战役”。
难忍羞辱的他选择了自杀，所幸未死（未遂）。于寂寞中又不甘寂寞，战战兢兢，度日如年，以为只有更加“紧跟”才能幸免于被党弃置。几番思量，他终于给“文化旗手”江青写了“效忠信”，结果在被“解放”后，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即所谓“上了末班车”。“四人帮”一倒，袁水拍便跟着倒下。一个诗人，一个干部，一个随政治风云起伏跌宕而上下颠簸的人，虽难以评说，却成为圈子里笑谈。我的同事就管他叫“袁会拍”，又称“袁十八拍”。一九八二年前后，邵燕祥所在的《诗刊》开座谈会，有时也请他去，但无人搭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令邵燕祥非常难过，甚至后悔请他出席。经过“揭批查”的全过程，上边尽管有了结论，袁水拍仍然得不到人们的谅解，郁郁以终。在他简单的告别式上，有两个人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一个是朱子奇，还有一个是邵燕祥。
最后，要说的是邵燕祥对我写作的帮助。从《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一文开始，我便把初稿寄给他，请他批评指正。当我收到他返回的“一阵风”原稿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凡标点错误、用词不当、提法不妥处，都逐一标示并加以解释，还附上一信。信中写道：“此次，你笔下复活了马连良。我相信，还有多少善良的、也许难免有缺点弱点的亡灵等待着你，等待着你使他们复活……”谈到我的写作，邵燕祥说：“我想，固然有家学渊源为你打底，还多亏中国共产党给你的特殊锻炼，多年铁窗，家破人亡，从体力到精神的摧残……‘玉汝于成’，你也留下了千古绝唱，是你啼血而成。你证明你已对得起这个时代的熔炉和炼狱了……你也对得起死去的父母了。”——邵燕祥字字句句，如夏日夜晚的细雨，每一滴都透进了我的心。望着父母的遗像，泪如雨下。多少年了，我一人独自面对、独自行走；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外表坚硬，内里空虚。快要坍塌的时候，终于，有像邵燕祥这样的人走近我，叫我不要再哭泣，要留点气力，长点精神，明天还要活下去。
百年来，我们这片土地灾祸不断，苦难不绝。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了什么？“瞻天望阙，丹青难把衷肠写。”我们看到的是“维稳”名义下的集权和被成功驯化的良民。所幸，还有像邵燕祥这样的人，在唤醒、警示着我们。他长达七十年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清正本色，读到的是一个当代诗人的痛苦灵魂。
二〇一六年九月于北京守愚斋
（选自《章诒和散文集：句句都是断肠声》，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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