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一直试图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时政评论家白信认为，中共为建政70年的阅兵和庆典以及习近平近年来的许多做法不得不人让人对此产生怀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是否已经摆脱毛邓世时代的政治承诺？而这一切，甚至与中国一千年来平行于儒家精神之外的的另一个社会信仰空间息息相关？
（德国之声中文网）再过几天，北京就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庆祝，包括阅兵和游行。人们会在这次空前规模的阅兵式上看到一个庞大的武装组织展示他们最先进的装备，也能看到跟在装甲纵队后方的”游行群众”如何向一个领袖效忠，再配合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就不难发现一个超级大国的基本面貌。这最后一点，或许才是中国政府此番不遗余力地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所发出的信号，试图表明中共政权已经成功领导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并且可能跨过苏联崩溃的诅咒，在执政70年后继续稳固。
1. 超级大国
不过，人们有理由相信，外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本身，或者说，对于中国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一个超级大国后，仍然保持着高度怀疑。这种怀疑是多方面的：巨大规模的经典鹅步和装甲洪流无法不让人回想纳粹时代的纽伦堡阅兵或者冷战高峰时期通过红场的红军，就像今年4月的青岛海上阅兵仿佛”红海军”（苏联海军）舰队的复活；而近期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危机的阴影更无法不让人纠结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
更基本的，当”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久违气氛重新弥散在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身处北京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个70周年大庆本身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和与民众的强烈疏离，让人无法不怀疑一个缺乏民众参与和欢乐的国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国家的复兴。类似的，但是从历史的维度，面对大庆当中强烈的个人崇拜，以及一些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狂热，任何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都无法不与文革相比较，或者抑制其生理厌恶或恐惧，从而对习试图统一毛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努力产生怀疑。
而对严肃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或者国际观察家来说，如果他们还记得即使在同一个广场接受红卫兵欢呼的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的”中国绝不当一个超级大国”，或者邓小平曾经做出的24字政治嘱咐，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受拙、绝不当头”，就能发现七十年的国庆阅兵和庆祝其最大意义可能在于中国正在迫不及待地展现为一个超级大国，颠覆了毛、邓时代的政治承诺，也不再是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间的有限超级大国，或者邓时代致力于”闷声大发财”的成长中的经济大国。这可能是1949年以来今天中国最大的改变，也是习近平最急于、最乐于向外界表明的，以此增强他在党内和国际的权力或者影响力。
“两个霸权似乎都还没有学会如何相互承认和共处”
但是，就如1907年《克劳备忘录》曾经所警示或开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崛起本身就可能引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冲突，即如最古老也最现实的”修昔底德陷阱”所呈现的中美对抗图景，中国的崛起是否可能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相容已经成为美国和国际外交届最为迫切和长远的中心问题，两个霸权似乎都还没有学会如何相互承认和共处。而这一切，如果要在70周年庆典上寻找答案，似乎并不现实，尽管一些资深政治家们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巨著《论中国》当中凭借他一贯的睿智和丰富的经验得出了1949年以来中共毛邓时代都是理性政治的结论，多少可以让人感到安慰。这也是更多美国的资深中国通们在最近的公开信中所坚持的立场。
类似的，虽然不否认中美之间可能重蹈类似1962年古巴危机的危险对峙，艾利森对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建议也是以持久谈判换取长和平，简直就是冷战经验的翻版。诚然，因为从冷战高潮的1969年起及早转向投入美国和西方怀抱，中共政权避免了1989年后的崩溃，且在调整后继续投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获得政权巩固，并且开始了一个至少形式上的向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政党的转型，但是包括艾利森在内的今天大部分西方世界的观察家们都抛弃了此前抱有的民主化幻想，同意中国将继续保持她的威权主义，而不是融入西方，也就是中共所宣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情景，与七十年前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并且其中许多挂着共产主义旗帜的盛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环顾四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中国却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宪法原则和执政指南，不能不说，虽然凸显了习近平和中共的制度自信，却也难掩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制度孤独。而作为中国革命的结果，中共政权能够建政并且存续70年，却是另一个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同样孤独的共产主义大国–苏联输出革命的产物。这一革命虽然暂时延缓了全球化进程，但是中国依靠1979年后的缓慢转型逐渐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车，得以成长为新的超级大国，并且将全球化推进到一个全然陌生的阶段。
在这意义上，无论毛泽东时代向世界输出毛主义和游击战式革命、还是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更像是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长久孤立的回声，而后者是借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打破孤立、参与到世界政治进程中。因为，如果追溯更为久远的历史回声，就能发现中国长久以来一直陷入”大陆岛”的地缘政治困境，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是充满动荡的逼仄险途，西南通道也是艰险低效，为西南化外民族控制，而面向东南亚的海上道路仅仅在宋元朝代一度繁荣，当郑和下西洋结束后很快陷入明清两朝海禁的自我封锁。至于尔后乾隆皇帝接见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的庚子之乱，这种长久以来的大国孤立所引发的与国际社会的冲突–国际社会的另一面却是亚当.沃森(Adam Watson)所说的欧洲主权国家模式的扩展，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今天中共声称为扭转晚清以来的孤立和积弱、以民族复兴为超级大国目标所呈现的历史回声：既坚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主权国家模式作为东亚秩序基础，又固守儒家天下主义的中国中心主义，在二十一世纪演化成一种奇怪和陈旧的大国外貌。
所以，欲理解中共建政70周年以及这一非西方模式可能对世界未来带来的不确定，就需要从70年执政所基于的中国革命框架，然后跳出去，放在更为长远的历史主义背景中，重新发掘引导其历史发展的所谓隐秩序，一个通过文化基因进行无限竞争和迭代遗传的历史动力，以此观照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代理人中共和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内核。其中，习近平最近几年反复讲的几个关键词，例如”红色基因”、”伟大斗争”和”不忘初心”，频率最高，也颇有深意，暗合着相对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的第二期，即第二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毛主义，也包含着更多本土传统。
只是，这一本土传统之本体论所要求的，恐怕不合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邹谠生前反复强调的将理性选择引入党史研究的方法论，自然也开始跳出基辛格所经历和理解的中共政治的理性主义，可能驱动着中国政治的非理性发展，朝向一个非理性的超级大国，而可能挣脱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新冷战下未来长和平的框架。
2. 毛主义
在习近平执政将近七年后，已经很少有人再怀疑他不是一个新毛主义者。无论从他有意模仿毛的话语修辞，还是重复毛式的个人崇拜与个人威权，或者效法毛发动的以公有制经济和中国制造为中心的”习跃进”、以及跃进失败后的类似毛在大跃进失败后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不忘初心”教育，甚至对”枫桥经验”的高度重视和新近大谈伟大斗争，都显示他有意地以毛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内核、以毛氏的终身执政作为榜样，并自命为1949年后与毛并列的”伟大领袖”。其”一带一路”倡议便可看作效法毛的输出革命，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实行的全球战略，升级毛时代中国作为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超级大国，并在欧洲、中亚和中东展开与美国的竞争。
事实上，自2012年秋天习近平宣布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应该统一认识”的论调以来，1979年以来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无所适从，当他们转向并且努力说好所谓”中国故事”或者解释中国模式的时候面临着各种理论和现实冲突，国际社会也从此放弃了此前中国市场经济可能引发民主化转型的幻想。对于毛主义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统一、进而与习近平的新毛主义路线统一，人们的认识似乎落后于这位独裁者的极权主义发展。
即使在过去几十年林林总总的毛主义研究中，人们对毛主义的理解仍然限于游击战（包括全球范围的城市游击战）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等，中国革命史被简单化为对莫斯科路线的修正和本土化，即毛泽东思想在1944-45年间中共”七大”的兴起–在对日的民族主义战争中，毛泽东不仅夺取了全面的领导权，而且完成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的建政，直至今天被习近平重提。
在2019年最新出版的《毛主义：一部全球史》中，以新清史研究著名的蓝诗玲(Julia Luvell)把毛主义总结为九个方面： 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妇女能顶半边天、批评和自我批评、东方红太阳升、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造反有理、与对立面的斗争永无停止等，构成一个系统化的强调实践（行动）和斗争的革命（暴力）哲学，充满领袖崇拜、浪漫主义和自我否定，很大程度上因此在实力相对较弱的冷战时代，敢于不断发动与西方、东方阵营及不结盟体系在边界的战争，如朝鲜、台湾海峡、中印边界、中苏边界和中越边界，也为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提供了在斯大林主义之外的另类选择，支撑着毛时代的”另类超级大国”。
不过，即使蓝诗玲的最新著作也只能解释毛泽东所代表的本土意识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理化他们的胜利，并不能解释何以在中国化完成之后中共内部仍然爆发近乎全面内战的文革，最初和王稼祥、陈伯达等一道树立毛泽东思想、代表儒家共产主义的刘少奇等党内官僚集团最终成为毛的敌人。瓦尔德(Andrew Walder)的最新尝试《毛统治下的中国：一个脱轨的革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则同样继续了一个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和中共政党机器二元体制的神话，并没有把他最初的”新传统”假说深入下去。类似的，裴宜理虽然从一开始就难得地试图以更大的框架找到历史延续与变迁背后的真正原因，注意到”古老的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将中国革命追溯到十九世纪例如淮北的捻党，也注意到当地以士绅为主体督建圩寨的更为久远的传统，甚至还注意到了二十世纪河南红枪会的信仰和仪式问题，知道这些地方力量与会道门和千禧主义的关系，但是很可惜没有继续深入，错失了对中国革命另一条主线的探寻。
3. 白莲教
而正是这另一条主线，一直延续到毛氏后半生的斗争中。邹谠引述过毛在1971年9月林彪出逃前的讲话，毛称此前50年有过10次路线斗争，前5次都与共产国际有关，而后5次则在内部与高、饶、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等”儒家共产官僚”们展开。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表明，他从1958年开始以”三面红旗”颠覆苏联式体制、引发中苏分裂在先，而1966年发动文革推翻儒家官僚制度的政府和司法机关、高考和教育制度等在后，那么毛自己到临终前的十年统治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中共中央已经于1981年以决议文方式彻底否定后，习近平重新肯定并全盘复活又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新毛主义和毛主义的内核一致性到底是什么，居然能够在中国自1911年进入现代社会后屡屡发挥颠覆性的破坏力量？
虽然，毛在1969年后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路线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且被邓小平所继承最终发展出改革开放政策，我个人也曾经以邓式的极权主义国家化代替毛的极权主义运动来解释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但是这一实用性假说却很难适用在习的路线上，而极权主义国家化在1989-92年后向威权主义国家的转型后，习近平重启极权主义运动和国家化的双重进程还是与邓小平有着相当差异。至于答案，其实就在习近平提出的”初心”、”无我”等口号之中，如同他的讲话修辞刻意模仿毛式口语风格和大量的第一人称使用，也刻意模仿毛式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引用范围，即集中在先秦与汉、明清两朝等，呼应着毛泽东晚年对五斗米教的推崇。
也就是说，在这些原本出自佛教用语的政治口号背后，折射着毛主义本身被人忽视的重要一面：从南宋以来的白莲教政治。这是过去一千年里中国政治里平行于儒家政治抑或所谓儒法表里的政治张力之外推动中国政治的另一条主线，可在今天倍受推崇的王阳明的毕生经历中窥见，两者如何相互融合、分裂和对抗，而白莲教以来直至尔后经历数次转型，始终扮演着中国底层政治的主要动员方式。如元末白莲教在弥勒崇拜和千禧主义的激励下成为推翻蒙古政权的主力，在明朝则因应王学推动的儒释道合一兴起罗教，广募士兵、水手和漕工等，以居士为主的白莲信众其佼佼者甚至常以（道教的）真人自居，再到1796-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和1813年八卦教攻打紫禁城，最后一次大规模上升到主流政治并不限于1900年的义和拳，从罗教演化出来的青帮积极加入民族主义革命甚至1925年对上海工人的镇压。
另一方面，在这些”起义”的间隔期，在禅宗以及白莲教本宗之净土宗浸润儒家文人的同时，”低端”的白莲教却是普通民众直至今天的日常信仰生活，特别以其祖师茅子元所葬地的金泽镇为例，积极塑造着民间（白莲）宗教为动力的城镇化经济。这是儒家精神世界之于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的一个平行信仰空间和社会空间，也是有别于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模式下层级化的市镇体系，却长期被儒家霸权的中国知识传统所轻视，更动辄被儒家-朝廷视为危险政治力量，污名化为”吃菜事魔”和淫祠左道，在元、明两朝都被官府多次严禁。朱元璋甚至对白莲教泛滥严重的松江府采取高税政策，以示惩罚。最近一例便是与白莲教有许多相似和传承的法轮功。
而一向精于三教九流之道的毛泽东，显然深谙白莲教的末世主义和菩萨崇拜的动员方式，暗合从新教革命中衍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包含的千禧主义传统，这或许是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逻辑，都在表面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政治经济学等富有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方法论之外，另据其千禧主义传统而产生出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在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失败后以底层民众为主要动员主体，即白莲教底层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化。其革命路线区别于德国、苏联式的工人革命，土地路线也区别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在与莫斯科派的竞争中胜利后最终与代表儒家伦理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儒家主义和务实主义的路线先后发生根本冲突，尽管毛主义的路线路线长期得到儒家共产主义者的拥护执行、此种冲突也并存在毛和习的个人思想内部，经常发生摇摆。区别在于，毛或自知而习恐不自知。
至于其关联或传承，除了文革时期的个人经历，宗教学者如张彦(Ian Johnson)在其《中国的灵魂》一书里归诸后毛时代中国人的信仰真空和宗教复兴，他还亲身观察和记录了习从正定以来对佛教的连续和特别的关注。此外或许没有更多公开证据表明习和白莲-净土信仰的特殊联系，但是白莲所本之净土宗作为在普通百姓中传播最广的汉地佛教宗派，无疑地便可视为白莲教-底层政治的土壤，这是任何一个笃信毛主义群众路线的领袖都不能不认真面对的。何况近年来这一浅白的佛教甚至以北京龙泉寺的现代传教方式在社会精英人群中得到广泛传播，而本土佛教总体上还被中共当作牵制外来基督教发展的竞争性宗教予以大力支持。
虽然宗教学者倾向于中国汉人的信仰无论儒释道都关注共同的魂魄问题，无关一神教的超越，从而在理论上和起源上难以与原始的萨满做绝对的区分，那可能解释北方民族如蒙古人和满人与汉地的融合其程度之易，酷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但是相对于儒家的实用理性传统，以义和拳为例证的白莲教的非理性主义似乎根深蒂固，且白莲教主导的过去一千年的历次底层起义无不被中共视为政治正确、符合其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那么这种非理性的底层政治传统一旦克服了儒家伦理的桎梏而登堂入室，便可能形成新的白莲教政治。
例如义和拳运动一度对儒家们自我革新的努力——洋务运动造成严重挑战，置帝国于前所未有之危局，而今则完全可能进入新兴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内核，再次放弃儒家技术官僚们数十年改革开放的制度性成果，从内部劫持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重复白莲教长久以来深为儒家所憎恨的“夜聚晓散”高频开会模式对党员们进行控制和洗脑。然后，这一二十一世纪的白莲教政治将以“白莲教左派”的面目出现，区别于保守的儒家官僚，也区别于世界范围如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新著《资本和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所谓“婆罗门左派”——另类的左翼精英阶级，后者面对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无力给予这一现代白莲左派以民粹主义的空间，且混迹于全世界范围的民粹主义浪潮，形成世界范围2.0版的红卫兵运动或3.0版的义和拳运动。
如果幸运的话，中共党内或有儒家继续抵抗，如温家宝一般离任之际发出文革可能再来的警告，那么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内部的非理性倾向或许可以得到遏制，例如毛主义政权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实用主义。否则，如果儒家官僚和文人们都被禁声、边缘化或依附化–如明末崇祯皇帝时期的袁崇焕或者李自成身边的牛金星等，且白莲教底层政治寻找到新的形态或寄主而复兴，抑或儒家官僚们至多也像王阳明时代的儒生们一般，虽尽全力还是受儒家自身局限而难以挽回朝代衰落，如同今日技术官僚们困在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内，那么出身红卫兵的领袖其个人意志便成为国家保持理性与否的关键了。
接下来，如果一个类苏联崩溃的末世主义论调还在继续，那么世界很难期望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愿意接受现有秩序的合法性从而维持稳定，而当一个古老的非理性政治传统死灰复燃，一个新兴超级大国崛起后采取竞争性的姿态来对待现有国际秩序，从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到核不扩散等等，那么当年克劳备忘录所标注的德国式的外交革命以及随之带来世界的不稳定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德国之声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