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徐志摩诞辰120周年。徐志摩去世时，年仅35岁。当后世惯于把他的一生简略成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时，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地不为人知。
事实上，徐志摩1918年8月赴美留学，回国后，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治与思想方面的论争。撇开那些风流韵事，我们才能走近真正的徐志摩。
中国学生口中的布尔什维克
徐志摩曾说："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他到美国后，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可见其决心。
"南京号"抵达旧金山后，徐志摩"横决大陆，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到达伍斯特城，入读克拉克大学历史系，选学课目净是《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等。因学分不够，他在抵美后的第二年夏天，又进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修了4个学分。林徽因曾在《悼志摩》中回忆：
他是常得优等的，听说有一次康奈尔暑校里一位极严的经济教授还写了信去克拉克大学教授那里恭维他的学生，关于一门很难的功课。
但徐志摩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徐志摩与同宿舍的董任坚、张道宏、李济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徐志摩传》作者韩石山说。
在中国政府承认丧权辱国的中日"二十一条"后，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
徐志摩认为，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不可失之交臂。于是，他约了李济、周延鼎等人，在1918年12月21日抵达波士顿，并在次日来到了哈佛大学。徐志摩在哈佛待了3日，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
1919年底，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大都市中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新环境，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成了中国学生口中的布尔什维克。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
1920年，徐志摩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收起行囊，"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想跟这位20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罗素家中的常客
1920年10月，罗素访华，发表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这"五大演讲"，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震动。
这时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开始了一些政治实践。这一时期，徐志摩给梁启超和蒋百里创办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大都是政治话题。
到英国后，徐志摩如鱼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康拉德这样的大作家，又有知识界领袖狄金森、激进青年学者欧格敦这样的社会活动家。1921年春，他在好友狄更生的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即国王学院）就读。同年10月，也是从好友欧格敦那里，他得知罗素回英并拿到了地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并在一个星期后如愿以偿。徐志摩发乎本心的崇拜、夸赞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常往返于剑桥与伦敦，聆听罗素的教诲，参加其倡导的各种活动。"在英时期，要论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人，还是罗素。罗素攻击卑鄙虚伪，提倡世界政府，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的观点，都对他影响很深。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韩石山说。也就在这一时期，徐志摩基本转向了罗素式自由主义的思想。
1922年8月，徐志摩突然决定回国，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徐志摩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步入古老而忧患的祖国现实。
"中国的文艺复兴"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文采和思想所折服。在杭州府中学上学时，徐志摩在校刊《友声》上发表了文章《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篇文章受到了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徐志摩模仿得惟妙惟肖，还因此引起视察杭州府中学的张幼仪四哥张公权的注意，从而牵起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红线。赴美留学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弟子，这既让徐志摩心愿得偿，也为其日后归国开辟了路径。
画家高小华创作的《徐志摩和他的亲友们》
留学欧美期间，师生二人信件往来频频。"梁启超是一个干预社会、敢于担当的文人，其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韩石山说，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以其为首的研究系要做的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搬到了北京石虎胡同7号。这里既是梁启超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的总部，也是其创办的讲学社的总部。讲学社负责邀请国际名人来华讲学，后来泰戈尔访华就是由讲学社邀请的，徐志摩担任其翻译。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各种团体和刊物，既似雨后春笋，又如林立壁垒。
徐志摩从事的许多活动，比如创办新月社，接办《晨报副刊》，都可以说是梁启超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梁启超大概没想到，徐志摩活动的能量太大了，闯出了自己的一方格局。
时政评论家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府军阀混战，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在徐志摩启程回国时，这个乌托邦的提议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法学家王宠惠等人入阁，北大教授罗文干任财政总长。这个内阁实际上是吴佩孚的傀儡，并为曹锟所掌控的国会所不容。随着矛盾的激化，罗文干成了牺牲品，以"卖国纳贿"的罪名被捕。
罗文干的被捕，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谴责这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蔡元培的行动，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1924年，泰戈尔与徐志摩（三排左一）、颜惠庆、林徽因（二排左二）、恩厚之等人在景山庄士敦家门口。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独立的思考。1923年冬，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一说要办《理想》杂志，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下《政治生活与邻家三阿嫂》《青年运动》等文章。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这类文字。
徐志摩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阵地。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现行的中国政治的意见，都刊登其上。1926年3月12日，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平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三一八"惨案，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杨世恩等人都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不过，"徐志摩有政治上的义愤，却没有多少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政治现实和民族存亡。后来'济南惨案'，他也在日记中痛陈，'日本人当然可恶''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没有一件我们受到人家侮辱的事是不可以追原到我们自己的昏庸'。"韩石山认为，《晨报副刊》这个阵地，正好展现了徐志摩批判社会的实力与勇气。
（摘自《环球人物》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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