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者按：从四面出击的大冒进招致四面楚歌式的天下围堵，急转弯到不得不自己擦屁股、四处灭火的习氏外交，竟然被化妆的成了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现代版合纵连横，除了骗骗惯于自慰的脑残愚民，还有谁信？奥巴马仰仗这样的专家制定对华政策，遭到挫败是必然的结果！倒是中南海的大外宣，或又发现了一位大作手……】
麦艾文：从中国全球外交看其领导层对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回应：避免对抗至关重要
2019-03-27
来源：钝角网 作者： 作者： 麦艾文(Evan S. Medeiros);侯沫/译
钝角网"按：本文英文版的原文首发于斯坦福大学《中国领导层监督》2019年第三期，原题《中国作出反应：评估北京对于特朗普对华新战略的回应》，钝角网特此翻译，供大家参考，今天发出下半部分，略有删节。作者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顾问，白宫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现为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首任主席。
中国的全球外交
中国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为我们理解北京对美国政策的改变作出了何种回应提供了额外的洞见。即使当中美关系在2017年年末和2018年恶化之际，中国仍然在追求多重的国际目标。北京试图令国际社会确信自己对于多边主义和开放市场的承诺，试图稳定亚洲周边地区，从而避免美国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试图在跨大西洋关系削弱之时在欧洲为自己创造出机遇，还试图进一步扩张自己与俄罗斯的经济与安全联系，以便制衡美国强权。后三种行为在不同程度上是与中美关系的恶化相关联的，尽管关联程度的强弱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稳定亚洲周边地区
开始于2017年、加速于2018年，中国采取了各种步骤，以改善自己与亚洲地区传统对手的关系。在这一方面，中国改善与印度、日本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努力最具有启示性。
在2017年6月发生洞朗边界争端后，习近平及中国决策者以专注且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试图稳定与印度的关系，令其实现正常化。在2018年4月，习近平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前往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为中印关系的未来展开战略对话(这是以2013年6月的中美"阳光之乡"峰会为模板)。这是习近平首度在中国安排此类与外国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就更不必提是首度与印度领导人进行非正式会晤了。结束武汉会议之后，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为本国军队管控边境的紧张局势提供"战略方针"，并"指导"本国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建立互信的措施，在两位领导人之间设立热线，并且在阿富汗共同建设一项尚未确定的联合经济项目。莫迪还邀请习近平于2019年对印度进行回访。
2018年时，北京或许支持了——至少也并未反对——令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努力。莫迪首度出席了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也是莫迪在三个月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2018年时，印度军队首度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中国和印度还决定在中断了一年之后恢复规模不大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一为期十四天的演习专注于反恐怖主义行动。莫迪还作出了有趣的姿态，同意和普京及习近平一道，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席间进行三边会晤。这仅仅是三国领导人十二年来第二次举行此类会晤。此外还能够反映北京对新德里的态度发生转变的一点是，在2018年南亚的两起地区危机期间——分别是马尔代夫危机和斯里兰卡的宪政危机——中国和印度都采取了克制的行动，以避免自己被卷入其中。
2018年时中日关系的进展不同于中印关系走过的轨迹，原因在于北京方面的诸多动机。东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2017年有所改善(这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同)，但进展是缓慢和时断时续的。有可能双方都专注于2018年，因为这一年是中日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四十周年纪念。在过去——也就是1998年和2008年——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纪念日均被用于重启中日关系。但在2017年时，中日双方似乎难以为双方关系的突破创造动能。北京依然不确定日本是否真的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而且北京可能还犹豫着希望观望自己能够从东京处得到哪些好处。
当美国于2018年年初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政策时，中日交往的速度和广度都明显加强了。东京和北京采取了许多重要的举措，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改进双方关系的政治意愿。2018年这一年始于日本外交大臣河野太郎对北京的访问，这是日本外交大臣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首度访问中国。随后在4月时，日本和中国在东京召开了第四届"高层经济对话"，这是八年来的头一回。这表明贸易和投资将推动中日关系转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当月也访问了东京，从而延续了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并为未来更高层的访问进行了准备。
首个重大突破发生于5月，当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了东京，这是中国总理八年来首度访问东京。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此次访问日本的目的是出席日本-韩国-中国三边会议。由于中国不愿意参加——可能是因为与日本的关系处于冰冻期——此类会议在过去三年内都没有举行过。在这场会议上——会议期间正值美国对自由贸易协定表示批评之时——中日韩三方都同意加速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另外一起能够反映中国致力于改善与东京关系的事件是，北京在夏季批准了多项重大的日本投资，包括日产和丰田汽车公司专注于开发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投资。
不过，中日关系的转暖还不只体现于经济关系方面。在双边军事交流中止了六年时间之后，作为笹川和平基金会会议的一部分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访问了日本。更加重要的是，在李克强5月访问日本期间，双方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在两国之间设立了处理空中和海上意外事件的热线，以便在任何意外发生时加快双方沟通的速度。重要的是，这项协定还含有关于海军直接相遇时的行为准则这一内容。
中日关系中的主要进展发生在2018年秋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了北京，这是日本首相七年内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在此类访问的准备期间，通常都需要先进行一系列互动，以便为双边关系注入动能。9月时，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顾问谷内正太郎举行了第五届高层政治对话，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为了进一步为此次访问做准备，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在5月时通过电话进行了通话，并且在9月时一场于俄罗斯举行的峰会席间进行了会晤。最终，安倍晋三于10月访问了北京。
安倍晋三的访华部分出于象征意义考虑，部分出于实际意义考虑，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就象征意义而言，这虽然不是国事访问(因为安倍晋三并不是日本的国家元首)，但中国为此次"正式访问"增添了足以表明其重要意义的元素。此外，习近平公开表达了对于日本海外发展援助的赞赏，这是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首次作出此类表述。就实际意义而言，中国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日本对于"一带一路"项目合作提出的所有标准(例如债务可持续性)，由此提升了真真正正共同建设这些项目的可能性。安倍晋三此次访华的经济成果主要体现于投资谅解备忘录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协定，例如货币互换安排以及将令日本成为一个人民币结算港。就东海的争端而言，没有迹象表明取得了任何进展或是退步。中日双方显然都决定在此次峰会上将这一问题搁置一旁。
据说中国在亚洲的第三项——尽管规模较小——外交动议是在包括与南海争端相关的问题上努力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在习近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他对菲律宾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十三年来首度访问菲律宾。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同意将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们还签署了一份具有争议的关于对南海进行共同开发的谅解备忘录，同时中国还承诺将对菲律宾进行投资。除此之外，北京还继续在改善与缅甸的关系方面取得进展。作为一项信号，来自中国和缅甸的高级官员签署了一项具有争议但雄心勃勃的协定，以便开启缅甸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的第一期工程，这有可能赋予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能力。
或许中国针对东盟国家最重大的举动发生在2018年8月东盟区域论坛的年度会议期间。中国和东盟就统一的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一致。这是自2011年通过《关于执行中国-东盟关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的指南》之后，北京朝着落实行为准则的文本迈出的可信的第一步。许多障碍依旧存在，但有些专家认为，这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程序性步骤。同样在2018年，中国和东盟进行了首次海上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在中国进行，共有八艘船只参加，包括海军能力十分弱小的国家在内的东盟全体成员国都参与其中。在经济方面，中国和东盟同意将2001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从而将"一带一路"项目纳入其中，并且设定了到2020年实现双边商品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新目标(2017年的双边贸易额是5181亿美元)。
当然，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接触受到了其行为其他方面的限制。2016年菲律宾总统大选后中国与该国关系交上了好运，相较之下，新当选为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于2018年夏天访问了中国，以重新确定中国和马来西亚双边关系的条款，包括取消某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项目，并就另外一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项目重新进行谈判。然而，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在2018年紧张依旧。中国阻挠了越南追求一个天然气开采项目的努力，中国派出的H-6K轰炸机飞越了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南沙群岛中的七个人工岛上部署了反舰和空对空导弹。
寻求机遇：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让我们离开东南亚，转向西方。2018年时中国对待欧洲——既包括欧盟，也包括欧盟成员国——的态度清晰地反映了其对美国政策的应对。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状态的加剧(而且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北京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在针对欧盟的外交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对于中欧关系而言，2016和2017年是艰难的两年。由于存在诸多分歧，一年一度的中国-欧盟论坛未能达成联合声明。总体而言，布鲁塞尔认为北京在各条阵线上都裹足不前，例如投资条约的谈判、一年一度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高层对话，以及人权对话。无论是在欧盟成员国中间，还是在欧盟层面上，中国向欧洲的钢铁出口在政治上都变得敏感了。以德国为首的多个欧盟成员国都对中国大量并购欧洲技术公司并且借助产业政策来与在中国做生意的欧洲公司展开竞争愈发感到担忧。北京则对欧盟不愿意赋予自己市场经济地位以及要求在联合声明中加入"互惠"和"价值"等字样感到沮丧。欧盟还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采取了针对中国的行动，尤其是在太阳能面板问题上。
随着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这种情况在2017年愈演愈烈。多个国家提议创建一个专注于中国的全欧盟范围的投资筛查机制(这一建议最终在2018年年末被采纳了)。2017年4月时，27名欧盟成员国的大使共同签署了一份内部报告——这份报告最终被泄露给了媒体——强烈批评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于2017年6月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国-欧盟峰会上，经过了数周富有建设性的谈判之后，北京在最后时刻拒绝在再度确认中国和欧盟各自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的联合声明中加入有关重点优先事项的内容，以此来对欧盟不愿意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表示抗议。结果就是，2017年的峰会连续第二年未能达成总体性的联合声明。
中国针对欧洲外交的基调和内容在2018年发生了剧烈转变。在2018年的前六个月中，习近平接待了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荷兰首相吕特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其中马克龙和特雷莎·梅进行的是国事访问(就特雷莎·梅而言，她的访问相当于国事访问)。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传统上被中国认为是欧盟政策的推动者。在所有这些会晤中，中国都显示出了对于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承诺以及对于应对欧洲长久以来对于市场准入、贸易秘密保护以及中国产业政策等问题的担忧的意愿。在2018年的晚些时候，中国还作出了有利于欧洲公司的重大投资决定。北京宣布宝马公司将成为首个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占据多数股权的外国公司。北京还允许瑞士的瑞银集团成为首个在证券业合资企业中占据多数股权的外国公司。鉴于中国在2018年年初对汽车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实行了自由化，中国官员可能会尝试表明这一点——此举的首要受益人是欧洲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并借此赢得欧洲的支持。
另外一项能体现出中国对欧洲示好意图的举动在于，中国在于2018年7月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国-欧盟峰会期间，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中国和欧盟自2015年以来第一次达成了联合声明，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欧盟视为当务之急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灵活性。中国不再坚持要求欧盟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在2018年的联合声明中，中国对下列内容表示了同意：将支持《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朗核协议的文字纳入其中(北京在2017年时拒绝这么做)，加速有关投资条约的谈判，成立一个旨在更新全球贸易规则的工作组，并考虑欧盟对于中国政策的担忧。欧盟则不再坚持在联合声明中使用"互惠"等字眼，同意将非常宽泛的关于南海的内容纳入其中，并且同意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的互联互通倡议的协调性。欧盟官员还成功地抵制住了中国关于特别点名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的主张。中国则终于同意将针对北京经济政策的内容纳入其中。
鉴于欧盟对待中国的态度在2018年变得更加强硬了——这不仅仅事关经济问题，还与北京在西欧以及东欧的政治影响力有关——中国在峰会前夕和峰会期间与欧盟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就更加值得注意了。为了使这一年变得圆满，在前往阿根廷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途中，习近平先是对西班牙、接着对葡萄牙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表示中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并且诱使马德里和里斯本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中国对欧洲的接触在2019年仍在继续。北京建议在4月时再举行一次中国-欧盟峰会，这距离上次峰会过去了仅仅九个月时间。作为诱饵，北京还针对贸易条约提出了更加优厚的谈判议程。除了中国-欧盟峰会之外，习近平还计划访问欧洲，将先是在巴黎、随后在罗马进行战略性的停留，以便把握驱动有关欧盟未来的辩论的诸多政治势力。
中国针对欧洲的外交行为的演变反映出了一系列与美国政策变化相关的动机。首先，到2018年时北京已经不再担心强调和欧盟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会冒犯到特朗普。其次，鉴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对于中国的观点都变得更加强硬了，北京试图阻止它们携手共同反对中国。第三，鉴于中国和欧盟都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感到担忧，北京或许希望从欧洲处寻找到与美国打交道过程中的制衡力量。
制衡美国强权：俄罗斯
最后，就中国的对外行为而言，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改变作出了何种应对提供洞见。许多书籍和文章都已经详细地表明了，中俄关系的核心动机之一在于制衡美国强权、制约所谓美国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莫斯科和北京都不需要额外的动机来通过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制约美国。但美国的政策还是为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这样的动机。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及军事互动在2018年加剧了，据说其原因可以归结于——无论是就其速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特朗普对待中国更具对抗性的态度。换句话说，尽管中俄关系早就走上了一条积极的曲线，但随着俄罗斯令北京感到愈发舒适，这条曲线的斜率可能变得更大了。至少，习近平或许不那么担心美国对中俄合作的反应了，因而愿意为此采取更进一步的举动。
2018年时，习近平和普京(以及两国政府)展开了密集的互动。习近平和普京见了四次面，还分别访问过一次对方的国家(迄今为止，他们已经会面过二十五次)。普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习近平则首度来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远东经济论坛——此前的三次邀请都被推后了。鉴于这一新成立的论坛在国际上只处于边缘地位，促使他参加的最有可能的动机就是与普京会晤并对其振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倡议表示支持。其他数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2018年同样和普京进行过会晤。王岐山在5月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杨洁篪在10月于索契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瓦尔代论坛上、李克强在11月的东亚峰会席间，都与普京进行了会晤。在2018年总计共有两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王岐山)及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俄罗斯与普京进行了会晤。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国务的任何指标来衡量，这样的互动都可以被称为生机勃勃的。
在中俄两国高层频繁互动的背景下，两国领导人使用的公开语言不只是在于扩大国际合作，更在于表明彼此之间亲密的私交。在普京于6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发表的讲话和签署的协定暗示他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习近平表示："我本人和普京总统都同意，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和俄罗斯将在国际事务中增进相互支持与协作，并深化战略合作。"2017年的联合声明开头只是模糊地提到了联合国及全球化的重要性，相较之下，2018年的联合声明开头则提到了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2018年的这份文件随后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前景及进展。能够进一步说明中俄关系轮廓的是，在普京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表示："普京总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普京则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唯一和我一道庆祝过我的生日的国家领导人……我们一起喝了几杯伏特加、吃了点儿香肠。"在于中国举行的一场有七百人参加的庆典上，习近平授予了普京史上首枚"友谊勋章"(该勋章创设于2015年)，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除了会晤和声明之外，在2018年中俄合作最为广泛的领域恐怕要数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尽管多个维度上的双边军事合作已经进行了数十年时间，但随着大规模军事演习的举行，这在2018年又引人注目地前进了一步，2018年9月时，中国进行了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军事部署，共派出了3200名士兵、一艘航空母舰以及大量军事设施，参加在俄罗斯沃斯托克举行的2018军事演习。这样的规模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通常而言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其他国家一同进行的军事演习涉及的人员数量都要少得多，一般都是从十来人(一个班)到数百人(介于一个连和一个营之间)不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少派出超过1000人参加此类军事演习。
此外，这还是俄罗斯自从198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在八十年代时，中国有可能曾是此类军事演习针对的目标。因此，中国参与这一军事演习具有象征价值，这表明如今中国成为了俄罗斯的伙伴，而不是其目标。中国国防部将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称为"结伴不结盟"，但两国政府都十分小心谨慎，以至于不情愿谈论2018年沃斯托克军事演习的目标。非官方媒体则不像这样闪烁其词，而是指出了两国均对美国感到担忧以及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具有联盟性质。这次军事演习实际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规模以及中国参与部分的质量表明两国的军事关系正在向着相互可操作性的方向迈进。据俄罗斯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表示，"中俄两国开启了军事合作的新篇章。对于俄罗斯而言，邀请一个未结盟的国家参加这样一场演习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与中国的合作不会是一次性的事件……这两个前敌对国家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是实实在在的，经过一定的时间，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更加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倾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军事计划与战略"。
这场演习——既包括俄罗斯对中国的邀请，又包括中国对邀请的接受——比两国之间过去那种专注于俄罗斯对中国武器销售和规模不大的军事演习的军事关系更加重要。这场演习是截然不同的。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在一场军事演习中向海外部署如此多的军力——这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向华盛顿和全世界传递出的关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近乎联盟关系的信息显然令习近平和普京都感到很满意。尽管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习近平之所以愿意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但中国的这些举动远远超过了此前中俄军事关系的轨迹之外。因此有理由认为，习近平接受了俄罗斯的邀请并且并不担心华盛顿对此作何反应，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和行为发生了转变。
结论
上述对2017至2018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之后中国的言论及行动的审视绘制出了一幅相对清晰的关于中国应对方式的画面。有些言论和行动是意料之外的(至少是出乎本文作者意料之外的)，由此为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来源和规律提供了有用的洞见。本文的分析还为美国决策者开出了处方，尽管这些处方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检验。
尽管华盛顿所采取的更具对抗性的对华战略向中国提出了独特的挑战，但这并未引发中国内部的震荡，似乎也并未催生新的对美政策(或是应对全世界的政策)。相反，习近平用一系列以克制、调校、适度乃至投机为特征的政策予以回应。这也就意味着管控特朗普政府，从而避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降低损失并争取时间，希望缓和华盛顿那些更为尖刻的要求。中国与印度及日本等亚洲地区的大国修复关系的努力便表明了这一点。就性质而言，北京的意图很可能是防御性的，即应对那些可能会分散自己注意力的地区性问题，并且/或者避免这些地区大国被吸引加入美国领导的旨在限制中国的联盟。北京针对欧洲的外交行动或许更加雄心勃勃。中国试图迅速与欧洲修复关系，以期在跨大西洋关系陷入低谷的这段时间用共同的事业将中国和欧洲联系起来。中国的举动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与此同时，欧洲对待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治理的态度总体而言也变得更加强硬了，以至于盖过了欧洲对特朗普的沮丧情绪。中国似乎解除了对俄政策中目前存在的那些限制。如果说避免令华盛顿生气的想法曾经限制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在2018年似乎已经发生了改变。习近平和普京公开表达了彼此之间亲密的私交，并且表示愿意密切合作，从而有可能最终催生或许会限制美国行动自由的行为，例如军事合作行动。至少北京在2018年似乎不那么担心某些外交行动可能会疏远美国了，尽管北京仍在谨慎地试图避免中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为彻底的敌对关系。
最后，这篇分析文章还为未来的对华政策调整埋下了种子。人们常常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正确的——与中国对抗会成为一项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核心理念曾催生了许多决策者和学者的作品，他们通过以最优的方式"软硬"——威胁和安抚——兼施，来塑造中国的国际行为。我的研究结论表明，与其说中国对于竞争性——如果说不是对抗性的话——美国对华政策的回应是在另起炉灶，不如说是对过往的延续。换句话说，根据不同的具体形势，中国或许并不会以牙还牙。中国对美国更具竞争性的战略和政策的回应或许将受到这一事实的重大影响：避免与美国对抗对于北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除非彻底相信美国的战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否则中国不太可能迅速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全面与美国敌对。
中国领导人在针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向作出回应时，并非是执行了与之对等的政策。恰恰相反，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降低风险的措施，以避免与美国及其在亚洲盟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展望未来，在适当的条件下，对风险和摩擦加以审慎、明智且可信的运用，或许有助于鼓励中国作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举动，尽管这些举动的质量和持续时间都是不确定的。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麦艾文：面对美国的敌意，中国采取非对抗性的战略是领导层精妙调整的结果
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似乎很少受到两国之间经济关系严重的紧张局面的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在这段时期，接触、对话和讨论自始至终都在继续进行。某些高层对话在2018年未能进行(例如2017年在海湖庄园建立的四个渠道)，这也是因为华盛顿不希望进行此类对话。因此，很少有迹象表明北京对自己的美国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并转而选择更具对抗性的政策。面对着华盛顿强硬的话语和行动，北京专注于保持接触，用希望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方式作出回应，并且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钝角网”按：本文英文版的原文首发于斯坦福大学《中国领导层监督》2019年第三期，原题《中国作出反应：评估北京对于特朗普对华新战略的回应》，钝角网特此翻译，供大家参考，今天发出上半部分，略有删节。作者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顾问，白宫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现为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首任主席。
从2017年年末开始，中国领导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项全新的且令人不安的外交政策挑战。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与中国公开对抗的政策。这一政策始于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例如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施加了一轮又一轮关税，以及其他行动。本文将对中国在对待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方式中体现出来的中国针对美国政策的转变作出的外交回应进行分析。本文的观点是，中国本身并未采取对抗性的战略。恰恰相反，北京的回应专注于避免与美国对抗、防止与美国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其举动包括推迟内部关于执行新外交战略必要性的重大争论。针对世界其他国家，北京采取了步骤以稳定其亚洲周边的近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以便降低与华盛顿的冲突为自己造成的损失。北京还在寻求机会以扩大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力(在美国撤出的那些地方尤其如此)。北京还对与其他和中国一样希望限制美国强权的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投资，尤其是俄罗斯。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变革的源泉及其模式，对于决策者和分析人士而言，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十分有趣的话题。考虑到近来全球政局的变化，这一话题变得愈发令人感兴趣了。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而言，会造成最为深远影响的变化之一便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并执行了“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特朗普治下，美国批评并且破坏了(尽管并未彻底拒绝)美国外交政策的某些传统支柱，这其中包括联盟、开放的贸易与投资机制、民主与人权，以及多边机构。
这样的变化向中国提出了诸多巨大的挑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采取的对中国公开对抗的姿态。特朗普政府给中国打上了“战略竞争对手”和试图改变既存国际秩序的国家等标签，随后又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并采取了另外一些竞争性的经济政策。这些举动不仅令中国领导层感到吃惊(此前，特朗普就职之后的最初八个月相对而言是具有建设性的)，还为中国当前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相对而言不熟悉的问题：应该如何对中国最为重要的外部关系的对象采取的公开敌对姿态作出回应?
本文审视了中国针对这种战略作出的回应。中国是如何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转向的?这一点又能够令我们了解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什么?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向不以急剧或是快速的转变而著称，但北京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回应却是显而易见的和至关重要的。北京的举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令我们能够凭此判断习近平是如何对外部压力以及对自己的内外目标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作出回应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回应或许会为我们理解当下和未来塑造中国外交利益、偏好和行为的外部势力提供经验。
就分析问题而言，这样的评估方式面临着一大挑战，出于透明性和分析上的诚实性考虑，应该在一开始便强调这一点。本文详细探讨的中国的某些讨论、争论和行为，其开始时间是不确切的。因此，将中国的某些(但不是全部)回应与美国政策的转变直接联系起来是困难的，因为这些回应的源起可能在于别处。尽管如此，本文的论据依旧试图在特朗普的政策和中国的回应之间确立可信的相关性。此外，尽管中国的某些政策可能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开始了，但在特朗普当政期间，这些政策的执行可能加速了，并且/或者促使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华政策逐渐变得强硬了。不过，考察导致中国的行为发生所有这些或大或小变化的其他可能原因，超过了本文的范围。本文试图尽可能透明地揭示中国态度变化的性质：这是重大的、逐步的，是对过去行为的加速。
先对本文的主要发现作一概括。中国的反应远不是对抗性的，而是要更加审慎的多，有时甚至可谓意在和解。北京主要专注于降低不利的风险，并在有限的程度上，寻求获得有利收益的机会。习近平的回应包括下列内容：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并管控美国的要求;推迟中国内部关于执行对美新战略必要性的重大争论(并推迟得出相关结论);向国际社会保证中国将成为稳定与繁荣的源泉;稳定其亚洲周边的近邻，以便降低与华盛顿的冲突为自己造成的损失;寻求机会以扩大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力(在美国撤出的那些地方尤其如此);对与其他希望限制美国强权的国家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投资，尤其是俄罗斯。
本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针对美国的政策，中国在言语和行动上的反应。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对亚洲、欧洲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所体现出来的那些反应。
中国的对美政策：一贯性与克制性
中国对美回应的首要特点在于，总体而言，北京试图稳定中美关系，缓和美国的行动，并管控双方存在分歧的领域。这一态度体现于三个领域：中国的公开言论(既包括权威言论，也包括非权威言论);中国内部的争论;以及中国的外部行为。诚然，本文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针对美国的某些政策，中国并未进行“还击”。然而，北京的大多数做法都如同下文将加以表述的那样。
中国的言论
首先，面对着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关于特朗普、对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公开言论是相对克制的。在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年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于2018年年初发布“国防战略”之后，针对这两份文件对中国的尖锐批评和刻画，中国作出的一系列声明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态势。
正如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在2018年五月的《中国领导力监控》中作出的专业总结那样，中国官方和非官方均批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是冷战思维的反映，“追求的是零和博弈”，是被“傲慢和错误的信念蒙蔽了双眼”。与此同时，中方消息源还“对未来中美两国的合作表达了希望，希望以此避免冲突，并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近来，对于2018年下半年传递出的中方观点的评估确认了这些观点在整个2018年具有一贯性。根据斯韦因在2018年十二月的《中国领导力监控》中作出的评估，“尽管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敌对态势愈演愈烈，但自从2018年五月以来，中国的权威消息源在总结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局势时，传达出来的大体上是充满希望的、积极的态度，尽管带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限定条件”。
2018年和2019年中国有关美国政策的官方声明的均衡性和克制性与中国政府在表达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分歧时所采用的策略——权威性和非权威性的信息来源都反映了这一点——截然不同。例如对中国而言，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位外国领导人表明对其敌对情绪更加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后并未试图将特朗普妖魔化。事实上，中国的权威信息来源根本没有批评特朗普以及其他以鹰派观点而著称的美国高级官员(例如彼得·纳瓦罗)。中国媒体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中国的演说作出的尖锐回应是个例外，但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是非官方的信息来源。
这种做法与中国在其他时期针对美国发表的声明以及对待其他外国领导人的方式形成了反差。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在过去曾发表过极具批评性的公开声明作为回应，例如1995至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期间、1999年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期间、2001年的南海撞击事件期间，以及2004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等等。就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12月参拜具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之后，在英国首相卡梅伦于2012年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在法国总统萨科齐于2008年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对这些领导人都提出了严厉批评。针对安倍晋三，北京还展开了一场通过国际媒体将其妖魔化和孤立的国际运动。针对卡梅伦和萨科齐，中国都在数年时间里冻结了与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切断了所有高层往来，直到这两个国家同意转变自己的立场。自此之后，再没有英国或法国领导人会见过达赖喇嘛。
中国的争论
评估中国针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作出了何种回应的第二种方式是考察2017和2018年间中国有关美国政策的争论的性质、时间和轮廓，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之后。在过去，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曾引发过中国内部活跃的争论，这些争论(当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些内容时)为我们考察中国针对美国乃至更加广阔的国际体系的政策走向提供了有用的晴雨表。
从2019年年初开始，最为引人注目的进展就在于，针对中国的对美政策或是中国政策的新走向，缺乏生气勃勃、范围广泛的内部争论。例如，没有发生过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后那种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激烈争论。类似的，中国内部也肯定没有出现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柏林墙倒塌或是苏联对东欧掌控的终结之后那种深思熟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2018年时面对美国政治的急剧、公开的变化——“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发布表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内部并未发生争论。然而，争论的内容是狭窄的，并未催生出任何新的结论。其结论似乎是，中国应该继续推行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维持平衡这一政策，而不是采取更具对抗性乃至敌对性的政策。
从2017年夏天开始，发生了一场关于面对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中国是否应该将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评估从“战略机遇期”下调至“历史机遇期”的争论。“战略机遇期”一词在2002年开始流行开来，从此以后便常常被中国领导人使用。这个词最初反映的是有利于中国崛起的那些积极的国内和外部的环境因素，这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九一一事件、美国安全战略转向反恐、中国经济在十年时间内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较之下，“历史机遇期”一词反映的是这一事实：中国面临着新的、更严重的挑战。有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挑战包括：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以及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加剧。这场争论的结论似乎是，应该继续使用“战略机遇期”一词。结果就是，习近平在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使用了“战略机遇期”一词(这发生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的几个月之前)。
不过，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如此权威的表述中使用了这一词汇通常会让人以为的不同，这场争论似乎并未就此告终。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在2018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还是应该将“战略机遇期”一词改成“历史机遇期”，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策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考虑到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似乎已经过时了，不再能够把握历史性的变化。这一词汇与这种新的评估也是不一致的：如今中国外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处’;当下的世界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一概念还与中美战略竞争以及西方对中国的戒备的日益加剧形成了鲜明反差。”
崔立如是在2018年2月初表达这些尖锐的观点的。数周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有趣的文章，似乎表明在“国家安全战略”发布后，关于应如何总结外部环境的特征，出现了一些分歧。
在习近平于1月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之后，《人民日报》于1月6日发表了首篇新文章，对习近平的讲话作出了总结。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习近平的话，表示中国正处于“历史机遇期”，其特点是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这篇文章的基调明显要更加阴郁。两天之后，《人民日报》于1月8日发表了关于习近平讲话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变成了“本报评论员”。这篇文章同样使用了“历史机遇期”一词，并且再度强调了此前一篇文章的主题：抵御各类风险，专注于各种挑战和“底线思维”，加强紧迫感，避免战略性或者扰乱性的错误。事实上，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坚持加强紧迫感，保持对风险的关注。”
随后在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乐观得多的文章(作者是“宣言”，或许是代表中宣部权威观点的笔名)。这篇文章也使用了“历史机遇期”一词，但宣言描绘出了一幅明显更加乐观的画面：由于西方的衰落，中国有着大量机遇。这篇文章专注于宣言所谓的“民主赤字”、“治理赤字”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困境”。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些文章之后，崔立如又在文章中总结称，中国对世界形势的评估发生了转变：
“无论如何，‘机遇期’这一概念对于国内和国外政策依然有效，只不过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能够反映更加深刻的战略眼光和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际局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等新概念更加一致的形容词。最终，习近平还是根据自己的历史观以及将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关系融合起来这一建议，采用了‘历史机遇期’一词。这事实上终结了‘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的保质期。”
但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历史机遇期”和“战略机遇期”这两个词语在2018年和2019年年初都被中国媒体广泛使用，而且并没有明显的规律可言。根据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对这两个词语的搜索结果，“战略机遇期”一词在2017年被使用了57次，在2018年被使用了37次。相较之下，“历史机遇期”一词在2017年仅仅被使用了七次，在2018年则被使用了57次。习近平在2018年的两次重要讲话中使用了“战略机遇期”一词，第一次是在三月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是在十二月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他在任何讲话中都没有使用“历史机遇期”一词。中国媒体继续在阐述着这些观点。2018年12月25日的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宣称，中国仍然享受着“战略机遇期”，尽管在国内和国外面临着重大挑战。这篇文章认为，得益于全球化和中国的经济与技术实力，“时间和势头都在中国一边”。习近平在2019年1月5日对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再次使用了这一词语，表示“中国的发展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但与此同时，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风险挑战也正在增加”。习近平的这种用法强烈表明，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了国际体系变化所导致的风险——美国政策的变化构成了重大挑战——但并不愿意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从而表明自己承认存在这些挑战。
2018年时在中国学者和中国分析人士中间发生的与之相关的另外一起讨论关注的是，中国的战略应该对美国政策的变化作出何种回应。与此相关的一个有用的指标是中国国内对于“斗而不破”一词的讨论。中国学者和分析人士多年以来一直使用这一词汇来描述中国对待美国时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保持平衡这一战略。考虑到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这个词从来没有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中出现过，而且中国领导人也从未公开使用过这一词汇，该词的权威性并不清楚。不过，有些中国分析人士声称这一词汇在内部文件中被广泛使用，用来把握中国对美政策的本质。
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后，2018年出现了多篇文章，认为中国在于美国打交道时应该继续遵循“斗而不破”这一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张云岭在《世界知识》杂志上撰文表示，尽管当前中美关系的走势是悲观的，但中国不应该失去信心，不应该认为自己无法与美国同时展开竞争和合作。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和杨广宾则在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上撰文表示，尽管中美关系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但中国不应夸大美国的威胁，并且应该坚持“斗而不破”的战略，即使美国转而采取更具竞争性的政策。针对中美关系中的经济问题，中国商务部的两名官员张飞和安宁认为，在美国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面前，中国应保持自己的“战略集中度”和“斗而不破”的政策。
随着这些讨论在2018年逐渐展开，有必要对更加广阔的中国外交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对于全球政治的评估)加以考察。随着中美关系在2018年的恶化，习近平在国内外重大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为我们了解他的想法和政策提供了有用的指南。在2018年，面对特朗普对中国及多边组织的批评，习近平加倍强调了具有安抚作用的许多主题。根据对习近平2018年在国际论坛上发表的九次讲话的分析，可以发现一系列明显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中国致力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中国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协定;中国将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中国重视区域合作与区域论坛;中国反对结盟和“冷战思维”;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做贡献;中国正在拥抱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为整个世界带来了益处，并将继续为整个世界带去益处。
当然，这些主题都不是特别新鲜或者令人意外的。它们反映出了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稳定与繁荣之源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却放弃了这一角色，尤其是就贸易和投资问题而言。习近平显然试图通过这样的定位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扩大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并维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完好性。中国从这一体系中获取了好处，并希望从中继续获取好处。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交事务工作会议期间似乎不曾出现对中美关系的讨论。此类会议很少举行，因而是十分重要的(上一次中央外交事务工作会议还是习近平于2014年召开的)。这些会议通常会对国际形势作出评估，并且如果需要的话，还会确立新的政策方向。然而，在2018年6月的会议之后，中国媒体(它们提供了唯一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表示，会议并未讨论中美关系问题。相反媒体强调称，习近平思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南”。新华社有关此次会议的报道只不过提供了最为含糊的内容，强调要通过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提升战略自信的使命。
此次会议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习近平第一次表示中国应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专注于公平和正义等概念。习近平在此前的讲话中只曾提及“引导”国际社会打造更加公正和合理的新世界秩序，并未讨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一具体问题。最后，在中央外交事务工作会议上，据说习近平并未使用“战略机遇期”或是“历史机遇期”等词汇，而是将这段时期称为“实现中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历史性节点”。
中国对美国的政策行为
讨论中国对美国政策如何回应的第三种方式是审视北京对于美国的政策行为。在2018年，一项规律变得明显起来：面对美国的对抗性申明和行动，中国仍保持着与很多美国人的重要接触，非常谨慎地进行公开声明，并且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在中国的战术图册中，调校和适度比抨击、孤立与反击等策略占据着重要得多的地位。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前官员、商界领袖、学者及分析人士保持着生气勃勃的接触频率。双方甚至还可能举行过更多次从来没有公之于众的会议。
从最高层开始，习近平在2018年与美国人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会晤。他在六月中旬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在六月底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蓬皮奥和马蒂斯是分别与习近平会面的，因此值得指出的是，习近平在短短两周之内会见了二人。2018年6月对于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而言是个动荡不安的月份，这一事实使得习近平愿意会见两名美国官员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了。这既表明了习近平致力于中美关系，又表明了习近平有意愿将中美关系的不同侧面区分开来。习近平和特朗普或许通过多达六次电话，这要比他的前任在任何一年与美国总统的通话数量都要多。在整个2018年，习近平会见过多名美国商界领袖(包括那些此前只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过的商界领袖)。习近平在11月会见了基辛格，几周之后他又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当然，习近平在12月初于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这是近期在中美关系史上受到最多关注的会面之一。除了习近平的努力之外，李克强也与数位美国CEO举行了会面，其中包括2018年9月与埃克森美孚公司CEO那次经过精心宣传的会面，以及在2019年1月与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的会面。李克强还与数位美国国会代表、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以及随贝尔格伦学院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举行了会面。
2018年时，中国的最高级外交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人保持着大量接触。杨洁篪和王毅均访问了美国。在王毅的2018年秋季访美之旅期间(此时正值中美贸易战的高峰)，他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份温和的公开演说。他在演说中表达了建设更具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愿望。杨洁篪和王毅会见了许多访问北京的美国人。会见的如此高速度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表明中国无意推行冻结中美关系或是远离美国的战略。相较之下，过去当美国作出对台军售等不受欢迎的举动后，中国常常会冻结中美之间的高层往来，并中止某些功能性的外交和/或军事对话。
其次，除了领导层之间的会晤之外，北京还没有让美国的行动影响到正常双边关系的速度。中美军事关系和中美经济关系为我们考察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行为规律提供了有用的小型案例研究。
从2017年年初开始，美国国防部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尖锐的行动，但这似乎并未对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针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美国启动了一项旨在更加频繁地声张自由航行权利的项目，但军队高层之间的互动仍在继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在2017年6月于美国举行的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期间进行了会晤。此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又于8月访问了中国。在2017年还发生过数起功能性的国防部门交流。
中美之间2018年的国防部门互动甚至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在“国防战略”于2018年年初发布后，美国国防部官员加大了公开批评中国的力度，并撤回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的邀请，但美国和中国军队对军队的对话——尤其是在高层——却异乎寻常地生气勃勃。10月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在一场亚洲国防部长会议的席间举行了会晤。随后在11月，作为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的一部分，马蒂斯又在五角大楼接待了中国国防部长。除了6月的会晤之外，在五个月的时间内共举行了三次会晤，这样的密度是不寻常的(即使和中美关系总体而言良好时相比也是如此)。这表明中美双方都致力于管控中美关系中最为困难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所有这些互动都发生在一个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9月)、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和一艘中国舰艇在南海几乎相撞(9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针对中国的尖锐声明(6月)以及中国军队被指控使用激光骚扰在美国驻吉布提军事基地外开展行动的美国飞机(5月)的年份里。
在中美关系的经济层面上——这一层面的中美关系在2018年急转直下了——也出现了类似的规律。在所有此类案例中，中国政府都是以克制的、纯属就事论事的态度进行回应的，保持了对话渠道的畅通，并寻求避免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3月时，作为美国向全球钢铁和铝制品增收关税行动的一部分(此举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特朗普向价值24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钢铁和铝制品增收了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向价值24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品增收了关税，范围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类似的，税率分别被设置为10%和25%)。5月时，在美国进一步增收关税的威胁之下，习近平派遣自己的高级经济顾问之一刘鹤前往华盛顿，就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然而此举并未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而且有些令人难堪的是，刘鹤此行未能与特朗普会面。6月时，特朗普宣布了专门针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对美国出口品征收的第一轮关税(分成两阶段征收，7月征收针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品的关税，8月再征收针对剩下的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出口品的关税)。中国直接以对等的方式作出回应，向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品增收关税。此外在6月时，白宫发布了一份长达35页的报告，指控中国对美国使用了“经济侵略的战略”。从4月到6月，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行业巨头中兴公司出口产品。考虑到中兴对于美国制造的部件的依赖，此举可能导致中兴破产。在习近平亲自介入此事之后，特朗普同意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撤销了禁令。8月时，特朗普签署了《2018年国防授权法》，该法案包含加强出口控制和监管、以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严加审查的内容。
在发生了上述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的公开声明仍是温和的，仅限于商务部和外交部发言人大体而言持批评态度的评论。这些声明很少使用如同针对美国对台湾武器销售或是不受欢迎的军事行动那样的语言。外交部长和商务部长很少对这些举动作出公开评论，而当作出公开评论时，又总是会强调中国对于对话的开放态度。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均未对美国增收关税之举或是中兴事件发表过公开评论。正如人们预期的一样，非官方媒体上的讨论和争论对于美国持有更加严厉的批评态度，在《环球时报》等民族主义出版物上尤其如此。在贸易领域以外中国作出的一项回应发生在7月，当时中国政府的监管人员未批准美国高通公司对荷兰NXP公司的并购，导致高通公司最终放弃了这笔交易。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整个2018年，中国领导人继续在于美国CEO会晤，并试图表明中国对于美国投资的开放态度。
当美国于9月进一步施压之后，中国还展现出了额外的温和与克制态度。特朗普政府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品又增收了10%的关税(从2019年1月1日起税率将上升至25%)。这是美国向中国征收的最高额关税。北京的回应是仅仅向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品增收关税——即便如此，中国仍将某些价值最大、最为重要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品(例如飞机和石油)列为了不在此列的例外产品。和此前一样，中国公众的反应对美国的行动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同样是克制的。在整个夏天以及初秋，中国继续在与美国就安排新一轮高层贸易谈判展开磋商。尽管在2018年秋天进行了一系列工作组级别的讨论，但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在12月1日于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席间会面之前，这些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这些事件的总体后果便是，北京在话语和行动上都作出了经过精妙调整的回应，在动荡期间，谈判的渠道自始至终都保持开放。有意思的是，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似乎很少受到两国之间经济关系严重的紧张局面的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在这段时期，接触、对话和讨论自始至终都在继续进行。某些高层对话在2018年未能进行(例如2017年在海湖庄园建立的四个渠道)，这也是因为华盛顿不希望进行此类对话。因此，很少有迹象表明北京对自己的美国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并转而选择更具对抗性的政策。面对着华盛顿强硬的话语和行动，北京专注于保持接触，用希望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方式作出回应，并且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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