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里简介：出生于1948年。1967年上海市上海中学高中毕业；1970年"投亲插队"到福建省建阳县城关公社彭墩大队；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之后，先后为福建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编导、制片人、国家一级导演。其父郑君里为中国著名电影导演。1929年加入中国左翼电影家联盟，为执行委员，曾起草中国左翼电影家联盟行动纲领。之后，长期从事中国"左翼"电影事业。1969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母亲黄晨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助理导演。1995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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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君里 |
总理对我父亲说"你该回回炉了"
记忆中，我家"文革"的感受似乎更早些。毛泽东在1964年，就批评文艺界"洋人"、"死人"、"古人"统治了中国的文艺领域。那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江青在北京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几个头面人物，赵丹、郑君里、张瑞芳等已成为文艺"四清"对象。文艺"四清"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要批判上世纪30年代文艺路线（当时不叫"文艺黑线"，还客气地称为"文艺路线"，被钦定为"一条错误的路线"）。毛泽东当时提出：文化部可以不叫文化部，而叫死人、古人、洋人部。这种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路线，否定了这条路线上涌现出的无数革命作品和艺术家。 我的父亲自1963年起，似乎就感到了形势的不乐观。父亲出身贫困，一生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用文艺与国民党斗争。组织对他也非常相信：郑君里这个人对共产党非常忠诚，负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工作和生活都非常严谨。所以凡是上海电影界有重要的"交办任务"，通常交给他去做。比如为批判电影《武训传》而创作的《宋景诗》、为庆祝国庆10周年拍摄的献礼片《聂耳》、为宣传中国人不畏外强、奋发图强的影片《林则徐》、歌颂毛泽东关心血防工作的影片《枯木逢春》。据最近揭秘，1963年父亲率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越南，两次受到胡志明的接见。其实也背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受周总理之托，中国将与越南合拍一部抗美援越的电影。经过多次谈判，由于越方强烈要求在影片里展现极其血腥和残暴的内容，而我方对于这一内容的反映却相对含蓄和保守。于是，谈判未果。父亲对于这一外交谈判中的立场，受到周总理的高度评价。父亲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叫《李善子》，是根据朝鲜电影《红色宣传员》改编而成，故事说的是支部委员李善子，通过人情感化的方式做思想工作，把落后的群众变成先进分子。据说，这部影片是总理访朝时和金日成相约拍摄的，总理对金日成讲，我们也要拍一部《红色宣传员》。总理回到北京后，就把父亲、张瑞芳叫去，把拍摄《李善子》的任务交给他们说，我要拍的这部电影意义非常重大，涉及到两国关系，你们一定要好好完成。对于这样一部政治电影，父亲当然会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去完成。他要以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手段来诠释这个朝鲜的故事。于是，父亲带了一帮人到朝鲜去体验生活，这次体验生活是由金日成亲自安排的。父亲说，下去体验生活真是"天地良心"，我们的车队后面天天跟着一辆很大很大的餐车，上面餐具和食材全部都是从平壤带下去的，我们下到大田里劳动个把小时，打打稻子，然后就上去吃饭，那种特殊化比我们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回到中国，我父亲将极大的热情投入此片的拍摄中，他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要完成得好，还要完成得漂亮。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片子难拍，因为朝鲜的《红色宣传员》拍得也不错，所以，父亲说，"我就要把我的风格拍出来。"父亲明白其实这当中是有比赛的，拍得不如人家不行，拍得比人家好得太多也不行。当时主演李善子的是张瑞芳，也是总理钦点的。应该说当时上至中央，下至上海，给的都是中国一流的拍摄条件，但我父亲的第一感觉就是"难"。"难"并不在艺术方面，而在于当时中国政治气氛的诡异变化。我父亲说，现在我们在讲阶级斗争，什么事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朝鲜的金日成却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人情感化为重，要用人情来感化落后群众，使他们转变成先进人物。凭父亲多年的政治经验，他觉得这个坎儿是过不去的。朝鲜不讲阶级斗争，而我们必须要讲阶级斗争。我们不能讲人情感化，人情感化就是人性论。关于这个问题，爸爸是有深刻教训的："人性论"问题，1963年已经在电影《北国江南》的批判中大加挞伐了，《北国江南》的导演沈浮是父亲的好朋友，父亲深知这个雷区是踏不得的。《李善子》拍出来后，总理亲自到上海来看了工作拷贝（声音、效果都还没有做好）。看了以后，他又把柯庆施叫来，对父亲说："君里，你有什么事情找柯老。"柯庆施阴阳怪气地说："你犯错误，我还可以包庇你。"这一席话，让作为艺术家的郑君里顿时寝食难安，无法估摸其中到底深含着什么玄机。不久片子全部制作完成，总理在北京看完片子后，想必非常为难，因为这时毛泽东已大力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影片虽然讲的全都是朝鲜的事情，但却是以"人情感化"为纲的，任何人有再大的本事也无法用"抹稀泥"的方法来抹平其中的沟壑。看完片子，总理就对父亲和张瑞芳说："看来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库。"我父亲当然很沉痛，他说："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总理说："这怪不得你们，我也有责任，这个责任我来担。"话锋一转，他对着父亲说："君里，你要回回炉了"。当时张瑞芳他们都在，总理不讲别人，专指父亲。父亲感到压力很大，总理对他们从来不会讲重话，话题所指经常很明确,但这句话却很含糊，父亲总觉得这似乎是一个信号，总理好像在提醒着什么。父亲心情沉重地回到上海，情绪很不好。从此，我们家的上空总是盖着一层阴霾。"文革"开始，父亲才恍然大悟："总理已经给我打招呼了，'回炉'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个信号意味着郑君里政治厄运的开始。
1964年，"文艺四清"开始，当时电影界的"三名"、"三高"无不例外的要"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父亲首当其冲，他说，我当然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路线的人，因为我17岁就到田汉的南国艺术剧社去读书了，如果说有什么"文艺黑线"的话，我17岁开始就是"黑线"上的人了。那个时候我天天看见他在伏案写作，过去也是天天趴在那张桌子上写到深夜十一、二点，可那是在做电影的案头工作；现在却要"批判"自己，"清理"自己从17岁开始跨入 "20世纪30年代文艺黑线"，"清理"自己和田汉、夏衍等四条汉子的思想关系和组织关系，"清理"自己是如何用"资产阶级文艺"来"毒害"广大人民群众的。那个时候，他极其矛盾。一方面心悦诚服地试图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洗涤"自己的灵魂，另一方面又深感无法从"生于斯，长于斯"的"左翼文艺"中摆脱出来。有一天，爸爸把我叫到身边，说要对我"忆苦思甜"。他说，我平时都没时间抓你的教育，你现在泡在糖罐里，什么都不懂，我要给你说说我的童年：父亲家是在上海天妃宫桥摆水果摊的，从小被人瞧不起。到了年关，人家来逼债，他就跪在门口，求人家把债缓一缓。他读到初中就要参加田汉的南国艺术学校，我爷爷声泪俱下地说："你去读铁路也好，读银行也好，做戏子，又没钱，又要杀头。我们家里就你一个儿子，那么穷，就指望你出头了。"父亲含泪跪倒在爷爷脚下："求求你，我一定要去演戏。"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跨进了"左翼文艺"的营垒。爸爸的这一番忆苦思甜，我当时却觉得有点好笑。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中学盛行"阶级教育"，我所接受的都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忆苦思甜"，那真是苦不堪言。像爸爸这样怎么能算忆苦思甜呢？他却说："当时，我们干的事情是要丢脑袋的。如，在南京路贴革命标语，参加'飞行集会'，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对于他当时的说法，我现在才理解：一方面，他在极力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来否定自己的革命文艺经历，但在灵魂深处，对他的革命文艺经历念念不忘。这种矛盾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
"文艺四清"结束，他就被派到安徽滁县参加"四清"工作。那是个全国有名的"乞丐县"，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大队开具证明，举村外出乞讨。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社教队员，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有一个"郑老头"，而且一干就是半年多。前两年，有个观众在电视上看到我回忆父亲，写过一封信给我，他说："我当时是同济大学的大学生，也是参加社教的，和你父亲在一个团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只见他工作非常踏实，年纪这么大了，天天参加劳动。头上顶个'罗宋帽'，穿了件破棉袄，和村里最穷的人吃住在一起，谁都看不出他就是郑君里。"
"四清"回来不久，父亲参加了华东现代戏汇演。那时他不知厄运即将临近，还希望在汇演剧目中找到一部真正符合毛主席革命文艺要求的剧目改编成电影。文化革命开始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理所当然地被"扫"了进去，成为上影厂的运动重点。虽然之前饱受批判，但父亲对日后的严酷处境仍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之前，"文艺四清"的严厉洗脑、他的老战友瞿白音的《电影独白》被公开点名、沈浮导演的《北国江南》被登报批判，一系列事件虽然警讯不断，但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官僚、地主那样的非人待遇。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此时更显得压抑和寡言。上影厂郑君里、赵丹这些人毫无疑问地被"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斗、殴打、唾骂、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成了艺术家们每天难熬的"功课"。家里，一样的难熬。当时黄页电话本上都有私人电话，我们家的电话是375018，也照例被登上了黄页电话本。没想到，这个电话成了我们家的一场灾难：电话铃一天到晚都在响，没有停歇的时候，拿起来就是"革命群众"的叱骂。我妈妈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厂里被揪斗了十几个小时回家，精神已接近崩溃。一听到电话铃响，她就紧张地抽搐起来，眼睛发直，浑身发抖。她站在电话面前，想接又不敢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把电话搁掉，但母亲怕那是对抗"革命群众"运动；让它接连不断地催命似地响着，我们又不忍心看到妈妈手足无措，流着眼泪浑身颤抖的样子。爸爸虽然饱经残酷批斗的压力，但仍十分清醒，他叫我用一件很大的棉睡衣把电话整个严严实实地捆起来，这样几乎听不见电话铃声了，才使被吓成惊弓之鸟的妈妈平静了一些。父母几乎天天是在"斗争"中挨日子。父亲更是从厂内斗到厂外；从跪着游街斗到在高架电缆维修车上挂牌示众；从"革命群众"三五结伙的殴打斗到文化广场数万人的"坐飞机"揭发批判。父亲原本一头卷发，后来剃了个寸头。他说劳动方便。当时正值六七月份的盛夏，他说，这样冲个头也方便一些。其实我知道，他还有一个用意："革命群众"揪斗他时，就抓不住头发了，可以少受些罪。当时，父亲在家是绝口不提自己被揪斗、被殴打的事，怕年少气盛的我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对抗运动，抗拒"文革"。电影厂是个很特殊的工厂，它里面有很多感性有余理性不够的文艺青年，又有很多四肢发达的孔武有力的工人，这两帮青年和在一起，产生了极大的自我膨胀和难以自控的激情，他们文斗、武斗都是"好手"。于是，老艺术家们便成了他们施展身手的最佳对象。有一天晚上，父亲很迟回家。他刚坐定，我就看到他从头到脚青一块紫一块，我知道他挨打了。他说："你到下面药房去给我买瓶红花油回来。"见我眼泪含在眼眶里，他说："不要哭，以后碰到这种事情，问都不要问，就拿红花油给我，我自己会涂的。"想了一想他又说："如果说有一天人家对你说，你爸爸自杀了，绝对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家害死的。"父亲是个很理智、很清醒、很有毅力的人。他可能已经想到了会遭遇不测，这是第一次对我说起关于"死"的话题。那时候抄家是件寻常事，任何人要走进我们家门，就像路人走上马路一样方便。还不能不表示臣服，一定要出去应付一下。来抄家的不仅有红卫兵、红小兵，还有七老八十的里弄造反队。他们一脚踢开我的家门，大大咧咧地在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视察"一番。"讲政策"一点的，往地上吐几口浓痰，顺手拿起扫帚在我们面前挥舞、训斥一番，拍拍屁股走人；崇尚武斗的就不客气了，挥起扫帚或鸡毛掸劈头盖面地施展一下他们的"武术"。最"可爱"的是红小兵，拿起书架上的小摆设就要往口袋里面装。我说："红小兵最爱毛主席，毛主席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小兵们脸一红，作鸟兽散。武康路上有个棚户区，里面的大姐、大妈们也成立了造反队。一天，她们敲开了大门，扯着嗓子说："我们来造反，今天我们讲政策，先不抄你们家，看你态度好不好，不好的话，抄你个底朝天。"我陪着笑脸说："请进，请进，欢迎造反。"大妈、阿姨们挥着小红旗，就像爱委会检查卫生一样，橱橱柜柜、角角落落、里里外外搜寻了一番，最后吐了一口痰，用脚一捻，说："妈的，房子住得那么舒服，怪不得全家都是坏人。"闹了一阵，就簇拥着她们的头儿走了，走到走廊里还听她们在议论："郑君里家真漂亮，什么时候能住到这个房子里去就好了。"其中有个粗嗓门的说："死人，想你个死啊，操××的。"这时有个人回过头来，正看见我在听他们讲话，马上大吼起来："妈的，明天我们就来抄家。反革命分子住那么好的房子，你们给我滚出去。" 为了时时刻刻提防"滚出去"的到来，我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我发现能保佑我家不"滚出去"的唯有毛主席了。于是我买了很多很多各种款式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和"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等革命标语，把我们家布置成了一个"红海洋"。当时有一种用两张一开纸拼接成的毛泽东的"老三篇"，我把它都买来，每篇文章的大小正好可以覆盖一个书柜。我们家3个最重要的书柜都被贴上了毛主席的著作。其他只要有可能被抄走被砸烂的家具、箱包、橱柜都无一例外地贴上了毛主席语录。有一天，一个同学走进我家，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顿时愣了神，说："我头都有点晕了。"从此，我们家稍微太平了一点。凡有造反抄家的进来，都不敢随意动手，因为稍一动手，便可能造成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标语破损，这个罪谁也担当不起，那可是要蹲大狱、砍脑袋的。湖南路派出所钟所长过去和我们家关系不错，逢年过节都要到我们家来拜拜年，问候问候。"文革"一开始，他马上变了一张嘴脸，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转，看看有什么"敌情"。一天，他又来了，我抬手请他进门说："钟同志，我们家也在搞革命大批判，您提提意见。"他一看，傻了，大概是从来没见过有什么人在家里搞"红海洋"的，便说："贴成这样也有点不正常。"我说："怎么不正常啊？这都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著作。"他嘴张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扭头走了。我发现这一招实在好，于是把可能被查抄的东西全部用"红海洋"封起来。
| 郑君里和妻子黄晨 |
"文革"闹成这样，我实在很不理解。1963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回到家，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我看到两个人，一个高高大大、一个瘦瘦小小，都穿着呢子中山装。他们问："黄晨同志在家吗？"我说："你们哪里的？"他说："江青同志来看她。"我吓一大跳，江青同志怎么跑到我们家来？这时，江青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妈妈那时候因为生病，正躺在沙发上睡午觉。我叫醒她说："江青阿姨来看你了。"她说："怎么可以让她来看我，应该我去看她的。"说完，马上就迎了出去。接着，她们两个人关起门来，谈了一个多小时。两个警卫坐在客厅门外，不说一句话。谈话结束妈妈送江青出来说："大里，你送送江青阿姨。"我说："江青阿姨，我送你。"江青说："你不要送我，你送我，我很紧张。"然后就匆匆地走了。我家在淮海中路1934号的武康大楼边门，停着一辆很大的吉姆车，我到阳台一看，车子已经开远了。爸爸回来之后，妈妈说："今天江青来过。"爸爸说："她怎么会来，应该我们去看她的，怎么能叫她来呢？"妈妈没有对爸爸细说她和江青具体谈些什么，仅说她是到上海来了解文艺界情况的。爸爸、妈妈都是"组织观念"很强的人，即便是夫妻之间，涉及中央首长的言论也不会私下传播。后来妈妈对我说："现在才知道，江青那时就在做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对上海文化界每个人的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
1966年8、9月份的某一天，爸爸异乎寻常地早早回到家里，他说，张春桥把他找去并对他说："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要交给组织的？"爸爸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还问起夏衍曾经写过的一个话剧《杏花春雨江南》，是讲江南忠义救国军的。爸爸说："我们家里可能还有这个剧本。我犯了错误，一定会好好地检查，好好地纠正。相信群众，相信党。"张春桥说："君里，你不要瞎紧张，群众运动嘛。你这个人就是紧张，接受群众的教育，冲一冲也好。" 爸爸是个很严谨、很认真的人，在圈子里是有名的"紧张派"。从张春桥那里回来，我从爸爸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舒展。他对妈妈说："我相信党是了解我的，我们共产党员被革命小将冲一冲，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我们再大的考验也过来了。"爸爸从书柜里找出了《杏花春雨江南》。我记得这是用毛边纸印的剧本，好像是在重庆出版的，印刷质量非常差。他把这本书连同几封信件放进文件袋交给了张春桥。我记得这两、三封信的内容是江青到了延安后写的，信的抬头有"君里、黄晨"，好像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大致是一封报平安的信。江青的字写得很漂亮，一手毛体，那时候大概已经和毛泽东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记得还有她的两张照片：她素面朝天的穿着八路军的粗布军装，很朴素，头上戴着一顶草帽，样子还是明星款儿，兰花指翘着扶住草帽，多少还有点造作；还有一张照片是和李纳的合影。我估计，这些东西到了张春桥手里后，一定会全部转交江青。张春桥这次约见我父亲一定是受江青的指使，如此私密的使命由张春桥跑腿，可见两人关系之深。但张春桥的安慰非但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变本加厉。此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暴风骤雨般地落在父亲的身上。在揭发"四人帮"罪行的中央文件上，曾经提及江青等人指使空四军装扮成红卫兵到我们家进行正式抄家的事件。事情大约发生在1966年年底，当时我还在上中住读。据后来妈妈说，抄家的人"训练有素"，完全没有红卫兵的张狂，足足在家查抄了一个通宵，被抄的文件、书籍共有两卡车。"红卫兵"走了之后，父亲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不是红卫兵，而是训练有素的特别部门，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顿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充斥着家里本已十分沉重的空气中。
上影厂的"革命小将"每天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你交代这个、交代那个，一个问题要三番五次地交代。据说这是专案组从国民党提审共产党的经验中学到的，他们要老同志几次三番地交代，从这些交代中发现内容上的出入，这就是所谓"找出差别，突破一点"的审讯法。这种残酷的审讯，对我父亲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尽的折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了几十年，要一件一件地从头回忆，事件多，涉及人物多，头绪多，要理清楚真是太困难了。每天残酷的批斗非骂即打，就连沉重的劳动过程中，也是非骂即打，而例行的审讯中更是残酷。从早上6点开始，直到晚上8点回家，整整14个小时的非人待遇，让父亲身心皆疲。回家好不容易喘一口气后，又要开始写交代。后来我觉得他太辛苦、太累（第二天早上5点起床，5:30就要离开家了），就对他说："你告诉我，关于什么问题，你要怎么回答，我先帮你写好。"等我按照父亲的说法把交代写好，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我早晨4点叫醒父亲，他把交代誊写清楚，5:30就带着交代去上班了。我至今写文章有一定的质量，出手较快，并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环境的影响把文章写好，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本事。后来，我写交代简直出了名（这是因为我替爸爸写了很多交代），出手快又"深刻"。说起其中诀窍，其实一句话——"无限上纲"。专案组说一，我不仅说二，还说三，专案组想到的我说了，专案组没想到的我也说了，他们还能怎么样呢？我妈妈曾在1939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毅然决然地离开丈夫和儿子，到陕北公学去念书。后来因延安吃紧，陕北公学要转移到太行山，而那里的斗争又非常残酷，中央要求没有战斗经验的城市兵和女兵尽可能回到大后方，等形势好了以后再回延安。这件事被专案组揪住不放，不知被进行了多少次的武斗，要妈妈承认是叛徒和变节。妈妈不肯"认帐"，结果不断地挨揍。我说，这个交代让我来写，肯定过关。于是，我就在交代中写道："我离开陕北公学回到重庆，虽然是组织的安排，但我革命意志不够坚强，在客观上就是变节和叛变的行为，不然就不是黄君珏烈士一个人跳崖了。在这些先烈们面前，我自惭形秽，我有罪。"妈妈一看，抖抖嗦嗦地说："这怎么行呢？我不能把叛徒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呀。"我说："你没看到吗？前提是'客观上'，'客观'是什么呢？是中央的指示，是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再说，最后定性定案，不会按照我郑大里写的，定性定案是比较慎重的。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后总归有个甄别过程，你放心好了。"第二天，妈妈咬紧牙关，把"变节"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从此，少吃了很多苦头。我几个舅舅因父亲关系也受到株连。三舅叫黄祖模，是父亲一手带出来的上影厂导演。他曾经拍过不少好电影，如《风雪大别山》、《三八河边》、《情探》、《三毛学生意》等。他也脱不了干系，被当作"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其实，他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在解放前当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助理导演，之后再也没有和父亲合作过（父亲在工作中有一个信条：绝不沾亲带故）。要他交代怎样和郑君里一起合伙反党。我舅舅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他写了很多交代和检查，都过不了关。有一天他偷偷地叫我表妹用公用电话匿名打电话给我，回电之后才知道是表妹。表妹说："今天晚上10点，你到我家来一次。"我问："那么晚有什么事？"表妹说："你别问了，就来吧。"他家住在西藏北路，我坐26路电车到八仙桥，然后从八仙桥走到西藏北路。舅舅蹑手蹑脚打开门，紧张地说："现在要我交代我和你爸爸的'黑关系'，我怎么写也过不了关。"我说："你放手写好了。"他说："凡是事实，我都写了，我拍的哪一部电影，郑君里给我什么指示、什么主意，受了什么影响，我都写了，可就是过不了关。他们要我承认我是30年代的'骨干分子'，可我根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怎么能承认呢？"我说："你就照着写好了。"他说："这个笔我下不了。"我说："我帮你写，你去睡觉。"在黄祖模的交代中我写道："我是30年代的骨干分子，我是自觉自愿跟着30年代的文艺黑线走。如果30年代文艺黑线被埋葬，我肯定是陪葬人。我是打着30年代的旗号，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清晨两点，我把舅舅叫起来，他一看，说："不行，这样写要被抓进去的。"我说："肯定不会抓进去的，鲁迅同志不是教导我们说，'要撑大旗作虎皮'嘛，撑着这张大旗作虎皮，专案组总没话讲了吧。这里没有一句话是实的，全部是虚的。如果要有罪的话，必须要有'罪证'，所有的'罪证'都还是原来的那些事情！你拍的几部电影都是为党歌功颂德的，这就叫名不副实，专案组就可以拿去交帐了。"舅舅说："唉，没办法，反正咬咬牙承认吧。不承认就过不了关，要被他们打死的。"他颤抖着把交代抄了一遍，交给造反派之后，再没有被批斗。凌晨3点钟，我要回家了。他那栋楼有电梯，我当时已经有"反侦查" 能力了。不坐电梯，顺着消防楼梯"滋溜"地窜到了楼底，看开电梯的人正在瞌睡，赶紧奔到马路上，手里揣着舅舅给我的两毛钱"劳务费"，一口气跑到八仙桥，这才觉得肚子有些饿了，好不容易有两毛钱就用来打打牙祭吧。八仙桥有一家小有名气的咖喱牛肉面店，牛肉汤面是8分钱，加两片牛肉就是一毛二分钱。面店收款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我对那漂亮女孩说："买一碗牛肉汤面加牛肉。" 就递上了两毛钱。那时候我大概也挺俊的，她看着我，愣愣地找了我8角8分。我说："不对呀。"她说："怎么不对？你给了我一块钱，我找你8角8分，不是正好吗？"我说："我只给了你两毛钱。"她这才恍然大悟，连说"谢谢，谢谢，幸好，幸好，不然我要赔死了，一天的工资赔进去都不够。"这个通宵我很高兴。替我舅舅写了一份可以过关的交代，吃了一碗热腾腾的咖喱牛肉面，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做了一次雷锋，兜里还富余了8分钱。我的二舅是中国第一条越江隧道——上海打浦路隧道的总工程师。他工人出身，自学成才，成为中国最早的越江隧道专家。也因为是我父亲的舅子，莫名其妙地被牵扯进去。他写交代始终过不了关，只好把我这个"写交代专业户"叫去。我说："你的事情更好弄，因为除了沾亲带故之外，你和我爸爸一点关系没有。"他说："他们要我承认我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我说："你写好了。"他说："我又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也没有参加过三青团。"我说："我爸爸现在是国民党少将，你好歹也是他的亲属，亲属就是残渣余孽。"他说："这我不能承认，你爸爸是好人。"我说："你现在都成这样了，就甭管好人坏人，你承认好了。"他说："不行吧，这样他们会给我戴国民党的帽子。"我说："你不承认的话，要吃苦头的，最后共产党总是要甄别，你不就是一个工人工程师嘛。"舅舅没听我的。第二天，他拿着自己写的交代交给专案组，被揍了一顿。 第二天表姐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不行，你快点过来。"我在二舅的交代上写着："我的的确确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我不仅是残渣余孽，我还是孝子贤孙。因为我对我姐夫郑君里很好，他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我被他错误地引导，虽然当了工人，也是替国民党造公路，就是替国民党输血。"舅舅说："真是搞艺术的种，你怎么能想得到这些？"我说："你想想好了，这些内容专案组肯定想不到，他们想不到的，你想到了，就过关了。不然，肯定是不会放你过门的。"第二天，他把交代拿到专案组。专案组说："今天你态度很好，劳动就不要参加了，有几条马路，还遗留一些工程，你到现场去看看，帮他们出出主意。"这一下，舅舅总算脱离苦海。回家看见我还在，开心得不得了。他做得一手好菜，请我美美地吃了一顿，久违了的红烧蹄膀被我一顿干掉。此后，我经常到他家去，有时候没吃没喝，有时候和红卫兵打架，慌不择路，也往他家里逃，躲到那里避难。我四舅曾经是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的水兵，随"重庆号"到英国学习回来。父亲一直提醒妈妈："叫祖棣开小差回来，躲到我们家里，不然就要去打内战了。""重庆号"起义前几天，他偷偷开小差出来，躲在我们家里，接着逃到苏北，参加了华东海军。他是中国第一代人民海军，参加过一江山岛的战斗，在火线上立了功入了党。复员之后，他是长江航运公司的负责干部，"文革"当中也不能幸免。专案组拍着桌子审问他，说他有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二是特嫌："为什么'重庆号'起义你没参加，提前几天就逃掉了？后来又怎么混入共产党的？"。舅舅这个人性格刚烈，打他、骂他，他就是不承认。他说："那时候是我姐夫叫我'开小差'的。"专案组说："你接受了郑君里派给你的什么任务？怎么混进共产党的？你不老实交代就天天审你！"那时候我的表弟很小，表妹出生没几天，四舅看到年幼的孩子十分绝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把我这个"交代王"找到他家。我说："这很简单，你就承认好了。你承认和郑君里有不可告人的关系，承认郑君里早知'重庆号'要起义，所以叫你不要参加起义而'开小差'出来。你当时年轻幼稚，被国民党反动军官所诱惑，不就脱了关系吗？后来我怀着不良的动机，混进华东海军。从客观上讲，就是起了瓦解共产党海军的作用。没关系的，你就这样写好了。他们不就是为了拿到你的口供，到处外调，游山玩水吗？等调查回来，蛮不是那么回事情再说吧。至少眼前的皮肉苦可以不要再吃了！"他咬咬牙照我写的抄了一遍。此后，专案组就再也不找他麻烦。后来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这就是给领导下台阶，你这一写，他们面子上有光了，不就皆大欢喜吗？姑姑是爸爸惟一的亲人，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但感情非常好，她从小把我带大，感情形同母子。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她整日在惊恐和泪水中度日。有一天她偷偷地对我说："你爸爸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人没法生活，曾经在一个舞女家里面做过佣人。这个事要紧吗？要交代吗？"我不禁悲从中来，这么一个一生凄苦的劳动妇女，终于盼到了解放，过上了好日子，现在居然提心吊胆地把自己在旧社会受的苦翻了又翻，掏了又掏，居然也要向造反派交代。我说："佣人是劳动人民，这件事就我知道，你谁都不要说。"我被称为"交代王"，不知是称赞还是讽刺。由于父亲的问题，株连的不仅是我们这个家庭，跟着遭罪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我只有帮这些人用大大的反革命帽子套在自己头上，让革命造反派的兽性得到极大的满足。后来，那些审查过郑君里的人，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不少都倒了大霉。这是历史无与伦比的荒唐、辛辣的讽刺。
1966年8、9月份的某一天，爸爸异乎寻常地早早回到家里，他说，张春桥把他找去并对他说："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要交给组织的？"爸爸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还问起夏衍曾经写过的一个话剧《杏花春雨江南》，是讲江南忠义救国军的。爸爸说："我们家里可能还有这个剧本。我犯了错误，一定会好好地检查，好好地纠正。相信群众，相信党。"张春桥说："君里，你不要瞎紧张，群众运动嘛。你这个人就是紧张，接受群众的教育，冲一冲也好。" 爸爸是个很严谨、很认真的人，在圈子里是有名的"紧张派"。从张春桥那里回来，我从爸爸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舒展。他对妈妈说："我相信党是了解我的，我们共产党员被革命小将冲一冲，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我们再大的考验也过来了。"爸爸从书柜里找出了《杏花春雨江南》。我记得这是用毛边纸印的剧本，好像是在重庆出版的，印刷质量非常差。他把这本书连同几封信件放进文件袋交给了张春桥。我记得这两、三封信的内容是江青到了延安后写的，信的抬头有"君里、黄晨"，好像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大致是一封报平安的信。江青的字写得很漂亮，一手毛体，那时候大概已经和毛泽东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记得还有她的两张照片：她素面朝天的穿着八路军的粗布军装，很朴素，头上戴着一顶草帽，样子还是明星款儿，兰花指翘着扶住草帽，多少还有点造作；还有一张照片是和李纳的合影。我估计，这些东西到了张春桥手里后，一定会全部转交江青。张春桥这次约见我父亲一定是受江青的指使，如此私密的使命由张春桥跑腿，可见两人关系之深。但张春桥的安慰非但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变本加厉。此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暴风骤雨般地落在父亲的身上。在揭发"四人帮"罪行的中央文件上，曾经提及江青等人指使空四军装扮成红卫兵到我们家进行正式抄家的事件。事情大约发生在1966年年底，当时我还在上中住读。据后来妈妈说，抄家的人"训练有素"，完全没有红卫兵的张狂，足足在家查抄了一个通宵，被抄的文件、书籍共有两卡车。"红卫兵"走了之后，父亲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不是红卫兵，而是训练有素的特别部门，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顿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充斥着家里本已十分沉重的空气中。
上影厂的"革命小将"每天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你交代这个、交代那个，一个问题要三番五次地交代。据说这是专案组从国民党提审共产党的经验中学到的，他们要老同志几次三番地交代，从这些交代中发现内容上的出入，这就是所谓"找出差别，突破一点"的审讯法。这种残酷的审讯，对我父亲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尽的折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了几十年，要一件一件地从头回忆，事件多，涉及人物多，头绪多，要理清楚真是太困难了。每天残酷的批斗非骂即打，就连沉重的劳动过程中，也是非骂即打，而例行的审讯中更是残酷。从早上6点开始，直到晚上8点回家，整整14个小时的非人待遇，让父亲身心皆疲。回家好不容易喘一口气后，又要开始写交代。后来我觉得他太辛苦、太累（第二天早上5点起床，5:30就要离开家了），就对他说："你告诉我，关于什么问题，你要怎么回答，我先帮你写好。"等我按照父亲的说法把交代写好，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我早晨4点叫醒父亲，他把交代誊写清楚，5:30就带着交代去上班了。我至今写文章有一定的质量，出手较快，并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环境的影响把文章写好，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本事。后来，我写交代简直出了名（这是因为我替爸爸写了很多交代），出手快又"深刻"。说起其中诀窍，其实一句话——"无限上纲"。专案组说一，我不仅说二，还说三，专案组想到的我说了，专案组没想到的我也说了，他们还能怎么样呢？我妈妈曾在1939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毅然决然地离开丈夫和儿子，到陕北公学去念书。后来因延安吃紧，陕北公学要转移到太行山，而那里的斗争又非常残酷，中央要求没有战斗经验的城市兵和女兵尽可能回到大后方，等形势好了以后再回延安。这件事被专案组揪住不放，不知被进行了多少次的武斗，要妈妈承认是叛徒和变节。妈妈不肯"认帐"，结果不断地挨揍。我说，这个交代让我来写，肯定过关。于是，我就在交代中写道："我离开陕北公学回到重庆，虽然是组织的安排，但我革命意志不够坚强，在客观上就是变节和叛变的行为，不然就不是黄君珏烈士一个人跳崖了。在这些先烈们面前，我自惭形秽，我有罪。"妈妈一看，抖抖嗦嗦地说："这怎么行呢？我不能把叛徒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呀。"我说："你没看到吗？前提是'客观上'，'客观'是什么呢？是中央的指示，是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再说，最后定性定案，不会按照我郑大里写的，定性定案是比较慎重的。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后总归有个甄别过程，你放心好了。"第二天，妈妈咬紧牙关，把"变节"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从此，少吃了很多苦头。我几个舅舅因父亲关系也受到株连。三舅叫黄祖模，是父亲一手带出来的上影厂导演。他曾经拍过不少好电影，如《风雪大别山》、《三八河边》、《情探》、《三毛学生意》等。他也脱不了干系，被当作"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其实，他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在解放前当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助理导演，之后再也没有和父亲合作过（父亲在工作中有一个信条：绝不沾亲带故）。要他交代怎样和郑君里一起合伙反党。我舅舅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他写了很多交代和检查，都过不了关。有一天他偷偷地叫我表妹用公用电话匿名打电话给我，回电之后才知道是表妹。表妹说："今天晚上10点，你到我家来一次。"我问："那么晚有什么事？"表妹说："你别问了，就来吧。"他家住在西藏北路，我坐26路电车到八仙桥，然后从八仙桥走到西藏北路。舅舅蹑手蹑脚打开门，紧张地说："现在要我交代我和你爸爸的'黑关系'，我怎么写也过不了关。"我说："你放手写好了。"他说："凡是事实，我都写了，我拍的哪一部电影，郑君里给我什么指示、什么主意，受了什么影响，我都写了，可就是过不了关。他们要我承认我是30年代的'骨干分子'，可我根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怎么能承认呢？"我说："你就照着写好了。"他说："这个笔我下不了。"我说："我帮你写，你去睡觉。"在黄祖模的交代中我写道："我是30年代的骨干分子，我是自觉自愿跟着30年代的文艺黑线走。如果30年代文艺黑线被埋葬，我肯定是陪葬人。我是打着30年代的旗号，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清晨两点，我把舅舅叫起来，他一看，说："不行，这样写要被抓进去的。"我说："肯定不会抓进去的，鲁迅同志不是教导我们说，'要撑大旗作虎皮'嘛，撑着这张大旗作虎皮，专案组总没话讲了吧。这里没有一句话是实的，全部是虚的。如果要有罪的话，必须要有'罪证'，所有的'罪证'都还是原来的那些事情！你拍的几部电影都是为党歌功颂德的，这就叫名不副实，专案组就可以拿去交帐了。"舅舅说："唉，没办法，反正咬咬牙承认吧。不承认就过不了关，要被他们打死的。"他颤抖着把交代抄了一遍，交给造反派之后，再没有被批斗。凌晨3点钟，我要回家了。他那栋楼有电梯，我当时已经有"反侦查" 能力了。不坐电梯，顺着消防楼梯"滋溜"地窜到了楼底，看开电梯的人正在瞌睡，赶紧奔到马路上，手里揣着舅舅给我的两毛钱"劳务费"，一口气跑到八仙桥，这才觉得肚子有些饿了，好不容易有两毛钱就用来打打牙祭吧。八仙桥有一家小有名气的咖喱牛肉面店，牛肉汤面是8分钱，加两片牛肉就是一毛二分钱。面店收款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我对那漂亮女孩说："买一碗牛肉汤面加牛肉。" 就递上了两毛钱。那时候我大概也挺俊的，她看着我，愣愣地找了我8角8分。我说："不对呀。"她说："怎么不对？你给了我一块钱，我找你8角8分，不是正好吗？"我说："我只给了你两毛钱。"她这才恍然大悟，连说"谢谢，谢谢，幸好，幸好，不然我要赔死了，一天的工资赔进去都不够。"这个通宵我很高兴。替我舅舅写了一份可以过关的交代，吃了一碗热腾腾的咖喱牛肉面，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做了一次雷锋，兜里还富余了8分钱。我的二舅是中国第一条越江隧道——上海打浦路隧道的总工程师。他工人出身，自学成才，成为中国最早的越江隧道专家。也因为是我父亲的舅子，莫名其妙地被牵扯进去。他写交代始终过不了关，只好把我这个"写交代专业户"叫去。我说："你的事情更好弄，因为除了沾亲带故之外，你和我爸爸一点关系没有。"他说："他们要我承认我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我说："你写好了。"他说："我又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也没有参加过三青团。"我说："我爸爸现在是国民党少将，你好歹也是他的亲属，亲属就是残渣余孽。"他说："这我不能承认，你爸爸是好人。"我说："你现在都成这样了，就甭管好人坏人，你承认好了。"他说："不行吧，这样他们会给我戴国民党的帽子。"我说："你不承认的话，要吃苦头的，最后共产党总是要甄别，你不就是一个工人工程师嘛。"舅舅没听我的。第二天，他拿着自己写的交代交给专案组，被揍了一顿。 第二天表姐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不行，你快点过来。"我在二舅的交代上写着："我的的确确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我不仅是残渣余孽，我还是孝子贤孙。因为我对我姐夫郑君里很好，他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我被他错误地引导，虽然当了工人，也是替国民党造公路，就是替国民党输血。"舅舅说："真是搞艺术的种，你怎么能想得到这些？"我说："你想想好了，这些内容专案组肯定想不到，他们想不到的，你想到了，就过关了。不然，肯定是不会放你过门的。"第二天，他把交代拿到专案组。专案组说："今天你态度很好，劳动就不要参加了，有几条马路，还遗留一些工程，你到现场去看看，帮他们出出主意。"这一下，舅舅总算脱离苦海。回家看见我还在，开心得不得了。他做得一手好菜，请我美美地吃了一顿，久违了的红烧蹄膀被我一顿干掉。此后，我经常到他家去，有时候没吃没喝，有时候和红卫兵打架，慌不择路，也往他家里逃，躲到那里避难。我四舅曾经是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的水兵，随"重庆号"到英国学习回来。父亲一直提醒妈妈："叫祖棣开小差回来，躲到我们家里，不然就要去打内战了。""重庆号"起义前几天，他偷偷开小差出来，躲在我们家里，接着逃到苏北，参加了华东海军。他是中国第一代人民海军，参加过一江山岛的战斗，在火线上立了功入了党。复员之后，他是长江航运公司的负责干部，"文革"当中也不能幸免。专案组拍着桌子审问他，说他有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二是特嫌："为什么'重庆号'起义你没参加，提前几天就逃掉了？后来又怎么混入共产党的？"。舅舅这个人性格刚烈，打他、骂他，他就是不承认。他说："那时候是我姐夫叫我'开小差'的。"专案组说："你接受了郑君里派给你的什么任务？怎么混进共产党的？你不老实交代就天天审你！"那时候我的表弟很小，表妹出生没几天，四舅看到年幼的孩子十分绝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把我这个"交代王"找到他家。我说："这很简单，你就承认好了。你承认和郑君里有不可告人的关系，承认郑君里早知'重庆号'要起义，所以叫你不要参加起义而'开小差'出来。你当时年轻幼稚，被国民党反动军官所诱惑，不就脱了关系吗？后来我怀着不良的动机，混进华东海军。从客观上讲，就是起了瓦解共产党海军的作用。没关系的，你就这样写好了。他们不就是为了拿到你的口供，到处外调，游山玩水吗？等调查回来，蛮不是那么回事情再说吧。至少眼前的皮肉苦可以不要再吃了！"他咬咬牙照我写的抄了一遍。此后，专案组就再也不找他麻烦。后来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这就是给领导下台阶，你这一写，他们面子上有光了，不就皆大欢喜吗？姑姑是爸爸惟一的亲人，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但感情非常好，她从小把我带大，感情形同母子。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她整日在惊恐和泪水中度日。有一天她偷偷地对我说："你爸爸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人没法生活，曾经在一个舞女家里面做过佣人。这个事要紧吗？要交代吗？"我不禁悲从中来，这么一个一生凄苦的劳动妇女，终于盼到了解放，过上了好日子，现在居然提心吊胆地把自己在旧社会受的苦翻了又翻，掏了又掏，居然也要向造反派交代。我说："佣人是劳动人民，这件事就我知道，你谁都不要说。"我被称为"交代王"，不知是称赞还是讽刺。由于父亲的问题，株连的不仅是我们这个家庭，跟着遭罪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我只有帮这些人用大大的反革命帽子套在自己头上，让革命造反派的兽性得到极大的满足。后来，那些审查过郑君里的人，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不少都倒了大霉。这是历史无与伦比的荒唐、辛辣的讽刺。
"爸爸再不会回来了"
1967年初，一个阴冷的下午，专案组敲开了我们的家门，说："把你父亲的东西理一理，一年四季的东西都要理，我们要对他进行保护性隔离。"当时，父亲已经被关在上影厂将近一年了，现在突然冒出个"保护性隔离"，当然是凶多吉少。我一边理着父亲的被服和衣物，脑子里突然有一种预感：他再不会回来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唯一的联络，就是他需要家里送东西的字条。现在我才知道，这种纸是公安局用来审讯犯人的记录纸，一张白纸，上面有宽宽的黑道，没有任何单位名称。有一次，父亲要一些春天的衣物。我就把他出国穿的很漂亮的呢子衣服送去，当时我想，他肯定回不来了，就拿些好的衣服给他穿吧。后来，他在一张字条上写道："这些衣服我派不上用场。"似乎是在批评我不知他目前的处境。其实，我何尝不知道呢？我到处打听父亲被关在哪里？但都没有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曾被辗转关过几个地方：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上海市看守所、上海市少教所。特别是上海市少教所，"文革"中曾是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受难地。据揭发，因为父亲拒不按照专案组的意图对别人和自己进行政治栽赃，他们便要对父亲采取灌辣椒水的"革命行动"。父亲在那里根本吃不饱，有时饿得浑身发抖，直冒冷汗，请求看守多给点饭，都会被看守们训斥一番。父亲这个人从来一身傲气，这种生理和心灵上的蹂躏落在他的身上，至今想来真是痛彻心扉。据我知道，父亲在狱中曾有两个难友，一个叫吉康，红卫兵小将，由于"炮打江青"，被"四人帮"迫害，关进了少教所。入狱时，他们对吉康说："和你关在一起的是老反革命，他的一言一行你都要向我们汇报，这是你立功的机会。"吉康进了牢房后，他一开始还仔细观察和提防这个"老反革命"的一言一行，可是后来他越看越不像，眼前的这个"老犯人"要不就不停地在写交代，一有空闲，就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四卷本的选集。平时沉默寡言，要说有一两句话，也是帮着吉康适应牢里的环境，指点他如何来对付监狱的规章制度。时间长了，他觉着很疑惑："这不太像个反革命分子嘛！"他后来对我说："我年纪这么轻，就被关了进来，可这所牢里关的都是老'反革命'，这本身就很荒唐。所以，同监的这个'老犯人'肯定认为我是被派进来监视他的。"这段时间大概有一个月，大家最多稍稍寒暄，爸爸更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搭理吉康，时间久了，父亲看出来吉康也是满腹心事。有一次他试探地问吉康："你到底是什么案子进来的？"吉康警惕地回答："我就犯了点小错误。"父亲就不说话了，又是几天的沉默。有一天，吉康看到父亲写的交代，就问："你是不是做文化工作的？"父亲说："是的。"紧接着，又是沉默。他们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吉康终于熬不住开口了："你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父亲沉吟了一下说："不瞒你说，我姓郑，我叫郑君里。"吉康说："你是个大导演嘛！"父亲苦笑着摇摇头说："现在可是个犯人。"他们两个人在残酷的特殊时间、特殊地点打开了各自的心扉。避开看守，吉康把他的"案子"前前后后地告诉父亲，请教如何对付。渐渐地，吉康的心情不再那么沉重了，而父亲的脸上也浮现出淡淡的笑容。这是他们一生中在绝望的境地里得以沟通心灵的一场忘年交。有一天，父亲问吉康："你是什么学校的？"吉康说："我是51中学的，住在康平路。"父亲说："我有个儿子叫郑大里，和你年龄一样大，在上海中学。我看来是很难出得去了，你要是出去的话，一定要找到我儿子，把我的情况告诉他。我们家住在武康大楼。"爸爸不知道，这个家已支离破碎得不成样子，而且早被扫地出门了。爸爸还有个难友，是我高中同学邵明祥的父亲。他父亲因为在新乐地段医院"闹革命"，得罪了徐汇区革委会主任黄克而被逮捕。照道理，他的案子是轮不上被关进少教所的，可他偏偏得罪了黄克，黄克又曾是我们的邻居，邵的父亲就被"请"进了少教所，和父亲一个监房。黄克在解放战争时期，只是一个小班长，"文革"期间窜至徐汇区革委会主任，好歹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呢。邵的父亲在他头上动土，他想弄清我父亲和邵明祥的父亲究竟有什么"黑关系"，就把两个老人关在一起，以看究竟。邵明祥的父亲是个老上海了，进了监房就知道那位"老反革命"是郑君里。或许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进这个待遇特殊的监房，所以，两人几乎从来没有交流。后来，据邵的父亲说，由于饿，心理压力极大，父亲高大魁梧的身躯变得骨瘦如柴。他的脚由于不小心撞在墙上，结果脚跟烂了，加上营养缺乏造成免疫力下降，脚上的溃烂越烂越大，流着脓和血。爸爸在牢里终于病了。开始是胃疼，食量越来越小，到最后吃不下一点东西，牢里只给他吃点食母生。最后确诊，父亲得的是肝癌。有一天，专案组到家里来说："现在你们马上跟我们走。"我问："到哪里去？"回答："到中山医院，你爸病了，你们要去看看他。"我说："你们要通知一下妈妈。"他们回答："你妈妈也会去的。"就这样我、哥哥、妈妈到了中山医院，七转八转到了一个很小的病房，病房朝北，阴冷潮湿。爸爸躺着病床上，几乎已瘦得我们认不出了，眼睛和双颊抠成了4个洞，脸色蜡黄。他微微地欠起身子，举起像竹竿一样的手臂说："黄晨、牛牛（哥哥郑大畏的小名）、小弟（我的小名）你们终于来了，我好高兴啊！你们好吗？"短短的一句话他已经说得很累了，但是脸上却挂着笑容。我们都把泪压在眼眶里，强颜欢笑地围着他，我说："爸爸，你的身体最要紧，不要管那么多了，一定要把病养好。"他言语中似乎有些冷笑的意味："我是在养病，我能养好吗？"那个时候，我似乎听到了关于父亲的一丝信息。上影厂已经对郑君里展开了铺天盖地的革命大批判。到处都贴满了"彻底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少将郑君里"的大字报。有人告诉我，这个时候端出来批判是件好事，这会儿正在搞"一批二用"。我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听到这个消息，总算在黑暗之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我整天盼着父亲回家，盼着他能够重新操持他钟爱的电影事业。但事实竟是那么残酷，当我见到的父亲时，他已病入膏肓了。我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他似乎也用尽所有的力量握着我的手。我很想把我听到的"小道消息"告诉他，因为哪怕只有一口气，父亲得知这一"喜讯"，即使死了，也能够瞑目啊！可话到嘴边，我没却有说出来，一是因为专案组不让我们向他报告任何外边的消息；二是因为爸爸深陷囹圄，在残酷的迫害下，对上面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说这些只能更深深地刺痛他。爸爸把我的手摁在他的腹部来回抚摸，摸到他腹部全是高低不平的节结，我这才意识到爸爸实在暗示我自己得了绝症。只有我和爸爸知道，我们要诀别了。说什么、做什么在这个时候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4个人在沉默中相望着……我只得说："你只要交代好了，一定会有出路的。现在身体最重要，什么都不要管，把病治好。"他似乎有些不耐烦，喃喃地说："我一直在交代，我不停地在交代。黄晨，两个儿子现在也很好，你就跟着两个儿子好好地过吧。"这就是他对我们的唯一遗言。看守说："时间到了。"爸爸紧紧捏住我的手不放。妈妈被押回上影厂，我和哥哥回到家里，无语。第二天中午，专案组又来电话，说父亲病得很重，需要有家属陪在身边。我急忙赶到中山医院，专案组已在那等着我，先是劈头盖面地训了一通，什么划清界线啊，什么检举揭发呀。我说："说划清界线的话，现在不划清也已经划清了，他被关进去已快两年了。再说，他如果真有什么事情，我恨不得去揭发他，还可以立个功呢。"专案组说："你嘴巴蛮老的嘛。"我说："不是我嘴巴老，你们搞了两年，还要我去揭发，专案组派什么用处的啊？现在人都被你们搞成这样了！"专案组顿时语塞，愣了半天，拿出一张白纸，说："你要立5条保证。"我记得这5条保证：第一条是不和任何人交谈，不能暴露自己是什么人；第二条不能对任何人说自己陪护的是什么人；第三条是不能随意离开病房；第四条是上厕所要报告；第五条是吃饭必须由有关人员陪同。"四人帮"打倒后，在清理父亲的冤假错案时，有人还在父亲的病例里看到我的"保证书"。走进阴冷的病房，爸爸的情况已大不如昨天，他欠起头，高耸的颧骨抽动了一下，他想笑，可是已经笑不动了，他想说话，可是我已经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舌头很大，声音在嘴里滚了几下，又被吞了下去，只听见沉重的呼吸。病房里很静，一声长一声短的喘息，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你好好养病，听说他们会放你出去的，还想让你拍片子呢。"听到拍片子，他眼睛突然睁大起来，艰难地侧过脸盯着我看，不一会儿，他突然松弛下来，闭上了眼睛，摇摇头，眼角里渗出了眼泪。不久，粗重的呼吸变成了鼾声。随之而来的是极其痛苦的挣扎，他指着自己的肝腹部，示意极其疼痛，一会儿他坐起来，一会儿又下床站起来，站了几秒钟，支撑不住，又倒在床上，来来回回几起几落。我把医生叫进来，医生摇摇头对父亲说："这样的话，你会吃不消的。"他们拿来了绑带，把父亲的手绑在床边。他瞪大眼睛拼命挣脱，从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呼喊声。我赶紧把绑带解开，知道父亲的生命终点离他不远了，我当尽最后的一点孝道——让他在无法容忍的肝破裂的疼痛中，有一点喊叫和挣扎的自由。渐渐地，爸爸挣扎得越来越无力，终于沉沉地昏睡过去。这时，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医生进来，在肩上轻轻地拍了我一下，招招手示意我出去。走到门外，他四下张望，看没人走过，就轻轻地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父亲过不了今天晚上，他得的是肝癌。他已经这样了，你要当心自己。"顿了一顿，他双眼直视着我说："你父亲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你一定要很冷静地对待这件事。"这是"文革"开始后，我听到素昧平生的人对我说的第一句人话。我一直很想知道他是谁，现在是否还在中山医院？夜里10点左右，父亲开始吐血（我后来知道这是肝破裂了），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汩汩涌出，小小的病房里充满了一股肝的血腥味。我看着他越来越暗淡的面容，用纱布轻轻地擦拭着鲜血，心里在说："爸爸活得那么苦，还不如早点走，你安心走吧。"突然，奇迹出现了，爸爸又睁开了眼睛看了一看我，用很不清晰的声音吐出了5个清晰的字眼："毛主席万岁！"之后，他气息越来越微弱，鼾声越来越短，最后"咯噔"一声，生命离他而去。这天是1969年4月23日23点05分。他瞪大着眼睛，张大着嘴巴。我抚摸着他的眼皮让他合上眼睛，并托起他的下颚，大约20分钟之后，他的嘴仍然没有完全闭上。早上，他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间，之后妈妈和哥哥都来了。专案组没别的话，只有一句："明天火化。"我说："组织上应该有个结论啊，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少将？怎么当的国民党少将？调查了两年还不清楚吗？"得到的只是专案组横眉毛竖眼睛的训斥。我说："好吧，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周总理。" 第二天上午，在龙华火葬场，父亲穿着他最喜欢的灰色丝罗缎中山装，躺在一架铁床上，头下枕着两块红砖，身上盖着一块白布单，被推到了我们面前。妈妈、哥哥、姑妈和我围着他，深深地守望，要把他最后的形象刻在心里。过一会儿，他便烟消云散。这是我一生中最长也是最短的20分钟。当天下午，爸爸被装进8元钱一个的骨灰盒，终于回到了家。爸爸死得非常惨。送太平间之前，我对医生讲："爸爸嘴边有很多血，麻烦你们擦擦干净，等一下我妈妈要来的，不能让她看见。"妈妈来了，她哭得已经站不住了。我告诉母亲："妈妈，爸爸死得非常安稳，一点都不痛苦。因为他已经肝昏迷了，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平生说的一次最大的谎话，如果她知道爸爸弥留之际的情景，将是她不能承受之重。我的爸爸一生中，有这么几个第一：是左翼电影联盟行动纲领的第一个执笔人；是第一个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者；是第一个将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引进中国的翻译家；是第一个将中国艺术家的表演实践和斯氏体系的表演理论结合撰写成书的表、导演理论家；是第一个以艺术家身份走上抗日战争前线，拍摄《民族万岁》和《滇缅公路》的战地记者；是第一个因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创造中国最高票房记录的电影导演；是第一个为建国十周年接连拍摄《聂耳》、《林则徐》两部献礼片的电影导演；他也是"四人帮"统治时期上海文化界第一个死于狱中的"犯人"。
毛主席说："活着就是胜利"
妈妈也被隔离了，是和很多人一起被关在牛棚里。我每个礼拜可以到妈妈那里去探监。那时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2元，每个礼拜，我可以留0.8元到1元买牛肉。我知道她劳动很苦，为了节省，每顿都吃4分钱的青菜。一到星期六，我买了牛肉，隔水蒸好，等星期天探监时送去。上影厂很大的摄影棚变成了"牛棚"，布景板搭在地上，就是床铺了。所有的生活就在这一大块铺板上，满满当当地挤满着"牛鬼蛇神"，一根铁丝挂满了破衣烂衫，那光景简直就是一个集中营。当时的名导演、名演员们还是有不少的"粉丝"，过去想方设法要看这些明星们还很不容易，现在只要到"牛棚"，想看谁就看谁。一大群裹着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红袖章的"粉丝"们，想找谁就大声一吼："×××。"那位明星便全然没有过去的那种份儿，乖乖地走到他们面前。仁慈点的，说几句尖酸的笑话，弄得对方一脸尴尬。暴力点的，上去一个巴掌，表示自己做"粉丝"之后的觉悟。妈妈不是什么名演员，她经常做的事便是躲在大铺板的一个角落里，粗针大线地缝着衣服。看见我来，她的眉头就舒展开来，强颜欢笑地谈些家长里短，绝口不提自己遭的罪。妈妈开始问我要烟票，我觉得很奇怪，她怎么抽烟了呢？后来才知道，看管他们的"牛头"是上影厂的两个工人，一个叫叫徐福景，还有一个叫李景仁。他们很同情这些演员、导演，在"牛棚"外的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常常将"牛鬼蛇神"们大声训斥一番，粗话、脏话一股脑地喷出来，训完之后，他们对革命群众说："要不要叫他们老实交代啊？"革命群众说："要！"他们接着说："我们把他们押回'牛棚'，让他们彻底交代罪行。"接着，领着"牛鬼蛇神"们进了"牛棚"。一进"牛棚"，便说："现在解散，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好休息。"妈妈很感激这两位"牛头"，知道他们烟瘾大，烟票不够用，于是，动员大家送烟票给他，作为自己的报答。
母亲在经历了严酷的灵与肉的敲打之后，终于支撑不住了。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我表妹。她慌慌张张地对我说："不好了，君里妈妈现在在我家里，好像要出事。"原来，中午妈妈戴了一个大口罩，突然到了她家。表妹知道她被关在"牛棚"里，怎么突然到她们家来了？她惊愕地问："你从哪里来的？"妈妈惊惶失措地说："赶紧把门关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从厂里逃出来的。要让人知道了，我会被打死的。"表妹把妈妈扶进房间，妈妈说："你们出去，让我休息一下。"表妹说："你休息可以，但是不能关门。"妈妈说："给我喝点水。"表妹刚出门，只听后面"嘭"地一声，门被关上了。两个表妹扑到门上，叫着"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我们要送水进来。"妈妈只好把门打开。表妹一转身，门又被关上了，只听到里面有动杯子喝水的声音。之后，听到楼底下一阵嘈杂地叫声，"干什么？干什么？""上面有人要跳楼。"表妹一听不对，赶紧打开隔壁房间的窗户，一看，妈妈双手吊在气窗上，脚就站在窗台上，正定睛往楼底下看。表妹拼命叫："君里妈妈，你千万不能这样啊！你要为大里想想。"这时，妈妈似乎已经精疲力竭，连往下跳的力气都没有。突然软软地摔到了窗边，表妹赶紧冲进屋子，把她扶到床上。她已经深深地睡着了。表妹请越剧演员金采凤家的保姆在家看着妈妈，自己跌跌撞撞地冲到我们家来了。表妹前脚进门，造反队后脚也踏进了家门，"牛头"徐福景焦急地说："黄晨不见了，有没有在家？"我表妹说："她现在在我们家，好像出事情了。"原来，妈妈是和演员狄梵一块到中山医院去看病，半路上，妈妈开溜了。狄梵急得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造反队。到了三舅舅黄祖模家里，只见妈妈躺在床上，嘴里不断地涌出白沫，鼾声如雷。我一边抹去白沫，一边拼命叫喊："妈妈，妈妈，你醒醒吧！"造反派们面面相觑："我们没干什么事呀！"有一位姓张的助理导演说："赶紧送我们的劳保医院'中山'吧。"他们七手八脚，正准备把妈妈抬下楼。我高声质问："谁说要送'中山'的？这么颠簸过去，她还能有命吗？"有一个人轻轻地说："这时候要听听家属的。"我说："下面就是北站医院，马上送'北站'。"妈妈七手八脚被抬进了北站医院的急诊室。正值酷暑，急诊室里人满为患。医生听说妈妈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们这里服毒的人几乎没有出去的。"灌肠对病人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个大漏斗从嘴里插入，灌入血红的高锰酸钾液体，然后把病人的身体翻过来，使尽全力按病人的背，让病人把所有的东西吐干净，如此往复，有七八次之多。这几乎是一种酷刑，吐出来的有胃液，有高锰酸钾，还有血块。妈妈当时已意识全无，但因为痛苦而爆发出来的嚎叫让所有的路人都驻足观看。人已经没有尊严可言。
抢救之后，妈妈气息微弱地躺在床上，我这才有时间仔细观察一下这间急诊病房。一会儿抬进一个人，一会儿又抬出一个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这间房间里几乎都是自杀的病人，到了深夜两三点钟，人一个一个都被抬走，后面跟随着家属的哭声。第二天一早，病房里的病人全都被抬进了太平间，只剩下我和妈妈。妈妈微弱地睁开眼睛，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救我干什么？"。我说："我是你的儿子，怎么能不救你呢？你要记住一句话，'活着就是胜利'。"妈妈听到这句话，骤然严肃起来，摇摇头，侧过脸去。这句话是毛泽东曾经对江青讲的。当时江青患乳腺癌，要到苏联去治疗，临走时，毛泽东对她说，"活着就是胜利"。
这次自杀，妈妈一共吃了50片"眠而通"，医生说她能被救活是个奇迹。受专案组的"嘱咐"，爸爸从狱中递出了一张小纸条，意思是：黄晨，你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相信群众，相信党。见了这张条子，我万分愤怒，是造反派把母亲整得那么惨的，现在又把妈妈自杀这件事告诉父亲，这无异于是在伤口上撒盐，爸爸得知会非常痛心、非常不忍的，因为郑君里和黄晨的感情在中国文艺界也是有口皆碑的。妈妈曾是个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她看透了封建家庭的黑暗，从小向往进步，向往革命。她长得很漂亮，不乏达官贵人的追求，甚至蒋纬国都曾经追求过她，但她不屑结交这些人。她说："我就是要嫁给郑君里，因为他穷，因为他有志气，他靠得住。"
1939年，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她通过周总理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改名"张文"，辗转兰州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由于延安吃紧，共产党要做战略转移，陕北公学要上太行山，组织动员学生凡是新入伍的，特别是城市女兵，尽量撤到后方，因为太行山的斗争非常残酷。于是，母亲服从组织的安排，回到了重庆。也是总理的安排，她进入中国艺术剧社当演员。中国艺术剧社是国民党三青团主持的，于是在"文革"中她被戴上了"三青团"的帽子。可她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在重庆，她演了大量的进步戏剧，替八路军办事处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家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据点，总理的秘书张颖经常到我们家，把秘密文件藏在米缸里。但这一点，竟成了造反派们批斗妈妈的资本。
1970年的一天，工宣队、军宣队到家里来宣布对母亲的组织处理结论。结论是一般政历问题，劝退出中国共产党。工宣队、军宣队的宣布"义正辞严"，妈妈木然地看着他们，轻轻地说："你们凭什么把我劝退出党？"我气不打一处来，接着说："她进陕北公学的时候，是党最艰苦的时候，她替党做了多少工作？人证物证都在，很多当事人还在中央，你们有什么资格取消她的党籍？"妈妈拿起退党表格，轻轻地往工宣队面前一放："年轻人，这个党，我是不会退的。这个表我也不会填的。有本事，你们帮我填！"就这样，妈妈绝不履行退党手续，坚持每月缴纳党费，每次交党费都要和工宣队大吵一场。
"活着就是胜利"，这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妈妈靠着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胜利地看到了"四人帮"倒台。小"牛鬼蛇神"居委会在我家门口贴了一张毛主席像，看着这张宝像，我不禁提心吊胆起来，万一宝像出了什么事，那我可脱不了干系啊，果不其然，事情来了。有一天，武康大楼居委会主任白某——一个来自山东的部队家属，乒乒乓乓地敲开我家的门，横眉竖眼地对我说："宝像到哪里去了？"我揉着眼睛一看，坏了，宝像没了。我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看图钉就在你们家门口。"我说："我在睡觉，真的不知道，可能谁喜欢，拿走了吧。"白某说："你不可能不知道，你要老实交代，今天不准出去，就在家里待着，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第二天她又来敲门，这次她带着一群退休工人，非常愤怒地堵在我们家门口说："你想清楚了吗？"我说："没什么想清楚不想清楚的，没拿就是没拿。"她说："不要以为别人没看到。走廊上全都是玻璃窗，你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对面的人都看得到。"我本来很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我知道他们在诓我，我正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打开语录我就念了起来："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者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瞎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数不胜数的。"这一念，一群人大眼瞪小眼，一时没词了。他们没想到我来了这样一招，白某忙找台阶下："'狗崽子'不要嚣张，今天我还给你一点时间，明天就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群人一溜烟地走了。
当天晚上，门又咚咚地被敲响了，我拿着毛主席语录像烈士就义一样地被他们簇拥着出了门。我们楼下是派出所的一个办公室，"三反五反"那会儿，曾经有人在那间屋里上了吊，天花板上挂着一只15瓦的灯泡，凄凄惨惨的有点瘆得慌，定睛一看，一屋子的老头、老太太，臂上裹着红袖章，我一进门，一阵雄纠纠气昂昂的"打倒郑大里！"口号迎面扑来。屋子中间有一个板凳，我知道那是"伺候"我的，于是往上一站，打开语录就高声朗读："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一下子，老头、老太太不作声了，白某马上接词："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革命群众饶不了你。是进公安局还是回家，你自己考虑。"接着读了一段"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录。老头、老太太群情激昂，老拳纷纷落到我的身上。我一边躲避，一边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谁看到我干的，就请你站出来。"有一个老太太站起来愤怒地说："我看到你干的。"我说："你在哪里看到的？"老太太说："我在楼底下看到的。"我说："要看到我们家的走廊只有在二楼的花园里，楼底下是文物仓库，你根本不可能看到。"她急忙拿出毛主席语录读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不打，它就不倒。"我拿出毛主席语录来回敬她："'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主席语录骂倒了一片人。
白某看到局面出了问题，急忙出来打圆场说："看样子你还是不老实，你还是不和你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我说："这件事和我家里没关系，没拿就是没拿。我今天不回去了，等着你们把证据拿出来，麻烦你们对我姑妈说一声。"这下，白某可着急了，"叫你来就来，叫你滚就滚，回去好好想想。"我趁势溜了出来。我看着满街的红卫兵揪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游街，突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今天晚上真是怪呀，到处都是小孩斗老头，他妈的，今天是老头斗小孩。
第二天，我准备好被服等他们来抓我，左等右等，没来。第三天又没来。第四天，我实在忍不住，决定跑出去找朋友。武康大楼有一个看电梯的阿姨看见我，对我眨了眨眼睛，说："事情解决了，是6楼一个部队的孩子喜欢那张毛主席像，请到了家里去。"只见白某正从楼上走下来，我问白某："那张毛主席像，你们搞清楚了没有？"白某说："这不是你管的事情，你好好和家里划清界限。"我扯开嗓门说："我爹、娘都被关进去了，怎么划呀？"白某本来就患甲亢，眼睛瞪得更大了："你要划不清，会有人来管你的。"我说："你们管了几天了，也没把我管好嘛。"白某顿时语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狼狈。
说起这位白主任，"文革"之前，一到我们家就"黄同志"长"黄同志"短，每逢节假日都要来拜访爸爸这个"革命老前辈"，嘘寒问暖好不热情。"文革"开始，她由晴转阴，时时监视，处处刁难。这类人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悲剧也造成了一代人的人性畸变。
据统计，"文革"期间，武康大楼跳楼自杀的一共有10人，只有一人幸免于难，他从7楼跳下，被高压电线挡了一挡，又被下面卖大饼油条摊头的油毛毡屋顶挡了一挡，最后摔到做大饼的木案上，几乎一点伤都没有，这个奇迹般生还的人一看自己没死，就趁大饼师父大惊失色之余，跑得无影无踪了。此人据说是上海越剧院的一位导演。我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外人到武康大楼从6楼跳下。尸体在雨地里淋了3个小时后才被抬走。他的一只鞋静静地躺在武康大楼的天井里，足足有一个多月。那时，武康大楼是一个抄家游斗最热闹的"革命圣地"。
夜幕降临，昏黄的路灯下，到处是一片凄惨恐怖的气氛，制造这个气氛的白某和湖南街道派出所钟所长难辞其咎。现在不知道白和钟还在不在世？早逝者被"文革"抽尽了生命。苟活者被"文革"抽尽了灵魂。丢失的生命不复存在，丢失的灵魂应该复归人性。但愿！
上影厂的"文革"邪火烧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我的，写的人是著名演员××的儿子，他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回到上影，说要拜郑伯伯学徒。由于郑君里和××的关系，对他自然是非常地照顾和培养。爸爸曾经说："××，现在我带你，以后你带我的儿子。"于是，他贴出大字报说："郑君里要建立中国导演的郑氏体系，要郑大里接他的班。"上中离上影厂不太远，这张"革命"大字报不胫而走。星期六我刚回到家，一大群红卫兵冲到家里，挥着军用皮带对我大加训斥，最后扔下一句话："郑大里，你要和家庭划清界线，揭发你父亲。要是你不揭发的话，真要用皮带说话了！"星期一，我一进班级，满黑板都是我的大字报，红卫兵围成一个圈，勒令我站在中间。照例的一番批斗程序过去之后，也还是那句话："揭发父亲，划清界限。你不投降，就叫你灭亡！"老实说，这一套我已领教很多了，那套"革命的操演"我应付自如，总的原则是保存实力，避免挨揍，顺其毛捋，避重就轻。于是，我向"革命小将"拍胸脯保证：我一定深刻揭发郑君里。其实，我早有打算，我要写一份让他们看了吞不下去又说不出来的大字报。
第二天，上中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地拿着他们的战果——我的大字报，贴到上影厂最显目的批判专栏上。大意是："1965年，郑君里和张瑞芳到北京找周扬，有什么反动意图？是不是反革命串联？"其实，郑君里和张瑞芳找周扬是周总理的意思。我措词极其"革命"，意思极其"反动"，上中的红卫兵蛮以为这篇大字报会掀起什么波澜，但上影厂的造反派却不敢对爸爸采取什么"革命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一弄，就会弄到总理的头上，他们暂时还没有这个胆量。虽然觉得自己是个弱者，但我胜利了。我在上中和上影厂也可算一个名人了，"郑大里"3个字也就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麻烦。那时候盛行改名，诸如"向东"、"卫东"、"学青"等等，我就起了改名的想法。我绞尽脑汁想出了"循泽"两个字，虽然不是左得透顶，还有点文绉绉，深究下去却是革命得不行。有一天我对爸爸说："爸爸，我要改名。""你改什么名字？"他有点不屑。我说："叫郑循泽。"爸爸根本没有回答我，似乎没有听到我说的话，聚精会神地继续写交代。他的沉默，是我永远的一个心病，让我觉得自己伤害了父亲。"郑大里"的"里"字有个田字头，我哥哥的"郑大畏"的"畏"字也是一个田字头；田汉的儿子叫"田大畏"，史东山的女儿叫"史大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父亲这一代人希望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的名字里寄予着他们的希望。爸爸的沉默使我难以平静，我知道，他的沉默是对"大革文化命"的憎恶和反抗，隐含着傲然不屈的气节。后来，改名之事也就偃旗息鼓了。
不久，我们被扫地出门到武康路270号的一间朝北的亭子间里。当时，上海的"走资派"陈、曹、魏、杨就住在我们对面，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住在我家左首的对面，离我们家50公尺是巴金家，100公尺是赵丹家。这当然是有关方面的一个重要看守的据点。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小公寓的5层楼，有一盏灯每天通夜亮着，它像幽魂一样监视着过往的人，特别是上述那些"重要人物"的家人（"重要人物"本人都被抓捕入狱）。
说起我们家被勒令搬出武康大楼，又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我在上中有个"逍遥派"的好朋友邵明祥，他父亲是新乐地段医院的药剂师。当时的新乐地段医院，"派仗"打得不亦乐乎。他父亲的观点倾向于"造反派"，在单位里受压，于是打算向徐汇区的"三结合"干部黄克告状（其实也是对黄克施加压力）。这位黄克同志是我家的隔壁邻居，原是从外地转到上海徐汇区的一个处级干部，由于长期养病，没有任何做为。于是，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徐汇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他调查后知道新乐医院的造反派到他家去闹事，是因为我的关系，知道了他的地址。于是，一声令下，把过去高一声"君里同志"低一声"君里同志"合家赶到了武康路的亭子间。在这终日不见阳光的亭子间里，我和魏文伯、杨西光的孩子们成了难兄难弟。我们有个共同的同学叫洪迎胜，他父亲是民政局局长。迎胜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独立见解的人，我们特别谈得来。洪迎胜住在衡山路，他家下面正好是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造反兵团的革命大批判专栏是我获取父亲近况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所以，我是一个"热心"的革命批判专栏的阅读者。
有一天，我看到一条惊人的揭发文章，说父亲是国民党少将。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当年父亲率领抗敌演剧队到重庆以后，根据总理指派左翼进步电影人士打入国民党官办电影制片厂的安排，我父亲进入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战地纪录片的方便，他们全部要挂国民党军衔。当时他们给父亲的军衔是少将，那只是一块牌牌，根本拿不到少将的工资。这件事，总理和郭沫若都是知道而且批准的。
看着这张大字报，我怒不可遏，一抬手就把这篇大字报给撕了下来。谁知道大字报连着伟大领袖的像，顺势一起被拽到了地上。这种行为在当时可是要杀头的呀，顿时，迎胜和我脸色煞白，第一反应就是逃。我们一下子冲到6楼迎胜的家，迎胜说："完了，完了，出事了。"我说："我们不要惊慌失措，装着刚刚从家门出来。"那时大概是晚上7、8钟点，路人稀少。走出门，我们一阵狂跑，逃到了淮海路，看看背后没人，才停下了脚步，在外面游逛到深夜才回家。这时，我们看到昏暗的路灯下，"革命大批判"的大字报正在人行道上飘来飘去。真是死里逃生，这件事深深地教训了我：凡事不能莽撞。但厄运仍然如影随形。
1972年我已在福建省建阳县城关公社彭墩大队第七生产队插队两年了。一次，我在上海过完春节刚刚回到乡下，没几天，公社一位下放干部高化（"文革"前是福建省体委主任）来找我，他说："你到公社去一下。"我说"去干什么？"他说："他们有事找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其实，这时他已经知道是什么事情了，就说："你去吧，有什么事马上打电话给我。"我气喘吁吁地跑了24里路到公社。公社人武部长说："你是郑大里吗？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我说："我刚刚从上海回来。"他说："那你在上海干了什么事？"我说："休息呀，什么事都没干。"我知道像我这种人，好事轮不上，坏事天天有，但我抱定一个宗旨：只要没有被当场抓住，任何事情概不承认。我暗地里想，是不是我言论上出了什么问题呢？当时"狗崽子"之间发发牢骚是常有的事情。但从情景上看，不像是言论有什么问题，因为他问我"做"了什么事。他说："你仔细想想，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这儿待着。饭有人帮你送，不要离开这间屋子。"我心想："事情严重了，上海肯定出事了。"我说："我要给老高打电话。"他说："老高已经过来了，明天下放干部要开会，你不要打电话去。"我一下子愣了：我到底我犯了什么事呢？第二天，人武部长看我没动静，态度严厉起来："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上海，什么时候回福建的？"我吧大致的日期告诉了他。他说："你有什么可以证明的？"我说："大队可以证明我什么时候回福建的，别的就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说："车票有没有？"我说："车票丢掉了，我怎么知道你们问我要呢？"他说："你要老实交代，你肯定有问题，今天算是客气的，不然要到县公检法去，你就没这么好过了。"我说："我真的没做什么事情，我母亲做胆囊手术，天天在医院里陪她。"他说："党的政策是……"我说："这个你不要对我说，这种话我听多了，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吗？"他猛地拍桌子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不然对你不客气。"我顶撞他说："你不要拍桌子，朝我拍桌子的人多了，没有一次是拍对的。" 老高匆匆赶来，一进门就神情肃穆地对我说："大里，你在上海没犯什么事？像你这种情况，凡事要多替妈妈想想。"我看了看屋外，悄悄对老高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发个牢骚，说句难听话，那是有。但看来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老高沉吟了半天说："不是你言论有问题，而是你行为出了问题。"他抬起头对我看了很久，目光中透露着一种焦虑和担忧。我马上领会了他的暗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说："老高，像我这样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后果，万一出了事，一定是比别人罪加一等。"他好像猛地下了一个决心："现在你不能证明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什么时候到达建阳的，如果能证明的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人向来马大哈，能不能再找一找车票啊？"我感到绝望，拿起我随身带的军用挎包，一股脑地把东西都倒了出来："我包里就是这些东西，车票又不能报销，肯定丢掉了。"老高拿起挎包，往里一掏，脸色乍变，手掌摊开，两张车票就在他的手掌上："这是什么？"我一看，正是回建阳的两张车票。"别着急，让我仔细看看，日期对不对！"老高仔细地看着车票，眉头顿时松开。"没错，你待着，我去跟他们谈。"拿着车票他径直往人武部走去。后来老高告诉我，上海来了明码电报，说有个杀人案件和我有关。明码电报和密码电报不同，凭明码电报是可以拘留和逮捕人的。公社党委书记是老高的老下属，又常在老高那里听到我的情况，所以就网开一面了。幸亏有了老高，不然我进大牢那是免不了的。当天晚上，老高把我留宿在他的屋里，笑吟吟地拿出了他最钟爱的洋河大曲："大里，咱们干一盅。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老高，要没你的话，我这会儿就呆在牢里了，这把骨头免不了要被他们敲打敲打。"老高嘻嘻一笑："我像你这个年龄，已经被日被鬼子、国民党敲打过好几回了，现在不又在敲打我这把老骨头了嘛！"他高举酒杯："小老弟，干！管他娘的！看我什么时候敲打敲打他们！"半斤白酒下肚，这个晚上我仍然通夜难眠，但老高睡得很香，鼾声像帕瓦罗蒂的男高音一样响了一夜。
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上海的一个大案子：我们家武康大楼的老邻居被闯入的歹徒抢劫杀害了，公安局排线索，这个人作案具备3个条件：对这家很熟、对社会不满、跟这家人关系不好。排来排去就排到了我的头上。前面两条尚能理解，这第三条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家一直有特务嫌疑，街道和派出所经常通过我们家了解他家的情况，一来二去就跟这家邻居结下了梁子。老太太被杀，久未破案，她的媳妇可是印尼大华侨的千金。于是印尼大华侨通过外交部向上海施压，要求限期破案。我就成了第一嫌犯。公安局找到了我的"开档裤"朋友阿德，阿德对公安局说："你说郑大里干别的什么事，我觉得都还有可能，你说他杀人，决不可能。你把我抓进去，我还是这句话。"他们到我的一个至亲家去调查，说法和阿德迥然相反："郑大里做什么事情，我们概不负责。"有了我亲人的这番话，公安局理所当然要抓捕我。这件事最后自然是不了了之，我又回到了生产队。
"文革"之后，我才知道杀人犯和被害者的邻居曾在一个劳教农场里接受改造。他们晚上闲聊，被害者邻居说起他们隔壁有一家人怎么怎么有钱，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罪犯出狱之后，犯下了这桩案子。
"逍遥派"
"208"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经历。它锻炼了我，对外面任何局势的变化，持冷静的态度和客观的眼光；它积累了我，因为有很多借来的、从校图书馆偷来的各种类型的书籍来滋养"208"的同仁们。父亲从来对我要求极严，不让我看任何"封、资、修"的书籍（其实我们家有大量的这类书）。在"208"我几乎看了所有的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看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的经济哲学著作，如：《民富论》、《康德文论选》、《费尔巴哈哲学选著》和《进化论》。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社会形态和经济现象在"208"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当时我提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怎么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比照了一下，认为当时和我国的社会形态非常像，基本上是城邦经济和农耕经济为主。"文革"以前中国是城邦经济向社会经济过渡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较落后地区，经济还是封闭的，还到不了社办工业的程度。只有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经济产业有社会经济的特征。城邦经济和社会主义差得太远了，那充其量只是小农经济，所以也就产生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的城邦工业极其相似。我提出这个观点，所有"208"的同学都非常赞成，但是大家都说，大里说的这些话不能说出去，否则要杀头的。除了看书，听音乐也是我们的热衷。我们宿舍的"头面人物"兰云是一个"小提琴家"，他的练习曲被我们叫做"杀鸡曲"。我们只准他在宿舍里没人的时候单独练习，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有一天晚上，我们侦察到"上中"北边的一个仓库里堆满了抄家物资。夜深人静，我们撬门进去，偷了几十张胶木唱片和一台老唱机。当我们胜利而归时，所有同学都捂着嘴高呼"万岁"。有了这些唱片，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长知识的男孩子们本来就是有力用不完，现在正好将精力转移到那个也是从抄家物资仓库偷来的老式电唱机上。当时没有扩音喇吧，也不敢将"洋、名、古"、"封、资、修"的音乐放得老大声。于是我们3个人分成一班（因为这3个人可以一起把头凑近电唱机的唱针），从唱针和唱片的"嘶嘶"摩擦声中听到优美的音乐旋律。这样，我们听完了肖邦、莫扎特、贝多芬的很多大型交响曲和著名独奏曲。听完一部大的协奏曲，大约需要40分钟时间，这40分钟，我们脖子受到了极大的考验，但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乐曲结束，大家都必须揉着脖子按摩10分钟，脑袋才刚刚能够"扶正"。音乐在动荡中给了我们极大的宁静；音乐在激烈中给了我们安和的淡定。每每这些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沉醉其中。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知哪一天，我们之中流传起一支革命歌曲。歌词是：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完蛋就完蛋……据说，这是林彪"四野"的一支战歌，那种背水一战，以命相拼，绝望中的我们被这首歌唤醒了。于是，几乎每个夜里，整个宿舍都要齐声高唱。我们想，反正是林副统帅的歌，正可以用来发泄发泄心中的郁闷，不会有什么事的。但我们的夜夜"战歌"，引起了造反派的注意。我们派到造反派宿舍的"线人"突然来报说，造反派准备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他们说，这些"狗崽子"唱的是革命歌曲，心里想的是反攻倒算（其实他们没有说错）。歌，我们还是天天晚上照样唱，但生活中加了两项内容。一是把马列著作中关于人类社会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终极到达共产主义的语录摘编出来。另外，就是天天到食堂买回很多馒头、包子，用化学实验室偷来的电炉烤得满宿舍充满着香味。这样，如果他们在我们头上扣上"反革命"，我们就可以用马恩语录的"成就"进行搪塞；关于馒头、包子，我们是"退一步，进两步"，到时候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错误，避重就轻。我们编的语录不胫而走，下面署名"208战斗队"。我们烤的包子照样引诱着造反派宿舍的同学们。他们忍不住，也要到我们这来揩点油，我们趁机把语录送给他们，与他们"共勉"。终于，"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没有被扣到头上。上海中学是武斗最激烈的中学，我们208宿舍就成了两派武斗的红十字会。有一天，"老保"组织的干部子弟和造反派爆发了一场武斗，有两位干部子弟，一个被打破了脑袋，一个被长矛戳穿了手心，一路逃进了宿舍。本来想躲到自己宿舍去，进门一看，有几个造反派在里面，他们就赶紧冲到二楼，眼看着追兵也跟到二楼，他们无处可走，转身敲开了"208"的门。开门一看，两人遍身是血，我们二话不说，把他们抬到上层床铺，把棉被往他们身上一盖。这时门被一脚踢开，造反派问："看见×××了吗？"我们大眼瞪小眼，一脸无辜的样子："我没见着，什么事啊？"造反派恶狠狠地说："看见他们，马上向我们报告，不然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我们一脸驯服："是，我们一定报告。""噔噔噔"造反派又冲到4楼找人去了。这时我们掀开被子，被子里渗满着鲜血，我们把被子撕开，当作绷带，把伤口都包扎好。那时候为了战备，上中每个学生都要学战地包扎，想不到，和"帝、修、反"打仗没用上，自己人打自己人却用上了。那时"208"的红十字会已小有名气。有一次，造反派打了败仗，一个吃了败仗的同学一口气窜进我们宿舍，浑身发抖："救救我，救救我！"我们照样把他塞进二层床的被窝里，这时"老保"冲了进来，这位"老保"是位练举重的，浑身栗子肉，扯着嗓子喊："人呢？"我们装着糊涂说："谁呀？""栗子肉"摩拳擦掌地说："我看他进来的。""208"的一位干部子弟平时跟他很好，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看，我们这些人怎么会让他进来呢？要是他进来，我们也会把他交给你。""栗子肉"听了，头也没回冲出门外。我就站在那个二层床的边上，只听见木床"咯咯咯"地抖动着。我知道，那个造反派同学一定吓得灵魂出窍了，于是我百无聊赖地哼着毛主席的语录歌，一边拿着尺打拍子，语录歌遮盖了木床的抖动声。"栗子肉"一定心急火燎，什么也没听见。大串联，我们这些"狗崽子"是挨不上号的。我偷了毛泽东思想接待站的火车票到了北京，第一次领略了历史古城北京的风姿和气派，但并没有到任何学校进行串联。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在离天安门广场最远的一排，看到了城楼上的主席，顿时，泪湿前襟。回到上海，正值反对"反革命经济妖风"，港口、车站的工人不干活，都去"闹革命"了。于是，刚刚串联回来，有劲没处使的青年学生被指派到港口车站。我被派到新龙华车站，任务是卸货车。一辆货车多则能装60吨，少则能装40吨。一班12个小时，连同老师傅一共8个人，必须卸完。我们几个都是"狗崽子"，知道马上面临分配，心想能当个装卸工已是中了上上签，所以拼了命干活。我们和老师父一起，居然真的在12小时内卸下了60吨石灰石和80吨（两车皮）沙。手上戴的很厚的帆布手套，只要装半车，就会全部破掉，最后只好用手，一天下来，手上全部都是血。大冬天，我们就只穿一件单工作衣，头上戴着柳条帽。在零上两三度的温度里，我们一点不觉得冷。如果没有车皮到场，我们就合着棉大衣在稻草垫子上睡一夜，清晨下班时，老师傅带领我们对着毛主席宝像进行早"汇报"："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一夜什么事也没干，这不符合您'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实在对不起您老人家，最后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在车站干了3个月，身子骨练得越来越结实，每个月还有8元钱的饭费和一张学生月票，又没有同学的监督和批判，是几年中最快活的时候。由于铁路是准军事单位。而我们因出身不好，连货车装卸工都没有让我们干下去。之后，又响应号召，到工厂去"和工人相结合"，我们来到了上钢一厂，边劳动边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活儿是用电镐把刚出炉的钢锭上的瑕疵打掉。钢锭虽然出炉很长时间了，但仍烫得不得了，若靠得太近，皮肤都会被烤焦。没几天，我们一个个都变得黑漆漆的。师傅发个电镐给你，告诉你把钢锭上的瑕疵冲掉就行了，然后自己便躲到不知什么地方睡觉去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干活儿的技巧，电镐的头一顶到钢锭上，马上就滑掉，好几次差点连人带镐扑到滚烫的钢锭上，真是太危险了。我经过货车卸货的锻炼，本来孱弱的身子骨上有了一点肌肉。一个礼拜后，我已经"冲"的和老师傅差不多水平了。在上钢一厂，我们还有一项"抓革命"的任务。当时，厂里有两派组织，一派叫"造反有理"；一派属"工总司"的。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我们决心改变自己"老保"立场，谁造反最厉害，我们就跟谁跑。"造反有理"造得厉害，我们理所当然跟着他们干。记得，当时所有的学生都紧跟"造反有理"，包括复旦的"红三司"，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赵小生（后来成为"上音"钢琴系主任）。有一天，两派工人辩论。"造反有理"拿着旗子，冲到台上去，两派就在台上开始边辩论边推搡起来。一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也冲到舞台上。人家两派本来是一边男男女女打情骂俏，一边是这派那派油嘴滑舌，我还以为他们真的要武斗了，就舍生忘死地把两派隔开，扯着嗓门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一个老工人把我拉到旁边，他说："小鬼，你懂什么，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要跑到我们这里来乱弄。"说老实话，这些老工人从来不把"革命"当回事，我那时候被浇了一桶冷水，很受刺激。好不容易争取到一次"革命"的机会，就这样偃旗息鼓了。那时我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还连夜写大字报。风云突变，一夜之间，上钢一厂全厂贴满了"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造反有理"的大字标语和大批判文章。原来，"工总司"把"造反有理"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公安局把他们的两个头头抓了，我们大吃一惊，支持革命造反的热情泡了汤，有的不知所措。"狗崽子"真是靠山山倒，靠水水流，永无出头之日啊。好在我写交代的本事还是有的，洋洋数千字的认罪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惶惶惑惑，我把认罪书送到了"工总司"上钢一厂分部。走进"工总司"，头头们叼着烟正在打扑克，一个又瘦又小的人没有抬眼便瓮声瓮气地说："怎么样，来认罪啦？"我们几个吓了一跳，左看右看，不知道这个话是对谁说的。那人抬起眼，直逼着我说："说你呢！你的背景我们都知道，你们做的事情要从出身上去检查。"我说："我们认罪书已经写好了。"小个子说："自己贴出去，让革命群众来检验！"真不知道脸该往哪搁，我们埋着头把认罪书贴在墙上，一看旁边复旦的、上音的都在贴认罪书，彼此苦笑着摇摇头。贴好之后，赵小生说："到底是上中的，字写得漂亮，批判也写得深刻。"我心想："没有这几年的折腾，哪有这把刷子啊！"上音的、复旦附中的认罪书写得很不深刻，引起"工总司"的强烈反感。这个晚上我又重操旧业，鏖战通宵替上音、复旦写了"非常深刻"的交代。 灰头土脸地回到上海中学，"支持反革命组织"这件事不胫而走，我们把上钢一厂的"认罪书"照抄一遍，引来广大"革命群众"的口诛笔伐。第二天一早，我被通知回班级开批斗会，红卫兵押着我和兰云快走到门口时，我压低声音对兰云说："就那么回事，以不变应万变。"我和他是老"运动员"了，这种规模的批斗是小菜一蹀。造反派眼看着批不下去了，那个充当看守的同学脸涨得通红，高声叫道："郑大里说要'以不变应万变'！"造反派头头钱×咬紧牙关，阴沉沉地吐出几个字："这'以不变应万变'可是蒋介石说过的呀！"我语气很轻，但字字斩钉截铁，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全场哑然，头头脸色由红转紫，由紫转青，赶紧手一挥，挥出一大片革命口号："打倒郑大里！郑大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就是我从一介书生变成"牛鬼蛇神"之后，受到的最高褒奖。我把自己叫作"裤子"。
"上山下乡"
风暴来临了。当时，我哥哥尚在南海舰队服役，我理应被分配到上海工矿。但我知道好事绝轮不到我头上。工宣队把我直接分配到了大丰农场。之前"大丰"是劳改农场，我是不敢去的。因为上中一大批造反派到"大丰"，再加上它有劳改的传统，在那里肯定没有好果子可吃。于是我向工宣队呈递我的下乡志愿：黑龙江、内蒙、吉林、贵州、云南。工宣队队长把我的志愿往桌子上一扔，笑着说："你倒好，去的都是边境！"我也笑着对他说："唉！我想偷越国境。"终于，我通过同学的关系，到福建省建阳县彭墩大队第七生产队插队落户。听说，那里的气候不冷，而且是吃大米的，这是选择落户的唯一条件。我住进了一个由猪圈改造的屋子。说是改造，其实是在屋子中间隔了一块板，泥地上被猪拱成一个一个的洞，一下雨洞里就会渗出一汪汪脏水。隔板的外间用旧坟砖砌了一个灶，一个破桌子、一个旧条凳，成了我的全部"家业"。第一天，贫下中农给我上了第一课。我这个白面书生高一步浅一步地走上田埂，我的样子大概有点像现在动物园里的一只白猩猩，围观的人群疯狂地大笑起来，指着我说："上海佬，上海佬！"一个青年农民看我不知该如何下到水田，就说："老郑子"，从这里下来。不要怕，我替你找个好地方，没问题的！"我顺着他的手势，一脚踩下去，"嗵"地一声，一下子摔到田里。泥水没过了胸脯，众人又一阵哈哈大笑。我后来才知道，水田里有很多泉眼，虽然旁边的田都深不过膝，但泉眼处却很深，我刚才是一下子跌进了泉眼里。这时，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农指着青年农民骂起来。我一身泥水，非常狼狈，但听到老农的叱骂，在寒冷中感到一丝温暖。建阳种的是双季稻，最苦的要算"双抢"了，一边要插秧，一边要割稻，割完稻马上翻田、插秧。"双抢"前几天，体力再好的农民都要到医疗站打静脉葡萄糖针，说是打"补针"。我是没有钱打"补针"的。每天早上4点起来煮饭，5点摸黑结队走进大山，趁着早上有点力气，拼命开割水稻。我是个半劳力，和女人们在一起干活，每天要走8里路才能到我们队的山垅田。我跟着女人出工，5个女人5垅田。负责的拿草抽签，抽到最短的就割最小的那块田，最长的就割最大的。我是个"霉手"，一直抽到那根长草。好不容易把这丘田的稻子割完了，还要在现场打，然后拉到田头去，紧接着把稻梗翻掉，当场由老农用牛犁再犁一遍地，然后放水，插秧。我能够把这块地割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去打稻子，全身汗水、泥水溅满了一身。我的速度还比不上农民11、12岁的孩子，等我把一丘田割完，他们早就开始乒乒乓乓地打谷子了；等我开始打谷子，他们已经挑着担子往回家的路上走了。而我这时已饿得眼冒金星，手都来不及洗，抓起饭团往口里塞。噎着了，趴到水田的泉眼里吹开漂在上面的浮草和小虫，"咕嘟、咕嘟"地喝起来。等我甩着稻草打谷子时，山谷里面已空无一人，只有"乒乒乓乓"的打谷子的声音在山间回响。山里太阳落山得早，等我挑着一担湿漉漉的谷子，跌跌撞撞地走在山间的小道上，天色已阴沉下来。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感觉，眼前只有远远的一处灯火，那是我的村子。
8里路我挑担走了两个小时，好不容易走到了家，我把担子一扔，不管地上是猪粪还是狗屎，一头躺在青石板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时，昏暗的灯光里，飘着大灶煮出的饭香。作为一个农村半劳力，我好不容易过了关。"'上海仔'不简单"的赞扬渐渐地在农民中流传起来。虽然人在农村，但想读大学的志向一直没有泯灭。1973年，机会来了。这时好像是第一次从工农兵中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我因在农村表现较好，被大队公社选拔参加文化考试。这种文化考试对从南模和上中出来的学生来说，还是很容易的。当时有一个"可教育子女"的政策，像我们这类家庭有严重 "问题"，但表现较好的人，毛主席说：这些"可教育子女"也要给出路。我把"可"和"子"连起来，用上海话，谐音就是"裤子"，我想，我们这些被剥夺得连裤子都没有的人，总算要穿上裤子了。我选定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有人提醒我："你该去走走后门了！"说实在的，人生地不熟，哪有什么后门可走啊！我生性不喜欢求人，但眼看着要绝处逢生了，便下决心自己上门。我跑到招待所去找厦大接收生源的人，听说那人叫黄河。当时印象非常深，因为去的很晚，他已经睡了。我敲开了他的门，把自己是哪里人，哪一届的，在哪里插队，哪里读高中一说，他很客气地把我让进房间。接着我结结巴巴地将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不要紧，现在有'可教育子女'的政策，你想考什么系呢？"我说："我本来想考新闻系的，看来不可能，就考中文系吧。"他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明天晚上你过来吧。"这是我下乡后最兴奋、最忘情的一个晚上。回大队有24里路程，我用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家。一路上，我对着旷野叫喊着："要穿裤子啦！"第二天，我赶回县城。黄河说："我们研究过了，你表现很好。但可能无法进中文系，厦大中文系是有革命传统的，是鲁迅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我心头一紧，赶紧问："那到哪去啊？"他说："你进数学系吧，我是党总支书记，也关照得到。"这算是小小的当头一棒。我怎么又跟鲁迅较上了劲呢？不过，有书念就行了，管他什么系呢，有"裤子"穿就好。过了两天，张铁生的信发表了。我一看形式不对，就到县里打探消息。一见黄河我就知道坏事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大里，我们过去不认识，我对你也有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但现在形势……"他没有说下去，我一时懵了。他说："你进中专吧。"我怕我听错了说："大专还是中专啊？"他肯定地说："中专"。后来我才知道，张铁生一冒出来，县招办马上把所有录取学生的材料又摊了一遍，我当然是首当其冲。当建阳地区师范学校校长虞则初拿起我的材料看了看后，说："这个人我要了。"虞则初是从上海去的南下干部，解放之前是上海的地下党，后来解放军向南方挺进，他就留在了福建工作。他曾经对我说："我参加革命有一个原因是看了不少你父亲的电影。"后来我见到虞校长时对他说："不瞒你说，我很不想进这个学校，我是高中毕业，再去读中专干什么？"他说："大里，这也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争取到的，如果你不到我们学校来，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离开农村。" 我借了一个板车，装上破破烂烂的衣物来到县城上中专了，心想："总算穿上'裤子'了，不过是条'破裤子'。" 我说"多少年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那还是1966年夏天，武康大楼下的淮海路上随着革命口号的此起彼落，到处都是挥舞着皮带和棍子的红卫兵小将。一会儿，一个女孩的高跟皮鞋被扔到了空中，紧接着就是一阵胜利的欢呼；一会儿，被剪破裤管的女孩捂着屁股落荒而逃，后面是愤怒的追打呼嚎。我和爸爸在阳台上冷眼看着这场闹剧，我突然说："爸爸，别看现在闹得这么凶，多少年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居然那么睿智，那么哲理，爸爸有点吃惊，望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想不到10年之后居然一语成讖：文化大革命像一滩污泥一样臭了、垮了、烂了。
1975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到了北京。妈妈叫我到北京去，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从福建坐火车到北京，我刚下到站台，马上有几个陌不相识的老同志追了上来，"是他，是他，一定是他！""文革"之后，我有个条件反射，特别害怕别人追我，喊我。我假装没听见，径直往前跑。老同志一把抓住我问："你是君里的儿子吗？黄晨叫我来接你。"另一位老同志说："我一看就是你！和爸爸酷肖。"原来，他们是父母的老战友，北京人艺的苏丹和杨薇。到了北京后，妈妈告诉我这次的任务是见周总理，把父亲的情况向他汇报。因为父亲相当多的工作都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父亲死了，要对总理有所交代。在北京，我们见到了很多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老同志。特别是老共产党员廖梦醒（廖仲凯之女）、沈粹缜（邹韬奋夫人）、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导演王蘋等。父亲生前和她们有很多工作上的联系，廖梦醒见到妈妈后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她掉着眼泪说："君里不会白死的，这笔帐我们会记着的。你要相信那'三点水'也蹦跶不了几天"（"三点水"就是江青）。廖妈妈对我说："孩子，文化知识还是要学，国家耗了快10年了，以后就该你们接班了。"我就把读了高中又读中专的事情告诉她，她说："没关系，我们好多革命前辈都没有读过很多书，不也当了国家的领导！现在台上那几个，有的没读过几年书，有的读了很多书，照样干了很多混蛋事。"当时，廖妈妈生活十分清苦，她拿出一块钱对女儿说："稀客来了，今天我们要加点餐。黄晨，我们今天是借你的'东风'，在嘴上抹点油，打打牙祭。"我望着廖妈妈憔悴但又充满笑意的脸，感动极了。谁能看得出来，她已经坐了8年的牢。出狱时，几乎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了。她说："我现在每天要念两个小时的报，要走七、八里路，要把那些混蛋夺取的抢回来。""噔、噔、噔"她一边跺着脚，一边摆着臂，像个女兵。廖妈妈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瘦得跟猴似的，等那帮人垮了，你怎么干革命啊？多吃点。"廖妈妈出狱后，和邓大姐经常联系，廖妈妈答应将妈妈的报告交给张颖同志，请张颖同志转交总理。王蘋出自部队，爸爸说，她当导演就像是在部队里当首长，但她又有女人的精细，所以她能成功。近十年未见，王蘋刚从牢里被释放，拐着腿就来看妈妈。没进门，就听到她和过去一样的爽朗的笑声。听她的笑声，我们哪里想得到她仍是背负着"现行反革命"罪行的"罪人"。她一把抱着我和妈妈："我们现在是'苦尽'了，'苦尽'就要'甘来'嘛！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学辩证法吗？辩证法就是否极泰来。你相信吗，过两年，我还是一个'三名三高'导演，可惜君里不在了。我们这些人不知为党做了多少工作，'打倒'我们也不容易啊！"妈妈和王蘋是知根知底的姊妹，妈妈说："我已经无所谓了，但我要替君里报仇！其实也是为了孩子。"王蘋一双又大又肉的手重重地拍着我的脑袋："小弟呀，这件事就落在你头上啦！"王蘋当时只恢复了一半工资，就请我们在鸿宾楼烤鸭饭庄大吃一顿。我近十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菜肴了，狼吞虎咽，惹得王蘋哈哈大笑。她对着我和她的孩子们说："多吃点，再多吃点，才有力气和他们干。"父母的战友们提起"四人帮"都同仇敌忾，他们要么称之为"三点水"，要么伸出4个手指往下一指，透露出鄙视和愤恨。这种气氛在当时的北京似乎随时随地都要猛烈地爆炸开来。妈妈通过张颖同志递给总理的信，听说总理已经收到，但是没有下文。我因为要工作，一个月之后回到了建阳。后来证实，总理的确已收到妈妈的报告，但他把报告转给了江青，足见总理当时的困境和无奈。
1975年北京一行，使我想起了10年前我说的那句话，"多少年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这句话的准确性不知是不是一种宿命，父亲不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老同志也都不在了。
8里路我挑担走了两个小时，好不容易走到了家，我把担子一扔，不管地上是猪粪还是狗屎，一头躺在青石板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时，昏暗的灯光里，飘着大灶煮出的饭香。作为一个农村半劳力，我好不容易过了关。"'上海仔'不简单"的赞扬渐渐地在农民中流传起来。虽然人在农村，但想读大学的志向一直没有泯灭。1973年，机会来了。这时好像是第一次从工农兵中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我因在农村表现较好，被大队公社选拔参加文化考试。这种文化考试对从南模和上中出来的学生来说，还是很容易的。当时有一个"可教育子女"的政策，像我们这类家庭有严重 "问题"，但表现较好的人，毛主席说：这些"可教育子女"也要给出路。我把"可"和"子"连起来，用上海话，谐音就是"裤子"，我想，我们这些被剥夺得连裤子都没有的人，总算要穿上裤子了。我选定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有人提醒我："你该去走走后门了！"说实在的，人生地不熟，哪有什么后门可走啊！我生性不喜欢求人，但眼看着要绝处逢生了，便下决心自己上门。我跑到招待所去找厦大接收生源的人，听说那人叫黄河。当时印象非常深，因为去的很晚，他已经睡了。我敲开了他的门，把自己是哪里人，哪一届的，在哪里插队，哪里读高中一说，他很客气地把我让进房间。接着我结结巴巴地将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不要紧，现在有'可教育子女'的政策，你想考什么系呢？"我说："我本来想考新闻系的，看来不可能，就考中文系吧。"他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明天晚上你过来吧。"这是我下乡后最兴奋、最忘情的一个晚上。回大队有24里路程，我用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家。一路上，我对着旷野叫喊着："要穿裤子啦！"第二天，我赶回县城。黄河说："我们研究过了，你表现很好。但可能无法进中文系，厦大中文系是有革命传统的，是鲁迅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我心头一紧，赶紧问："那到哪去啊？"他说："你进数学系吧，我是党总支书记，也关照得到。"这算是小小的当头一棒。我怎么又跟鲁迅较上了劲呢？不过，有书念就行了，管他什么系呢，有"裤子"穿就好。过了两天，张铁生的信发表了。我一看形式不对，就到县里打探消息。一见黄河我就知道坏事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大里，我们过去不认识，我对你也有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但现在形势……"他没有说下去，我一时懵了。他说："你进中专吧。"我怕我听错了说："大专还是中专啊？"他肯定地说："中专"。后来我才知道，张铁生一冒出来，县招办马上把所有录取学生的材料又摊了一遍，我当然是首当其冲。当建阳地区师范学校校长虞则初拿起我的材料看了看后，说："这个人我要了。"虞则初是从上海去的南下干部，解放之前是上海的地下党，后来解放军向南方挺进，他就留在了福建工作。他曾经对我说："我参加革命有一个原因是看了不少你父亲的电影。"后来我见到虞校长时对他说："不瞒你说，我很不想进这个学校，我是高中毕业，再去读中专干什么？"他说："大里，这也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争取到的，如果你不到我们学校来，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离开农村。" 我借了一个板车，装上破破烂烂的衣物来到县城上中专了，心想："总算穿上'裤子'了，不过是条'破裤子'。" 我说"多少年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那还是1966年夏天，武康大楼下的淮海路上随着革命口号的此起彼落，到处都是挥舞着皮带和棍子的红卫兵小将。一会儿，一个女孩的高跟皮鞋被扔到了空中，紧接着就是一阵胜利的欢呼；一会儿，被剪破裤管的女孩捂着屁股落荒而逃，后面是愤怒的追打呼嚎。我和爸爸在阳台上冷眼看着这场闹剧，我突然说："爸爸，别看现在闹得这么凶，多少年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居然那么睿智，那么哲理，爸爸有点吃惊，望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想不到10年之后居然一语成讖：文化大革命像一滩污泥一样臭了、垮了、烂了。
1975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到了北京。妈妈叫我到北京去，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从福建坐火车到北京，我刚下到站台，马上有几个陌不相识的老同志追了上来，"是他，是他，一定是他！""文革"之后，我有个条件反射，特别害怕别人追我，喊我。我假装没听见，径直往前跑。老同志一把抓住我问："你是君里的儿子吗？黄晨叫我来接你。"另一位老同志说："我一看就是你！和爸爸酷肖。"原来，他们是父母的老战友，北京人艺的苏丹和杨薇。到了北京后，妈妈告诉我这次的任务是见周总理，把父亲的情况向他汇报。因为父亲相当多的工作都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父亲死了，要对总理有所交代。在北京，我们见到了很多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老同志。特别是老共产党员廖梦醒（廖仲凯之女）、沈粹缜（邹韬奋夫人）、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导演王蘋等。父亲生前和她们有很多工作上的联系，廖梦醒见到妈妈后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她掉着眼泪说："君里不会白死的，这笔帐我们会记着的。你要相信那'三点水'也蹦跶不了几天"（"三点水"就是江青）。廖妈妈对我说："孩子，文化知识还是要学，国家耗了快10年了，以后就该你们接班了。"我就把读了高中又读中专的事情告诉她，她说："没关系，我们好多革命前辈都没有读过很多书，不也当了国家的领导！现在台上那几个，有的没读过几年书，有的读了很多书，照样干了很多混蛋事。"当时，廖妈妈生活十分清苦，她拿出一块钱对女儿说："稀客来了，今天我们要加点餐。黄晨，我们今天是借你的'东风'，在嘴上抹点油，打打牙祭。"我望着廖妈妈憔悴但又充满笑意的脸，感动极了。谁能看得出来，她已经坐了8年的牢。出狱时，几乎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了。她说："我现在每天要念两个小时的报，要走七、八里路，要把那些混蛋夺取的抢回来。""噔、噔、噔"她一边跺着脚，一边摆着臂，像个女兵。廖妈妈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瘦得跟猴似的，等那帮人垮了，你怎么干革命啊？多吃点。"廖妈妈出狱后，和邓大姐经常联系，廖妈妈答应将妈妈的报告交给张颖同志，请张颖同志转交总理。王蘋出自部队，爸爸说，她当导演就像是在部队里当首长，但她又有女人的精细，所以她能成功。近十年未见，王蘋刚从牢里被释放，拐着腿就来看妈妈。没进门，就听到她和过去一样的爽朗的笑声。听她的笑声，我们哪里想得到她仍是背负着"现行反革命"罪行的"罪人"。她一把抱着我和妈妈："我们现在是'苦尽'了，'苦尽'就要'甘来'嘛！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学辩证法吗？辩证法就是否极泰来。你相信吗，过两年，我还是一个'三名三高'导演，可惜君里不在了。我们这些人不知为党做了多少工作，'打倒'我们也不容易啊！"妈妈和王蘋是知根知底的姊妹，妈妈说："我已经无所谓了，但我要替君里报仇！其实也是为了孩子。"王蘋一双又大又肉的手重重地拍着我的脑袋："小弟呀，这件事就落在你头上啦！"王蘋当时只恢复了一半工资，就请我们在鸿宾楼烤鸭饭庄大吃一顿。我近十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菜肴了，狼吞虎咽，惹得王蘋哈哈大笑。她对着我和她的孩子们说："多吃点，再多吃点，才有力气和他们干。"父母的战友们提起"四人帮"都同仇敌忾，他们要么称之为"三点水"，要么伸出4个手指往下一指，透露出鄙视和愤恨。这种气氛在当时的北京似乎随时随地都要猛烈地爆炸开来。妈妈通过张颖同志递给总理的信，听说总理已经收到，但是没有下文。我因为要工作，一个月之后回到了建阳。后来证实，总理的确已收到妈妈的报告，但他把报告转给了江青，足见总理当时的困境和无奈。
1975年北京一行，使我想起了10年前我说的那句话，"多少年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样"。这句话的准确性不知是不是一种宿命，父亲不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老同志也都不在了。
(全文完，此文由郑大里的好友陈燕南先生提供。原载"和讯博客"http://whjmusic.blog.hexun.com/91288751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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