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0日星期一

郭建龙: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从救世主到罪人只用十年


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财经记者、IT工程师


转变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土耳其人并没有感觉到太突兀,但对于外界来说,埃尔多安却从当年的改革者和经济专家,变成了一个带着沙文主义的狂人,他和欧盟对骂,与美国论战,他的重心已经不在经济,而放在了社会与外交上。执政太久,他已经丧失了韬光养晦的能力,变得认不清自我了。

最近几年我两次去往土耳其,印象最深的是土耳其的货币。

第一次是在2014年,一土耳其里拉(以下简称里拉)大约折合人民币三块多,土耳其的消费水平略高于中国,但比欧洲低得多。

2017年,第二次去,一里拉已经只能折合人民币约两块钱,当地消费水平随之下降,甚至比中国略低,肉、菜等基本物资还更低一些。

但这还不是底部。一星期前,一里拉已经掉到了人民币一块钱,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持有里拉的土耳其人相对于中国人已经贫穷了一倍。

虽然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世界经济的此消彼长,但如此快的贬值速度仍然让世界吃惊。毕竟土耳其不是委内瑞拉,它是世界GDP排名第十七的大国。一时间,外界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批评也此起彼伏,认为他是罪魁祸首。

但人们孤立地谈论里拉的贬值时,又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实际上,现在使用的土耳其里拉就是埃尔多安建立的。2005年,埃尔多安政府发行了新的货币,以取代原来的老里拉,后者在六十年间贬值了近60万倍在发行新里拉后的十年间,新里拉稳定的币值让土耳其的经济步入黄金时期,埃尔多安也成为土耳其的经济救世主。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十年后,仍然是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却步入了经济漩涡,当年改革成果也逐渐被侵蚀。为什么当年引领了经济改革,帮助土耳其走出困境的人,现在竟然变成了经济衰落的罪魁祸首?

这就要谈到这位“土耳其教父”采取的亚洲式威权主义的发展思路,以及他长期不下台带来的新危机。而要谈埃尔多安,又必须从土耳其建立之后的内在矛盾谈起。


失去了救世主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任首任总统,此后共和国便没少遇到危机。危机主要源自该国内在的冲突。

一方面,土耳其曾经是中东的老大帝国,对伊斯兰教有很深的感情,在一战之前,就连土耳其语都是借助阿拉伯字母记载下来的,只是建国后,“文字改革”采用了新的字母体系,才改成了现在的土耳其文字。

节日里人们悬挂的凯末尔像。凯末尔设计了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 © 郭建龙

穆斯林世界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哈里发,被认为是真主派到人间的统治者,ISIS席卷中东时,也以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为目的。可见即便到了现代,哈里发这个称号在穆斯林心中仍然有相当的分量。

在ISIS之前,敢于自称“哈里发”的就是一战之前的土耳其苏丹(Sulṭān,意指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了。他们不仅称“哈里发”,还把自己当做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鼎盛时期,其疆域从北非经过埃及,囊括了现在的沙特、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希腊、东欧,将黑海变成了土耳其人的内海。

但另一方面,由于一战丢失了一切,凯末尔只想建立一个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但是足够现代化,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现代中型国家。到底是当穆斯林的领袖,还是成为现代中型国家,成了土耳其人翻来覆去的选择题。

凯末尔活着的时代,由于他的强势地位和威望,没有人敢于质疑他的道路。但他死后,土耳其形成了两个派别——世俗派、宗教保守派。

世俗派坚持凯末尔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强调必须保持共和制架构,全力向西方靠拢,争取加入西方阵营。他们坚持现代化方向,想建立一个现代版本的突厥国家。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以及军队之中,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人数较少。

宗教保守派希望政府不要干预宗教传统,并想沿着一战之前的道路走下去。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他们思想保守,但人口占了多数。

如果仅从这两个概念看,似乎显而易见——世俗派更符合现代潮流。但在土耳其,两个派别却还有其他的特征,让人们难以选择。

比如,世俗派虽然强调世俗化,但又带着一定的独裁特征,凯末尔本人就立了一个不好的规矩,他推行准独裁制,直到他死后,选举才有了实质性意义。另外,土耳其的世俗派与社会主义过于接近。凯末尔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爱好者,想通过政府主导的强力经济取得发展,建立一系列的大工程,主导大项目,实行国有制。结果,共和派虽然有世俗化理念,却总是搞不好经济,每一次世俗派政府上台,土耳其的经济就往下掉。

▲ 凯末尔骑马像。 © 郭建龙

宗教保守派虽然强调宗教的作用,但由于尊重传统,对经济干预少。当然,保守派的经济发展也不好,它虽然赞成多一些私有制成分,可还是强调由政府主导大工程,建立大项目,花钱无节制。但保守派有一个绝招:通过借债或者货币超发,用多出来的钱去讨好民众。这种民粹主义的做法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所以,从经济上,人民更加偏向于保守派。

1950年代,民主党人拜亚尔和曼德列斯上台。由于依靠民主选举,必须捞够选票,民主党就将票仓定在了保守派集中的中小城市和农村。民主党在经济上实行了一定的私有化,但由于必须迎合保守派票仓,于是猛然回归宗教政治。这让世俗派的精英阶层很不满,于是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统治,处死了曼德列斯。在土耳其,最能代表精英的是军队,军官们一直以凯末尔的共和理念为目标,容不得宗教倒退。

但由于民主党掌握了保守派票仓,只要是选举,他们就改头换面组建新政党获得多数选票。这样的模式就成了土耳其的常态,一般一个政治周期包括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保守派通过选举上台,放松经济管制,但试图回归宗教;第二步,世俗派通过军队政变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制的政府;第三步,军队主导的政府搞不好经济,只好向人民屈服,举行新的选举,于是,保守派又通过选票上台。

土耳其的士兵。这里的士兵是最没有防备心的,碰到了外国陌生人也从不警惕,反而主动要求给他们照相。 © 郭建龙

这样的循环已经好几次,1971年、1980年、1997年,军队都发起过政变,有的政变并不流血,只用军队发一封信给政府,政府就乖乖辞职。这也可见军队在土耳其的控制力。也正因此,土耳其才没有重新回到宗教统治的怀抱。但也因为两家的争执,政治和社会不够稳定,土耳其的经济一直不好,货币超发问题严重,通货膨胀失控。

就在这时,一个打破循环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新救世主”埃尔多安

就在土耳其苦苦寻找道路时,在东亚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体系。

这个体系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包括了几个要素:

第一,政治上保持超级稳定性,只要政治足够稳定,让人们对生活有所期待,民间自然会形成一定的发展;第二,在不影响控制力的前提下,在大部分领域实行自由经济;第三,在经济命脉部门,实行国家控制,以增强政府控制力;第四,政府实行赤字经济和借债经济,这会造成通胀,但政府又将主要的钱投入在基础设施上,这个方面是计划经济中浪费最少的方向,所以,在某个阶段,这么做会产生利大于弊的效果。

这种模式在东亚取得暂时的成功后,迅速向世界铺开,在俄罗斯和非洲,都有不少效仿者。

土耳其的问题一是稳定性不足,二是无法维持长期发展,正好也可以借鉴东亚模式来寻求暂时的解决,以取代原来的政府无原则国有化或者干预。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将东亚模式介绍到土耳其的人。埃尔多安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在成为土耳其总理之前,埃尔多安是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在他任上,伊斯坦布尔如同很多中国城市那样,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招商引资、经济开放,以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政策下,古老的伊斯坦布尔面貌发生了剧变,变得光鲜亮丽,又恢复了青春。

伊斯坦布尔商业大街。作为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埃尔多安赢得了巨大声誉。 © 郭建龙

与伊斯坦布尔的欣欣向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土耳其经济的紊乱。

1997年时,军方又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当时是一个叫做繁荣党的党派执政,这个党派有着强烈的保守和宗教倾向,当军人们感觉到它有可能开倒车违背凯末尔的道路时,再次送了一封信,请求该党辞去总理职务。但这之后,土耳其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到了2001年,更是爆发了经济危机。

埃尔多安原本属于繁荣党,但在繁荣党被禁之后,脱离出来,组织了一个叫做正义发展党(正发党)的新政党。为了让军人接受这个新政党,正发党宣称自己是中右的,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在政治上承认政教分离与世俗制,这就和之前的繁荣党形成了区隔,也变得让军队更容易接受。

2002年,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埃尔多安于次年出任总理。

选举日悬挂的埃尔多安像和正发党党标。 © 郭建龙

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后,土耳其立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土耳其的GDP从2001年谷底的2000亿美元,猛增到2013年的9500亿美元,增长了四倍还多,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之前,由于政治不稳定,土耳其里拉曾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货币。在1946年时,一美元等于2.8里拉,到了2001年,一美元等于165万里拉,已经贬值了59万倍。

埃尔多安重建了里拉。2005年,他引入了一种新里拉,也就是现在所用的里拉,一新里拉兑换100万旧里拉。这次重建十分成功,从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里拉对美元汇率只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几,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中等国家已经非常不容易。埃尔多安可以骄傲地说,他成功控制了国内的通胀与汇率的贬值,解决了土耳其经济的痼疾。

埃尔多安是怎么做到这些成就的?这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他上台后给土耳其带来了足够的稳定性,之前人们不断地受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困扰,没有办法好好做生意,现在终于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能够好好考虑如何发展,他还缓和与国内库尔德分裂主义者的关系,更是增加了国家的稳定性;

第二,土耳其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做法,面向欧洲发展低端制造业,土耳其成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假货市场,人们到土耳其旅游,总是带一大堆土耳其产的便宜货回去,从欧洲到非洲的广阔空间内,土耳其货与中国货一样,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埃尔多安采取了经济威权主义的做法,利用政府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大量借债,同时增发钞票,可由于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只要超过了印钞的速度,人们就不会感觉到货币问题。

土耳其儿童节穿民族服装的孩子们。 © 郭建龙

在这个阶段,埃尔多安还是一个表面上的欧洲主义者,不断地强调要加入欧盟,并与欧盟展开了正式谈判。

也是在这时,欧洲帮助埃尔多安完成了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将军队的世俗主义者镇压下去。土耳其军队一直扮演世俗化的守护神角色,任何人想要回归宗教,军队都会毫不留情将他推翻。但是军队也有弱点,军队的高级官员都是欧洲派,也渴望加入欧洲,欧洲在谈判中却要求削弱军队的力量。一个随时发动政变的国家不可能加入欧洲。

从2007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指责军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Ergenekon),试图推翻现政权,并牵连了大部分世俗派高级军官,将他们抓起来审判。军官们由于被加入欧洲的相关事务绑住了手脚,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让埃尔多安得逞了。这个秘密组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子虚乌有,却起到了抹黑军队、清洗军队的作用。

这次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基本上完成了历任领导者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遏制军队的政变能力。到这时,埃尔多安已经成了继开国总统凯末尔之后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是最能保持稳定的统治者。在他的带领下,土耳其一派欣欣向荣,充满了希望。按照思维惯性来考虑,他的经济政策之前是奏效的,社会又足够稳定,还消除了军队干政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土耳其应该进入更好的发展阶段。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起了变化。土耳其经济再次陷入蹒跚,“救世主”突然间变成了“落水狗”。


▌“落水狗”埃尔多安

2014年,我曾近距离观察过土耳其的一次议会选举。由于前一年刚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埃尔多安运动(因为腐败、民主倒退和回归宗教),我本来以为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应该下降,但经过现场观察,我发现,埃尔多安依然稳固。

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年轻人和出过国的群体中,对埃尔多安的反对已经成了主流,他们接触过西方情况,明白土耳其应该继续民主化进程,不应该重新回归到东方威权统治。特别是埃尔多安通过修改宪法,将在第二年(2015年)把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总统制,他期望在做了十几年总理之后,再当选总统,继续控制土耳其的政治。如果一切得逞,即便他不再修改宪法,也可以连续执政二十几年,与俄罗斯的普京一样成了长期不下台的“不倒翁”。

人们大都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从而反对他。但他们的选票并不足以动摇埃尔多安的根基。埃尔多安的票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那儿的人们由于思想更加保守,只要他采取一些宗教化的措施,就愿意让他长期执政,根本不去考虑所谓的民主议题。在我去的一个小城镇,充斥着满手老茧的大叔和脸上写满了皱纹的老爷爷,他们带着自己的儿子孙子毫不犹豫地为埃尔多安投票,让他实现了长期不下台的愿望。

这时的埃尔多安和刚上台的他有多大区别呢?

首先,他通过修改宪法,变相延长了任期。人们之所以发明任期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长期执政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人刚上台时,总是会向腐败开刀,这时的社会风气可能是最好的,但随着执政期的延长,他的裙带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就形成了新的腐败圈,这时就需要换上新人来斩除新腐败。如果一个人任期过长,对于腐败的清理工作就无法进行,导致社会腐败的沉淀,从而影响经济。经过十几年的执政,埃尔多安已经足够腐败,他的老友成了总理(在他当选总统后),女婿成了财政部长……“执政党已经丧失了自洁能力”,成为人们对他最多的指责。

其次,为了长期不下台,他必须讨好那些数量更大的保守派选民,他开始有计划地破坏掉凯末尔树立起来的世俗化方针,实行宗教回归。于是,伊斯兰教突然堂而皇之登台,越来越影响土耳其人的生活。这和他刚上台时坚持的政教分离形成了对比。

另外,加入欧盟的运动也遭遇了失败。平心而论,狭隘的欧盟永远不可能接受一个足够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加入,即便欧盟总部有心,但最终拥有决定权的是各个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各怀鬼胎,基本上断绝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特别是经济不如土耳其的希腊,更是因为宿敌关系坚决反对。由于亚洲威权主义在土耳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埃尔多安也已经不再羡慕欧洲,而是采取了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寻找平衡的新政策,并且越来越向亚洲靠拢。

在经济上,亚洲威权主义的另一面也逐渐暴露。在这种模式下,要想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大量借债,大量花钱。这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并且,当经济快速发展一定时期之后,容易因为浪费和外债问题而导致突然地汇率崩溃和经济断档。日本当年的发展就暴露了这个问题,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也在几年前步入这个漩涡。

要想避免经济陷阱,必须有一个透明的政府,遏制大政府的倾向,增加政府乱发钞票的难度。但威权政府由于强调维稳,所做恰恰相反,走的是加强权威、政府控制一切的道路,所以,亚洲式威权主义可以暂时解决发展问题,但在某一天,会突然维持不住发展成果,进入新一波的麻烦。

在外交上,土耳其也从向西方靠拢、学习西方、不做出头鸟的凯末尔主义,变成了确立中东大国、自我膨胀的大突厥主义。

这些转变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土耳其人并没有感觉到太突兀,但对于外界来说,埃尔多安却从当年的改革者和经济专家,变成了一个带着沙文主义的狂人,他和欧盟对骂,与美国论战,又曾经打下来俄罗斯的飞机,他的重心已经不在经济,而放在了社会与外交上。由于执政太久,他已经丧失了韬光养晦的能力,变得认不清自我了。在一个新兴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最佳策略永远是低调和解决经济问题,一旦放弃了低调的作风,就容易成为靶子而遭到遏制。

2016年,土耳其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埃尔多安,但由于军队在之前的清洗中受到了太多的削弱,政变失败了。这次事件导致了另一轮的清洗,军队更加被削弱。另外,扑朔迷离的是,除了军队的的世俗主义者之外,可能参与政变的还包括了更加保守的教士葛兰。葛兰原来曾经与埃尔多安联手对付军队,但由于权力争斗而分道扬镳,埃尔多安借助对军队的镇压,顺便也打击了右翼的葛兰,更加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国内的票仓还在,保证了他每一次选举的大获全胜。

小城镇的选举聚餐。这些思想较为保守的劳动者,是埃尔多安的票仓。 © 郭建龙

不管如何通过选票来保证自己长期不下台,但经济规律在某一天还是会找上门来惩罚埃尔多安

由于结果的滞后性,在今年之前,他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带来足够恶果。但到了今年,这些恶果突然之间集体爆发,形成了一次巨大的风暴。

他对于欧洲、美国的排斥,导致了与西方的交恶。他对于葛兰派的镇压,扣押美国公民,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报复。当特朗普对全世界宣战时,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低调,但土耳其由于过于高调(埃尔多安太膨胀,已经不会收敛了),被特朗普锁定为靶子。

国内经济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借了太多的外债,导致里拉汇率恶化,恶化的汇率又加重了外债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期的大规模基建投入导致了太多的浪费,换不来经济效益,到了经济的下坡档,这些浪费都显现了出来。这一切,反映到外在表现,就是土耳其股市和汇率的崩盘。当人们只看到表面时,实际上更应该去追究它为什么变成这样。

总结起来,土耳其的教训可以有几个:

第一,尽管埃尔多安很能干,但是没有执政期限,让他陷入了自我膨胀;第二,一个经济政策即便再好,也必须另一拨人来做调整,因为再好的政策也有副作用,当副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问题;第三,东亚式威权的确是发展经济的利器,但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却存在着很难转型到自由经济继续发展的问题,这很难避免;第四,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制衡,当一个执政者将所有制衡都消灭了,看似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必然带来更大的灾难。

——南都观察
nanduguan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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