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8日星期六

8·19事件:窃听反被窃听误,克格勃反噬了苏维埃(日暮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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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天雪地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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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对于80后的绝大多数新一代中国人来说,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8·19事件也是陌生的。对于年长的中国人来说,时过境迁,曾经的记忆也早就逐渐消退、淡化。

但是,在27年前的这一天,在我们北面的邻国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它改变了人类历史,它宣告了某种主义实验的失败。虽然大多数人淡忘了这个事件,但对于习惯于阴谋政治的政客们而言,这27年中,他们竭尽全力使别人淡忘,使新一代人无知,然而他们自己从来不曾淡忘,这个事件,成为他们维护既得利益的梦魇。

27年前的1991年8月19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照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横跨欧亚大陆地球上幅员最辽阔国家、与万恶的美帝军事对抗了几十年的二大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个叫做“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机构横空出世。


这天一大清早,这个委员会就通过国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国家通讯社宣布自己成立了。晨6时,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正式宣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命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127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总理帕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苏共中央·书记巴克洛夫及苏联工业、建筑、交通、通信国有企业联盟主席吉兹亚科夫和苏联农业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

紧急状态委员会还得到了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另一位苏共中央书记舍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克格勃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警卫的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上将等人的支持。
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苏联合法总统戈尔巴乔夫,并发布《告苏联人民书》,声称:
“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走入死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各级政权失去了居民的信任。”

煽情道:“苏联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日益不稳定破坏着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昨日,在国外的苏联人还感觉自己是一个有影响的受尊敬的体面的公民。今日,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是二等外国人,人们对他常常投以蔑视或怜悯的目光。”

要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们支持他们:“我们呼吁苏联全体公民意识到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并大力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在使国家摆脱危机方面作出的努力。”

紧急状态委员会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抵制,
美、英、法、德、意、日、澳等西方国家统一口径,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非法,表态支持被软禁的戈尔巴乔夫和在莫斯科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叶利钦,同时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

然而,这个由军方、克格勃、内务部等强力部门首脑参与,包括苏联副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二位书记、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等政界军界首脑组成的非法的委员会,尽管挥舞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号召,但却应者寥寥,不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反而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他们的冒险行为,仅仅维持了三天即告失败。

那么,这些
界军界首脑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赌上身家性命搞这一出呢?又为什么偏偏选择了8月19日这一天呢?

这一切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克格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人能幸免的监控监听活动所导致的。这一点,在8·19事变后,俄罗斯检察院成立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资料得到了证实。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在回忆录里佐证了当时的细节。
1990年,苏联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后, 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一次旨在调查起草新联盟工作条约意向的公民投票。原来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9个参加了公民投票,其中76%的公民投票表示赞成维持联邦制度的苏联,但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独立倾向较大的另外6国,抵制了这场公民投票。

同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其他加盟共和国首脑达成协议:统一组成“新苏联”。同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向全社会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草案,预定在8月20日与各加盟共和国首脑签署新联盟条约。条约签字之日即生效,而1922年以列宁为首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所主导的旧联盟条约同时失效。

以上是导致1991年爆发震惊世界的8·19事变的直接的历史、政治背景的极简要背景概述。

为了筹备新联盟条约的签订,1991年7月29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请到一个叫做新奥加廖沃的地方,进行秘密商谈。商谈的内容很多,包括新联盟条约草案中遗留的税收问题,人事安排问题、以及确定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具体日期。

正是人事安排问题上,触动了苏联高层权贵们的个人直接利益,而这次秘密会议被克格勃窃听,成为8·19政变的直接导火索。


戈尔巴乔夫在《生活或改革》一书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 ···接下来是人事安排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当然是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总统人选,叶利钦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然后是谁当总理的问题,纳扎尔巴耶夫被推举为担任总理的人选。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如果新联盟政府有独立工作的可能,他准备承担这个责任。

谈话还涉及对决策机构——副总理和关键部门的部长——进行大改组的问题,亚佐夫(笔者注:当时的国防部长)和克留奇科夫(笔者注:当时的克格勃主席)都得退休。叶利钦感觉自己不太舒服,好像有人坐是身边偷听谈话一样。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目击者的,但叶利钦还是几次到凉台上向外观望,可见他不安到什么程度。是普列汉诺夫(笔者注:克格勃上将,当时任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十几天后8·19政变的积极参与者。此处可见,戈尔巴乔夫当时是多么地轻信他的随从)为这次会晤准备的房间,我平常在这里批阅文件,隔壁的房间可以吃饭和休息。看来这里事先已经被安上'设备',我们的谈话都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到了谈话内容,得到了他和另外一些人宁愿掉脑袋也要行动的论据。”


对于这次三人秘密会晤的细节,叶利钦在他的《总统手记》里也做了记述: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原则性的会晤。··· ···马上会在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我们现在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大家都认为必须要解决的尖锐问题。谈话是从别墅的一个大厅开始的,一切都很正常。

当谈话触及保密题目时,我突然沉默下来。戈尔巴乔夫惊讶地问:'鲍里斯,你怎么了?'回忆那个时刻的感觉,我现在都觉得非常复杂。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无法形容,好像有人站在身后,紧随不离地窥视我们。我当时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偷听。'戈尔巴乔夫有些犹豫:'你别这样!'但他还是跟着我去了。

我开始说服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重组联盟,各个共和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加入其中,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必须撤换他那些令人厌烦的亲信。如果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还在原来的岗位上,谁还会相信新的联盟条约呢?或者国防部长亚佐夫——难道这种过时的鹰派人物还有必要继续留在新的联合体中吗?看来这次谈话对戈尔巴乔夫压力不轻,他的表情很紧张。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一定要更换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主席克拉夫琴科。纳扎尔巴耶夫还补说:‘亚纳耶夫当什么副总统?’戈尔巴乔夫对我们说:‘那我们就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掉。’我们三人一致认为,签署新条约后,必须更换苏联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 ···他(指戈尔巴乔夫)说:‘我同意,其他候选人我们将在8月20日以后再讨论’。”

(他们谈话中所涉及到的人,后来都无一例外地参与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非法活动)


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也证明了克格勃的确窃听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三人的这次秘密会晤。8·19事件之后,俄罗斯联邦检察院的调查人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堆积如山的文件,上面都是叶利钦的谈话记录。

叶利钦得知后感叹:“我在几年时间里一直被人窃听,而且不分白天黑夜,我那次谈话也被记录下来。也许是这个记录扣动了1991年8月的扳机。”

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12月(“十月革命”的日子是1917年11月7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与苏维埃政权伴生始终的阶级专政机构,其职能是实行阶级镇压、为领袖党内斗争剪除异己、反间谍以及对别国进行间谍活动,监控、窃听是其众多业务中的主要工作。到了六十年代甚至有一个第十二局专门从事监听活动。

克格勃系统对各色人物的监听由来已久,涉及面极其广泛,不仅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即使是对政权内部的高层人士也无一例外地实施监控监听。

大名鼎鼎的朱可夫元帅,在其卧室与夫人的谈话,就被监听后汇报给了斯大林。

甚至赫鲁晓夫时代的二任克格勃主席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在离职后,一直被自己当年克格勃的手下监控监听,直至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以后才告结束。

即便是曾经担任过苏共一把手的赫鲁晓夫,在下台后,也一直处于被克格勃监控监听的状态下。

然而,这种见不得光的、不道德的阴谋政治手段,是一柄双刃剑,在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同时,最终也伤及了苏维埃政权。

在斯大林死后,在苏联最高领导人更替的过程中,克格勃与军方二度都起了关键作用。

1957年,赫鲁晓夫借助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和国防部长朱可夫,平息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会场政变。

7年后的1964年,勃涅日列夫又借助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等人,在一次主席团会议上,罢黜了赫鲁晓夫。

所以,在1991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秘密会晤中,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坚决主张撤换克格勃主席和国防部长,并且,叶利钦表现出来直觉般的高度警觉。

在苏联第五为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1967--1982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15年时间里,克格勃苏联机构人员都急剧膨胀。虽然号称是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国家,但苏联高层领导内心里却怀着对人民无限的畏惧与不信任,克格勃建立了密不透风的居民监视系统,在各个领域组成了一支人数难以计算、拿报酬的告密者大军,对苏联全民全社会实施无死角监控的触角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

在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勾心斗角,相互实施监控监听。苏联领袖勃涅日列夫既利用身为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对政治局其他成员进行监控监听,又安排了二个亲信
茨维贡和齐涅夫作为克格勃的副主席,总是形影不离地陪着安德罗波夫。“当然,他们并不是单纯地围着安德罗波夫转,他们是勃列日涅夫的奸细。安德罗波夫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他的每一声叹息,列昂尼德·伊里奇都一清二楚……”(姆列钦《克格勃历届主席的命运》)

以至于前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愤愤不平地说:“要是我就会郑重其事地提出:或者您把这两个人弄走,或者我走。”
(姆列钦《克格勃历届主席的命运》)

前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回忆文章里写道:
“搬进原先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后,有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一直避免在办公室,尤其是在靠近电话的地方进行会提及人名的谈话。”

历史事实证明,本应以维护苏维埃政权为己任的克格勃,在最后时刻,却聪明反被聪明误,终于在苏维埃政权的后背上捅下了致命的一剑,在本已摇摇欲坠的大夏的墙根上狠狠踹了一脚,直接诱发8·19事变,导致四个月后苏联的分崩离析。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参与者和支持者们本想挽救苏联这个濒临解体的超级大国,而冒险行动失败的结果则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回忆录里提到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
任职时间是1988-1991年。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54年毕业于高级外交学院,在被吸收到外交部工作一小段时间后,被派往匈牙利担任使馆三秘,而他的上司正是后来担任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之久、后又接替勃涅日列夫成为苏联领导人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安德罗波夫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期间,克留奇科夫一直追随左右,担任其办公厅主任、第一局(情报总局)副局长、局长、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局局长。用官场上的话说:克留奇科夫是安德罗波夫的人。
从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孤独相伴》中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安德罗波夫私交甚密,这或许也是他1988年提拔任用克留奇科夫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克留奇科夫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了解国内外的这是情况,眼界开阔,不会像克格勃内务部门的人那样目光短浅反对改革。还看中他曾经是安德罗波夫忠实的助手,在政治上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品质以及对主人的无限忠诚,所以自己也希望能得到这样一位既精明又忠于职守的助手。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戈尔巴乔夫显然是看走眼了,
没有发现在克留奇科夫温和的举止、外表的灵活性和听话的背后,所具有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和野心,以及他长期努力,甚至迂回前进,但是一定要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

苏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列宁的导师、第一个在俄国转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普列汉诺夫在写于1918年5月的《政治遗嘱》里曾预言道:

(1)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份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过时。
    
(2)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
    
(3)“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后政权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4)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直至政权垮台。

苏维埃制度经历了列宁暴力革命初创、斯大林血腥大清洗镇压、赫鲁晓夫短暂的解冻改革、勃涅日列夫长达十八年的停滞四个阶段,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积弊已经是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和公开性,使得长期以来被强权压制的、对共产主义信念破灭的意识形态危机总爆发。历史上斯大林肃反大清洗,血腥镇压党内同志,大规模强迫迁移迫害少数民族、大规模古拉格群岛造成冤狱遍地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秩序难以为继,以非俄罗斯民族为主题的各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 ···在这种历史前提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试图以新联盟替代旧联盟,为苏联续命作出努力,但在战术层面又不可避免地触动苏联高层既得利益集团禁脔,于是,一场久已酝酿的推翻戈尔巴乔夫,中止改革的政变,越来越迫在眉睫,终于在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前一天——1991年8月19日,爆发了。

其实,1990年以后的苏联,经济自由落体式地滑落,民生物资匮乏,拷问着苏共的执政能力;民族矛盾复杂尖锐,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瓦解着苏共的凝聚力;历史上一件件迫害事件的真相不断被披露,对苏共构成了道德审判,各种势力展开的你死我活的较量久已酝酿着一个爆发点。

早在几个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克留奇科夫就宣称:存在着一条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总路线,在许多地区存在着恐怖和暴力,舆论工具掌握在反苏反共力量的手中。所有这些都应该有限度,应该行使权力。总统具有关于
一切问题的详细和及时的情报。现在不采取特殊行动已经不行了……   

关于主张实行特别紧急状态或总统治理的问题正在积极讨论中。作为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并极力劝说戈尔巴乔夫采取特别的强硬措施。1991年2月克留奇科夫说:“虽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这是极端措施,我认
为,如果局势复杂化,总统有全权这样做。”
  1991年6月17日,克留奇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支持给予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总理要求的特别权力。

克格勃对所有引人注目者的电话都监听,谈话录音,以及被称之为“技术监督材料” 的电话录音,通过克格勃的渠道有相当多的一批情报被送到戈尔巴乔夫案头。
  
在政变前的整整一年里,守旧势力都在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

而戈尔巴乔夫对这样做的后果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他明白:如果成功,那么将勾销改革;而如果不成功……一切都会像后来1991年8月政变的结果那样。他担心引爆内战,俄罗斯民族再一次血流成河。更担心拥有毁灭地球N多次的苏联核武库失控,给全人来带来灭顶之灾。
  
俄罗斯前外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回忆说: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期间,作家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说,“现在不仅应该使用权力,而且应该使用武力,以便阻止那些冒进的民主派,堵住他们的嘴。”大家等着戈尔巴乔夫回答。

他目光
暗淡,用嘶哑的嗓子说:“不,你们可以这样想,但是不会流血。只要我当总统,国内就不会流血。当然,必须整顿秩序,我们将这样做,但不是采用武力……”
  戈尔巴乔夫说,俄罗斯历史上的暴力太多了,而经验证明,甚至毁灭数百万生命也不会带来稳定和秩序。

民主和开明,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有极权专制传统的国家里,在将基本权利归还到人民手上的同时,也把剑柄交到了维护极权统治的旧势力手上。戈尔巴乔夫在倡导改革和公开性的同时,其自身的权力也被严重削弱了。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没有被削弱,克留奇科夫什么也不敢做。
  
早在克留奇科夫之前,克格勃就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们都明白: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包括第一号人物在内,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为个人的警卫人员,所有为第一号人物服务的人都归克格勃主席领导,都在克格勃领取工资,都在克格勃工作。
  
克格勃主席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是最重要的人。他每天与克留奇科夫通话,即使在休息时也是这样。当克留奇科夫如此密切地接近国家的第一号人物,向他提供情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克留奇科夫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自己就能够应付所有这一切事务——既然第一号人物是这样软弱。
  克留奇科夫保留了安德罗波夫带到克格勃并一手提拔的那些人。负责国家领导人警卫的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上将将,起初仅仅是安德罗波夫接待室的值班秘书,因为跟对了人才一步步提拔成为高级军官。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第一警卫,1991年8月他却在福罗斯岛对他的主人戈尔巴乔夫实施了软禁。
  
在苏共政治局式微失去权力后,克留奇科夫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到了1991年,除了戈尔巴乔夫以外没有人在他之上了,而他的几位前任都曾不得不顾忌政治局里其他举足轻重的成员。
  
而到了1991年,克留奇科夫之上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人。
  
克留奇科夫手中掌握着克格勃的资源:有50万成员,其中22万人是边防军,6万人是政府通讯部队。
  
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7月29日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谈话成了最后的导火线。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8·19事件的前三天,1991年8月16日,军队异动,
苏联军队党的监察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党的特别委员会发出呼吁书,呼吁军队中的苏共党员加强团结,保卫祖国。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总统首席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同一天在《消息报》上发表声明,退出苏共,并警告社会各界:苏共领导正准备进行一场政变。

8·19事变失败之后,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调查得知克留奇科夫谋划政变的具体步骤:

在8月6日克留奇科夫就指示自己的属下对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步骤与后果进行评估。
克格勃还从工厂订购了25万付手铐和30万份逮捕表格,克留奇科夫将所有克格勃成员薪水加倍,从休假地召回并置于警戒,列福尔特监狱被事先清空预备接收囚犯。

8月14日克留奇科夫直截了当地对自己的助手们说,戈尔巴乔夫不能恰当地判断局势,在心理上束手无策,所以将实行紧急状态。
  
8月17日,国防部长亚佐夫、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舍宁和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等人聚集在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的一个秘密地点策划政变行动。他们认为必须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要迫使戈尔巴乔夫同意这个主意。如果他不同意,就让他放弃自己的权力。

8月18日下午,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分别接到克留奇科夫打来的电话,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其他领导人需要马上开会讨论一项可怕的紧急事件。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立即驱车前往。
到场的除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以外,还有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克格勃负责苏联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第九局负责人普列汉诺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

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苏联重要领导人几乎都到了。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先危言耸听地告诉大家:“发生了重大灾难”。

他编造谎言:克格勃情报系统得到消息,有人要发动武装起义。但他没有说企图搞武装起义的人是谁。

克留奇科夫捏造事实谎称:起义者就要包围首都的一些战略要地,其中包括电视台总部、火车站和议员们居住的两个饭店。克格勃情报人员获得了一份黑名单,上面有与会绝大多数人员的名字,他们和家人都将被处决。

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加油添醋地补充说:他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同样的情况,问题的确很严重。

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也趁机煽风点火:他和其他几位刚从戈尔巴乔夫的克里米亚福罗斯湾总统别墅回来的人看到了戈尔巴乔夫,
总统病势严重,医生不让打扰,“他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紧急状态委员会就在这次由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召集的会议上匆匆忙忙宣告成立了。

紧急状态委员会由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8人组成。

随后,根据分工各自行动。

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警卫局长普列汉洛夫、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舍宁、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等乘坐专机,赶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以鉴于国内的紧张局势为由,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即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

但遭到戈本人的拒绝,随后软禁戈尔巴乔夫并要求其辞职。

在首都莫斯科,8月19日凌晨4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工作。俄罗斯检察院后来查明:凌晨4时30分,一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亲信,给俄罗斯电视台一位负责人的家里打电话,预先告知说正在准备一场政变。
此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有关8·19事变的过程和导致失败的原因,这方面资料汗牛充栋,因为这些不是本文的主题,就略去不再赘述了。

由于旧体制早已不得人心,追求内心自由和人格尊严是人性中最基本的愿望,没有谁愿意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同时,还要忍受克格勃无处不在的监控,动辄得咎被送进古拉格劳改,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治主张遭到了绝大多数苏联人民的反对,再加之委员会成员自身优柔寡断的无能,造成的一系列战术上的失误,紧急状态委员会只维持了三天,即宣告失败。


这回轮到克格勃头子本人以及苏联高官们大难临头了。
在从福罗斯返回的途中,克格勃主席被逮捕。

当时参与执行任务的斯捷尔里戈夫将军,后来对《消息报》记者披露细节:

在飞机上他特地坐在克留奇科夫身旁。克格勃主席假装打盹。飞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降落后,大家都起身往外走,没有让克留奇科夫走,对他进行了搜查,然后从备用的舷梯上走下来。


俄罗斯总检察长瓦连京·格奥尔基耶维奇·斯捷潘科夫向苏联克格勃主席宣布:你被捕了。

克留奇科夫绝望地说:“现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说得对。如果他不搞这次冒险行动,苏联可能不会解体,克格勃也可能保留完整的机制。
  
8月22日晚间,克留奇科夫在被捕后立即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信。这封信与后来克留奇科夫对反对派报刊的谈话以及他的许多文章和两卷的回忆录明显不同。

这是第一封信,而且是诚恳的:
  
“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亲启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现在我属于因涉嫌阴谋篡夺政权和背叛祖国而被捕的人的行列,明天可能将遭逮捕和坐监狱,然后将发生符合逻辑的事情。
  
我曾经很希望与您进行您所答应的谈话,但是它没有进行。而那时有多少话要说啊!
  
多么可耻——背叛祖国!现在我不给您写很详细的信,因为您不会认为有此必要。请您相信我,我只要求做一次简短的谈话。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必要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吗?一些人已经快70岁了,有些人身体不好。需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审讯吗?顺便说说,本来可以采取另一种措施,例如严格的软禁。总的来说,现在我感到非常羞愧!
  
昨天我听了您在谈话中关于我们的那部分内容。总的来看,我们是否像您所说的那样?遗憾的是,确实如此!
  
依旧致以常人的深厚敬意!
  
弗·克留奇科夫”


形势急转直下。8月22日上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在办公室被捕。

8月23日
普戈和妻子自杀,帕夫洛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同日被捕。
8月24日巴克兰诺夫、博尔金和舍宁被捕。

苏联总理帕夫诺夫因为病重住院治疗,也被实施监视居住。

8月23日,叶利钦宣布:“鉴于苏共和俄共参加了政变,所以我现在签署俄联邦总统令,暂停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

当天下午,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被查封。

叶利钦继续发布命令,将苏联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斯联邦所有,接管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剥夺中央的重要财源,控制了能源的生产和出口,限令苏联80个联盟中央的部委解散,并停止向它们提供资金。宣布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总书书记记一职,同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前途。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齐纳跳楼自杀,戈尔巴乔夫军事顾问、曾担任苏军总参谋长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苏共高层领导人被逮捕的被逮捕,自杀的自杀,大批原本享受特权苏共党员干部加入了失业大军。


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忽喇喇似大厦倾。 早在1990年和1991年春天,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就已宣布决定脱离苏联。8·19事变加速了其他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步伐。
如同病毒蔓延一般,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达维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爱沙尼亚在1991年8月宣布脱离苏联;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也在9月宣布决定独立。到了1991年12月,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苏联。

戈尔巴乔夫成了没有国家的总统。

无可奈何花落去,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他的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

晚上19时,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面对着摄像机、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

“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考虑。”“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但是,事态却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的,肢解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还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它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十分沉重的后果。”戈尔巴乔夫表情严肃,但他以乐观的预言结束了演说:“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硕果,我们的人民将生活在繁荣昌盛和民主的社会中。”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履行苏联终止存在的法律手续。大会代表以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
:“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确认,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建立,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的主体即将停止其存在。”——算是在死亡证明书上补签了个字

19时20分,戈尔巴乔夫把“核按钮”通过“独联体”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

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印有镰刀和铁锤图案的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升上了旗杆。——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8·19事变中,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无疑起到了煽动、组织、领导的核心作用,而事变的所有组织者、参与者都受到了刑事审判。
克留奇科夫被指控犯了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典第64条(叛国罪)和第260条(滥用职权罪)。

克留奇科夫却申辩:1991年8月,作为克格勃主席,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保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获得的可靠情报说,国外正在准备瓦解苏联。(他显然忘记了在1991年8月22日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自己承认:“多么可耻——背叛祖国!”)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悉数被判刑监禁。直到1994年2月23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关于大赦的法律。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的其他被起诉者一样,克留奇科夫等当年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的其他被起诉者,走出监狱回到家里。

根据大赦的法律,形式上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罪状,而实际上这些人并不觉得自己有罪。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获自由的克留奇科夫等人越来越认为自己是挽救苏联免遭解体的悲剧英雄。
在获得自由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克留奇科夫十分坚定地表示,“对于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作为身负国家安全使命的特工人员,他为保全苏联尽心竭力。他自己惟一的遗憾“不是参加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未能阻止苏联的解体”。

这位前克格勃的首脑是个人格卑劣的人。刚刚获得自由,克留奇科夫就集中力量同自己在苏联时代的苏共政治局同事雅科夫列夫院士展开了“斗争”。

雅科夫列夫年轻时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服役于海军陆战队,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造成腿部终身残疾。早在七十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已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代理宣传部长了。1973年因为发表了一篇批判大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文章而被解除党内职务,被派往加拿大担任大使。一待就是十年。戈尔巴乔夫时代成为苏共中央主观意识形态的书记,也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理论设计者和智囊,被称作为“公开性之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亲自出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继续担任这一委员会的主席,为成百万受害人平反昭雪。

正是因为作为苏联大使,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待过十年,成为了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捕风捉影攻击的把柄。他到处声称:克格勃曾经不止一次地获得无可争辩的情报,雅科夫列夫早就被美国人招募了。雅科夫列夫简直是世界邪恶的化身,是搞垮苏联的罪魁祸首。

对于克留奇科夫的这一指控,俄罗斯检察院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调查,审问了苏联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调阅了许多档案材料。结果没有找到任何文件佐证克留奇科夫的指控,前克格勃主席的同事们也没有证实克留奇科夫的说法有据可信。
最后,连克留奇科夫当年的同事都嘲笑他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由于无法找到证据证明雅科夫列夫是西方间谍,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来也没有听见雅科夫列夫说过赞美祖国的话,没有见过他对于什么感到自豪,例如,对于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而感到自豪。”

然而当年,雅科夫列夫在前线负伤造成终身残疾,而克留奇科夫自己却只不过在后方从事共青团活动。这种毫无根据出于泄私愤而诬陷诽谤他人是奸细、卖国贼的行为,我们并不陌生。然而,在毕竟已经初步民主化的俄罗斯,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这种行为是令人普遍鄙视不齿的,更别说得到权力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了。

苏联的解体,是有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的,是当时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必然的,但在具体过程中,许多偶然因素会推一把加速,或阻挡一下迟滞。在1991年8月20日苏联新联盟条约签约之前,克格勃成功窃听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涉及人事安排的谈话,并泄密给相关当事人,成为引爆8·19事变的导火索,进而演变成为苏联解体的加速器。而人事安排所涉及到的这些当事人,也并没有象他们平时高调所唱的那样:为了苏维埃祖国,不计个人得失服从祖国的需要怎么怎么滴。更并非是为了“拯救”苏联,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而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结果事与愿违,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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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微信号 人生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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