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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 王瑶 |
原创： 南极盘龙负责人
《先生之风——二十七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影》，是27位在世的文化名家分别回忆27位老先生，丁东主编，201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主编的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些新中国建国前出生的先生们做人、做学问，你要是见识了，你得感动到哭，而知道有这样的前辈知识分子如此存在，我们在处理跟荣辱的关系时，也就自然会谦卑一些，因为他们如同镜子一样照出我们的差劲。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故意慢慢读，不忍读完，今天再翻开，还是非常感动，实在不忍不分享。
1.钱理群忆王瑶
王瑶，1914-1989，山西平遥人，朱自清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清华任教，毛让清华扔人文学科时调到北大，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影响巨大。
王瑶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据林庚撰文回忆，文革时，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大家都非常窘迫难堪，王瑶却泰然处之，“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鲁迅爱给人起外号，入木三分，王瑶也是这样，他说一类学者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就是今天我们常遇到的，没啥学问但极善公关，或有点学问取得一定成绩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一旦掌握权力后会充分谋利并压制比自己有才华的人，成为“学霸”；他还说一类学者是“二道贩子”，抓些皮毛，往来于中外之间贩文化，他在80年代就看出学术商业化的倾向，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他有两句名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说了等于白说，白说还得要说。
钱理群也非常不容易，1960年大学毕业，想考硕士回北大读书，等了18年，期间做了研究，梦想到北大讲坛上讲鲁迅！报考的时候，已经39岁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录取率是一百多人种取一名，当时所有学校都要考外语，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不考，后来知道，这是王瑶的主意。
钱理群还记录了王瑶很多对他的教导，如做学术的思维和方法；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上，要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容忍学术冒犯自己，不论资格辈分也不论进化论……当时很多年轻人都问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王瑶答：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
2.刘浦江忆邓广铭
邓光铭，1907-1998，山东德州人，著名宋史学家。他的学术道路得到胡适、傅斯年的大力帮助和鼓励，他到晚年都对前辈的提携念念不忘，于是他也如此对待晚辈。这就是传承。
邓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北大历史系起草了一份文稿，里面称他为人“刚直不阿”，他女儿、学生小南建议改用“耿介”，说“他坚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对的，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投机”。他对学术的忠诚还体现在他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在三修改、增订甚至改写，如1937年开始撰著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还在不断修改订补！他一生的学术态度就是这样：决不苟且。
3.李慎之忆钱锺书
钱锺书，1910-1998。
李慎之说钱锺书一生寂寞，“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也不留，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二人是世交，父亲就都是朋友，钱的几位堂弟或是李的中学老师，或是他中学同学。
据为《管锥篇》和《谈艺录》查对资料的人说，该书征引书籍多达2000多种，还不包括许多中国找不到原文的外文典籍，引文几乎无错。乔冠华不止一次夸钱锺书的脑袋过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 memory”；胡乔木说同他谈话是一大乐趣，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意大利文，又拉丁文，实在听不懂；他的同年好友费孝通说，上一代人引用传统古籍很自然，他这一代不行，钱锺书是特例。事实上，钱锺书家里没啥藏书，全靠脑子记。李慎之问他你怎么记住那么多典故，他说，牛津念书的时候，教过溥仪的庄士敦有一次曾批评他引据不全又不是出自原典，他从此以后就注意了！
钱锺书的诗，李慎之最爱那句：“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他回国就破格当了西南联大教授，解放后深谦抑远避名利，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同学当大官的，他从不去串门，到晚年都是别人去看他，他则只是到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青年时的交情。改革开放后，收入多了些，但也不算富裕，他却总暗地里资助生活困难的同事、学生，不但施不望报，还力避人知。
聪明如钱锺书，躲过了1957年，却也躲不过文革，有一次学部猛斗学者，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他却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孩子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样一位低调的大师，也十分关心世界上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都看，“解构（deconstruct）”一词竟是钱先生应邀请翻译的。杜维明曾慨叹，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之，钱先生是最后一人。钱锺书有一次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的名言就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看他的道德和智慧境界，我非常怀疑钱锺书先生是佛弟子，不是佛弟子很难想象会这么不在乎名利又那么低调和利他，包括他心智的开启程度，简直是神啊！但他自己又说不信佛教，说：“I never commit myself！”这个级别的智慧简直更具佛范儿，我执法执都破了。可有再高的智慧再高的道德，他也得活在这五浊恶世上迎接悲喜，1989年，他写了一首七律，叫《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4.舒乙回忆萧乾
萧乾，1910-1989，作家、翻译家，生于北京逝于北京。舒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萧乾在外面永远西装革履绅士派头，在家里就爱趿拉着老布鞋，踩着后帮，怎么舒适怎么来，他可以最洋也可以最土。政府劝他搬家换套大的公寓，建议三次，不换，原因是：搬家累死人，钱昌照先生前车之鉴；搬家容易找不着要用的东西，尤其是书，故而到死也不搬。地方小还要张扬，拉几根绳子把世界各地朋友寄来的贺卡都挂起来，五颜六色，客人进门吓一跳。这就是他的潇洒。冬天朝阳台的门开半扇，不是为通风，是怕有只小乌龟冻着，其实乌龟是冷血动物，但萧乾的心就是这么热。
萧乾婚变几次，遇上文洁若以后，稳定下来。他们决定一起翻《尤利西斯》，就定了纪律，每天翻一页原文，翻不完不睡，外带做完那页上的所有注解。注解多得不得了，有一章正文三万字，注解也是三万字！文先生草译，萧先生润色，一干一天，一干四年，此时萧乾已经80岁，而且只有一个肾。舒乙说过几次，这份译稿是个活教科书，能教人写文章、改文章，他还说萧乾是座文坛的大火山，喷发雄伟壮观惊人。
“萧乾先生在现当代文学界的影响力还在于他有几个首创：一、他是中国书评的倡议者和最早的实践者；二、他是中国文学评奖的发起人和最早的实践者；三、他是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最早研究者和介绍人；四、他是定期文学征稿沙龙的创始人；五、他和他的老师斯诺是中国英文版文学副刊的创始人。”（P42）
5.陈为人忆唐达成
唐达成，1928-1999，文学评论家，当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陈为人是山西作家，为唐达成写过传记，他曾在唐达成的藏书中找到《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有一些段落被唐达成用红笔勾出，比如：那么多没有说出来的事情积在心里，那么多令人疲惫和烦恼的事像重担一样压在精神上。你必须，你“必须”卸下你精神世界的重担，否则就有崩溃的危险。有时候你只想尖声叫喊，但是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说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唐达成说过一句话：谁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合理的逻辑？叛徒有叛徒的哲学，汉奸有汉奸的理论，甚至连妓女也会说逼良为娼。把自身的堕落归结为社会的弊端，为自己卑微的心理撑一顶百孔千疮的保护伞。——所以他升任作协一把手后，经常问这句话：“我没变吧？我还是我唐达成吧？”
6.陈必大忆袁永熙
袁永熙，1917-1999，主编我国第一套《人口丛书》，历任清华党委书记、北京经济学院院长等职。袁家祖籍在贵州修文，子弟通过科举做官，绵延18代。袁永熙的父亲是当年北京电报电话局局长兼山东枣庄中兴煤矿董事长，有5位太太16位子女，大家族的故事很有《大宅门》的波澜壮阔。袁永熙的杰夫是叶公超，表哥是杨继增，都做过国民政府部长，袁永熙做过地下党的头儿，坐过国民党的黑牢，也做过反右后的劳改犯……陈必大就是袁永熙的儿子，外公是陈布雷。
陈必大见事儿多，难免能说出些真知灼见：“像我父母这样的人，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另类革命者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惨死，简直无一幸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农民革命的色彩。农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你们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们比我懂得多，凭什么你们有一种我没有的品质，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东西都应该被革命革掉。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革命，无法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包容和学习多样化的世界，只能关起门来，在非常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靠人们被斗出来的觉悟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失败的路，但却不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先生能在三十年后将中国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就证明了这一点。三十年的弯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着一起蒙羞！”（P69）
陈必大在书中的这段回忆就足以拍成大电影了，国共两党的革命、新中国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文革，叔伯舅的不同故事，外公、母亲都自杀，父亲袁永熙一生的复杂惨烈，真的不是“悲剧人生”四个字可以概括。最后，陈必大说：“爸爸的经历很坎坷，而内心太简单，以至我都不知道该告诉人们些什么。”
7.钱文忠忆周一良
周一良，1913-2001，历史学家，青岛人，有自传《毕竟是书生》。曾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周先生去世，据说，仅北大自发与其告别的学生人数就过千。
8.戴煌忆李慎之
李慎之，1923-2003，无锡人，思想家。
戴煌，1928-2016，新华社高级记者，作为战地记者参加过非常多的近代战役，罗盛教就是他报道的，老年也写过《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文革期间，他的妻子被工厂同时迫害成精神分裂症，他自己在山西劳改所烧砖时被打断肋骨，呼吸都疼痛。1978年与李慎之重聚首诉衷肠，李慎之向戴煌说道：“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新华社的一些人把你和你的一家人坑害得这么苦……”说完拿小手绢擦了擦眼泪，并解开一个蓝布包，是一套灰蓝布中山服和一顶配套单貌：“你以后再上访或上大街，就不要再穿这一身紧紧巴巴又打着补丁的工作服了，这简直就像个叫花子或捡破烂的。”看到这儿，我想到今天的很多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优越但不干人事儿的学者、文化人，他们都需要看一下这些历史啊！
李慎之的平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直到邓小平访美要他担任访美顾问，新华社带给他30多年的厄运才开转，回来后，他就去社科院美国所当所长了，后来又当副院长，李慎之的思想永远是社科界的宝贵资源。他也熟读马克思著作，他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些论述，如：
“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
“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考的人认识自己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么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李慎之说：“我们中国人渴望民主的呐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也许还要呐喊一百年。”真正的共产党人无私奋勇，为大家的福祉毫不吝惜付出。先烈先辈们的血汗浇灌出了今天年轻人舒适的生活，我们当知感恩，全党更应有感恩文化，当时不时实实在在地回忆先辈的精神和思想，而不止学习新闻联播播音员嘴里的话。愿真正投身于全人类幸福事业中的仁人志士们彼此找到、互相支持、团结一心，一起为新世界的到来不断开路！
9.章诒和忆张庚
张庚，1911-2003，原名姚禹玄，长沙人，戏曲学家，母亲曾宝菱是曾国藩的重孙女，父亲姚源纶，虽官宦出身，却一生未谋职当差，是位不屑世俗的文人；张庚领导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后扩充、提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培养出一支戏曲研究的专业队伍，但张庚的经历，让政治圈的人认为他是学术圈的文人，学术圈的人认为他是政治圈的干部，看着两头获益，其实一辈子两头不吃香。
章诒和，作家，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了32年，父亲是中国“头号大右派”、民盟创办人章伯钧。
张庚把学科研究的总体框架，确立在戏曲资料-戏曲志书集成-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批评五个层面上，并与这个框架配套实施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大百科全书、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当代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国戏曲近代史、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等八项国家艺术学科项目，彻底结束了远自宋代以降近自王国维以来中国戏曲艺术学科研究分散、无序、缺乏理论形态、个别领域有成就总体无进展的状态，取得了戏曲基础理论的总体推进和戏曲学科在学术本质意义上的突破。
如何对待戏曲艺术，实质是一个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张庚说，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国家才有这个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对文化遗产扫荡十年后才端视传统文化，苏联十月革命后，非常左，看不惯的都否定，我们的毛病主要来自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所导致的艺术短视症。他还说，艺术上的事情多数情况是劣胜优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昆曲，艺术成就最高却衰落了，文化行政部门如果不扶持传统艺术，自生不可能，只能自灭。
张庚：“西方人由于长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思维，所以很快能弄出一套理论来。你再看看它的实践，可能只有几出戏。而中国就恰恰相反，戏曲有近千年的历史，有庞大的剧种群，有数以万计的剧目，但理论总结很贫弱，且多是文人评点，散见于序、跋。所以，我们的戏曲研究不是单独去搞一套理论，而是要把悠长又丰厚的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唯有理论才能说服人，但理论也能唬人。大家不要被西方这个理论、那个说法吓倒，先要拿出东西来看。
1979年，章诒和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赶上清理文革中打砸抢的人，有个年轻的男同事也受到清理，专案组人员找到张庚印证：“他是不是打了你？”沉默。再问。“有人打过我，他是不是打过，记不清了。”所有人都惊了，因为所有人都确认打过。后来张庚说：“他还年轻，我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不仅宽厚，张庚也非常正直。跟邪恶的官僚、老古旧当面拍板，为同事、下属正当利益奔走。戏剧界开始搞评奖后，大家都为获奖奔走，给评委送礼，张庚有一次当面把装钱的信封当众扔回给一位广西一号女演员。
“生活中的张庚，态度安详，表情有些漠然，却不忧郁。目光散散的，说话的语调低缓。前额的皱纹和略微下垂的嘴角，总显出一种历尽沧桑的疲惫。而掩盖于安详神态朴实外表之下的，是火，是爱，是热情。”但有时他也语出惊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对农民的改造。农民造反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要坐了金銮殿，就干他娘娘。”张庚生命最后一年住进医院，院方即问，患者一线还是二线的？就在这时，某领导要来这里探视另一个病人，为了安全，就把已经昏迷、已切开喉管的张庚从病房拉出来塞进另一个房间，领导走了才推回原位。
和翦伯赞晚年的心思一样，张庚特别想写玄奘，他说自己这辈子最钦佩的人，就是玄奘。
10.丁东忆牧惠
牧惠，1928-2004，本名林文山，广西人，是与严秀、何满子、邵燕祥、舒展等齐名的杂文家。牧惠晚年办了几件比写杂文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和戴煌等十位知识分子一起为河南农民曹海鑫冤案仗义执言，被称为当代中国的左拉和德雷福斯案；主编并自费印刷了《松仔岭事件真相》，为这起建国初广东政治冤案留下证词；完成韦君宜托付，让这部奠定她历史地位的《思痛录》问世，成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绝唱。出书很曲折，当时经过三审，删了一万字，终于通过，又有某高官夫人出来阻拦，高官是韦君宜的老友，已去世，57年助她幸免于难，但书中提到高官把别人打成了右派，这位夫人不愿读者知道这些事，打长途电话到美国向正出差的韦君宜的女儿施压，当时她丈夫正面临提拔，是牧惠沟通顶住了压力最终让书得以出版。
11.刘道玉忆杨小凯
杨小凯，1948-2004，原名杨曦光，湖南人，著名的经济学家，去世前皈依了基督教。
1986年，诺奖获得者James Buchanan访问澳大利亚亚玛纳什大学时对该校校长说：“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最前沿的工作——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是杨小凯。”1993年，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近300000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院士衔职的。今天中国学经济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杨小凯的大名。
杨小凯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领导，1959受彭德怀事件牵连，文革期间父母又受到严酷打击，1968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被康生点名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8出狱已是而立之年。后经过非常曲折的努力，刘道玉才把杨小凯调入武汉大学，杨小凯就这样以自学及研究成果获得了世人器重，从而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后来杨小凯出国做研究也是历经千难万险才成果，刘道玉也因为这个事被左倾的一些领导拿来攻击。
刘道玉作为中国最传奇的大学校长之一，在54岁时也因改革思想过于新锐而遭到免职，那是1987年。受人爱戴的刘校长曾在自传里写过这段往事。
12.王富仁忆杨占升
杨占升，1926-2004，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三十多年前，59岁的杨占升为王富仁评教授做出了大的牺牲，多年后王富仁才知道事情原委。而之前王富仁之所以能留校，也是杨占升为他跟校长争取的职位和房子。一个教授为了有前途的晚辈这样付出且没有告诉晚辈，在今天，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之所以帮，乃是为了道之传承，而非仅仅为了人情，今天的人不懂道，懂道的也极少有在大学了。
13.北岛忆冯亦代
冯亦代，1913-2005，杭州人，媒体人、翻译家，创办《中国作家》（英），主编《电影与戏剧》，历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中国文学》（英）编辑部主任、《读书》副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冯亦代回忆：“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北岛拿着即将问世的著名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译成什么，他和太太商量后，建议是：The Moment！后来即被世人所知。北岛写道：“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
结发之妻郑安娜去世后，1993年，80岁的冯亦代与小他近十岁的著名演员黄宗英结为伉俪，他曾对黄宗英说：“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
14.王彬彬忆潘旭澜
潘旭澜，1932-2006，福建南安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主编《新中国文学辞典》。女儿潘向黎是《文汇报》首席编辑、知名作家。
王彬彬刚投在潘旭澜门下时，见到老师书桌玻璃板底下压着“制怒”二字，正是仿效老乡林则徐。文革期间，饱受摧残，文革结束，他也人到中年，才再次见到老婆孩子。他自己多次说到，他是没有青年的，正因为自己人生残缺，他特别希望晚辈的人生丰富多彩。王彬彬记述了很多老师与学生“亲密”交流的事情，让我好为羡慕，师生以道相敬并互相关心亦师生亦朋友的关系，我想是今天绝大部分学生根本都无法想象的。
在潘旭澜辞世前住院期间，他对自己的病不谈、不问，谈的、问的，仍是关乎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问题。有两位日本教授（曾在复旦听过他的课）闻讯前来，潘老师当时谈吐已经很吃力，说话都要家人翻译，但那天，他字字清晰地问道：“现在日本有种中国威胁论，你们二位‘知华派’怎么看？”还有一天，他昏睡中鼾声大作，陪护的刘运辉与王彬彬闲谈中谈到各地大学百年校庆的事情，说是劳民伤财今日之“怪现状”，声音并不大，这时潘老师突然大声说道：“这个百年校庆，是应该狠狠地批！”说完鼾声继续响！王彬彬说这一刻感到很骄傲，为选择了这样一位导师和被这样一位导师所选择而骄傲。读到这儿，我替中国教育界感到一股巨大的羞耻。
15.徐友渔忆萌萌
萌萌，1949-2006，本名鲁萌，武汉人，诗人、哲学家。父亲曾卓是老一代优秀诗人，平反后曾写过一首《悬崖边的树》，其中有一句是：它的弯曲的身体 / 留下了风的形状。徐友渔曾与萌萌商量决定，趁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大部分人健在，把他们的记忆抢救下来，把他们的痛苦、遭遇，把那一段不应该被遗忘、被曲解的历史抢救下来。非常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实施。口述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能明白这个重要性并发心抢救历史的人，不会是个俗人，他肯定是个知识分子，比如崔永元，所以最近有些人开始黑他说他背后也有强势资本也有几个情人的时候，我只想说：是吗？即便是真的，我也无所谓，他做了很多知识分子该做的事，这些事种拿出半件，都可以让整个权钱界的人无地自容的。
16.刘仁文忆郑成思
郑成思，1944-2006，昆明人，著名法学家。他出名后，组织安排他当社科院副院长，他不当，只愿一心做学问。他也曾多次参加经贸部的对外谈判，帮助巨大，经贸部就把自己的指标让出来推荐他做人大代表。他一个给中央政治局讲法制课的大专家，做事敬业，不在任何一个细节上不经脑子就随便利用别人的成果，生活中非常简单，去中央部委调研，结束后对方要送，他简单说，你们不用送了，我坐地铁，就坐地铁回去了。
17.刘梦溪回忆龚育之
龚育之，1929-2007，湖南人，清华化学系毕业生，中共党史学家、科技哲学家，历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
刘梦溪说，这世上有一个人，凡经他的口叙述的事情，其真实可信不改原样纤毫，无有过之者，那这个人就是龚育之。李泽厚比他小一岁，少时同为长沙明德中学的高材生，一次校长拉他们到讲台，举起二人瘦骨嶙峋的小胳膊，说光是学习好不够，还要身体好，这个掌故，二人都跟刘讲过，版本完全相同。
小龚育之一轮的刘梦溪送挽联：立命科学，不忽小节，敬谨修为，强记博闻，遍读百家书万卷；与闻国政，能全大体，忧先乐后，公私判然，安定天下笔一枝。
18.吴迪忆王年一
王年一，1932-2007，扬州人，著名党史专家，出版《大动乱的年代》。
搞人文的共同困境——在国内受限制，在国外被忽视。
他去世前写过：“个人得失不必计较，国家兴衰却不能不计较。”
19.金雁忆赵俪生
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历史学家。
5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即当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开辟的五个领域：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融合问题，赵先生被公认是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的创始人。
赵老师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第一号人物，江隆基文革前从北大校长任上贬到“兰大”当校长时，曾亲自带副校长们连续听了先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最后评价：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学生总结先生上课五绝：板书、文献、外语、理论和博而通。
先生做人率真个性，自曰“投笔从戎乃血性，卸甲读书为率真，平生 不务趋时举，我行我素一凡人”，自评“小有才，有一点肤浅，也有相当的骄傲”。国民党时期他是反对派，共产党时期他历经磨难，女儿惨死，自己几乎魂断夹边沟，改革开放后照样针砭时弊。即使是在老先生中，他这样的生命力也是很少见的。
20.陈思和忆贾植芳
贾植芳，1915-2008，山西人，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作家、翻译家。
先生一生四进大牢，先是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抓；抗战爆发，当时在日本攻读社会学的他毅然放弃学位回国抗日，并拒绝了买办伯父让其继承产业的请求，后来在徐州搞策反时被日伪抓进牢房；1947年又被国民党以煽动学潮罪抓进监狱；1955年因为是胡风的朋友，被牵连入狱。陈思和说他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他心里的阴影，他“从未因为受了那些苦难而改变对生活的热情和善意。比如说，对人的信任和热情。”这在那一代老人中是很少见的。
贾植芳说过：“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有一次学术会议嘉宾在台上表达敬意，掌声雷动，有嘉宾跑来跟耳聋的先生表达感动，先生才明白掌声的情况，并对他说道，做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
21.吴洪森忆王元化
王元化，1920-2008，武昌人，思想家。
王元化在80岁时送给吴洪森一段话：“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出。每逢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敢冒天下不韪，迎着压力打击去伸张正义，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任何情况下页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中国的脊梁。”先生晚年也经常提到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避危险、不曲学阿世。”
吴洪森：“学风、学术的根本问题就是人才人品的问题。一个国家学风浮靡，假大空，学术上不可能有成果，学术没成果，智商、智慧、人格都出不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北宋时期达到了顶峰？陈寅恪的解释就是因为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学术发达，人才辈出。”
22.郭齐勇忆萧萐父
萧萐父，1924-2008，哲学史家。萧父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拒入官场以教书为生，萧母也善书词工书画，文革期间，萧萐父也是被抄家、批斗。
有一次萧老师跟学生说，你们又不会喝酒，又不会吟诗，又不会书法，搞什么中国哲学？综合人文修养之重要，这是今天一般哲学系学生不太重视的。
1995年美国行，郭齐勇与萧老师同住波士顿大学学生宿舍，一天深夜，郭突然被萧老师激烈的斥责声惊醒，连忙下床把老师唤醒，萧老师说：又发梦魇了，把你吵醒了。
23.资中筠忆陈乐民
陈乐民，1930-2008，欧洲文化史家、国际问题专家。
（参考：读《欧洲文明十五讲》）
资中筠与陈乐民是一对著名的学术伉俪，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爱人、战友、同行之间的回忆。
陈先生去世后，资先生与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未发表的文稿、笔记、书画，随便卷起的宣纸算起来起码有几百幅，书桌上随便放着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留下的几十本笔记本大小、规格不一，每本分类却很清楚，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老子等等，里面密密麻麻一段一段抄写原文，有中文、外文，段后是自己的心得和评论。
陈先生的书画经常是古诗词的内容，对书法尤其有研究，因为现实的糟糕，他经常有很多寄托在里面。这样有国学功底的大学者，竟被很多人扣上“西方中心论”的帽子，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从未停止，他研究欧美，是世界的眼光，心中却是中国的立场。对于欧洲的研究，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的欧洲学家”。
陈先生审美偏向于古典派，对京剧老生各派中独推崇余叔岩及其弟子孟小冬，还屡屡称道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春闺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高出其他京戏剧本一头，一般京剧没有那种悲剧意识，昆曲则喜俞振飞的书卷气。他读书写作时也喜欢放交响乐为BGM，尤喜巴赫。他晚年越来越痴迷弘一大师的书法，资中筠记得李慎之说自己看弘一法师的字有时会感动落泪，他说他很能理解。
二位思想家这么多年，竟从来不过生日也没有护送过礼物，“我们都特别怕繁文缛节、怕柴米油盐”，“多少年在一起出入各种场合，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穿什么衣服，当然也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衣物”，但“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我在电脑上看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材料也常打印出给他。短短的午晚餐和喝下午茶的时间是我们交换心得的时候”，资先生说“他有很深的幽默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充实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2007年7月碰巧有电视台到家中采访，记者得知那一年那一月适逢我们金婚纪念，要他当场给我写几个字。他写下了‘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并题为‘金婚纪念’，落款陈乐民。这是他送我的最后的礼物。这八个字包含了我们相伴一生的丰富内容，现在连同那幅欧阳的‘夜夜曲’永远挂在我的卧室。”
24.邵燕祥忆何满子
何满子，1919-2009，原名孙承勋，大杂文家、媒体人、学者，。
何先生是浙江望族出身，7岁读《西游记》，10岁写文言文故事，“当年我家有3位家庭教师，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教数理化和外语的都是剑桥留学生。其中一位先生说，我的水平早够得上剑桥毕业生了。” 一生传奇的他也是在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他根本都不认识胡风，刚起床就被拷走。
1990s初，他写了篇《如果我是我》，指出人失去自我后“神州大地一步一步地走向神经病大地”，他说“我之所以为我，系于我有主体意识，我必须像忠实于人、忠实于世界那样忠实于我自己”。他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所在地作协竟还声称本地无一作家获奖，因为他不是作协会员！
《文人活得很累》一文中，他指出：“一种是为争当大众情人而累，一种是为儿童强装大人而累，一种是为不甘寂寞没话找话而累，此外，还有为无故寻愁觅恨而累，为窥风测向而累，为制造轰动效应而累，为赶新潮而累，为炒自己炒得不露痕迹而累……总之是鲁迅所说‘借革命以营私’的变种，争做官场或商场的帮闲而已。”何满子推崇鲁迅，笔法也多学鲁迅，痛快淋漓后有隐喻曲笔，嬉笑怒骂中是兴观群怨。
25.赵越胜忆周辅成
周辅成，1911-2009，四川人，清华哲学系毕业，伦理学家。赵越胜跟先生一年不到，即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做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1975年，原是北京某小厂的工人赵越胜，整天在怀柔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反坦克火箭筒和反坦克地雷。他作为该厂理论骨干参加了北大的一个哲学研修班，见到了周辅成。周先生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
先生有句话影响赵越胜一生：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说到学西方哲学，他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谈苏格拉底，说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第一步读的大师，苏格拉底用的是“精神接生术”，就是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以哲学为对象，后者以哲学为生活；先生认为张扬人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希腊大哲分两类，诗人型如柏拉图，体系性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
谈莎士比亚（先生1943年写过《莎士比亚的人格》），他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出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
讲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里发告示，说为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一发，就有刁民和太监勾结，英法联军点了几处火，火一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不可收拾，所以圆明园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
说到傅雷，先生说有朋友跟他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正坐高位。先生曾给赵越胜回信：“做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市场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
“师娘在我都是称呼先生为周先生的。”
2009年5月26日，举行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
26.张曼菱忆任继愈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北大哲学系毕业，师从汤用彤、贺麟，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
他说，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追求是独特的，一是重统一，一是重气节。圣贤、英雄，都希望天下统一；中国人尤其重气节。
张曼菱回忆与任先生的接触，从来没有听过他沿用古人的名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总是说大白话，并总是把重量级的话讲得很平常。他从来不说那些剑拔弩张的话，“人淡如菊”。与先生的交往，常令张曼菱想起其父的一句话“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问：先生觉得建国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答：小农治国。用管理一个边区的经验和方法，来治理偌大的中国。
27.若琴忆绿原
绿原，1922-2009，湖北人，原名刘仁甫，诗人、作家、翻译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若琴是绿原的女儿。
同样因为胡风案牵连，33岁的绿原入狱，开始时想自杀，但自杀容易被解释为畏罪自杀，他不甘心这么死，被囚期间，他选择自学德语来保持不癫狂，1956-1962，他通过极其有限的资料用极其枯燥的方法坚持学习，后来竟能用词典攻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种原著。文革十年，最令父亲痛心的是影响了家人，得知二女儿为此遭遇离婚丧子时，他把头撞向墙，痛哭“是我害了她”！长达25年的冤案平反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误解、责难，仍然让绿原内心孤寂，晚年二儿子又不幸去世，给予他再一次重创。
刘若琴回忆父亲与母亲65年相濡以沫，对母亲从未高声讲过话，高龄时仍帮母亲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结婚10周年时，他为她写过一首诗，其中这样写道：
没有你，我会失落生命的钥匙
没有我，你哪儿都会感到孤单
但我们只是人类的一个细胞
我们应当永远甘于平凡
别让花香鸟语迷住我们
别让小桥流水绊住我们
别让贫贱的风霜打蔫了我们
别让苦难的雷电拆散了我们
绿原喜欢歌德，近70时自我挑战，准备重新翻译歌德的《浮士德》，6年后，译出的《浮士德》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次年，77岁的父亲决心学习掌握电脑。歌德曰：“在一切德行之上的是：永远努力向上，与自己搏斗，永不满足地追求更伟大的纯洁，智慧，善和爱。”这条箴言不仅曾长期压在先生书桌玻璃板下，更是他时常自我鼓励的座右铭。“父亲像生长在大地上的野草：狂风肆虐时，匍匐于地，但狂风拔不起它深埋于地下的根；野火显威时，野草身躯焦烂，但内心仍然存留着生命的希望，春风吹来，又是一片碧绿。”
好了，笔记做完了。每次读到这些内容，我都会明白自己今天的幸福是多么来之不易，自己的德才又是多么局促可笑，同时也就放下了浮躁和傲慢、虚荣和贪婪。见贤思齐，别无他求。书中的这些记忆都是中国人非常宝贵的财富，最后引一句绿原的诗作为结束吧——
我的记忆永远是浪漫的
它是荒岛上一缕顽强的炊烟
——南极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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