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防内才是大明帝国禁海政策的真正意图

儒家官僚们明白，一旦“读书人”（衣冠之士）介入海陆走私中，则统治的合法性就将遇到严峻的挑战。相对于番商、倭寇、海盗的扰乱，相对于豪族、权贵的勾结，“衣冠之盗”的介入才是最为危险的。

作者：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嘉靖二年的“宁波之役”（又称“争贡之役”），日本朝贡使团大掠宁波，致使“沿海震动”。嘉靖皇帝采纳内阁首辅夏言的建议，罢除闽、浙市舶司（广州市舶司虽仍保留，但停止朝贡贸易），实施全面禁海政策。

一般史学家将嘉靖禁海与防治倭寇对应起来，似乎禁海政策的目标是“帝国安全”，一些史家提出，明代禁海政策的目标还有打击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意图，但这些说法缺乏事实依据。那么，禁海政策究竟是如何制定出来的？这一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又是什么？

明代《倭寇图》局部  

▌海防·防海·禁海 

“史无前例”的禁海政策是太祖朱元璋的发明，早在其掌权初期就已多次推行，洪武年间，几乎每隔二三年就要重申禁海之令。

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朱元璋颁布海禁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又颁诏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禁通外番”；洪武三十年（1397年）十月“申禁海外互市”……

为了将禁海政策坚决彻底地落实下去，朱元璋还颁布了一系列连带法令，如禁止国内使用番货，即所谓“禁民间用番货番香”。因为禁止使用“番香”，影响民间祭祀，所以又特别补充一条：“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也就是说，对于祭祀中使用什么香木都加以严格限制。还不仅如此，为控制番货流通，两广地区自产的土香，也不许越岭销售，不准进入内地，只准“土人自用”，以免番货冒称土货蒙混过关。香木之外，还有禁渔，洪武十七年下令禁止沿海渔民下海捕捞（“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人入海捕鱼”）——总之，不许民人与外洋有些许接触，否则处以重罪。

《大明律》

朱元璋张设了一张巨大的“天罗地网”将大陆与沿海隔绝起来，其法令既严酷又严密，然而，在其继承人那里，这套制度似乎还不够完善，得进一步改革推进。建文三年（1401年）十一月又颁布新的法令：“不问官民之家”一概禁止使用、存留番货，现有者，限在三个月内销尽，否则处以重罪——建文帝或许发现他祖父的政策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至少在官僚集团的生活中番货还是暗中流通，于是加大砝码，再行严禁。

为配合禁海政策的实施，又制定了严苛的法律条文，如《大明律·兵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

“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细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

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

海防军事体系的建构就更加严密了，汤和主政闽、浙时，曾在浙东实施“四抽一”的“按籍抽兵”政策，浙东一地“抽”壮丁为兵达五万八千余人，并沿海岸线隔一段距离建筑一处军营，共建卫所五十九座，“陆聚步兵，水具战舰”；福建则抽壮丁为军士，“民兵十余万”，筑城一十六，巡司四十五。

一个海陆联动、官民一体的海防机制，将帝国严严实实封锁起来。

▌“筹海之争”背后的海洋意识

尽管作为祖制的禁海政策一直贯穿帝国海洋政策始终，但并非没有反对者。嘉靖前后的官僚集团曾就禁海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历史上称之为“筹海之争”。它也是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海洋战略讨论，其影响之深远，波及满清一朝并辐射至近代中国。

明世宗嘉靖皇帝画像

如前文所述（参见邓文初：“朝贡贸易”体制是如何失败的？），倭寇其实是中国海商集团，只有极少的日本海盗夹杂其中，且是被中国海商集团所雇佣的，官僚集团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当时的“筹海之争”也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下讨论。

事实上，有明一代，开海之声一直不绝，嘉靖倭乱前后，呼吁开放海禁的声音更是强烈。成化年间（1465-1487），大学士邱浚（他是海南人）就对海禁表示过异议，其观点得到了孝宗皇帝的嘉勉，但影响不大。嘉靖倭乱之后，很多官员意识到倭乱与禁海之间的关系，要求开放海禁的呼声与建策也就越发激烈起来了（历史上一般称他们为“驰禁派”以区别于“严禁派”）。

福建巡抚谭纶嘉靖四十二年上奏：

“ 

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锦丝绵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止欲严，则其价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

今岂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

沿海官员出于个人经验主张驰禁，原因不仅在禁海必然造成海盗倭寇的泛滥，而且也是基于利益民生考量。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就突破儒家不谈利的禁忌而大谈开海之利，说开发海禁有四利：充实国库；解决军饷亏歉；补充两广财政，尤其是广西一省全凭海关收入接济；而沿海居民依海为生，开放海禁也能解决他们的生存困难等等。不过最后他还是加了一条高大上的总结：“如此则不惟足兴一方之利，而王者无外之道亦在是矣”。

隆庆元年（1567年），出任两广总督的张翰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海洋战略思想。他认为，海盗、倭寇的产生就是因为禁海（“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因此，要解决倭乱、海盗问题，只有通海，“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弛禁，开放海洋就成为必然之势：“若夫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彼之货，以所有易所无，即中国交易之意也。且缘入贡为名，则中国之体愈尊，而四夷之情愈倾”，这就从“有无相通”的经济学原理与相互尊重的国际关系准则陈述了他开放海禁的理由。张翰且明确提出“夷人不可无中国之利，犹中国不可无夷人之利”这种整体性思路，与上文引述的唐枢“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等观点异曲同工，构成弛禁派的主要海洋战略思想。

这些声音在帝国不可能是主流，但至少在当时的沿海官僚中有着比较一致的认知：他们对于开放海洋之利的认知，无论是就帝国安全、帝国利益还是沿海民生和“王者无外”的大道，都有理由充分的论述，且这些言论也直达中央政府。鉴于他们的认知及其对政策的影响，隆庆以后确实也有过短暂的弛禁与开关——但帝国历史上的开海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的认知并没有成为帝国海洋战略的长期资源，禁海始终是主流。

为什么？

▌禁海派朱纨的自杀说明了什么？

要弄清楚为什么弛禁派无法主导帝国的海洋政策，还得从禁海派的视角看问题。

朱纨是力主海禁、且不惜动用武力实施封海的明代官僚，从他的视角看明代海禁政策，或许能体悟这一政策背后的真实意图。

出任浙江巡抚并兼管福建沿海军务的朱纨走马上任之后，强化海禁，撤销沿海的渡船，烧毁一切双桅海船，并在沿海地区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1548年，他亲自部署对走私基地双屿的军事打击，在占领双屿后用木石填塞水道，控制船舶进入内港。

在抓捕沿海走私中，他对被捕的走私商人采取就地处决的严酷手段，且将参与走私的权贵一一列入名单，上报皇帝，要求追究这些人的罪责。但他的执拗劲过不了多久，或许因为株连太广，御史们弹劾他“结党擅杀”，结果被削职，送京审查。朱纨意识到自己的失败，留下“纵天子不欲我死，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于1550年10月服毒自杀，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出任浙江巡抚到自杀身亡，执政仅三年。明史说朱纨为官清正、强力敢任，既然他得皇帝信任之专，能统一闽浙事权，为什么却无法继续，最终选择自杀？闽、浙势力果真如此之大么？这种足以令其自杀的势力又是什么？

朱纨苏州石刻像

朱纨出掌浙江巡抚的直接触机是1547年余姚世家大族谢氏宅邸遭倭乱而焚毁。谢氏先辈谢迁（1450-1531）曾做过内阁大学士，地位显赫，其宅邸遭到倭寇袭击自然会引发朝廷的高度重视。

然而，当他深入了解实情，才明白，“倭寇之乱”绝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嘉靖实录》记载：

“ 

按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阑出中国财物与番客市易，皆主于余姚谢氏。久之，谢氏颇抑勒其值，诸奸索之急，谢氏度负多，不能偿，则以言恐之曰：“吾将首汝于官”，诸奸既惧且恨，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具官仓皇申闻上司，云倭贼入寇。

”

依据这段资料，可以判断，由于明代的禁海政策，海上贸易成为非法，那些番商、海商只有找到像谢氏这样的世家贵人庇护，才能避开官府的监控，从事走私贸易。番商、海商、权贵三种力量扭结一体，海陆之间的走私才能明目张胆。但三者之间并非没有冲突，尤其是，那些出于风口浪尖的世家权贵，既要面临帝国政策变化无常、法律高压打击的风险，又得承担利润上下波动与供需市场变动的威胁，他们在帝国的打压与海商的利益之间玩着一种高度危险的平衡术，稍有不慎就将搅乱全局、甚至全盘皆输。嘉靖年间的倭乱，往往就是像余姚谢氏这样“玩火”引发的灾难。

《明史·朱纨传》说：海上走私，多得到“势家护持”，以福建漳州、泉州最多。这些世家大族，“或与通婚姻，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

朱纨其实已经深深介入到一个已经根深蒂固的体制之中，但他并不准备接受这一体制，而是准备摧毁它。他的“认真”使他揭开了某些隐秘的真相，但也要了他的命。

其实，这个真相在当时的社会本是公开的秘密，因为它代表着某种社会合理性，而与帝国政策相悖。如果官僚集团能睁眼闭眼，放任自流（或许应称之为一种消极无为政策），则这一趋势尽管不能获得合法性，但至少可以“随风潜入夜”，慢慢改造帝国的社会生态，至少双方可以相安无事，大道并行。但官僚集团有时免不了认真，甚至于执拗起来，以其道德的优势，必禁止之；以其权力的强势，必打压之，其结果，就是倭乱海盗四起、帝国鱼烂崩溃——朱纨个人的悲剧只是帝国治理失败的症候而已。

▌从儒家官僚话语看禁海政策背后的意图

朱纨自杀时还留下一句经典的儒家官僚话语：“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在这套儒家官僚话语中，中外海商等被称之为“盗”，这不是朱纨个人的错，但这套话语却让他无法看到一个更大的趋势，一种新社会体制的形成，由此与之对抗，则其个人必然要承担这套话语的重荷，直至被压垮——越是那些认真的儒家官僚，其命运往往越加悲惨，这就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而是儒家文化之舛误所造成的悲剧。

海盗或倭寇形成规模，主因在海禁政策，但从官僚的视野看来，却是因为陆上豪族与海上奸民的结合。御史白贲在嘉靖十五年的奏章中说：福建“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依为利。”御史屠仲律也说：“臣闻海上豪族，为贼腹心，标立旗帜，勾引深入，阴相窝藏，展转贸易，此所谓乱源也。”

豪贵家、势豪之家，势要之家等等，是当时官方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也是他们建立其禁海政策的话语依据。但其实，在这一波海上走私大潮中，何止豪族身影出没？朱纨就发现，沿海各卫所的官军基本上都涉入了走私贸易（《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八年记载，崇明岛附近卫所官子弟家人多贼党，“假名公家，阴实为盗”），更让他痛心疾首的是，连三尺童子、愚民百姓也出没于风波之中，与海盗往来不疲——“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率得厚利，驯致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衣食父母，远近同风”——朱纨说，这是“华风为夷狄所变”，蔚然成风了。

儒家话语中所谓的“风”即“风气”，换言之，则可以称之为潮流、时代风尚。当时的官僚们对此多有描述，尽管其价值判断往往是负面的。

万表《海寇议后》记载：

“ 

五峰（倭寇首领王直号王五峰）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征之，因而往来海上，四散劫掠。番舶出入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近地人民火馈送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交厚而往来，五峰素熟，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帛、丝绵、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讯盘，明送资贼，继以酒米。非所谓授刃于敌，资粮于盗乎？此自古所未有也。

”

“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这段话在20世纪50年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史学话语中，就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见证、象征，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历史潮流。确实，它是一个“自古所未有”的现象，也难怪儒家官僚们会惊慌失措，必禁之绝之以杜后患。

朱纨所深惧的不仅是这些豪族、愚民，更是“衣冠之盗”在其中出没。在嘉靖禁海之声中，“衣冠之盗”是一个更可怕的名词，当时文献中多有如“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有知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因傲而放于寇者”等等记载，儒家官僚对此高度警惕。

海宁的采九德曾见到一首“倭寇”题写在墙上的诗：

“ 

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

衰颜欢薄酒，老服傲惊湍。

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

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

”

那些“倭寇”、“海盗”之中不仅有能诗之人，且这个题壁的诗人还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年老者，他以海上“掠夺”为征途，为人生之得意挥洒（民国史家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等著作中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一种时代精神，认为在16-18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无论中西，都有对这种海洋征服精神的崇尚、膜拜，只是这种时代精神被儒家官僚文化压制并被污名化，从而沦为边缘，无法引起注意）。可以想象，当这些儒家官僚见到这些“反诗”时的震惊有多么强烈！郑晓大发感叹：“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二月采九德著成《倭变事略》。全书共四卷，记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江浙倭寇事。

他所忧惧的正是这些“衣冠之盗”的兴起：“论倭奴之变，多由中国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者投其中为之奸细，为之向导”。这些儒家官僚们最为明白，一旦“读书人”（衣冠之士）介入其中，则统治的合法性就将遇到严峻的挑战。相对于番商、倭寇、海盗的扰乱，相对于豪族、权贵的勾结，“衣冠之盗”的介入才是最为危险的，才是朱纨们无法面对绝望之境。

绝望处境必然引发决绝政策，而决绝政策的后果往往又会产生这种绝望处境——一种帝国政治的恶性循环——帝国命运其实早在那时就已经端倪渐显了，但儒家官僚们是无法领悟这一历史命运的。 

（本文为邓文初副教授谈“中华帝国的对外战略”系列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编辑：一行，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原标题为：帝国背海政策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一枚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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