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1日星期五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五十一) ——“头百下半阕”开篇


写完上篇——"跟进报道"(五十)之后,我跟律师商量,将文章寄给贾志刚合议庭长的同时,附上一张贺卡:"同庆五十"。律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只是市面上只有生日、婚庆、节年之类的贺卡出售,他找人专门制作了一张。现将卡贴在这里,也与关注我案的大家们"同庆"。
没有首都机场海关扣留《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不会有我"状告海关"的官司;没有三中院的十五次延审,不会有契机让我在一篇篇"跟进"中,以三中院和北京高院及至北京市人大、全国人大对法律程序和法典的蔑视,点出"法在党之下"等于没有法的、每一个中国人面对着的悲哀现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要预谢合议庭长贾志刚先生将我案继续拖下去。这给了我更多的时间,让我不紧不慢、盈盈冉冉地完美我的"行为艺术",徐徐缓缓、不即不离儿地引来越来越多在网上遛弯儿的人驻足观看我的"作品"。
我查不到贾志刚先生的具体资料,但从相貌上看,他大约在四十三、四岁左右,也就是说,应该属于70后的一代,或是在大学、或是在中学读书时,经历了"六四",不应该是对那个历史事件全然不知的人。我的律师小夏与贾志刚先生同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小夏告诉我,毕业后选择做法官还是选择做律师,其实就是选择了今后的人生道路。他以为进入法院,也就是进入了共产党的政府部门,法官不过就是个科员,可怜得很。最初,对他的阐释我是将信将疑的:不至于这么悲催吧?这四年多来,贾志刚先生的作为让我信服了小夏的说法。贾先生看起来比我有着高一级的权力,把我这个小民原告捏搓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实他应该符合于这篇"跟进"题头引言中杨继绳先生的逻辑判断:他比我拥有的多,所以他比我对这个制度感到恐惧。
我怕什么?顶多输了官司,赔了五十多本书;退一万步,即使被抓进去,也就是再多一分人生体验,如此而已。可贾先生呢?他怕的地方就多了:1.月月被原告点着名地拉出来讲理,月月被关注这个案件的人们嬉笑怒骂,保不齐还被个别同行翻过白眼儿。案子再这么无休止地拖下去,日久天长,怕是哪天连家人也要跟着别人一起朝自己翻白眼儿了。2.退出合议庭吧,便是一种态度——这事儿太龌龊,我不干了。但是这样一来,自己在三中院的前程怕是保不住了。3.案子总有开庭的一天,无论如何判决,都得按党的旨意办事。可是根据2015年出台的"人民法院法官判案终生责任",责任却是要由自己承担的。贾志刚的名字被印在中国经典耻辱案例的教科书中,为法界后人所不齿的命运怕是逃不脱的了……
父亲李锐的一生历经磨难,被逐放、坐牢近二十年,晚年还被划入另册,但是他所坚守的人生哲理:"尽管一生处于做人与当党员的冲突中,我宁可受罪受苦,也不违心地去做不正当之事,伤害他人。"让他活得痛快,活得坦荡,用不着党的宣传机器费劲巴拉、开足马力地运作,4月份父亲一度病危,我的一篇"约字",即可在短短几日,得上百人、上十万字的赞扬文字慰藉病重的李锐。撇开"立言、立功、立德"的士人追求,单就活得潇洒、活得自由、活得与恐惧拉开距离而言,选择"不趋炎附势",比选择"跟党走"要来得明智、要来得聪明。劝贾志刚先生好好看看自己手中办案之用的那本《李锐口述往事》,对你会有益的。
上面提到的父亲的"人生哲理",是他在《李锐口述往事》一书中追忆母亲时说的:
儿时,母亲常对我们讲与父亲有关的往事,常向我们提及那本《民国之精华》对父亲的评价:"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荩言。"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谈做大丈夫的古训:立言、立功、立德和不淫、不移、不屈。虽然因为年幼,那时尚不能完全领会,但是在母亲的教导下对父亲的品德多有继承,一生受益颇多,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每当遇到大事,我不会突破良知的底线。尽管一生处于做人与当党员的冲突中,我宁可受罪受苦,也不违心地去做不正当之事,伤害他人
父亲又说:
我的体会,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思想的形成,家庭环境很重要,父亲、母亲、家庭环境,还有兄弟姐妹,当然学校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应该讲,我一生的开始是幸运的。
相较父亲的成长环境,我们这些(包括贾志刚先生)"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一生的开始可谓极其的不幸运。别的家庭我不好说,我的经历是:从小母亲就要我听党的话,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家中遇到父亲,他也告诉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学校的经历则是共同的,老师天天教育我们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我记得小学、中学,共产党的教育路线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趋炎附势","不淫、不移、不屈",偶尔听说,也知道那是在旧社会所需要的品德,时代不同了,红旗下的我们,应该是:"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这种"德、智"的驯化下,我自己是没有脑子的,毛主席今天这么说,我就这么做,毛主席明天那么说,我就那么做,直到1976年活到26岁时,跟着党和毛主席跟得晕头转向,完全找不到北了以后,才开始转动自己的脑子。
从我自己在大陆生活的那四十年中被洗脑的经验,联系到海关扣书后这五年来遭遇到的事情和得到的一些"好心劝告",真是痛感实现"依宪治国"的最大障碍来自中国奴才和奴隶土壤的深厚。要改变这种土壤结构,个人的力量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但是从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饶有兴致地跟踪"跟进报道"的趋势看过去,我又相信,只要持之以恒,个人努力潜移默化的催动,会有达到"足道"境界的那一天。更何况现在努力于"改良中国土壤"的,已是一个"群体"。
在结束《"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头百下半阕"的开篇之文时,我有了种步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豁然开朗的感觉!期待着大家的继续关注!
李南央
201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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