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王思想:中產階級的逃亡與消亡

高稅收、高房價、高貨幣發行,這三高,實際上已把中產階級的財富給虛化、固化。
有些消息肯定引起轟動,比如10月27日的「核心」說;有些消息則出人意料成為熱點,比如,「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個人在中國被歸類為高收入群體」的消息,激起的社會反響之大,遠超過統治集團的想像。於是,有關部門趕緊出面「闢謠」,說沒那麼回事。

然而,好事者搜出國家稅務總局網站上兩年前關於「對於年收入12萬元以上人群加強徵稅」的通知。顯然,有關部門在撒謊。與2006年信誓旦旦「絕不上調印花稅」然後又突然半夜雞叫一樣。

為什麼公眾會對於一個「誰是高收入人群」的概念定義如此敏感?為什麼會挖出兩年前的一則通知當成重大新聞?因為,此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把你定義為「高收入群體」,目的就是要收稅。那些不幸剛巧在每年收入十多萬的人,也正因此而焦慮、憤怒。年收入超過10多萬元、卻又高不了多少的人,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對稅收的痛苦感受,遠超過其他人。中產之上,那些權貴們,首先,他們的收入多為灰色,可以避開稅收;其次,即便被收走不菲的稅收,權貴也能承受;中產之下,那些貧苦階層的人,他們很少遭遇個人所得稅,同時對於消費者感覺不到,因為中國得消費稅非常隱蔽。總之,窮人對稅收的痛苦感覺不深。

令人悲慘的是,中產階級除了遭受高稅收的痛苦,還要遭受另外兩高的痛苦──高房價和高貨幣發行。對於這「兩高」,中產階級依然是最為痛苦。

高房價,對於權貴來說,再高也能承受,更何況,權貴們往往以市場價的1/3甚至1/5獲得大量特權房;對於赤貧階層來說,高房價不是什麼天大的事,反正,5千元/米和5萬元/米,都是買不起;運氣好的話,能趕上政府的廉租房,從而在高房價環境下感到慶幸;基本自己租房,忍受房東租價的上漲,其痛苦也遠低於房價從5千元漲到10萬元帶給購房者的痛苦。

高貨幣發行,這些年可以說令人瞠目結舌。中國的廣義貨幣,居然超過了美國。需知美元是國際貨幣,人家尚且不肆意發行。濫發貨幣,對於權貴來說,是好事兒,因為多發的貨幣,基本上都惠及權貴,並且他們有大量海外資產配置。對於窮人來說,對於濫發貨幣以及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感覺並不明顯,因為他們本來也沒多少現金儲蓄,物價漲了還可以領到政府發的視頻券、老年消費券什麼的。而對於中產階級來說,高貨幣發行就是一場災難,幾十萬、幾百萬的儲蓄頓時縮水。高貨幣發行,毀掉了國家的信譽,毀掉了中產階級的信心。

政府為了彰顯合法性而對底層採取的低保、廉租房、食品券等恩惠措施,安撫了底層。那麼,誰來承擔體制的成本?是中產階級。

中國人的焦慮感,大家都感覺到了。每個階層有每個階層的焦慮。權貴的焦慮感,主要是他們看到全社會仇官仇富的心態後,感到不安全,但他們並不因此感到恐懼。權貴普遍有巨額海外資產配置,這給了他們財務安全感,他們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能力在動盪發生前撤離。窮人的焦慮感最輕,他們時刻等待著下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最終,所謂全民焦慮、全社會焦慮,其實主要是中產階級的焦慮。

在鄧小平改革初期,中產階級剛剛出現。當時的萬元戶,其實就是中產階級。他們是官媒稱讚的,是百姓羨慕的,他們是幸福的。30年後,隨著分稅制改革等政策導致的社會財富分配變化,中產階級一天不如一天。

目前,高稅收、高房價、高貨幣發行,這三高,實際上已經把中產階級的財富給虛化、固化。坐擁千萬房產,卻無力消費,更無幸福感。這樣的中產階級,徒有中產之名,承受巨大痛苦。

三高如同三座大山,砸死一個中產群體。西方社會學理論,以及中國右派自由學者認為: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劑;而中國的權貴和左派學者則堅定地認為:中產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為,一旦吃飽喝足了,就會要求人權,要求自由。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推斷,孰是孰非,很難裁判。實際結果則很清晰:中產階級被榨乾、被血洗。仰望天空,哀從中來。

在爆發暴力革命之前,底層的焦慮、憤怒其實沒有多大影響,因為,底層是無效的大多數。而中產是有效的大多數。焦慮中的中產階級,通過網絡發洩不滿。文化修養較高的中產階級,目前正在走一條雷同之路:移民。這些年掀起的中國人移民浪潮,有一個共同點:因為痛苦和焦慮而移民。這是一次中產階級的大逃亡。先有中產的消亡而後有其他中產的逃亡。逃亡是為了不被消亡。

當中產階級逃亡、消亡之後,這個社會就失去了最渴望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整個社會就只剩下兩股力量: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或者說,只剩權貴和赤貧。這樣的階級分布、對峙,會導致何種結果,歷史已經有許多次演繹了。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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