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稅收、高房價、高貨幣發行，這三高，實際上已把中產階級的財富給虛化、固化。
有些消息肯定引起轟動，比如10月27日的「核心」說；有些消息則出人意料成為熱點，比如，「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個人在中國被歸類為高收入群體」的消息，激起的社會反響之大，遠超過統治集團的想像。於是，有關部門趕緊出面「闢謠」，說沒那麼回事。
然而，好事者搜出國家稅務總局網站上兩年前關於「對於年收入12萬元以上人群加強徵稅」的通知。顯然，有關部門在撒謊。與2006年信誓旦旦「絕不上調印花稅」然後又突然半夜雞叫一樣。
為什麼公眾會對於一個「誰是高收入人群」的概念定義如此敏感？為什麼會挖出兩年前的一則通知當成重大新聞？因為，此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把你定義為「高收入群體」，目的就是要收稅。那些不幸剛巧在每年收入十多萬的人，也正因此而焦慮、憤怒。年收入超過10多萬元、卻又高不了多少的人，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對稅收的痛苦感受，遠超過其他人。中產之上，那些權貴們，首先，他們的收入多為灰色，可以避開稅收；其次，即便被收走不菲的稅收，權貴也能承受；中產之下，那些貧苦階層的人，他們很少遭遇個人所得稅，同時對於消費者感覺不到，因為中國得消費稅非常隱蔽。總之，窮人對稅收的痛苦感覺不深。
令人悲慘的是，中產階級除了遭受高稅收的痛苦，還要遭受另外兩高的痛苦──高房價和高貨幣發行。對於這「兩高」，中產階級依然是最為痛苦。
高房價，對於權貴來說，再高也能承受，更何況，權貴們往往以市場價的1/3甚至1/5獲得大量特權房；對於赤貧階層來說，高房價不是什麼天大的事，反正，5千元/米和5萬元/米，都是買不起；運氣好的話，能趕上政府的廉租房，從而在高房價環境下感到慶幸；基本自己租房，忍受房東租價的上漲，其痛苦也遠低於房價從5千元漲到10萬元帶給購房者的痛苦。
高貨幣發行，這些年可以說令人瞠目結舌。中國的廣義貨幣，居然超過了美國。需知美元是國際貨幣，人家尚且不肆意發行。濫發貨幣，對於權貴來說，是好事兒，因為多發的貨幣，基本上都惠及權貴，並且他們有大量海外資產配置。對於窮人來說，對於濫發貨幣以及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感覺並不明顯，因為他們本來也沒多少現金儲蓄，物價漲了還可以領到政府發的視頻券、老年消費券什麼的。而對於中產階級來說，高貨幣發行就是一場災難，幾十萬、幾百萬的儲蓄頓時縮水。高貨幣發行，毀掉了國家的信譽，毀掉了中產階級的信心。
政府為了彰顯合法性而對底層採取的低保、廉租房、食品券等恩惠措施，安撫了底層。那麼，誰來承擔體制的成本？是中產階級。
中國人的焦慮感，大家都感覺到了。每個階層有每個階層的焦慮。權貴的焦慮感，主要是他們看到全社會仇官仇富的心態後，感到不安全，但他們並不因此感到恐懼。權貴普遍有巨額海外資產配置，這給了他們財務安全感，他們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能力在動盪發生前撤離。窮人的焦慮感最輕，他們時刻等待著下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最終，所謂全民焦慮、全社會焦慮，其實主要是中產階級的焦慮。
在鄧小平改革初期，中產階級剛剛出現。當時的萬元戶，其實就是中產階級。他們是官媒稱讚的，是百姓羨慕的，他們是幸福的。30年後，隨著分稅制改革等政策導致的社會財富分配變化，中產階級一天不如一天。
目前，高稅收、高房價、高貨幣發行，這三高，實際上已經把中產階級的財富給虛化、固化。坐擁千萬房產，卻無力消費，更無幸福感。這樣的中產階級，徒有中產之名，承受巨大痛苦。
三高如同三座大山，砸死一個中產群體。西方社會學理論，以及中國右派自由學者認為：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劑；而中國的權貴和左派學者則堅定地認為：中產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為，一旦吃飽喝足了，就會要求人權，要求自由。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推斷，孰是孰非，很難裁判。實際結果則很清晰：中產階級被榨乾、被血洗。仰望天空，哀從中來。
在爆發暴力革命之前，底層的焦慮、憤怒其實沒有多大影響，因為，底層是無效的大多數。而中產是有效的大多數。焦慮中的中產階級，通過網絡發洩不滿。文化修養較高的中產階級，目前正在走一條雷同之路：移民。這些年掀起的中國人移民浪潮，有一個共同點：因為痛苦和焦慮而移民。這是一次中產階級的大逃亡。先有中產的消亡而後有其他中產的逃亡。逃亡是為了不被消亡。
當中產階級逃亡、消亡之後，這個社會就失去了最渴望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整個社會就只剩下兩股力量：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或者說，只剩權貴和赤貧。這樣的階級分布、對峙，會導致何種結果，歷史已經有許多次演繹了。
然而，好事者搜出國家稅務總局網站上兩年前關於「對於年收入12萬元以上人群加強徵稅」的通知。顯然，有關部門在撒謊。與2006年信誓旦旦「絕不上調印花稅」然後又突然半夜雞叫一樣。
為什麼公眾會對於一個「誰是高收入人群」的概念定義如此敏感？為什麼會挖出兩年前的一則通知當成重大新聞？因為，此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把你定義為「高收入群體」，目的就是要收稅。那些不幸剛巧在每年收入十多萬的人，也正因此而焦慮、憤怒。年收入超過10多萬元、卻又高不了多少的人，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對稅收的痛苦感受，遠超過其他人。中產之上，那些權貴們，首先，他們的收入多為灰色，可以避開稅收；其次，即便被收走不菲的稅收，權貴也能承受；中產之下，那些貧苦階層的人，他們很少遭遇個人所得稅，同時對於消費者感覺不到，因為中國得消費稅非常隱蔽。總之，窮人對稅收的痛苦感覺不深。
令人悲慘的是，中產階級除了遭受高稅收的痛苦，還要遭受另外兩高的痛苦──高房價和高貨幣發行。對於這「兩高」，中產階級依然是最為痛苦。
高房價，對於權貴來說，再高也能承受，更何況，權貴們往往以市場價的1/3甚至1/5獲得大量特權房；對於赤貧階層來說，高房價不是什麼天大的事，反正，5千元/米和5萬元/米，都是買不起；運氣好的話，能趕上政府的廉租房，從而在高房價環境下感到慶幸；基本自己租房，忍受房東租價的上漲，其痛苦也遠低於房價從5千元漲到10萬元帶給購房者的痛苦。
高貨幣發行，這些年可以說令人瞠目結舌。中國的廣義貨幣，居然超過了美國。需知美元是國際貨幣，人家尚且不肆意發行。濫發貨幣，對於權貴來說，是好事兒，因為多發的貨幣，基本上都惠及權貴，並且他們有大量海外資產配置。對於窮人來說，對於濫發貨幣以及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感覺並不明顯，因為他們本來也沒多少現金儲蓄，物價漲了還可以領到政府發的視頻券、老年消費券什麼的。而對於中產階級來說，高貨幣發行就是一場災難，幾十萬、幾百萬的儲蓄頓時縮水。高貨幣發行，毀掉了國家的信譽，毀掉了中產階級的信心。
政府為了彰顯合法性而對底層採取的低保、廉租房、食品券等恩惠措施，安撫了底層。那麼，誰來承擔體制的成本？是中產階級。
中國人的焦慮感，大家都感覺到了。每個階層有每個階層的焦慮。權貴的焦慮感，主要是他們看到全社會仇官仇富的心態後，感到不安全，但他們並不因此感到恐懼。權貴普遍有巨額海外資產配置，這給了他們財務安全感，他們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時間、能力在動盪發生前撤離。窮人的焦慮感最輕，他們時刻等待著下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最終，所謂全民焦慮、全社會焦慮，其實主要是中產階級的焦慮。
在鄧小平改革初期，中產階級剛剛出現。當時的萬元戶，其實就是中產階級。他們是官媒稱讚的，是百姓羨慕的，他們是幸福的。30年後，隨著分稅制改革等政策導致的社會財富分配變化，中產階級一天不如一天。
目前，高稅收、高房價、高貨幣發行，這三高，實際上已經把中產階級的財富給虛化、固化。坐擁千萬房產，卻無力消費，更無幸福感。這樣的中產階級，徒有中產之名，承受巨大痛苦。
三高如同三座大山，砸死一個中產群體。西方社會學理論，以及中國右派自由學者認為：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劑；而中國的權貴和左派學者則堅定地認為：中產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為，一旦吃飽喝足了，就會要求人權，要求自由。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推斷，孰是孰非，很難裁判。實際結果則很清晰：中產階級被榨乾、被血洗。仰望天空，哀從中來。
在爆發暴力革命之前，底層的焦慮、憤怒其實沒有多大影響，因為，底層是無效的大多數。而中產是有效的大多數。焦慮中的中產階級，通過網絡發洩不滿。文化修養較高的中產階級，目前正在走一條雷同之路：移民。這些年掀起的中國人移民浪潮，有一個共同點：因為痛苦和焦慮而移民。這是一次中產階級的大逃亡。先有中產的消亡而後有其他中產的逃亡。逃亡是為了不被消亡。
當中產階級逃亡、消亡之後，這個社會就失去了最渴望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整個社會就只剩下兩股力量：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或者說，只剩權貴和赤貧。這樣的階級分布、對峙，會導致何種結果，歷史已經有許多次演繹了。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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