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柯什 2016年10月27日
Samir Hussein/Getty Images
2011年，鲍勃·迪伦在伦敦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
那年秋天，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发出了异曲同工的论调，解释了虽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自己为什么不打算接受。他坚称，"作家"必须"拒绝让自己被塑造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师，哪怕是在最光荣的情况之下"。迪伦是在对一个想象中的爱人说话，萨特面对的则是真实存在的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但他们传达的信息是相似的：如果你喜欢的是真实的我，就不要试图把我变成我所不是的样子。
我们不知道52年前的那个秋天，迪伦是否注意到了萨特的举动。但现在自己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似乎在追随萨特的脚步。实际上，迪伦比那位哲学家更进一步：他没有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压根不承认它的存在。他没有发表声明，甚至没有给瑞典学院回电话。鲍勃·迪伦官方网站上曾短暂出现过有关他获奖的信息，但接着就被删除了——是否是他的授意，没人知道。瑞典人习惯了获奖者表现出更大的感恩之情，现在似乎也失去了耐心：瑞典学院的一位成员称迪伦的行为"无礼且傲慢"。
这样的事态转变似乎饱含着因果报应的成分。自托妮·莫利森(Toni Morrison)1993年获得该奖项之后，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诺贝尔奖委员会好像一直就当美国文学不存在一样——现在轮到一位美国人当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存在了。将这一奖项授予迪伦，是对经常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所有美国优秀小说家和诗人的一种侮辱。其中传达的信息不言而喻：传统定义上的美国文学就是不够好。这种想法荒唐可笑，但却不妨碍瑞典人真的这么想：2008年，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霍勒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曾宣称，美国作家"并不真正参与大的文学对话"，他们被自己的"无知"给局限了。
不过，很难说迪伦是有意这样保持沉默，以维护美国文学的荣誉。（他毕竟接受了普利策因其"极富诗意的歌词创作"而授予他的奖项。）没人知道他的意图——鲍勃·迪伦总是很难解读，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名歌词作者，这是人们喜爱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了理解和称赞他的沉默，最好还是回到萨特，尤其是他的"虚假信念"（bad faith，指人类在社会压力下接受虚假价值观，放弃内心自由，做出虚伪的行为，中译或为"自欺"——译注）观念。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一书中解释道，"虚假信念"是本真的反面。之所以会存在虚假的信念，是因为人类无法像墨水池之为墨水池那样，单纯地成为自己。更确切地说，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样子"。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萨特举了一个咖啡馆侍者的例子。这名男侍者在做自己的每项工作时，都有点太到位、太热情，太过虚情假意。他是一个在扮演侍者这个角色的侍者。但这种"成为自己所不是的样子"的做法是对自由的放弃；它要求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客体、一种角色，用来给别人看。要想保持自由、保持"真诚信念"(good faith)，则需要一直做不受局限的、自由而变化多端的人，也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哪怕这是一种令人焦虑的生活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曾被称为存在主义的东西，迪伦是它结出最大的硕果之一。像一个完全无人知晓的人、一块滚动的石头一样活着，就是秉持萨特所谓的真诚信念活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迪伦的生活给人的陌生感，可以被看作面对巨大的名声压力时不顾一切维持这种自由的努力。同样是在1964年，《纽约客》曾发表一篇迪伦的人物特写，其中引用他的话写道，他"不想再为人们写歌"，而是想"依照自己的内心创作"。
然而，成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意味着允许"人们"定义你是谁，意味着成为一个客体和公众人物，而非自由的个体。诺贝尔奖实际上是虚假信念的终极版本：一小群瑞典评论家冒充上帝的代言人，公众则假装诺贝尔奖得主是文学的化身。所有这些伪装都与真正的文学精神相悖，而真正的文学精神只存在于读者和作者之间个人层面的交汇当中。迪伦可能还是会接受这个奖项，但到目前为止，他拒绝接受瑞典学院的权威的行为堪称一种绝佳的示范，呈现了何为真正的艺术自由与哲学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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