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的政治极化现象，完全可以在信息流动充分的前提下出现。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并非坐井观天，从而心胸狭隘，恰恰是游历四方后，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一个解释政治观点分歧最经典的预设是，交流的对方被洗脑了。在近日的帝吧争议中，有一种来自大陆的声音是：大陆的墙是物理层面的，台湾的墙是存在湾湾青年的心里的。犹记得当年陆港冲突的时候，类似的论调也出现过。抛开这个话语本身蕴含的政治立场不谈，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人们认为交流可以促进分歧的弥合，共识的出现。所以，如果双方青年可以围坐一桌彻夜长谈，他们之前的种种误解也许就会烟消云散。
这样的预设不只是盛行于中国互联网，在党派政治高度极化的美国，畅销书宣传的理论是"互联网在制造过滤器泡沫（filter bubble）"，让人只盯着喜欢的内容看。即使是很多研究者也深信，之所以如今的政治分歧如此明显，是因为互联网崛起后，尤其是社交媒体算法变得越发个性化后，人们选择性接受信息变得更普通了。
相比于一对多的传统媒体时期，在高度定制化的信息环境下，确实有更多用户可以只看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Himelboim, McCreery, & Smith, 2013）。然而，政治观点的分歧甚至极化，真的都是交流不畅导致的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于研究方法，测量手段各异，其实学界几十年来一直存在分歧。而一个有意思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已经被动摇了。
比较早的证据出现在发表于2009年的两项研究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的Garrett在对2004年美国大选前的选举调查数据做分析后发现，美国人虽然确实更喜欢看与自己立场相符的信息，但同时，他们并没有减少对意见相左信息的关注（Garrett, 2009a）。发现这一点后，作者又进行了另一项使用在线跟踪技术的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了相似的结论，受众其实并不太会主动回避观点不一致的信息（Garrett, 2009b）。
那么，会不会是这两项研究的数据比较老，那时选择性接收信息的情况还不够普遍呢？更新的实验研究，再次出现了和Garrett研究一模一样的结果：与中立的消息相比，人们并未主动回避价值立场相左的信源。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更进一步模拟了很多用户多任务处理的环境。结果十分有趣：在被要求边看新闻边做一项信息收集工作的时候，人们的选择性接收行为居然完全消失了（Jang, 2014）。考虑到如今相当比例的互联网用户都是多线程工作的，实际的选择性接收现象，可能没有之前一些研究所揭示的严重。
即使选择性接收是个不争的事实，它也不等同于人们信息来源单一。所有人对信息都有着天然的筛选行为，这就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一样，更频繁地从事某种行为，并不表示个体会系统性地拒绝另一些行为。
分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视野是狭隘的。反之，信息充分后，也不意味着分歧和极化就会自动消失。早在20多年前，政治学者Zaller (1992) 就指出，很多政治观点成型于媒体信息极大丰富之前，所以新信息的引入对这些既有观点影响甚微。2014年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对四百多位政治活跃分子的深度访谈显示，他们并非不清楚对立政治观点的存在。意见相左的信息，完全没有改变他们的价值立场（Dvir-Gvirsman, 2014）。研究者用一个简明扼要的论文标题，总结出了他的结论："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不在乎。"
退一步说，即使交流在一段时间内是融洽的，也并不表示这种关系会天长地久。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已经存在的关系，还会因为新的危机出现而瓦解。在香港雨伞运动中，很多参与者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合而被迫相互拉黑。这种现象并不是孤例。两位以色列学者的问卷研究（John & Dvir-Gvirsman, 2015）发现，在2014年的以色列和加沙冲突中，样本中高达16%的用户都在脸书上与之前的好友"友尽"。这种断绝关系的行为，在意识形态更极端，政治表达更活跃的用户中尤其普遍。另外，相比于只加了家人闺蜜等少数好友的用户，维持了大量弱关系的用户更容易在冲突中解除大量好友关系。也就是说，虽然社交网站提供了拓展友谊的契机，这种关系常常是不稳定的，更容易因为突发事故而再次破裂。
我们无法否认线上分歧有一部分来自于交流的缺乏，然而以上的研究却揭示了另一种解读分歧的可能性。如今的政治极化现象，完全可以在信息流动充分的前提下出现。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并非坐井观天，从而心胸狭隘，恰恰是游历四方后，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也许正是因为信息渠道的多元，这些人得以形成相对清晰的立场，成熟的判断，导致他们主动去斩断不必要的联系，重塑了自己的社交关系和信息获取习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交流是无法出现共识的，它只会使双方已经固化的分歧暴露得更加彻底（相关问题还可参考政见《人能够被说服吗》一和二）。
所以，如果交流无法打破隔阂，解决分歧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以海德格尔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哲人们对交流从不抱有希望，他们要么推崇静思默想，要么强调从分歧本身得到快乐（Peters, 1999）。然而在这幅"不完美的图像"面前，社科学者往往不满足于得出一个诗意的结论。研究者需要继续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交流没有用，那也许应该从别的因素着手，解释人们观点固化的原因。比如，是不是社会化的形塑力量过于强大，导致即使出现新的信息，也不足以动摇人们的政治立场？二是如果有些分歧不可避免，也许应该寻找在何种条件下，交流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弭分歧。这种条件既可以是微观个体的，也可以是宏观社会的。
具体到中国的互联网场域，我们的问题可以是：在已经显现出的分歧中，究竟有多少是因为政治封闭，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有多少仅仅反映了一个多元社会应有的常态？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信息环境，才可以让所处其中的我们，专注于真正的民主辩论，而不用担心下一代一出生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精心剪裁过的世界？
参考文献：
Dvir-Gvirsman, S. (2014). It's not that we don't know, It's that we don't care: Explaining why selective exposure polarizes attitud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7(1), 74–97. http://doi.org/10.1080/15205436.2013.816738
Garrett, R. K. (2009a). Politically motivated reinforcement seeking: Reframing the selective exposure deb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4), 676-699.
Garrett, R. K. (2009b). Echo chambers online?: Politically motivated selective exposure among Internet news user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2), 265-285.
Himelboim, I., McCreery, S., & Smith, M. (2013). Birds of a feather tweet together: Integrating network and content analyses to examine cross‐ideology exposure on Twitter.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8(2), 40-60.
Jang, S. M. (2014). Challenges to selective exposure: Selective seeking and avoidance in a multitasking media environment.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7(5), 665-688.
John, N. A., & Dvir-Gvirsman, S. (2015). "I Don't Like You Any More": Facebook unfriending by Israelis during the Israel–Gaza conflict of 2014.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6), 953-974.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aller, J.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首发于政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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