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50周年。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一本研究文革的论著，书名是《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这本书由台北的博客思出版社去年11月出版。作者乔晞华，来自大陆，1989年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某州司法部从事研究工作。
1966年9月29日，南京外国语学校31名红卫兵无故打死了附近玄武区建筑联社第三工程队的一名工人王金。这件事在当时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作者乔晞华搜集了大量原始材料，详细地描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从王金事件出发，进而对文革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见解；最后，还讨论了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问题。
乔晞华博士这本书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该书收录了大量原始材料，包括有关各方的揭发材料、群众来信、南京市委的检讨、市委会议的记录、批判大会的报道，以及很多张当时的照片。我们知道，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笔仗：拿起笔作刀枪，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字报、小字报、油印小报，铅印小报，检举揭发材料，检讨书认罪书，多如牛毛，浩如烟海。但是这些原始材料由于缺少保管，绝大部分早已随风而逝，湮没失传。后来人们做研究、写回忆录，很少引用原始文本，大都凭记忆、凭印象，这就难免失真，难免曲解。难得的是，南京王金事件的原始材料居然保存得那么完整，而作者乔晞华居然把原始文本收集到这么齐全。别的不说，单凭这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就不可低估。
如今，但凡比较关心文革研究的人，一提起文革初期红卫兵无故打死人的事情，首先就会想到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事件。乔希华用整整10页的篇幅，专门分析了"王金事件与卞仲耘案的异同"，指出了两件事的10处相同和7处不相同。这两件事最大的不同在于，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打死王金，在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引发南京市民强烈反弹，并迫使政府出面检讨以及追究凶手；而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校长卞仲耘，在当时却没人敢站出来公开抗议，更谈不上政府出面认错和追查凶手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里我想讲两点。
第一，正如作者所说，在这两起案件中，受害人的身份不同，受害人和凶手的关系不同。卞仲耘是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早先就已经被工作组列为打倒对象，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是在打牛鬼蛇神的名义下把卞仲耘打死在本校校园的。凶手是红二代，牌子硬得很，没什么人敢站出来与之抗衡；受害人是"牛鬼蛇神"，没人敢公开表示同情保护。南京的王金事件却不同。王金是平民，是附近建筑工程队的工人，王金是被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以打流氓阿飞的名义打死在南外校园的宿舍楼。消息传到校园外，首先引起了王金的工友的强烈不满。王金虽然有点历史问题，举止做派也不那么无产阶级，但其身份毕竟是工人。另外，更重要的是，王金的工友们都是工人，牌子也很硬，不那么怕红二代，所以敢站出来反对。
作家老鬼在他的回忆录《血与铁》里讲过这样一段故事。在1966年红八月期间，他和一批红二代红卫兵到北京郊区门头沟煤矿，也是借着打流氓的名义，对那里的一些工人大打出手，不料引起在场其他工人的强烈不满。那些工人身强力壮，人多势众，论打架红卫兵不是对手；另外，人家是工人阶级，也是根红苗正，在政治正统性上不输给红二代红卫兵，辩论起来红卫兵也占不了什么便宜。所以老鬼他们只好灰溜溜地撤退了。
第二，卞仲耘事件发生在1966年8月5日，发生在首都北京。当时，红二代红卫兵倚仗血统高贵，骄横不可一世，再加上当时北京市委和党中央对他们的支持放纵，没人敢正面反对。王金事件发生在同一年的9月29日，发生在南京。虽然在时间上只相差50多天，但政治大气候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那时，红二代红卫兵已是强弩之末，由于失去中央的支持而开始走下坡路，造反派则已经开始得势，各地党委受到冲击，被炮轰火烧，已经陷入很被动的境地。如此说来，发生在8月5日的北京的卞仲耘事件和发生在9月29日南京的王金事件，在当时引起的反应是如此之不同，也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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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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