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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华 |
「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抗爭中，全國數十上百個大中城市裡，學生民眾向著參政公民主體投射出的理想主義，激發出罕見的高度自律和遍及社會的關愛與同情，最終凝聚在只身對抗坦克車隊和數以千計奔波救治陌生人的影像中，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象徵人類精神力量的重要標識。」
去年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抗爭二十五週年，適逢台灣和香港先後發生震盪社會的太陽花學運和要求真普選的「雨傘」運動，令人再次體認到秉持理想的青年學生在維護社會基本信念方面的重要角色。在政治算計和經濟利益大行其道的現實生活裡，人們不自覺地長期壓抑了自己對社會共同價值理想的認可與追求。日常生活中的不滿與疑慮，無從得到形而上表述，遂累積成無處不在卻又漶漫於無形的無力感、焦慮感，甚或暴戾之氣。因此，無論具體成因為何，不期而然爆發的學生運動，總能為人們的社會想像注入正面的理想主義精神，成為全社會傾力支持的焦點。這也正是二十六年前發生在北京的情況。由於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離世，引發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抗爭。全國數十上百個大中城市裡，學生民眾向著參政公民主體投射出的理想主義，激發出罕見的高度自律和遍及社會的關愛與同情，最終凝聚在只身對抗坦克車隊和數以千計奔波救治陌生人的影像中，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象徵人類精神力量的重要標識。
天安門抗爭的民主因素
大規模學生運動內在的理想主義精神和學運在歷史節點的敏銳先鋒角色，並不僅僅存在於相對抽象的意義層面。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延續近兩個月的學運，在具體實踐層面也始終受制於不同形態的「民主」概念，在看似紛繁雜亂的表象下，體現出社會思想對社會行為的影響。可惜的是，二十五年來，公眾輿論對政府的譴責漸漸由簡單到疲倦，對學生的指摘卻固執持續，而且越來越廣泛地被境內公眾接受，似乎當年慘烈抗爭遭致鎮壓的結局，主要責任在學生而非政府。這是極為扭曲的犬儒式理解，只會為政府提供不需為六四鎮壓辯護的輿論場域，令政府享有更為便利的管控藉口，並導致今日更為惡劣的思想文化環境。學生和公民合法抗爭的權利，包括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罷市等各種方式，是現代公民政治題中必有之義，必須在中國大陸語境中得到正名。反之，政府以「維穩」名義動用國家暴力機器鎮壓抗爭民眾，則是盜取濫用公共授權的犯罪（筆者《我的「學生有錯，政府有罪」立場──紀念八九民運十二週年》一文對此有較為詳盡的討論）。
有批評者指責學生本身就不懂民主，在組織內部實施獨裁。並想像說如果學生當權，將比中共統治更糟糕。且不說這種論調根本混淆了要求建立民主制度保障民眾參政權並不能等同於試圖推翻既有當權者來取而代之。更重要的，這是對當年歷史現象的錯誤理解（如果不是刻意歪曲的話）。考慮到當時各種因素，例如，中共建國四十年來對民間組織的嚴密控制和打擊，一九八九年學生自治組織公開成立的倉促，抗爭期間無時無刻不在升高的各種政治壓力等等，完全可以說，當時學生群體內部對民主因素的運用和依賴，已經達到相當自覺的程度。從胡耀邦逝世開始，北京各高校學生就急於形成組織，以便集體行動有所依託。這種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上的需求，一直延續到六月四日凌晨。廣場學生最後撤離之前，封從德還要主持一次形式上的「口頭投票」，為決定撤離獲取民意正當性。可以看出，「投票」或者說「多數決」在內部意見分歧時始終具有重要作用。
從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到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正式宣布成立，北京重點高校響應追悼會之後出現的全市罷課呼聲，多半都成立了校園內臨時自治會或籌委會，以區別於官方學生會，組織抗議活動。此後為保證有效成果而建立的對話團，雖然沒有明確要求如何推舉人選，但北京大學（北大）和其他一些院校仍然啟用了某些「競選」和投票機制。即使是脫離北高聯組織、以個人名義發起的絕食，當自願參加者人數從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時，發起者也立即訴諸組織形式，在成立絕食團指揮部的同時，建立起絕食者內部以學校為單位的代表會議，對有關絕食期限或轉移場地等動議付諸表决。由於絕食發起當天晚上，統戰部長閻明復就聯絡安排了與學生的對話，北高聯當時採取了尊重絕食者個人意願並提供一切可能支持的態度，在組織上與絕食者做出區分，結果，此後再無緣參與任何絕食團的表决程序。不過，在五月十三日到五月二十日凌晨的絕食期間，北高聯和絕食團基本處於平行狀態，後者比較單純地保證絕食場地內的秩序，前者則承擔起協調（並非指揮）每日上百萬人次前來廣場的煩雜重務，雙方基本上可以說是相安無事。（對話團活動在此期間遭中途叫停，具體情況有待另文分析）
絕食結束時，正是戒嚴第一天。身體虛弱的絕食者大多不再出面（事實上堅持多日的聲援和糾察隊同學同樣虛弱），但被激怒的北京市民卻幾乎是傾城出動。通向廣場的主要路口人山人海，阻擋可能進城的軍隊。那時還非常少見的直升飛機向廣場散發傳單，激發起更多聚集在廣場上的抗議者。在並無心理和組織準備的情況下，北高聯成為事實上的廣場指揮中心。在疲於應對之中，北高聯（由我本人主持）曾召集北京四十餘所高校代表在紀念碑西側開會。可以說，這類舉措等於公開承認北高聯並沒有堅持廣場抗爭的意圖和目標，也直接刺激了不願立即結束廣場抗爭的「外高聯」（外地赴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的成立。戒嚴第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間，休整後重返廣場的前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召集「廣場各校」代表開會，人員遠多於上述北京高校代表，遂高票決議要求北高聯將指揮權暫時移交「廣場臨時指揮部」，回校進行「四十八小時」整頓。這應是那一年整個抗爭過程中第一次出現「廣場指揮部」的名義。【註】
這幾天的變動，可以視為因絕食結束而凸顯出廣場領導權正當性的真空期。耐人尋味的是，「表决」成為當時爭奪並確立正當性的法寶。無論當時在策略態度上多麼激烈的學生，不管是柴玲、李彔，還是封從德、張伯笠，都沒有說過，「我以個人名義，⋯⋯」。所有人都在試圖證明，自己的立場獲得了多數群眾代表的支持，因此有無可辯駁的優先權。只不過，這裡存在著代表基數上「廣場各校」和「北京高校」的區別，雙方出現潛在對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北高聯從沒有公開否認過「廣場各校」參與行動決策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當時也沒有發生以「廣場各校」名義明確否決北高聯代表性或領導地位的情況。上述幾位學生帶頭要求高聯整頓的藉口，是廣場管理混亂。顯然，在積極使用表决機制的同時，這幾位也需要抓住最容易獲取贊同的理由來爭得多數支持。
廣場營地會議的惡質民主
如果說絕食結束和戒嚴開始的關鍵幾天，暴露出北高聯特別是我本人對全民抗爭缺乏認識和準備，甚至在意識到運動的全民性質時，仍固執堅守校園基礎的狹義學運，那麼，緊接著的變化則暴露出知識界完全無視這些至關重要的「民主」遊戲在廣場上已經有所表現。王軍濤去年評論香港爭取真普選抗爭時說，八九年的情況是「誰能往前沖，誰就能成為運動的領導。如果你不衝，你很快就被邊緣化」（類似看法也見於社會學學者趙鼎新研究天安門抗爭的專著）。然而，絕食結束時波瀾不驚，已經表明這種說法有簡單化嫌疑。實際情況毋寧是王軍濤和他知識界的朋友們當時已經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概念，沒有看到學生們在運動中多方利用「民主」規則的關鍵作用。結果，他和他的朋友們最終竟被別人利用「民主」遊戲排斥並邊緣化。
五月二十三日，知識界牽頭成立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首聯）在北高聯回校的同一天，在自身缺乏代表性基礎的情況下，自行授權成立了取代臨時指揮部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廣場指揮部）。五月二十四日舉行隆重的誓師大會時，新指定的總指揮柴玲領頭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的廣場不可丟」。一方面，誓師達到重振士氣並明確領導架構的目的，有效整頓了此前已開始陷入混亂的廣場秩序。但另一方面，多位參與其事者後來回憶說，首聯的目標始終是要將學生帶離廣場，只是因為柴玲李彔兩人變卦，才使得本已取得共識、要在一周後五月三十日撤離的計劃流產。且不說這裡存在著動機與手段的分裂（讓抗議者堅持期望與廣場共存亡，還是通過慶典儀式讓他們接受領導權並盲從撤離？），也不說還存在著回避直接面對群眾的責任倫理問題（為甚麼讓柴玲個人承擔面對公眾宣布策略立場大變卦的責任？），問題是柴玲李彔等人並不是以個人身份否決首聯開會通過的決定。改變立場時，他們很清醒地搬出了「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作為堅強後盾。這個從原來「廣場各校」現場會議脫胎而來的新機構，為他們提供了具備「民意」的正當性掩體，令首聯諸君只能暗地切齒，無法公開譴責。如果今天還看不清這一點，只能說我們的自我反思還差得太遠。
但另一方面，也必須認識到，從北高聯到首聯，其實都有充足的理由反對柴玲、李彔等人借助營地聯席會議改變他們曾在其他場合接受的、本應具有協議效力的決定。問題在於，我們當時都未能緊緊抓住問題的根源。為了吸取當年的經驗教訓，有必要明確，這個營地聯席會議實際上只具備虛假的「民主」表象，並以這個虛假表象劫持了基於多元民意的高校「民主」幼芽。
首先，所謂「廣場各校」代表，並不能代表各自的學校。當然，假設某校只有少數學生願意出頭參加抗議，跨校學生自治組織並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參與決策的權利。但即使如此，營地聯席會議的代表仍有與本校環境割裂的問題，以致無法被視作其本校的少數。當這個機構聲稱每晚有數百名各校代表參與決策性會議時，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地進京學生，其代表性的不可靠更為明顯（我本人參加五月二十二日和六月一日兩次夜間營地會議，觀察到的參加者人數最多一百人上下，至少這兩天裡並沒有指揮部人士所聲稱的兩三百人的情況）。結果，當六月一日清晨發生綁架柴玲封從德事件後，經香港人士從中斡旋，指揮部四位總指揮副總指揮與北高聯代表鄭旭光、王丹，以及我本人，於當天晚上舉行聯合記者會，目的是對外展現學生內部的團結統一。換言之，當內部分裂的傳言高漲時，外地學生代表從來沒有被邀請加入共同重建公共形象的努力（李彔是極為個別的特例），從反面證明這個營地會議民主代表性的虛妄。在北高聯方面，如果當時沒有在回校整頓期間明確要求各常委院校必須在本校重新認定常委代表個人資格，則指揮部也不會想到要借助我這個想必已經被徹底邊緣化的溫和派來重建正當性（王丹沒有參加高聯整頓，亦屬極為個別的特例）。同時也必須承認，這次北高聯參與共同露面，不過是與首聯一樣的曇花一現。內部統一的形象保證了香港方面繼續財物支援，指揮部就開始再次消極抵制廣場上的合作，特別是排斥北高聯參與介入營地會議等決策程序。
其次，營地會議議程內容本身，也暴露出其「民主」性質的不足甚或虛假。據李彔回憶，最後一周時間裏，撤不撤幾乎是每晚會議的唯一議題。討論侷限在可能的行動方案，而結論總是通過表决再次確認不必改變佔領現狀。這種議程缺乏不同立場的政治表達和辯論，將「民主」程序的工具本質推向極致。由於擱置了目前行動方案以外有關長期目標的辯論，營地會議限制並剝離了表决者與現實政治生活的直接聯繫。其中隱含了對大多是外地學生參與者的不信任，進一步削弱了營地會議及其表决機器的代表性。（封從德聲稱曾有過長達兩三個小時、數百人出席的半夜會議激辯，迄今並未見到任何旁證，令人難以確信其真實性。畢竟所有人都已十分疲倦，對時間的感覺和後來的記憶極有可能出現誤差。）
最重要的是，營地會議完全沒有相對於指揮部的獨立性，反而成了指揮部成員拒絕外界要求政治討論的擋箭牌。這是為甚麼那些在政治上對指揮部言行提出質疑的人，總是找不到辯論對象的根本原因。指揮部的中心人物，當時就不注意政治辯論；之後的二十多年裡，在政治上積極回應批評意見這方面，也並沒有表現出多少改善。批評當年知識界沒有注意到其中的「民主」因素，也必須認清這個「民主」因素的惡質一面。
記憶者需承擔責任倫理
去年紀念六四，境外媒體格外重視，當事人也因此獲得不少言說機會。在譴責屠殺並支持「天安門母親」難屬群體要求的同時，也有對當年情況的回憶重述。令人遺憾的是，有些當事人的說法極不慎重、不負責。這裡僅略舉一二，以作澄清。筆者對本人言論負責，竭誠歡迎有不同記憶者回應。
首先，關於抗議者對西方國家介入的想像，絕對不是當時的主流。例如，導致高聯絕食結束後回校整頓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吾爾開希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場廣播站呼籲學生撤離，並在答問時說應該撤到使館區，當即惹起不滿喧嘩。即，雖然學生呼籲國際關注，但他們當時也有強烈的民族自信，拒絕相信示威群眾只能求助於西方政府。去年六四前夕美國國務院舉行紀念儀式時，當事人代表卻在英文演說中聲稱天安門學生在屠殺迫近時極度渴望美國的援助。這是公開臆造，也是公開侮辱天安門抗爭者以及今日仍在堅持的難屬群體。
其次，學生組織的財務與「貪污」可能，並不足以構成對學運的指控。例如，查當時港台媒體報道記載，六月一日綁架事件內部爭議的起因，是懷疑指揮部人員財務不清，捐款自肥。當時以及其後最初幾年裏，包括張伯笠回憶錄為絕食團指揮部每人分發一千元人民幣保命費辯護在內，幾位當事人都沒有提到過那時曾有「每天清賬」和「財務公開」。這個「財務公開」的說法，出現甚晚，但其實和保命費一樣，並無他人追究。去年卻出現當事人封從德著文指責北高聯有貪污嫌疑。且不說北高聯負責財務和受人之託保管現鈔捐款的兩位外界不知名同學後來都為此付出坐牢受迫害的代價（現鈔被警察起底），只說該作者本人當年財務記錄尚有疑雲，在政府堅持拒絕認罪二十六年的時候，在大多數流亡同仁都曾度過經濟艱困時期的事實面前，這種指責及其用意，令人無法接受。
再者，封從德去年文章主題，其實是指責首聯要為學生最後沒有撤出廣場負責，認為首聯鼓勵學生中的個人野心傾向，造成撤離困難。二十五年來，當事人的相關回憶已經相當豐富；當時大批港台記者在京，兩地媒體逐日報道如今也還能查得到。所有證據都指向首聯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後失去直接影響力的事實。該作者是否應該解釋一下，為甚麼在五月二十八日之後的一個星期裏，學生仍然沒有能夠撤離廣場，直到六月四日凌晨該作者才主持最後一次依聲音大小判斷的撤離決定？筆者上文重點梳理當時學生群體當中事態發展的內在邏輯，目的就是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所得結論卻與封文完全相反。如果反思只是流於在扭曲史實基礎上指責同受迫害的當事人，那和直接幫助劊子手粉飾罪惡，恐怕已經相去不是太遠了。
紀念六四，為受難者發聲
中共當局拒絕還權于民，以正規軍坦克機槍殺傷進行政治抗爭的民眾，導致當時參與決策的領導人個個都急於洗刷自己的責任。二十六年之後，新一代中共領導，不願繼續背負這個包袱，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拒絕與駐港解放軍部隊聯誼之際，通過其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署名文章，試圖為六四屠城提出新的官方解讀。但鎮壓帶來的社會分裂影響長遠。這個分裂並非如某些人士所想像，僅僅存在於少數流亡者和中共高層官員之間，只要這些人能採納「和解」就可以解決。社會已處於深層斷裂，今天官場普遍腐敗、而民眾卻難以保障最基本的法律救助，就是最明顯的病徵。這個斷裂，只有在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得到尊重和補償的時候，才會有彌合的希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六四的槍聲，也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當年為了追隨理想主義而奮鬥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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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張伯笠在《逃離中國》一書中回憶此事時多有誤記。他以為戒嚴前三天我們已設立"廣場臨時指揮部"。事實上，那幾天只有糾察隊或組織廣場活動的"總指揮"，並不存在一個獨立於高聯的"指揮部"。而且，這天半夜的會議並非如他所說由高聯召集。當時高聯常委鄭旭光等人也在廣場，但只有秘書長王志新和我兩人與會。此外，這次產生的臨時指揮部，並沒有指定"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只是資格平等的七位成員。我本人是在第二天清晨正式辭職，返回北大主持高聯整頓，並非當場謝絕任命。同時，張著說高聯從這天開始才執行常委輪值也是錯誤的。院校常委制和主席由院校常委輪值在四二七大遊行之後就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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