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中共政权的元首之父习仲勋“一生未整过人”的故事，连境外“敌对势力”的媒体都是赞许有嘉，殊不知中共党内对此也有人表示质疑，比如因为当年给王震当过秘书而官运亨通，如今早已官至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目前正在卖力地为诠释习近平的“两个互不否定”之“伟大理论建树”而努力工作着的李慎明（笔名王小石）就说过“习仲勋当年在新疆把王（震）老整得好惨”。
事情的原委正象笔者在一周前的《习近平有意回避老父生前的反左历史》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中共建政之初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邓立群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不但拒不执行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所作的《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故意在当地党报上将习仲勋报告中所有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软性政策内容全部删除，在实际工作中对习仲勋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习仲勋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等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习仲勋得知王震和邓立群居然在当地少数民族界及宗教界滥捕滥杀，强力推行了与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极左政策之后，立刻紧急上报中央讨个说法，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下令让习仲勋和王震即刻进京开会，同时向新疆分局下达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紧急指示”，明确告之“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新疆分局这才向下属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对拟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按照中共党史资料的记载，习仲勋和王震等人奉命进京之后，“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
习仲勋在会上痛斥说：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
这次会议上宣布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调王恩茂进疆接任。
亲自出席会议的毛泽东表态说：（王震主持的）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一方面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但同时也当面反驳了习仲勋的批判内容，比如“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说他自己“难以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北京会议结束后王震被通知不得再回新疆，习仲勋亲自赴疆主持中共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在会上对王震领导的新疆分局工作所作的总的估计是：“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
习仲勋及其他与会的西北局主要干部在会上表态说：“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的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习仲勋还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对这样一段历史，最为耿耿于怀的当然是王震本人----虽然他日后还是一直被毛泽东所器重，离开新疆之后先是被委以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继而又高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
文革初王震虽然也曾被短时间外放出京，但很快就被毛泽东亲自下令请回北京，1975年1月因邓小平的力举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去世之后习仲勋为尽快实现复出工作的愿望违心地同意了夫人齐心“请王震帮忙捎话给中央”的建议，求见成功时齐心自然是先要代夫表达一番对当年在新疆问题上“错整王震同志”愧疚甚至是悔罪之情，王震虽然在齐心面前表现了一付“大人不见小人怪”样子，但背后却坚决要求习仲勋还他以“公正”，于是便有了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在“错整王震同志”的第一责任人习仲勋“诚恳表态”之后，邓小平随即下令以中央名义于1979年3月中旬正式发文，通告中共中央已经对当年实际上是由习仲勋主持的中共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问题作了纠正，指出：“……会议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下发此文的当月，习仲勋被邓小平恩准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衔并被通知“恢复党组织生活”。
由这段历史足可见出，当时的邓小平和王震等人虽然为了彻底摧毁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势力而挥舞了一段时间的反左大旗，但他们与此同时却又要大力肯定自己在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之前推行过的极左政策。
上月中旬，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一声巨响，四十名中外游客的生命和鲜血令当时可能正在离爆炸点只有数百米之遥的中南海勤正殿里为数日后即将召开的号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温习讲话稿的习近平心头猛然一惊。此前不久他在亲自审定为自己老父百年诞辰的所有歌颂文章、书籍、电视纪录片等宣传内容时刚刚指示过对五十年代初期的西北局工作史不易着墨过多，而这起由新疆维族人在北京制造的流血惨案应该是迫使他不得不再次思考一下他的政权在建政之初对新疆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所做所为到底是王震的滥捕滥杀错了还是他的父亲习仲勋的软性怀柔政策错了？
事情的原委正象笔者在一周前的《习近平有意回避老父生前的反左历史》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中共建政之初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邓立群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不但拒不执行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所作的《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故意在当地党报上将习仲勋报告中所有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软性政策内容全部删除，在实际工作中对习仲勋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习仲勋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等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习仲勋得知王震和邓立群居然在当地少数民族界及宗教界滥捕滥杀，强力推行了与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极左政策之后，立刻紧急上报中央讨个说法，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下令让习仲勋和王震即刻进京开会，同时向新疆分局下达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紧急指示”，明确告之“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新疆分局这才向下属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对拟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按照中共党史资料的记载，习仲勋和王震等人奉命进京之后，“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
习仲勋在会上痛斥说：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
这次会议上宣布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调王恩茂进疆接任。
亲自出席会议的毛泽东表态说：（王震主持的）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一方面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但同时也当面反驳了习仲勋的批判内容，比如“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说他自己“难以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北京会议结束后王震被通知不得再回新疆，习仲勋亲自赴疆主持中共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在会上对王震领导的新疆分局工作所作的总的估计是：“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
习仲勋及其他与会的西北局主要干部在会上表态说：“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的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习仲勋还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对这样一段历史，最为耿耿于怀的当然是王震本人----虽然他日后还是一直被毛泽东所器重，离开新疆之后先是被委以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继而又高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
文革初王震虽然也曾被短时间外放出京，但很快就被毛泽东亲自下令请回北京，1975年1月因邓小平的力举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去世之后习仲勋为尽快实现复出工作的愿望违心地同意了夫人齐心“请王震帮忙捎话给中央”的建议，求见成功时齐心自然是先要代夫表达一番对当年在新疆问题上“错整王震同志”愧疚甚至是悔罪之情，王震虽然在齐心面前表现了一付“大人不见小人怪”样子，但背后却坚决要求习仲勋还他以“公正”，于是便有了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在“错整王震同志”的第一责任人习仲勋“诚恳表态”之后，邓小平随即下令以中央名义于1979年3月中旬正式发文，通告中共中央已经对当年实际上是由习仲勋主持的中共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问题作了纠正，指出：“……会议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下发此文的当月，习仲勋被邓小平恩准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衔并被通知“恢复党组织生活”。
由这段历史足可见出，当时的邓小平和王震等人虽然为了彻底摧毁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势力而挥舞了一段时间的反左大旗，但他们与此同时却又要大力肯定自己在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之前推行过的极左政策。
上月中旬，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一声巨响，四十名中外游客的生命和鲜血令当时可能正在离爆炸点只有数百米之遥的中南海勤正殿里为数日后即将召开的号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温习讲话稿的习近平心头猛然一惊。此前不久他在亲自审定为自己老父百年诞辰的所有歌颂文章、书籍、电视纪录片等宣传内容时刚刚指示过对五十年代初期的西北局工作史不易着墨过多，而这起由新疆维族人在北京制造的流血惨案应该是迫使他不得不再次思考一下他的政权在建政之初对新疆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所做所为到底是王震的滥捕滥杀错了还是他的父亲习仲勋的软性怀柔政策错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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