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1日
熔岩从地心涌出，构成了中国耙耧山脉"炸裂村"的地貌，然而不论自然之力如何雄壮，都抵不上这个弹丸之地人的力量――改革开放30年里，这个小村庄从乡镇发展为县再到市，直至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超级都市，并祈望未来变成一个国家。作家阎连科的最新长篇小说《炸裂志》就是以"地方史志"的结构纪录了这个村庄的急速发展史。在小说中，阎连科"本色出演"，他接受了炸裂市的邀约开始撰写这部史志，故事徐徐展开又骤然结束，史志却没有获得炸裂市市长孔明亮的认可，这位炸裂背后的幕后推手，一个兼具理想主义色彩和独裁者特征的领导人，一把火烧掉了史志手稿，并向阎连科宣布："有我和炸裂在，你就别想在中国出版这本书。"
可以想见，《炸裂志》并不是一本怡人的小说，不仅炸裂市市长孔明亮对它感到恼火，中文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也难免感到不安。这来自小说叙述中粗糙的速度感，更重要的是来自其中人物势不可挡又极度扭曲的欲望，小说也不断暗示，这种欲望不仅仅存在于炸裂村，它弥漫于如今的中国，这种欲望也如同燃料，驱动着这高速列车般的国家飞速向前，即便没有人知道它将驶向何处。阎连科在采访中说，他的确在撰写一部寓言，看上去他在审视和审判一个村庄，实则他在审视和审判一个国家，"炸裂"这个地名也是这个寓言的题眼――炸与裂二字概括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今年55岁的阎连科自创了"神实主义"流派。这种写作风格贯穿于他超过30年的小说创作生涯，故事往往发生在他的家乡――河南省的某个虚拟乡村，情节也总是荒诞夸张，带有强烈的滑稽剧色彩和黑色幽默卡通画风格，所谓的"神实"，按照阎连科的解释，即是不论多么可不思议的故事，都来自于内因的驱动。《炸裂志》是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也是"神实主义"的一次集中展示，一个看似荒诞，实则意图切中中国当下最核心现实的尝试。在采访中阎连科说："《炸裂志》这个小说完全是虚构的、想象的，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人读了以后，会发现这正是我们的中国。"
这不是阎连科第一次意图用文学讲述中国现实，因此他也遭遇麻烦，获得"禁书作家"的绰号。他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2005年），长篇小说《丁庄梦》（2006年）以及长篇小说《四书》（2011年）都曾引发争议，在中国大陆禁止出版。2006年他对《南都周刊》谈论《丁庄梦》的禁掉，说小说所言人所共知，也没有伤害政府的任何神经，因而禁令毫无道理。《炸裂志》在正式出版前已在文学杂志《收获》2013年9月刊发表了删节版，小说大陆版本亦并非全本。
2013年9月，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北京采访了阎连科。他谈论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讲述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对中国作家在如今纷繁离奇的中国有何作为做出了思考。以下是访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节，未经阎连科本人审阅。
阎连科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神实主义"，即以内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来达到真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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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文网：请问"炸裂"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阎连科："炸裂"两个字是我三、四年前去韩国时看到的。当时韩国外国语大学有一个讲座，贴了一个广告，当然是韩语的，但韩语中间突然跳出两个汉字来，就是炸裂。我就问大学的人放到这一堆韩语中间炸裂是什么意思，韩国人说是指来听讲座的人很多，没有座位，人满为患了。这是韩语的字面意思，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捕捉到，之前谁都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形容的中国现状――这个国家到底是变成什么样，人变成什么样，我们会说"改革开放"，会说"人心不古"，会说种种其他，但却找不到最简单、最精髓的话把中国目前这30年所经历的或者今天的现状说出来，就在当时在那一瞬间，我感到"炸裂"二字确实能表达中国这30年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这么说？
阎连科：今天中国所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更多的是指经济上的成功，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因此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都像爆炸一样，像爆炸一样迅速出现了交通、公路、通讯、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富裕，城镇的发展种种，仿佛一夜之间完成，绝不是30年，而是一瞬间。因此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比，中国的速度应该是一种爆炸式的，这就是"炸"。那什么是"裂"？为什么不说爆炸？其实爆炸是一个单一状态，而炸裂就是一个双向的，既有爆炸的，也一定有分裂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极其分裂的，人心是分裂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人；很早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单纯的、善良的、古朴的人，这种人是统一的，但是如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或者读过一点书的人，关心这个社会的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分裂的，都是不统一的，这就是"裂"。
阎连科最新长篇小说《炸裂志》，2013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想，炸与裂，正好可以概括我们30年来社会和人的现实状态，包括物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我觉得再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了。当我们使用"改革开放"这个词时，这个词其实极其简单，极其没有意义，或者是极其不准确的。我们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都说我们改革开放了，但是你仔细去想，是谁在推进改革开放，当然我们说是政治，是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人什么的，但是当你去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推进这个社会往前走的，是人的理想转化成一种欲望――不管以前是什么样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也好，宗教理想也好，情怀理想也好，道德理想也好，这些种种的理想都转化成一种欲望，使这个社会向前取得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成功。但是继续往前走，人的欲望又转化为一种恶望，罪恶的恶。今天我们不谈论政治，就说经济和社会，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如此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人的欲望转化成了恶望。现在中国的千奇百怪，正是欲望、恶望和理想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炸裂志》概括来讲，说的就是这种欲望，恶望与理想的合力？
阎连科：在《炸裂志》这部小说中，你会觉得所有的人的脚步是从来没有停息过的，所有人的理想也好、欲望也好、恶望也好都是强烈的。我觉得这个小说，当然也充分地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蓬勃的、向前的脚步，但我觉得真的是无可阻挡的、蓬勃的，却是向前奔跑的那种扭曲的骚动，不论在北京、上海，还是在最偏远的乡村，都能感到这种骚动，而未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人知道。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驮上了一个飞速向前的高速列车，高速列车从来不会停息，大家都在车上跟随向前，没有一个人掉下来，掉下来的也迅速再追上列车，但是这个列车往哪里走我们是不知道的。因此这个小说，你读其中的故事和人物，里面提供的信息量，都是飞奔向前的，你会感觉到阅读的速度是无法停下来的，甚至你会觉得小说某些地方是粗糙的，不如我原来小说细腻，但是它确实是急速的，非常有节奏的内容，快速、快速、快速。
纽约时报中文网：《炸裂志》中，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有多少来自于真实的现实新闻？
阎连科：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讨论说，中国的现实远远比我们文学作品丰富、复杂、荒诞、传奇得多。10年前、15年前中国作家就意识到，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传奇性远远落后于生活，逐渐到今天人人都意识到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都比我们小说的故事更离奇，但你又必须得承认它是一个真实的，真实到让你的小说写出来就和假的一样，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把它移植到小说中就使人感觉很假。
《炸裂志》有它的丰富性，也有它的简约性，简单说，它写了一个村庄的一瞬间，也许是30年，也许是35年，一瞬之间从一个极小的村庄变成了一个超级的大都市，超级到变成中国一个新的直辖市，它是上海、它是北京、它是广州、它是深圳、它是重庆。小说也讲述了两个家族的恩恩怨怨，可以讲一个人从村长当上镇长，当上县长，当上市长，当上市委书记，乃至于目前他在心里想着我能不能让这个超级大都市变成一个国家，已经是非常膨胀的那种。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以往作品中，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病人特别多，比如说《丁庄梦》，《受活》里很多人都有病，我觉得"有病"反而是你抓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特征；不过这次倒是不聚焦"有病"了。
阎连科：当然，我写了很多带有病体的人，《受活》也好，《丁庄梦》也好，《日光流年》也好，包括一些中短篇也好，但是这些人是肉体上有病的不健全的人。但是在《炸裂志》中，人人肉体是健全的，可人人都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我想如果是要从病体角度去考察这个小说，我之前的小说是写的作为人肉体的不健康，一个病理学的文学依据；这次恰恰所有的肉体都是健康的，非常强壮的，但是精神却是有问题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关于神实主义，你自称《炸裂志》是神实主义的典型作品，能不能解释一下神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和魔幻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有什么差异？
阎连科：我对小说的一种新的认识是从写作《四书》开始的，写作过程中间忽然发现我完全需要把对文学的理解、认识进行一些梳理，这些梳理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神实主义"。首先到底什么是"现实主义"？我们认为现实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果关系，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因果关系，无论一个人物要讲什么话、做什么行为，他一定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形成这样的性格一定有他的人生过程，就是一环扣一环，完全是1+1=2，2+2=4的过程，即便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但之前埋下的伏笔必须是和结果在因果上是完全对等的，否则你就说这个逻辑不合理。
再说到荒诞派。我们会说20世纪文学来自于卡夫卡的影响最大，我们说他荒诞，是因为格力高尔一夜之间变成甲虫；一个人莫名其妙一次一次被审判、被传票；一个大学生永远进不去的城堡。为什么这是荒诞的？去分析会发现所有的荒诞中间几乎都有一个零因果，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有这样的结果了，我不管你格力高尔有什么情况，当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变成甲虫。零因果给我们留下来一个黑洞，让我们所有的读者要拿出探照灯去寻找。
之后你会发现，到拉美小说的时候，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了一个半因果关系，没有零因果，也不是那个全因果，所有我们认为魔幻的地方或者说荒诞的地方都和现实有某种勾连，但是由于三分现实的原因导致七分的结果，或者八分的原因导致了两分的结果，它是不对等的，所以我称它是半因果，三七开、二八开、四六开都有，但一定不是完全对等的。
说到神实主义，神实主义有个最根本的特征是具有内因果，就是所有这些因果不像卡夫卡那样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全因果，也不是半因果，它是有一个内在的因果关系。以《炸裂志》为例，小说最开场的一个情节，村长身边有一个秘书小姑娘本来从来不同意村长动手动脚，但是有一天村长成为镇长了，任命书来的那天，那个小姑娘的扣子它自己解开了；村长办公室那个铁树已经死了三年了，但是用那个任命书在上面晃悠晃悠，那个铁树就在一个严寒的冬天重新发绿了，开花了。这些不是零因果，也不是半因果，也不是全因果，而是内因果――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明白权力的无所不能，金钱的万能，在金钱和权力面前，荒诞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发生在铁树身上正是这个内在原因。因此神实主义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荒诞、所有的夸张、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魔幻，其实都是因为内在有个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根本不去写河流表面的任何浪花，什么浑浊的、什么激荡的、什么拍岸的浪花，我所关注的就是河流下的河床和水的摩擦与碰撞，写河床的跌宕起伏。当然我说的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不排斥荒诞派，也不排斥魔幻现实主义，这些都有可能给我营养，最终回到那个最根本，我想就是河床和水面的关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现在我们常说中国的现实比虚构更离奇，如今中国这样的现实让你在虚构创作时感到困扰吗？
阎连科：如今所有人对中国作家的写作都不满意，都说中国的作家想象力不够，因为我们的现实太丰富、太复杂了。我想中国作家不该去抱怨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荒诞性让我们无法去把握，我们要思考的是，作为作家是否有一个认识现实的新方法？我们惯有的认识现实的方法已经无法抵达今天中国最深层的现实，你可以抵达一个人的灵魂，但无法抵达一个民族、一群人、一个国家的灵魂。
我想这个东西绝不是现实主义能够把握的，可能需要一种神实的东西，除了内因，它要汲取很多现实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的东西，汲取各种流派最精华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汇集一处才可能抵达我们说的被遮蔽的真实和看不见的真实。《炸裂志》这个小说完全是虚构的、想象的，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人读了以后，会发现这正是我们的中国，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在小说中就像奔跑一样，所以这个小说也表达着无可阻挡的中国，中国是向前的，我们不说它是向上的，而说它是向前的。
当然并不是说阎连科的《炸裂志》就比别人的小说写得好，但至少我认为我运用了自己的方法去写我们今天丰富而复杂的现实，而不是用大家共有的方法来写。我曾经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拆迁，而这个小说中，一个城市的发展更是要面临无数拆迁，但我不会象写散文那样写拆迁过程，而会写一栋高楼或者一片垃圾房子要拆，不需要任何东西，军队一来，大家揣着枪，房子就自然消失了。我想这难道没有真实吗？小说也不需要去写一座立交桥是怎样一镐一锹建起来的，而是非常简单，就是来了很多人，在这里示威、游行，然后把血淋淋的，断掉的手指头、脚指头往地上一撒，立交桥就建起来了。
今天关注中国现实的作品其实很多，不再像是五六年前，我老讲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不关注现实，最近会发现所有的好作家都在关注现实。我想不管大家怎么样，不管别人关注什么，《炸裂志》写的是生活中没有发生，但是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这个可能仅只是停留在可能的基础上，也许明天果然发生了，但也许100年也不会发生，它的基础完全就是在可能两个字上。我想很多作品写了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还有一种写的是可能今天不发生但明天一定会发生的事，阎连科写的却是可能100年都不会发生的事，只是有一种可能。这就是这部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差别，所有事情都在于那种可能性。
纽约时报中文网：可能在五六年前，你在批评很多中国作家不关注现实的时候，很多读者也在批评，主要一个说法就是作家都变成专业作家了，你何来生活？你如何了解生活？如今作家纷纷关注起现实，我想知道你了解现实的途径是什么？是通过互联网还是什么？
阎连科：我是极其封闭的，是不上网的一个人，也是不坐到电视机前面看新闻的人。我虽然也有微博，可平均一个月可能也不写一条，以前是因为网站的人不断地讲，写一条吧，阎老师，写一条吧，现在好像微博也没那么重要，也没人催了，就可以长期不关注它。今天的信息完全不要中国人自己寻找，只要你站在街头上，信息永远都会扑面而来。今天在中国要主动去寻找信息的人一定是一个极其迟钝、极其笨到不可思议的人，今天中国的信息到处都是，我觉得每一片树叶都挂着一个国家的信息，在北京感受一片树叶，你能够感受这个国家的受污染程度和环保的情况，为什么要东奔西跑去考察呢？那是社会学家和环保人士的事情，作家最重要是你能从这一片树叶感受到整个国家。
我想，今天的作家要真的粘在网上获取信息，我觉得要么他就是成瘾了，像抽烟一样，要么就是确实迟钝到不可思议。对一个作家来说，你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站一分钟，你的思考、你的敏感可能带给你一个伟大的作品；对另外一个作家，你可能在北京跑步跑三年、30年也仍然是那个样子。我想一个人对现实的敏感度，对现实的适应程度和体验生活没有关系，在于他的内心和现实究竟有没有一些非常扭结的、纠结的关系，他有没有到达一种敏感、焦虑的程度。当一个人面对现实极其敏感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特别多的信息，或许一个信息足以支撑起一部小说。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果把你放置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你是觉得乡土文学在中国是不是即将让位于城市文学？
阎连科：短时间内完成不了，我们今天去看中国最活跃的作家，仍然和中国的乡土密切相关，30年后、50年以后我们就说不准了，但是放心，乡土文学永远不会消失，乡土文学所呈现的复杂性、恒定性，都是城市文学无法替代的。再反过来说，我经常还说一个伟大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地域性的作家，这个地域性一定不简单是只来自于乡村，老舍是有非常强的地域性的，老北京；王安忆有她的地域性，上海弄堂式的。你考察全世界任何伟大的作家，地域性都非常了不得，一个作家一定不要把自己从地域性里剥离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家能四通八达，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你放心好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特别伟大的作家。
纽约时报中文网：《炸裂志》从村庄写到大都市，它究竟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
阎连科：很难定义。这个小说恰恰审视的不是一个村庄，它审视乃至审判的是一个国家。那么中国的作家，一个有野心的作家，绝不会简单的把目光盯在一个村庄上，他希望他的村庄是一个世界，当他来歌颂这个村庄，他在歌颂一个世界，他在审视或者审判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也一定审视、审判的是一个世界。把一个村庄写成一个世界，把一个人变成所有人，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和野心。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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