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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吴国光 |
最近忙，没有怎么关心中国的时局。包括据说很重要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不过是匆匆浏览了一下公报、决议和习近平的讲话，没有研究。忝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人，不时会被媒体、朋友、同事或者学生逼问有关看法，躲不过去。有两点看法，干脆简要地写出来，供舆论批评。
第一点看法，坊间已经说得很多了，我炒冷饭而已：这次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特点是习近平的集权。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两个新成立的重要机构，人事如何安排，现在还不得而知。习近平至少会挂帅其中一个吧，那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我看应该也有很大的可能会挂帅两个，连"深化改革小组"一并掌控。其实，就算不是习本人出任"深化改革小组"组长，从这次三中全会决议的起草情况来看，实际运作将来的"深化改革小组"的主要人员，应该也都是习的亲信，而不会是总理李克强的亲信。打着"全面改革"的旗帜，改变既有的权力机构，摆脱前任和同事已经布局所形成的对自己的权力制约，以便在高层迅速集中习个人的权威和权力，是这次三中全会的主要成果。
在这一点上，习很难等待，原因在于：他在这个任期内的一大挑战，是要在十九大上组建一个自己人比较占据多数的政治局常委会，其中包括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比较年轻的人，在十九大上确立他到二十大能够接自己的班。这个挑战很大，是因为十八大所形成的高层权力格局很不利于他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时间并不多了，三年左右要见分晓才行，不然就很被动了。这次三中全会习实现了个人集权之后，下一步应该就会着力在三年内将十八大所形成的高层权力格局扭转到对他实现上述目标有利的方向。三中全会落幕之后，为什么坊间首先传出来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传闻？这不是没有原由的。
明明知道是冷饭却还要炒，一个是因为：上面第二段所说，仅是我的猜想，舆论对此似乎还谈的比较少。再一个，这也直接关乎我对三中全会的第二点看法，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看法。
我同意说：三中全会确实在改革上下了些功夫，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在于进一步扩大市场化。我的看法是：这恰恰是这次三中全会的败笔。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我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根源于我对"中国模式"的弊病的理解。所谓"中国模式"，在我看来，就是市场与权力的联姻；而且，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因此，市场也就是专制权力下运作的市场。用学术概念来说，就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中国模式"的成就，也许就是这样取得的；"中国模式"的弊端，更是这样产生的。既然要"改革"，本来应该是要克服既有的弊端的；可是，这次三中全会所抓的药，是把制造弊端的那个东西进一步加大剂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是败笔。
一边是进一步集权，一边是进一步市场化，这两个东西的剂量都比以前加大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并没有得到改革。我当然理解执政者的难处，不外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不得不进一步乞灵于市场。一些所谓"右派"朋友或者"自由派"朋友看到了当局在市场化上的努力，于是赞赏三中全会，我不敢苟同。我也是自由派，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自由派，决不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相反，我认为，市场必须得到法治和民主的制约，才能更多地发挥长处而减少弊病。这次三中全会以及此前此后的现实政局，在法治和民主方面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实际上的倒退。市场和这样的政治安排相结合，市场的弊端只会放大，"中国模式"所产生的那些病入膏肓的社会分化、环境污染、道德解体等负面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有人说：给民营经济更多地盘，应该是个进步吧？我不能说"不是"，但我更想说"未必"。私营经济与专制政治相结合，本来是世界各国权威主义统治的通例，只有在从全面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过渡而来的"后极权"权威主义体制下这才成为一个议题。其实，中国现在那些国有企业，根子上、实际上还不是"私有"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寡头集团所私有的，民众享受不到这些企业的好处。再把这个游戏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那些所谓民营企业，我看性质没有改变。事实上，三中全会之前，所谓民营企业家们的"领袖级"人物，不是在想方设法向党表忠心吗？是的，你不忠于那个权力垄断的政治制度，你就进入不了这场发财的游戏。
谁能搭上政治的垄断权力，谁就可以发财，这不正是"中国模式"的秘密吗？现在，这个游戏升级了，权力会更加垄断、专制，也就是政治上的权威主义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也进一步深化，那些掌握、役使、依靠和搭上专制权力的人会进一步发财――这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义所在。至于小民，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本，也没有"关系"，你靠什么可以指望分一杯羹呢？当然，可以指望有权有势有财者们发发善心。我承认，这次三中全会还是多多少少表达了一些这样的"善心"的，所以，我对种种或者奔放或者谨慎的乐观都持微笑旁观的态度，而不是直言批评。问题是：你们相信不相信这样的"善心"能够解决中国民众目前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反正我不信。
2012年11月26日急就
【作者简介】
第一点看法，坊间已经说得很多了，我炒冷饭而已：这次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特点是习近平的集权。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两个新成立的重要机构，人事如何安排，现在还不得而知。习近平至少会挂帅其中一个吧，那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我看应该也有很大的可能会挂帅两个，连"深化改革小组"一并掌控。其实，就算不是习本人出任"深化改革小组"组长，从这次三中全会决议的起草情况来看，实际运作将来的"深化改革小组"的主要人员，应该也都是习的亲信，而不会是总理李克强的亲信。打着"全面改革"的旗帜，改变既有的权力机构，摆脱前任和同事已经布局所形成的对自己的权力制约，以便在高层迅速集中习个人的权威和权力，是这次三中全会的主要成果。
在这一点上，习很难等待，原因在于：他在这个任期内的一大挑战，是要在十九大上组建一个自己人比较占据多数的政治局常委会，其中包括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比较年轻的人，在十九大上确立他到二十大能够接自己的班。这个挑战很大，是因为十八大所形成的高层权力格局很不利于他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时间并不多了，三年左右要见分晓才行，不然就很被动了。这次三中全会习实现了个人集权之后，下一步应该就会着力在三年内将十八大所形成的高层权力格局扭转到对他实现上述目标有利的方向。三中全会落幕之后，为什么坊间首先传出来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传闻？这不是没有原由的。
明明知道是冷饭却还要炒，一个是因为：上面第二段所说，仅是我的猜想，舆论对此似乎还谈的比较少。再一个，这也直接关乎我对三中全会的第二点看法，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看法。
我同意说：三中全会确实在改革上下了些功夫，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在于进一步扩大市场化。我的看法是：这恰恰是这次三中全会的败笔。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我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根源于我对"中国模式"的弊病的理解。所谓"中国模式"，在我看来，就是市场与权力的联姻；而且，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因此，市场也就是专制权力下运作的市场。用学术概念来说，就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中国模式"的成就，也许就是这样取得的；"中国模式"的弊端，更是这样产生的。既然要"改革"，本来应该是要克服既有的弊端的；可是，这次三中全会所抓的药，是把制造弊端的那个东西进一步加大剂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是败笔。
一边是进一步集权，一边是进一步市场化，这两个东西的剂量都比以前加大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并没有得到改革。我当然理解执政者的难处，不外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不得不进一步乞灵于市场。一些所谓"右派"朋友或者"自由派"朋友看到了当局在市场化上的努力，于是赞赏三中全会，我不敢苟同。我也是自由派，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自由派，决不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相反，我认为，市场必须得到法治和民主的制约，才能更多地发挥长处而减少弊病。这次三中全会以及此前此后的现实政局，在法治和民主方面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实际上的倒退。市场和这样的政治安排相结合，市场的弊端只会放大，"中国模式"所产生的那些病入膏肓的社会分化、环境污染、道德解体等负面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有人说：给民营经济更多地盘，应该是个进步吧？我不能说"不是"，但我更想说"未必"。私营经济与专制政治相结合，本来是世界各国权威主义统治的通例，只有在从全面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过渡而来的"后极权"权威主义体制下这才成为一个议题。其实，中国现在那些国有企业，根子上、实际上还不是"私有"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寡头集团所私有的，民众享受不到这些企业的好处。再把这个游戏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那些所谓民营企业，我看性质没有改变。事实上，三中全会之前，所谓民营企业家们的"领袖级"人物，不是在想方设法向党表忠心吗？是的，你不忠于那个权力垄断的政治制度，你就进入不了这场发财的游戏。
谁能搭上政治的垄断权力，谁就可以发财，这不正是"中国模式"的秘密吗？现在，这个游戏升级了，权力会更加垄断、专制，也就是政治上的权威主义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也进一步深化，那些掌握、役使、依靠和搭上专制权力的人会进一步发财――这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义所在。至于小民，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本，也没有"关系"，你靠什么可以指望分一杯羹呢？当然，可以指望有权有势有财者们发发善心。我承认，这次三中全会还是多多少少表达了一些这样的"善心"的，所以，我对种种或者奔放或者谨慎的乐观都持微笑旁观的态度，而不是直言批评。问题是：你们相信不相信这样的"善心"能够解决中国民众目前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反正我不信。
2012年11月26日急就
【作者简介】
吴国光（1957年－），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秘书、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及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并兼任六种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编委；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国际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史等，出版英文书籍四种、中文书籍十六种，论文见于Asian Survey, China Quarter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The Pacific Review, Social Research, Third World Quarterly 等国际学术期刊。（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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