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此次全会为我们认识习近平未来九年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思路提供了观察点。从公布的全会公报来看，习所推行的一揽子改革举措和治理策略，仍将继续目前的“经右政左”格局。
但要全面认识习的治国理政思路，还须结合这一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这一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之大，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正是中共自身。
中共的治理危机
许多人对习主政以来中共在这一年里的施政行为感到非常迷惑和失望，这种迷惑和失望既来自于习本人，习的家世背景原本使人们对他充满了期待，也来自于中共实施的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中共采取延安式的整风和清党手段，整治干部作风，重建党和人民的美好联系；另一方面，中共对网络和舆论又严加管控，大肆打压意见领袖、异议人士、新闻自由主义者以及公民行动。一方面，中共反腐加码；另一方面，又取缔民间对官员的监督和反腐。一方面，中共推出若干政府改革举措，简政放权，强调政府决策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坚持不走“邪路”，发动倒宪风潮，强调七个不讲，等等。
笔者认为，要对习的执政路线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需要回归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以及决策者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很多棘手的问题，包括经济下滑对就业和财政的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的不断恶化，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和腐败加剧，阶层分裂与既得利益的固化，互联网对政府管治的冲击，思想的多元化与思想派别的分离和对立，民族矛盾的加剧，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深度不信任等，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合力，导致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大大降低。
那么，习会采取何种对策去应对，取决于习对问题的严重性和性质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又与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及从哪个角度切入有关。从后者来看，习及他的执政团队，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人格形成，均来自中共长期的正统教育和灌输。尤其是习，来自红色家庭，其父虽是个真正的改革者，但这种对父辈打下来的江山的天然使命感，习同样是有的，这使得中共采取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损害和动摇其权威的情况下进行。这在三中全会公报中表露无遗。
另一方面，习和他的执政团队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出的各种对中共不满的声音和群体事件，包括网上舆论等，要民主只占少部分，大多数还是与具体问题、具体事件相联系，是因为基层政权的治理不善、治理不力造成的，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目前针对党的大部分问题都能得以解决。
得出这个判断，还在于如何看待网上舆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从网络舆论看，确实，到处都是不满的声音，考虑到中国有5亿多网民，网络的不满一旦发酵，将会形成对中共极大的挑战力量。可根据中国前不久清网行动被抓捕的网络推手交代的情况来看，许多热点事件的网上舆论都是由他们一手策划，雇佣网络水军推动的。这样来看，网上的各种不满其严重程度可能并非像人们感觉的那样，而是有些夸大。在这点上，中共的网络监控部门会把更真实的网络民意反馈给最高领导。
中产阶级在大变革中会对中共持何种态度，对中共评判社会生态也非常关键。一般的逻辑是，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主阶层会要求执政党实行民主。中国是否会遵循这样的逻辑，人们看法有分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在其网站刊登了悉尼大学汉学教授戴维•古德曼的一篇文章，认为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反复证实，他们不仅政治上不反对当前政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在艰难条件下运转的党政体制。古德曼的理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很弱小，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经历不同于欧洲或北美，中产阶级仍是其所来自政体的一部分。古德曼的观点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国的中产阶级确实大部分都处于现行体制内，虽然他们平时对中共也有很多不满，然而在关键时刻，为确保自身已有地位和体面生活，而选择支持中共，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看知识分子。一种观点认为，中共把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将知识分子培养成了一个反对派。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大学老师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公共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士，这个看法是很成疑的。如果知识分子专指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共来说，它会认为这并非能够威胁到其统治。中共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不信任，且持一种轻视态度。毛泽东的“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乎”，深深影响着中共。换言之，知识分子形成不了一股独立的力量，它必须动员其他阶层特别是底层民众，才能威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鉴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伤害，知识分子的主流也不赞成在中国进行激进政治改革。
中共从其革命经验来说，它最担心的是下层民众的“起义”。今天的下层民众，就是广大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阶层，包括失业大学生。但下层民众的起义，有一个条件，就是外界给他们灌输压迫和革命意识。在过去，这一任务是由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者来完成的，现在中国社会还缺少这样有号召力的人物，但现在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网络部分充当了过去革命者的启蒙角色。正是基于这点，中共要管制网上言论。可从现实判断，至少目前下层民众要起事，原因多半是由具体问题引发的，而在中共看来，这可以通过完善福利保障和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来解决。只要下层民众没有动员起来，群体事件没有发展成为具有明确政治意向的起义，就无须过度担忧。而适度的民众抗议和群体事件，因为能够给予基层政权一定压力，约束其胡作非为，就最高层而言，反而认为其有利。
“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把习近平这一年来的执政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这是习为应对中国问题而进行的政治设计。除非未来有大的突变，否则，这个政治设计在习的任期内不会做很大调整。
“一个中心”就是以改善中共特别是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话来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换言之，中共的治理需要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即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民众权益提高的现实。这个目标表明了中共推进全面改革的鲜明性质和根本任务。
“两手出击”指的是在治官和治民的两手上，不但要硬，且要勇于出击。这是直接为一个中心服务的。要改善党的治理，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党最重要的依赖力量──官僚队伍，必须修复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同时，也必须压制人民群众过高的在党看来是非份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平的吸纳能力，中共提供不了，必然会导致社会出现不稳，从而不利中共的统治。
对前者，习采取的手段，一是高调宣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不能跑出来为害百姓。在官民矛盾上，按照中共的矛盾论，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要改善官民关系，必须把官治住，事实上，吏治也是中国历代君王治理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反腐败。二是通过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恢复中共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习目前把重点更多放在这点上，开展为期一年的整风，并且发动官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既与目前可出台的制度限权的措施有限相关，也与中共早期群众路线的成功以及习的教育背景和经历有关。
尽管执政集团希望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但像历史上的每一任统治者一样，他们骨子里并不信任人民群众。如果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去行使，不但会制造公众过高的期望，导致官场人心不稳，而且直接会诱发中共一向担心的公民运动，动摇其统治根基。所以，习要治官，但不是把整治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即使整风，也是在执政党内部，通过官员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判来进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让群众来行使批评权。
从现实来看，自习发出“把官员关进笼子里”的宣示后，中国民间即掀起了一股反腐潮，微博反腐成为一种主要的反腐方式，一时间官场人人自危。不仅如此，民间还借机提出了官员财产公开等一些政治性要求，社会对反宪政的狙击力量也大大超出官方估计。这使中共意识到，若放任这种局面将会动摇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梦的传播，导致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失控。
所以，中共要利用所掌握的强大宣传机器和专政工具，重新操控舆论，对那些最易煽动民心、暴露官场黑幕、挑战党的意识形态的人进行“亮剑”，清除不利于中共统治的各种“杂音”。
“三大工程”指的是反腐、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这是作为习的政治设计的配套工程而实施的。反腐本是中共的一项常规动作，但习上台后，反腐明显加强，这并非因为目前的腐败比过去更为严峻，而是习必须以反腐来兑现承诺，满足公众期待，同时，用反腐来立威。换言之，习在正面发动整风时，要辅之以严厉反腐来推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的行政改革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中，政府的治理层级设置得很复杂，高层即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并不直接和民众发生联系，它们主要是政策决策者，而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主要负责执行，他们面向百姓，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是通过他们，因此，这些地方官员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对权力行使的方式，与群众的关系，将决定着干群关系是否融洽，矛盾发生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政策和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性，对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缓和干群紧张关系，必不可缺。
法治建设在习的政治设计中也关系重大。加强法治建设不但针对官员，有利于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以及对腐败的治理，而且也针对全社会和每个公民，以培育和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客观来说，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和官员一样，信权不信法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无疑容易导致问题频发，并在问题发生后，不利解决。所以，加强法治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对改善中共的治理有帮助。不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共的法治建设还隐含着两种意图，一是以法律的名义来打击中共不喜欢的异见人士；二是以法治建设来冲淡民众的民主要求，替代必要的民主建设。
上述三大重点当然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但主要是服务和服从改善党的治理这个目标。三者之间也存在很强的逻辑联系，所以它需要整体推进。
当然，改善党的治理，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只是习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它是特别针对目前矛盾多发，干群关系恶化，党治理能力低下，执政水平不高这一现实而提出的。习要利用他统治中国的10年时间，彻底扭转中共和群众不断恶化的关系，使党重新获得群众信任。但作为一个红色家庭出来的最高统治者，习的目标不会仅仅停留于此，毫无疑问，改善党的治理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的长期执政。
概而言之，习要带领中共走一条一党长期执政的强国之路，这条道路有三大政策目标：富民、强军、有限民主。
对于后一点，会出现争议，但笔者坚持认为，在习的政治设计中，会给民主开一扇窗，赋予大众有限的民主权利。事实上，相对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选举民主，中共主流舆论一直宣扬的民主模式，是在保持中共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以党内民主化为突破口，重视党际和社会协商，选贤任能而不以党际竞争为主的民主政治，在中共看来，这套民主政治模式，比西方选举政治模式的执政效率要高。
而且，在世界民主的大势前面，即使为中共的执政考虑，习也不会昧到要阻止这一大势的地步。从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言论来看，它并非不要民主，只是要把民主纳入自己的主导，并由自己来定义。从一般的制度意义上讲，中共是要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发展出一种准专制或半民主、半自由的制度（三中全会公报已有所流露）。当然，此路能否走得通，是另一话题，在此不做讨论。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但要全面认识习的治国理政思路，还须结合这一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这一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之大，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正是中共自身。
中共的治理危机
许多人对习主政以来中共在这一年里的施政行为感到非常迷惑和失望，这种迷惑和失望既来自于习本人，习的家世背景原本使人们对他充满了期待，也来自于中共实施的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中共采取延安式的整风和清党手段，整治干部作风，重建党和人民的美好联系；另一方面，中共对网络和舆论又严加管控，大肆打压意见领袖、异议人士、新闻自由主义者以及公民行动。一方面，中共反腐加码；另一方面，又取缔民间对官员的监督和反腐。一方面，中共推出若干政府改革举措，简政放权，强调政府决策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坚持不走“邪路”，发动倒宪风潮，强调七个不讲，等等。
笔者认为，要对习的执政路线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需要回归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以及决策者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很多棘手的问题，包括经济下滑对就业和财政的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的不断恶化，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和腐败加剧，阶层分裂与既得利益的固化，互联网对政府管治的冲击，思想的多元化与思想派别的分离和对立，民族矛盾的加剧，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深度不信任等，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合力，导致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大大降低。
那么，习会采取何种对策去应对，取决于习对问题的严重性和性质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又与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及从哪个角度切入有关。从后者来看，习及他的执政团队，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人格形成，均来自中共长期的正统教育和灌输。尤其是习，来自红色家庭，其父虽是个真正的改革者，但这种对父辈打下来的江山的天然使命感，习同样是有的，这使得中共采取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损害和动摇其权威的情况下进行。这在三中全会公报中表露无遗。
另一方面，习和他的执政团队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出的各种对中共不满的声音和群体事件，包括网上舆论等，要民主只占少部分，大多数还是与具体问题、具体事件相联系，是因为基层政权的治理不善、治理不力造成的，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目前针对党的大部分问题都能得以解决。
得出这个判断，还在于如何看待网上舆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从网络舆论看，确实，到处都是不满的声音，考虑到中国有5亿多网民，网络的不满一旦发酵，将会形成对中共极大的挑战力量。可根据中国前不久清网行动被抓捕的网络推手交代的情况来看，许多热点事件的网上舆论都是由他们一手策划，雇佣网络水军推动的。这样来看，网上的各种不满其严重程度可能并非像人们感觉的那样，而是有些夸大。在这点上，中共的网络监控部门会把更真实的网络民意反馈给最高领导。
中产阶级在大变革中会对中共持何种态度，对中共评判社会生态也非常关键。一般的逻辑是，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主阶层会要求执政党实行民主。中国是否会遵循这样的逻辑，人们看法有分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在其网站刊登了悉尼大学汉学教授戴维•古德曼的一篇文章，认为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反复证实，他们不仅政治上不反对当前政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在艰难条件下运转的党政体制。古德曼的理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很弱小，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经历不同于欧洲或北美，中产阶级仍是其所来自政体的一部分。古德曼的观点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国的中产阶级确实大部分都处于现行体制内，虽然他们平时对中共也有很多不满，然而在关键时刻，为确保自身已有地位和体面生活，而选择支持中共，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看知识分子。一种观点认为，中共把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将知识分子培养成了一个反对派。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大学老师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公共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士，这个看法是很成疑的。如果知识分子专指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共来说，它会认为这并非能够威胁到其统治。中共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不信任，且持一种轻视态度。毛泽东的“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乎”，深深影响着中共。换言之，知识分子形成不了一股独立的力量，它必须动员其他阶层特别是底层民众，才能威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鉴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伤害，知识分子的主流也不赞成在中国进行激进政治改革。
中共从其革命经验来说，它最担心的是下层民众的“起义”。今天的下层民众，就是广大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阶层，包括失业大学生。但下层民众的起义，有一个条件，就是外界给他们灌输压迫和革命意识。在过去，这一任务是由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者来完成的，现在中国社会还缺少这样有号召力的人物，但现在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网络部分充当了过去革命者的启蒙角色。正是基于这点，中共要管制网上言论。可从现实判断，至少目前下层民众要起事，原因多半是由具体问题引发的，而在中共看来，这可以通过完善福利保障和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来解决。只要下层民众没有动员起来，群体事件没有发展成为具有明确政治意向的起义，就无须过度担忧。而适度的民众抗议和群体事件，因为能够给予基层政权一定压力，约束其胡作非为，就最高层而言，反而认为其有利。
“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把习近平这一年来的执政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这是习为应对中国问题而进行的政治设计。除非未来有大的突变，否则，这个政治设计在习的任期内不会做很大调整。
“一个中心”就是以改善中共特别是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话来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换言之，中共的治理需要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即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民众权益提高的现实。这个目标表明了中共推进全面改革的鲜明性质和根本任务。
“两手出击”指的是在治官和治民的两手上，不但要硬，且要勇于出击。这是直接为一个中心服务的。要改善党的治理，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党最重要的依赖力量──官僚队伍，必须修复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同时，也必须压制人民群众过高的在党看来是非份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平的吸纳能力，中共提供不了，必然会导致社会出现不稳，从而不利中共的统治。
对前者，习采取的手段，一是高调宣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不能跑出来为害百姓。在官民矛盾上，按照中共的矛盾论，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要改善官民关系，必须把官治住，事实上，吏治也是中国历代君王治理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反腐败。二是通过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恢复中共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习目前把重点更多放在这点上，开展为期一年的整风，并且发动官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既与目前可出台的制度限权的措施有限相关，也与中共早期群众路线的成功以及习的教育背景和经历有关。
尽管执政集团希望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但像历史上的每一任统治者一样，他们骨子里并不信任人民群众。如果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去行使，不但会制造公众过高的期望，导致官场人心不稳，而且直接会诱发中共一向担心的公民运动，动摇其统治根基。所以，习要治官，但不是把整治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即使整风，也是在执政党内部，通过官员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判来进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让群众来行使批评权。
从现实来看，自习发出“把官员关进笼子里”的宣示后，中国民间即掀起了一股反腐潮，微博反腐成为一种主要的反腐方式，一时间官场人人自危。不仅如此，民间还借机提出了官员财产公开等一些政治性要求，社会对反宪政的狙击力量也大大超出官方估计。这使中共意识到，若放任这种局面将会动摇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梦的传播，导致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失控。
所以，中共要利用所掌握的强大宣传机器和专政工具，重新操控舆论，对那些最易煽动民心、暴露官场黑幕、挑战党的意识形态的人进行“亮剑”，清除不利于中共统治的各种“杂音”。
“三大工程”指的是反腐、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这是作为习的政治设计的配套工程而实施的。反腐本是中共的一项常规动作，但习上台后，反腐明显加强，这并非因为目前的腐败比过去更为严峻，而是习必须以反腐来兑现承诺，满足公众期待，同时，用反腐来立威。换言之，习在正面发动整风时，要辅之以严厉反腐来推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的行政改革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中，政府的治理层级设置得很复杂，高层即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并不直接和民众发生联系，它们主要是政策决策者，而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主要负责执行，他们面向百姓，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是通过他们，因此，这些地方官员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对权力行使的方式，与群众的关系，将决定着干群关系是否融洽，矛盾发生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政策和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性，对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缓和干群紧张关系，必不可缺。
法治建设在习的政治设计中也关系重大。加强法治建设不但针对官员，有利于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以及对腐败的治理，而且也针对全社会和每个公民，以培育和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客观来说，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和官员一样，信权不信法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无疑容易导致问题频发，并在问题发生后，不利解决。所以，加强法治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对改善中共的治理有帮助。不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共的法治建设还隐含着两种意图，一是以法律的名义来打击中共不喜欢的异见人士；二是以法治建设来冲淡民众的民主要求，替代必要的民主建设。
上述三大重点当然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但主要是服务和服从改善党的治理这个目标。三者之间也存在很强的逻辑联系，所以它需要整体推进。
当然，改善党的治理，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只是习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它是特别针对目前矛盾多发，干群关系恶化，党治理能力低下，执政水平不高这一现实而提出的。习要利用他统治中国的10年时间，彻底扭转中共和群众不断恶化的关系，使党重新获得群众信任。但作为一个红色家庭出来的最高统治者，习的目标不会仅仅停留于此，毫无疑问，改善党的治理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的长期执政。
概而言之，习要带领中共走一条一党长期执政的强国之路，这条道路有三大政策目标：富民、强军、有限民主。
对于后一点，会出现争议，但笔者坚持认为，在习的政治设计中，会给民主开一扇窗，赋予大众有限的民主权利。事实上，相对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选举民主，中共主流舆论一直宣扬的民主模式，是在保持中共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以党内民主化为突破口，重视党际和社会协商，选贤任能而不以党际竞争为主的民主政治，在中共看来，这套民主政治模式，比西方选举政治模式的执政效率要高。
而且，在世界民主的大势前面，即使为中共的执政考虑，习也不会昧到要阻止这一大势的地步。从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言论来看，它并非不要民主，只是要把民主纳入自己的主导，并由自己来定义。从一般的制度意义上讲，中共是要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发展出一种准专制或半民主、半自由的制度（三中全会公报已有所流露）。当然，此路能否走得通，是另一话题，在此不做讨论。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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