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慎格：香港的「洋紫荊革命」

香港當前的革命運動，不再只是被中共視為「外國唆使」或「顏色革命」，而是「恐怖主義」。（美聯社）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我的好朋友、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芳（June Dreyer），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稱為「洋紫荊革命」，與台灣二○一四年的「太陽花革命」有著相同性質。這點我很認同。就像五年前決定性的「太陽花革命」逆轉了台灣落入中國的重力場，香港的「顏色革命」也同樣具備扭轉局勢的潛力。

我無意冒犯「太陽花革命」，但相較之下，香港的革命顯然更加危險。「太陽花革命」有來自臺灣憲法的保護，並幸運地獲得時任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的體諒。香港人則是兩樣都付之闕如。過去幾個月來，數百萬香港市民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頭，對自己的家園正在消失挫折不已；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正逐漸被中國主權完全吸納。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族群—無法眼睜睜看著自身生氣蓬勃、獨一無二的公民文化，一年又一年地被中國當局扼殺，僅剩了無生氣、充滿絕望的未來。

把深圳國際化 把香港中國化

更糟的是，這樣的未來並非偶然發生。鄧小平生前曾憂心，一旦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自由、創新的香港社會可能會逐漸侵蝕中國共產黨對整個「內地」的統治合法性。為了防患未然，鄧小平曾矢言「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後，一名權威香港記者（在此隱匿其姓名）曾提醒我，中共的計畫是「把深圳國際化，把香港中國化」。

當年，我身為美國高階外交官（譯按：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副館長），負責向上級報告中國南方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由於我經常驅車往返廣州和深圳，我注意到深圳松崗鎮「軟邊界」的其中一個檢查站已開始強化作業流程，大型收費站和邊境警察局紛紛設立，以對進入「深圳經濟特區」的車輛進行詳細檢查。還有一個地方較不明顯，即深圳邊界也架起堅固的圍籬，以防止未經許可的廣東省居民移入深圳經濟特區。相較之下，進入香港卻愈來愈容易，尤其是搭乘火車。此外，我還注意到，在深圳最常聽見的語言是北京話，廣東話反而較少人使用。在自傲的廣東，深圳已成「北方人」殖民地。

我當時就推測，北京當局的長期政策是要將來自中國北方、可信賴的上千個中共幹部家庭遷入深圳，在足智多謀的廣東省居民及其家財萬貫的香港親屬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與此同時，北京當局也鼓勵在接壤香港的深圳羅湖、沙頭角等地設立「軟邊界」。經過數十載，深圳毫無疑問就會與香港融為一體，進一步強化北京當局對廣東省和香港的控制。

馬基維利式治理 讓港人憤怒

讀者可能有疑問：「為何北京當局不願維護香港的活力？」我的看法是，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之際，北京當局除了看中每年來自香港的龐大投資外，並不特別關愛香港。當年，下榻深圳邊界一家飯店頂層房間的鄧小平，透過望遠鏡凝望香港時提問道，為何中國其他地區無法像廣東省或香港一樣？人在北京的江澤民、朱鎔基被鄧的一席斥責刺激，自此開始專注於建設上海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並藉此間接達到將香港邊緣化的目的，包括削弱香港做為一個成功資本主義故事的吸引力。

我們可以理解，北京這種馬基維利式的治理方式，讓香港人深感恐懼及憤怒。二○○三年，香港政府擬針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實際立法，以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叛亂和顛覆中國的行徑，但香港人上街表達反對。公眾抗議最終成功迫使港府撤回法案。而在二○一四年九月，香港成千上萬名示威者再次湧上街頭，抗議中國當局決定僅允許事先經其審查、認可的候選人參選香港特區最高官員—行政長官。

與一四年上半年發生於台北的「太陽花革命」一樣，香港當年的示威也採用黃色雨傘做為運動象徵，與警方對峙超過三個月。北京當時指控外國勢力煽動叛亂，並將黃傘比擬成「顏色革命」。這場示威雖無疾而終，但從未被遺忘。然而，一七年，一名北京欽點的香港公僕出任新任香港特首，彷彿「雨傘革命」不曾發生過。

北京當局緊張 視為恐怖主義

始於今年四月的香港革命運動，旨在反對遣送嫌犯至中國受審的《逃犯條例》修正草案立法。該法案在七月九日「壽終正寢」，但革命仍如火如荼地進行，甚至獲得比○三年和一四年更龐大的民意支持。

香港新一波「洋紫荊革命」提出五大訴求，前四項訴求包括撤銷對示威者的控罪，而第五項訴求則要求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落實雙普選。第四十五條規定的最終目標是：「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後，再經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第六十八條規定的最終目標則是：「立法會全體議員經由普選產生」。

顯而易見的是，這已超出北京當局的容忍範圍。香港當前的革命運動，不再只是被中共視為「外國唆使」或「顏色革命」，而是「恐怖主義」。

川普應力保台灣 不淪為香港

令我懊惱的是，華府如今公開宣稱，相信中國領導階層有意調動數支已進駐深圳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大舉進入香港。川普政府或許已經不記得，香港前幾年的革命運動是如何在歷經數月奮鬥後，最終因筋疲力竭而失敗。說實話，這也可能是當前運動的結局。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華府提出了貿易誘因及不插手香港事務的保證等（誰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事項），以勸阻北京當局切勿過度反應。這種做法完全沒有必要。不論華府如何甜言蜜語，中國都將我行我素。

為了維護美國的尊嚴，華府僅須要求北京當局根據其自身司法權限，堅守《基本法》中的公民普選原則即可。與此同時，川普政府也理應在幕後努力，確保台灣不會遭遇香港般的命運。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

——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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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占中运动与全球中产阶级革命

占中运动发展成为"雨伞革命"，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意外。但是，当我看到"雨伞革命"的主体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一样，主体是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这场运动后面有更深刻的全球背景，也就是全球性的中产阶级革命。

去年年中，在土耳其和巴西发生大规模示威之后，福山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新兴国家的麻烦：中产阶级革命？" 。文章对我们理解当前香港学生的抗争运动及其对中国大陆未来政制发展的关系，有很大启发意义。

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3_07_06_156206.shtml 

福山指出，从埃及"阿拉伯之春"以来，世界上接连发生的抗议浪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全球性崛起"。

福山主张"用教育背景、从事职业和资本资产来界定中产阶级更为合理"，"因为以上三方面能更好地预测其潜在的政治行为。许多跨国研究，包括皮尤研究中心（Pew）近期的一些调研和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所要求的社会民主度和个人自由度就会越高，人们对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追求，也会随受教育水平而提高。中产阶级期望的不仅仅是家人的安全，还有更多属于自己的选择和机会"。

福山还指出，"无论是专制政权还是民主政权，中产阶级始终站在反对滥用权力的第一线上。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示威抗议转变成持久的政治变革、如何树立国家组织机构的新风貌，以及实施全新的政治决策" ..."虽然这些抗议、起义和短暂的革命通常是由新晋的中产阶级成员领导，可他们很少能够凭借本阶层引领长期的政治变革"。

在这里，福山既指出了中产阶级率先反抗权力腐败的必然性，也指出了中产阶级革命的脆弱性。现在，我们从台湾和香港已经见证了这种反抗的必然性，问题是，21世纪这场全球性的中产阶级革命是否一定是脆弱的？福山在评论中说，历史经验如此，而土耳其和巴西也不例外。那么中国呢？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会不会表现出一种福山料不到的韧性和持久力？

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主要理由有这样两个：第一是文化方面的。中国文明有一个明显的传统，就是社会流动性比其他文明高，也就是说，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对贫富差距会更敏感，对争取自己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坚决。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主要来自农民阶级，也就是说，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底层有天然联系，比较容易结成政治联盟，而不易被分化。

第二个理由，与当前智能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有关。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指出，目前在新技术推动下的新财富增长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就是不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这样一个技术进步特征，将中产阶级打压到与底层阶级同样的经济困境中。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收入比农民工强不了多少，台湾情况也类似。也就是说，现代技术进步的性质，为中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动力。

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不可避免的中产阶级革命，会不会像上世纪的那场无产阶级革命那样血腥？这正是许多人最担心的问题。同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在评论香港占中运动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史实，在人类十个最血腥的事件中，有两个是西方文明难辞其咎的世界大战，但在其余八个中，中国文明占了5个。无论从规模还是频率，中国内部的大规模屠杀，都让其他民族难以理解。19世纪的太平天国杀了两千万，接下来发生的"回乱"，又杀了八百至一千两百万。20世纪的中共革命，死于非命者又有两、三千万。文章隐含的问题是，这一次中共为了保政权，中国又会有多少无辜者送命？

《经济学人》的文章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愿望：何不让香港人试一把真民主，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将从中受益。我不认为《经济学人》在危言耸听，因此，在这个历史性的关头，习近平若不能做出智慧的选择，很可能会成为历史罪人。当然，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制度性的，政治文化也有很大问题。因此，我希望《经济学人》的文章，也能在这个时刻敦促所有中国的朝野精英，认真反思中国的政治文化。至少隔岸观火者，不应替港人做出这是"最后时刻"的判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林忌：香港--由占领中环到遮打革命

上演(Umbrella Revolution)「遮打革命」的香港。(图片来自林忌Facebook)

地下党出身的梁振英，正如2012年特首「选举」时被唐英年揭发，在面对2003年50万人上街时，建议政府「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同催泪弹对付示威人士」；于是9月28日防暴队与催泪弹是出动了，香港人却不害怕，选择与防暴队进行游击战，结果梁振英技穷了。

这场被各国传媒称为 (Umbrella Revolution)「遮打革命」，是源自9月22日香港学界发起的大学罢课，以至9月26日的中学罢课；香港学界要求中共履行承诺，让香港人于2017年有真正自由的普选，而非筛选候选人的伊朗式、北韩式假普选；26晚上，过百名学生「突袭」以前长期开放予公众使用，最近却无故设围栏、设防的政府总部前地，在香港法律上属公共空间的「公民广场」。特区政府为打压学运，非法与无理拘捕17岁的学运领袖黄之锋，更抹黑为「袭警」；市民愤而到场声援，接连数日不肯散去，特区政府竟知法犯法，无理拘禁几位学运领袖，更以搜查证据为理由，地毯式搜查黄之锋的房间私人物品，更禁止他们保释离开。

而面对过万市民留守政府总部外，特区警察竟禁止香港人和平集会，宣布集会为非法，更多次封锁现场，禁止市民进出，再大量使用胡椒喷雾，袭击高举双手以示清白的香港市民。于是，市民愤怒了。28日下午，数万市民包围政府总部附近，要进入集会会场声援，警察却变本加厉，全面封锁会场，于是多次发生冲突之后，市民冲出马路，占领香港岛最重要的公路干线。警察不但没有撤退，更反面出动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在多次乱喷胡椒喷雾也无效之下，竟胡乱向人群掟催泪弹，人群当中既有老人家，更有小朋友。香港警察以铁腕对付市民，以为可就此驱散平日从不反抗的香港市民，他们却失算了。

原本号召力不高的「占领中环」运动，却因警察胡乱使用武力，激起了香港人同仇敌慨；示威者且战且退，令地铁只有封锁金钟站，而警员则只能徒步从湾仔及中环步行前往现场。晚上八时多，湾仔地铁站的市民纷纷对素来有声誉的香港警察高声喝倒采，垂头丧气的警察在港岛各处被愤怒的市民包围以至指骂，香港人，由从未受过军训，竟变成自发进退的全民游击队，港警以武力赢得战场，却输掉了战争。

晚上十时，警方在中环闹市大量乱掟催泪弹，市民于是散去，改为占领铜锣湾，另一路则在九龙占领旺角；加上金钟近万人仍不散去，香港警察无法拾收乱局，只有改以包围的形式。有人笑称梁振英为「港独之父」，虽不中亦不远矣，因为香港的气氛，就有如台湾当年的美丽岛，如开枪的话，则会有如另一个二二八，这是万劫不复的道路。中共暂时退却了，香港市民则继续占领金钟、铜锣湾以至旺角的道路不肯散去，这是香港历史上的首次。

运动已非由政党所领导，这个政治危机比起2003年的7.1大游行更难解决，中共必须面对的，是坚持要求真普选的香港市民。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魏京生：人民有抗议暴政的权利—— 纪念德国纳粹时期刺杀希特勒案70周年

暴力有两面性。暴力的一方面是一种罪恶，但惩恶扬善却是善举。以暴力来结束一场更为灾难性的暴政，来维护自身与他人不受到暴政的人身侵害与经济掠夺，却是每位有良知、肩负起对社会责任的公民应尽的权利与义务。

2014年7月20日，是德国纳粹时期最大的刺杀希特勒案、即"女武神行动"发生70周年。在1944年7月20日的那次谋杀案中，在希特勒住地"狼穴"的会议室中正举行着德国最高军事会议。后备军参谋长克劳斯﹒冯﹒史陶芬堡上校将一枚定时炸弹置于桌下。引爆后，4人炸死，9人重伤，11人轻伤。暗杀主要对象希特勒却只受到轻伤，身上200多处被炸起的碎木刺伤，裤子被烧焦，耳膜被震破。暗杀行动失败后，盖世太保倾巢出动，全德约7000位直接与间接参与者被逮捕，其中4980位被立即杀害。

而在整个纳粹当政的12年中，全德国的抵抗纳粹运动前赴后继，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慕尼黑的"白玫瑰"组织，柏林的"红色乐队"，德国中部多城市的"雪绒花海盗团"，直到近20次直接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近7万7千德国公民因为抵抗纳粹而被纳粹的特别法庭、军事法庭或民事法庭处决。还有成几万、几十万德国公民，因为被怀疑参与抗议纳粹的活动，或是参与抗议纳粹活动的亲友和家属，都被送入集中营，大多最后致死。所以，德国不仅曾是一个纳粹的德国，也是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不仅是一个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大国，也是全面抗议战争的反战大国。诺贝尔最后决定将他的遗产用于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因为接受了他的好友、德国-奥地利反战女作家贝尔塔﹒冯﹒苏特纳的建议。

从德国的反纳粹行动中可以让人们看到，

一、暴政就是以践踏人权的行径来对付每一位国民，剥夺国民的人生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其结果将会摧毁一个国家，摧毁一个民族，以毒化的气氛来摧毁整个民族文化。所以，反抗暴政是全国人民天然的权利与义务。历史学家公认，20世纪的世界有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三者相比较，德国的反纳粹活动最为激烈。在这次"女武神行动"中，参与者相当多，相当广泛。后来发掘的文件显示，甚至罗马教皇都参与了这次事件，以致纳粹也在计划绑架和暗杀教皇。

二、人们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纠纷。因为这将减少全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但在现实中是否能够实现，这要看这位专制者是否尚保留一点人的理性。如果已经堕落成一个暴君，以绝对的暴力手段来镇压他的反对者，压榨他的人民，则人民只能采取暴力手段，以暴抗暴。纳粹当政后立即采取镇压异己的政策，然后修改宪法，人们已经无法通过合法手段推翻希特勒政权。为此，只留下暴力手段。"女武神行动"的直接实施者史陶芬堡上校反对纳粹政治，但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按照天主教教义，是不容许杀人的，所以他拒绝参加暗杀行动。但最后他看到纳粹政权这样残暴地屠杀德国内外的人民，从而改变了想法。若不刺杀希特勒，将会是道德层面上更大的罪恶。他带给军中抵抗运动新气氛。当崔斯考上校被分发至东线时，史陶芬堡就负责规划和执行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

三、人总会有被某种意识形态迷惑的时候。但人毕竟是有良知的。当一个人良知醒悟后，就要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的过去，以自己的生命代价来挽救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女武神行动"发起于德国军界，从士兵校官，直到将军元帅。组织者说服了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加入行列。隆美尔是第一位支持这一行动的现役元帅（另一参与者维茨莱元帅自1942年起处于退役状态）。隆美尔并不支持暗杀行动，认为这将造就出因为希特勒身亡、德国因而战败的情势，并将希特勒变成一位烈士。隆美尔认为应当逮捕希特勒并诉诸公审。暗杀事件后，隆美尔元帅被捕，并自杀身亡。另一位前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也因为间接参与该行动而被送入集中营。

四、一个正义的行动不仅需要直接的施行者，也需要广泛的支持者。或者说，如果人们看到一个正义的事业，即使自己不亲自参加，也可以以种种形式来给予道义上、行动上的支持。女武神行动必须依赖后备军总司令弗里德里希﹒佛洛姆将军才能执行。必须将他拉拢至反抗阵营中，至少以某种方式令其保持中立。而佛洛姆如同大部分高级将领，虽然知道反抗集团私下针对希特勒的密谋，但既不予以支持，也不将其通报给盖世太保。也就是默认这一行动计划，一种间接的支持。事件后，他也被逮捕并处决。

五、不以成败论英雄。在行动前参与者都没有把握，是否真能将希特勒暗杀掉。其实，暗杀不仅是为了直接消除一位暴政者，暗杀行动的本身就向世人表明了一种抗暴的勇气与无畏的精神，就是对全国抵抗运动的一种激励。就如"女武神行动"的发起人、军官海宁﹒冯﹒崔斯考上校所说："暗杀行动是必须的，不计一切代价。即使会失败，我们也要在柏林有所行动。实际的行动目的不再重要。现在要紧的是，让世人与历史看到德国有人反抗希特勒政权，没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的。"崔斯考在政变失败后隔天驾车前往德俄前线无人地带，以手榴弹自杀身亡。自杀前他告诉他的副官："希特勒不仅是德国、也是全世界的敌人。在仅有几小时的时间里，我相信上帝会告知我，反对希特勒的奋斗是正确的。神曾许诺亚伯拉罕，若他能在罪恶之城索多玛中找出十位正直之人，将不会毁灭城市。因此，我希望上帝同样也不会毁灭德国。我们中没有人为自己的死亡所哀痛，同意加入我们的人都穿上了涅索斯的长袍。当一个人持有道德操守时，就应准备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

对纳粹的抵抗所提供的经验教训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暴政。


中国民主化运动海外联席会议
201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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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基金会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

张三一言：子虛烏有的多數暴政

甚麼是多數暴政？


多數暴政，另一種說法是多數人暴政、暴民政治、多數人暴力、群體暴政等等。

既然是“暴政”或“暴力”，必然要有施暴對象才有意義，不然的話，無從顯暴，暴亦不成其為暴。施暴對象不可能是施暴者本身的“多數人”，只能是多數之外的少數人。所以多數暴政之說，必定要以少數人受害成為事實、必定要有多數人用政權暴力打壓少數人才能成立。

人類政治史上、政治現實中到底有沒有多數暴政？

我只是木匠，不是學者專家，但是，這個木匠讀了七十多年書，除了唯一的被重炒又重炒的古希臘501審判官出席的公眾法庭，以281:220多數決定判處當時年已七旬的雅典最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外，沒有見過第二史例。我到過原始狀態的社會，也到過高度文明的美澳，定居香港，就是沒有見過社會性政治性多數人暴政的實事（若有，歡迎知者提出，我會接受事實修正認識）。生活上幾個流氓（多數），欺負一個弱質女子（少數）之類的事倒見過很多；不過多數人暴政之說不是指生活事件的吧。

我猜想，會有人反駁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多數暴政。我的回答是，說它暴政，非常正確；說它是“多數”則是錯錯錯，大錯特錯。文革是文革領導小組五人幫少數人暴政，實質上是毛澤東個人暴政。請問文革期間施暴的“革命群眾”和紅衛兵有哪一個不是（起碼姿態上、口頭上）是忠於毛澤東，按毛“最高指示”辦事的？哪個不是毛的螺絲釘、打手？有哪一個不像毛婆江青一樣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咬誰就咬誰的？所以，文革是少數暴政，且是極少數人暴政，更準確地說是毛澤東個人暴政。

歷史上僅有一例，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多數人暴政”的事實從哪裡來？答案只有一個：捏造！

一個古今中外只有一例，之外的歷史和現實都是子虛烏有的“多數人暴政”之歌，竟唱了二千多年，現在還當紅地唱著，真是咄咄怪事，人世間無知、無羞恥事，此可為首。

為甚麼一個子虛烏有造成的“多數人暴政”之歌，可以長唱二千多年？而且在政治上起著強力作用？

它的力量之源何在？

第一個力量之源是專制極權統治者。

“多數人暴政”對應面是“少數人善政”（良政）。少數人善政應是曾有過的事實。問題是，有了“多數人暴政”墊底，“少數人善政”體現的今上（皇上、領袖、領導）英明就順理成章得多了。當真是少數善政之時，統治者用貶斥多數暴政來增加政治資產是必要之舉。大多數時候是少數暴政，少數暴政者更需要通過鞭撻“多數人暴政”來抵銷其政治負資產。

統治者利益與多數人為敵；炮製和鼓吹“多數人暴政”可以抵銷與民為敵的罪惡，增加其少數人專制極權統治、少數人暴政的合理性；是政治生存招數之一。於是否定、反對、批判、誣陷“多數人暴政”就成為統治者的主流意識（同時也必然是專制極權社會的主流意識）。這是“多數人暴政”之說不休、無恥長歌、成為他們例牌批判對象的原因。

第二一個力量之源是一部分鄙視害怕民眾的上層政治、經濟、文化、知識精英作祟。上層政治經濟文化知識精英多數有強列等級意識和高位優越感，相配備的是對低位底層民眾的鄙視和蔑視。在民眾聽他們的話，跟著他們的號召行動時，他們快意。問題是他們與民眾思想和利益往往不一致，民眾也常常有自己獨立自主的作為，特別是民眾中產生自己的精英並接受其導時，上層精英思想很牴觸、感情很難受，很需要一套貶誣民眾的理論為之解困；於是專制極權統治者配備的“多數暴政”（其它的還有刁民論、暴民論、群盲論、民粹論…）論正合用場。其實，更可能實情是“多數暴政”本來就是這些精英為專制極權統治者需要而炮製出來的御用理論；因為這套理論除了對症下藥為專制極權統治者服務外，正好能固精英的名位，長精英志氣。

作為統治型態的多數暴政不存在，但是，作為改變專制極權統治手段的“多數暴動”（我這是沿襲共產黨把民眾任何聚集都說成是動亂的說法）則是政治現實中極可能發生的事（尤其是街頭革命）。維穩就是防止民眾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少不免會以“多數暴動”形式表達出來。反“多數暴政”論，對維護專制極權統治，起著極重要作用；所以，陸共在防止多數暴動同時，很樂意高唱反“多數暴政”之歌。

20131008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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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 开罗“八一四”与北京“六四” ――同与不同

两天前（八月十四日），在经过多次扬言清场而迟迟没有动作之后，埃及军方终于采取了行动：对占据首都开罗两个主要广场的支持前总统穆尔西的示威者进行了武力驱逐。根据埃及临时政府的公告，截至目前为止，在这次行动中丧生的军民人数已经达到六百多人。而示威的组织者穆斯林兄弟会则声称，在冲突中死亡的平民已经超过两千多人。联合国和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的政府都已经表态，谴责对示威民众的镇压。

不少媒体很快地将开罗发生的“八一四”事件与二十四年前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六四”事件进行对比，认为二者都是政府对示威民众的武力镇压，而且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丧亡。有的媒体还同时刊登了一幅开罗的一位女示威者只身阻挡清场的推土机的照片和二十多年前北京的王维林只身阻挡天安门前的坦克的照片，以此像征两个不幸事件的相同之处。

开罗的“八一四”和北京的“六四”确有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是执政者采取武力对示威民众的镇压；再者，这两此事件都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平民人数和名单至今仍然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机密”，人们的估计在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而已经被埃及临时政府确认死亡人数在事件发生后的两天之内已经上升到六百多人，估计这个数字还会随著时间的推移继续上升。

这两个不幸事件之间又有著很多不同之处。最为突出的是两地而且示威性质不同。北京的示威完全是和平示威，他们没有推翻政府并且取而代之的政治诉求，所反对的是社会一致痛恨的官场腐败和中央政府对示威学生秋后算账的威胁，所要求的只是要求与政府官员对话和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整个示威活动并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背后运作，只有由学生仓促组成的而且内部意见并不一致的现场指挥部。事实上，官方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方式结束政治危机。

而在开罗的示威组织者则是组织严密的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不仅有建立伊斯兰宗教国家的政治诉求和严密的组织系统，而且他们还有著自己的武装。在示威的过程中，他们武装袭击了警察局和军营，并导致了军方的伤亡。不仅如此，与中国示威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而被政府拒绝的情况完全相反，穆斯林兄弟会则是坚决拒绝与临时政府对话，这就导致了埃及的政治危机无法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

埃及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事件似乎是因为军政府上个月初通过政变的方式罢免了民选总统穆尔西所引起的。但是实际上有著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穆尔西在总统选举中通过微弱多数上台以后，没有采取民族和解方式解决民众的分裂，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发展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民众更大的不满；他强行通过的修宪公投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选民参加，实际上同意修宪的只有埃及选民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而且在军方发动政变之前，埃及街头已经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一千多万人的示威。

军方政变总不是一个健康的解决政治危机的方式，对于这一点埃及军方也很清楚，所以在罢免穆尔西之后不断表明要尽快举行全国大选，让民选的政府管理国家。同时军方和临时政府也多次邀请穆斯林兄弟会参加对话，共同解决政治危机。遗憾的是穆斯林兄弟会拒绝参与民族和解进程，从而失去了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这是埃及在民主变型过程中的一大败笔，也是埃及国民的悲哀。 

（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林保华：八月飛雪，台灣新公民運動

二十五萬穿著白衣的台灣民，為被凌虐而冤死軍中洪仲丘送行，並且誓言要討回真相、推動改革，開始了台灣新公民運動：他們為社會公義超越藍綠，期望能帶動台灣社會向上走，莫要辜負華人世界"民主燈塔"的稱號。

八月三日，二十五萬穿著白衣的台灣民眾湧入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其中八、九成是年輕人，為被凌虐而冤死軍中的台灣成功大學碩士洪仲丘送行，並且誓言要討回真相、推動改革，被媒體稱為"八月飛雪"。這是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運動，也是台灣新公民運動的開始。

    二十五萬白衣人湧上凱道

去年夏天，香港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為反對共產黨的"國民教育"持續上街，得到廣大市民支持，人數動輒萬人以上。我非常羨慕。台灣的主權流失，人權倒退，不公不義事件蔓延，生活水準下降，貧富兩極分化，有些情況比香港還嚴重，台灣年輕人什麼時候也能上街，組織新公民運動，來捍衛他們自己的權益呢？誰也沒有料到，洪仲丘的案件由軍內爆發，給台灣提供一個突破口，喚醒了台灣的新一代。

台灣目前實行的還是義務兵役制，但是馬英九競選總統時，答應在二零一五年改為募兵制。洪仲丘作為義務兵的下士，在期滿離開前三天，被關禁閉，並且被凌虐致死。軍方以中暑"意外死亡"草草了結，但是家人第一時間到軍中了解，發現不尋常情況而苦苦追求真相。面對軍方的保守、顢頇，甚至掩蓋"打擊報復"的真相，而國防部與身為三軍統帥的馬英九也包庇事件，民眾忍無可忍，爆發了這場被稱為台灣"茉莉花革命"的新公民運動。

洪仲丘在軍中從事財務工作，疑似他發現有弊案而在退役前提出來而得罪長官，怕他說出來，才匆匆尋找理由把他關禁閉，並且滅口。

禁閉的理由是他攜帶智慧型手機進入軍中，然而他沒有智慧型手機。禁閉室只關士兵，不關士官，但是他還是被關。關禁閉以前要做身體檢查，一般一個星期才有結果，但是因為洪仲丘三天後就退役，所以通過特殊管道，他的體檢報告幾個小時就獲批。洪仲丘身體過胖，無法經受禁閉期間的懲罰性操練，但是體檢竟然也通過了。在送洪仲丘去醫院急救時，軍方的救護車也以平時的速度，沒有鳴笛。種種情況顯示，這是有預謀的集體犯罪行為。尤其是他的一位同袍聽到連長說，他們的副旅長對這位連長說：你不關洪仲丘，我就關你。

    洪仲丘被虐殺案引發公憤

洪仲丘七月三日死亡，家屬去要真相時，受到重重阻擋，家屬向國民黨立委求救，不得要領，七月六日才見報。但是軍檢也沒有立即調查與拘押兇嫌，而是拖拖拉拉，遲至七月十六日才拘押副旅長何江忠，後來又陸陸續續收押幾個。長達近兩個星期的拖延，足夠這些人串供與湮滅罪證。

最先發現的是監視器的，在關鍵的八十分鐘與三十一分鐘的畫面消失了，但是軍檢要家屬拿出軍方湮滅畫面的證據，而不是把當事人隔離約談，還怪罪家屬與媒體亂爆料。檢察機關本來是幫受害人討回真相與公道的，台灣的軍檢，尤其那位軍檢主任曹金生卻是一再為兇嫌辯護，甚至上電視台充當名嘴，扮演兇嫌的律師，還是握有公權力的律師，角色完全顛倒而逐漸引起公憤。

根據洪仲丘同袍的檢舉，虐殺事件中表現最壞的上士代理士官督導長范佐憲，號稱"地下連長"，月薪才四萬多，卻擁有賓士轎車，還有價格不菲的重型機車，一星期有一半時間在外面吃吃喝喝，他更肆無忌憚帶著智慧型手機進出軍中，原因是他經營地下賭場、色情美容業、還放高利貸。推測有些長官與他沆瀣一氣，才使案件不易處理。

在已退役的軍中同袍上電視台揭露內情時，他不但立即被軍檢約談，簽署保證不再對外發言，還有高利貸者打電話恐嚇。范佐憲雖然後來也被拘押，但是他的電腦主機被軍方扣押後，也會不會出現證據被湮滅的情況？因為內裡可能有許多長官的名單與機密。

洪案的深入發展，軍中過去發生的一些冤案家屬也趁機出來控訴，才發現這類案子很多，例如一年前的陳俊銘一案，軍方說他是自殺，用五公分長的美工刀躺在床上切了十三刀才身亡，而周圍的阿兵哥居然沒有發現！

    馬英九冷漠包庇被嗆下台

事件揭發過程，馬英九卻忙於七月二十日選國民黨主席而不理不睬，引發民憤。在四天前由網路組織起來的"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發動七月二十日包圍國防部的活動，得到三萬年輕人的響應，穿著白上衣出來，是"白衫軍"初試啼聲，國防部的文官副部長楊念祖出來，表示要"大破大立，痛改前非"，並且表示開放給軍外的司法機關參與調查，得到鼓掌歡迎，聚會提前和平結束。

這天早上馬英九投票後，到台中探望洪仲丘家屬，聲言他對此案"管定了"，洪爸爸大概了解馬英九講慣大話，所以回答"君無戲言"。但是在同時。馬英九也否定楊念祖開放司法的說詞，不知道他們內部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馬英九"管定了"的意思，原來是要在他八月十一日出國訪問前平息風波而軟硬兼施。先是放出風聲要對洪家進行國賠，出價一億元；洪家卻是富貴不能淫，祗是要真相。國防部長高華柱也下台算是一個交代，但七月三十一日軍檢發表起訴書，聲稱洪竄改個人體測成績、拒絕擔任值星班長，引發連上及旅部長官不滿，決定趕送悔過室（因為禁閉違法而改稱"悔過"）。這些莫須有的罪名根本就在抹黑，所以也可預料，起訴十八人表面人數龐大顯示當局的決心，卻是慣常的"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讓一個具體執行懲罰的小兵來扛責。

八月一日對最主要四人的開庭審訊，居然對他們全部低價交保釋放，給他們更充足的串供機會。而保釋金不是根據需要，而是與官階的高低成正比，簡直荒謬透頂。

這些荒唐做法，終於逼出二十五萬人出來討公道，逼迫軍方進行改革，並要馬英九下台。

    莫要辜負"民主燈塔"稱號

這場運動的廣泛性，乃是因為當兵涉及每個家庭，尤其每個必須服役的年輕男性公民。根據新任國防部長楊念祖的報告，十年來國軍的死亡人數竟達一三九二人！現在的國軍人數是二十七萬人，看看這個比例有多大，台灣的"忠烈祠"也只有一千九百個亡魂。這十年，台灣沒有戰爭，沒有殺掉一個"共匪"，卻死了這樣多國軍，許多是"被自殺"的，可見軍中凌虐之甚而又掩蓋真相。

"一九八五"是軍內的投訴電話，但是據說誰打這個電話，誰就倒霉；或者洪仲丘就是打了這個電話而惹上殺身之禍。而透過網路成立的"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由醫生、學生、軟體工程師、剛退役軍人、國會前助理、咖啡店老闆等三十九人組成，平均年齡三十歲。他們超越藍綠，發動一場台灣的新公民運動，可望破解藍綠魔咒導致台灣的退化，帶動台灣的茉莉花革命。他們還隱身埋名，不想做英雄，為的只是社會的公義。

八月三日晚會上，聯盟代表在台上問，請第一次上街的朋友舉手時，估計舉手的約有七、八成，這真正是台灣新一代的公民力量。與會者以手機的亮光代替燭光，也顯示新科技時代的公民運動。

聯盟代表的講話雖然比較長，但是我還很注意聽，更使我感到安慰的是，他們不只是關注軍中的問題，還提出服貿協議、反對核四、拆除大埔等等近期社會關注的熱點，希望新公民都站出來，才可以阻擋政府妄顧民生與不公不義的惡行。期望台灣的新公民運動，帶動台灣社會向上走，莫要辜負華人世界"民主燈塔"的稱號。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8月号

林楠森：风起云涌的公民运动

林楠森 / BBC中文网台湾特约记者

最近台湾公民社会运动一直没有间断，这是月初20万网民集结在总统府前抗议。

台湾公民社会一段时间以来风起云涌的运动一直没有间断。在月初逾20万网民集结总统府前抗议后，本周最新的一个运动是学者与文化界人士发起的罢免＂马系立委＂联署。

这样的公民运动能在现实上起到什么作用，在台湾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此起彼落地与当权者对抗，标志出象征莉花革命与阿拉伯之春那样的风潮也吹向了台湾。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从台湾过去许多引起公众、群众激愤或恐慌的事件来看，台湾社会的集体注意广度周期很短，任何事件过了一阵子后，原本人们认为天大地大的事往往彷佛从末发生，很难真的改变些什么。

台湾社会的公共议题的注意周期或许不长，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周期仍未结束。在台湾受到人们抗议的马英九，本周即使是在美国纽约过境短暂停留时，也受到了反大埔强拆者的抗议。

当局反制

网络是这一波台湾公民社会串联抗议的主要平台，而台湾当局也利用网络针对抗议者进行反制。

马英九政府的反制方式之一是向谷歌及雅虎等公司购买广告，比如网民在搜寻一些知名的反核文化界或专家名字时，这些收取广告费的跨国网络公司，提供给网民的搜寻结果包括＂确保核安稳健减核＂的政府宣传连结。

这样的作法被反核人士称为＂卑鄙＂，谷歌与雅虎在这些当事人的抗议下，迅速地将这样的广告去除。

连续六个周末在台北车站静坐抗议马英九的公民团体，面对的则是另一种形式反制。他们说，上周末警方故意选在他们静坐的台北车站，以震耳欲聋音乐及年轻女子表演热舞来倡导＂犯罪预防日＂，真实目的是在骚扰反制静坐者。

相对于这类反制，另一种动用警力架走抗议者的作法则引起了公民团体更强烈愤怒。在本周四行政院前的反大埔强拆抗议活动上，被警方强行架走的也包括了采访抗议的媒体记者。

近日也引起广泛侧目的一起事件，是抗议大埔强拆的大学生到苗栗县长官邸抗议时遭到持半自动步枪警察盘查。此一照片被上传到网络后网民质问说，＂现在的台湾是否已变成了天安门＂？

罢免立委

从近期核四电站、大埔强拆、两岸服贸协议等议题来看，公民团体的不断抗议或是民调显示当局政策不受支持，都没有使得马英九政府改变立场。

声援公民团体的文化界人士与学者本周发起了一个罢免＂马系立委＂的联署活动。他们说，这是因一次次的见证，让他们已觉醒马政权是＂无法被文明说服的独裁寡头＂。

发动联署者包括了名字也被当局列入谷歌与雅虎广告的电影导演柯一正。他在记者会上举出了包括美牛案、核四、会计法等在台湾引起高度争议议题，表示这些都是党意强暴民意的例子。

虽然眼下马英九的总统职位也面对另一联署罢免，但总统罢免被广泛认为在高门坎下不可能成功，而这些发动罢免立委的文化界人士则将矛头指向配合马英九立场的立法委员。

他们在联署的声明中说造成马英九＂骄蛮横恶＂的理由，是20万名国民党员让其掌控了执政党主席权柄，左右国会过半席次投票，＂此一病态权力结构，扭曲了2300万多数意志的原貌＂。

此一被联署者称为＂公民自救＂的罢免马系立委联署，即使门坎相对比罢免马英九本人的总统职务为低，但就实际上台湾从未有立委被成功罢免来看，其目标可能也很难达成。

针对公民社会的一系列不满，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近日提出了与马英九进行＂国是会议＂的要求

在野党角色

在这一波台湾公民社会的运动中，过去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曾引领台湾公民社会反抗国民党的民进党，角色则被边缘化。

针对公民社会的一系列不满，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近日提出了与马英九进行＂国是会议＂的要求，此一要求也得到另一前主席谢长廷支持。

国民党过去曾在李登辉主政下召开国是会议，回应公民社会要求解严与国会定期改选，虽当时背景也是公民社会抗议不断，但许多分析员认为解除戒严与民主化并非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李登辉本来就想做的事，国是会议仅有搭台的作用。

蔡英文与谢长廷分别在2012年与2008年的总统选举败给马英九，他们提出同马英九进行国是会议的要求，似乎无视现任党主席苏贞昌存在，这使得台湾舆论焦点不在是否举行会议，而是民进党内部的权斗。

在发动抗议的公民团体脸书网站上，一些网民的贴文表达了对民进党不抱期望，有网民称从民进党近日热切地到中国”拜码头＂来看，其正渐渐国民党化，人民只有自救而不必靠任何政党。

但也有网民说，民主社会的反对党即使无法扮演公共议题领航员，至少也必须有能力整合各方力量与当权者抗衡，而在台湾在野党不具社会公信力与缺乏能力下，公民社会与当权者的对抗将更加困难。

——BBC

梁京：分裂社会的民主困境（附何清涟、曹长青相关文章）

图：七月六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封面  （埃及的悲剧）

关于埃及最近发生的"二次革命＂，海外的政治评论者形成了有差异的政治态度。一种立场是批评埃及军人，认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该干政，而应恪守完全中立的立场。这种态度背后的逻辑就是，只要军队严格地坚持遵守宪法，埃及就能够从宪政危机中走出来。另外一种态度则认为不能如此绝对，而要看埃及军人能否尽快地恢复宪政秩序，尤其是尽快组织好一次大选。影响力很大的《经济学人》杂志，就取此立场。

我比较认同《经济学人》的立场，因为我不相信如果此次埃及军人不干政，事情就会自然得到化解。《经济学人》的社评指出，穆尔西的无能，事实上已经让太多埃及人忍无可忍。他一面听任埃及经济濒临崩溃，一面却热衷推行激进的伊斯兰教社会政策。在最后关头，也不愿意以辞职来化解宪政危机。

当然，埃及军人此次干政的后果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对此，包括支持二次革命的埃及人在内，都很清楚。埃及的二次革命，凸显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就是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推行民主面临的困境。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我还记得多年前读到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在1848年选拿破仑三世做总统的议论。当多数人其实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意，或者并不相信民主政治却又获得投票权的时候，民主政治就会陷入困境。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最近例子，就是泰国。泰国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处于高度分裂和对立状态，结果导致了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大战。好在泰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也好在他信有一个比他聪明的妹妹，泰国走出了由社会分裂带来的民主困境。

最难得的例子是南非，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曼德拉如此尊崇的原因。曼德拉是一位圣人，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成就这位圣人的贤人中，也包括不少南非白人的精英分子，特别是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没有他们，今天的南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无法想像。

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前景不容乐观。秦晖是中国学者中最早认识到中国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极为相似的一个。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徵就是社会歧视是完全制度化的。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南非与中国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这种不同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似乎是一个中国学者没有重视的问题。

中国与南非最大的不同，就是南非的社会分裂与种族主义直接相关，而中国种族因素在社会分化中不起主导作用。一般来说，有种族因素的社会分裂是很麻烦的事，但南非对立的双方为什么能实现历史性的超越呢？我相信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有关联的一个因素就是，南非白人及黑人内部，自治程度都比较高。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使得两边都存在一些有良知，特别是有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

这个因素是中国很难比的。中国的专制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政治嗅觉，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只要发现那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就视为对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国政治的这个传统，到了今天可以说发展到了极致。不要说在成年人中我们看不到真有魅力的人物，而且，在一代代青少年中，也看不到出现这种人物的苗头。看来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被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促成了一种极不利于魅力领袖产生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从孩童开始，就无时无刻不被提醒或暗示，要学会顺从权威或伪饰自己的野心，否则没有好下场。

因此，尽管与南非相比，中国有一些有利民主的条件，如教育更普及，但是，当分裂的中国社会面临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其成功的概率反而不如许多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1】

民主的毒药: 军人干政背后的威权逻辑（何清涟）

埃及政变让世界深感不安，这种不安缘于军人干政打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民主制度。在过去两年半内，埃及军队通过两次罢免国家的文职领导人，显示了其超强的力量。尽管有论者为这次政变辩护，认为这次埃及军人集团再次干政，是结束政治伊斯兰化，但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军人干政其实是民主的毒药。

*军人政治曾主宰拉美、东南亚政治*

二战后，在亚非拉三大洲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后，有很多又陷入了“独立英雄”的独裁统治：亚洲有南越吴庭艳、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南韩朴正熙；非洲有乌干达阿明、中非博卡萨、刚果蒙博托、利比亚卡扎菲等。其中拉美的军人独裁则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最著名的有智利皮诺切特、海地杜瓦利埃父子，巴西则经历过布兰科，席尔瓦，梅迪西，盖泽尔，菲格雷多等数个军人独裁时期。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军人独裁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的改革都是从军事改革起步，军队因此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技术文化的特殊集团，他们得风气之先，组织性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柔弱的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约束这些军事集团。

这些军人政权有几个普遍特点：

第一大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例如1955年10月，吴庭艳通过公民投票作弊，成功的废除了保大皇帝，让自己成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71年1月，乌干达阿明趁奥伯特出访新加坡的机会发动政变，推翻奥伯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9月11日，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第二，建立基于裙带关系的独裁统治，家族成员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吴庭艳当总统后，其家族成员全部担任南越政府的重要职位，在经济领域内到处伸手，走私大米、鸦片、进入房地产、利用彩票舞弊；操纵流通领域，向商界敲诈勒索、利用国家情报从事外汇投机。菲律宾马科斯夫妇更是腐败，无论是日本支付的5 亿多美元战争赔款，还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50 亿美元援助，以及世界银行向菲律宾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贷款，都成了马科斯夫妇通往私人银行户头的滚滚财源。马科斯在位20 年，使菲律宾这个本无债务的国家欠外债高达265亿美元；5500 万菲律宾人当中，高达70%的人贫困潦倒，谋生艰难，大批菲律宾姑娘不是卖身为娼，就是当了国际邮购新娘。而马科斯夫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大批财富。马科斯就任总统前，仅拥有财产3 万美元。到1986 年倒台时，拥有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其中贪污金额就达30 亿美元），数额之巨实属罕见。

《福布斯》杂志曾于2011年11月发表“非洲富豪都是独裁者”，其中列举了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与易卜拉欣·巴班吉达，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刚果独裁者蒙博托、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林·奥比昂。该文未提及的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其家族成员掌控着该国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利比亚的整个国家资源成为卡扎菲家族尽情挥霍的奢侈品。据报道，卡扎菲手中拥有的资产或超过两千亿美元，卡扎菲本人及其子女过着豪华奢侈的挥霍生活。

三，在镇压异己方面，军人独裁比文官政府更为残酷。

统治乌干达长达八年之久的阿明，不仅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还有多达30万人被杀或者失踪，还有很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传闻说他还有吃人肉的嗜好，特别将那些视为仇敌的人吃掉，与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并列为非洲三大食人恶魔之一；皮诺切特统治的军政府时期，不仅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和左翼反对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有数千人遭监禁和拷打，超过3000人遇害。其执政中的人权问题包括大量的失踪人口，大量侵犯人权的案件，很多至今仍为“悬案”。

*军人独裁抑制民主的发展*

军人干政是一国政治出现重大危机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有实用性，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紧急状态法”。

军人占据政治舞台后一般有几种趋向：一是军人将接管政权视为一种政治过渡，在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二是在舞台上继续执政，并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和推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纳某政治力量参政。这方面的杰出典范有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1923－1938年），他成功地引领了土耳其全面走向现代化。有些独裁者统治残酷，但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智利皮诺切特有较高文化修养，重视国务，任内进行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口号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放松经济，开创了私有化道路，创造了“智利奇迹”（1960～1980年）。朴正熙担任韩国总统18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带领人民埋头苦干，在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及朝鲜战争之劫后，促进了韩国经济增长的典范，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创造了“汉江奇迹”。

但更多的军事独裁者将国家权力视为军人的战利品，军人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力量来维持和扩展军人集团的特殊利益，带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这类军事独裁会抑制了民主的发展，卡扎菲及非洲独裁者多属于此类。

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体制的巩固时期，以巴西1988年宪法和1989年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出政权为标志，拉美的民主体制基本确立，实现了文人执政、三权监督、党禁开放、普遍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转型。但由于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激进，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众政治素养、政治力量发育等要素尚未全面成熟时快速全盘转型，为此后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导致20世纪90年代军人干政的周期性反复。在一些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的国家，军人干政不断重演：海地、委内瑞拉、危地马拉都曾发生军事政变，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逆转民主化进程，更没有出现军政府重新登台执政，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得以解决，这说明军人干政在拉美已日渐衰微。

埃及形成了独特的军方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触角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除了政治上把持权力以外，还垄断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从纳赛尔、萨达特直到穆巴拉克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军队。这次埃及军队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称干预政治为了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埃及军队从来不是拥护民主的力量，60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维护国家稳定，并保证军队在埃及体制内的特权不受侵犯。

可以说，军人干政是民主的毒药，它与社会进步呈反向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进步越大，军队的角色就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反动。一个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如果不彻底，民主体制运行就会不顺畅，该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在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徘徊。

——VOA

【附录2】

被推翻的埃及总统错在哪里？（曹长青）

两年前埃及爆发人民革命，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人群最后汇集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洪流，冲垮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今天，埃及再次爆发革命，这次，是把民选的总统穆尔西罢黜，但成千上万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上载歌载舞、放鞭炮焰火，欢乐的气氛跟两年前一样。

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埃及革命？上次推翻穆巴拉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虽然奥巴马政府晚了几拍），但这次是结束一个民选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处于两难：

从民主宪政原则，民选总统不可被街头运动推翻。但是，这又不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虽然出面，却没有谋求政治权力，而是立即组成由埃及首席大法官为临时总统的、清一色是文职人员参加的过渡政府，军方并承诺尽快制定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不仅这个“路线图”是朝向民主，而且这次倒穆尔西，是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和民意的体现，在解放广场和主要城市，最多时有1400万示威者（埃及人口八千万），之前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联署人数，高达2200万！

民意的要求是结束倒向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政府，军方的做法是追随民意。这种做法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近代民主政治中都是罕见的。但虽罕见，却并非没有先例，在民主的土耳其，就曾经发生多次。

强烈认同、欣赏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就曾留下这样的遗产，只要土耳其政府走向伊斯兰宗教化，军队就出面，推翻那个（即使民选的）政府，重新大选，直到有了不再倒向伊斯兰宗教化，而是继续朝向世俗化的政府。土耳其军队从来没有直接掌权，每次“干政”之后，政府回到世俗民主派手里，军队就回到军营，还是一支专业化军队，所以军队在土耳其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埃及军方的做法，几乎就像是凯末尔将军的传人，完全是土耳其军队的做法——用军队干政的方式，阻止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滑向伊斯兰宗教化。

一年前，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曾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的首领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承诺成为全民总统，而不是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一年来，穆尔西的做法越来越遭到埃及人民的质疑，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穆尔西掌权后，埃及的经济更加恶化，失业率高达13%，整个社会弥漫对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不满和不信任，最后危机爆发，连续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导致几十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最后军方出面谋求解决危机。

从美国、英国、欧盟等目前的反应来看，基本都是倾向支持开罗解放广场所体现的民意（要求），认为穆尔西没有顺应民意，固执己见，才造成这样的危机。所以美国的表态是“不选边站”。在穆尔西要被推翻之际，美国不选边（欧洲国家也多如此），其实就等于是选择站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民一边，或者说默认埃及的这种变化，顺其自然了。事实上，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穆尔西，也无法阻止埃及的这种变化、这种人民的要求。

埃及出现第二次革命，穆尔西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点可以从跟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仰者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占印尼2.4亿人口的88%（这和埃及差不多，穆斯林在埃及占90%）。但2004年苏西洛将军（Yudhoyono）当选印尼总统之后，实行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跟穆尔西正相反，所以印尼至今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没有宗教和世俗派的冲突，更没有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而且苏西洛在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至今）。

苏西洛实行了什么政策，导致印尼跟埃及这么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西洛掌权后，没有致力意识形态，没有把印尼宗教化，而是相反，致力印尼的世俗化。因为只要推行宗教化，就势必会跟世俗派发生冲突，因为宗教问题是最敏感，最能刺激大众神经的。苏西洛避免宗教化，就等于不碰敏感神经，整个社会就不会像埃及那么骚动不安。

苏西洛不推行宗教化，而是致力市场经济，吸引外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只有降低失业率，人们有工作，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民主政治，社会才会有长治久安，民心才会稳定。而推动市场经济，就要亲西方，因为西方大国，尤其美国和欧盟等，才有经济实力，才能帮助印尼经济腾飞。苏西洛亲西方的主要政策，一是加入美国领衔的全球反恐力量，二是全面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于是，印尼在苏西洛领导下，内部局势稳定，政府又亲西方，欧美商家当然就愿意去投资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印尼在苏西洛这种内外政策指导下，经济却连续增长，去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第二高（6.3%），仅次于中国（7.8%）。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排列为印度、美国、印尼），被《华尔街日报》称赞为“穆斯林民主样板”。

而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后，却走了另外的路线，他不是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推动自由市场上，而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推动伊斯兰主义。新宪法写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条款，并在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下的议会通过。

西方观察家指出，“穆尔西政府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与宗教等关键职位上的任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埃及评论家说，穆尔西试图“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改造埃及民众……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和事业置于埃及之上”。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惧。

穆尔西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埃及经过纳赛尔、萨达特以至穆巴拉克的几十年执政，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国家。虽然这三位前总统都不是民选领袖，但他们都没有推行宗教化，而是信奉世俗主义。而且这三位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袖，都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并深受其害。像被称为建国之父的纳赛尔，就曾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暗杀（但子弹射偏，躲过一劫），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崛起”组织中激进派成员暗杀而身亡。可以说埃及社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相当警惕甚至厌恶。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选举，但埃及人的担忧可想而知。穆尔西当选后，却致力推动埃及走向伊斯兰主义，这就跟整个埃及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尔西把执政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上，所以没有去致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许正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才不像印尼总统苏西洛那样发自内心亲西方（苏西洛早年曾就学於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虽然穆尔西外交上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甚至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等，但更多是从宗教教派出发（穆尔西是逊尼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什叶派，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是什叶派主导）。

路透社报导说，“对大部份埃及抗议民众来说，让经济好转才是关键。但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旅游业及投资受到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社会也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问题。”

穆尔西在把重心放在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忽略或不在意埃及的世俗化力量（和人心所向），导致人们这种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上对埃及走向宗教化（伊斯兰化）的焦虑，再加上穆尔西执政的无能（抗议者说他太无个人魅力）和一意孤行，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就卷起了解放广场的又一次政治风浪，最后淹没了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

穆尔西势力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埃及各党各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拉迪领导的温和派，自由派，左派，青年运动派，基督教派（占人口10%），以及温和的穆斯林派，包括埃及第二大穆斯林政党等等，以及军方的全力支持（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将军曾在美国受训毕业，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不大可能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穆尔西），更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第一时间向出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大法官曼苏尔表示祝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埃及的局势虽然可能还会有动荡，甚至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但因为群龙无首（穆斯林兄弟会40名主要成员都被军方扣留），最后可能无法阻挡这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埃及的民主前景继续令人看好。而且经过这第二次革命，今后任何埃及掌权者，要想开倒车，都要想一想，从总统府望一眼解放广场。那里的示威者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曾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推翻了第二个。这向未来的任何掌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开倒车，我们就继续这么干，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王丹：介绍一部记录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纪录片

各位听众：有一部记录台湾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纪录片，叫做《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片子采访了好几位当年的"左翼"青年，他们当年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了青春作为代价。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无法自由歌唱的铁窗内度过的。当片尾的主题歌旋律响起，字幕上打出歌词："当严冬将要完尽，而人类的想望的春天，被封锁在冰霜的下面——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的时候，已经满头白发的受难者，以手掩面，无声地痛哭。

歌声，往往是自由的象征，能够自由地歌唱，是自由人的标志。当台湾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回忆自己不能歌唱的岁月的时候，在遥远的波罗的海，一个小国——爱沙尼亚——的人民，却用歌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维护了自己的认同，最终用歌声发起了一场颜色革命。这，就是正在新北市电影节中上映的纪录片《歌唱革命》（见下图）所讲述的故事。

爱沙尼亚的历史与台湾有颇多相似之处。这个在大国的夹缝之间求生存的小国，自13世纪起就先后被丹麦，日耳曼人骑士团，纳粹德国，社会主义苏联吞并。但是爱沙尼亚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有一天可以独立自主的梦想，在高压统治下，他们找到了一个在民族的颠沛历史中，延续这个梦想的方式，那就是歌唱。在教堂，在学校，在家中，甚至是在公开的纪念活动上，爱沙尼亚人始终没有放弃，而且积极地用歌声缅怀自己的祖先和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用传统爱国歌曲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把历史记忆形象化，生活化地在民族肌体里建构起来，最终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正如片中的解说人，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琳达。杭特（Linda Hunt）在片中所说："这是一个用文化拯救一个国家"的故事。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主体性的建立到底是什么？自我认同的建立，它的基础应当在哪里？《歌唱革命》提出的启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当记者采访爱沙尼亚的歌唱革命的参加者时，他们说："音乐，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国家。"是的，其实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础；守护文化，就是守护民族的灵魂。换句话说，对本民族的认同，也应当，或者至少应当是，首先是，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珍惜上。当本民族的音乐，成为这个民族和每一个民族成员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主体性才能屹立不摇。

《歌唱革命》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幕是：苏联统治时期，爱沙尼亚的国歌是禁歌。在一次音乐节上，当所有规定的曲目演唱完了之后，十万民众拒绝离开。在没有任何指挥带领的情况下，所有的人眼含热泪，高唱起了国歌。他们手挽手，高举过头，一起高唱："我们是爱沙尼亚人！"

那一瞬间，几百年积累的民族感情彻底迸发，人民知道，尽管还是生活在奴役中，但是民族精神还在，这，就是希望。1986年开始，爱沙尼亚人多次以合唱的方式走上街头，革命，就这样爆发，并最后成功了。

在此，我向大家推荐这部值得一看的纪录片。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附录】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致劉曉波及為人權自由受苦受難的弟兄姊妹

當黑暗將要退去

而黎明已在遙遠的天邊

唱起嘹亮的凱歌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嚴冬將要完盡

而人類嚮往的春天

被封鎖在冰霜的下面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鐐鏈還鎖住我們的手足

鮮血在淋流

而自由已在窗外向我們招手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當悲哀的昨日將要死去

歡笑的明天已向我們走來

而人們說：「你們只應該哭泣」

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7938.html）

王丹：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我要以十二分的热忱，向大家推荐一本我刚刚看完的书。这本书是俄国记者是玛莎.葛森的《普丁：沙皇再临》2012年在台湾由时报出版公司翻译出版。

坦率说，总体来看，这是一本颇为无聊的书，对於普丁的介绍没头没尾，叙事也比较混乱，资料性在我看来也不是很完整。但是，为什麽我还要怀着十二分的热忱推荐呢？这完全是因为本书的最後一章，题目是：《尾声：十二月的一个星期》。

这本普丁传记用前面所有的篇幅，讲了普丁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克格勃官员成为俄国的统治者，作者主要描写了普丁上台之後，是如何把俄罗斯的民主制度逐渐消解，并用特务手段，重新建立了沙皇一般的恐怖统治。整本书的基调，是灰暗的，令人难过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看了前面的内容，读者会想，不知道俄国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但是，但是！！

这本书的最後一章，用日记的形式，逐日记录了2011年12月普丁再度当选总统之後，以为严重的舞弊，人民终於无法忍耐，而重新开始大规模抗议的过程。作者把这个过程写得可歌可泣，令我看了热血沸腾。

在此前的俄罗斯，因为人民的不满都压抑在心中，所以大家都以为抗议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有少数人觉得实在不能不表达抗议了，於是在网络上号召上街游行。一开始，他们以为只会有四五十人参加，然而到了现场，却发现，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来了”。最後的人数到了五百。作者说，那一刻，他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了”。

革命的热情，往往一旦点燃就会顺风蔓延。接下来的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已经面对俄国当局出动的军车和警察，主办方只申请了三百人。结果，他们在脸书上号召参加以後，12月6日，有三千人表示要参加；12月7日：五千人；12月8日，两万人；12月9日：两万五千人。12月10日是游行的当天，早上，表示要参加的人数达到三万五千人。当天下午，游行开始，参加者的人数是：十五万人！仅仅半个月前，组织者还以为不可能的人民觉醒，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就这样爆发了。

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它表明，人民不会永远忍耐的。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坚信，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时刻，一定会在中国发生！不管有多少人对此表示怀疑，都丝毫也不能动摇我的信心，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刻在俄罗斯能够发生，就必定会在中国发生。

那些不相信的朋友，也许可以看看这本书的这个章节，你会被历史说服的。你将会看到，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以及革命为什麽一定会发生。

——RFA

附录：

《普丁：沙皇再临》简介

一位好勇斗狠的低阶KGB特务， 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暴得权力，统治了俄罗斯？ 
这是一本惊悚犀利的写实报导， 也是作者就算冒着生命危险都要揭露的真相……
弗拉基米尔．普丁，一九五二年生，俄罗斯圣彼得堡人，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丁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之后成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特务，并担任过圣彼德堡副市长。 
拥有这样背景的他因缘际会被叶尔辛的智囊团看上，而被指定为叶尔辛的继承人。普丁因此在一九九九年以政坛新星之姿一跃成为俄罗斯总理，并于二OOO年担任俄罗斯总统。由于俄罗斯宪法对连任的限制，使得他无法参与二OO八年的总统选 ??举，他便在总统卸任后，二度出任俄罗斯总理，并推动修改俄罗斯宪法，将总统任期由四年改为六年；而在二O一二年，普丁再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在未来可见的十二年内，普丁将会继续统治俄罗斯。 
本书是由国际知名记者玛莎．葛森为俄罗斯「新」总统普丁作传。葛森于九O年代以来，长期定居于莫斯科，亲身经历了普丁当权以来的变局。透过她第一手观察、采访，并精心收集诸多过去未被披露过的资料，以惊骇的事实及引人入胜的笔调，描绘出普丁如何从一位低调、曾派驻东德的特务，摇身变为一位专制集权统治者的过程。

作者简介
玛莎．葛森Masha Gessen 
一九六七年出生于莫斯科，同时拥有俄国与美国国籍，并可以俄文及英文写作。她曾任俄罗斯主要新闻杂志《总结》（Itogi）的首席特派员，并担任俄文杂志 Snob编辑，且为Vanity Fair、The New Republic、Granta、Slate等美国杂志之特约记者，现居莫斯科。着有《消失的天才》(Perfect Rigor)、《血缘本位》（Blood Matters）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