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走了：由《信報》創辦人到「香江第一健筆」，他如何改變香港政經評論

昔日香港 臉書  2026-9-10

林行止与夫人骆友梅创办《信报》。

【林行止走了：由《信報》創辦人到「香江第一健筆」，他如何改變香港政經評論】

香港報業曾經可以用一支筆，長期改變一整個城市怎樣理解經濟、政治和世界大局。

林行止就是這種人。

他原名林山木，筆名林行止、史威德。按香港大學名譽博士讚詞資料，他1940年出生，在中國內地成長，六十年代初加入《明報》，其後到英國劍橋文學及工業學院攻讀經濟學，1969年回港後參與籌辦《明報晚報》，並主管《明報晚報》和《明報》經濟版。

林行止後來最特別的地方，正正是把「經濟」從財經版的市場消息，寫成一種公共思考方法。

1973年，他創辦《信報財經新聞》。1977年，再創辦《信報財經月刊》。在當時的香港，財經報紙很容易被理解為股票、行情、炒賣、公司消息；但《信報》慢慢建立出另一種位置：經濟學除了是搵錢工具，也可以成為理解制度、政府、企業、國際形勢和人性選擇的入口。

林行止長期撰寫《政經短評》，後來又寫《林行止專欄》。香港大學讚詞提到，他在《信報》撰寫《政經短評》達25年，分析香港與國際政經形勢；1997年起開闢《林行止專欄》，題材更廣，也常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寫經濟理論。

「深入淺出」四個字，放在林行止身上不是客套話。

他的文章可以談匯率、股市、國際政治、制度設計，也可以用歷史、寓言、文學、掌故切入。讀者未必每次都同意他的判斷，但常常會記得他的比喻、他的句法、他的推論方法。

香港很多人第一次覺得財經評論可以有文氣、有學理、有性格，某程度就是由《信報》和林行止開始。

所以「香江第一健筆」這個稱號，重點不能只放在寫得多。2019年，他據報獲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表揚其連續多年撰寫專欄的紀錄；但真正難得的，是長期在同一個城市、同一份報紙，日復日把複雜世界翻譯成讀者可以思考的文字。

一個城市需要新聞，也需要評論；需要消息，也需要判斷框架。

林行止的影響，正在這裡。他不是只供應即日觀點，而是養成一整代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思考框架：看政策要問誘因，看市場要問制度，看政治口號要問實際約束，看歷史承諾要問執行機制。

這種寫法，對香港商界、金融界、政策圈、知識界，都有長期影響。

《信報》後來也經歷時代變化。公開資料顯示，2006年李澤楷購入《信報》五成股權，2014年再購入餘下權益。林行止在股權變動後仍繼續寫作，直至2021年7月29日發表最後一篇專欄，結束在《信報》48年零27日的工作和寫作生涯。

那篇告別，最令人記得的不是豪言壯語，而是一個報人式的收筆，寫夠了，交代了，離開了。

今日重看林行止，不能只把他放進「知名報人」或「財經作家」這兩個標籤。他更像香港一整個年代的縮影，而那個年代正在遠去。

林行止在香港報業和政經評論史上的位置，將會是後無來者。

「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離世 享年86歲

 追光者  2026-9-10

【「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離世　享年86歲】

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稱的《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據報於上周日（6日）離世，享年86歲。他早於1973年創辦《信報》，2014年與妻子售出所有股權後繼續在該報寫專欄，直至2021年7月宣佈擱筆，當時稱是「在大環境中仍有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選擇」，淡出公眾視線。

林行止1940年抗戰期間出生於中國汕頭一帶、原名林山木，六十年代初在《明報》工作一段日子後負笈英國，於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Anglica Ruskin University）前身英國劍橋文學及工業學院（Cambridg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Industry）完成經濟學學士學位。回港後於1969年有份創立《明報晚報》，出任晚報及《明報》經濟版主管。

1973年，林與妻子駱友梅等人創辦《信報》，4年後再創辦《信報經濟月刊》，並在兩份報刊中撰寫多個專欄。林行止1973至1996年的24年間每日發表社論，其對社會政經的獨到分析，令他後來獲「香江第一健筆」美譽。上月去世的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公開稱，自己每日會閱讀的兩份香港報章《明報》及《信報》，就包括林行止的專欄。林於1991年獲當時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頒授 OBE 勳銜。

林行止筆下其中一篇經典，莫過於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在專欄撰文〈烏龜背蠍子過河的教訓〉，文章提到不諳水性的蠍子請烏龜背牠過河，但到了河中心蠍子卻突然攻擊烏龜，烏龜不解為何蠍子要在河中央攻擊牠，因為若烏龜一死蠍子也自身難保，但蠍子說這是其天性使然，自己也無法控制，林行止以此故事比喻中共「要改亦改不來」。學者陳健民在社交網站悼念林行止時，慨嘆「不愧香港第一健筆，預言終於應驗了」。

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2006年入主《信報》，以至林行止及妻子於2014年售出全部股權，林行止都仍一直在《信報》撰寫專欄文章。直至2021年7月底，在《蘋果日報》停運約一個月後，林行止在專欄宣佈擱筆，當時稱自己健康條件尚可，但形容是在「大環境仍有選擇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選擇」。他指自己半世紀以來直敍胸臆、暢所欲言；既有精神滿足，復有實質收穫，「但願往後也能舒心適意過日子」。

附：

何与怀：四十多年前“非毛化”浪潮的一个回顾

 作者：何与怀

（前言：2016年，本人编辑出版了一部《文革五十年祭》。这一部收入32位澳新作家学者35万字文章、厚达456页的文集，据说当年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世界各地都绝无仅有。本人更撰写了长达三万字的“代序”：《毛泽东与当今中国社会》。现适逢文革六十周年和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特发这篇“代序”的第一节。这一节回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广大民众、中共思想理论界以及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经历十年“法西斯专制暴政”后，痛定思痛，热切参与“拨乱反正”，体制外和体制内都出现了一股“评毛批毛”浪潮。然而，文革以后所出现的这一评毛批毛、有可能让中国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势头，最后戛然而止。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终止了“非毛化”浪潮；又以他强势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今天，其错失历史契机的恶果影响之大毒害之深，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真是令人仰天长叹难以释怀！）

1976年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被抓。消息传出后，全中国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为这场反文明、反人类、摧残中华民族的大劫难的结束喜极而泣。当时人们把文革定性为极其残酷的“十年法西斯专制暴政”，全国掀起一个铺天盖地的控诉、批判浪潮。在文学领域，出现“伤痕文学”，后来进而有“反思文学”。各式各样的非官方刊物也像雨后春笋，纷纷问世。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五十余种出版，较著名的如《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同盟》《今天》《北京之春》……等等。北京在1978年至1979年间还出现令人瞩目的西单民主墙，每天群情汹涌，张贴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许多文章，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以激烈悲愤之情，揭露、控诉江青、林彪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及其爪牙的罪行，这也是当局所需要的，可以堂而皇之进行，加之他们的种种罪行确实罄竹难书；而其中所透露的精神实质，是要肃清专制余毒，要言论自由，要争取人民权利，是呼唤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是评论、批判毛泽东（“评毛批毛”），找出罪恶的根源……这个“非毛化”浪潮，一时声势浩大，波及全国，俨然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被史家称之为“北京之春”。中共当时要“拨乱反正”，所以领导人也给其以很高的评价。叶剑英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新的觉醒”。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也是肯定的。1978年11月，他借接见日本客人的机会表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在当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更掷地有声地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当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贴满大字报。

如果说，历经十年暴政的体制外广大民众通过地下刊物和民主墙自发评毛批毛，为民主、自由、人权大声疾呼，并不足为奇，那么，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则可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一件破天荒大事。在第一阶段会上，体制内的思想理论界，首次公开出现大规模评毛批毛的壮举。近两百位与会者解放思想，争相发言，痛快淋漓，会议气氛非常活跃。

与会代表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论及到1949年以来中共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指名道姓公开批评毛泽东，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判他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诸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理论、关于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文革中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体现了“第三个里程碑”的宝贝，全都受到批判。与会代表对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为“十七年”正名的结果，也得出“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极左路线的结论。与会代表批判“两个凡是”，全面否定中共十一大仍表示要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会上很多人还主张：把西单民主墙变成一个常设的发扬民主的阵地，要给它建一个挡风避雨的场所，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自由发表意见。

在会上，王若水一马当先，开公开评毛之先河，作了振聋发聩的长篇发言，题目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整整讲了一天，反应异常热烈，被誉为评毛“第一炮”。哲学家王若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得以参与高层意识形态工作的讨论，因而对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在王若水看来，毛泽东总是犯左的错误，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左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大跃进”，这和毛的好大喜功有关；左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和毛的缺乏容人肚量和猜忌多疑有关。这里是毛的个性起作用。毛泽东的这种个性之所以能不受抑制地发展，这就有制度的条件（高度集权体制），也有文化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和来自苏联的党文化）。在这种体制下，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个人迷信，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王若水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迷信是文革能够产生的重要条件。”

当时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也在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为《领袖和人民》。他认为，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国家领袖，绝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每个党员都忠于党的领袖，也显然根本不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他说，从历史观来看，《国际歌》和《东方红》就是不一致的。一个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个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它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如果党是“水”，人民是“鱼”，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他的结论是：“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公开评毛批毛的思潮甚至发展到中共领导干部大会上。1980年秋，中共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央机关约一千人，地方、省军级干部三千人）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千五百多名学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史家认为，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

当时会议简报刊登许多精彩的发言。

例如：中共元老、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泽东的片面性和十大错误：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不熟悉工业；不懂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济规律；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作；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挥手（1）》（澳华画家王旭作品）

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李颉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毛泽东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胡克实举例说毛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他说，毛的问题“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说：毛泽东的错误太大、太多。因此，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作家夏衍概括毛泽东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则言简意赅地概括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是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上将说，毛是“言必称秦始皇”。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说，毛“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中纪委驻农机部纪检组第一副组长宋敏之说，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得更直白，他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

许多参与讨论者反对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他们强调，1949年中共执政后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毛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最后，许多参会人员要求重新撰写《决议》这个文件。在重新写的过程中，应该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种通过文字游戏来区别两者的论断显得太勉强了。还有，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大家认为，草稿讲“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个估计显然与事实不符，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

《1966年北京吉普》（澳华画家沈嘉蔚作品，2001--2002）

这些中共领导干部，以其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对毛泽东的思想、品性、行为及其在各个阶段引发的后果，深有体会，切肤之痛难以忘怀。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固然由于时代局限、自身局限，未必具有理论深度具有系统性，但句句实情，句句中的。

在那几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当时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功勋至伟。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始并完成了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摘帽，基本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强调：所有冤假错案，即使是毛主席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为代表的贱民群体背了三十年的耻辱桎拷。他这个贡献堪比解放黑奴的美国林肯总统。在意识形态方面，胡耀邦顶着来自各方面甚至是最高层的政治压力，一步步推进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他毅然决然破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此，那场此后被反复追忆、赞誉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全面铺开。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其《交锋三十年》一书中评论道：如此重大的举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任迺俊就郭德纲改编红歌事件给新华社的公开信

 作者：任迺俊 · Sep 8, 2026

给新华社的公开信

尊敬的新华社

今天从腾讯新闻上看到新华社痛批郭德纲改编红歌事件，我不仅哑然失笑，更为你们的无知无耻感到羞耻。

你们竟然无知地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说成是抗战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抗战歌曲吗？

抗战时期它还没出世了，这首歌曲是随着1956年铁道游击队电影诞生的，这时抗战已经结束10多年了。

想不到堂堂新华社竟然这点常识都没有，抗战经典歌曲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游击队之歌等。

你们的无耻是对郭某某捕风捉影的口诛笔伐，郭我从来没看过他的节目，更不是他的粉丝，但我想问你们一声，难道就因这首红歌的歌词是微山湖上静悄悄，全国人民从此以后就不能说其他地方静悄悄了吗？

既然你们把这首红歌看的这么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请问文革时期，这首歌被打成大毒草。

不管是铁道游击队原著还是电影导演，演员，与歌词的作者都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有人含冤死在狱中，那么重大的事情关键的时候，当时你们新华社为什么不出来痛批四人帮迫害红哥的滔天罪行？

现在为了别人改个歌词被你们痛批，当时被打成大毒草歌词作者被打成反革命时，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是变色龙还是什么？我找不到恰当的词形容你们，我不为你们个人感到羞耻，但为新华社感到羞耻。

如果你们维护新华社的尊严，就应该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自己过去的不作为和今天的胡作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问题是你们有勇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吗？

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上海任迺俊.2026.9.8   手机18916568360

为了信念，永不放弃：纪念查理为基督殉道一周年

Sanjie（三姐）X
@Rebecca68467509 · 8h

美国转折点发出纪念查理柯克的文章： 2025年9月10日，永远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一年前，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朋友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遭到刺杀。当时，他正在做一件自己毕生致力于做的事：站在美国年轻人面前，激励他们去思考、去发声，并且有勇气为自己所相信的信念挺身而立。 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充分描述过去这一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 我们不得不学会，在失去这个曾经处于我们一切工作核心的人之后，如何继续前行。我们庆祝了一个又一个本该有查理在场共同庆祝的重要时刻；我们站上了一个又一个本该响起他声音的舞台；我们看着他的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而他们的父亲却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切。我们也以各种方式感受到他离去所留下的沉重空缺，而这种失去的痛似乎从未随着时间而变得容易承受。 对于那些认识并深爱查理的人来说，9月10日永远不会仅仅是一个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是我们的生命被永远改变的日子。 今天，我们的心尤其与埃里卡（Erika）、查理的孩子们、柯克家人，以及无数深爱他的人同在。任何组织、运动或使命，都无法弥补他们被夺走的一切。对于他们至今仍在承受的、难以想象的巨大失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但我们也要记住查理生前是怎样活着的。 信仰是查理生命的核心。他深深地相信上帝，并相信自己的一生是在一个有意义的旨意中被引导的。查理对基督的信仰就是他的铠甲，这是任何刺客都无法战胜的。他相信永生，而正是这份不可动摇的信仰，赋予了他一种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勇气。他愿意走进充满困难的场合，进行令人不舒服的对话，并坚定地捍卫自己所相信的，因为他希望别人也能够认识他在耶稣里所拥有的盼望与真理。查理为基督殉道而死。 查理相信，美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他相信年轻人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进程；他相信，言论自由只有在人们真正行使它的时候，才能继续保持自由。他始终以身作则，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无所畏惧——无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在教导这一代人如何打那美好的仗这件事上，没有人比查理·柯克做得更好。 Turning Point同样持守这些信念，并且永远不会放弃。查理从未放弃，我们也绝不会放弃。Turning Point将继续成长，并实现一个又一个查理曾经梦想达到的里程碑。 今天，我们所关注的不是篇章的数字，不是新闻标题，也不是取得了多少成就。今天，我们纪念的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也是一位因信仰而得着勇气、用自己的一生去服侍一个他深信超越自身之伟大使命的人。 我们想念他。 我们为他的离去哀恸。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一年之后，Turning Point依然坚定地致力于继续推进查理所开始的工作。 为了查理。永不放弃。

刘军宁 | 查理·柯克：转折点在十诫

刘军宁

@liujunning

查理·柯克最重要的信息是：“如果基督徒不更多地参与政治，我们的文明将会衰落。”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Sep 10, 2026

查理·柯克：转折点在十诫

查理·柯克：上帝的尖兵，一个人的军团

我关注查理·柯克已经有三年以上，他的重要视频我都看过。我的第一个感觉：柯克是上帝的尖兵，是一个人的军团。虽然他的团队有上千人，他的成员有数万人，但是他一个人是上帝的尖兵，也许未来还会有更多尖兵出现。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

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在纪念柯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查理将他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比他自己更伟大的事情。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柯克所奉献的事业比他自己大得多，因为他奉献的对象伟大，他才伟大。如果他把一生奉献给一个比他自己小得多的事情，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谈论他。

我深深地感到，柯克是神赐给人类的一件神奇的礼物。他能够成为上帝的尖兵，一个人的军团，很显然他得到了某种拣选。

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在英文中是什么意思吗？查理——Charlie，是“勇敢男性”的意思，柯克——Kirk，在苏格兰语里是“教堂”的意思，所以他的名字，可以说叫“勇敢的男人的教堂”，或者说“勇敢的教堂”，有属灵的意义。柯克用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也是一个强大的真理的使者。他一个人面对世界级名校的骄傲学生，不仅没有一点畏惧，展现了空前的说服力。他做得那么多，做得那么好，鼓舞的人那么多，因此我们怀念查理·柯克，我们要走他的路，做他相同的事情，致力于“转折”。

查理·柯克：一个伟大的见证者

他见证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一些我以前曾经说过的事情。如我在《保守主义》第四版前言所说：“思想与信仰决定未来。”这个看法与唯物主义是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

但是柯克证明：人类社会是由思想和信仰决定的，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仰，就决定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他的事业是一个关于思想和信仰的事业，就是保守主义思想和基督教信仰，而且是关于思想的行动，也是最强大的行动。表面上，思想只是说说写写，只关系到文字，没有炸药，没有手榴弹，没有坦克，但思想却是最强大的。

其次，我们也曾经讲过：保守主义是关于《圣经》的主义，离开了《圣经》就没有保守主义。在这一点上，从柯克身上看得特别明显，有时候我们分不清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还是一个牧师。他的演讲风格、水平和能力完全像一个牧师，而且传讲的完全是福音，但他的政治立场又是保守主义的，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右派政治领袖。

他是一个能够抓住最重要事物的人，在他看来，美国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转折点”。他也抓住了最重要的思想和信仰——保守主义思想和基督教信仰，他把自己投身于这个更大的事情，也以他的事业见证了自己的使命，他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者。

查理·柯克的使命：转折点

柯克的使命是什么？是他毕生所致力于的美国转折点 （Turning Point USA）的事业。他致力于在美国实现这样一种转折：从左翼思想对青年一代的支配，转向保守主义原则在青年一代中的推广和复兴。保守主义原则当然是包括福音的，保守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什么是左翼思想？左翼思想就是悖离上帝的律法，否定上帝真理的思想。什么是右翼思想？右翼的保守主义思想就是坚持上帝的真理；恪守上帝的律法的思想，就是保守主义的理想。

上帝的真理和律法承载在《圣经》中，浓缩在十诫中。

柯克深知十诫对美国“转折点”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并且用他的鲜血和生命证明他是无比正确的。他为传播十诫而生，为捍卫十诫而死。

我们用柯克举一个十诫的例子。十诫的第六诫是“禁止谋杀”，凶手无视神的诫命而诉诸谋杀，但是柯克希望美国回到十诫的轨道上。如果脱离十诫，谋杀就可以大开绿灯，如果美国回到十诫的轨道，那么谋杀将会变成一个很少有的事情。如果柯克成功了，他就不会被谋杀，所以美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回到十诫的轨道上。

凶手是一个典型样本

枪杀柯克的凶手泰勒·詹姆斯·罗宾逊（Tyler James Robinson），就是一个柯克致力于转变的左派青年，是悖离十诫、否定神的一个样本。从起诉书看，指控凶犯的罪名是“加重谋杀”（Aggravated Murder），这是犹他州的一项死刑罪名。此外，还有其他指控，包括非法开枪、妨碍司法公正、证人篡改（案发现场有个人假装自己是罪犯），以及在儿童面前犯下暴力罪行。其他加重因素包括：嫌疑人因受害者的政治表达而针对他，这强化了政治动机的元素，并使检察官寻求死刑。 

起诉书未使用“暗杀”一词，而是以“加重谋杀”分类，使用了“谋杀”这个《圣经》里的罪名。为什么谋杀是重罪？因为柯克的死，事关他所捍卫的十诫。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You shall not commit murder）——你不得谋杀。

柯克与十诫

柯克有很多讲十诫的视频，但是翻译成中文的视频里，极少提到十诫。

十诫是《圣经》的核心，《圣经》是保守主义的核心。

十诫是什么？十诫首先是道德真理，是道德律，是秩序原理，是神与人之间的圣约。十诫之外没有文明。不遵守十诫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即便能够做出精美的瓷器，即便能够发明木乃伊技术，但是依然是野蛮的国家。

柯克视十诫为西方文明乃至美国建国原则和道德秩序的核心基础，他认为十诫不仅仅是教育，而且是塑造“好公民”，维持社会稳定和对抗现代“觉醒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效的工具。柯克多次呼吁在美国公共场合展示十诫（如学校、公共广场和法院等），以提醒人们美国秩序的犹太－基督教根源。他经常在演讲、博客、社交媒体和公开活动中，强调十诫对美国的重要性，并警告忽略十诫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十诫几乎被遗忘

柯克在演讲中一再提醒，十诫几乎被美国人遗忘。当他的听众问他的时候，他会反问：“你能背诵十诫吗？如果你不能，你应该学习它们——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这是他的原话，几乎没有什么比十诫更重要，十诫是《圣经》的浓缩。

我也曾经在演讲的场合问过一些信徒，能背诵十诫吗？好像没有人说他能够一口气把十诫背出来，你们可以自己心里试一试。

十诫被遗忘的后果是什么？遗忘十诫会导致社会混乱，如犯罪增加、家庭解体和文化衰退。如果凶犯恪守十诫“不谋杀”，那么柯克今天还活着。没有比《圣经》更好的书或老师，没有比十诫更好的准则，来创造和引领“好公民”。

十诫是道德绝对主义，是真理一元的立场，是对抗多元文化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世界上只有一套真理，没有两套真理，是非分明。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说，有很多种“是”，很多种“非”，结果是世界上没有是与非了。

十诫是西方文明和美国的道德基岩

“基岩”（Bedrock）这个词是柯克专门用的，是基岩而不是基石。柯克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当中发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的自由和权利是造物主赋予人们的，是来自于造物主赋予的道德准则，而不是人类的发明。十诫说“不得谋杀”“不得盗窃”，表面上是否定的语气，背后却赋予了人类自由和权利，“不得谋杀”赋予了生命权，“不得盗窃”赋予了财产权。所以人类自由和权利，不是人类的发明，也不是法老的赐予，而是造物主所赐。

从历史上看，十诫从摩西开始，影响了罗马法、英国普通法，并最终塑造了英国的宪法框架。没有十诫，就没有今天的宪政与法治。十诫之外的国度，没有真正的宪政和法治。

十诫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律，也推动了有限政府。十诫的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重生命、财产和真理的原则，有助于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自由。一个认识到上帝律法重要性的国家，会更倾向于尊重人权和限制过度干预。

我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十诫首先是写给国家的，是对国家的要求，其次才是对个人的要求。但是今天不论是美国的教会还是中国的教会，在宣讲十诫的时候，只强调十诫作为个人的准则，而不强调十诫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的要求。

回到《圣经》中就会发现，当初十诫是耶和华同全体以色列民或者说同以色列国签订的，而不是同一个一个的人签订的，所以十诫首先是对国度的要求，其次才是对个人的要求。十诫是对国度的要求，带来宪政与法治，带来有限政府。

十诫不仅带来这些刚性的制度，而且还带来了国家认同，一种国家价值观。十诫代表了一种超越世俗的道德权威，有助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柯克将十诫与美国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联系起来，认为十诫是一个创造好国家、好社会、好公民的最佳原则，离开了十诫，就不会有好国家、好公民、好社会。

作为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和基督徒，在强调十诫对美国的重要性方面，柯克持有非常明确且具有行动导向的观点。他并不撰写神学著作，而且通过行动来宣传十诫。他通常将十诫视为美国道德、法律和政治秩序的基岩，认为其原则构成了西方文明和美国立国精神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十诫是社会凝聚力和公民美德的来源

柯克认为，十诫是一套秩序原理，会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凝聚力，实际上也是公民美德的来源。如果每个公民都具备这样的美德，这就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秩序，也可以说这就是神的国度。

柯克认为，十诫为公民设定了基本的边界和期望，促进了社会的信任和凝聚力，例如不撒谎、不盗窃，敬重父母等诫命，是构建一个健康社会所必须的公民美德。当这些美德被削弱的时候，社会就会分裂、涣散甚至坍塌。十诫教导我们如何与上帝，以及与我们的邻居相处，它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救赎，更是关于如何建立一个有道德、有秩序的文明社会。

十诫，并不仅仅是关于个人行为的事情，更重要的它是关于社会成为什么样社会的事情。如果公民没有十诫作为道德准则，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起码的信任，也不会维持稳定的家庭，更不可能培养出有责任感的公民。

美国是上帝之下的国家

柯克一直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十诫的，所以他和许多牧师有区别，他们是从个人行为准则的角度来看待十诫的。柯克在X帖子中写道：十诫是“一个道德准则，由上帝赋予所有人遵守，保护生命、私有财产、家庭和我们的国家。”这正是美国建国之父的信仰基础，也构成了整个美国文明。

几乎所有缔造美国的人都相信宪法只适合“有道德和信仰的人民”。美国国父、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有句名言：“我们的宪法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设计的，它完全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人民。”如果信仰和道德的基础失去了，美国的宪法就会坍塌瓦解。所以很多国家学了美国的宪法，但是它没有适应这样宪法的人民，这样的宪法依然不起作用，特别在那些南美国家。柯克把十诫看作是这种道德和信仰的来源，他说，十诫教导人们“人性在本质上是有原罪的，是有缺陷的，权力应该分散，直接影响了美国的联邦制和制衡机制。”

所以美国从建国的时候开始，它就是一个上帝之下的国家，但是今天在美国守十诫道德律、有上帝信仰的人却越来越少，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让十诫在美国到处亮相

柯克主张，让十诫在美国到处亮相。他积极推进在学校和公共场所及公共机构展示并推广十诫，认为这样能强化美国的基督教遗产，是恢复美国基督教根源的关键，这也能对抗各种左翼思潮，并教育年轻人基本道德原则。

柯克赞扬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项法律，要求每个教室张贴十诫，并呼吁其他“红色州”效仿。十诫应出现在每个法院，因为它是正义的基础，帮助对抗现代社会的道德衰退。推广十诫，有助于对抗 LGBTQ+议程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他说“当我们把十诫从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移除时，我们就是在剥离我们法律和道德的根基。”

政教分离不是美国的宪法原则

柯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政教分离不是美国的宪法原则。中国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法学家们，都认为政教分离是美国的宪法原则，而且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美国宪法中从来没有提过政教分离这个原则。

政府和教会从来都是两套系统，这两套系统从以色列人签了圣约就开始了，比如说利未人和政府就是两套系统。但是政治和信仰是从来不分离的，也不分立。从古希伯来共和国开始，政治与教会（会堂），政治与信仰与道德从来就是不分离的，而信仰和道德在社会中由教会来承载，在犹太教里是由会堂来承载的。

主张政教分离的人说，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是不能设立国教的条款。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并没有说美国不得设立国教，只说美国不得设立宗教，因为宗教和国教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翻译成中文里面被加上了国教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是没有国教这个词的。

而且不设立国教，不等于美国没有隐形的默认的国教，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隐形的默认的国教是基督教。所以柯克认为政教分离是一个误解，认为“没有国家与道德的分离”。他强调，西方道德来自《圣经》，包括十诫，这构成了美国的根基。如果政教分离了，美国就没有根基了。

他说“让我们澄清‘政教分离’：它不在宪法中。不存在道德与国家的分离。构建西方的道德来自《圣经》。美国需要更多教会，而不是更少。”

他还提到《独立宣言》多次提到上帝，并强调权利来自造物主，这与十诫的道德框架一致。

美国国会一直是有教堂的，直到今天，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自己在国会里面还有一个小教堂。美国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都是在教堂里面举行的，而且每年都有定期的多次的敬拜会。这个政教算是分离还是不分离？向上帝宣誓，手按着《圣经》，这个是政教分离还是不分离？我们不能想象美国总统按《古兰经》宣誓，或者按着《大藏经》宣誓，我们也不能想象美国国会旁边耸一个大佛像。

十诫不是过时的宗教文物，而是美国生存的必需品

很多左派都认为十诫是一个过时的宗教文物。在柯克看来，十诫不是过时的文物，而是美国生存的必需品。所以他呼吁美国基督徒和保守派通过推广十诫来拯救美国，他认为忽略十诫会破坏美国的自由与繁荣。柯克强调十诫并非限制自由，而是在道德约束下保障真正的自由，没有道德约束的自由，最终会导致混乱与暴政。通过遵循十诫，个人学会自律，从而形成一个无需政府过度干预就能自我管理的社会。

十诫不仅是个人的守则，是立国的原理，而且通向个人的美德，通向一个自由的社会的桥梁。所以它是三重的：个人的准则、国家的原则和个人到国家的桥梁。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做对的事情。而十诫正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不同版本的各种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何以适从？我们只能认定，世界上只有一个善恶是非的区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来自上帝，来自十诫。当我们遵守这些诫命时，我们就是在为自己、为家人、为社区、为国家创造真正的自由。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或者一个不受上帝道德约束的社会，最终只会走向专制。

十诫是对各种左翼思潮的最有效的反击

柯克视十诫的衰落为世俗主义和进步主义兴起的直接结果，十诫消失了，世俗主义和进步主义就起来了。这些思潮正在侵蚀着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把十诫从公共场所（如法院、学校）移除的努力是一场“文化战争”，是一场针对基督教、针对十诫的文化战争，旨在抹去美国建国时期的信仰印记。

柯克说：“左派想要从我们的公共广场上移除十诫，因为他们想要移除一切对更高权威的提醒。”因为十诫的第一诫就提醒我们耶和华的存在，而左派想要的就是要抹去更高的权威对我们的提醒。通过抹去十诫，他们想要重新定义善恶，包括定义性别，包括定义黑命贵、零元购。

左派否定十诫给我们提供的善恶标准，他们要自己重新定义善恶标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道德真理是永恒的。我们必须重新把十诫放到公共生活的中心，以抵抗这种有害的世俗化的潮流。柯克通过强调十诫来捍卫传统的价值观，来批判现代世俗化的趋势，以推动美国回归“基督教根源”的政治运动，以对抗美国现代社会中道德滑坡和世俗化的趋势。

十诫是个人的道德指南

十诫首先是一个道德的指南，在个人层面十诫为个人提供了清晰的道德指南，帮助人们分辨是非，十诫能够引导人们过上正直的、有意义的生活。柯克认为，十诫是稳固家庭和健康社会关系的基石，一个由遵守这些诫命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更加稳定和繁荣。如果大家都用十诫，我们每个人就像计算机一样，用十诫来作为自己操作系统的话，就不会有系统的冲突，就会很顺畅地运行。

十诫不仅是个人的限制，更是对上帝和邻舍的责任与义务。柯克鼓励个人积极承担这些责任，从而成为社会中有贡献的一员。

对于有信仰的个人，柯克认为遵守十诫是他们信仰的自然体现，也是他们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换句话说，你遵守十诫，你与上帝的联系就有了桥梁。

当时的建国者们认识到，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需要有内在的道德指南，而十诫提供了这一点。所以他明确说道：开国者们相信十诫是社会的核心道德。

十诫是文明社会的建国与立国原则

十诫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建国与立国原则。柯克将十诫与美国的建国理念联系在一起。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尽管信仰各异，但普遍认同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价值框架，包括认同十诫。柯克认为美国之所以伟大，部分原因在于它建立在永恒的道德真理之上，而不是纯粹的世俗理性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美国是建立在上帝通过先知启示的西奈山的真理之上，而不是在启蒙思想家的个人的理性之上。

开国元勋们理解，自由不是放纵，而是有责任的自由。这种责任感来自哪里？来自上帝的诫命，来自十诫道德框架，如果我们都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是在背离美国的真正根基。所以十诫不仅是个人的守则，而且是国家的立国原则。

可以对照一下中国的立国原则，中国的立国原则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特点？四项基本原则的每一条都是与十诫完全对立的。正所以因为这种对立，中国才成为今天的中国。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公有制，它与第八诫“不要盗窃”是对立的，与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财产”也是对立的，因为它贪恋了别人的财产，它要“远洋捕捞”（执法部门以钱财为目的异地绑架企业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的是法老的为奴之地，一批人压迫另一批人，是一个为奴之地。“坚持党的领导”，违反第一诫“独一真神”。世界上最高的诫命，不在任何一个政党的手里，而是在上帝手里。“坚持某某思想”，既违反第一诫也违反第二诫“不拜偶像”。因为它既不承认十诫的权威，又把假神假思想作为偶像。所以合起来，四项基本原则全都违反了十诫。

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

前面讲柯克的思想，下面讲一讲他的行动能力和领导能力，以及美国和中国面临的情形。

柯克在2012年他19岁时创办了美国转折点。其核心使命是推动美国转折。美国的现状是：左翼、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大学校园和年轻一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十诫作为个人的道德指南与守则，作为国家的立国原则，正在被抛弃。

美国转折点的目标：旨在将年轻一代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转折”回到保守主义的圣经价值观，重新确立基督教与十诫为美国社会的基岩。在年轻一代中建立一个强大的保守派运动，从而影响美国的政治未来。

使命和方法：美国转折点致力于在年轻一代中实现政治和思想上的“转折”。识别和教育年轻的保守派学生。装备和赋能他们，在大学校园中推广保守主义思想与《圣经》价值观。

从美国到中国：转折点在十诫

中国同样面临转折，虽然是不同的转折。美国的转折是失而复得，柯克要致力于把失去的十诫重新找回来；中国要致力于摆脱法老，第一次进入十诫的圣约。

在这一方面柯克是信仰的楷模，他具有一种非凡的领导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柯克有强大的信仰驱动力，有坚定的信仰根基。

2、他有很强的创新力，包括他搞的这些校园组织、校园的宣传方式，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3、他有强大的组织力，他能够组织几万人的活动，协调在美国各地进行的活动。

4、他有很强的社交能力，31岁他从总统到亿万富翁到世界名流，几乎在美国的名流，他想认识都可以认识。

5、他有一种非凡的财务能力，他的机构在财务上靠自己自我运转的，不是完全靠别人的捐赠来运转的。

6、他也有很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他的这些能力能形成合力，形成更强大的行动力。

驱动中国未来变革的三驾马车

以柯克与美国转折点为例，驱动中国未来变革的三驾马车，这是我最近的一个观察：

1.以柯克们为领袖、以信众为基础的社会力量。中国需要以柯克们为领袖，而不是一个人为领袖；以众多信徒为基础的社会力量。

从历史上看，中国从20世纪初，变革的力量总是一些横向的阶层，比如说在1919年的时候靠的是学生，在1987年的时候靠的是学生，1989年靠的是学生，1989年以后大家又指望中产阶级，到2000年以后大家指望企业家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横向的阶层都没有能力担当起实现整个社会转折的任务。

而恰恰像柯克这样的人，没法用单独的一个标签来形容他。他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传教士、企业家、有钱人，没有一个标签可以代表他，但他却以信仰为纵轴，他垂直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人，而不仅仅是横向的某个阶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中国以前的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往往排斥信众，直到今天那些自以为是变革力量的人，他们依然排斥信众。

2.以Web3为手段的技术力量。柯克利用了很多新的技术手段，包括短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等，他不断尝试更多的使用Web3来联结更多的人。

3.以币圈为代表的新锐财富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了一次财富的转移，从传统的从传统产业互联网转向Web3，所以未来的财富，就像上一代的财富以互联网为契机一样，下一代的财富将以币圈为契机。柯克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他持股的美国比特币（American Bitcoin）公司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副总统万斯周边的很多人也都是币圈的新锐。

我觉得，这三种力量的整合，很可能将是推动中国未来的转折的力量，转折点就在当下，就从此刻开始！

又到“九一三”

2026-9-9  历程历程的博客

每年的9月13日前后，我都会回想起那个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的惨烈事件：在极度的仓皇和恐惧之中，方寸肯定已经大乱的26岁青年林立果，带着他的父亲林彪和母亲叶群，从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专机在向北逃离中国的路上，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来，这个故事又有了很多其它的版本。这里的叙述是中国官方一直的版本。无疑，这个事件让林立果的名字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林立果

我是突然知道这个事件的。当时的场景，现在仍然依稀在目。时间是1971年10月22日，地点在位于长江南岸的湖北阳新县马鞍山下的一处大席棚内。这个日期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一天恰好是红军长征结束纪念日（据中共党史所述，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这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刚上初一的学生，这个日子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就一直刻在记忆里了。也许，是少儿启蒙时期被“铁流二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长征组歌》第10曲【会师】，肖华词）这两句激越的歌词所持久地感动到了吧。

这是邮电部阳新“五七干校”所在地。从1969年初秋开始，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和劳动了两年多时间。这个干校是按军队编制布局的，下属22个连队，非常分散地分布在富池、半壁山、老渡口、马鞍山、马家陇、李家陇等处。这是长江边一处血吸虫泛滥的水网和山岭交错的荒凉之地，属大别山脉。大人们每天日出即起，日落而归，白天从事农业劳作，晚上有密集的政治学习；孩子们除了上学，同时也参与这些劳动和学习。对于每个人来说，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很少。每天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类似的活动，除了等待和观望，没有人知道希望在哪里。

直到这一天的到来。

具体地说，这是一个深秋的、凉爽的、似乎连绵的阴雨天就要来临的昏暗的下午。我们第10连（负责农业生产）和第4连（负责基本建设）大小几百号人，包括大人和孩子们，都被集中在一个被称作 “棉花仓库” 的大席棚里，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当时，我们对这种场景是非常习惯的。

会场很安静。人们像以往一样在等待听传达。我身旁的一个比我大两岁也高半头的小伙伴（现在想来他应该是一个“红二代”，因为他常常会传播一些我当时听不大懂的、来源也不能问的“小道消息”和“外面的事”），表情神秘地悄悄对我嘀咕说：“叶剑英出事了。”  我问：“谁是叶剑英？” 他回答：“嘘，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天，由一位“军代表”表情严肃地传达的事情就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的出逃事件。我的小伙伴也由于自己也仍然处于稚嫩和半朦胧状态，把叶群错作叶剑英了。而我，是第一次听说叶群和林立果这两个名字。

记住了，9月13日，林副统帅一行9人出逃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一个让人相信万里晴空中也会响起炸雷的事件。

虽然如此，传达过后，人们安静有序地走出大席棚，脸上的表情没有显著变化，也没有相互议论。大席棚外还是天低云暗悄无声息的秋色。似乎一切，包括人心和天象，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一个发生在另外维度空间里的事件。

但是，在悄无声息之中，变化以急转直下的速度发生了。

【画外音】“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

第一个变化是预料中的：传达中说，林彪集团有一个林立果搞的《 “五七一工程” 纪要》，其中“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但其内容此时还都不得要领。当时只是觉得“五七一”的谐音用得很绝。不过，它立刻就“冲击”了干校在马鞍山下正在建设的一个交换机厂，其名字就叫“五七一厂”，原意为这是五七干校办的第一个工厂，碰得真是寸。传达了林彪事件后，这个厂立刻就改名叫“五三二厂”了。

第二个变化是谁也想不到的：在10月22日的大席棚会议传达了林彪事件的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有着超过3500名“五七战士”（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被专政人员），加上至少同样数量的家属的规模庞大的准军事劳改营，不明原因地以灰飞烟灭的方式被迅速拆分和解散了。

很快地，人们根据安排，分别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河南、山西等处。

我们去了山西侯马。

不能带走的，除了在那片大别山区的山岭上、长江边、水库沟溪里留下的的少年时的记忆，还有两条曾经与我们朝夕相伴的狗：它们是母子俩，叫“白灵”、“黑子”。它们不可能懂得为什么会被突然抛弃。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普遍，因为两年多来不少孩子养了狗，其中还能记住的名字包括“虎豆”、“狮子”、“胖子”等。无奈的命运使这些原来有自己主人呵护的狗都立刻成为了荒野中的流浪狗。所以，“九一三”的发生曾使那片荒山野岭里突然出现了许多真正的丧家之犬。没有人知道它们后来怎么样了。换句话说，它们的命运，也因为“九一三”而发生了不可抗拒的、悲剧性的改变。

“白灵”和“黑子”

但是，“九一三” 带来的更大震撼还在后面。

到了侯马安顿下来的几个月后，林彪事件的细节经过多次传达，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轮廓。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听学校刘书记用略带山西地方的口音朗读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其主要内容是讨伐伟大领袖的，重点有下面几段文字：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人民的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 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虽然大家不说，但是可以相信，很多人经过“文革”的折腾，是认同林立果的看法的。

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已然由衷地对林立果心生佩服。

至今53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起落和变迁。而我自己，对当年的悲剧青年林立果的看法，也经历了几次起伏和改变。

我曾经认为林立果是一个英雄，是中国的克劳斯 · 冯 · 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伯爵，纳粹德国陆军上校）。此人策划了最著名、也是最接近成功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和军事政变，代号“瓦尔基里行动”，旨在推翻纳粹政权：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本人在希特勒的“狼穴”指挥部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将一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身旁的桌子下。炸弹爆炸，造成4人死亡，但希特勒仅受轻伤。施陶芬贝格和超过200位政变参与者被迅速逮捕、审判、处决。同时，受这个事件所牵涉，很快又有2万多人被希特勒处决和送入集中营。后来认识到，林立果并非是一个能够身体力行舍生取义之人。事实上，他周围也没有这样的人。以前怎么居然会联想到施陶芬贝格这样的英雄？是我自己太牵强和太浪漫化了。

施陶芬贝格

产生这样的联想，其实是因为林立果的确有过几次谋刺毛泽东的计划。据中共官方史料称：林立果曾指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负责在上海刺杀毛泽东，方法包括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曾指示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效仿皇姑屯事件用炸药炸苏州附近的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点附近的油库，乘混乱之机刺杀毛泽东；还曾指示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行刺。但是，这些，都只是停留在嘴皮上、纸笔间、臆想中而已，离实行遥远得很，可能连影子都没有，更不要想象成功了。

【画外音】“搞什么搞？” --- 上海方言，表达对一个事情或者人的 “不靠谱” 程度的反感态度。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被记住的“靠谱”的例子很多。

伍子胥

他在吳國結交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刺客专诸也被吴王僚卫士当场杀死；他在吴国结交勇士要离，助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刺客要离功成后自杀。

燕太子丹

他派卫国勇士荆轲刺杀秦王嬴政。上路时，荆轲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表达他的 “有去无回” 的悲壮心态。荆轲后来行刺失败被杀死在秦王宫殿上。

谭嗣同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祸日本使馆，谭嗣同被劝说一起出逃但遭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而后被捕并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被斩首。他临刑时的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 也被后人所记住。

汪精卫

汪于1909年约请在日本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罗世勋等民国革命先驱由香港潜入北京，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行前在《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后来，汪在北京布置行刺时因事泄露被捕。他的明志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所表达的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一直为世人所传颂和感佩。

彭家珍

在辛亥武昌起义已经发生的1912年1月26日夜，年仅23岁的他以自杀炸弹的方式成功刺杀清朝宗社党首领爱新觉罗良弼。他身处一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年代。爆炸行动前，他写好了绝命书，交给同志。在绝命书里，他写下了“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的绝笔。此壮举令满清贵族明白人心大势已去，促成了后来满清王朝的退位。

彭家珍

所以，这里所说的“靠谱”，并不是用人们是否最后成功来衡量的，而是看他们做事时的实在心态和信念。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因此，他们的失败应该是意料中的。

【画外音】的确，林立果和他的这群“要做大事”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行动者”。他们展示给世人的唯一最坚决的行动就是知道大事不妙的情况下的慌不择路、毫无计划、自乱阵脚、狂奔式的逃跑，也包括少数人在知道逃不掉的情况下的绝望自杀。所以，显然，事发前，他们中间没有人作为个体有战斗到底的心理准备，也没有人为整个团体做任何退路方面的全局谋划和备案。失败来了，就只能是一败涂地。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伙人中没有“真正做事”的人。

【画外音】这帮人遇到事儿，真的还不如中国男子足球队，即使输到零比七，仍然能保持阵容不乱和表情淡定体面。

相反地，在他短暂的情感生活中，林立果却是一个毫不迟疑的行动者。而只不过，由于自己优越的出身和环境，他的行为是游戏和放纵式的。

例如，很多人以前会以为围绕着他的“选妃”活动都是叶群操办的，并非表明林立果本人的生活态度。但是，最近读到的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再一次修正了我的看法。

在这本有433页篇幅的回忆录中，占有的5页篇幅的题为【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的一章用了下面的文字作为它的开篇：

“林立果选南京的张宁为“妃子”一事，报刊曾着力渲染，有的甚至把林立果描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感情丰富的“多情种子”。可是，公众并不知道，早在张宁之前，林立果就在上海选到了一位“上海夫人”李勤贞。在李勤贞身上，林立果一伙使用了最歹毒的手段和最卑鄙的伎俩，铸成一个荒诞的悲剧。这些情况，是1971年9月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被捕以后，我在接触他的专案材料时了解到的，现在把它公诸于世。”

这个故事与叶群完全无关，都是林立果自己和他的一帮人干的。这里，我略去细节，仅列出在这一章中分5节展开来讲述的内容的标题作为对整个故事的梗概的了解：

小家碧玉被选入伍

林副部长“路线交底”

“上海夫人”独守空房

“夫人”出走殃及池鱼

白云山秘藏金丝雀

这个故事勾画出又一幅人们熟悉的、利用权势和地位欺凌底层民众的图景。

（徐景贤的这本于2003年成书的回忆录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于2008年印刷出版的。徐于2007年在上海去世。）

如此，这种人，如果得势，又能希望他如何？

经过这样几次起落，我对林立果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改变。

仍然没有改变的、也许也是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林立果不失为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敢于挑战毛泽东的青年。虽然，这种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并非凤毛麟角。

除了这个以外，他给世人留下的综合印象可能是：这是一个惜命却肆意妄为、才疏却自负、任重却不忘及时行乐游戏人生的纨绔子弟。

他的唯一优势是：他是林立果。他的所有资本，来自于他的父亲。

有人说，作为豪门子弟，他如果被真正地赋予了重任，例如掌控了巨大的党政军权力和责任，也许会是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人。

是吗？这得看怎么说。

古代的赵括如何？

现代的张学良又如何？

可以说，他们都是既“坑爹”又“坑国”的主儿，祸害大了去了。在这种意义上看，他们的确改变了历史。

也有人说，他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表达的观点，很多还是很正的。所以，他如果成功，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会有一番积极的作为。

对这个我更深表怀疑。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举事者无一例外地在发端和初创阶段时都“说得好听”。这里让我们仅回顾两例。

洪秀全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毛泽东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在副刊上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文章：《民主颂 --- 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是中共机关报，也就是【人民日报】的前身）。在这篇充满热情（或者说是煽情）的社论中，毛泽东写道：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 --- 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党风度、博大的心怀。”

“七月四日万岁! 民主党美国万岁!”

1945年8月，【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对此，毛泽东答道：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对比他们前后说的和做的，不光两者相去甚远，甚至往往还是背道而驰的。正像北方土话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画外音】中国北方土话中的“人一阔，脸就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一旦发达了，变得富有或有权势了，态度和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往往变得傲慢、自大，甚至对待身边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友好或谦逊。这句俗语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当人们地位提升后，容易改变原有的处世态度，尤其是在对待曾经的朋友、同事或普通人时，可能变得高高在上或疏远。这种表达带有一些批判意味，揭示了人性在面对财富和地位的变化时容易发生的转变，常被用来形容那些“忘本”或“势利”的人。在政治环境中，这句话可用来描绘一个缺乏诚信、诚实、信仰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在“做大”或者“成气候”前后的不同嘴脸。

因此，不难想象，林立果如果真成气候，他以后做什么与他以前说过什么是不会有什么关联的。

因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复循环的历史，包括“说什么”和“做什么”是否关联或者靠得住这样的问题。毕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承诺和谎言从来没有追究的兴趣和习惯。

黑格尔

“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的历史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

【画外音】老黑的话，说得真够毒、真够狠啊。

 

如果真这么看，“九一三事件”虽然非常惨烈，它也只是在中国历史循环这种永恒的流体运动中泛起的一个波澜。

时间在继续流淌，人们也会一直谈论它。

虽然，对林彪一家来说，时间永久地凝固在了53年前的那个有去无回的至暗时刻。

林彪时年63岁，叶群53岁。

此处不免发出一声叹息。

林彪，这个在1926年黄埔四期毕业后经历无数战阵并曾统帅百万大军的共军的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在“九一三”这天可能在完全不清醒的状态下，糊里糊涂地被林立果母子在慌乱中“弄”上了飞机。飞机起飞的时间记录为零时32分，坠毁时间为2时25分，机毁人亡。一切就这么令人难以置信而草率简单地结束了。

林彪驰骋沙场指挥作战一辈子，素以稳妥和谨慎著称，也在党内斗争中算计了一辈子，最后终于胜出成为“副统帅”，现在自己却落得这样的结局，无法不令世人深感不堪和叹息。

形象地，这好比是说，一个游泳健将竟然没事儿洗澡的时候溺水呛死在自家的浴盆里。

无疑，在这件事上，他栽在了他自己的儿子林立果身上。

林立果组建了一个不靠谱的“小舰队”、聚集了一帮三心二意趋炎附势的追随者、草拟了一个仅在文字上还算有点气象的政变纲要。这些，都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他的团伙完全不具备任何执行计划的能力、魄力、决心、勇气。这群人里面既没有伍子胥、太子丹、谭嗣同、汪精卫这样决心坚定的干才，也没有专诸、要离、荆轲、喻培伦、黄复生、彭家珍这样义无反顾的行动者，更不要谈施陶芬贝格了。这群人，可能大多想的是自己如何当领袖和“开国功臣”，而把“开国烈士”的荣誉让给别人去领。总之，做到“绝不上当”就好。这方面，他们绝对是“门儿清”。如果套用前面黑格尔的话，就是“宁为混蛋，不作炮灰”。

所以，应该说，林立果的确是一个“坑爹”的主儿。而这个“坑”，也是林彪亲手给他自己挖的。谁也怨不得。

【画外音】在张聿温的书《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北京出版社，2014年）中可以看到对这样的一件事的叙述：

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当面向林彪称赞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政治上很成熟。林彪哈哈大笑后说：认识一个天才不容易，并谈起自己在井冈山认识毛泽东的情况。

王维国走后，林彪对儿子讲：“我过去说你是天才，你不承认。现在王维国也说你是天才，看来王维国也是了不起的。”

【画外音】看这个“坑”给认认真真挖的。聪明一世的林彪，竟然结结实实地给自己挖了这样的一个大坑。让这件事成为可能的唯一解释就是两个字：“私心”。其结果是害人害己，或者说是自欺欺人吧。

前面提到的“坑爹”的主儿赵括和张学良也是同样的。

赵括是“纸上谈兵”典故的来源，其父趙奢为赵国名将。赵括因其父的声望和自己用纸上谈兵表现出的能力被赵王看重并委以统帅的重任接替廉颇与秦国大将白起对垒。后赵括兵败被杀，同时40万赵国降兵也被白起所坑杀。赵奢家族都被连累，后代改姓马。所以说，赵括应归类为“坑国”和“坑爹”族类。

张学良的故事就更为人所熟悉了。他除了放纵欲望和吸毒外，在其父张作霖老帅1928年皇姑屯事件被炸身死掌控东北军政大权后，于1929年即以政变方式处决老臣杨宇霆和常荫槐以清除异己、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时实行对日本的“不抵抗”策略令东北军让出东北、于1936年底发动“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用一致抗日的名义要求停止剿共（深具讽刺的是，很多人甚至忘记了，在历史上，张学良自己作为军事统帅抗击日军的记录为零）。设想如果张作霖在，后来的情况（包括东北军的命运、东北地区的前途、中国的整体政治格局等）不会变成“那样”和“这样”。所以还应该说，张学良也当然地属于“坑国”和“坑爹”族类。

林立果由于当时手中没有掌握着权力，他最多也只能“坑爹”了。应该承认，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警醒了国人，也同时在精神上打击了毛泽东，顺便使得“文革”从此走向了比较收敛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林立果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也发出了它的声和光。

这，也许就是林立果的历史使命。

今后，因为中国历史的循环特性，那些与林立果有相似背景的人还会不可避免地在世人面前继续上演“坑爹”和“坑国”的悲剧戏码。

怎么办？

显然，这个问题涉及理念和体制上深层次的东西。因为这个“坑”，除了来自家庭外，还盛产于这片被称作“神州大地”的地方人们的心里之中。因为，在这个不大的被称作“心”的地方，都藏着一个大得夸张的“私”字。

因而，解决的办法应该也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说，思考和纪念“九一三”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附录：《冥冥中“九一三事件”的数字之谜》

 

这个事件发生的日期在数字表达上是1971913 或者 1391971或者9131971

无论顺序如何安排，这个日期的【数字和】是

1+9+7+1+9+1+3=31

林彪一家乘坐的专机号是256

这个数字的【数字和】是

2+5+6=13

这两个数字呈相互的反对称状：31  13 和 13 31

这是什么意思？

另外，显然，这两个数字有相同的【数字和】：

3+1 = 1+3 = 4

这又是什么意思？

其实，“913事件”中的数字的【数字和】本身也给出同样的结果：

9+1+3=13

这难道是又一种明显的暗示？

无论如何，事实就是，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在事件中坠毁的飞机的班次号这两个数字在“数字和”的意义下发生了神秘的相互关联。

这个巧合是宿命论的一种表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