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

林培瑞:六四纪实《血路1989》序言

我认识捷生兄二十九年了。时光流转,屈指数来,“六四”也满二十周年了。

《血路》 写捷生目睹“六四”的经过,是极为可贵的文章。无论如何,“六四”是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当时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全球的媒体紧密关注,现场的纪录 和录像广为传播。但后来的文学描写并不多。1990年,在人们的血腥记忆还新鲜的时刻,方励之教授写了一篇“共产党的遗忘术”,指出天安门的年轻学生不太 了解十年前的“民主墙”活动;民主墙的干将对“57右派”的先先后后也不算很清楚。再过几年,方认为,也很可能会出现一代对“六四”并不清楚的青年。今天 果然如此。中国的媒体,课本,博物馆不但不提六四,而且有十七年一直没有提过,现在大部分二十五岁以下的人都没听说过六四,少部分听说过的人也不当它一回 事。是屠杀?是风波?不知道。

当然,有一些孤独的勇敢人士还在坚持。丁子霖编了她的《寻访六四受难者》,把六四的悲惨故事以朴素的文笔写出来,是 很动人的作品,在香港出版,大部分大陆读者分享不到。蒋彦永写了公开信给党中央,把他六四凌晨亲自目睹过的一些血腥印象写了出来,并要求党中央“纠正错误 ”。党中央考虑了“纠正”没有,很值得怀疑,但蒋大夫,作为猴面前的挨刀鸡,被捕了几个星期。国内的知名作家写了六四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到现在没有 发表过。国外发表过一些回忆录,也有一些外国人拍过电影,但很难找到名副其实的文学作品。

捷生的“血路”是物以稀为贵的例子。既是第一手的资料,又是用文学语言来描写,逼真又有深度,水准类似于范长江写三 十年代的四川贫困,或强纳森夏尔(Jonathan Schell)写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关于六四的平凡叙述尽管我读过很多,但这次读“血路”又给我一种“震撼”的感觉。军队进城,开枪流血,心慌惨叫,在 捷生的好文笔下都有活生生的“现场”味道。它既微观又宏观,还有一种超脱的感觉,似乎是从上面往下观察这次骇人的人为灾难。

《血路》之后题名为《最后的北京》的一文,描写捷生和友人刘心武在六四后离开北京的故事。先后的经过充满悬念,读起 来很有吸引力。但从更远的角度去看,这故事也令人心酸,甚至产生一种带有反讽色彩的惋惜。这是一位很有天份的中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最后偷 偷摸摸地逃亡,六四的刽子手们也“胜利”了。

但是历史没有终结,记忆还在燃烧,所以就有了这本《血路》。

(作者为美國著名漢學家)原载《苹果日报》

2009年4月25日星期六

余英時:孔捷生新著《血路1989》序言

孔捷生先生一九九0年參加了普林斯頓大學設立的中國學社,先後在普林斯頓地區住了八、九年。這個學社的經費是亡友艾 理略(John B. Elliott) 先生獨立捐贈的。他是一位中國藝術的收藏家,一生樂善好施,捐了無數的錢支援學術和文藝的團體。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他不忍見許多中國學人和學生流離 失所,決意在普大成立一個研究機構,讓一部分流亡者可以暫時棲身,繼續學業。由於這一機緣,我才認識了捷生。最初幾年學社常常舉辦文化和學術討論會,因此 我和捷生在會外交談的機會不少。由於我們都愛好圍棋,談得更是投契。可惜當時彼此都太忙,竟沒有手談的閒暇,我至今引為憾事。現在捷生已移居華府,手談更 是無緣了。但分別多年,捷生的爽朗、熱情、觀察細緻、以及擇善固執等等特性,祇要稍一回憶便仍然如在眼前。

捷 生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便以寫中、短篇小説享譽文壇,並且多次得獎;他是當時所謂“知青作家”最傑出者之一。所謂“知青”是指“文革”中“下 鄉的知識青年”。“文革”發生時他才十四、五嵗,但一九六八年便被送到廣東西江流域的高要縣農村落戶,兩年后又轉到海南島五指山區的一所農場去墾荒,四、 五年后才回到廣州。他寫的雖是虛構的小説,其實都是以下鄉的生活經驗為根據的真實故事。七、八十年代之交,“文革”仍是禁區,不能見諸文字,所以許多知青 都祇能寫自己的個人經歷。這才產生了一批“知青作家”;他們的作品聼說往往祇能在地下流行。捷生最近又以散文的方式寫了幾篇《文革瑣憶》,敍述他的下鄉生 活,十分生動。從我的史學專業的角度說,捷生的作品,無論是小説還是散文,都是最可貴也最可信的當代史料。唐代杜甫的詩,後世稱之爲“詩史”,捷生的作品 正可作如是觀。

捷生爽朗、熱情的性格中貫穿着一種強烈的是非好惡感,使他在面對着大是大非時,不能裝聾作啞。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 兩次“天安門”運動他都是積極的參與者;第一次僥幸逃過,第二次則逼得他走上了長期逃亡的生涯。早在一九八0年代初捷生便已出任廣東省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協 廣東分會副主席。祇要他肯泯除一點孟子所謂“是非之心”,採用老子所謂“和光同塵”的處世態度,今天他也許是大陸文藝界的風雲人物之一了。但在最重要的關 頭,他在人生價值方面作出了最明確的抉擇。“六四”的血淚歷程是他刻骨銘心的人生經驗。關於這一段歷史,我當時讀了不計其數的中外報導,但在我心中留下最 深刻印象的則是捷生的《血路1989》和《最後的北京》。這兩篇既生動又富於感情的第一手證詞把我帶進了現場,至今記憶猶新。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驚心動 魄,一字千金”的名言。這八個字的評語用在這兩篇文字上是再確當不過的。

捷生求仁得仁,對當年的人生抉擇無怨無悔。但讀了他三年前所寫《絮與根》的散文,他似乎有一股揮之不去的鄉愁。其實 嚴格分析起來,無論説人生如柳絮隨風飄揚或落葉歸根,都是文學家的想象。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安土重遷,多少代傳下來,當然可以説是生了“根”的。但是現 代社會的重心移向城市,流動性越來越大,“根”的觀念便動搖了。即以捷生而言,孔家多少代的“根”原扎在廣東南海縣洙泗村,但從他父親這一代開始,這個地 域性的“根”已因遷居而切斷,捷生也祇能寫《洙泗村拾憶》了。捷生自己從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九,二十多年間上山下鄉、自南而北,他在中國大陸上又何嘗生過“ 根”?但是我並不否認現代人有“根”,不過這個“根”不存在於任何固定的空間。在現代流動社會中,個人的“根”大致是指他童年以來所逐漸形成的一套生活情 調和價值取向,也可以統稱之爲文化。文化的“根”必然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所以人之所至,“根”必隨之。二戰期間,托瑪斯?曼流亡在美國, 有人問他懷念故土否, 他說:“我到什麽地方,德國就在什麽地方。”這並不是一句狂言,而恰恰表示他自信日耳曼文化已在他心中生了“根”,隨時隨地都和他同在,“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

捷生流亡到新大陸,也同樣把他的文化“根”一起帶來了。他的“根”移植到新的土壤中,不但沒有枯萎,而且由於新養分 的滋潤,變得更茁壯了。從這個更茁壯的“根”上,長出了一樹茂盛的花葉。今天這些花葉已開始飄向彼岸的故土。我這樣說,是因爲我最近才知道,捷生以“易大 旗”的筆名在網絡上寫了不少雜文,針對着中國的現實作出了“鞭辟入裏的批評…時時引起軒然大波。”(見余杰《荊棘中的過客-評易大旗的雜文》。) 現代科技的發展不止一日千里,以訊息傳播而言,全人類都已生活在同一“地球村”之内。捷生不但沒有離開過他的“根”,而且也未曾真正和他的故土隔絕過。我 希望這一明顯的事實可以稍稍疏解他的鄉愁。

捷生要我為他的文集寫序,以上匆匆寫出我的一點讀後感,聊答雅意。

(作者余英時为著名歷史學家)

(孔捷生紀念六四20周年的新書《血路1989》,已由香港夏菲爾出版社出版)

原载《纵览中国》

2009年4月16日星期四

张伟国︰北大“叫獸”點火,訪民齊聲怒吼

孫東東本意是要給中南海 鞋的一番高論,把長期以來處于分散狀態的訪民用最快速度整合起來了,幾乎讓他們一個早晨就萌發了互相聯合的自主意識。這可能就是維權運動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臨界點,這個上千萬的訪民群體正在以從來沒有過的整體面目發出自己的怒吼。

眾 所周知,無論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前,還是在那以後一黨專制的六十年間,北京大學向來就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第一節火箭”,時值2009年的高度政治敏 感性,當局不遺余力地狠抓北大“維穩”,先是以莫須有的理由早早的撤除了“三角地”,前不久又把著名自由化知識分子賀衛方教授流放到新疆,象扎鐵桶一般地 滅殺任何可能影響穩定的因素。誰也不曾料到,這個萬無一失的局面還是被打破了!破局的並不是中南海全力封堵的《零八憲章》,也不是黨內元老的《零九上 書》,更不是海內外民運、法輪功或什麼藏獨疆獨的“敵對勢力”,恰恰是中共信賴依靠的北大教授孫東東。

事緣3月23日出版的大陸一份官方 雜志發表了對孫東東的采訪,孫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 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它擾亂社會秩序。”“把他送到醫院就是(對其人權)最大的保障。”這番言論引發軒然大波,有人在網上組織簽名要求孫東東道 歉,成百上千的訪民自發聚集到北京大學校門外抗議,他們打著橫幅“向孫東東討說法”,他們要求見北大校長、要求與孫東東辯論,怒斥北大教授為“叫獸”。 4月6日孫某在網上發表致歉信表示“遺憾”。 但是訪民以孫的道歉缺乏誠意為由,依然涌向北大繼續抗議,當局出動大批警察維持秩序,並強制把示威訪民押上大巴士予以遣散,事情還在發展……

六 四以後的20年來,由于中南海頑固拒絕政治改革,經濟發展的同時急劇擴大了貧富差距,制度腐敗和社會不公導致上訪冤民成幾何級數上升,據保守估計大陸現有 一千萬“上訪專業戶”,數量之巨以至于有人說中國出現了第五十七個民族——“訪民族”。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弱勢群體,也是一個集社會不 滿之大成的邊緣群體,更是一個抱定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特殊群體,由于他們“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加上中共信訪制度的黑洞,長期以來各 自為戰、形同散沙,盡管他們都是“干柴烈火”,卻始終被當局分而治之,長期掙扎在一種被剝奪尊嚴的非人的生活狀態。維權運動興起後,當局特別警覺人權活動 人士在訪民中的任何活動,懲治也特別重。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孫東東本意是要給中南海 鞋的一番高論,把長期以來處于分散狀態的訪民用最快速度整合起來了, 幾乎讓他們一個早晨就萌發了互相聯合的自主意識。這可能就是維權運動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臨界點,這個上千萬的訪民群體正在以從來沒有過的整體面目發出自己 的怒吼。

孫某的檢討之所以缺乏誠意,因為那是“奉命”之作,是權宜之計,是急于息事寧人的政治姿態,他的立場態度、思想方法沒有絲毫改 變,中共依據他的“理論”打壓訪民的政策也沒有絲毫的變動,訪民的不滿和繼續抗議是邏輯的必然,如果你不給一個說法,訪民肯定會給你一個說法!但是,無論 怎麼說,孫某竟然如此這般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干柴烈火”搬運到北大這個超級火藥桶邊上,這或許是立了2009年的第一功,沖這一點應該有人給孫東東“頒獎 ”,這些年來海內外民運和一切反共力量做了這麼多努力和犧牲,竟然被孫東東搶去了“功勞”。真是,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2009年4月14日星期二

杨佳墓碑

祭奠: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一个被逼造反的公民!

他被悄无声息地埋葬,

它将预言并埋葬一个时代。

——刘水博客
























北京西山福田公墓沟北5组阙字1排2号墓。 摄影 老虎庙

《動向》2009年4月號彩頁




































封二




































封底

2009年3月12日星期四

致信中共领导人 蒋彦永医生维权

图:「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派员探访蒋医生夫妇,蒋医生手持「拉蒙.麦格赛赛」的相片与夫人华仲慰合影。

【《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特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及各位常委:

我是蒋彦永医生,医生的职责是对人的生命负责。在2003年“沙斯”侵袭北京时,我就对此危险提出警告; 2004年2月24我根据1989年我当301医院外科主任时所见,给两会领导及中央领导发了一封“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署名信,信完全是按正规手续上送的。我的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宪法、党章和军纪的。

但到2004年6月1日,我和夫人在没有任何文字手续的情况下,被非法‘‘绑架”。最初是以所谓《行政看管》的名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第四章第一节 行政看管,第六十七条: 对有打架殴斗、聚众闹事、酗酒闹事、持械威胁上级或者他人、违抗命令、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等行为的人员、或者确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逃离部队、自杀、行凶等问题的人员,可以实行行政看管。——其中哪一点都对不上我——军职以上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军官、文职干部,由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江泽民主席批准)拘禁了我们两星期。我夫人同时被“绑架”和拘禁,一周后才给她看了补发的《行政看管》命令。

2004年6月16日中央军委又以《党纪立案》对我实行《两规审查》。审查我的人告诉我《两规审查》的时间一般应在三个月内结束。但经我反复催问,到2004年10月 中才给了我一份中国共产党总后勤部委员会发的所谓《代拟稿》:……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规定。蒋彦永的错误本应按情节严重处理,鉴于其能 够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写出书面检讨,并有挽回的愿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给予蒋彦永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我当即表示此《代拟稿》不实事求是,我不能接受,并立即写了《我的申诉》呈301医院党委直至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经我不断催促,直到2005年3月21日,向我宣读了中央军委对总后勤部党委第8号报告的批复:同意解除对退休干部蒋彦永采取的措施。两次“措施”共使我失去了294天的人身自由。

我认为2004年6月1日,前江泽民主席对我实行《行政看管》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章,也不符合军纪;2004年6月16日对我实行《两规审查》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更有甚者,至今仍禁止我出国探亲,近乎荒唐,我要求立即解除限制。有关单位应该纠正错误,并向我表示歉意。这样才符合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的 “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一贯宗旨。

301医院 蒋彦永医生

附件:见另文

2009年2月6日

(《动向》283期将于2009年3月14号于香港出版)

蒋医生(左)与夫人华仲慰(右)在医院病房与病人及家属合影

【新世纪附录】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 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 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名人民致伤致残。之 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快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 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造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 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 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 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 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証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 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 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 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 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 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 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 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証)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 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 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 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上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 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 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 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 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 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 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由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 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 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 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 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一位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 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 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小,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臂。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 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 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 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察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 拍了照、录了像。其他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伤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 的。

北 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驻 进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 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 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已随时作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 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 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敌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 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 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 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 6月4号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 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 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 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着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 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象带上看到我和 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着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 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上车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 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们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幺时候回来,他们告诉 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 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 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问题时,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 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 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驻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 要驻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 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院长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 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用马队加鞭子驱赶,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 的军队,却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 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 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 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幺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 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 幺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 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 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时,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提纲,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了言。他说:他 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 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有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 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貌。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 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能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 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风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 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幺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 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在301医院抢救伤员 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幺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见附件),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 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 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 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 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 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 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就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至。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 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 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 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 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 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我 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 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 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 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 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 100036

电话: 68134451

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2.24

[附件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 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 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 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六.四 ”。“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 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 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 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 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 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六.四”问 题。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 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 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 ”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幺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六.四 ”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幺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 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 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 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 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 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 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 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但我们 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 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 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 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也都了解 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所以我们 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2009年3月1日星期日

郑义:被放逐的卧病于远方的英雄

——在戈扬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


今天,我们又在流经自由女神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聚会,爲一位老人送行。

戈扬老离我们而去了,这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

继王若望、刘宾雁等老先生之后,戈扬老又给我们树立起一座反抗极权专制,宁愿客死异乡而绝不低眉俯首的光辉典范,这又是一件令人感佩景仰的事。

如 同上世纪前半叶成千上万投身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戈扬怀抱救国救民,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的梦想而献身于中共革命。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兴思潮 而具有极大魅惑力的那个时代,这不仅是相当数量知识分子出于社会责任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且是一种极其真诚的良心选择。作为晚辈,我们生活在与他们完全不同 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共产主义的世界性之残暴与欺骗已显露无遗,我们当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就是我们这一代,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曾经被那些壮丽的谎言 所鼓动,热血沸腾地 争当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这两代中国人中,少有如同写《1984》 的奥威尔那样的先知。我们都有一个被欺骗而后反叛的曲折经历。戈扬是我们之中的佼佼者。她当年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后 来,当她怀疑革命并逐渐走上反叛之路时,同样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随时准备抛弃前半生奋斗而得到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历史。20年前,八九民运使我们一起 与中共彻底决裂,从此走上一条不归的流亡之路。那时,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由于她与共产革命血肉相连,她所经历的灵魂挣扎,比我们要深刻得多,痛苦 得多。就这一点来说,她有一颗强健的,英雄般的灵魂。

如果能再过一生,如果仍然是那个时代,我想或许戈扬和她的同志们会有不同的选 择,但就真诚、纯洁、为真理献身这些人类基本品质而言,戈扬是不会有改变的。在今日之中国,在这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道德普遍堕落的时代,戈扬的这种精 神,使她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人杰。无论兴亡成败,也无论得失毁誉,我们都要向戈扬那样"守死善 道"。因为我们同极权主义最本质的冲突,就在于人性。

七年前,为王老送行时,我曾写道:美国最伟大的诗人惠特曼把老年比喻爲"在入海处逐渐宏伟地扩大幷展开的河口"。今天,我们又在流经自由女神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聚会,爲一位老人送行。这位老人正是惠特曼所讴歌的那种"被放逐、卧病在遥远的远方"的英雄。

戈扬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9年1月24日

(人与人权)


于大海:怀念戈阳女士

我和戈阳女士接触不多。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她1991年在《中国之春》发刊一百期庆祝会上的发言。八九民运失败后,海外的民运份子组成了民主 中国阵线,继续为民主奋争。但民阵很快暴露出严重缺陷,陷入恶性内斗中。戈阳在中春庆祝会上说,她最近看到俄国的套偶,觉得很有意思。套偶的勃列日涅夫里 边装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里边又装着斯大林。戈阳说,据她观察,许多民运份子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装着一个小毛泽东。祇有把这个小毛泽东挖掉,民运才有希 望。一个革命老人,能这样断然地否定毛泽东,实在难能可贵。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阴魂至今未散。毛像、毛尸依然沾污着天安门广场。胡锦涛最近又上井冈山“朝圣”了。民众中,不少人把毛像当成吉祥之物。崇毛, 大概算得上今日世界的第一荒唐了。毛泽东干过什么好事?共产革命让中国人站起来了吗?数以千万计的老老实实的中国人,被毛泽东的暴政夺去了生命。他们不但 不能站,连跪、伏都做不到。为了整倒几个不甘心当家奴的共事了几十年的战友,毛泽东不惜挑起全面内战,让几亿民众跟着倒霉。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反修防修, 不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实在是无耻之尤。中国这30年来的进步,是中共放松毛记紧箍咒的结果,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暴虐。

当然,我明白胡锦涛为什么上井冈山。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时,打出实事求是的旗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一碰到评毛,就弃实事求是如敝 屣,代之以为尊者掩。反右、大跃进尚不肯彻底否定,更徨论共产革命本身了。原因何在?全面否定毛,意味着否定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进而废弃毛共操之多年的 暴力机器。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实事求是可以去见鬼。同样,胡锦涛给毛泽东招魂,也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祇是,在选票决定合法性 已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还挖空心思去抱毛泽东的粗腿,岂不太俗、太贱了吗!相比之下,对民主理念从善如流的戈阳就真诚、潇洒多了。

戈阳和王若望、刘宾雁一样,是在异国他乡走完人生之路的。偌大一个中共,却不准几位老人家重返故土,这看似奇怪,实际是中共心虚、理亏的逻辑结 论。中共担心,这几位风骨凛然的老人会起到楷模的作用,造就出大智、大勇的一代新人。中共能容忍在矮檐下低头不语的生存者。但中共最喜欢的,还是甘愿指鹿 为马、充当打手的奴才。这是中共最大的“内需”。允许流亡人士回国,或者在政治上作出其它让步,都可能打乱满足这一内需的战略部署。严家其在悼念戈阳的文 章中说:“我不信,我的祖国──伟大的、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就没有正义。”我对此深有同感。中国的传统没有民主,但至少是推崇正义、追求“为政以德”的。 今天的当权者很缺德。他们不但赶不上民主的历史潮流,连准许老人家落叶归根的信心和雅量都没有。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在期盼正义到来、民主化重新起步的同时,愿我们大家能象戈阳那样,永远保持真诚和潇洒。
(北京之春)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争鸣》特稿:李锐等老人给中南海的”零九上书“

【《争鸣》杂志编者按】本刊收到《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文本,是李锐等老共产党员给胡锦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书。还有一批老共产党员没有签名,认为上书精神有违"两头真"。本刊发表这份上书,意在引起评议、争论。在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歪风冲击下,推动中国的思想前进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
锦涛同志并政治局各常委同志: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又值金融海啸袭来之际,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下降和社会矛盾上升的关口,我们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党员细读了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忠心地拥护锦涛同志所号召的"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畏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研读了锦涛同志写给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和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经济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口号深得人心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基本国情相结合,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及平等发展的权利,如此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这个思路非常好。温家宝同志强调,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民主决策,加强决策的透明度,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民主、透明、监督这六个字,体现了十七大提出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决策,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行为准则。上述思路,顺应潮流,合乎民意,我们坚决支持。具体如何操作,我们有如下建议:
    1. 我们非常赞同中央投入四万亿人民币拉动经济同时十分担心特权和腐败分子乘机自肥,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激化社会矛盾,我们建议,今后凡关重大的四万亿投入的计划、项目均要严格履行真实有效的民主程序。党内首先要真正实行委员会票决制度,严惩个人独断拍板的第一把手,严禁巧立名目,借机搞政绩工程和滥建楼堂馆所。人大要拥有充分时间,真正审查四万亿元的财政收支。政协和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应全程参与四万亿元开支的决策和使用。
  1. 与四万亿元有关的重大决策的产生和实施全过程要透明、公开,向所有媒体开放,鼓励并责成媒体追踪报道。绝对禁止封杀和打压媒体的行为。1953年和1988年中央颁布的有关媒体批评报道的规定,应重申有效。其中,有关记者反映任何一级领导人的内参稿件,无须报送被报道本人及有关上级部门,可径直报送中央的规定,应特别加以重申。汶川地震时期,全国媒体全力以赴,公开、透明地报道了党和政府领导的伟大抗震救灾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不屈形象,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中宣部在总结2008年的新闻报道工作时,提出了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等五项经验和透明度决定公信度等三条体会。我们建议,将汶川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规范化制度化,施于长期。目前的经济困难尤甚于地震,必须保障媒体的宽松环境,保护媒体作全公开全透明的报道。这对威慑贪腐、凝聚人心,共度时艰,有着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1. 增强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真正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委干预,以保证公正办案。
  2. 扩大民间各种社会组织发育的空间。汶川救灾。民间慈善组织发挥了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重庆出租车停运的劳资纷争,政府居中调解,效果很好。将此类经验推而广之,保护各种民间组织自主发育,引导工人农民有组织地依法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政府为各方提供协商平台,既有助于增加内需,又有利于缓解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还可以减少群体事件的不断发生,提供更高效廉洁地公共服务。这是长治久安之道。我们建议,认真总结重庆和慈善救灾事业的经验,逐步推广。
  3. 恢复1986年成立的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十三大报告的基础上,定期研讨,提出近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方案。我们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权力进入市场,私用滥用,贪污腐败蔓延,党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遏制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根本性制度极待建立。
  4. 建议从中央做起改变作风,摒弃官话套话,减少"重要指示""重要讲话"之类的话语。同时,建议公车使用、公费旅行、公费宴请等问题应有进一步改革方案。另外,许多国营企业,尤其金融、电力、电信等垄断企业的领导人,年薪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很是骇人听闻(当年一级干部月薪500元,与最低一级干部工资相差不足十倍。)建议主动减薪,以示与民共度难关。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考虑到中国国情,前进步子太猛,党和国家尚无此承受能力。所以必须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章法地逐步有序推进。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小步推进,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锦涛同志和常委各同志:30年前,在经济频于崩溃之际,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以大无畏气概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因 而走出危机。30年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民生显著改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国人坚信我们能够度过难关,这样好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局势,是30年前所没有的。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那么困难,但我们胜利了。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越是困难越要民主,越是困难越要透明,越是困难越要监督,我们党一定胜利!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既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方向完全正确,就需要你们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行且不息,日有寸进,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此致
敬礼
冯健、朱厚泽、李锐、李普、杜光、杜导正、吴象、吴明瑜、张思之、何方、钟佩璋、袁鹰、高尚全、彭迪、曽彦修、魏久明
2009 年1月20日

2009年2月17日星期二

郭罗基:送戈扬




图:《动向》杂志2009年2月号封二彩页

戈扬大姐,你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奔波了九十三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终于结束了旅程。你太累了,太苦了,太冤了。我们这个世界又太喧嚣、太污秽、太纷扰,你到另一个世界安息去吧。

追寻遥远的记忆

戈扬的一生中,当右派分子下放劳动二十一年,流亡海外又是二十年,仅仅这两件事就占了四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多?幸而她高寿,算起百分比来还不到有生之年的百分之五十。

二〇〇四年,戈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安老院(nursinghome),渐渐丧失意识,不能讲话。二〇〇七年初,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三月份, 我到纽约,和一群朋友去看她。她空眼呆望,没有表情。我喊了几声“戈扬大姐”,她两耳失聪,无所回应。我心头酸楚,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位喑哑的老人就 是昔日健谈的戈扬?多少往事在脑海中翻滚!茉莉向她献上一枝玫瑰花,我为她照相,她居然慢慢地举起花枝,有了反应,大家都很高兴。王渝说:“她有话说不出 来。”我们无助地围着她转来转去。最后,我向她告别时,她开口了。我们都听不懂,只有王渝懂得,她说的是:“你去啦,你去啦。”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我们也 是一步一回头,留恋地走出了她的住所。

我回到波士顿后,储海蓝给我打来电话,说:“出现奇迹了,戈扬阿姨大喊你的名字。她要和你讲话。”海蓝把手机给了戈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郭—罗— 基!”我说:“戈扬大姐,我听到了,真亲切!你好吗?最近能吃饭吗?……”没有回答。过了一回,海蓝又打来电话,说:“戈扬阿姨还要听你讲话。”我知道她 无法对话,不再发问,便自说自话,讲了一通。

戈扬一定是在追寻遥远的记忆。

靠自己走流亡之路

戈扬流亡海外时已是七十有三,不懂英文,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先是在洛杉矶西来寺暂栖身,后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

我和她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人权”的理事会上。当着众人,她上来拥抱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这泪花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从此,我 经常给她打电话,或拜访她的陋室,为她解除寂寞。她却说:“我一点都不寂寞,忙得很!”忙什么?除了写稿子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忙两件大事:一是学英文, 一是学电脑。她房里的墙壁、窗户、家具、器物上贴满了英文单词,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她立下一个宏愿:要在电脑上用英文写出一生的故事。

西点军校邀请戈扬去向学员讲中国故事,她拉我和阮铭一起去壮胆。主人要求我们每人用英文讲十分钟,然后回答提问。戈扬讲得很慢,但美国人都听懂了。当人们得知,她七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只学了一年多,竟能发表一篇演讲,都惊讶不止。

当年有一个收留流亡人士的机构,其中不少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年迈体衰的戈扬却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愤愤不平,建议让戈扬进去。他们说:我们是学术机构,不 是养老院。触犯了戈扬的自尊心,她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请我也不去。”她讲了一个典故。红军长征的时候,徐特立的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让他骑着马 行军。徐老坚决不上马,他说:“我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长征路。”结果,徐老走到了陕北,而一开始就骑马的人都不见了。戈扬指着自己的腿说:“我也要靠自 己走我的流亡之路。”

戈扬没有固定收入,我是有固定收入的。我不时在经济上接济她,她总是收一半、退一半。我问:“这是什么讲究?”她说:“拒不接受,不近人情;照单全收,会养成我的依赖心理。”

流亡生活虽然艰难,幸运的是避免了牢狱之灾,否则,她可能也会像张伟国一样,在国内被抓起来。

和镇压人民的共产党决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十九日,作为《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和《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的张伟国,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的大型座谈会,到会者五十 多人,慷慨陈词者有之,哀怨悲恸者有之,深沉思考者有之,中心议题是两个要求:纠正耀邦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座 谈会的发言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了五个版面。随后招致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打压,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报纸被迫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导 报》事件。江泽民藉此发迹,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六四”以后,张伟国竟被逮捕,吃了二十个月的官司。

这时,戈扬已在美国。她是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出国的,应邀参加美国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活动。正当她要回归的时候,李鹏 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她就留下来,看一看再说。她给邓颖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忧心。邓说,她认为不会开枪,如果镇压学生,她就退党。戈扬相信了邓 颖超的说法。六月四日,果然开枪。她说:“我呆了,我傻了,像一具死尸僵在椅子上。”邓颖超没有退党,戈扬退党了。她公然宣告:“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 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

戈扬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成了“动乱分子”,有国难归。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戈扬跑了,《新观察》受惩罚。它也和《世界经济导报》一样,被迫停刊。

女记者“四大名旦”遭殃

《新观察》被迫停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戈扬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九五八年就停过一次。

《新观察》的前身是储安平主编的政论性杂志《观察》。一九四八年,《观察》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查封,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北京复刊。但《观察》已无 昔日风采,越办越不景气。一九五〇年,重振旗鼓另开张,更名《新观察》,改为文艺性的综合月刊,属作家协会领导。胡乔木任命戈扬为主编。戈扬说:“让我当 主编,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办。”胡乔木当初倒也点头同意。

《新观察》越办越红火,发行量仅次于《中国青年》。有两个栏目特别受人欢迎,一个是“生活小故事”,一个是“小批评”。前者反映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后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和官僚主义(那时还不叫腐败)。几年下来,这两个栏目的来信来稿多的不得了,每个月居然要用麻袋来装。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戈扬也鸣放了几句:“教条主义真是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疯子,就是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讲。”“现在,鸣放是 《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落后了。”戈扬将“过去”和“现在”认真地作了区分,以为共产党从此要改弦更张了。哪知道,从“现在”开始比“过去”更 糟。戈扬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安慰无效,竟自 杀。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 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未戴右派分子帽子,但从此一蹶不振。“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新时期的《新观察》

二十一年之后,戈扬复出,同时《新观察》又复刊,还是由戈扬任主编。“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舆论界的权威。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和《新观察》被自由化人士誉为“新时期的两报一刊”。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解放军报》按邓小平的指令发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是为反自由化的第一 个战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又来了,人们极为反感。胡绩伟当政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予以抵制。《新观察》走得更远,居然主动向白桦约稿,表 示支持。七月二十五日,《新观察》第十四期刊出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文中说:“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春天”对自己是“厚 爱”的。意思是虽遭批判,毕竟气候不同了,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胡乔木亲自出马,给作家协会负责人冯牧和戈扬写信,说:“看了你们今年第十四期《新观察》 发表的白桦一文,觉得很不妥当。……希望你们对此有所纠正和补救。”怎样“纠正和补救”?戈扬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新观察》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 题目是《也谈春天的“厚爱”》,说是“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少,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值得白桦同志重视。”云云,署名“冯 明”,即“奉命”。自由化人士看了哈哈大笑。

个人命运与《新观察》共始终

这时,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崇拜了》,文章的矛头是针对华国锋的。北京的各大报都不敢发表。因为《新观察》的自由化有名声,我就给了戈扬,她也压 下不发。我将文章寄给胡耀邦,请他“批改”。他回我一信,说:“文章总的来说写得不错,有新意。”他把题目改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并将批评华国锋的地 方统统删去。胡耀邦刚接替华国锋当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文章的矛头就针对他自己了。我将稿子和胡耀邦的信件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八月十四日 见报。谁知闯了一个大祸!中宣部一连发文件,批评《人民日报》和文章作者,断言文章的矛头是指向“小平同志”的,还指责报纸和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与 党中央保持一致。文章是经胡耀邦同意发表的,那就是说,连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也“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代表党中央的不是胡耀邦。本人是顽石一块,刀枪 不入,拒不检讨。《人民日报》作了检讨;邓小平批评“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胡耀邦也不得不作检讨。文章发表时用的是化名“马温”。邓力群说:郭罗基想当 “弼马瘟”,要大闹天宫。“马温”的本意是“马克思主义的温和派”,何曾想当“弼马瘟”?倒是“玉皇大帝”听了大为不悦。次年,我被“玉皇大帝”赶出北 大、赶出北京,发配至南京。

戈扬特地到南京来看我,就没有发表我的文章一事表示歉意。我说:“你做对了。如果你在《人民日报》之前发表,问题就更严重了。连《人民日报》都抵挡不住, 何况《新观察》?《人民日报》不可能叫它停刊,《新观察》就难保了。”她说:“是啊!是啊!我那里有一帮子人靠它吃饭,我本人再当一次右派倒不怕,砸了别 人的饭碗于心不忍哪!上次批《苦恋》,我不得不‘奉命’妥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戈扬是一片善心,总想在坚持原则和照顾饭碗之间找到平衡。不管怎样,“ 六四”以后《新观察》还是散伙了。四十年间,戈扬的命运总是与《新观察》同起伏、共始终,《新观察》从诞生到夭折、从复活到灭亡,只有一个主编。

在自由的土地上怀念“辛酸的故事”

戈扬和我们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她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了,人们将不会再哭,除非笑得太厉害了,笑出眼泪 来。”哭笑之间说理想,近乎天真了。为了追求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红衣少女”树佩华(戈扬的原名),冒着炮火,出入沙场,当战地记者,办战地小报。一九 三八年,她投入了着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她爱唱《新四军军歌》:“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还有一支新四军 战斗在茅山地区流行的歌,我忘了歌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抬头望前面朝霞,莫回顾身后黑影。”多么美好的意境。

理想的毁灭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都被葬送了。

为了申请老年福利,戈扬加入了美国籍。当她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那天,流下了眼泪。她说:“当年我们没有少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没有被打倒,自 己倒成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了。想不到只有在美国才找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平等。”她得到了生活补助和免费医疗,又说:“我们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 斗,想不到在美国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

戈扬晚年,也有喜事一桩。她与司马璐,青春结伴,老迈连理。司马璐原名马义。由于两人都改了姓名,在报纸上看到彼此的消息,不知道谁是谁。及至在纽约见 面,又续七十年前的旧情。戈扬有诗云:“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二〇〇二年,戈扬八十六岁,司马璐八十三岁,他们决定结婚,九月十三日,在曼 哈顿移民局法庭举行婚礼。他们发表了一个别致的《结婚宣言》:“我们相识了七十年。幼年孤苦伶仃,一生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我们多 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八十多岁。感谢美国这块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将互相扶持,安度晚年。”“辛酸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怀念,因为 现实已不再辛酸;如果还在辛酸之中,只会逃离,不会怀念了。

戈扬的漫长的人生故事,总算有一个美满团圆的结尾。

戈扬大姐,永别了,一路走好!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

于哈佛大学(原载2009年2月15日出版《动向》杂志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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