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日星期四

刘军宁:区分左与右的答案在圣经中

 刘军宁  X
@liujunning  



自从左与右的政治分野出现以后,人们一直设法从各个角度来找到判别左与右的标准。事实上,不是1789年的法国国民会议,而是《圣经》,第一个并且永久确立了区分左与右的终极标准,至今不变。虽然,左派与右派的政治派别最初出现在法国,但是,判断左与右的道德尺度,其源头却在圣经中,在旧约与新约中。1789年的左右之分,不知是纯粹偶然,还是出自神意,完全符合圣经上的左右之分。
可以不用左与右来评判道德与政治立场吗?
曾经人们并不用左与右来评判政治立场,在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罗马都不用左与右的标准。今天也有人建议用其它划分来代替左与右。但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一切关于是与非、善与恶、对与错、进步与保守的讨论基本上都被对左与右的尺度囊括了。左与右曾经只被用来判断地理方位,现在却更多地被用来判断道德与政治方位。可以断定,没有人有能力把左与右的两分法从对道德与政治事务的判断中排除出去。
既然左与右的划分挥之不去,就有必要加以严格界定。即便被使用的混乱不堪,其实界定起来并不难。界定是与非、善与恶、对与错的方法就是界定左与右的方法。有两种方法来界定是与非、善与恶、对与错:是由人(通常是形形色色的法老)来界定,还是由上帝来界定?
法老们的界定通常按照自己一时的好恶,而且常常是互相冲突甚至是自我冲突的。只有耶和华上帝对是与非、善与恶、对与错的界定是一成不变的。法老们的界定是无效的,因为相互冲突的标准等于没有标准。区分是与非、善与恶、对与错以及左与右的标准只能在上帝那里在圣经中。因为耶和华制定并掌握最高的道德真理。离开耶和华与圣经,对左与右及各种道德判断立即陷入混乱与谬误。
《圣经》中的左与右
《传道书》里面有一句名言,“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Ecclesiastes 10:2: The heart of the wise inclines to the right, but the heart of a fool inclines to the left.和合本中“居”在中文表达不准确)。原意是,智慧人的心引导他走正门正道,愚昧人的心则引导他走旁门左道。
为什么会这样说?什么叫智慧的人?什么叫智慧?根据《旧约·箴言录》(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就是说,凡是认识上帝的人就是智慧的人,他就会走上正门正道。什么叫愚昧的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会走入旁门左道。所以智慧的、敬虔的人,心向右。愚昧的、不敬虔的人,心向左。所以,作为保守主义的终极源头,《圣经》以右为尊,尊右抑左。
雅威的视角:耶稣居右
《希伯来书》(1:3)这样描述道:耶稣“坐在至高上帝的右边”。《马可福音》(16:19)中写到,“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以后,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两句话传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上帝或者神右边的位置留给了耶稣。右边(right side)是正确的一边。耶和华与耶稣都站在正确的一边。左在上帝身边没有一席之地。上帝的左侧没有席位,因为左永远是错的。
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左与右的中间席位。那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如毛泽东的思路。如果一个人不左不右或者超越左右,那一定是左派。(详见下文)
右意味着信靠雅威、保守律法,反对偶像崇拜,坚守捍卫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
对雅威、对十诫,特别是对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的态度,把左与右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就是说,对神的态度是识别左与右的根本标准。
左的本质:悖逆
左的本质是什么?左的本质就是悖逆。悖逆的是什么?悖逆的是神和神的律法。所以左派从不同程度上表现为敌雅威敌基督。他们一心想抵抗、否定、突破神的律法。左派要么否定神的存在,要么不承认神的存在,要么假装敬神。
这种悖逆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左派不以神为宇宙的中心,高抬人,尤其是高抬自己或者法老,把人抬高到神之上,把神放在人的下面。所以,一个人是高抬人,还是高抬神?据此可以判断他是左还是右。还有一些有基督徒身份的左派往往更有隐蔽性,更具欺骗性,他们表面高抬神,暗地里高抬自己。
不仅如此,左派还要攫取神的立法权,抢夺神的真理保管箱,否定神有保管真理、制定真理的特权。他们认为这个特权不应该属于神,而是应该属于人。左派通常崇拜人,崇拜政府,崇拜法老与凯撒。右派的信条是:“我们不崇拜政府,我们崇拜上帝。” 悖逆神,也意味着悖逆真理,因为神是真理的作者。
左派摒弃信仰、诉诸物质,以唯物为信仰。他们自我为义,心中充满对神的傲慢,甚至对神不屑一顾。
一切左派敌视右派的背后,是敌雅威。其实,左派讨厌的不全是右派自身,而是讨厌右派背后的祂。而真正的右派之所以右,是因为他们站在雅威右边。之所以站在右边,是因为右边是正确的一边(Right side)。
左、右之争乃是关于圣经之争
今天的世界上充斥着左与右之争。然而,左与右之间到底在争什么?依我看,所有的左右之争都是关于圣经之争。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与庭辩之争,共和民主两党之争,总统选举之争,修改宪法之争,都是左与右之争,其背后都是关于《圣经》价值观之争。作为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要保守美国宪法及保守《圣经》的价值观,而左派都要悖逆,颠覆这种价值观,要改写宪法与宪政制度。再举一个例子,左派教皇方济各引起的各种争议,也是关系到《圣经》的争论,因为他背离了《圣经》的立场,所以他才被公认为是左派。有人讽刺说,这位教皇是在把圣经反着读。
在中国,虽然没有最高法院之争,没有两党之争,没有总统之争,但是在思想、思潮方面,保守主义者与理中客之争也是左与右之争,其背后也是关于《圣经》的争论。在对至圣者的态度上,左派要悖逆,右派要保守,双方的争论近来日益白热化。
左的程度是由悖逆的程度决定的。
左植根于人性。这是因为悖逆植根于人性,与生俱来。从亚当夏娃开始,人性中就一直有反叛、悖逆的一面。左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左的程度是由悖逆的程度决定的。越悖逆就越左,不太悖逆就不太左。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例子:
最左的是斯大林的苏维埃、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他们比纳粹法西斯更左;纳粹法西斯比西方的社民党与工党更左;社民党与工党比美国的民主党更左。
纳粹之左虽然比不了红色苏维埃与红色高棉,但还是比西方的社民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左很多。如果不信的话,我们对照“十诫”,就知道希特勒有多悖逆,有多左。希特勒总想高高地把自己抬在神之上,他完全不尊重至圣者赋予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他把教会踩在自己的脚底下,让教权顺服于政权。
正确=不左不右吗?
还有一种说法,左与右都不好。“不左不右”才是最正确的、最好的。然而,正确真的等于“不左不右”吗?
正确等于“不左不右”的主张,是在假设在左与右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空白地带。但是,想象中的这个广阔的空白地带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观点假定,左与右是一个对称分布,越左或越右都不好,在中间最好。然而,越趋中不等于越正确。相反,越趋中反而意味着越没有立场,越没有原则。所以,这种主张是错误的。
认为正确等于“不左不右”,是典型的理中客的立场,这种思维的背后是辩证法和折衷论。如果一个人在左与右之间居中,他一定是“左倾”的。如果一个人在“是”与“非”之间居中,这个人一定是没有是非尺度的。
但是现实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趋中的现象。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是双方的妥协,另一个是很多人对左与右的认知很模糊。所以,趋中是一个后果,而不是正确本身。
识别左与右:有双重标准吗?
还有很多人认为识别左与右有两个不同而且并行的标准:一个标准是中国的,一个标准是西方的。中国有中国的左与右的标准,西方有西方的左与右的标准。这个看法认为中国的标准不同于,因而也不等于西方的标准。所以,识别左与右标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因时因地经常变动的,而不是固定的,恒久不变的。
如果左与右有两个标准的话,那就像“善”与“恶”有两个标准一样。如果“善”与“恶”有两个标准的话,那就等于没有标准,“恶”的也是“善”的。对标准认识的模糊或者误解不等于有两个标准。
中国的例子
以中国为例,我要证明中国没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左与右的标准。
在1976年以前,官方对左与右的划分依据的是最高领导人对左与右的定性。他认为比他左的就是左倾乃至极左,比如他认为王明是左的,说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比他右的,他认为是右倾乃至极右,比如说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再比如说,那些在反右中被他打成右派的人,放到西方、放到今天,都是温和左派或者是自由左派,都是无神论者。这些体制内的右派都在同一个大阵营里面,这个大阵营本身是非常左的。这些右派不过是一个很左阵营里面的不那么左的人。从圣经的视角看,他们依然是左派。所以区分左与右的标准从来都是一致的。
况且,近现代中国的极左思潮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的极左思潮。中国的温和左派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的温和左派。中国的保守主义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英美保守主义。可见,在左与右的问题上,中国的标准并非不同于西方的标准。左与右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圣经上的标准。
极左是真实的,极右是虚构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极左是真实的,极右也是真实的。而且极左与极右都是同样错误的。然而,极左是真实的,极右却是虚构的。
所有的极权都是左翼,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极右的政权。纳粹极权被贴上极右的标签,是因为一些人,特别是左派,不愿意承认、不愿意面对纳粹法西斯姓左这个事实。如果一个左派承认纳粹是左翼,他还怎么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左派?
基于人的本质是悖逆的,左永远不会消失。中文中有个很典型的句式可用来形容作为悖逆的左:不左白不左,白左也要左。所以,左无论如何是永远存在的。左与右将永远共存下去。

吴洪森:为歧视辩护!

作者臉書 2025-12-24

当代左派政治最根本、也最危险的迷思之一,是相信可以在言语和意识形态层面"消除歧视"。他们将这一目标包装成道德进步、文明跃迁,甚至视为人类社会的终极正义。然而,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幻想:因为人类社会永远无法消除歧视。

首先歧视并非全部来自恶意。言语上的区分、价值上的偏好、意识形态上的判断,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人类从来不是以"绝对中性"的视角理解现实,而是通过比较、分类、好恶、取舍来建立秩序。只要人类仍然拥有价值判断能力,歧视就必然存在。否认这一点,不是高尚,而是虚伪。

文化差异必然产生价值差异,价值差异必然产生判断,判断必然包含偏好与排斥。这不是罪恶,而是文明多元并存的前提。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可以被所有文化、所有信仰、所有群体同时接受的"中性语言"和"统一价值"。任何声称已经找到了这种终极标准的意识形态,本质上都在为思想垄断铺路。

左派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歧视,而在于他们拒绝承认歧视不可消除这一现实。他们不愿意承认,人类社会能做的只是限制歧视转化为暴力和制度压迫,而不是消灭歧视本身。

当言语被审查、观点被标记、信仰被"再教育",反人性现象便开始出现。人们不再说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而是说"被允许"的话;不再进行诚实讨论,而是进行自我审查;不再以理服人,而是以道德压人。社会表面上变得"更文明",实则更加虚伪、更加恐惧、更加分裂。

更荒谬的是,左派所谓的"反歧视运动",最终往往制造出一种新的、更加赤裸的歧视。这种歧视并不以仇恨为名,而是以"正义"为外衣。谁的观点不符合"正确叙事",谁就会被贴标签、被封口、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这是一种以反歧视之名行歧视之实的意识形态清洗。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试图通过思想改造来塑造"完美人类"的工程,最终都会演变为对自由的系统性侵犯。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保护的是不被主流喜欢、不被权力认可的观点。一旦"正确立场"成为判断言论合法性的标准,自由就不再存在。

本文不仅是为人类永远无法消除的歧视辩护,也是为自身永远无法消除的歧视辩护:本人歧视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制给他人的穆斯林;本人歧视零元购黑人;本人歧视来中国留学的黑人;本人最歧视的是具有以下丑陋行为的自己同胞:1、丧失了基本良知;2、被洗成脑残;3、十分愚蠢;4、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5、看见一点小便宜就蜂拥而上,毫无体面毫无修养。

(吴洪森写于2025年12月25日上海莘庄)

陶傑:精緻的洗腦

作者臉書 2026-01-01



精緻的洗腦:中國歷史上,秦代是最邪惡的時代,遺毒最為久遠。有許多朝代值得你重尋,例如北宋,或秦國統一之前的齊和楚。自從電影「秦俑」,中國人的時空穿越,想像力越來越狹窄,他們個個對面目統一、毫無性格的秦始皇兵馬俑有潛意識的返祖情意結,他們想回到被秦始皇統治的時代。

近20年來中國向外將秦始皇美化包裝,委託西方Netflix之類拍了一些宣傳秦始皇統一六國、成就媲美與凱撒大帝的紀錄片,背景是萬里長城,但共產黨不會告訴夢遊的你:有一個叫做孟姜女的中國女性主義者,對秦始皇的帝國發出孤獨的抗議。

「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恥姓秦」,不論秦檜還是秦王,「秦」在百家姓中是一個惡姓,引起令人不快的聯想。

何況時空穿越已經玩到爛。諾蘭的Interstellar之後,這種題材任何有自知之明的人都不會碰。

猶太電影巨匠史提芬史匹堡不會拍一齣電影「尋第三帝國」。你會不會一頭裁進黑暗中尋地獄、尋魔鬼、尋糞坑,覺得那裏面有許多俊男美女的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可不可以發揮一點常識,勿在沉迷於三歲小孩一樣玩鼻屎?

因此香港特區宣傳: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防衛戰是所謂的東江縱隊領導的。No surprise。

2026,新的一年,祝各位除了健康,還要思想清醒,繼續崇優,繼續離愚昧遠一些。

杨建利: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利用战略模糊性作为武器

来源: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2025年12月31日
作者:Jianli Yang(杨建利)译者:Fred


中国最近的行动看起来不像演习,更像是蓄意模糊演习与战争界限的尝试。

2025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突然在台湾周边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次行动代号为"正义使命-2025",是自2022年以来第七次此类行动。但此次挑衅越过了此前演习刻意避免的红线。

中国军队的演习首次进入台湾12海里领海,据报道,最近的活动距离台湾本岛不到5海里。更令人担忧的是,此次行动涉及实弹射击。演习造成了切实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台湾民航部门被迫发布多项紧急飞行通告,更改民航飞机航线;商业航运公司调整了航行计划;保险公司提高了附近航行船只的风险警报。

北京将此次行动定性为对华盛顿最近批准向台湾出售约110亿美元武器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发表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言论的回应。高市早苗的言论呼应了日本长期以来将台湾命运与日本自身防卫态势联系起来的安全评估。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称此次演习是对"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的警告。然而,从规模、距离、强度和实际影响来看,"正义使命-2025"不能被完全理解为一次常规军事演习,也不能被理解为对台北、华盛顿或东京的典型的一次性政治回应。

此次行动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解放军的行动距离有多近,还在于其行动方式。过去的演习都会提前宣布,并遵循可预测的模式,包括明确划定的区域、时间表和准备阶段。我们在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举行的大规模演习中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中国提前几天公布了禁飞区和海上航行警告。而这一次,准备阶段和执行阶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此次事件的突然性、在领海内进行的实弹演习以及对平民生活的直接干扰,都标志着事态发生了质的转变。中国甚至效仿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措辞——当时莫斯科将其军事行动称为"特别军事行动"——这使得此次行动看起来不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演习,而更像是有意模糊演习与战争界限的蓄意之举。

最近的这次行动标志着一项新战略的启动,可以称之为北京的战略模糊策略。其核心逻辑是使台湾的孤立状态常态化,同时系统性地模糊常规军事活动和迫在眉睫的战争之间的界限。解放军通过反复在临界点——在领海内、在实弹条件下——进行军事行动,迫使对手猜测其下一步行动是另一次演习还是真正冲突的开端。模糊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武器。

这种模糊策略与心理战相结合,旨在在台湾内部制造恐惧和社会紧张气氛。在此次行动前后数日内,中国国家媒体和解放军官方渠道发布了多段视频,包括一架无人机飞越台北101大楼的画面、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协同无人机集群动画,以及针对美制武器系统(如 M142 "海马斯"火箭炮)的模拟打击画面。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影像内容着重展示的是进攻性的指挥作战流程,而非防御性情景。其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指挥官下令模拟攻击美国火箭发射器,这凸显了中国传递的信息:解放军可以随时抵达台北,瞬间升级局势,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发动全面战争。

当然,其目标是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下征服台湾。正如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说,最高的胜利形式是不战而胜。但北京也明白,如果缺乏真正毁灭性战争的可靠威胁,台湾不太可能投降,而台湾在这种战争中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这正是战略模糊策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不断试探、施压和测试,直到政治和心理上的决心被瓦解。北京正在故意把球踢给台湾,赌台湾会犹豫不决。

这种犹豫至关重要,因为存在既定的红线。台湾"国防部长"曾多次表示,包括在正式的立法机构证词中,如果解放军的飞机或军舰进入台湾12海里领空或领海,台湾有权根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现在,解放军不仅进入了这一区域,而且还在其中进行了实弹演习。对日本来说,这是否构成"台湾出现问题"?对华盛顿来说,这应该如何界定:是军事演习、特殊军事行动,还是《联合国宪章》所禁止的侵略行为?

北京明白没有哪个大国想与中国开战。正是这种判断助长了局势升级。今天:两天实弹演习,距离台湾海岸线最近仅五海里。明天:三天,规模更大,距离更近,只有三海里?每一次升级都是为了测试台湾的反应。

这正是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面临考验之处。几十年来,美国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政策一直刻意避免明确表态美国是否会军事保卫台湾,而是旨在威慑中国的攻击和台北的单方面宣布独立。当北京的行动仍在可控范围内时,这种模糊政策是有效的。而北京新的模糊策略旨在瓦解这些界限。

反复出现的灰色地带危机导致华盛顿、东京和台北产生危机疲劳。每一次危机都需要投入注意力、动员资源并消耗政治资本。久而久之,持续不断的警报会使人麻木。曾经无法容忍的事情开始变得习以为常。这种疲劳是危险的:它会在风险增加的同时降低警惕性。

如果华盛顿的战略模糊政策反复受到考验而没有后果,它就会失去威慑力。北京的做法并非旨在造成一次戏剧性的决裂,而是要逐步改变其他国家愿意容忍的底线。危险在于,台湾海峡的现状会一步步地滑向华盛顿无法控制的局面——一个与美国战略利益根本不符的局面。

因此,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制定应对北京战略模糊政策的方案。这并不意味着要鲁莽地放弃美国自身的战略模糊政策,也不意味着要对中国的挑衅自动升级。但这确实需要重新定义底线,恢复信誉,并确保模糊政策不会演变成瘫痪。如果华盛顿未能做出调整,北京的新常态可能会固化为既成战略事实——尽管没有宣战,但其后果同样深远。

原文链接: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5/12/beijing-weaponizes-strategic-ambiguity-o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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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扛揍的族群:长期挨揍,却依然歌舞升平

乔志飞 X
@Gfreedman9
· 2026-01-01


任何人被伤害之后都会感觉到疼痛,这种疼痛会本能的让人反思,然后找到被伤害的真正根源,由此人会防御、会躲闪、会反抗;但是如果挨打了不喊疼,那就是一种特殊的被驯化的生存方式了。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本能。 但世界上一个最庞大的神奇族群,有一个长期存在、却很少被正面说清的现象: 人们不断受伤,却很少喊疼。长期挨揍,却依然歌舞升平…… 这种伤,并不偶然,而是反复出现、来源清晰、方向明确的结构性打击。政策可以随时翻转,个人只能被动承受: 计划生育时,被强制结扎,鼓励生育时,又被要求多生; 疫情管控中,一刀切式的生活被封死,病痛被延误,死亡被简化掩盖; 工资低、权益薄,劳动得不到尊重;金融暴雷,积蓄蒸发,却找不到申诉的门。 擅自筑墙,与世界互联网隔离,让所有人在信息茧房自娱自乐……这些肆无忌惮的剥夺权利和伤害,都不是意外,而是对人权利的随手扼杀的蔑视。 但奇怪的是,这些伤害真实存在,疼痛和耻辱却被压进了沉默里。 很多人并非感觉不到痛,而是不敢、不能、也不被允许把疼说出口。他们学会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承受、忍耐、自我消化。久而久之,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喊疼本身才是不对的,是不是能忍才是一种成熟。 其实,这种心理是被反复塑造出来的。长期生活在一个不提供申诉渠道、不承认系统性错误的环境中,人会逐渐明白一件事:喊疼不会带来改变,只会带来麻烦。于是,疼痛被重新定义为个人问题,而不是公共问题;被解释为“你不够努力”“你心态不好”“你不懂大局”。 当疼痛长期得不到回应,人会开始为施加疼痛的力量寻找理由。不是因为真心认同,而是因为这是唯一能让心理保持稳定的方式。承认体制的残酷,意味着承认自己一直在被伤害、被欺骗、被消耗。那种认知,对很多人来说,比疼本身更难承受。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看似荒诞、实则自洽的状态: 天天挨打,却不断歌颂; 不断受损,却反复感恩; 个人命运被碾碎,却仍然相信政策是善意的。 这是一种长期高压环境下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当外部世界不可撼动,人只能在内部完成妥协,把痛感压低,把愤怒转向别处,甚至转向自己。 由此,一个社会逐渐就失去了喊疼的能力;所有人都在挖空心思寻找被打的最轻的那条路,互相踩踏互相伤害,只是为了让自己避免成为这个社会里被暴揍的最重的那个人; 当受伤的人可以自我疗愈,暴力就不再需要解释;当疼痛无人表达,伤害就可以无限复制。 一个人对伤害的麻木,是生而为人最大的耻辱……

赵晓:三千年未有之新中国——一份关于文明方向的公共宣言

作者:赵晓  万维博客 2026-01-01


一、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发展问题

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讨论,都集中在三个层面:
经济是否还能增长?
制度是否需要调整?
技术是否能够突围?

这些有关发展的讨论并非不重要,但它们更多指向结果,而非原因;
是工具,而非方向;
是正在建造的大楼,却未必触及文明的根基。

一个被系统性回避的问题是:
如果文明的根基本身发生了偏移,那么再多增长、再多改革,是否只是延迟危机?

历史反复证明:
真正决定一个文明命运的,从来不是发展速度与工具选择,而是方向。

就像一辆车,如果方向错了,跑得再快也没用。

那么,中国文明转型的正确方向,究竟在哪里?


二、元旦不是日期,而是文明校准点

在中国传统中,"元"是源头,"旦"是光照进时间的时刻。
因此,元旦从来不是简单的日子翻页,而是一种文明校准——
意味着人重新回到秩序的源头,使黑暗退去,使光明重显。

这正是《易经》开篇所讲的四个字"元、亨、利、贞"。意思是:
秩序必须源出于"元",方能通行于"亨",结出于"利",并最终归正于"贞"。

这是对宇宙与文明秩序的总纲宣言——
一整套关于秩序如何从源头展开、得以通行、产生结果,并最终归正的文明生成逻辑。

用今天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
唯有人回到秩序的源头——神所设立的超越性秩序,
制度、经济与技术等一切人间安排,才可能顺畅运作;
社会才能逐步摆脱以强权与掠夺为特征的增长方式,
转向以责任、合作与分享为基础的文明增长;
并使一切运行,最终归回正道,而不滑向偏离与败坏。

进一步深究,这一校准时刻隐含着三个无法回避的追问:

  • 秩序从何而来?

  • 谁有资格代表秩序?

  • 权力最终向谁负责?

一个文明是否健康,往往不是在繁荣时显现,
而是在"元旦"这种历史性"校准时刻"暴露真相。

对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尤其显得沉重而尖锐。
因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只是当下的问题,
甚至不只是近百年的所谓现代转型问题,
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古老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鸿章将其称为
"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并非技术层面、经济层面或制度层面的变局,
而是一场中国文明方向的大变局。

那么,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牌,究竟是什么?

李鸿章并未真正揭示这一问题,
并非因为其个人能力不足,
而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
尚未具备触及终极秩序源头的思想条件。

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虽以"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为号召,
却仍然受限于时代视野,
将问题主要停留在启蒙理性的方法论与激进社会更新的路径选择层面,
未能进一步追问那条真正决定文明命运的文明大道——
文明赖以成立的终极秩序,究竟来自何处。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
中国三千年的文明传统,
在"秩序究竟来自何处"这一终极问题上,
始终缺乏清晰而持续的回答,
因而也始终未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校准。

正因如此,这场大变局迟迟未能顺畅地走向光明,
而是在探索、修补与反复之中,
长期徘徊、震荡,并承受深层的历史痛苦。

那么,在 2026 年的元旦时刻,
我们是否有可能第一次直面这一终极问题,
完成一次真正的文明校准,
从黑暗走向光明?


三、现代中国真正面对的,是"文明三峡"

中国文明转型的大方向也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牌也罢,并不容易看清。
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今天,中国人在文明方向上,始终处于摸索之中。

因此,文明转型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也极其容易在过程中迷失方向、走入歧途。

历史学家唐德刚指出文明三峡问题:

当一个古老文明进入现代世界,
最危险的阶段不是落后,
而是——旧秩序已经失效,而新秩序尚未确立。

这一阶段,往往伴随着一系列高度危险的征象:

  • 传统权威瓦解,但新的价值尚未形成

  • 社会秩序日益依赖强力维持

  • 国家被迫承担终极意义与价值裁判角色

  • 人被系统性工具化、动员化、消耗化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
文明最容易死在一时、表面"看似成功"的变形之中。

我将这种现象称为
"文明回流陷阱"(Civilizational Regression Trap),
也可以称之为
"成功诱致性失败陷阱"
(Success-Induced Institutional Failure Trap)——
即文明并非在挫败中崩溃,
而是在看似成功之中,
由于成功本身所诱导的激励结构与路径依赖,
未能完成秩序更新,
反而被旧有的权力逻辑与动员结构重新锁定,
最终走向方向性的失败(directional failure)。

德国、日本的国家主义,
苏联的计划经济,
都曾在阶段性成功中完成深层变形,最终昙花一现。

中国近代以来,也并非没有成功:
洋务运动曾创建亚洲最强海军;
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胜利一方;
冷战格局中联美抗苏,为改革开放奠定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带来高速增长;
工业化、城市化推动大国崛起,好事似乎接踵而至。

然而,这些成功,屡屡在关键节点之后,
将文明重新锁定在"成功后的变形路径"之中。
似乎抓住了"后发优势",
却又不断坠入"后发劣势";
似乎已经弯道超车,
却最终发现——无路可走。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几乎所有可以尝试的道路,都已试过;
却依然在"文明三峡"中震荡回旋,难以真正突围。

那么,中国文明的正确方向与根基,究竟在哪里?
我们能否在 2026 年的元旦时刻,第一次真正揭开这张底牌?


四、所有制度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底层逻辑

当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不断逼近各自的理论极限时,
它们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底层逻辑:

如果不存在一个高于一切人间权力的终极主权,
那么权力,在原则上就不可被真正约束。

在这样的结构下:

  • 法律可能退化为权力命令

  • 产权可能退化为行政许可

  • 权利可能退化为可撤回的赏赐

制度或许可以延缓失序,
却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权力的系统性异化。

正是在这一点上,文明史给出了清晰的分野:
凡是否认、遮蔽或僭越终极主权的国家,
最终都无法真正尊重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

不是因为制度设计不够精巧,
而是因为当国家窃取了原本属于上帝的荣耀,
人的尊严与权利,必然随之被侵蚀。

承认超越性主权,
并非削弱秩序,
而是为秩序划定不可逾越的边界;
也正是现代文明得以诞生与持续增长的根基所在。


五、中国真正缺乏的,从来不是方案,而是归属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并不缺"模式"。
世界上几乎所有现成方案,
都已被引入、试验,甚至反复切换。

真正悬而未决的,是三个更根本的问题:

  • 人究竟是谁?

  • 权力最终向谁负责?

  • 人的尊严由谁担保?

一个没有终极责任对象的社会,
最终只能依靠恐惧来维持秩序,
并将文明牢牢锁定在一种
"
法老式秩序"之中。

所谓"法老秩序",并非指某个历史人物,
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文明结构:
当国家或权力中心取代超越性主权,
成为善恶、价值与意义的最终裁判者,
人就必然被动员、被工具化,
而秩序只能依靠恐惧维系。

从文明史角度看,
真正的文明进步,本质上都是一次"出埃及"——
即脱离以权力为中心的法老秩序,
进入一种承认超越性主权、
以自由、尊严与责任为核心的秩序。

在中国传统语言中,
这正是从"元"(秩序的源头),
进入"旦"(光明照进历史)的过程。

在人类文明史上,
在人类文明史上,最系统性、最持续性地完成这种'出埃及式转化'的,正是以圣经启示为根基的那些文明传统。

因此,中国若要真正进入文明秩序,
就不可能绕开上帝律法所确立的秩序边界,
也不可能绕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更新。


六、文明更新,从来不是从制度开始

历史一再表明:

  • 没有心灵更新的制度改革,终将回到强力秩序

  • 没有价值锚点的现代化,只会滑向"变形的成功"

真正的文明更新,
必然先于制度,先于增长,先于技术。

中国的问题,并不特殊。
它与所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所面对的终极问题一致:
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足够强大,
而在于权力是否被放回其正确、合适且有限的位置。

只有如此,
人间秩序才可能从法老秩序,
走向被神定秩序所影响、所祝福的文明秩序。


七、"三千年未有之新中国",不是在地上更强大,而是与天上更对齐

由此我们才真正看清: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底牌并不在于工业化或城市化,
也不在于富国强兵或技术跃迁,
而在于一个更深层、也更根本的命题——
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文明级的"三千年未有之新中国"。

回顾中国三千年的文明演进历程,
一个事实愈发清晰:
我们经历过多次暴力革命,也尝试过多次温和改良;
在制度、技术、组织与社会动员方式上,几乎穷尽了所有可能。
然而,有这些努力,
既未使中国真正走出"三千年之旧中国",
也未完成中华文明意义上的现代转型。

那么,我们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答案或许令人不安,却异常清晰:
唯有一条道路,尚未被真正走过——
那就是
以 耶稣基督 为中心,
归向神定秩序的文明转化之路。

革命、改革之外的第三道路:转化——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宗教路径,
而是一条文明根基的重建之路。
它意味着:
重新确立文明的锚点,
重建秩序的根基,
重定历史的方向,
重塑公共的秩序。

因此,一个真正更新的中国,并不意味着:

  • 更高强度的社会动员

  • 更严密的权力控制

  • 更宏大的国家叙事

而意味着一个重新与天道——亦即神定秩序——对齐的中国:

  • 终极主权重新归位,不再由任何人间权力僭越

  • 国家不再承担善恶与意义的终极裁判角色

  • 权力被理解为受托的(entrusted),而非自授的(self-conferred)

  • 人被视为目的,而非实现目标的工具

  • 法律拥有不可被随意突破的真实边界

这不是乌托邦的想象,
而是文明的归位。

不是在地上更强大的中国,
而是在天上对齐得更深、在地上站得更正的中国。


八、结语:方向比工具更重要,高度比速度更重要

历史不会等待任何一个民族完成自我说服,
世界也不会因某个国家的犹豫而暂停。

在 2026 年元旦 这个历史性的文明校准的时刻,
我们不是在重复口号,
也不是在提出某种政策主张,
而是在掀开一页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篇章——
"
三千年未有之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
不是在地缘竞争中更强大的中国,
不是在技术竞赛中更快的中国,
也不是在动员体系中更紧密的中国,
而是一个在终极秩序上与光明对齐的中国。

它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次序回归:

  • 先承认神的主权,才可能真正保障人的产权;

  • 先将荣耀归给上帝,人的自由与尊严才有稳固根基;

  • 先恢复心灵的秩序,社会秩序才不依赖恐惧;

  • 先确立超越国家的终极权威,权力才会自觉受限;

  • 先完成文明的归位,制度、经济与技术才不再变形。

因此,"三千年未有之新中国",
并不是要每个人先改变世界,
而是要每个人自己先站对位置:

  • 在个人层面:
         
    不再以权力、成功或安全感为终极依靠,
         
    而是承认生命与尊严来自超越性的源头。

  • 在社会层面:
         
    不再靠恐惧、动员与对立维持秩序,
         
    而是以责任、信任与边界重建公共生活。

  • 在国家层面:
         
    不再僭越终极裁判者的位置,
         
    而是回到受托、有限、可问责的秩序之中。

中国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

是否愿意承认:
我们的问题,
不是"做得够不够好",
而是——
"
站得是否正确"!

方向正确,
速度才有意义,
更新才会结果;

根基错误,
再辉煌的成功,
也只是另一种失败。

这,正是
三千年未有之新中国
必须、也终将直面的起点。

顏純鈎:伊朗民變邪惡軸心分崩,中國社會危機未到火候

作者臉書 2026-01-01

新年伊始,中東傳來震撼消息,國際恐怖分子大本營伊朗發生民變。從通脹引發民怨,發展到民眾示威,再發展到軍警開槍,現在官民兩造已有血債,對峙已勢不兩立。
事件演變成伊朗人民呼籲巴列維國王的兒子回朝,這是歴史的大諷刺。當年巴列維國王主張民主改革,但因親西方﹑財富不均﹑秘密警察壓迫等社會因素,伊朗人起而推翻巴列維王朝,結果迎來霍米尼,開始了更黑暗的政教合一統治。
伊朗人的宗教狂熱很普遍,否則霍米尼不可能上台。但數十年宗教洗腦之下,伊朗人仍自發起而反抗,證明任何偉大的政治與宗教口實,都要讓位給切身的經濟利益。人民的集體意志建基於實際的生活品質,任何政權如不能為人民提供生活保障,他就沒有執掌權力的合法性。
國際「四邪」中俄朝伊,經濟都面臨壓力,壓力大小不同,而實質則一樣,他們都不實施充份的巿場經濟,政治統治專制,人民缺乏思想和行動自由,與民主陣營勢不兩立,因此伊朗民變有一定啟示性。中俄朝都有發生民變的可能性,只是各自的條件不同,面臨的壓力有別,發生民變的時機有先後。
朝鮮小國寡民,半個多世紀全線封閉,人民被徹底洗腦,把領袖當作父母,是最野蠻落後的國度,朝鮮要內部演變難度最高。俄國普京是梟雄,執政數十年一直掌握最高權力,普京權術高,以取悅人民騙取選票,俄國沒有像中國那種華麗外表,政府貪腐也未普遍化,人民有機會分享較多的經濟成果,俄國要發生民變,要等戰爭耗盡國力之後。
反觀中國,中共在習近平治下,一路實行愚蠢的內外政策,對外大撒幣與西方結仇,對內盤剝百姓壓制自由,財富分配不均甚於伊朗,經濟困境苦無解方,官民矛盾正在急速激化,相對於俄朝,中國的政治危機更急迫更嚴重。
去年以來,最顯著的變化是民心倒轉,現在網絡平台上留言,幾乎佔壓倒多數是不滿聲音,官方喉舌早已失去公信力,民間耳語充斥冷嘲熱諷。凡有社會上衝突場面,沒有人會站在官方立場說話,連外賣小哥與住宅區保安的衝突,巿民看熱鬧都偏袒外賣小哥在場起哄。
去年各種社會衝突事件不斷,起因各有不同,針對的都是權貴,規模有大小之別,訴求也
互不關涉,也就是說,各人抗爭各人的,互相之間沒有交集,因此每個事件都隨起隨落,未能聯成一氣。
中國社會政治上相當分化,有原始共產主義信徒,在老毛冥誕還到韶山延安等「聖地」招魂;有嚮往西方民主自由的一翼,數十年堅持信仰默默抗爭;有現實利益的信徒,每日奔走豪門撿拾蠅頭小利;有拿退休金的老妖婆,飽食終日唱紅歌跳廣場舞;有數千萬失業大學生,以啃老躺平為人生目標;還有幾百萬軍隊武警城管,仍舊為中共守家門。
中國大地上每日都有社會事件發生,每次有拆遷欠薪﹑金融爆雷﹑政府敲詐﹑老闆走佬﹑官員貪腐等等,都會引起一波民間抗議。但每次發生的社會動盪,規模都不大,持續也不久,一些人上街,大量閒雜人等袖手旁觀,除非引起激烈民憤,否則通常數日後,都會被政府軟硬兼施彈壓下去。
這種現象將持續一段較長時間,其特點是散點式發生,規模可控,地方政府動用自己的維穩力量,已經足以防範和處理。表面看來,衝突暫時消解,但地方官員缺乏足夠財力收買人心,問題潛藏下來,繼續發酵,而社會矛盾並沒有化解。
本來,事件個別發生,冤有頭債有主,百姓未必都歸咎於政府,但隨著同類事件發生更多,政府處理手法又越發野蠻,慢慢的所有零碎抗爭的民眾,都會明白自己痛苦的根源都在政府身上,要解脫自己的痛苦,唯有在政府和制度上面解決。
到那時候,本來互不關涉的小股抗爭民眾,會突然發覺彼此是同路人,是同盟軍,要解決問題,不能永遠只關注自己,要站高一點,看遠一點,不能對他人的痛苦無動於衷,因為全社會的痛苦都是共產黨一手造成。
要結束自己的痛苦,唯有結束所有中國人的痛苦,而要結束中國人的痛苦,唯有結束中共的統治。中國人現在都還沒有活明白,要等大家都明白了,中國才會改變。
今年以來,網絡和民間的耳語呈現出來的民間覺醒,比起以往更顯著,這是人民與中共離心離德的集中體現。中共對民意的背離當然非常敏感,但也處於進退兩難之境。要降低民怨,又不能太軟弱,要壓制民怨,又不敢過於暴力。中共立場遊移,反映在現實中,就是處理社會事件的時鬆時緊,沒有定規。
相較而言,「四邪」之中,伊朗已在巨變前夜,中國正在準備條件,俄國經濟一旦扛不住,民變也將發生。至於朝鮮,應該在最後,只有中俄都倒下了,朝鮮才變天。等到四邪都垮了,世界就明朗了——2026年,世界將大分化﹑大改組﹑大動盪。

林保華:孫中山的利用價值快被中共榨乾了

作者:林保華
Newtalk 新聞


南京市新街口廣場的中心圓環中央「孫中山先生紀念銅像」周圍由警方手拉手圍住,並進行人群管制,直至跨年倒數前幾小時,才允許群眾靠近。   圖:翻攝自 X


2025到2026年的跨年晚會中國有許多地區因為「不可抗因素」而去下。中共現在許多時候使用「不可抗」這個詞,來模糊認識,實際上就是推卸責任的說法。而這個「不可抗」,往往來自上級,但為給上級留下面子,你要罵都不知道要罵誰。當然,「不可抗」的總頭目就是習近平,所有的一切都由這個獨裁者承擔責任,誰叫他做獨裁者!

「取消」跨年晚會這一招,表明中共的內部危機,深怕民眾聚集就會造反而採取的緊急措施。另外一方面卻又對外耀武揚威實行圍台的實彈射擊軍演,以顯示自己的「強大」,貌似嚇唬台灣,其實是嚇唬自己的百姓。中共軍方的評論說,在軍演面前賴清德總統「故作鎮靜」,其實卻「進退失據」。

看了這樣的評論,我簡直笑痛屁股,以致坐不住了。不知道賴清德被民眾選上總統後,什麼時候慌亂過而在中共軍演時「故作鎮靜」;更不知道賴清德總統何時「進退失據」?中共自己取消跨年晚會才進退失據,竟然栽到台灣頭上。台灣什麼地方取消跨年晚會?即使最近北捷發生張文恐攻殺人事件,台灣也只是加強戒備,並未取消跨年晚會。可見中共軍方那篇評論屬「高級黑」,實際上在暗罵習近平「進退失據」卻「故作鎮靜」。由此也看出共軍的內部危機。

更可笑的是,中共的進退失據還表現在除夕這晚,南京的警察竟然封鎖了新街口鬧市十字路口中間的孫中山銅像,不准任何人接近。這個銅像是我離開中國後興建的,目的當然是統戰的需要。我不禁要問,孫中山現在怎麼啦?他老人家在地下也得罪了習近平?否則為何中共在毛誕開放愚民到湖南韶山與北京臘肉館朝拜臘肉毛,卻不許南京人接觸孫中山銅像?

中共利用孫中山到了榨乾的地步。從1921年中共成立,就利用孫中山,跨黨加入國民黨,借用國民黨的聲望和人力物力擴大自己的影響。以後又借蘇俄的力量成立黃埔軍校暗中武裝自己。孫死後,毛澤東又聲稱老孫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就是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與蔣介石爭奪繼承權。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寫《紀念孫中山先生》,稱他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意即他自己就是「後行者」,蔣介石則是「反動派」,以此來統戰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毛澤東對1949年後國民黨的形容詞),台灣的中華民國首當其衝。

對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中共也沒有放過。國共內戰期間,利用宋慶齡在1932年底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來保障親共人士的安全,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1949年後給宋慶齡掛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而沒有實權,還體貼的給她安排一個男性秘書,不久「孫中山夫人」的稱號就消失了,改稱「宋慶齡女士」,先行後行都無關了。

這次南京封鎖孫中山是害怕南京人懷念國民政府而另立「中央」對抗習近平。這樣,孫中山的利用價值就逐漸消失了。的確,現在台灣只對孫中山行禮如儀,其他還有什麼?鄭麗文忘了總理遺囑而忙著要跟習近平見面,中共的金錢與武力可以代替孫中山了,還需要他幹嘛?

當然,這次南京還有特殊情況,就是前南京博物院院長徐湖平盜賣國寶,行賄上級醜聞爆發。民眾在網路感謝八國聯軍與蔣介石把國寶帶走,在大英博物館與台北故宮博物院展出這些國寶,並且妥善保護而不致落到中共貪官污吏手裡。八國聯軍與蔣介石現在不可能在中國正面出現,孫中山就成為中華民國的代表,因此也必須把他封鎖不可。

打出反貪旗號的習近平現在終於露出馬腳,都是康生一類冒充風雅的貪婪小人而已。愛國有加的香港《亞洲週刊》因為報導這事而在中國的社群平台被禁言兩星期,這下他們知道該怎樣愛國才不會犯錯。至於這個徐湖平,據說父親當過江蘇省副廳級幹部,這有什麼了不起?他以國寶多次行賄更高級的幹部這時才發揮了作用。習近平這時才真正跌進「進退失據」的陷阱裡,以致連孫中山都不顧了。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6-01-01/101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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