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日星期三

顏純鈎:「厲害了我的國」,自由度處全球「低端」

總部設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近日發佈《2021年的世界自由:民主正受到圍攻》的報告,對全球195個獨立國家2020年的自由程度作出詳細評估,並將所有國家分類成高度自由國家﹑部份自由國家和非自由國家。
中國在這份名單中位居下下遊,被列為非自由國家,得分9分(滿分100分),與利比亞﹑中非共和國得分相同。中共國的親密盟友,伊朗得16分﹑古巴得13分,北韓得3分,中共國排名僅略高於北韓。
台灣與德國﹑冰島齊名,都是94分,位居前列。以台灣民主轉型歷史之短,能得到這麼高的排名,值得台灣人自豪。
得到100分的都是北歐國家,包括芬蘭﹑挪威﹑瑞典;北歐國家丹麥﹑盧森堡﹑瑞士﹑冰島﹑排名都在94分以上。這些國家社會福利好,社會穩定,工商業發達,人民生活幸福,他們的國民自由度那麼高,證明北歐國家的社會制度,確實有其優越性,值得全世界效法。
其他民主國家,新西蘭99分,加拿大與荷蘭98分,澳洲97分,日本96分,排名都很靠前。老牌民主國家英國得分93,法國得90分,也算不錯,唯獨美國居然跌到90分以下(新聞沒有列出美國),值得美國人警惕和反省。
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兩極化,捷克91分,波蘭82分,阿爾巴尼亞60分,相反的,俄羅斯20分,白俄羅斯和烏茲別克11分,塔吉克斯坦和克里米亞都7分,土庫曼只有2分。
這些共產獨裁國家雖然經過政治巨變,但轉型之路坎坷,有的國家歷史上接近西方文化,轉型相對順利,有的國家獨裁基因頑固,表面轉了,內裡還對舊體制戀戀不捨。普京以「個人魅力」和福利政策收買人心,多年來憑選票把持政治權力,仍在國際上呼風喚雨,與中共遙相呼應。中俄兩國都是獨裁基因最深厚之地,要民主轉型,想必須經過更痛苦的過程。
至於香港,沒有看到新聞公佈,大概香港已不再列入獨立評估的地區,直接歸到中國範圍裡去了。實際上,香港與中國大陸已是五十步笑百步,香港人的自由度正在快速流失。在一個連「香港加油」都不能說的地方,我們還有什麼指望?
近日廉政公署以煽惑他人投白票或不投票,對許智峰和前區議員丘文俊實行通緝。對一個違反人民意願﹑維護統治者利益的選舉制度,提出杯葛的建議,這只是政治不合作的一種表現,屬於人權和言論自由的範疇。國安法有關於杯葛選舉的法律規定嗎?選舉法有相關規定嗎?廉署基於哪一條法律起訴許丘二人?
僅此一端,已可清楚今日香港人的人權狀況,也可估計香港自由度的得分了。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意思是說,如果沒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也不會有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所謂「一切人」,指的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自由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沒有前者,也就沒有後者。
根據這個原則,香港的發展必須以香港人的個人自由為前提,也就是說,沒有香港人的自由,香港就失去發展的基礎。
中共早已忘記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中共奉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恰恰以剝奪每個人的自由為前提。今日習近平領導中共全面向左轉,搞個人崇拜,實行洗腦,不准翻墻,剝奪中國人的言論﹑結社﹑出版的自由,早已違背馬克思的初衷。中共國在世界自由排行榜上處於低端,也不足為奇了。
香港眾多藍絲寫手,不遺餘力為中共抬轎,以為只要為專制賣命,日後一定有打賞。事實是,一個制度敗壞了,不只是制度的敵人會消滅,自己人也一定會遭殃。
中共宣傳頭子周揚,文革前維護一言堂,迫害知識分子,文革中身受其害;文革後周揚力主思想開放,他有自由嗎?梁振英穿漢服趕政治時髦,不知道在中共語境裡屬「封資修」,日後左傾返魂,此舉勢將和他的六四聲明一樣,變成歷史「污點」——他也沒有自由。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細味這份自由排名榜,台灣前途無限,中國則前景堪虞。

——作者脸书

林保華:用鮮血和謊言寫下的百年中共黨史(十之十) 中國社會帝國主義的世紀大賭博(2011~2020)

20211126

中國社會帝國主義的世紀大賭博(2011~2020)

「社會帝國主義」這個名詞是1960年代中蘇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領導權時中共給蘇聯的新稱號,亦即掛社會主義招牌的帝國主義。然而這名稱其實最適合目前的中共自己。

2012年11月中共召開18大,安排將由習近平接任黨的總書記。但是大會召開前夕,習近平失蹤14天,連原先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莉的約會也取消了。這是中共歷史上沒有過的詭秘事件。傳言紛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黨內一定發生大事又不能公開,估計是進行權力交易。當時習近平以改革形象出現,得到胡耀邦家族的支持,可能因此受到保守勢力的壓迫。然而如果聯繫到中國為釣魚台問題掀起中共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日浪潮,包括火燒日本汽車、搗毀工廠,毆打車主,與後來習近平上台後的變臉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串聯來看,顯然這是習近平對未來大搞民族主義的起手式,也是對黨內不同派系的警告。

果然第二年人大會議期間發生薄熙來事件,習近平在胡溫支持下逮捕了野心勃勃的薄熙來。胡錦濤也嚇得放棄原來還可以續任兩年的軍委主席職務而裸退。而王立軍事件與傳說周永康、令計劃發動政變的傳說也不脛而走,顯見這是一場帶有血腥的接班。

習近平的新班子表面上是習李(克強)體制,實際上李克強就連經濟工作也受制於習。習近平身兼十幾個中央領導小組與委員會的組長或主任。真正有權勢的是作為習近平打手的王岐山。


習近平(左1)的班子表面上是習李(克強)體制,實際上李克強(左2)就連經濟工作也受制於習。圖/擷自中共新聞網

王岐山在皇帝腳下的北京市成長,本科歷史系畢業,再到古都西安的陝西省博物館工作,還歷經文革,當然深諳帝王之術。他又是1980年改革開放初期作為總理趙紫陽青年智囊團中的改革四君子之一。逃過六四有朱鎔基保護節節升官,成為救火隊長而受到器重,例如1998年金融風暴搶救廣州金融機構;2003年非典型肺炎進入北京市領導機構。加上他又是半個紅二代,所以對黨內那些骯髒事情瞭如指掌,正是習近平所需要的打手。因此他以酷吏面目出現,對江澤民人馬採取包圍與各個擊破的策略,重點打擊周永康政法集團與郭伯雄、徐才厚的軍委系統,其中以虛虛實實、欲擒故縱、敲山震虎等手段,製造恐怖氣氛,把江系人馬打得七零八落,不但出現好多自殺疑案,被關在秦城監獄的將領就有一百多人。連剛被習近平提拔的高官轉眼送進監獄或自殺,可說官不聊生,人人自危。當然這也埋下後來他的「飛鳥盡、良弓藏」的命運。

但習近平也因此用人偏狹,除了原來出身閩浙的習家舊部,就是馬屁大王(李鴻忠為代表),他們能力有限,連連接天然氣管與非洲豬瘟都對付不了,所以爆發武漢肺炎並且加以隱瞞,禍延全球也就不奇怪了。

被視為小學程度的習近平,不懂歷史,不懂經濟,缺乏人文修養,只知背誦文革語言,卻要展示他的雄才偉略,結果是好大喜功而又一敗塗地。

胡溫後期已是強弩之末,經濟下行開始成「新常態」,眼看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再度受到挑戰,習近平採用「偉大民族復興」來挽救這個黨。

習近平花錢建立雄安特區,結局是寂靜無聲,成為大白象工程。習近平自稱反腐敗,然而雄安特區不就是藉此大炒地皮的腐敗?習派新貴是最大的得益者。鄧小平有深圳特區、江澤民有上海浦東特區,溫家寶的天津濱海特區與深圳、浦東已經相形見拙,雄安特區則更是臉面丟盡。這些年的經濟成長,即使是官方數字,連「七上八下」都保不住。習近平只能用花樣百出的「脫貧」來掩飾自己的政績。

「一帶一路」是為中華帝國擴張領土與朝貢體系設計的,結果是坑害窮國,也害了自己,因為這些窮國政權不是專制就是腐敗,哪裡能夠還債?因此即使控制他們可以在國際事務中成為僕從,或者掠奪他們的資源,然而中國的資金也因為大撒幣陷於枯竭。這種殖民主義行徑刺激民主國家聯手圍堵,就連受援國家最後也因為墮入債務陷阱而翻臉,民間也出現「反華」情緒。

習記兩大招牌都破產,唯有延長任期試圖翻盤而不惜恢復終身制,斷了西方對中國模式的最後期待。習近平也只剩下窮兵黷武,煽動狹隘民族主義來掩蓋其敗績,正好撞上美國川普總統上台向中國索回被偷走的美國未來。武漢肺炎的蔓延與中國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甚至嫁禍於人,加深全球對中國的惡感,從而讓全球出現新的對抗。

習近平為鼓動愛國情緒,把老奸巨猾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策略也丟棄了,吹噓自己軍力與製造業能力,吹噓科技發展領先美國,結果引發美國的警覺予以反擊,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習近平此時才發現關鍵技術在人家手裡。雖然習近平如夢初醒,但煽動民族主義造成的網路拳匪,動不動出征,也使習近平難以回頭。妄圖以「國進民退」來救經濟,只是自殺而已。

習近平為了保住自己權威與排斥異己,個人崇拜也必然走到肉麻程度;可是他又沒有毛澤東的威望與能力,只能強求媒體姓習,禁止妄議中央乃至「習禁評」。毛澤東說人貴有自知之明,然而習近平眼高手低、剛愎自用,不但要做皇帝,還要做全世界的天子,不惜佔用中共簡史的四分之一版位來吹噓他的政績,簡直是在給自己挖掘墳墓。

全球絕對不允許習近平以全球化來建立他的新秩序,他的民族復興也沒有退路,最後的可能是爆發一場戰爭來決定民主還是專制的勝負。而習近平最容易煽動民族主義的藉口就是台灣,而且他也吃定台灣是軟肋,因此台海的戰爭風險愈來愈高。西方國家能否以戰止戰,減少自己的損失,還是聽任中共先發制人才被逼迎戰,只能看政局未來的發展。

結論

毛澤東讓中國站起來?否。毛時代8千萬人不正常死亡,以及全國性的階級歧視,是毛站起來,人民倒下來。

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否。是中共權貴富起來形成暴發戶家族。人民只是拿到蠅頭小利,許多還沒有脫貧。

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否。中國擴張行徑導致孤立於全球。德國納粹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的下場在等著他。

荣剑:从启蒙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与身份转换

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投降还是沉默?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实际构成了思想史的一条主线,思想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和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有着极大的关联,是否能够秉持独立的自由的处世状态从根本上决定着思想学术传播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时代如何构成知识分子的思想前提和约束条件,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的约束条件下脱颖而出,就不能不成为思想史研究中的首要问题。

2018年年底,北京一个以"重新省视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探讨会,因应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戊戌维新变法120周年和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重点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三次历史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1]与会专家基于他们各自的理念和知识背景,展开论述了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不同看法。对笔者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两位专家分别谈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所讲述的何兹全先生,一个是厦门大学谢泳教授所讲述的陈寅恪先生。何陈两位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不一样,思想状态亦是不一样。在听了郑师渠教授的发言之后,先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从事实判断出发,笔者仍然感到非常震惊,郑师渠教授用赞赏的口吻转述了何先生自己的话,他在中共建政之后自觉地向党"投降"了。原来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中用的比较多的是"改造"这个概念,现在笔者认为,"投降"这个概念是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这类知识人的立场和他们当时的感受以及遭遇。

像何先生这样的知识人[2]在当时来讲并不是个别的,至少笔者在八十年代读书的时候,比如说笔者非常欣赏的老学者如童书业先生、胡如雷先生,他们都是在解放后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式来重新表述他们的史学观和经济史观,对笔者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过了十多年之后他们的书基本上就没法看了。童先生的女儿后来编过一本书来纪念她的父亲的学术著述,说实话,书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东西。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代学者,大多数都是从国统区进入到中共建政的时代,他们的智慧和学术的创作力就这么被耗竭掉了。这里还可以提一下人们都很熟悉的朱光潜先生,他在解放后大概始终处在检讨甚至忏悔之中,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国统区的知识人和解放区的知识人相比,他们在道德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觉得醒悟得晚、参加革命晚,没法占据一个知识和思想生产的道德高度。朱光潜先生解放后就没有再进行任何原创性的创作,他的主要贡献就是翻译了国外的一些美学著作。和他的情况相似的是贺麟先生,贺先生在"解放前"治西学和中学都有极大的建树,但一旦进入了"解放后",他除了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其他领域的思想创作一概停顿下来了。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这样的情况,曹禺、茅盾、巴金、沈从文这些民国期间的文学大师,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几乎在小说创作上不著一字。老舍还在写,他在1950年写了《龙须沟》,演出时钟惦棐去看,他把钟拉倒一边说:你来看这戏干嘛!他可能是因为写了这个戏而自惭形秽。当然,还有更极端的情况,那就是"罗稷南之问"——1957年,中国大规模"反右"前夜,毛在上海召集一个小型聚会,罗应邀参加,席间罗问毛: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片刻,非常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3]毛的这个回答语惊四座,可以说是高度概括了中共建政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言论环境。在毛的时代,知识分子只有这两种命运:要么是选择投降,要么是选择沉默,如果选择抵抗,那只能是在牢狱里度过余生。

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抵抗,这至少是表达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在毛的时代,很少有学者选择了沉默。谢泳教授讲到的陈寅恪先生,是中共建政之后另一类知识人,确切地说,他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数几个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并抵制当时知识生产体制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学者。陈先生能够坚守这种独立的立场,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于后人来说当然是值得不断地去挖掘,需要问的是:他究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人的榜样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知识人普遍选择了"投降"之后,坚守沉默式的"抵抗"可能也是意味着学术生命的提前终止。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说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他的创作力是被时代埋没的。对于何兹全和陈寅恪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知识人的命运,在过去了40年之后,史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

在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包括投降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是对知识人最高的道德肯定或奖赏。改革开放40年了,加上前面的近30年,在历史反复比较的时间之流中,作为史家应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岳南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大师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在上述两个知识人的命运中得出一个答案,在这样的国家控制的条件下,在这样的思想生产体制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民国时代大师涌现,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在进入中共建政时期以后,知识人以两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一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成为那个时代最稀缺的思想资源,最后因为没有传承而自然枯竭了,在他死后再也没有人能来继续他的传统;大多数知识人像何兹全先生一样——其中有许许多多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庐先生,他们都自愿选择"投降",或者是努力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在国家控制知识生产的体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时代施加于知识人的一个无法超越的限制,是不是犹如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克引用一个阿拉伯谚语所说——人像自己的时代,有甚于像他的父亲?知识人的思想生产或供给只能被时代所定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创造有无可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身份转换和命运时,不能也无法回避知识生产和时代的关系问题。

有心回天,无力杀贼:思想与实践的断裂

2014年,笔者受邀在日本明治大学作了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有心回天,无力杀贼》,这个略显标题党的说法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受刑时,谭嗣同所发出的一个无奈的感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最后导致晚清王朝覆亡,这是晚清士人"无力回天"的一个自然结果,改革对一个腐朽的王朝已无济于事。自晚清终结之后,中国知识人一直"有心回天"。所谓"回天"的概念,表达的是一个价值追求,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希望通过"回天"来彻底改变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然而,中国知识人徒有回天之心,却没有杀贼之力。这里所说的杀贼,并不是要求知识人上战场去打仗杀人,而是说知识人必须要有现实做功的能力,能够致力于将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实践,并通过政治实践来安排政治制度。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构成了笔者观察中国思想界的一条基本线索,沿着这条线索来观察中国知识人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变迁,从知识人的身份转换来看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及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4]

在此,有必要看一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经验。中日两国是差不多同时进入近代转型时期,都是因应于西方国家从典章制度到"船坚炮利"的巨大挑战,由此迫使从国家统治者到知识人形成共同的危机意识和改革意识。日本明治维新终结幕府统治、实行"大政奉还"和确立削藩置县之新的国家体制之后,即以"五条誓文"作为立国之策: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大展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4,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五条誓文规划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诉求——宪制建设、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其中最关键的是文明开化。而文明开化的事业则主要是由知识人所开创,首当其冲者莫过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由《文明论》奠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日本制度转型的经验来看,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是比较好地解决了从"回天"到"杀贼"的转化问题,概括地说,就是从知识人的思想供给到思想动员,再从思想动员到政治动员,然后通过政治动员到政治实践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条线索是一以贯之的,知识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到中国语境,可以看到中国知识人在从思想到实践再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发展序列中,只能完成从思想供给、思想动员到政治动员这个环节,也就是说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无法真正进入到政治实践层面。康有为主导戊戌维新,推动士人"公车上书",以光绪皇帝的改革意志为动力,试图将今文经学再次转化为帝国内部改制更化的政治实践。而皇帝的行动不可不谓勇猛决绝,百日里连下132道圣旨,可惜,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晚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维新派功败垂成,"六君子"血祭轩辕,康梁亡命日本。这是中国知识人在近代政治转型中思想和实践断裂的第一波。知识人问政的第二波当属梁启超主张"新民"说,该学说在民国初年如狂飙突进,势如破竹,横扫政坛,其一支笔胜过千军万马,鼓动开启"二次革命",为终结袁世凯复辟称帝立下不世之功。然而,梁启超的笔下风云也仅仅持续不过两年时间便烟消云散,武夫当国,军阀崛起,议会共和被各路政客弃之如敝履,文人骚客只能在妓馆酒肆仰观城头变幻大王旗。

中国知识人的政治动员的最高峰在什么时候?大概就是在1945-1946年期间,他们打开了中国民主宪政的一个最接近于实现的窗口期。这个时期的理论动员和政治动员到了什么程度?在国共两党包括第三方势力的范围里都达到了一个共识,以中共提出的《共同纲领》——和平建国共同纲领来看,现在即使不改一个字,仍然对制度建设有指导意义。当时国民党没有提出关于宪政改革的方案,国共共同委托了第三方的代表张君劢起草了宪法草案,该草案充分采纳了中共共同纲领的基本要求,在1947年被国民大会所通过,至今仍在台湾地区实行。可以这么说,在1946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自晚晴以来的制度转型进程,从康梁开始,经过民国初年的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这些人的努力,包括中共后来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讲宪政,国共两党和第三方力量,围绕着宪政所展开的思想动员以及各个党派所进行的政治动员已经到了顺理成章的程度,随之而来的工作就是预备立宪、立宪和行宪了。就预备立宪来说,中国人开创的政治协商制度,已经就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进行了各方协商,并大致达成了各党派的共识。但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导致了从政治动员走向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再一次发生了断裂。1949年,国共之争因为中共的胜出而告终结,之后就是中国知识人的集体出局,出现了中共建政之后知识人的两种命运,绝大多数知识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投降,少数人选择了沉默,他们由此都彻底退出了政治实践。[5]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士人的基本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大话炎炎,却在历代历朝不绝如缕,问学从道,志在经世致用,已经成为千百年来士人的普遍信仰和入世之道。期间虽有崖山之后无中华,有明末亡国亡天下,有清代专制主义之文字狱,士人受尽屈辱,随王朝颠覆而风雨飘摇,但斯文还在,文明尚存,文化人的精神总是能够在灰烬中再燃星火。惟独晚近70年里,马克思主义凯歌行进,自由主义和儒家一并抱头鼠窜,知识人遭遇反右、文革、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经历世界观改造、批判和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连续不断的洗脑或灌输,从肉体到精神均在国家权力机器中被全面重塑。在国家的思想控制之下,知识人除了选择投降就是沉默,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是成了陈寅恪的一个历史记忆。可以有所庆幸的是,20世纪强加于中国知识人的思想铁幕是在其最后的20年里,才被掀开一角,最先照射进来的自然是启蒙的阳光,由此催生出一代启蒙知识分子。

思想与学术:从启蒙主义到专业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编年史,实际上可以视为知识人的代际成长或身份转换史。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代表着晚清政治转型中旧式文人的思想转型——以儒学为帝国道统向以"新学"(主流是西学的思想和方法)作为民族国家公理的转变,由此构成了第一代面向现代国家建设而非王朝更替的知识人。这一代人的思想贡献在新文化运动来临之际即宣告终结,他们无可挽回地被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人所取代,"五四知识分子"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因为积极参与了党派政治而分裂为两个大相径庭的路向: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在国共的武力较量中经由中共胜出而定于国家主义之一尊。这是中国近代转型以来的第二代知识人,不管他们置身于何种思想和知识背景,在中共建政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他们只能匍匐在马克思主义的脚下,命运一如前文提到的何慈全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或者是投降,或者是沉默。

中国知识人命运转换的第三个阶段,毫无疑问地是来自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笔者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长篇访谈: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试图全景式地描述在晚近40年里中国思想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中,经由思想解放和新启蒙,重新开启了思想生长和裂变的进程,从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至少分裂出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以及作为国家主义附庸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这个丰富而又互相冲突的思想图景,皆源于道术(思想、学术)为改革而裂。因此,现代思想编年史仍然是以晚近40年里中国知识人的命运以及身份转换为中心线索,笔者据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把这40年划分为三个年代:

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知识人的主要工作是思想启蒙,知识人的身份可以称之为"启蒙知识分子",启蒙是思想解放的同义语。在启蒙的旗帜下面,知识界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不分左右,无问东西。启蒙的重点和焦点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改革,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为标志,知识界和党内改革派在试图重新确立人的历史主体地位时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个共识持续的时间极为短暂,最后是因为党内改革派在"六四"风波中集体出局而彻底破裂。

到了九十年代,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发生了裂变,这个裂变使得知识人的思想方式有了一个重大转换,这是一个思想退出政治动员而转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生产的过程。以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九十年代是思想家退出、学问家出场的时代。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九十年代的学术化生产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具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说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以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为标志,那么,九十年代就是学术的年代,以学术性和知识性建构为主,知识人和政治权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有部分自由主义学者对政治权力秉持着"精神上不合作"和"话语上不抵抗"的立场。从思想的年代走向学术的年代,知识人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启蒙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启蒙主义转化为专业主义。

专业主义主要是在经济学、法学和历史学三大领域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大领域遵循了共同的路径:专业主义。专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工具理性、实证主义、经验论、程序正义、逻辑学、形式主义话语、去意识形态化等等。九十年代作为学术的年代以及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清朝乾嘉之学的繁荣有一定的可比性,乾嘉之学以考据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是一整套形式主义和程序正义的话语,不求经世致用,而是致力于追问儒学文本的"程序"合法性。当然,九十年代的专业主义学术性发展还是有其时代的特点,专业主义的发展和这个时期政治技术精英逐渐占据政府的主导地位是有关系的。专业主义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领域的建构问题,还涉及到政府治理系统的专业化管理问题。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关系除了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之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在学理上是基于专业主义而不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是有影响的,但是,启蒙主义主要的价值追求,比如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在大多数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那里都不具有现实性,他们认为这些普世价值要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才有可能实现,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现实状况。因此,专业主义的建构不光是目前学术界一个主流的思维方法或一个治学传统,而是成为了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学理性基础。

按照专业主义路径前行,似乎是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的共同选择,但是这条路径目前遇到了挑战。一方面精英的利益共同体在现实中发生了异化。在近20年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体制内的学术生产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在经济领域,商业精英们的财富增长更是令人无法想象,中国的亿万富翁之多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利益的高度集中实际导致了阶层固化的问题,从而引发了精英和底层的脱节,精英日趋和底层处在对立或冲突状态。另一方面,精英共同体现在也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一个日趋庞大的国家主义权力体正在试图瓦解精英共同体的专业主义基础,不仅是政府系统内的技术官僚重新被政治官僚所取代,而且是知识精英的专业主义又被重新纳入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系统里,原来在专业主义框架内已经差不多实现了的意识形态的"祛魅"化又"再魅"化,重新回到了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这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可以说是晚近40年里自思想的年代和学术的年代之后所出现的第三个年代:主义的年代。

主义和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主义的年代,大致是从新世纪开始以来的十年——2012年之后的时间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进行表述[6]。主义的年代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重大分裂,思想和学术之争,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之争,不是以事实判断为先,而是以价值判断为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基于共同的思想和学术背景的知识人,因为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而形同陌路,势如水火。不同主义的知识人已经无法构建基于共同游戏规则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的各自代言人在公共场域发表意见时,使得他们的身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换: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

如果说思想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启蒙知识分子,学术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专业知识分子,那么,到了主义的年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主要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以笔者的分析框架来看,启蒙知识分子是思想导向,专业知识分子是知识或者学术导向,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价值导向,也可以视为是意识形态导向。但三个导向并不是彼此割裂或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出现三重身份的重叠,或者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和影响力取决于三重身份的重叠:必须同时具有思想的、专业的和价值的三重构成,这三重身份重叠在一起后,才可能有效地对公共领域发生影响。

比如,任小米的公共影响力非常大,可以说他在房地产领域所表达的意见,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超过了许多房地产专家,他这些年来发出的关于房地产的预言都被验证了,这是他之所以广受国民认可的一个重要的专业基础。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通过他的网络身份的优势来对公众施加影响,也不仅仅是通过"网红"而成为所谓的意见领袖。基于常识的传播来扩大个人的影响,其实是一个比较偏颇的判断,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员力仍然取决于思想和学术的力量。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传播的问题,也就是知识如何形成有效的公共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传播决定了知识的生产。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使得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发生了在以往印刷时代所没有的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互联网时代是海量的信息供给,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被生产出来,知识始终处在不断地更新中,这使得传统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传统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知识由少数精英垄断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了。

第二个特点,在海量信息供给的条件下,思想和知识的国家定制几乎不可能,知识生产的人为控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在秦始皇时代,知识生产的国家定制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在竹简的传播条件下,全国只要消灭四百个儒生就可以统一全国的意见市场。到了印刷时代,仍然可以通过消灭印刷出版物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的国家定制和知识生产的国家控制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因为涉及到海量信息供给,技术上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再加上信息传播速度,一条信息只要在网上能够持续20分钟就可以得到有效和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要形成全国统一的思想或意见市场几乎没有可能性。

第三个特点,即使在海量信息迅速传播的条件下,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知识生产的一个核心要素仍然没有被改变——这就涉及到了知识人的价值,知识生产和传播仍然是内容决定论。如同刚才所讲到的,任志强之所以比其他专家具有更广泛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传播的内容所决定的。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来看,他的知识内容构成依然取决于思想、学术和价值的含量。

第四个特点,互联网时代可以是网红的时代、大V的时代或话语霸权的时代,但绝不可能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这是一个思想和知识多元供给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思想市场里面的一个赢家,即使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比如考古或一个漆器的制作,如果通过一个特定的传播方式,它仍然能够让一个非常小众的信息供给获得最大范围的传播,这种可能性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纸媒时代或印刷时代,一本非常专业的读物可能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读者,现在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未必不能被广为所知。互联网时代,让草根能够成为英雄,多元就是主流。

从思想的年代到学术的年代再到主义的年代,这是笔者大致对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变迁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涉及到知识人身份的转换,从启蒙知识分子到专业知识分子再到公共知识分子。

很显然,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专业学者都能担当的,在中国的十几万个教授中,究竟有多少个教授能够把他们的专业性知识转化为公共产品?是不是只有万分之一?因此,关于知识人身份转换的这个分析框架,并不是针对个人来说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用来观察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所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从思想、知识和学术的生产、传播到消费,出现了在以往技术条件下所没有出现过的新的情况。至少知识人必须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人身份的转换,或许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学习方式或授业方式的转变,而一定是知识生产和传播观念的转变。即使个人不能完成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向公共知识分子,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我的知识究竟是为谁而生产?就传播决定知识生产而言,如果知识人生产的知识没有市场,不能被知识消费者所消费时,这种知识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无效的知识供给。因此,当前的形势对很多专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笔者注意到前几天文学批评家李陀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一个观点,也就是许纪霖教授曾经提到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死了?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7]这大概就是一个老派知识人的问题,一个80后的新闻记者就对李陀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她认为李陀的发问太自恋了。现在80后和90这两代人,更不用说是00后了,谁还会在乎知识人是否已经死了的问题?知识的生产和传承的的最终决定权一定是在年轻人那里,如果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不能勇于面对当下的挑战,那就是主动或被动地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处在前现代,但中国在时代上和西方的后现代是同时代人,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是现代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互联网时代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革命,在美国、欧洲或者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也引发了它们以前难以想象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既然已经借助于互联网这个技术条件获得了在某些方面超越现代性而直达后现代的"后发"优势,那就必须承受与互联网与身俱来的那些问题。当信息和知识共生时,当信息的制造和传播有了比传统知识生产和传授更大的效力时,关于"知识分子已死"的感慨岂不就是旧时代的一曲挽歌?在中国的主义时代,在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出场说话的时代,知识人传统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以及言说方式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时,知识人的唯一选择或许就是汇入到这个时代洪流中去,即使是身不由己。



本文注释:

[1]2018年12月8日,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名家圆桌会议,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郑师渠、李德顺、许纪霖、尤西林、岳南、谢泳、陈嘉映、高力克、雷颐、荣剑、孙郁、张曙光等,本文引述的相关观点均来自本次研讨会的学者发言,出处参阅京师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8日。本文的基本思想和叙事展开亦是基于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特此说明。

[2] 本文在叙述过程中分别使用了"知识分子"和"知识人"这两个概念,前者一般是就知识人的整体而言,后者一般是指个体。

[3] "罗稷南之问"是笔者的概括,罗之问和毛之答,相关引文可参阅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和黄宗英的相关回忆录《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陈明远所著《假如鲁迅活着》(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了包括黄宗英等多位学者关于毛罗对话的考证和不同见解。

[4] 2018年8月笔者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长达三万字的对话:《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这篇对话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在日本明治大学的演讲,本文是对这篇对话的进一步展开,在思想、学术和主义这三个不同年代的演化进程中,来观察"从启蒙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和思想定位。

[5] 1957年,章伯均、罗隆基等提出政治设计院,以此推动中共践行1946年期间所作出的政治承诺,既是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低估了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意志和决心,最后是在"反右"运动中,整个第三方政治势力彻底土崩瓦解。

[6] 2012年以来以新时代为标志,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究竟会对中国知识人的思想、学术和价值观造成何种影响,尚有待继续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又重新出现了前启蒙时期的思想症候,国家主义将其他所有主义都统摄起来,这将是一个新的思想一律的时代。

[7] 李陀:"手机社会"里,谁是知识分子?谁是大众?参阅凤凰网2018年11月15日的相关报道。


本文首发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9年六月号(总第173期)。

盧斯達:以2019作臨界線 人們看到的三種香港電影


盧斯達 2021年11月30日

幾部港片紛紛在台灣金馬獎斬獲應得榮耀,消息傳來,這些電影是我們都聽過並如數家珍的傳說,但沒很多人真正見過。就像你搬進一間屋,屋主將某個房間封鎖,從來不准你使用和進去,但有一日你發現那間房得了室內設計大獎,全世界都在報道你家中一個你看不到的房間原來充滿奧秘,但你仍然不准入內觀看。

 

作為2019年之後的成果,香港人得到了自己在本土無法觀看的「香港電影」,至此三種後2019年港片類型,在中港合拍片浪潮的商業、文藝清洗的歷史背景下,完成了一個階段,重新浮現出一個輪廓。

 

第一種是使用部份或全部中國資金的香港電影,例如近期的《梅艷芳》,類型特色是明確的類型片,大製作,大宣傳,獲准於中國上映,但香港觀眾也會入場、觀看和討論。這個類型的電影會有「港味」,但至少會是中國電檢部門會接受的「港味」,但也不會明顯違背香港觀眾的意識形態,手法也不會過於實驗。此欄下的作品就是精明人玩的平衡遊戲,平衡到就會成功。

 

並不是說這類兼顧一切的大電影就不會有言志之作。《黑社會》宇宙講香港與中國的權力關係、《無間道》宇宙用黑幫史詩來講過渡期前後的身份迷惑和創傷、《寒戰》宇宙用警隊內部糾紛來講過渡之後浮出水面的深層建制。以上這些商業大片被歸類在黑幫片、警匪片的類型之下,可能是無意識的,但香港電影將這些類型發揚光大,於近代進而借用它(和它配套的既定觀眾和資金)來講更深層的故事。例如2012年中港合拍片《毒戰》就用香港毒販和中國緝毒人員冷酷拼殺的硬漢戲劇,投射出之後中港雙方殊死搏鬥導致「攬炒」的寓言,是合拍片中極少數能脫穎而出的言志之作,編劇到了神處,甚至有預言家的味道。

 

第二種是不太具港味的香港電影,起源是中國娛樂圈吸收香港影視幕後人員或者演員的二三十年前,但現時中國影視圈技術上已經學師完畢,對香港影視人員也會變得挑剔。香港上一代明星現在最新的賺快錢方法是成為中國綜藝節目的大牌嘉賓 (包括近日捲入醜聞的譚詠麟),這也使他們日漸淡出本地人的視線,日子一久,上面第一種需要考慮一切的電影也許就不會考慮他們,導致分流,這些演員或者導演或者明星就會耽美於一個巨大而短暫的市場,而那個市場不會長久需要他們。

 

作為2019年之後的成果,香港人得到了自己在本土無法觀看的「香港電影」。(金馬執委會提供)

 

所以一些電影明明是香港演員去演,或者是由技法高超的香港導演去導,但在香港觀眾語境下,就不太有興趣,進而令這種香港電影對本地社會失去影響力。而這些北上發展的人們,大家大概當他們是香港電影培養出來的團員暫時「離團」單飛。此欄下的工業環境窮奢極侈,但作品有時不被分類為港片,但它們又確實是香港電影人作品。

 

第三種是「抗戰電影」。香港電影的遠古源頭,確實其中有一支是中國電影南下拍抗日電影,言志指數最高。這個傳統一直到之後親共左派電影圈子亦如此。比起有強大勢力和資金的親民國電影界,他們沒有太多資金,用流水般靈活的方法、勤工儉學的戰鬥精神完成電影,放映範圍未必很大,是信念支撐他們繼續創作,戰後他們就拍了很多戲去揭露英殖社會黑暗,與歌功頌德的英殖當局唱對台戲,宣揚著另一個共同體的理念,他們的「英特納雄耐爾」。

 

現在香港也有很多這一類燃燒著熊熊言志烈火的作品,同樣是誕生於貧瘠焦土上的戰鬥之作。有些作品能夠上映,但無法獲得足夠曝光。有些作品會被封禁。有些作品粗製濫造,有些會在海外獲獎。此欄下的工業物質條件極度貧乏,但點子百出,想說故事的感情充沛。人們看完一些電影之後會覺得普普通通,但人們的思想和感情已經活絡起來,這一部不好看,很快會有下一部好看,「神作」很快或者已經誕生,之後也會誕生。為甚麼?因為這個地方的人太想說故事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

——上報

未普:習近平——脆弱的超級強人

20211201

2018年年初,習近平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並為此修改了憲法。從那以後,沒有人能制約他,也沒有任何規則能限制他。他已經不僅僅是政治強人,而且是個人專權專斷專制的超級政治強人。

習近平和大多數中共領袖一樣,害怕混亂、害怕動蕩、害怕不穩。但和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不一樣的是,習近平把所有黨無法控制的地方和人員,都看成是必然產生混亂的來源,包括官員腐敗、科企暴富、房地產危機、媒體曝料、金融圈錢、娛樂圈的「娘炮」等等,都是中共失控造成的混亂。因此為了治亂,黨必須在一切領域說了算。習在執政不到十年的時間裡,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曾經放開的黨對社會的控制,統統收回。他堅信「東西南北中,黨應該領導一切」。他還堅信,「逢亂世統治者必需用重典」。因此,習近平在過去的幾年中,用極為嚴厲甚至嚴酷的手段,壓制黨內和社會上所有不同聲音,有時甚至趕盡殺絕。習一方面用重典治亂,另一方面自詡核心,用「兩個維護」、「四個意識」,要求黨內高層無條件擁護他甚至崇拜他。海外對他的批評鋪天蓋地,但是他不在乎世界會如何解讀他成為中國極權統治的超級強人。

但是習近平的超級強人統治,不可能沒有裂縫和缺口。一個掌握大權近十年的強人,從未間歇地清洗黨內高層,而且還變本加厲地要求全黨「自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這只能說明,他統治的裂縫和缺口是真實存在的,是始終存在的。他自己內心的擔憂與恐懼,也是真實存在的和始終存在的。正是這些裂縫和缺口,製造了習近平的強烈不安全感。

他的不安全感首先來自黨內。他擔心黨內有人不服從他的強人統治,擔心他的親信和小圈子裡的人馬對他不夠忠誠或者不是絕對忠誠,唯恐他的下屬會像裂縫的雞蛋,被蒼蠅盯住不放。儘管他現在已經在黨內建立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但是這種擔心和恐懼,並未離他遠去。當他破壞了鄧小平的廢除中共領袖終身制和主張集體領導的規則和秩序,立了自己的獨裁規則和秩序之後,他知道,黨內絕不可能沒有反對聲音。但是任何反對聲音和反對勢力,要麼被湮滅或剪滅,要麼以反腐的名義被拿下,要麼以反對習核心的理由被廢黜,要麼就是被說服或被綁架在習近平民族復興的戰車上。

此外,習近平還擔心黨內有能力並且有不同想法的人對他的強人統治不利,所以聲討黨內野心家和陰謀家,總是時不時地掛在他嘴上。這顯示了他外在超強,內心脆弱的一個方面。有不少跡象顯示,曾經為習近平打老虎反腐立下汗馬功勞的王岐山,最近日子有些不好過。敲山震虎歷來是王岐山當習近平反腐欽差大臣時慣用的手段,如今習近平用它來「請君入甕」以整肅王岐山勢力,並且步步緊逼,似乎王也處於危局之中。和王岐山有密切關系的航空公司、媒體、金融界、中紀委、中央巡視小組等部門,都受到威懾和整肅。至於王岐山是否贊成習的超級強人統治?是否贊成習用重典治亂?是否贊成習民族復興的timeline?則需另文討論。

當然,習近平也擔心黨內民意反對他。《人民日報》最近關於第三份歷史決議的文章露出一些蛛絲馬跡。文章稱在閉門舉行的全會分組討論中,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之間發生激烈辯論,爭辯的焦點就是如何看待關於前兩份中共「歷史決議」的問題;由於黨內各派對前兩份決議爭持激烈,最終習近平明確表示,「第三份歷史決議」不能否定前兩份「歷史決議」。有人因此而分析說,最後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是習近平不得不妥協的結果。這種情況並非不可能。

總之,一邊清洗黨內高層,一邊要求全黨維護自己的核心地位,這樣的人只可能是一個脆弱的強人。而這個人的不安全感,主要來自於黨內,特別是來自那些跟他關係密切並且有想法、有能力的人。這讓人聯想起斯大林(港譯史太林),他晚年總是疑神疑鬼,每天都活在恐懼之中。


——RFA

孔诰烽:《梅艷芳》與敗絮其中的舊香港 要光復也要革命

20211201

電影《梅艷芳》上畫,引起海內外香港人社群懷念梅當紅那個八十年代的一股熱潮。我還未有機會看《梅艷芳》,無法猜度電影裡面顯現出一個甚麼樣的八十年代。但香港人懷念八十年代,覺得那是一個逝去的美好時光、黃金時代,已經不是今天的事情。

在家園被極權摧毀後產生想回到過去的鄉愁,在古今中外都十分平常。1949年後隨國民黨逃難到台灣的民國遺民、1917年在共產鐵蹄下流放在外的俄國沒落貴族、伊朗革命後各地的伊朗人社群、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古巴人等, 當中的文化精英往往在各文化領域抒發對失落年代的鄉愁。這種鄉愁,很多時候都與流亡社群或政權高喊「光復」的反極權政治掛鉤。

這些光復政治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失敗其中一個原因,是作為「光復」背後鄉愁,只是一種浪漫化的虛構。沙皇統治下的俄國、民國時期的中國、巴勒維王朝的伊朗、巴蒂斯塔統治下的古巴,乃是暗黑、腐爛和殘暴的時代。正是有這樣的因,才種出了後來極權的果。將舊時代浪漫化,空喊光復,一開始便注定失敗。

講回梅艷芳和香港人對1980年代的鄉愁。梅本人可能真是一個義人。但她作為一個歌手,必然是當時香港影藝娛樂圈和背後一個更大時代的產物。1970年代是廣東歌取代英文歌和國語歌成為主流的時代,廣東歌本地創作有許冠傑、各電視劇歌曲等,百家爭鳴,活力澎湃。

1980年代,香港樂壇進入少數大公司壟斷的局面,只有它們力捧的歌手才能走紅,其餘的空間十分有限。大公司都以賺快錢為上,不會冒險投資培養新的音樂創作人,一窩蜂地購買外國已經唱紅了的歌曲的版權,改編成廣東歌。粵語流行歌便從1970年代的本地創作主導,變成1980年代開始的口水歌時代。

文化研究學者李展鵬在《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中指出,「在整個八十年代,香港歌星大唱改編歌。……從創作的角度,『口水歌』是股歪風,後來商業電台大力推動原創歌曲,目的就是革除這『陋習』……為甚麼當年有那麼多改編歌?……[因為]改編歌可以聽了合適再選用,不像本地作曲人有時交出來的歌不合用……改編歌省錢省時間……梅艷芳早期的唱片監製黎小田表示,改編歌的版權費比起請人作曲更便宜……如他們所言,改編歌的確是如意算盤。」

這種「搵快錢」壓倒一切的主流文化,其實就是1980年代整個香港的寫照。當時看著1997回歸大限,整個上層社會準備棄守,只希望在1997年前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讓他們用最短的時間賺最多的錢。慢慢投資培育新一代創作人,只有長遠的回報,難有短期的暴利,壟斷企業當然不會做。當時地產商不停重用同一個圖則和抄襲外國建築設計,高科技怎搞也沒有起色,也是同樣的道理。

香港這台穩定繁榮、狂躁賺快錢的機器,與「穩定壓倒一切」、「致富是光榮」的中共一拍即合,壯大了「後89」的中共成為全球巨獸,也壓抑拖延了香港自決意識與運動的出現。

當時香港水平高的原創文化人不是沒有,只是要在特別艱辛的環境掙扎。原創本土文化產業、自主創新高科技、自由民主與自決,在1980年代台灣與韓國的混亂陣痛後茁壯成長,卻在1980年代香港的缺氧煙房中奄奄一息。

如果光復沒有革命,只是回去那個敗絮其中迎來極權的舊時代,就算成功,也只能是極權不斷再來的永劫回歸,最後也是注定失敗。

——RFA - 孔誥烽

余杰: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如何与自由擦肩而过? 保罗·索鲁《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

202112-1

保罗·索鲁《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封面照片。  (Public Domain)


中国的地景中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是人,而且通常是为数众多的人。每当我凝视一片风景,都会看到其中有个人在看着我。

保罗·索鲁

"铁公鸡"上所呈现的中国的国民性

一九八六年,美国作家保罗·索鲁来到巨变中的中国,在十二个月的旅行中,他搭了将近四十辆火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过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和重要区域,他去过的地方之多,连接受他访问的中宣部高级官员都自叹不如。当然,除了火车之外,他还坐过飞机、汽车和轮船等其他交通工具,但他乘坐最多的还是被其戏称为"铁公鸡"的火车:"这个国家从南到北充满令人震撼、不解、感到矛盾的事物,而搭火车可以帮助旅行者建立视觉上的联系。"

一九八零年代中国的火车,大都是慢车,即便是号称特快的列车,与今天的高铁相比,仍然慢得像蜗牛。我记得直到九零年代初北上读大学,从成都到北京需要耗费三十八个小时。有时,找了很多关系也买不到有座位的票,只能买站票,意味着要站三十八个小时。若是春运期间,蜂拥而上的农民工将厕所也挤满,根本找不到地方上厕所。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三十八小时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那时还年轻,这样的罪还受得起。

保罗·索鲁搭乘的火车,大都是我当年坐过的那种火车,甚至是更糟糕的支线列车: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冷气,冬天像冰窟、夏天像蒸笼。列车员往往凶狠如暴君,视乘客如奴隶,他们并不是坏人,只是工作太累了。保罗·索鲁是旅行作家,坐过条件比中国更差的非洲、印度和南美国家的火车,他见怪不怪。但让他叹为观止的是中国火车上的厕所。他认为"中国的火车有时真是糟得可以",其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坐过的数十列火车上,"其中没有一辆的厕所不是脏得像猪圈"。火车上的厕所看起来像小朋友设计的杰作:"地板上有个洞,直径大概三十公分。这个厕所正以时速八十公里穿越中国北方的冰天雪地。厕所没有管道或挡板,透过地上的洞,可以直接看到底下的冰雪飞驰而过。冰冷的空气从洞口猛灌进来。如果有人傻到愿意使用这个厕所,他会发现他身体上一个通常不可能被冻伤的部位被严重冻伤了。奇怪的是,乘客一个接一个走进这间'屁股急冻室'。"

一列火车车厢,往往就是一个随时变动的小社会。保罗·索鲁用不熟练的中文与在火车上偶遇的各种类型的乘客聊天。那时,中国人在火车上遇到"老外"的几率不太高,人们乐意跟"老外"聊天,多半还会"实话实说"。保罗·索鲁没有遭遇过"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他却发现,中国人在火车上的表现最能体现其民族性格,鲁迅说的"国民劣根性"并非闭门造车的词汇。"中国人穿衣服和打包行李都一丝不苟,可是却会到处乱扔垃圾,也可以把厕所搞成人间地狱。"

即便在当天就可以抵达的短途铁路旅行中,中国人还是有办法让整辆火车变成垃圾场。车上几乎所有乘客都在把有限的空间弄脏。有一次,保罗·索鲁发现,短短两三个小时内,乘客们就在桌上堆满东西——鸭骨头、鱼骨头、花生壳、饼干包装纸、瓜子壳、橘子皮、尿布等。他感到迷惑不解:"中国人有时很整洁,可是有时却会让垃圾堆积,这时他们不只是邋遢,甚至可以说是自得其乐,仿佛垃圾多是生活富足的表征。车厢中烟气弥漫,而且非常拥挤,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穿过走道,到处弥漫臭味,尖叫声此起彼伏。"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好面子,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却普遍缺乏公共道德,在不是自己拥有的公共场合,通常旁若无人、为所欲为。

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臭名昭著

一九八六年,文革结束不到十年,中国人彻底将文革抛到脑后,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人们不愿回忆、更不愿追责,受过迫害的人跟加害者和谐共存——有错的是四人帮及其爪牙:"那出为时整整十年,从内蒙到西藏、在中国所有城镇村庄上演的恐怖剧本,都是四个干瘪恶魔的杰作。没有任何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身份为当时的恐怖行为负责,没有人遭受审判。"在一次美国驻华大使举办的晚宴上,学者和翻译家、《一九八四》的译者董乐山告诉他说,文革比小说中的情节糟太多了。
保罗·索鲁发现,几年前还相当炽热的毛泽东崇拜如今已然降到冰点。他在上海的英语角与一位在抗战期间为美军当过翻译的老先生聊天时,老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毛泽东晚年患了痴呆症。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变了一个样,他不断犯错误,而且很容易被林彪和四人帮误导。"他遇到的一位大学生告诉他:"毛泽东不像任何其他中国人,我觉得他看太多书了,他开始想让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留名。他是个高傲而自命不凡的人物,他的行为跟皇帝没两样。"甚至连中共官方派去陪同并监视他的公务员房先生也表示,他厌倦毛泽东、厌倦政治言论,所有政治象征和歌曲都令他反感。

保罗·索鲁特意从长沙坐支线列车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参观。在文革高峰期,这里每天都有数万红卫兵和朝圣者来访,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络绎不绝的毛主义者前来参拜。但如今,毛泽东故居门可罗雀。故居的停车场有非常多停车位,许多是为大型巴士而设的,但没有任何一辆车停进去。毛泽东故居附近的宾馆和餐厅也都是空空荡荡的。作者感叹说:"韶山的汹涌人潮成为追忆,时间早已将这个小城遗忘,仿佛只留下鬼魅和回音。在其他地方,这种空寂的气氛很容易让人觉得沮丧,但这里的缺乏人气却带有某种健康的特质——还有什么比拒绝崇拜政治人物更健康?"

如奥威尔所说,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毛泽东故居所展示的,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造的历史。中共是伪造历史的高手:故居中有多达十八间展室用于介绍毛的生平,但仅有最后一间被用于呈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毛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时间在这里忽然被高度浓缩。展厅中完全没有毛信任和重用的妻子江青的影子,也没有其亲密战友林彪的名字,这两个在毛的生命历程和中共党史中相当重要的人物被人间蒸发了。整个一九六零年代只用一张照片代表——一九六四年,中国首次进行原子弹试爆。除此之外,那十年仿佛完全不存在。造成数千万民众死亡的大饥荒和文革没有任何史料来呈现。

毛泽东博物馆内设有一间纪念品商店,但里面没有毛主席像章、没有毛主席画像、没有《毛语录》,也没有其他毛的著作。保罗·索鲁问售货员,什么时候才会贩卖毛的物品?对方懒洋洋地说,那些东西卖不出去。要是在文革时代,单凭这一句话,这位工作人员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有趣的是,这里出售的商品无不呈现出毛生前厌恶的资本主义的色彩:带有香港女星彩色照片的钥匙圈、香皂、梳子、面霜、花生糖、香烟等。

保罗·索鲁将毛泽东故居形容为弥漫着霉味的老旧的邪教圣堂,"教徒早已夺门而出,将身上的服装撕碎,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如今它的空寂,凛冽地反映出人们的漠然,"就某个角度而言,漠视比摧毁更戏剧化,因为它已然存在的事实只是更尖锐地嘲讽着它的曾经"。然而,保罗·索鲁还是没有真正读懂中国,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式的,同一个闹剧不久之后会按照同样的剧本重演。三十年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毛泽东再度被推上神坛,韶山再度成为红色旅游的目的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几乎就是对文革的拙劣模仿,毛借尸还魂了。

这一幕场景大概是保罗·索鲁做梦也想不到的:二零二一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在颁奖典礼上,零零后选手鲍珊菊和钟天使在其运动服上别上毛主席像章——这是一九八四年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首次出现的场景。

"现代旅行文学教父"保罗·索鲁年轻时的照片 。(Public Domain)


唯有亲眼见过西藏,才能理解现在的中国

一九八六年的中国,没有人佩戴毛主席像章,也没有人在家中悬挂毛主席像。但保罗·索鲁带到西藏、送给藏人朋友的每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都被对方奉若珍宝、顶礼膜拜。藏人对达赖喇嘛的爱远比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爱坚韧持久。就此而言,虽然达赖喇嘛流亡在外、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他从精神上打败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每一个中共党魁。

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当然不是后来在人们的回忆中被高度美化的"黄金时代"、"解放时代"或"自由时代",邓小平的暴政比毛的暴政有所收敛,但共产党依然时不时地"亮剑":一场"严打",刑场留下数十万冤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亦堪称小型文革的回潮。但是,从保罗·索鲁当时可以到中国所有的边疆地带——内蒙、新疆、云南、西藏等地——自由旅行这个细节就可看出,那时即便对外国旅行者而言,自由度也比后来大得多。

今天的西藏,外国人很难进入,更不可能携带大包达赖喇嘛的照片进入——这样的外国游客,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尽管今天中国修通了青藏铁路,却没有给藏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反之,铁路带来的是更多的奴役。这种二元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当藏人表示连那些公路和学校都是中国对西藏施暴的象征,中国人似乎更相信他们面对的是一味留恋过去的野蛮民族。

一九八零年和一九八六年两次到中国长途旅行的保罗·索鲁,对中国的变革给与充分肯定,但也冷眼看透这场改革的限度,西藏和藏人被中国殖民奴役的命运就是其重要的参照系。就此而言,他比中国那些体制内的改革派、开明派知识分子都要聪明、深刻且更具有普世人权观念。他写道:"任何为中国的改革措施辩解或对其有所留恋的人都必须面对西藏,才不会忘记中国可以多么顽冥不灵、麻木不仁、而且物质主义。他们居然真的相信这是进步。"

当时,保罗·索鲁雇用了一位汉人司机开车载他到拉萨。结果,刚出发不久,这个大言不惭的司机就因为高原反应,将车开得翻倒在雪地和泥泞中。此后,只好由保罗·索鲁自己开车前行。这个走遍世界、看遍红尘的旅行家,对正在大兴土木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无甚好评,对青岛、昆明、西安有一些正面评价,赞不绝口的却只有拉萨。他写道:"拉萨是中国唯一一个从头到尾令我感到快活的地方,我热切地进城,欢喜地享受待在这里的每个片刻,非常不想离开。我喜欢它的小,它的友善,它车辆稀少的平坦街道,而且每条街道尽头都是一幅壮美的西藏高山景致。我喜欢这里的清澈空气和灿烂阳光。……在更远方,山峰更高,颜色更蓝,更深厚的积雪使它们的轮廓更加柔美。"这就是旅行家与普通游客的天壤之别:一般人只满足于到此一游,喜欢高楼大厦;而旅行家却能在一般人认为是不毛之地的地方发现真正的美。

保罗·索鲁对藏人的命运充满同情,但更多的是钦佩:"西藏人天性中没有当机器人的成分。身为游牧民族或游牧民族的后裔,作为全世界最空旷地区的居民,他们高度独立,比任何雷锋之辈都有更高的自主性。他们几乎永远面带笑容,他们很少显得疲劳倦怠。他们动作迅速,但总是不慌不忙,从来不需要跑步赶路。"反之,他讽刺那些自以为进步和现代的中国人说:"中国人自己过于孤立,无法理解许多有理性的人类对他们提供的进步和现代化版本是多么深恶痛绝。这个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缺乏敏感度,以及他们的孤立所导致的笨拙。总之,他们的认真严肃毫无用处;况且这种严肃并不代表他们特别聪明睿智,因为严肃的态度经常表示某个人其实空洞而愚蠢。"可惜,没有中国人愿意倾听他的逆耳忠告。三十多年后的中国,正是在这种摧毁一切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向上夺命狂奔。

学生运动能将中国变得更好吗?

保罗·索鲁乘坐火车,从欧洲穿越苏联、蒙古到中国,一路上,他观察到"波兰的愤懑、俄国的郁闷、蒙古的困乏","那种自我压抑和与其相对的贪婪,那种食物短缺,满街破车的情形"。与之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正在迅速转变,一派全新的气氛和兴旺的景象,短短不到五年时间,中国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中国人从谨小慎微变得畅所欲言,对他这个外国人相当友好、坦诚、热情。几乎所有人都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人们担心的只是这一政策可能被终结、邓小平会不会像晚年的毛泽东那样因老糊涂而犯错误。

经过再三请求,保罗·索鲁见到一名中宣部高级官员。这个自称姓胡的官员,穿西装打领带,有点赵紫阳那种"新形态的共产党员"的范儿。他英文流利,有时会说一些真话。但他的谈话表明,官方的开放政策,只是希望政治上有限的改革带来经济发展,不包括启迪人心、发挥快乐的想像力这些东西,更不包括西方的民主、多党制和选举。

保罗·索鲁到中国这一年,正好发生毛时代之后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此下台。那时,并没有多少中国人同情和支持胡耀邦,有人告诉他,胡耀邦"真正的问题是他太多嘴了"。更有人说,胡耀邦太过冲动,"这种人能当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吗?永远不能"。三年后,因胡耀邦突然去世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并不是人们有多么热爱胡耀邦,而是藉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就如同文革后期,因周恩来的去世而引发"四五"运动一样,人们只是藉此表达对毛泽东倒行逆施的不满。周恩来只是用来"草船借箭"的,至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所有罪恶都有份参与的事实,人们选择暂时视而不见。

保罗·索鲁发现,学生的不满非常真实,但也有些迷乱。他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与一群溜冰的学生交谈,一名哲学系学生告诉他:"中国很多学生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权力意志。"这时典型的尼采的用词,但如何使用"权力意志",这个对外来思想生搬硬套的学生则语焉不详。他进而观察到学生的抗议活动带有某种仪式性的期末成分,是半吊子的:"高昂的兴致,逗趣的帽子,一定程度的搞笑。"后来,这些特征在八九学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学生们没有想到,一场街头嘉年华会演变成一场大屠杀。

保罗·索鲁已隐约感觉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将降临:政府改革开放的速度和方向,与民间尤其是急不可耐的学生的期待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张弓越绷越紧,迟早有断裂的那一天。中共当局从来不想进行真心实意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取缔中共一党独裁的地位。另一方面,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应当如何改革却并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受制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主义传统,以及更长远的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以"精神"作为"组织原则",却一次次酿成大祸。用思想史家林毓生的话来说就是:"用'精神'来聚集与发挥的'政治诉求'必须坚持它的完整性与崇高性。这种无法妥协的精神性(或宗教性)政治活动,直接引发了中共领导层的恐惧感,并导致了他们,在其他条件的影响下,过度的反应。"保罗·索鲁离开中国三年之后,北京及他去过的许多城市,卷入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屠杀。中国由此与走向自由的可能性擦肩而过。

——RFA

林保華:用鮮血和謊言寫下的百年中共黨史(十之九) 「和諧」不成的強弩之末(2001~2010)

20211125

「和諧」不成的強弩之末(2001~2010)

「悶聲大發財」非常俗氣,加上江澤民在下台前必須包裝其「核心」地位,在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之後,要用什麼新名詞?這個重擔落在江澤民從上海帶出來研究政策的親信王滬寧頭上。2001 年7 月1 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共建黨80週年紀念會的講話中正式將「三個代表」思想定調為新世紀的建黨理論基礎。

所謂的「三個代表」,即「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後一個是虛假不過的包裝,真正的核心是前兩條,能發財就是「先進生產力」了,為江綿恆涉入網路事業正名;同樣,發財文化當然也是先進文化。正因為如此,江澤民時代突破了中共的傳統,資本家可以入黨,黨員可以成為資本家,公開改變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進部隊的性質。遂逃中共老早已脫離工人階級。

2002年胡錦濤取代江澤民成為第四代領導集體。他是鄧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江澤民不敢廢除,但是江澤民到底擔任了13年的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完全掌控了黨政軍,尤其又要繼續多任兩年軍委主席,「送一程」胡錦濤熟悉軍務,所以所謂胡溫體制,實際上還是江澤民時代的繼續。不但政治局常委江派佔多數,即使後來胡錦濤繼任軍委主席職務,將領公開講他們上面還有另一個「首長」。2008年汶川地震,總理溫家寶調動不了軍隊救災,因為他們還要請示另一位首長。

因此胡錦濤撲克面孔反映他的心情,溫家寶吃六四陪趙紫陽探望絕食學生的老本,大事作秀扮演「人民好總理」的角色。但依照紅二代薄熙來的說法,平民背景的胡錦濤與溫家寶只是暫時代紅二代掌管紅色江山。因此他們也是弱勢君主,基本上是「江規胡隨」,繼續悶聲大發財,甚至有「令不出中南海」之說。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是以發展中國家名義受到優待,中國的廉價產品在國家補助下免稅長驅直入發達國家傾銷,許多外資也到中國設廠生產低成本產品。反之中國則保護自己的企業,並且若干行業限制或禁止外資進入,例如金融業對外資股權設限,資訊業則完全禁止外資進入。中國經濟大爆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例如兒童玩具幾乎被中國包下,世界名牌產品也紛紛在中國設廠。山寨貨也在此時大行其道,甚至幾可亂真,流行全球。百度、騰訊、阿里巴巴都在這個時候成為富可敵國的龐大企業,淘寶網也以賣假貨聞名。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胡溫主要是守成,沒有大作為,所以江澤民時代的國師王滬寧給胡錦濤取個不痛不癢的「科學發展觀」。想來胡錦濤是團派,五四是中國青年節,五四運動有科學與民主兩大精神,共產黨害怕民主,只能另取「科學」。然而在政治掛帥下哪裡有真正的科學?胡溫時代不但大量山寨貨問世,假酒、假藥、假疫苗也大為盛行,例如假奶粉引發的嬰孩大頭症,還有地溝油,以及孔雀綠、蘇丹紅等有毒染色食品,以致溫家寶要呼喚中國企業家的「道德血液」。共產黨本身就缺德,又怎能要求企業家?


胡溫時代大量山寨貨問世,除假酒、假藥、假疫苗、假奶、地溝油,還有孔雀綠、蘇丹紅等有毒染色食品。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網路,民報合成

中國經濟的崛起鼓勵少壯軍人的好戰言論,尤其他們多為紅二代,這開始引發西方國家的不安,所以胡耀邦前秘書鄭必堅建議下,大外宣著重宣揚「和平崛起」,但已掩藏不住。在美國金融風暴爆發時,溫家寶大手一揮撥出4兆人民幣大興「鐵公基」維持中國經濟的成長,並以世界經濟的救世主自居。然而其後遺症也不可低估。

2008年的北京奧運,2009年建國60週年閱兵,2010年上海國際博覽會三大盛事,也是中共政治經濟向上趨勢的頂峰。政治上是走向愛國高峰,大漢民族主義對藏人、維吾爾人的歧視也變本加厲而造成流血事件,劉曉波等知識分子提出的08憲章被鎮壓,當局視諾貝爾和平獎如無物,劉曉波被捕至死。

2008年汶川大地震死傷幾十萬人暴露專制政權貪污腐敗與草菅人命,溫家寶多次去汶川作秀,卻解決不了校舍倒塌壓死大批學生的官員腐敗問題,反而大抓尋找真相的維權人士。其後毒奶粉事件也暴露中國對民生的毫不關心,卻去打擊受害者。中國可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對科學的最大諷刺。

尤其民族主義蔓延到海外,中國遊客趾高氣揚、睥睨世界;中國移民包圍CNN,刺激了西方國家開始驚醒中共完全背棄舉辦奧運改善人權的所有承諾。他們開始質疑經濟發展是否能給中國帶來民主?香港與台灣自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也從頂峰下滑。2010年10月溫家寶在美國接受CNN訪問大談政治改革被嗤之以鼻。胡溫體制也仍然不脫「拳匪」本質而導致2012年出現大規模反日浪潮。

胡錦濤因為是鄧小平的隔代接班人,所以在江澤民時代戰戰兢兢像小媳婦一樣被稱為「孫子」,即使做了總書記也被江派環伺,所以其家族相對清廉。溫家寶是以作秀掩蓋家族的腐敗,妻子是珠寶大王,兒子千方百計鑽進金融圈,溫裝出親民形象反而令人作嘔。

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經營成本的上升及人口紅利的消退,使中國經濟發展減速,逐漸形成強弩之末。胡溫時代拋出「和諧」的主張,卻是要抹掉反體制的力量,要抹掉所有矛盾,運用的還是暴力,所以和諧被譏諷為「河蟹」,挽救不了大局。

林保華:用鮮血和謊言寫下的百年中共黨史(十之八) 悶聲大發財的崛起(1991~2000)

20211124

悶聲大發財的崛起(1991~2000)

陳雲、李先念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因此江澤民上台後走左傾路線。紀念中共成立70週年時聲稱和平演變已經成為「現實威脅」;他在內部講話中還表示要讓私營工商業「傾家蕩產」。

鄧小平眼看他的歷史地位將被否定,加上陳、李已經行將就木,於是他這位「普通黨員」突然在1992年春節南下,經廣州到深圳,沿路發表講話,鼓吹發展是硬道理,不指名痛批江澤民的左傾,聲言誰搞左傾誰就得下台。當時掌握軍權的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也痛罵江澤民搞形式主義,支持鄧小平,嚇得江澤民表態要改革開放。1992年中共14大,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市場經濟,也要用社會主義政治來箝制,成為國家資本主義。

在發展與市場感召下,許多幹部帶頭下海經商,形成全民下海向錢看的熱潮,社會上形成為爭奪金錢利益而不擇手段的風氣。鄧小平還指示要設立股票市場,如果不妥再關掉。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大事聘請高幹子弟,利用關係將中國的國營企業在香港上市,與貪官污吏分享利益。

江澤民在他的親信、紅二代曾慶紅協助下,在14大也收拾了楊尚昆與楊白冰(總政治部主任)堂兄弟的楊家將。理由是他們聲稱要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圖謀不軌。鄧小平這位偉人還要別人保駕護航?豈有此理,於是鄧把他信任的楊尚昆也踢走了。

楊尚昆雖然執行鄧小平調動軍隊進城的決定,但是他始終同情趙紫陽。楊白冰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期間,軍隊也出現難得的開明狀態,一些部隊作家出版了一些作品揭示過去被隱瞞的軍史中爭議事件,例如西路軍、皖南事變等,最著名的就是報告文學《雪白血紅》的出版,揭出解放戰爭期間共軍內部大量陰暗面,例如慘絕人寰餓死十幾萬人的長春圍困戰。作者張正隆雖然受到中共高層撻伐,但是他與相關人只受到輕懲。

1994年後鄧小平已經神智不清,江澤民開始收拾對他不服氣的北京幫陳希同(市長)、周冠五(首鋼黨委書記),清算鄧小平小兒子鄧質方(在上海經營地產發大財,並與周冠五兒子到香港與首富李嘉誠合組公司上市,李嘉誠不敢不答應)。鄧質方被國安拉走後,鄧小平妻子卓琳一哭二鬧三上吊,迫使江澤民放鄧質方回家,但鄧家逐步退出商圈。而江澤民兒子江綿恆則從上海科學院破門而出經商,一下擔任多家公司董事,成為電信大王。六四屠殺立大功的李鵬家族豈肯示弱?從興建大亞灣核電廠開始就接受外商賄賂的李鵬家族也成為電力大王,後來更在三峽大壩的興建撈取不計其數的利益。種鴉片有功的王震家族則是控制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各個行業撈取利益,一度被認為是最大的受益者。六四後中共的所謂「集體領導」,就是各大家族經濟上的利益均霑。


江澤民兒子江綿恆則從上海科學院跳出來經商,一下擔任多家公司董事,成為電信大王。圖/擷自BBC中文網

一向最有特權的軍隊又怎麼甘願落伍?因此軍隊也經商,因為涉及軍事機密,沒有任何機構敢去檢查而通行無阻。他們甚至利用海南島的特殊地位而進口免稅汽車用船艦走私進入廣東再散佈全國各地。軍隊經商不但影響惡劣,而且勢必削弱戰鬥力,最後由朱鎔基下令禁止,並以其他方式利益補償。

全民下海經商各顯神通引發市場的混亂,尤其金融市場資金緊缺,總理李鵬根本不懂財經,由主管金融副總理朱鎔基在1993年下半年發出宏觀調控令,才避免金融泡沫的爆破。1995年又將人民幣大幅貶值,與美元匯率從1:5.7貶到1:8.28,人為操控10年,不但吸引外資進來,更為中國打開出口市場而成為血汗世界工廠。中國度過了制裁危機,也解決了失業問題。

西方國家對中國操控匯率熟視無睹,因為中國成為跨國公司勾結中國權貴剝削壓榨中國廉價勞力的最大場所。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香港更成為中國改革開放與國外資本市場連接的重要橋樑。

2000年,江澤民於北京接見香港特首董建華,在教訓香港記者時情緒失控,但也暴露了他的內心世界,他說:「每次碰到你們,我總想起一句話『悶聲大發財』,有時候不說話比較好。」顯然香港記者的人多嘴雜顯得很幼稚,不如他老江「悶聲大發財」來得成熟實惠。

中國這時正在靜悄悄崛起,權貴口袋裡已經叮噹作響,但是他們還是遵循鄧小平的教誨繼續韜光養晦。

中共發財是悶聲的,對付異己可不是這樣,而是放手大幹。因為1996年台灣要舉行普選,面對民主價值的威脅,江澤民不惜在1995年夏天於台海進行軍事演習,次年3月總統選舉前夕發射導彈到基隆與高雄海域,撕破了「和平」的假面具。然而台灣在中共武力威脅下,民主已過萬重山。針對美國的武力護台,當時的共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也暗示會核武攻擊洛杉磯,但是美國並未重視這個恐嚇。

為了悶聲大發財,江澤民從「和平演變是最大威脅」改為不同美國搞對抗,1999年北約飛機炸掉介入軍事行動的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2000年中國軍機擦撞美國偵察機,最後都不了了之。美國也就一直放任中國在經濟上佔美國便宜。

也是這個時候,因為經濟制裁導致中國經濟下滑,效率最低的國營企業成為裁撤對象,中共對國企「保大放小」,許多小國企被迫轉讓或破產,增加許多失業人口,社會上也成立各式健身的練功團體吸納被國家遺棄的邊緣民眾,例如中功、香功、法輪功等,他們組織日益壯大,中共感到威脅,不斷取締,終於在1999年大肆鎮壓法輪功,成為六四以後最大的迫害人權罪行。

林保華:用鮮血和謊言寫下的百年中共黨史(十之七)鄧小平設計了改革開放騙局

林保華
2021年11月22日

鄧小平設計了改革開放騙局(1981~1990)

為了籠絡人心,渡過中共的統治危機,中共摘掉地富反壞右帽子,平反冤假錯案;並且推動權力制衡的黨政分家改革。國際上也營造和平環境,否定了「戰爭不可避免論」,不強出頭韜光養晦。設立特區,歡迎外資的資金、人才、技術、科學管理。

外界指鄧小平「走資」,對「非毛化」抱有期望。鄧小平被中共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然而鄧小平沒有對普世價值鬆口,西單民主牆與魏京生對民主的要求都被鎮壓了。韜光養晦並非真心要與西方國家友好,只是謀取利益的權宜之計。鄧小平一直迴避「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後來乾脆禁止爭論以免騙局被拆穿。外界對鄧小平的一廂情願導致西方國家犯了嚴重的戰略性錯誤。

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11屆6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主要是對毛澤東做出歷史評價,確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但功大於過的七三開,拒絕了非毛化,並對「毛澤東思想」做了詭辯,聲稱它是集體創造、集體所有,正確的是毛澤東思想,錯誤的就不是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交給不同時期的領導人來決定,沒有一個客觀標準。

1882年召開中共12大,廢除黨主席制,胡耀邦出任總書記,地位已經降格,大權在軍委主席鄧小平手上。鄧小平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老幹部退休的過渡階段安撫,他自任主任,實權則交給薄一波。廢除終身制,別人退休鄧小平不退休。胡耀邦贊成鄧先退休,然後他退休,觸怒鄧小平,下台成為必然。王震等老頑固藉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攻擊改革開放,陳雲以假藥事件否定改革開放。

鄧小平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四個堅持、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用四個堅持中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道路制約了改革開放。最終改革開放只是偏重經濟領域,政治禁足。四個堅持中的核心堅持黨的領導就是堅持黨的特權,結果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成為特權階層先富起來,藉改革開放與貪污腐敗先富起來,創造了金權結合的中國模式。

隨著改革開放衍生貪污現象,尤其價格改革中的雙軌制易於權貴伸進黑手,鄧小平不是進行政治改革,而是1986年號召打老虎;但是與廢除終身制一樣,鄧小平並不真心。胡耀邦把反貪污指向權貴及其子女,上海市委書記胡立教兒子被槍斃,人大副委員長葉飛上將女兒被判刑,胡喬木兒子也被捕之後,引發其他腐敗權貴家族的不滿,胡耀邦岌岌可危了。

1985年開始,學生陸續上街要求政治改革,反對貪污腐敗,批評高幹子弟經商,包括鄧小平兒子鄧樸方的康華集團,還有薄一波、王震的兒子,就是總理趙紫陽兒子經商也被點名。趙紫陽表示願意接受審查,其他權貴可不是這樣,胡耀邦以縱容學生遊行於1987年1月在生活會上被列席的以薄一波為首的老頑固圍攻而下台,1989年4月因為鬱悶突發心臟病病逝而激起新一輪學生運動。由於鄧小平將之定性為反革命動亂,雙方衝突無法緩解,子總理李鵬宣佈戒嚴後,鄧小平終於調動野戰軍,由坦克領軍殺進北京城奪回被學生佔據的天安門廣場。38軍抗命無濟於事,軍長徐勤先被捕。六四屠城殺了多少人又是黨的機密,至今未解。

趙紫陽反對鎮壓被軟禁至死

趙紫陽因為反對鎮壓,以分裂黨中央罪名被解除職務軟禁至死。由於鄧小平培養的兩個接班人全部「資產階級自由化」,陳雲、李先念兩個元老遂推薦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繼任總書記,原因是他在上海伺候這兩位很到家(陳是上海人,長年住在上海;李在上海有一位小三護士),江在上海封殺改革派喉舌的《世界經濟導報》也得到賞識。鄧小平還被迫交出軍委主席職務,使江澤民的軍委主席得以逐步有職有權。

在這期間,因為香港的新界99年租約在1997年即將到期,英國要求中國表態是否續約。雖然港島、九龍半島是永遠割讓給英國,但是因為新界的發展已與它們連成一氣,無法分割,因此必須打包一起解決。鄧小平決定收回香港,引發居民與投資者恐慌。鄧小平搬出了原先給台灣的「一國兩制」,接連做了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等許多保證要讓投資者放心,例如提出「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開始還說不駐軍、只換一面旗幟,後來再加換一個港督,其他五十年不變,但是後來收回不駐軍的承諾,說要體現主權必須駐軍。

中共藉機煽動民族主義,造謠香港的繁榮是因為中國的支持,然而無法解釋中國支持的上海、北京為何沒有繁榮。鄧小平還大喊:外國人能辦到的,中國人也能辦到;外國人辦不到的,中國人也能辦到。果然香港這個東方之珠後來被中國人毀掉了。

鄧小平提出只要愛國,奴隸主、封建主也可以治港,就是不提民主派治港;鄧小平還3次提及黑社會也愛國。雖然總理趙紫陽向香港學生保證將來「民主治港」,但是最後連自己都保不住,埋下了破壞一國兩制的變數。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香港主權轉移已成定局,因此八九學運香港人密切關注與聲援,因為已不可避免成為命運共同體,無路可退。六四次年的1990年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基本法,內容做了緊縮。在西方國家姑息政策下,香港上了中國賊船,難以下船了。

中國的民主運動雖然失敗,但是風暴席捲到蘇聯與東歐,柏林圍牆被拆除,引發「蘇東波」,東歐共產體系瓦解。然而美國的布希總統對中國與鄧小平還是一廂情願,派特使到中國安撫,削弱了西方國家的制裁,中共乘勢再起。


左起:胡耀邦、趙紫陽。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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