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祭——入选《北大物理百年》

（重写删节稿）

                                    

我的作文被收进了2014年3月出版的《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置于"忆人和事"部分，这部分在2013年10月所出第一版中已收录8篇文章，作者都是教师，第二版增添拙作为第9篇，且我是唯一的学生。全书近95%记录的是北大物理学科的百年史。早先得知拟出版《北京大学物理百年纪念文集》时，即把"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和"方励之学长点滴及其他"二文寄发编委会，倘能作为右派之一编入校友的另类"风采"，认祖归宗，也感欣慰了。拙作被婉拒了。于是我把它们以及"北大物理百年祭"、"再住燕园杂忆"共4篇杂文寄给了沈克琦先生（当年的系主任助理，系领导中唯一的党员，且兼顾学生工作），以明心志。

意外的是《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竟想收录拙文，主编沈克琦先生和赵凯华先生把我的二篇文章删节合并起名《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兼忆杰出学长方励之》发给了我。两先生敢录用右派文章，我自感谢。出于政治临界性，他们对拙文作些钝化自是应该，主编当然不愿引发相变危及全书的出版，想说一些东西，又怕通不过，用心良苦，我当珍视。老先生们是否也有用我的嘴"我是右派我怕谁"来说些话？尤其是方励之事。有人说《北大物理百年》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史记》，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被历朝历代肯定的官方出版物，但也还记录有庙堂不喜欢的人和事。即使从尊重长者言，我也不会拆散两老师搭建的骨架，填充的内容总是有些自由度的，文稿从七千字最终扩充成一万一千字，即由主编交付排版。有学长跟我开玩笑，说我的回忆被收进了历史，成为历史老人了。2014年2月24日两先生发我的第一份电子邮件中谬夸奖道："发来的四篇文章，我们拜读后觉得实事求是，有说服力，感人，且有文采。……您所写'百年祭'，意见是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在职领导有困难，请谅解。 克琦  凯华"。两位师长十分谦逊，直叫我诚惶诚恐不敢领受，这自是北大物理厚实长者对后进学子的鼓励。

《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和第一版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反右"的叙述，例如：

①将第一版中的小标题"1.反右运动"改成"1.整风与反右运动"，后者是官方的正式称呼，历史著作自应采用官方说法。当局领导反右的机构叫"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它和中共处理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二块牌子一套班子，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兼任。毛泽东发动反右后不肯具体干活离京到南方逍遥去了，他把反右的领导事宜交给了邓小平。那段时期全党上下已停摆日常事务全力以赴干着反右事，称谓上却偏要戴顶整风帽子以遮盖光秃秃的反右脑瓜。此外，第二版在这个标题下正文开头处添加了约一千一百字的反右背景介绍。

②叙述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第二版增加了"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讲话存在一些基本问题：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显然，谁是右派，最终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说了算。"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混淆了两类矛盾，反右滥觞在毛泽东。

1957年 5月2日--12日，全国召开了28250多次会议，提出了37万2345条意见、建议。毛泽东在"情况汇报"上批示道："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冈山？"顿显好龙叶公的恶意。反右伊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纷纷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很不理解。李济深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毛泽东岂肯改弦更张。

③在"1957年春……党中央号召大家助党整风，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后，第二版增加了"毛泽东……提出，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为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毛泽东责成邓小平找高等学校党委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会座谈，对有职有权和党委负责制的问题征求意见。"这又是个"引蛇出洞"的典型案例，后来凡步毛泽东后尘提及教授治校的各校师生统通被打成了右派。直至今日，大陆校园里仍听不到教授治校的议论声，反右余害犹烈！

反右把55万（已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约130万人打成了反革命，从头至尾这是由一个政党出手干完的，没有打出人大、政府或公（安）检（察院）法（院）旗号，各级行政机构也无权干预。反右之后，中国大陆知识界周天寒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后在现行宪法（1982年版）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他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显然，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违法执政、篡权执政，它违反了公布不到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版）的基本精神和多条法令，尤其是其第87、88、89、90和97条。例如，第87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事实上北大的反右一开始就把企图享用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的学生抓了出来，并被定为了极右分子；北大的学生右派都是轻信了"言者无罪"而犯的"言论"罪，像我这样没有言论的分子还是"思想"罪：反右后期我主动上交了日记本（一个人的日记是其内心的独白，不像"雷锋日记"那样写出来是登在报上教育别人用的），以让组织了解我的真实思想，当时他们对我不感兴趣很快就退还了，但是半年多后定我为右派时主要"罪行"却是断章取义于我的日记；再如第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右派分子甚至在戴帽前就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即使是反革命刑事犯也应由公安机关刑侦犯罪事实、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法院判决定罪；学生右派的学籍当由学校行政而非校党委确定。宪法不应该是好龙叶公手中的宣传工具、统战工具，既经公布，任何个人和政党都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法。

④第二版有如第一版那样指明，毛泽东在1957年6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出现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在2月27日的讲话中不存在，是"大鸣大放"之后加进去的，紧接此处第二版写道"在批判前面鸣放时期的言论时，却与此六条标准挂钩，上纲上线，甚至歪曲原意进行批判，造成种种冤案。"

有人知晓北大学生的传统作用，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直接沉入北大学生转告其讲话，要我们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以助党"除三害"（清除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恶行）。话已说得如此激越如此恳切，显是昔日的北大校友今天的伟大领袖披肝沥胆之言，热血沸腾毫无机心的毛头小子们怎能不激动万分积极响应。北大党委更适时提出："能不能提意见助党整风，是检验一个大学生爱党与否的试金石"、"提的意见即使百分之九十九是错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正确，我们都欢迎"。于是，1957年5月19日起北大校园里贴出了遍地大字报（此后，5月21日章伯钧提出了"政治设计院"，22日罗隆基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6月1日储安平的发言被说作是诟病"党天下"，北大之举也引发了其他高校和全国的鸣放。北大学子打响了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第一枪，其后则受到了最惨烈的迫害），20天后北大的左派们用那可任意发挥的六条标准把大批略具独立思考精神的学子打成了右派。从1957年起，中国的右派、左派定义已颠倒了普世共识。

专制主义者深知，对人民群众，首先也仅需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首先也仅需是再其中的右派分子，把你开除出"人民内部"划你为不是人的阶级敌人，蒙上层外皮、安上条尾巴，先变你为畜类，再行"改造"。人格上侮辱，精神上摧残，形象上萎顿，生活上煎熬，逼你跪在众人面前扇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混蛋，脱胎换骨迷失自我。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是制造仇恨，挑唆厮杀，今天张三斗李四，明天王五整张三，就我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叫你们个个斯文扫地，一脸灰土。

⑤在"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中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居全校各系之首，也居全国物理系之首。"的后面，第二版增加了"尤其北大物理系54级被划右派的学生人数竟达20%，灾难之重，无与伦比。"我在被"再补课"为右派前是这个灾难之重无与伦比的物理系54级的团总支书记。1958年早春时节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派其宣传部长杨述，到北大临湖轩小会议室召开确定物54级右派名录的会议，他在一张物54级新任党支书提交的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划了条黑线，把我划成了北大最后一个正式戴帽的右派分子。那时我所在的物54级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小班已进入毕业学期，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暑期毕业时分到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不知这是否当时物理系有权参与处理右派及毕业生分配工作之人对我的同情和照顾，我当感谢。殊不知，"右派分子"本就是顶压死人的帽子，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何况是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时期，总是首先拿我们这些"分子"开刀。1968年乍暖还寒时节"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中文系54级学生林昭（1958年1月被"补课"为右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惨遭枪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在北京中关村的科学殿堂里也被迫抹颈自刎了。有如癌症患者已历十年痛楚岂可再俟，当以命抗争卫我人格尊严。颈总动脉断裂半厘米、只有一边的一点点皮还连着，鲜血染红了挡在床边的一床棉被，可能吧头颅无力下垂后盖住了血管、垂死挣扎时蹬落了挡血棉被后被起身小解的室友发现了，二次偶然十分侥幸地被阎王老儿踢回了人世间，连死也不得自由。远在家乡一中学任教的发妻却命丧了黄泉！妻参加了受空军支持的一派，苏州大规模武斗后归受陆军支持的另一派掌控，她在任课学校被隔离审查了。我在京自刎的凌晨组里即派2位大员（其中之一是和我同年来所的南开大学姜姓毕业生，后来入党做了官）到苏州外调时对妻说：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揭发他的一切反动言行！一声催命的"出事了！"使妻当晚就跳井追我而去了。其时，我却还在鬼门关上转悠，生死未卜。喜爱风雅的吾妻当年曾将新房安置在古典园林网师园的"小姐楼"，夜深沉，月色如水，全园仅剩我们两人，有如一对精灵携手迤逦于透彻澄明的庭院，如醉如痴地耦语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谁知竟一语成谶！此中伤痛谁人可言！他们竟逼死了我的爱妻！左派要员哪能理解我们夫妻鹣鲽情深，世界还有真情在。我们刚相识时她就知晓了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在那政治畸重年代我自知地位低下，自杀前己写有离婚书还妻以自由，但我仍低估了妻的爱意，她竟那么在乎我这个右派丈夫，对妻的自尽我也有责呵！我死不足惜，祸及发妻非我所料，伯仁虽非我杀，伯仁由我而亡，痛心不已呵！至今，我挣扎着又苟活了近五十年，对前妻却如苏轼悼亡词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呵。如此殇逝，怎生忘怀！至今我家中仍悬挂着篆体"不思量自难忘"横幅，以顾念发妻，也念及右派一代的苦难人生、知识分子一代的的苦涩生涯，为我民族。

林昭也是苏州人，谁言吴侬软语发不出铿锵之声不蕴含刚烈秉性！

杨述奉命来北大原是为阻遏北大基层党组织大划右派以邀功请赏的疯狂劲头，不料他竟把我用作了安抚这种疯狂劲头的补偿品。此前我没有写过大字报、旁听大辩论时也没有发过言，到不是我有多高"觉悟"，只是觉得自己是团总支书记，总得讲点"组织性"，一开始我就陷入了林昭所说的"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之中。我们那时候，学生工作全由团组织承担，没有班主任，没有政治辅导员，党员同学的学习非常吃力，他们只是到政治运动时才起作用。记得何人睡何床位也由我划定，以使功课好和差的同学相搭配，"不使一个阶级弟兄掉队"。在杨述所划那条黑线下面紧挨着我的，是和我住在同一房间的霍姓同学，1993年他戴上了院士帽子。一线之隔，院士和右派，天上地下，碧落黄泉。赵凯华先生曾找这位院士同学及我级另一同学（1991年院士，曾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十年，非党非团员，又一另类）核实过物54级反右情况，可见物理学工作者学风之严谨。

⑥第二版在"1.整风与反右运动"小节正文最末自然段开始处增添了"这些被划右派的师生许多是关心政治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有些是党团干部。他们在大鸣大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经过深入的思考，发表了有助于整风的改进工作的诤言，许多意见即使按二十年后官方的观点看也是正确的。例如惨死在狱中的刘奇弟获罪的大字报是'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而1980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为胡风平反。又如王书瑶获罪的大字报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20多年后邓小平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猛烈批判了'高度集权'，虽然没有使用'是危险的'这个词。"（刘奇弟是物54级学生，1957年秋遭逮捕判刑，1961年冬在黑龙江省兴凯湖劳改农场五分场被塞进了狗窝般大小的"小号"，零下三十多度，被活活冻饿折磨致死！王书瑶是物55级学生，1958年春由警察押去"劳动教养"）。其后则是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皆有的"反右运动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起了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巨大作用，对北大物理系学生的伤害尤大。一大批品质优秀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师生受到了重大打击，许多人因此坎坷一生。其中有的人在逆境中奋起，仍为我国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反右运动'不仅使一些优秀人才个人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对于国家也是不小的损失。"（第一版中没有"身心受到很大伤害"这句话）。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主流本是"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大学不应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的是其中最活跃最激进的先锋队——北大的莘莘学子。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没有了自由的思想，没有了批判的精神，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失去灵魂，仅余躯壳，还算什么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戴着眼罩受人驱役的老黄牛，一堆供人拧紧的螺丝钉。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民族也就趴下了。毕竟还有林昭这样的北大人"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是这批梗着脖子的热血青年继承了"五四"前辈的反封建传统，不肯称颂秦始皇。历史不可欺，北大已经、将更会以有林昭为代表的右派分子而荣耀，是右派分子站立在血泊中艰难地高举着北大的传统旗帜，高举着民主和人权的大旗，抵死抗争，延续着民族的不屈血脉，以待后人。谁能告诉我，北大右派中有多少人受戮刑场，有多少人瘐毙狱中，有多少人夭逝于逃亡路上，有多少人饿死在农场，有多少人累亡于工地，有多少人不堪羞辱自杀身亡，有多少人了无他言以死抗争，有多少人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北大东方语言文字系主任、反右前夕刚转正的共产党员季羡林先生说他是"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的，后即兼任了北大工会主席多年，直到"文革"期受冲击，有了切肤之痛，甚至萌生过自杀念头，于是在《牛棚杂忆》里季先生写道："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这些话季先生多次复述过，例如在2000年8月31日为《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所写序言中一字未改地抄录了一遍，其后并加有"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个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顺便说说，季先生说右派都是真正热爱党的人，是否有点偏颇？这句话可能只适用于被划为右派之前，至少是学生右派差不多个个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才被、已被培养成右派分子了。

⑦在"1.整风与反右运动"小节正文的末尾，第二版还加了几句话："至今对当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只给予'改正'（改正谁犯的错误？），并未正式平反，这是不应该的。"于是官方史书之一第一次质疑了右派"改正"之荒谬，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应为反右运动平反！到1980年北大右派"改正"工作结束，官方宣布共改正了716个右派，包括林昭、刘奇弟等被杀害者。716仍少了，因为二三十年来，很多右派失踪了，下落不明，找不到了，家属又不愿主动申报（直到今天很多家庭仍认为家里出了右派是不光彩的事，也有人担心曝光后会影响子孙前程），这些右派未予改正，自是没有统计进改正人数。更主要的是，"大跃进"后不久，很多人认为反右不大光彩了，于是从中共中央起各级党委都在尽量少报右派人数。

既然北大没一个人应划为右派分子，为什么还要说北大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呢，你们的形式逻辑思维能力怎么低劣得如同白痴？基数是0，100%搞错了，那还叫"扩大化"？没有立足点，从哪里"扩大"呢！怎能如此矫情。即使是716和0相比，也是无穷大，已经是无穷大了，还扩大化到哪里去！北大党委中竟无人具此数学常识？以前你们常说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而无所畏惧，现在你们畏首畏尾不敢讲出事实而去掩盖真相、捏造数字，是否已沦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了？只给单个"分子"改正，即使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偏偏就是不肯把"反右运动"平反，这其中是否还包含着什么"阳谋"诡计？风起于青萍之末，北大一向是开风气之先河的呵。这也是为推动安定团结，以建设和谐社会。

近日观看了新编历史剧《琅琊榜》的电视连续剧，演义了皇位继承人顺应民意逼迫视"天下者朕的天下"的梁武帝下诏重审了他亲手制造的冤假大案，给了遭害的国家栋梁以平反，剧中人说这和太子接位改朝换代后再予平反的意义不一样。

我已年过八旬且已身患绝症，现还存世的右派都遭受过深重的身心摧残，我们都已"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难道定要等右派分子都死光了才肯予以平反？有些人的手法是从不提起，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右运动，就此掩盖过去，不了了之。

《北大物理百年》的初版和第二版都专门辟有北大物理系的"右派名录"。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其他大陆出版物中是否也列有右派名录，反正我没看到过。有了名录，就得知了右派人数，即可计算出一个单位的右派比率。事实上，至今"右派名录"和右派人数仍属"国家机密"！虽然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按规定绝密级不超过30年、机密级不超过20年、秘密级不超过10年，不知道60年前大操大办大喊大叫公开推行的反右运动属什么密级。北大物理系的右派名录能予公布纯系偶然，这有赖于沈克琦先生的特殊身份，这位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老师是离休党员且担任过校领导，凭此过硬头衔才得以查阅和抄录出右派名录，并予以公布。

笔者认为，议论反右事，应突破右派分子和同情者圈子，扩充到中派、甚至左派中去，以穿透人为藩篱让更多的人知道反右真相。2015年1月《北大物理百年》电子第三版上网，只改了些姓名，下载地址是：http://pan.baidu.com/s/1i347wG1。为节约计没有重新制版，纸质的只有第二版的多次印刷。

1954年我们入学北大物理专业时原定是五年制，1958年部分功课好的同学被"拔青苗"去了中科院物理类研究所，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小班也改成了四年制。也有人凭"政治"好搭上拔青苗班车。物54级一王姓同学，反右后期接任了年级党支部书记，他不顾同窗共读三长载的情谊把多人打成了右派，年级学生干部则全军覆没（原党支书在"再补课"期我之前已被戴帽），这位年龄畸大功课奇差的同学1958年留校做起了政工干部，不久即担任了物理系和数学系合办的计算机系的党总支书记，后为党委书记，直至退休。我无意追究他的反右责任，但是2013年北大物理百年纪念活动时我曾单独跟他聊起临湖轩小会议室事，此人竟满脸鄙视不屑作答，重现了55年前的嘴脸，令人寒彻心肺，再次伤害了我，虽然他的下属早已向受害的右派同学作了诚恳道歉。中文系54级右派张元勋在其《北大一九五七》一书中引用了195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文章："北京大學物理系、中文系、西語系一九五七年的'廢品率'也達30%以上。"此处所谓废品率指学生右派率，30%是言过其实了，却也表明物理系右派率确居全校首位。王书记反右夺冠立了头功当予奖赏，他为保卫自己的反右战果，55年后到2013年时竟还是那么一脸的"伟大光荣正确"！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做起了当共产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国梦，为此他更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阶级矛盾己基本解决的结论，部署了如何"引蛇出洞"以剿灭可能反对他进一步专制化的唯一社会力量——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使毛泽东的淫威大增，直接派生了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饥荒，其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从国家统计局在2005.01.07 16:43:05公布于www.stats.gov.cn网站上的报告《中国13亿人口日特稿：新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不难推算出1959—1961年三年饿死了4760万人。四年大饥荒，中国饿死的人不下六千万，已远多于历朝历代有记载以来中国受灾饿死人的总和！周恩来千方百计揍钱从加拿大购买了一船小麦运回途中，被毛知晓后下令改变航线去援助"反修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毛死后援阿物资少了，阿国立即反目，一群酒肉朋友。这边大规模饿死人时，阿国每人每天却能喝到一瓶牛奶，中国也十分紧缺的拖拉机等设备援阿后露天堆放着在生锈。中国一向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反右腰斩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终止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其后更是把有效的生产活动排挤出了日常活动范畴，整个国家处于疯狂的"革命"状态，直至毛泽东驾崩。事后，官方也承认国民经济已达"崩溃的边缘"。物资奇缺，百姓所有生活用品甚至妇女月经带都要凭票供应，1977年恢复高考时连印考卷的纸张也凑不齐，要挪用印毛主席著作的纸张。毛泽东死后二年的1978年，虽然大规模进口了粮棉油，但该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低于反右开始时的1957年，人均棉油量更是远低于1957年。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变成2.5%，掉了将近一半（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是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8%）。期间，周边的日本腾飞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也跃进成了亚洲四小龙。这一切难道不是滥觞于反右？毛泽东谋杀了"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右派，谁还敢说个"不"字！

反右对中华民族更深切的伤害在精神层面，中国几千年来讲究"君无戏言"，一国元首公然对百姓"钓鱼"、"引蛇出洞"史所未闻，实为阴谋撕破脸皮后还强词夺理说作是"阳谋"！1957年的"阳谋"嘲弄了诚信，冲垮了中华道德底线，践踏了国人信念。诚信乃国之根本！从反右开始的作假之风从政治渗透进经济，由官场扩散到民间，全社会作假成风，互相欺骗，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伤天害理。反右对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实是社会道德大沦丧，虽是无形却威力无边后患无穷。

    近日，中央电视台新辟了"家国栋梁"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辟有"天下英才"，它们在为知识分子张目，不知能持续多久。只宣扬正面形象不平反反右运动能使人气顺吗？国家正气能树立起来吗？满社会的弄虚作假能压制下去吗？反右时毛泽东的"阳谋"滥觞了中国的坑蒙拐骗，源不清何以清流。知识分子是相对于无知识分子、至少也是少知识分子而言，难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由无知识分子或少知识分子领导？即使改朝换代时造反队伍里也要重用"军师"。更根本些说，人类发展的动力来自追求更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是提升生产力的原动力，怎能把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知识没有原罪！那是领导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反右运动乃是追究拥有知识者的原罪，为什么不能彻底平反，为什么还要掩掩盖盖？就为了保护王书记那样反右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们？不批判和肃清反右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一旦有人认为时机成熟又有"必要"了，会不会纵横捭阖再发动一场"反右"？上有所好下必甚矣，蝇营狗苟之辈难道不会食髓知味再次弹冠相庆卖友求荣献媚邀宠而趋之若鹜？我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子孙再遭反右式迫害，我们不愿看到使北大元气大伤的反右在燕园又一次上演。再也经不起那样的折腾了，再也不能以言治罪了。巴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卷首语中说："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直到今天，反右运动没有被否定，更不要说痛加针砭了，呜呼！《琅琊榜》里是当朝厘清了忠良沉冤的，借古喻今，人同此心。我死之前能否看到对反右运动的平反？这才显示出尊重知识及其分子的诚意。反右伊始，毛泽东挟持中共绑架了国家，把中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哪来什么"到处莺歌燕舞，风景这边独好"。八国联军、侵华日寇、反右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伤害近代中国最烈的四大事件？前二者是外寇入侵，后二者可是中国人害中国，自作孽不可活！难道不应该全民大讨论以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学习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所唱"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毛泽东就最注重 "群众路线"嘛。                       

（全文终结，2017年6月8日）

吴戈：中國國防科技如何創新

中國海軍不斷提升軍備，部分創新只屬技術構思，已令一眾軍迷亢奮。

筆者上周剛說了中國軍工亦步亦趨，投機取巧，就看到海軍工程大學艦船工程系艦船性能教研室董教授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新──能在水面、水下快速變換的作戰平台。鑒於中國軍迷對它堪稱震撼的評價──「航母編隊新利器」、「顛覆傳統海洋作戰理念」，「將讓核潛艇成為歷史名詞」──實在有必要一探究竟。

原來，這種「常潛式海洋攻搜作戰平台」的核心創新不過是船體設有壓載流道，靜止或低速游弋時海水會灌入，充當壓載水，達到總排水量一半以上船體和上層建築的大部則浸入水中，航速增加時流道內的海水被引出，加上船底動升力，船體被抬出水面，可高速航行並發射武器。

水面艦艇如果能隨時潛入水下，當然能增強（針對水面雷達和光電等探測手段的）隱蔽性，向這類方向創新當然是好事，可也要注意，這個創意並不新鮮，南美毒販早就用土製的半潛小艇躲避美國緝毒力量的搜索了，對軍艦無非是其性價比如何的問題。

從技術手段的創新上看，該項目無非是提出了一種壓載水快速動態充/排的途徑，但必須於航行中實現，且還要輔以船底動升力（不就是水翼艇嗎），可見充/排的使用條件受限，速度也較慢，於小型船艇上尚有快速上浮/下潛之效，可研究者的目標竟又吹噓到排水量數千噸級的巨艦。大型潛艇的使用經驗是，無論是暴露後需快速下潛，還是有事需快速上浮，如需借助在水面依依不捨地滑行相當距離才能完成，早就誤了卿命。

歷史上，二戰中日本就大膽嘗試過潛水航母，直到最近俄羅斯還有人提出用冷戰遺留的怪獸──「台風」級核潛艇改裝潛水航母，但都因為潛水的特殊要求而嚴重制約了航空性能，成為不倫不類的「雞肋」或空想。董教授的項目也必然存在水面/水下性能兼顧造成的兩難，前蘇聯時代發展能在水面超低空長時間節能飛行的地效飛行器的經歷就是經典教訓，這也是該項目2010年提出時就遭到國內專家否定的原因。

雖然現在的報道美其名曰「這沒有動搖董教授堅持原創新船型的想法，2013年最終成功申報並圓滿完成了總裝『新型快速作戰平台』項目」，其實翻譯過來或許是「經過百般活動，利用某種力量成功推翻了專家中間佔多數的否定意見，強行拿到了立項和經費」。這在中國國防科研領域實在是保留曲目，從明明已被證明局限和代價嚴重的地效艇、大型水上飛機還依然被社會和領導們高度重視，就可知這種評價體系的扭曲。

更可怕的是，弄個新穎但不實用的原理拿了錢、得了獎、立了功，在應用上不妨低調一點，以免牛皮破了不好收拾。比如這種設計搞成「9XX型搜攻潛艦」，完全可以吹成應用了最時髦的美國「網絡中心戰」理念，效仿ACTUV（反潛戰持續跟蹤無人艇）項目，簡化自身，利用數據鏈網絡和外部情報支持，在遠洋長時間跟蹤敵方潛艇。

其實董教授可能也不是沒這樣吹，然而他自己和抬轎的記者、軍迷偏偏太貪婪，又非要吹噓這種艦「全能（對空、對海、對陸、對潛）、高速（包括水下）、可隱身、大噸位，在國際上具備領先地位」，還附上了想像圖。

這些圖顯然連自己畫都懶得動手，直接抄襲國外70年代就層出不窮的「武庫艦」概念。其巨大的噸位和大量的導彈立刻讓一知半解的軍迷們高潮迭起，什麼「搭載的大量武器只能證明其攻擊能力強悍，依靠其強大的聲吶性能和其他艦艇的數據信息支持，其搜索能力也不容小覷」。一股子前蘇聯海軍「載機巡洋艦」的疊床架屋之感撲面而來。

一旦開始自吹，中國人就基本喪失智商。「如果055（大型驅逐艦）是趕上國際水平的話，那麼它就是超越，接下來的路就只能我們自己探索了」，還高處不勝寒起來了；更有網友一針見血「可悲呀，為什麼國家開始創新了，反而有些人開始說風涼話了呢？你為國家做不了貢獻，還在這裏否認別人的成果」。

可是，睜眼看看吧，除了ACTUV，去了解一下美國的SHARC（搭載傳感器的長航時無人水面艇）、 「空中拖曳式海軍系統」（TALONS）等項目。與中國這種什麼「常潛艦」相比，高下立判。這些項目有的也利用的是早已提出的傳統思維，但一來明確承認局限，揚長避短，二來傳統思維的創新應用，前提是關鍵技術的全新突破。中國人言必稱彎道超車和顛覆性技術，你當然可以搞沒有翅膀的飛機，沒有履帶的坦克，但你的實現途徑在哪裏？

途徑八字還沒一撇，就「全能」、「國際領先」和「超越美國」起來，怎麼堂堂一個大國，混得跟伊朗、朝鮮一個德行？

——东网

海森崴：北京對港悼六四人數減的憂慮

分裂勢力令中共更感到擔憂，原因之一是分裂勢力會製造恐怖暴力事件，動搖社會穩定。

香港是在中共管治下唯一可以自由悼念六四的城市。自九七回歸後，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悼念晚會都令北京感到頭痛，北京一直在想方設法要令維園的燭光一年比一年暗淡，盡早熄滅。今年維園六四悼念晚會主辦方聲稱有11萬人參加，是2008年以來最少的。可是，北京並未為此竊喜，反而心中暗自憂慮。因為維園六四晚會人數減少，不是因為愈來愈多香港人認同北京，而是港獨思潮在發揮作用，令香港人愈來愈不認同國家，尤其是年輕一代。

在北京眼中，到維園參與六四悼念的香港人，雖然痛恨中共，恨不得把其拉下台，但起碼認同中國人身份，認同中國是其國家，有基本的共通點。然而，港獨者卻是要將香港割離中國，成為獨立的國。

在當前中國國力如此強大，中共自信滿滿，對於那些恨不得將其拉下台者，只是視為一班不自量力的幻想家，他們會添麻煩，但不會致命。相反，分裂勢力令中共更感到擔憂，原因之一是分裂勢力會製造恐怖暴力事件，動搖社會穩定，當中疆獨組織就是一例，叫中共頭痛不已；其次，分裂勢力會勾結境外勢力，動搖中共管治權威和根基，說得難聽一點是隨時「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所以，當前中共最憂慮的是分裂勢力，多過那些高喊中共下台的愛國不愛黨份子。

在近年的香港維園六四悼念晚會，年輕人已成為最重要的力量。然而，自佔中後，港獨思潮在香港年輕人中迅速蔓延，愈來愈多年輕人認為六四是中國人的事，與香港人無關，拒絕再參與六四悼念晚會。在今年六四前夕，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更發表題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聲明，指「時代交替，愛國情懷消散殆盡，本土身份認同抬頭，對新一代而言，六四之意義所剩無幾，而本土社運才是他們的政治啟蒙，雨傘運動的公民覺醒，魚蛋革命的勇武抗爭，深深感染年青一代。我們應先以港人本位，聚焦於近年本土社運，以至本土歷史如香港保衛戰、六七暴動及九七主權移交；我們應立於本土之先，而非自困於六四之死胡同，方可於討論中找尋出路。與其將一個承載著愛國民族情懷的六四，作為港人年度政治活動、民氣聚集之時，霸佔港人之共同記憶，倒不如撇除愛國情懷，建立真正屬於港人的政治活動，將本土思潮注入港人之議程和願景之中。」

回歸20年，香港不但沒有培養出認同國家的年輕一代，反而孳生了港獨思潮，竟喊出香港要脫離中國，這是北京始料不及的。因此，縱使今年維園人數少了，北京也沒有為此高興。這種心情是尷尬的，矛盾的，也是真實的。

正如香港特首周二（6日）在回答記者關於學生不參與六四悼念之提問時，答曰：「有年輕同學由於對中國人身份認同，表示不悼念六四，我相信只要他們能夠深思一下，知道香港是中國一部分，香港絕大多數市民，包括大學同學都是中國人民一份子，無論他們怎樣想，國際社會都會看待他是中國人。」自己打從心裏就不想學生參與六四悼念活動，但還要批評學生不參與的理由，這是何等的尷尬。

除了眼前港獨思潮蔓延的憂慮，北京心中還憂慮香港當前這班年輕人，在30年後就會進入壯年，成為香港社會主要力量，屆時香港亦正好面對回歸50年，一國兩制是否再延續下去的問題，這班人到底將如何抵抗北京？

所以，自此之後，維園六四悼念晚會人數之多寡，在北京眼中都會有兩種解讀。但是，結果只有一個——嚴厲打擊港獨。

——东网

曾伯炎：64罪孽，能消陨于强制忘却吗（附：北京64血案对比成都“49血案”）

64罪孽，能消陨于强制忘却吗

89,64血债的罪孽，这共产极权的重大负资产，岂能重刑关押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见证人刘晓波，就咽住喉？通缉学生首领王丹、周锋锁等，便封住口？江泽民将抗拒镇圧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囚禁到死，就可消声灭迹了吗？

28年前，那20万军队血洗北京，这屠杀，可比史上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的屠城，而这次屠杀的，尽是当年公车上书的大学生文化精英，与民主觉醒者呵！凶狠地屠戮，既震惊全国，也震惊刽子手自己，还震惊全世界！

尽管，天安门与长安街上的血迹与弹痕，除净灭净了，世界各囯记者镜头留下的现场记录，天上卫星摄下的恐怖血腥，仍在档案与世界传播，还陈列于展览馆，并宣讲于课堂。诗人廖亦武以"大屠杀"为题滴血写的诗，仍在光盘与书籍传播，只身挡坦克群那汉子的照片，已成震憾世界的64图腾，永垂千古，还活着失去双腿的北京体院方政，仍在海外控诉那场镇压的野蛮与凶残！

亊后，邓小平与陈云看中江泽民接班，是看中江在上海镇压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坚决，选中胡锦涛掌印，也看中他镇圧拉萨藏人毫不手软。且策划他们红二代的梯队来接班掌权，认为：就可保住他们祖坟，不会遭挖了。

但邓小平还是恐怖自己罪大恶极，叫撒自已骨灰下海。到今年这2017年，邓陈两人的策划，岂不仍落空了吗？因为有决定：全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的宗祖坟与宗主祠，已决定挖除。要恢复历史真象：十月革命，非革命，而是十月政变。革命导师列宁非导师，真实身份，是领德皇威亷5千万金马克的俄奸，用他颠覆俄国沙皇与克宁斯基与孟塞维克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对共产极权镇压的无辜者平反，为冤死的政治殉难者竖紀念碑，如耶路萨冷的哭墙，在莫斯科建一座悲伤墙。

这不是彻底地挖了共产极权主义与制度的祖坆，邓小平与陈云的策划全部落空了吗。祖师列宁、史大林的坆已挖，其中国的徒子徒孙的坆还能永保不挖吗？

这还是前共产党员现总统普金与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签署的决定。并已进行着将在今年10月7日前落成。

这破天荒的亊说明：罪孽，不可能按罪犯的意愿，任意篡攺与毁灭其罪证，便逃过历史公正的审判，即便正义迟来，中国古训说的：天道好还，顽抗到底，也是徒劳。

64镇圧留下的罪孽，就是在当今中国，也掩不住，隐不了。28年来，眼前我们仍看到：

丁子霖教授等天安门母亲，丧子之痛，永凝于心。今年母亲节，他们又发表声明：对他们监视、骚扰、恐赫及不准去坆前祭拜的白色恐怖，发出怒吼的抗议！

在成都，当年绝食天安门的北农大学生陈云飞，头上受伤缝了8针，伤口愈合，心上的伤口，仍未愈合。他的64情节，使他成了窦娥喊冤，又如祥林嫂说儿子被狼吃掉，那么去诉说自已同学被杀掉，他对天安门杀戮的反抗，写成两句话："仆人，别对主人动粗"做成标牌，背在身上，走过衙门。他将"向64遇难者的母亲们致敬"花钱登在《成都晚报》广告栏中，惊动北京上层，风传全世界。显然，共产极权的强制忘却，陈云飞就以行动戳破，证明无效。

陈云飞是64镇压的受害者。隔了28年，下一代青年，如四川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张隽勇，仍未忘记89，64这血债，他们在陈云飞用广告效应提醒64又10多年后，继续推出"铭记八酒六四"的酒商标，接过不遗忘64的接力捧，再掀起对64的记忆，引大洋彼岸纽约的胡平先生也喝采：为有这么顽强坚持64真象的四川老乡骄傲，并著文称赞。

看来，权力者们发的豪言：杀20万，稳定20年！认为自已可垄断一切，请问：你们想一屁股坐灭天安门血泊，不是坐在火山口上么，从此，就再也稳定不了呀！

从这20多年上访的冤民如潮涌，被拆迁被夺产的平民，到下岗被夺职的工人，挤滿条条上访路。近来，又添民办教师不说，还有上万转业军人请愿，神出鬼没包围了军委大楼。而习近平两次出访美国，也遭鸣冤访民围阻，这些亊实证明：所谓稳定20年，不是又落空吗？你们的暴力，正是制造不稳定的发动机呵！

最近，暴出一新闻，是原武警司令王建平的，他是镇圧天安门学生立功将领，晋升上将与军委副总参谋长后，几月前，因贪腐被捕，成为继郭伯雄、徐才厚又一军委上将落马。审查中，他磨尖筷子戳入动脉血管自杀。岂不也是对他64罪孽变形的惩罚吗？相反，那拒绝受命领军去镇圧学生的38军军长徐勤先，官运毁了，不仅人格高尚了，退休后日子过得极快乐哩！王建平的身败名裂，徐勤先的格高名馨，不仍证明：老天有眼吗？

极权者梦想垄断舆论与信息流通，便可割断人的记忆，使人们忘却六四血债，在北京，我发现人们追踪袁木的故事，有如犹太人追踪纳粹的再现，十分有趣。

袁木者，何人？出身新华社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也。他在邓小平屠杀天安门请愿绝食学生后，卖弄他巧舌如簧唇舌于多次记者招待会上，矢口狡赖杀人，举出证据，他赖不掉了，又在被杀的人数上狡辨。敷衍中外记者很卖力，帮刽子手逃避罪责很效忠，比今日喊绝对忠诚口号官僚，吊诡多了。据说：他这么无耻，是想以此获得中宣部宝座，谁知，他仍然是用作去抹天安门血泊的工具，如抹布用后，就抛弃了。他的企图仍落空。

可是，袁木这人，就总与天安门屠杀联系起来，人们对天安门罪孽的不忘，也就对他这64的辨护士不忘，不准人们对镇压学生发怒，难道可禁止对袁木义愤吗？袁木走在街头，便成千夫所指的坏蛋，鲁迅可横眉冷对千夫指，袁木只有低眉萎对众人责了。他悄悄地搬了家。可是，他那张脸难逃众人眼睛，有人在他门上写出：袁木住此！吓得他再搬家，仍逃不过民众眼睛，因为帮主子文过饰非，落得一个耗子过街的下场。〔袁木的下场，颇值得今日5毛参考〕直到近来，有人发现他躱在美国，又像以色列人发现纳粹在阿根廷那么暴料，笔者就见他这鼠辈在网上曝光！64镇圧28年后，袁木这狼狈象，不是他为虎作倀的后果吗？

从人们对袁木之穷追不舍，不也说明：专制者逼人们遗忘89，64这血债，多么困难！

比64血案更早几十年的台湾的二,二八血案，笔者见陈仪造此罪案时，马英九还未出生，可他在总统任上，还在低头为前人认罪赔罪。韩国的光州血案，也是同样的忏悔。只北京的64天安门血案，想混过抹过。竟然，有谬论反果为因，称镇圧带来经济繁荣。实是镇压不仅造成孤立与封锁，且促左倾出现经济困窘，直到邓小平看见当年整他那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重临他头上，才以南行讲话和发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再遇美国打伊拉克，目标转移中东，方暂解中共之危，获GDP发展之机呵。

杀人可杀出经济繁荣的生产力来，这种经济学，可能只是老毛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谬论的翻版。当年，只见杀与斗破坏生产力，破坏到文革，称国民经济崩溃呢。

杀人的64镇压，只告䜣世界：中共自已撕下那张人民子弟兵的皮，哪有人民子弟杀人民的，裸现出法西斯党卫军的本质。且在今日反贪中，再暴露为：他们从匪军变腐军的过程。

其实，历史罪孽，往往是造罪者比遭罪者，更紧记难忘。他们总想弄些掩盖罪孽的手段与诡计，却是再造新的罪孽，毛泽东不正是这么在文过饰非的顽固到底中，堆垒出罪孽圧得他丧失攺错的机会与勇气吗？他用军亊手段指挥经济工作，把大兵团作战变为全民炼钢，树木砍光，农田丟荒，饿死数千万，还想以文革来抹掉罪错，结果，铸成更大的罪孽，对文化的毁坏，造成3千年未遇的大浩劫。

毛泽东留下的罪孽，既在物质世界，更在精神世界，不否定他，他造就的互斗互害机制，既在官场也在巿场还在中共高层运行。中国人缺德失信，与他用谋略代替道德文化无关吗？他用个人崇拜制造亿万愚民，不是为公民生长设下障碍吗？岂能武断地不准否定毛的30年一句话，就可肯定他.。也非用健忘症就可忘却历史罪孽，将老毛那些可悲的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破烂包藏起来，在电子网络信息时代，那些罪孽，对什么伟大复兴梦，只会是定时炸弹，把那梦炸得粉碎。

今年64又到了，当局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只说明他们的64罪孽，未认罪与悔罪前，便永在发酵！

作者：曾伯炎  

——原载议报

北京64血案对比成都"49血案"

一一写在89,64二十八周年

我表亲慰姐，也是我少年的政治保姆，1940年代，她上川大时，不仅入了称民协的CY，还叫她打入民盟去搞统战。她这双料地下组织身份，没少给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那类红书。也不回避我她在营救同学余天觉出獄的亊，她在四九学潮又称四九血案中的活动，更了如指掌。

成都这四九血案，是继台湾1947年二,二八血案后，1948年在成都的继续，台湾有共党谢雪红等指挥，在成都，仍有中共成都地下特委筹划。选择蒋介石派谪系王陵基返川主政，上任的头一天，便发动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请愿，省府所在督院街，挤滿川大学生，他们还演出灵官登殿的活报剧，讽刺王陵基是威镇一方的灵官。那时，共党正指挥两条战线作战：武的，用枪杆子与老蒋火併在辽沈、京津战场，文的：就是鼓动笔杆子扰乱社会阵脚，达到从内外夹攻与颠覆的目的。

王陵基是川军老军头，返乡上任即遭此下马威，当然，也不手软，抓了那批学生，也有余天觉那种党外激进份子。学生冲省政府，传说流过血，我收到川大中文系向定和等做的传单，印滿鲜红的血渍，多年后，已是共党颠覆民国政府后多年，有人指着省总会工作的游翔天女士对我说：她就是那血案的唯一受伤者，当时还敬偑她的勇敢，后来，她的同学告我：能与北京天安门64血案比吗：什么四九血案呵？共党编造的假血案，受骗了！当年，仅是游翔天被人潮掀涌下，撞在卫兵刺刀上，戳了3公分一条口，标语传单全国飞，便称成都四九血案。如今，北京血洗天安门，死了多少为民主的热血青年，死了多少护卫学生的巿民，造成痛失子女的丁子霖等一大批天安门母亲，这真的大血案，冤，不准伸，话，不准说，卡住咽喉，不准发声，还发动向杀人犯军人献诗，学生去献花，这真血案，大血案，不许说半个字。四九那假血案，却渲染、夸张、编造蒙骗民众几十年，还纪念了几十年，我那觉悟了的表亲，不仅不再年年去集会纪念成都的四九血案骗局，甚至耻于去说青春历史：

她离休后姐弟闲话，我想起她曾与诺奖评委马悅然妻子陈宁祖在中学同学，想从她口里听点陈在校的故亊。她也不屑于说青春气盛的往亊了。

现在，参加过川大四九血案历史的老兄老姐们，逐渐凋零，最近几月，又离世了两位90出头的张和光与郭焱，若我这85岁的知情者，再不抢救记忆记下这段历史，使真血案渐被淡忘，假血案骗了一代二代，还能再三代、四代地骗下去，岂不假的，被纪念成真的，真的北京六四血案，20万野战军屠城杀数千人，倒被下代不知了、淡忘了吗？

造假，把弄虚作假进行到底，编造抗日神剧去掩盖其假抗日，可见：共党是戈贝尔一路货，认为假的重复千遍，便可成真的。可是，百年前觉悟的书生惋叹的：无限头颅无限血，可怜換来假共和，难道，今天换来的是更假的专制极权，还能在世界民主大潮中以假乱真吗？

激奋我来揭穿成都四九假血案的动因，当然是当前压制不准讲六四天安门真血案的荒唐与无耻！

每年4、5月一到，这党国的神经便为64紧张。当年浩称：杀20万，稳定20年，只见年年一到春夏之交，党国便发草木皆兵神经病，越发越病重，这维稳病重到超过军费的维稳费〈治病费〉，不仅不见效，还被郭文贵这富商把这病扩大到世界哩！总想凭谎言诳言加巧语花言继续蒙骗，再加专制的淫威，便认为还可苟延党命于末世。现在又玩撒币新招，与妄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来继续欺世盗名，国内贫穷的几千万，缺医缺福利有亿万，你不撒币去救，却撒币去世界充阔。顽固地坚持反普世价值，与世界无共同价值，却去讲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这些花言与花招，哄鬼吧？哄不了川普等，不来一带一路高峰会捧场，来站台的普金，不是也来玩你傻的撒币，卖90元一桶油的生意赚得他很满意哟！

既要讲共命运，当前，你至少要让民众共享信息时代的网络信息吧？中共却把60年前东德昂纳克建柏林墙封锁方法，重建网络世界为网上柏林墙，封锁信息，忌讳信息对称开放，启发民智，不利专制。妄想专制到既不知历史真象，也不知现实真实世界，这么禁锢，一小撮专制者有利了，却使正蓬勃发展由信息开启智能社会，有害了，这愚民制度继续繁殖愚民，这是劣化种族的犯罪，法西斯也还讲点优化人种，岂非法西斯也不如吗？

有此觉悟，再也按捺不住我来写这篇国共两朝学生运动血案的对比了。

要说清楚党国制造的血案，在此，暂将土改杀士绅乡绅两百万的血案，镇反杀70万旧军政人士血案〔数字是公安部公布数字，绝不只此〕都搁下，集焦于89，64北京天安门用坦克与枪炮屠杀学生血案，郁积28年心中的愤懑，促我来提笔，说穿血案的真假。

虽然当年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袁木在外国记者追查下，如挤牙膏一般，承认杀了几百人，毕竟，还有当时抗命拒杀学生、巿民的徐勤先军长这种人性不氓的汉子〈这不是男儿吗？〉还有背了杀人黑锅的某军不服，揭出屠杀的真实数字，已经逾万了。那纸包不住火的俗语，不是在此又烧破了吗？

虽然北京长安街、六步口、公主坆和天安门的血渍，被当局洗干净了。留在丁子霖、张先群等母亲失子之恸，能被禁声禁悲禁灭吗？在成都，还有一个北农大在天安门绝食请愿的大学生陈云飞，他没有被杀死，头顶杀出的口子，缝了8针。他的64情节，使他肩负着死难的大学生与巿民遗志，不顾压迫与屈辱为64伸张正义，28年，仍矢志不改，关进监獄，受压不变！

他长期奔走，去慰问天安门母亲，同情被压迫者。几年前，他花钱打广告于成都传媒，刋出：向64死难者致敬。那野蛮的64镇压，凝结他心中的伤痛，化为一句口号："仆人，请不要向主人动粗"他制成标牌，背在身上走在街巿。像祥林嫂那么语语不休。因此，他被拘囚无数次，被喝茶警告无数次，被警察殴打无数次，打得还住医院，却永远不改他笑嘻嘻面对暴虐，这是对专制的蔑视与藐视。

当他发现成都新津有六四被屠的吴国锋，是人民大学学生，在64上午返校途中被杀，埋在新津老君山，他不仅年年清明去扫墓悼念，还年年到失子父母家去看望两位孤老。他这种很人性很人情的行为，竟然遭受当局在扫墓坆上围捕，开始用煽动颠覆罪名义起诉他，好像太风马牛不相及了，只好用寻衅滋亊的口袋罪判他4年徒刑，这扫墓称寻衅滋亊，应该进入今古奇观与笑话大全类文集的笑料了。

一位大学女生被戳了个小伤口，便夸张为四九血案，去抹黑民国政府。而邓小平调动20万军队，对绝食请愿要求反官倒即反贪汚与要民主的学生屠杀，却不叫血案，虽然喊的杀20万，只杀了万多人，也够狠了，杀的尽是精英，驱出国的也是精英，难道这请愿者，不就是百年前讲维新公车上书举子们的相同报国吗？那时，垂帘听政的慈禧，也只杀了谭嗣同、刘光第六君子，再垂帘听政的邓慈禧，杀的却是叶赫拉拉氏的千倍万倍，这世界的惊天血案，岂能被禁说它禁议它就禁得绝么？抱着这血案如抱定时炸弹，能不爆吗？不妨北望一下俄国，毛泽东称史大林为老板，在江西喊武装保卫苏维埃的红色祖宗国。在今年十月革命〔政变〕百周年时，将竖起一块碑，纪念被红色暴力政治勦灭的无辜死难者，这红色革命，真象乃是黑色政变，便恢复了历史真实，64血案真象任中共再如何禁忌，莫斯科普金说起史大林大清洗大屠杀仍泪流滿面，这么有勇气还原历史真实的男儿，不是向想做中国男儿者的示范吗？

作者：曾伯炎

——原载《纵览中国》

胡少江：纪念六四对于香港的意义

香港11万市民纪念六四28周年

今年六月四日是一九八九年北京民主运动被军队血腥镇压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日。如同往年一样，不少香港市民来到位于港岛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纪念活动。据举办方统计，今年参与的市民人数为十一万人。香港维园，这个在中国领土上以英国君主命名的公园，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二十八年连续不断举办大型公众活动，缅怀在北京"六四"屠杀中牺牲的英烈和反抗现存中共暴政的公众场所，从而也成为勇敢反抗世界上现存的极权专制政府的象徵。

与往年不同的是，在今年纪念活动的前夕，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高调发表了一份关于停止举办纪念六四活动的声明。该声明以"六四情不在，悼念何时了"为题，批评纪念活动的组织者是"利用民众的道德感情换取政治本钱"，声称要"撇除对（中国的）爱国情怀，建立真正属于港人的政治活动，将本土思潮注入港人之议程和愿景之中"。虽然这份声明表示不举办纪念活动不代表遗忘，但是它显然是对"六四"纪念的一种不屑与挑战。

中大学生会的这份声明是在香港近年来兴起的"本土思潮"和"香港独立"思潮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虽然主张"香港本土"和主张"香港独立"的思潮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主张与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进行切割这一点上，"本土思潮"中的激进者与港独人士的主张十分相似。他们都主张放弃对大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和期待，因为那是大陆中国人自己的事情，香港人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到本地人所关注的香港议题提上来，以此建立起所谓属于港人的政治运动。

且不谈以此为理由放弃纪念"六四"是否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就香港人争取本土利益而言，这种观点也是非常短视和不切实际的。香港市民们不忘"六四"是值得尊敬的。多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世界认识到，香港人并非是那种只为眼前利益而蝇营狗苟的经济动物，而是有理想、讲道义、敢担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自一九八九年以来，香港市民对大陆人民民主诉求的声援和支持将载入中国和世界民主运动的光辉史册。

香港市民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声援绝对不是单方面对大陆人民的恩赐；推翻违背人性的大陆极权制度，这不仅是大陆人民的诉求，也是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一点上，香港市民与大陆人民的利益是共同的。自从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政府不断违背"一国两制"的原则，直接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侵犯香港市民的政治权利，这些都是大陆政权的本性使然。只要这个政权的性质不改变，香港人的合法权利就永远无法得到保障。

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政治现实。在当代国际关系准则下，没有一个国家会去挑战这个政治现实而对抗中国。想通过香港独立或者与大陆切割的方式来逃避中共集权制度对香港的侵害，这就如同鸵鸟将头埋进土里来躲避危险一样地好笑。香港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唯一办法是与大陆人民一道改变中国的政治现实，推翻不符合人性的极权制度。只有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制度下，包括香港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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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龙：青年团“三大”与反右“阳谋”

黄一龙

一

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阳谋"，史有定论，主其事者也坦然承认。不过对于该谋的动因，尚在讨论之中。就它与其前奏"整风运动"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整风失控"说和"整风就是阳谋"说。前者大体源于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意是党确是诚心诚意整风的，对"极少数"右派分子，才定下让毒草大长特长从而铲除之的计策即"阳谋"，可惜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种说法已经在两个方面成为笑柄：一是一个有理性的政权或政治家怎么会为"极少数"的几个人不中听的话去开展涉及亿万国人、伤害百万精英的"运动"，而且几十年后还嘴硬，坚持它是"完全必要"的？二是从时间上计算，从1957年5月1日公开发布整风决议向国人宣布整风开始起，到5月8日中共命令党报"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以便"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1,其时不过一周；一周之内，就从诚心诚意整风跃至死心塌地整人，变化何其速也！何况当天正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系列座谈会"欢迎鸣放"的第一天，后来所谓"右派进攻"种种言论的出现，无一不远在这天以后2。此时如有所谓"右派进攻"，那就仅仅存在于"阳谋"的策划中了。阳谋与阴谋并举，整风与整人同一，应该就是当年那桩公案的写照。

笔者于那个风声鹤唳的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这个会议的特殊角度亲历"阳谋"的出笼和运行，从而从它和青年团的关系上，看到其更为阴狠的面目。

先请看我们的会议和"整风"或"阳谋"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由全国各报和电台发表；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5月8 日起  中共中央统战部陆续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中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鸣放"。党报实施"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各地在此前后也纷纷举行类似座谈会；

同日起  青年团二届五中全会召开，14日结束，完成"三大"的准备。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批准团的"三大"文件；

5月10日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开始举行；

5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3

5月15日  青年团"三大"正式召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开幕式；

同日， 毛泽东写反右派的纲领性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4；

5月19日  北大学生贴大字报参加"鸣放"，从此形成席卷首都及各大城市高校的学运风潮；

5月25日  青年团"三大"闭幕，毛泽东接见代表并发表讲话。

这个时间表表明，共产党"整风"，青年团开会，都在同一时段。由于党团有着类似父子的亲密关系，所以党的大事必为团的大事。而对于我本人，这两件事的关系又更为密切。因为一则我是那次大会的代表，在上述时间内（从5月2日起）都在北京开会；二则我是50年代初期入党的新党员，十分羡慕那些曾经参加过延安整风、听说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教育的老干部，所以对于这次在"全党重新进行"的"普遍的、深入的"整风，心向往之切矣，准备积极参加。身在会议而心在整风，对于"整风"和"开会"两者间关系的任何征兆，也就十分注意。五十年后回忆起来，深感有两桩事件，对于解读当年有名的"阳谋"阴雾，甚有帮助，值得加以记述。

——第一件是，这次会议从筹备起就并不准备甚至坚决拒绝"帮助党整风"。

——第二件是，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发表了有名的讲话，即若干论者后来所谓"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可是其关键部分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并无其言，是事后倒填上去的。

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这两件事情，对于当年那场冤狱，都甚有干系。本文拟对它们稍加述评；其中尚有至今"不明真相"的内幕，也将疑问提供时贤和后来的史家辨证。

二

   

按照中共党章和青年团团章，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党的助手，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青年团第一位的任务。中共在全国执政以来，作为它的中心工作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不同时成为青年团的中心工作，全团组织无不动员青年积极响应紧密配合。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次"整风运动"。

根据中央发布的指示，这个运动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它无疑正是中共在当时的中心工作，可是却并未对它的助手提出任何"助"的要求。青年团的这次代表大会，尽管从筹备到举行均与整风运动同步，并且也极受中共中央重视，除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的例行程序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还一同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又在会议结束时一同接见了全体代表。可是无论邓小平的祝词，还是胡耀邦所做《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题报告以及大会的相关决议，都无一字提到团员和青年在这次"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的整风运动6中哪怕仅仅是学习点什么提高点水平，更无论怎么当助手了。

这种奇怪的现象当时就曾引起疑问。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机关贴出大字报加以批评，题目就是《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距（去？）十万八千里》，并要求把它刊载在《中国青年报》上。我所在的四川代表团中，有八位团地委书记联合发言，根据"整风精神"就改进党对团的领导问题提出若干批评和建议。可是这些微弱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大会的既定方向。尽管外面"鸣放"意见如潮，大会代表依然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批准的主题"劳动，团结，学习"认真讨论认真学习。而对于上述批评和要求，唯一可以作为官方在会上的回应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大会作的报告。他告诫代表说，不能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思想的政治的风浪之中。现在的'大鸣大放'，人们对很多问题正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党内也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里就发生了争论。在争论中，有人表现很好，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就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或者'左'倾机会主义者。有的人犯了错误，改过来了，有的人犯了错误就不改。所以说，在社会主义里有政治上的思想上的风浪。这种风浪以后还会有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风浪。……您们配不配得上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就要看您们在风浪中能否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

       ——《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事后看来，这里已经把整风等同于"思想的政治的风浪"，警告代表不得插手了7。只是他是以"老共青团员"的身份来讲话的，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把团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把它当做革命理想和任务的教育，不过"万里长征第一步"的意思，"警告"的深意，当成耳边风了。

从4月底起到青年团开会，按照官方后来的解释，经历了党提出整风—虚心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各界的帮助意见之"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8—"极少数右派分子"实行捣乱—从而使党决心反右的种种历程。可是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躬逢其胜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以至整个"党的助手"青年团，都被拒绝参加。这种现象，只有那个"整风运动"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是引蛇出洞暴露右派的"阳谋"，无须青年团帮忙，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说还属推论，那么以下一位后任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1957年青年团"三大"的回顾，应当是它的权威佐证了：

这次大会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顶住了那股妄想和社会上的右派呼应，在团代会上搞"鸣放"的歪风，做到了旗帜鲜明。

——王照华：《建国以来共青团的一些情况——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5月2日，

共青团中央文件库网站http://www.cycnet.com/zuzhi/documents/1978/780502.htm

王照华所说的"歪风"，当指前述王亚生等对会议的批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后一位王先生所批评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正是这个会议"在党中央领导下"实施的既定方针。体现这个方针的大会工作报告，其草案于5月1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后即发给参加预备会的全体代表，它和5月15日大会正式开会时由胡耀邦宣读的文本基本上没有区别，都不涉及党的整风。共产党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帮忙，而把自己的"助手"撇在一边，这只能说明并无"整风"，只有"阳谋"；它的实施应该早在毛泽东后来承认的5月8日，或者更早；盖某翁之意不在整风，而在"引蛇出洞"也。其时"社会上的右派"正应中共中央邀请，逐日到会客客气气地宣读发言稿"搞'鸣放'的歪风"；中央也在按部就班地邀请各界人士鱼贯入瓮，不动声色地"让他们走到顶点"，9得心应手地玩他们于股掌之上。假使不出现意外情况，青年团看来真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自然，推论起来，不准青年团代表帮助党整风，还可以有另外的原因，一个是照顾"政治影响"：客人对自己放肆批评甚至"猖狂进攻"，都表示主人的雅量并为下一步反击埋下伏笔，而自己的孩子胡闹起来，就属家丑外扬了；特别是大会上还坐着苏联东欧各国共青团的代表，更不好胡闹给"外国同志"看笑话。再者，也不排除以胡耀邦为首的青年团中央有意保护从2300万团员中选拔出来的这近一千五百名代表，免得他们"犯错误"。但是无论哪种原因，都须以"帮助党整风"不是好事而是坏事为前提。"党的助手"是不允许干坏事的。

三

上文所说的"意外情况"出现在5月19日早晨，北京大学学生的第一张大字报贴上了墙，内容碰巧就是质问本校参加正在召开的全国团代会的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对于校方来说，自然不含歌颂和表扬的意思，所以校党委副书记崔雄崑10在当晚的团员大会上吞吞吐吐地表态说，对于大字报"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回答甚不得体，引来更多的大字报，迫使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出面驳他副手的面子，表示党委"完全支持大字报"。从此以后，继大鸣大放之后面世的新式武器大字报风起云涌，"帮助党整风"的批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尖锐，且如星火燎原，立即传染首都及各地高校，史称"五一九运动"。

从当局此前的不准青年团"帮助党整风"，可知"阳谋"初订时所谋对象，并不包括青年。虽然自头年的波匈事件以还，毛泽东对于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早已心怀警惕，在年初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11只是自2月他在扩大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来，眼睛盯着的是引为心腹之患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一时不在他的"阳谋"靶心上了；在5月15日写的反右重头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他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学生跟他们走，"则是做梦"呢。

问题的确出在青年学生自己身上。如前所述，他们并未被要求"帮助党整风"，是"自己跳出来"的。从"五一九运动"开始的首都高校大字报运动，其势可谓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极有意思的是，青年们所以如此热心如此执着向党提意见，其原因又在他们天真地接受了党的教育，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以追求民主追求科学为荣，以专制独裁奴颜婢膝为耻，无所顾忌地讨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时弊史弊理论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比他们的老师们长辈们更不知深浅更不留情面更无顾忌更认死理。我由于常在会后去清华大学看朋友，有幸旁观了学子们"帮助党整风"的热烈场面，那情景被他们的副校长钱伟长形容为好像到了"五四"运动前夕。钱先生是过来人，想来他说得也有依据。但是就我个人的观察，觉得至少有一点和"五四"不同，就是他们对于他们所批评的对象，尽管言辞尖锐但却无限信任，把他们的话当了真。1956年以来中共提倡的科学和艺术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此时已自然地扩展到政治领域，时称"大鸣大放"，因而使刚制定就遭践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前景。而对于这种前景抱着最真诚的信任的，正是这些满腔热血满腔热情的青年学生。我们一直听说，我们的党是郑重的党我们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这个表述的被采信度被拥护度，我以为在1957年春季首都的这几所大学里，是达到"顶峰"的。学生们当年在校园里的一切作为，贴大字报，开"自由论坛"，乃至集会结社，无一不是基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共一再的表态和共和国宪法的极端信任。看着那些年轻弟妹们"大鸣大放"慷慨激昂的面孔和挟着大字报来去匆匆的身影，我心里总是升起无限的感动，而怎么也没有把它们和团代会上听来的"更大的风浪"（陆定一）联系起来。我真笨啊！

揣想起来，面对"五一九运动"以来大学里的奔腾风潮，那位正在运筹帷幄指挥"阳谋"的领袖一定另有一番感情。看着自己为敌人精心布置十面埋伏的阵地上，忽然蹦出一群无知娃娃，手挟大字报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鲜花绿草之间奔跑跳跃，随时可能踩响精心埋伏的地雷，他会有何反应呢？可以想象的反应是朝他们大喝一声：娃娃们快滚开，这里不是你们玩的地方，把他们轰走。或者如果心术坏到底，那也须喝住他们，勿使提前撞入雷区，等到敌人主力入瓮，再把老的少的一网打尽，无情歼灭12。

不管哪种选择，都需"大喝一声"。这一声果然来了。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接见团代会代表发表的讲话。

5月25日，团代会闭幕，全体代表进入中南海，在怀仁堂旁的草坪上站大半个圆圈，接见由胡耀邦陪同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次日的报纸刊载新华社通稿，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时发表的讲话：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13。

这一段讲话，后来多被称为"针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14，我看其实只是临时应付学生意外撞入伏击圈的警告：不准小孩子搅乱战略部署，坏了大事。因为历史事实是，所谓"公开动员令"，还须等到更要紧的"毒草"例如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以及命李维汉"不断扩大规模"从各地招徕的工商界头面人物等的言论15出笼以后，才从容发出的。那就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了。

这里还有一件众所鲜知的事，就是上引毛泽东接见代表的讲话，那关键性的最后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其实并没有讲！我们这些被接见的代表，那天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用心听讲，逐句记录，接见结束以后彼此核对笔记，基本相同。可是到了次日早晨，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居然多了那最后的一句话，这多出的话并且成了新闻的副题，我们大吃一惊，深感莫名其妙。毛泽东的那句"讲话"，究竟何时何地何因何由何人补上去，至今尚是一谜；推测起来，大学里面的事态正在"走到顶点"应该是其主因。北大自"五一九"以来，有5月21日对胡风案件的质疑，5月23日人民大学学生程海果（林希翎）又去抖出了在全球已非秘密但在中国却绝对秘密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5月25日即毛泽东向我们发表讲话的当天，北大学生正举行"三害控诉会"，把党教给他们的斗争形式用来控诉肃反冤案。这些动作特别是当天事件的情报，是否就是他必须补充一句把话挑明的原因，尚待当时的知情者坦诚公布或史家探幽发微。但是笔者认为必须向后来的读者说明，这是一句补栽上去的"非讲话"，以杜绝当着当事人的面（而不等我们死绝以后）就造出一条顾颉刚氏所谓"层垒"历史即伪历史来。

大学里的年轻弟妹们没有亲临毛泽东讲话现场，他们连这点隐情都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自然更把报上所载他的那些话当作一般的祝词看待了。对于青年团员来说，这样看待他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分析起来，那讲话（包括事后倒填上去的）一共四段八句，除了祝贺会议以外，就是两个意思，一是保证党的领导，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前者是青年团任何时候的第一要务，后者则正值本次大会决定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自然是团员应有的义务了。而这些正在大学里大鸣大放的孩子们，无不认为自己是在"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时贤有把他们的行为赞为"起义"的，那么它也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反对专制复辟反对法西斯复辟的起义。就在讲话发表以后，北京大学学生陈爱文的一篇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以后被判为右派言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他的同学张元勋等所主编、中途流产了的大型刊物《广场》的发刊词更宣称那"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冥顽不灵啊！他们甚至在被党目为配合大右派呼风唤雨合搞"黑云乱翻"又不听招呼，终于注定要被失去耐心的领袖一网打尽的时候，却痴心地认为自己的言行是实践热爱党贴近党真诚地向党披肝漓胆所必须的。其结果就是，在真正的反右动员令发布的6月8日，另有一道发给党内的动员令《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首次把他们列为歼灭对象了："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16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这就把学生们抬举到和他们的老师甚至章伯钧罗隆基一类心腹之患同等的地位，而且由于事前有了据称是接见代表的那句"动员令"，也算有言在先，不是不教而诛了。

关于当年的"右派进攻"，官方后来有一个经典的解释："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料到的。" 17可是，从右派"猖狂进攻"尚未出笼，内部已定引蛇出洞的事实看来，这是一句谦辞，自我评价显然过低。当时真正出现的"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倒是青年学生的上述表现。那时各报从从容容大登特登党外人士的种种尖锐言论，但对大学里的动静却保持沉默不着一辞；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高校看大字报，甚至"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18再加上他在5月25日讲话意图制止青年搅局，讲了以后又倒填时间无中生有补充最要紧的话，只能理解为高层在大学生面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慌了手脚，乱了方寸。这个警告不起作用以后或者就在警告的同时，决定一并聚歼青年右派，不让他们上大学。这才真是所谓"反右扩大化"的确解：把本来不在催命簿上的青年学生扩大进了"阳谋"的伏击圈里。

四

青年进入伏击圈，四川共青团19就须要"帮助党整风"即捉拿青年右派了。

按照6月8日的那个党内文件，不仅须要对已经在部分高校"帮助党整风"的小右派们实行讨伐，而且更须在全国范围对一切正在专心求学的大学生重演故伎，动员他们"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治罪。这就成了各地团组织的中心任务，"陆续领导团员和青年参加反右派斗争。"20全国反出的青年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目前未见公开报账。以下只是笔者所知家乡四川省的点滴情况，而它是极端惊人的。

1957年6月30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团的组织参加党的整风的几点意见》，堂堂正正宣布要"参加党的整风"了。不过这一次是按照5月8日那个党内指示在青年中搞反右派运动，协助各地和各个党委大捉青年右派分子。据次年统计，全川共划青年右派分子约53700人，这个数字竟比1979年以后官方核实的全川老少右派分子总数50279人多了三千多人！形成这个"部分大于整体"的奇异数集的原因，不外1979年公布的"全体"右派数远非全体，或者1958年统计的青年右派有些最后没有戴上"右派帽子"，受到其它处分。即使如此，与同为1979年公布的全川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的人数64724人相比，青年也占83%!21也就是说，一个中老年右派被"坑"，就须四个青年去陪绑殉葬。与此地青年右派受到如此眷顾大约同时，毛泽东在莫斯科动情地对彼地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种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2真是奇怪的对比啊！

这种对比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青年所以蒙"希望寄托"于自己身上，是因为年纪轻活得长有条件在寄托者身后掌握"中国的前途"；可是这个条件又使受托者有可能改变这个前途而使寄托者在天堂或地狱里干瞪眼干着急，所以怀疑也寄托在青年身上，必须把他们中的可疑分子"扼杀在摇篮里"才放心。而且逻辑地讲，既然青年活得长有可疑的一面须预加处置，那么活得更长的少年儿童就更加危险了更须处置了。不是笔者在这里瞎猜，这是当年残酷的事实。以下就是该事实的四川部分。

1957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于寒假期间在全省集训高中应届毕业生和全部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进行一次以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于放出来的分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但不进行反右派斗争"，而把他们的上述表现"列为操行评语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的材料"。这个"不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斗争除了名字与反右派有别外，还有一样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对于成人右派虽然也施诱敌深入之计，别人总因有话要说才"自己跳出来"；而对于这些只有十六七岁、平时沉溺于做题背书打球跳绳踢毽子的孩子，要他们"放出反动言论"，哪有那么容易！必须施以欺骗诱惑挑逗暗示误导唆使等全套功夫，生拉活扯拖人下水。省会成都市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于1月25日起集中全部高中应届毕业生2980人，分三个学部进行为期三个多星期的集训，事先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并不断在"学习"过程中调整队列），然后大会报告小会动员个别谈心，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不反右，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说错了经过争论改过来就行了。"千方百计教唆他们特别是预先排为三四类的孩子"解除怕当右派的顾虑"，"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还安排"团员带头，引导三、四类学生深入鸣放"，对后两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对方针、政策、政治生活方面的意见加以鼓励。"培养、发动、鼓励的办法繁多，从提供方便书写和张贴大字报，编印快报传播鸣放动态和大字报摘要，一直到各学部为"典型"学生组织讲演会，让他们登台批评"方针、政策、政治生活"，还给以全场热烈鼓掌的优待。其结果是孩子们挖空心思搜索枯肠，像做课外作业那样到处查资料剪报纸，连夜赶写大字报和发言提纲，拣大人爱听的"大胆地放"，越放越高兴，越高兴越放。据当时的简报记载，几天之后就造出"黑云乱翻，邪气上升，学生思想混乱，四类分子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的局面，一类二类学生也纷纷倒戈，替他们喝彩鼓掌，学习以前的"排队"发生重大变化：四类即"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竟从75人上升到233人；三类即"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的观点和立场"的"落后学生"（两个学部统计）也从336人上升到519人。二、三类学生（缺一个学部三类学生的数字）竟占1/4强！成功地造就了这么多三四类学生以后，大人脸色一变，召开大会小会"专题鸣放"，组织尚未倒戈的一类学生并亲自出场作报告对早已记录在案的"反动言论""作典型思想批判"兼批斗"反动分子"。被批判的孩子一脸惶惑请问大人说，你们不是说不扣帽子吗？回答说我们说的是不"乱"扣帽子；帽子有何可怕？只要扣得合适！小孩自然无法反驳，只得规规矩矩地交出自己的花样年华玫瑰美梦，去迎接历代少年从未经历过的集体灾难。中等专业学校由于按规定全校学生参加运动，受难学生的起码年龄就更小了。全川各地的办法与成都略同。据后来统计，划为三、四类的少年超过3200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应届毕业生的30%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13岁！落难的孩子们的确得到"不戴右派帽子"的待遇，却被加上更加奇怪的帽子，除"三类生""四类生"以外，还有"这那生"、"社会基础"，——分别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学生"和"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的简称！所有少年"四类生"都被剥夺了升学资格，有的甚至被逮捕"劳教"，多数在社会上接受"群众专政"二十余年；大部分"三类生"无论高考成绩如何优秀，均因档案上记载"操行3分"（当时学生成绩实行五分制）而被拒绝录取。这些被拒绝升学的学生，除送劳教和回乡管制的以外，一律送到生产劳动前线"当个劳动力"，并且特别规定不能当干部，延长试用期，还不得称"工人"，只叫"试用人员"。其实这两类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正是校内诚实正直聪明好学的少年才俊，把他们网入"阳谋"之内加以残酷迫害，把民族的未来扼杀在摇篮里，这才是反人民反国家反民族之罪，罪在不赦啊！

这批背负着各种贱名的少年，并未自我解除他们所背负的民族的希望。他们依然像石头下面的种子一样拼命趋光挣扎向上，为国家社会尽一份公民的绵力，他们中的佼佼者并以被迫早熟的智慧在各自的群体中脱颖而出。1978年以后走上文坛的知名小说家周克芹和杂文家贺星寒，分别是当年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学生，也是这两个学校制造的"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周克芹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贺星寒流落大西北当"盲流"各二十余年。他们由于遭受长期的摧残，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祖国的花朵"被号称祖国妈妈手下如此过早凋零，令人无比痛心！

负责执行中共四川省委这项指示的机关，乃是各地青年团委和政府教育局。半年以前被拒绝帮助党整风的青年团，此时却负责帮助党整人，还整孩子，真是匪夷所思！笔者本人恰在那时于青年团成都市委宣传部长的任上被划成右派分子，得以免除这项脏活，当属万幸。但是我清楚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生中，青年团的信誉是相当高的，青年工作者经常和孩子们保持着兄弟姊妹的关系。所以，当他们一夜之间变了脸，挥刀杀向孩子们，我自己仍以未能对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一伸援助之手，心怀歉疚，不安至今！我相信怀着这样的不安的青年团的同事们，一定不只我一人！

四川当局借反右之机对未成年人的诱骗迫害，究竟只是地方性的土政策，还是全国大同小异，笔者尚无其它材料。时任省委书记主宰四川政局的，是体会毛泽东思想最深刻执行毛泽东路线最坚决的李井泉。现在所知上述收拾少年学生的指示，就是来自他本人；据当时接受指示的官员后来回忆，其中关键者，一为指示"高中毕业生、中专、中师学生都要搞大鸣大放"，一为"对于'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要列入政治操行评定内，作为考核内容。"这两项指示都被忠实执行了，致使三千巴蜀少年罹此飞来横祸。但是，如此重大的部署，是否真可由一个封疆大臣自出心裁自作决断，且暂存疑。22如果这个计策来自更高层，或者在更高层默许下各省都以四川为榜样，那么遭殃的少年就不止几千名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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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1957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436。

2 据《人民日报》报道，5月8日发言的党外人士仅五人，依次是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陈铭枢和章乃器，会上无一令中共难堪的语言；两位章氏后来被治罪的"政治设计院"和"定息不是剥削"说，分别发表于5月21日和5月31日；罗隆基建议建立"平反委员会"，是在5月22日；陈铭枢给毛泽东写信批评他"好大喜功"、"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也在十天以后，而且并未发出。

3 这是迄今公开的中共中央命令各报对"错误意见"只登不评的第一个文件，较毛泽东自己承认发布此令的日期晚了6天。如果以这天为"阳谋"开始实施的日子，则它距整风开始的时间，不是7天而是13天，这也就是通常所称"整风半月"的时间。

4 此件以正式文件形式发给党内高层的时间为6月12日。

5《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载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6 同前注。

7 对于四川八位团地委书记联合发言的警告则更为直接，不过却来自会后。邓小平在接见新一届的团中央领导时，指出四川代表团的那个发言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不协调，甚至责问说，有些人是不是不想姓"共"了。以后这个发言的署名者有六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人被批判后"不作右派处理，开除党籍。"

8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1557年5月16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3）页610。

9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25。

10 这位同志曾任青年团川西区委暨成都市委第一任书记，是我的老上级。他以后参与领导北大的反右派运动，但终于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于1968年10月16日晚逃离"清队"牛棚28楼，投"红湖"游泳池自尽，也成了受难者。愿他安息。

11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51.

12 我的这个"揣想"，曾经为文发表在1999年的《书屋》杂志上并收入我的个人文集。我高兴地看到，它相继在史家朱正先生的名著《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卷（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和思想家邵燕祥先生的近著《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07）中得到同情的引用，参见各该书177页和381页。

13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30。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页283；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下卷）页614；佘世光：《当代中国的青年和共青团》（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62。

1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页835。

1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32页；题目改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357。

18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696。

1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团的"三大"上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0  佘世光：《当代中国的青年和共青团》（下），页824。

21  以上数字引自《当代四川青年》（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页103。

22  佘世光：《当代中国的青年和共青团》（上），页497。

23  早在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就有一道文件，叫《关于对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联合通知》，但仅规定将本学期的"政治常识"课"改为进行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方法也只是在课堂里上课，没有集训学生"大鸣大放"的规定，看来和四川的"社会主义教育"还不是一回事。

梁京：郭文贵事件与中国内部危机的国际化

郭文贵事件是上世纪林彪事件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虽然我们尚不能对这一事件的政治后果做出判断，但这一事件将产生多方面的长远影响则是无容置疑的。

能看得到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加速中国内部危机的国际化。中国虽然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但代价也极其巨大。二十八年前的六四事件之所以未能迫使中共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借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把整个国家引入了谁"先富起来"的竞争，不仅暂时避开了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难题，而且进一步耗竭了中国变革的道德资源。中国虽然富起来了，但其内部的危机更加深重，以致不尽仅是多数富人，而且几乎整个权贵和文化精英，都在海外，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安排自己的"后路"。这样的现像发生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前所未有。

这一发展的逻辑结果是，一方面加剧了中国内部变革道德和社会资源不足的危机，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中国内部危机国际化的长期趋势。郭文贵事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可以想像，没有这样的大背景，郭文贵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国家机器来"讨公道"，竟能够迫使当局派人到美国来与之进行谈判，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郭文贵究竟能够讨回多少公道，现在还很难说。因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而且，西方国家本身也深陷危机。西方不仅受到自身力量的限制，而且非常不愿意看到中国陷入大规模内乱，进一步加剧全球的失序危机。

问题是，不论郭文贵能讨回多少公道，他曝光的种种真相，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精英阶层乃至中产阶级的选择产生深远影响。既然中国的权贵和财富精英把如此多的不义之财和子女，包括非婚子女放在了西方，那就说明，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并无信心，也不可能担负起对未来的责任。为了自己的财富安全和子女前途，会有更多人试图离开中国，至少也要留一条后路。

事实上，这个趋势在近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强劲。仅在美国，中国留学生的规模已达每年三十余万之众。这对美国的大学教育都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美国公共电视网络最近刚播放的一个记录片"中国新一代的西方梦"（Reaching West: Dreams of China's New Generation）则清楚地表明，势不可挡的留学大潮在中国已催生了一个可观的产业。当局若断然终止这一发展，会引发严重危机，若任其快速发展，也会带来严重挑战。

要害的问题，是中国的当权者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向感和预期。习近平近来强调"文化自信"虽然有积极意义，但他对大学的思想控制，不能推动中国急需的思想解放和价值辩论。最近发生的马里兰大学毕业致辞风波，更不用说郭文贵事件和由此引发的胡舒立、潘石屹在纽约起诉郭文贵的最新发展都表明，中国内部的价值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司法危机，都表现出了国际化的明显趋势。

中国内部危机的国际化因郭文贵事件而加速，无论对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是巨大的挑战。中国精英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将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也将对世界命运带来深远影响。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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