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5日星期四

刘军宁:只有人民没有公民,就没有民主

中国,"人民"是一个泛滥而混沌的概念,"人民"的字样、抬头、牌匾、题词、说辞无所不在。但人民究竟是谁?谁也说不清楚。似乎没有人敢说,我就是人民,更没有人敢说,我不是人民。人民既到处充斥,却又无处寻觅。

在中国,"人民"的长期泛滥有其深层的意识形态背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相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人民"自身则是暴力革命的政治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时代体现。按照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只有两种人──人民及其敌人。人民的使命就是消灭敌人。结果是只有找不到的人民,没有找不到的敌人。"人民"堂而皇之地成了实行专政的概念工具。人民的资格往往是由执政者根据其政治需要来界定,于是,凡是敢于坚持异议的人,必然被赶出人民之列,甚至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人民"还隐含著有罪推定:社会中有一部分敌人,他们总是处于人民的对立面。"不是人民"就是这些人的不赦之罪。因此,必须对这些(敌)人实行专政。不仅如此,人民还在名义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可是,当没有人知道人民是谁的时候,主权自然落到号称是人民的代表者手里。可见,当公民缺位的时候,人民其实就是臣民的美妙代名词。在宪政民主国家中,也有人民的说法,但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上,政治意涵也完全不同。

与"人民"相比,"公民"就大不相同了。公民意味着平等,人民意味着歧视;公民意味着和平,人民意味着斗争;公民意味着法治,人民意味着人治;公民意味着共和,人民意味着专政;公民意味着包容,人民意味着仇恨;公民意味着团结,人民意味着分裂;公民意味着个人至上,人民意味着集体至上。

人民是以没有边界或者说可以任意划定边界的集体为单位的,不可识别。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集体时,他并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了这个集体,相反,他是把自己奉献给了以集体的名义行事的个人或小集团。

公民生来就是以个体为单位的,极其容易识别。即使被划入敌人的范畴,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公民,我要伸张我的公民权。"公民的权利、自由是生来就有的。公民的门槛是最低的──有国籍的人就是公民,没有国籍的人就是世界公民。

人民概念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民内部是分成级别的、干部群众的、党内党外的、城乡有别的。人民对非人民则是压迫和专政,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公民概念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没有人有权压迫另一个人,更没有人有权对公民同胞实行专政。

不仅如此,凡是公民可以自由选择的政体,就不会是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的国家与共和国家是自相矛盾的。虚幻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家,既不民主,也不共和。看看历史上和当今如此命名的国家,就一目了然了。朝鲜、古巴、越南,以前的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里亚,哪个人民共和国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立国之本的?那些东欧国家的人们一旦成为真正的公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从国号中逐出"人民(民主)"保留共和。

真正的共和国必须是为所有公民服务的,而不应只为公民中的人民那一部分服务。立法机关不应该成为仅仅代表"人民"而不代表公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机关不应该成为仅为"人民"落实正义的人民法院。政府机关是由纳税人的公民来养活,于情于理都不能只为虚幻的"人民"服务,而不为养活他们的公民服务。如果党和政府只为"人民"服务,不为公民服务,那么,谁来为公民服务?当没人知道"人民"是谁的时候,党和政府是在为谁服务?政府的官员不应是人民公务员,而应是公民的公务员。"人民公仆"与"人民共和国"一样,是自相矛盾的。人民的仆人是私仆,公民的仆人才是公仆。人民的仆人更不能让公民来养活。

"人民"是专政逻辑的产物,"公民"是宪政逻辑的结果。专政是人民之治,宪政民主是公民之治。只有公民才是共和国的自由、独立、有尊严的主体。如果说臣民体现的是君臣关系,"人民"体现的是敌我关系,那么,"公民"则体现的是共和之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自由、平等、有尊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伙伴之间也意味着,每个个体之间的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平等的,法律地位与身份也是平等的。公民只存在于民主政治之下,靠法律来保障。没有权利平等这一起点,就没有现代公民。没有公民,就没有民主!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高新:习近平政权正在评估“剑指周永康”的政治风险

周永康、习近平
公审薄熙来的那场大戏刚刚落幕,新的重量级党内贪官又被中纪委高调抛出,与以往不同的时,这回不是一次只抛出一个,而是一次端出一窝。除了在任的中石油四名副省部级的高管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更有从中石油一把手位置上晋升国资委一把手,去年这个时候经习近平亲自审查通过而荣升十八届中央委员的蒋洁敏。另外,在中石油副总的办公室里直接被中纪委调查组“接走”的王永春也是因为“年富力强”、“政绩显著”而在去年这个时候被习近平亲自审查通过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回顾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蒋洁敏在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先是被从中石油副总位置上扶正,继而在十七大上如愿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比蒋洁正好年轻五岁的王永春还没有来得及被在中石油副总位置上扶正,即已经被习近平等人迫不及待地安排进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足见此公如果不是在这一波反腐高潮中不幸中箭,晋升正省部级待遇的国企一把手本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说起来,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至今还未满一年,但当初一一通过习近平同志严格审查才得以成为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进而又顺利当选者中,如今已经分别有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本文正在介绍和分析的王永春以及蒋洁敏陆续被抛出来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祭旗。此举不但在中共党被称赞习近平反腐败“真的是动了真格儿的”,并因此而令外界倾向于相信习近平在王歧山的支持和配合下,已经有了打破“政治局委员一个不死,政治局常委一个不抓”这一党内反腐运动的潜规则的强烈意愿。
在香港颇有名气的政治评论员刘锐绍在接受境外新闻媒体采访时认为,现在就对中央会如何整治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周永康现在很可能已经处于被“调查的过程中”。 至于最后对周永康是做党内处理还是公开审判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对周的处理结果如何还要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干系到底有多大,以及周永康是否能与中共高层合作等。如果中共认为周有其利用价值,双方能达成某种幕后交易,那么也许对周的发落会从轻。
而曾经因为“六四”事件的“幕后黑手”之罪名入狱十数年的陈子明先生则已经十分坚定地相信周永康绝对是在劫难逃,他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自信地表示:周永康的亲信相继落马,明确显示中共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周永康。
笔者本人同意刘先生的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的说法,但不苟同把周永康的劫数掺进“薄熙来因素”的分析。笔者在过去的数篇文章中都已经分析过,在薄粉们及个把外界媒体拼命把薄熙来美化为政治犯、塑造为“正义的化身”的同时,最不愿意把薄熙来事件往政治因素上扯的就是中共当局。把薄熙来的倒台和入狱说成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不但中共当局绝不会承认,在局外的认同者也为数不多。至于所谓政治路线之争,中共当局更是坚决不会承认,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倒台之后虽然所谓的“重庆模式”不再被官方媒体当成“正能量”大力吹捧,但当局同时也在内部发文指示所有官媒不得刊发任何批评和批判“重庆模式”的报道和评论内容。如今假如已经下决心要拿周永康说事儿的话,肯定也是要竭力避开政治理由而不是相反。无论周永康的未来下场如何,中共现政权和周永康本人至少在一个问题早已达成高度共识,那就是从政治角度把周永康与薄熙来完全切割。
一年半之前,薄熙来被双规的前两天周永康还亲自到北京两会上的重庆代表团发表公开讲话,大赞“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是如何的誉满天下,此一举被中共党内和外部世界记忆尤新,因此也成了周永康力助薄熙来“篡党夺权”的铁证。而同时被外界有意或无意忘记的则是在此之前的习近平亲赴重庆力挺薄熙来时,对“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的“唱红”和“打黑”的赞美歌唱得比周永康的颂扬曲高了八度还不止。更何况周永康当时对薄熙来及他当时主掌的重庆市委的肯定和夸赞不过只是从他本人中央政法委领导人的自身责权出发,仅仅是单方面的重庆“打黑”在治安角度的“贡献”,而在此之前习近平对薄熙来的大力肯定不但已经有了上级对下级的阿谀之嫌,而且那种赞美或者说是阿谀还是以党的“副总书记”身份发出的全方位的“高度评价”,不但说他的“打黑”对全党全国都具有“示范意义”,而且还说他的“唱红”是宏扬正气和正义;不但说他领导的经济建设成就世人瞩目,而且还夸赞他的事实上的“面子工程”是“造福一方百姓”,难怪当时的重庆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薄熙来的评价时使用了“盛赞”一词,难怪薄熙来回报习近平说他的重庆之行“令山城人民倍感亲切”,习近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重庆之后,重庆人的“唱红”内容中又多了一曲《歌唱薄熙来》。可见,假如要从政治、组织和路线角度去追究周永康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岂不是要追到习近平自己身上。
现如今从所有迹象来看,周永康及其亲属的所有被外界陆续揭露出来的贪腐行为无论有多少属实,都与薄熙来本人及其亲属毫无不沾边。在薄熙来入狱和周永康在十八大上平安降落之前此二人过从甚密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两人之间的关系绝对是建立在政治利益之上而不是同属一条经济利益链。而随着周永康的退位交权和薄熙来的入狱服刑,此二人在政治上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更不会再对中共现政权的政治和组织运作持续产生任何影响,习近平政权完全没有必要再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说事。所以假如周永康日后真是会为习近平的反腐救党运动勇敢作出牺牲的话,百分之百分是与薄熙来已经被在公审过程中公布出来的罪名相同或相似,那就是利用职权帮助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大发不义之财----早已经在外界被一再揭露的周永康儿子周斌的恶劣行径至少有部分属实。
习近平上任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副省部和正省部级贪官已经陆续被抛出了十几个,其中至少有曾经担任过周永康秘书,在四川官至副省长和人大副主任的郭永祥;以四川省委副书记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李春城;前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以及本文前面已经开列名单的蒋洁敏外加中石油的三位现任高官都被认为是习近平反腐已经是“剑指周永康”的铁证,而习近平如今陆续抛出一大票与周永康同属“石油系”高级别贪官是治罪周永康的前奏曲的可能性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在内部尽可能将周永康与这些曾经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下属们进行分割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周永康如果仍然还是平安无事的话,当然不是因为“调查”的结果证明了周永康同志的清廉和无辜,而是“剑指周永康”的政治风险被认真评估之后还是令习近平政权感觉有难以承受之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2013年9月4日星期三

梁京:三中全会――改革动员是画饼充饥还是背水一战?

李克强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十八大召开之后,北京的政界和商界都流行一种看法,要判断习近平的大政方针,需等到今年中共的三中全会。这里面既有程序的原因,也有历史性原因。程序的原因是,十八大刚刚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一中全会是决定中共高层权力的分配,二中全会是决定政府权力的分配,因此无暇讨论大政方针。历史性原因是,中共面临著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严峻的危机,因此,此次三中全会的重要性,非同寻常。

上周,中共高调宣布将于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写道"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些口号一方面反映了当局试图提高外间对改革的预期,但这些毫无新意的陈旧话语也恰恰反映了中共改革面临的最大困境――一筹莫展。

为了显示当局正在认真推动实质性改革,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公报特别突出了政治局听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报告这个议程,赋予这个改革举措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更多地了解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背景,反而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试验区的产生,正是实质性改革难以推动的结果。

根据《凤凰卫视》与参与设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计的专家的访谈,这个试验区的设计中有两个关键内容,一个内容就是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另外一个就是"负面清单"。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也就是说,凡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的,外资都可以进入经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7/13/c_116523255.htm

这两项试验内容,实际上是中美投资协定长期谈不下来的关键内容。中方原来对保持经济增长很有信心,对此一直不热心,现在李克强认识到了外资大量撤离的真正危险,开始著急了,但推动相关改革谈何容易?但如果拖下去,中国不仅会失去大量的外资,更重要的是,随著美国和欧洲经济开始企稳和复苏,新一轮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高潮即将到来。中国若错过这个机会,后果非常严重。正是在这个压力下,据说李克强力排众议,甚至拍了桌子,才推动了这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但是,严格说起来,这个试验区并不是对现存体制的真改革,而是对真改革的回避。因为试验区将海关后撤,仅仅在有限的空间落实了中国对美国的承诺,这样做对外资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好处,都是很不清楚的问题。

事实上,国际资本对中国未来的局势,已经作出了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判断。仅仅靠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很难扭转这种判断,也就是说,很难扭转国际资本逃离和回避中国的大势。李嘉诚密集抛售大陆和香港资产转投欧洲,就是证明。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3_09_01_169615.shtml

这是不是意味著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设计只可能是画饼充饥,而不可能是背水一战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确实只可能是前者而不可能是后者。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习近平不想背水一战,而是他没有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种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1978年的中国与今天表面上有几分相似,就是说,是一场大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之后,有了一位新领导人。但那时在中央和地方,有一大批敢做敢当的中共元老和老干部,他们从文革灾难中反思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种种谬误,有一种真诚的改革冲动,也有相当大的政治空间。

习近平今天几乎是处在贪官污吏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要想背水一战来推动改革,首先必须要打破这个重围。但现在还看不出他有这样的决心。他对中国经济还有幻想,对整个官僚体系也有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改革动员,只能是画饼充饥,而不可能是别的。因此,这一次三中全会的改革设计将不会有奇迹。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鲍彤: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老人后继有人――写在网络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

图为习仲勋

网络正在大打其谣。我对谣言做过一点研究,有志於写一篇《谣言学发凡》,不过至今没有成文。

我认为谣言很可能"万岁",至少比一切媒体更长寿;它的忌辰,我估计当在历朝历代各位热心打谣者寿终正寝之後。

有人说"谣言止於智者",我看不见得。更站得住的判断,恐怕是"谣言止於透明"。因为谣言的突发流行期,往往在黑暗期,文化专制期,信息垄断期,舆论被管制期,言论无自由期。

谣言没有特别的属性,因此可以说它什么都"姓":"姓"王也"姓"李,"姓"社也"姓"资,"姓"官也"姓"民,"姓"正能量也"姓"负能量。为什么?因为谣言无所不在,可以出现在古代桀丶纣丶幽丶厉的高压统治下,也可以盛行於当今最先进的阶级专政或最先进政党领导的和谐模式里。

邓小平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有拍板的嗜好,非要坚持这个说不清楚的制度不可。现在的主持打击谣言者,未必比邓小平高明,未必说得清楚什么是检验谣言的标准,但他一定有个藏在黑箱里面的潜标准,这个潜标准只能表述为,"领导的好恶是检验谣言的唯一标准"。

这也同样是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标准:薄熙来所爱,就是红,市民必须唱;薄熙来所恨,就是黑,国家必须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唯我独尊,多少条人命,千百亿民间资产,就是在薄熙来唱红打黑的狂想曲中被断送的。如此无法无天,居然被代表国家的公诉人,免於起诉,大赦掉了。

只要美容是治国的方略,就应该夺取和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严打网络谣言,确保鸦雀无声。

我也听到了一条网络大谣。中国有一位知名军官发微博:"普京8月27日下令,在西方攻击叙利亚的情况下,俄将对沙特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造谣造到这步田地,大概不在中国主旋律的火力圈之内,倒是有相反的可能,它正温暖地处在保护伞之下。

一切有立场有观点的革命者须知,谣言有红与黑的大区大别!比如说,如果有人指出中国有多位法官聚众淫乱,那一定是黑谣言,因为负能量不可能是被法官淫乱出来的,绝对是被可恶的网络揭发出来的。当年的反右派,文革,平暴,莫不如此;今天更应如此。领导人的精丶气丶神,应该是统率全国的灵魂。思想靠他出,道路靠他指,制度靠他立。不同的意见,除了扯皮和添乱,有什么用?章伯钧丶储安平因此被整肃。林昭丶张志新因此被消失。刘晓波丶许志永因此被逮捕。共产党的元勋彭德怀丶习仲勋也因此被出局。一个国家,只容得下一个脑袋和一张嘴巴,够了够了,再有就是多馀的!

习仲勋老人死得太早。祝他在天国平安。这位老人最后的职务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他仍然主张中国应该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多么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中国的命运,是和不同意见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鸦雀无声,整个国家因此奄奄一息,岂只是鸦和雀的悲哀?祝愿这位可敬老人的遗志后继有人,中国应该不会永远万马齐喑。

――原载 RFA

于浩成:民主宪政――当前中国的唯一出路


《风雨宪政梦》前言

于浩成


这是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索、研究自由、民主、法治、宪政问题的论文选题。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十月江青等四人帮被抓,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浩劫结束了。人们在欢庆之余痛定思痛,不禁反思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以及今后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的中心工作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会议决议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民主和法治问题确实重要,应该加强,但有关的理论问题,更应该认真研究,先搞清楚:
什么是民主?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说,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讲集中多了,讲民主少了。这是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四条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明明是共产党内的规章制度,哪里是什么民主。有人把民主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忘了多数还应该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希腊先哲苏格拉底竟被雅典城邦大会多数人决议处死,这是人们熟知的重要教训。为什么三中全会决议以及其后党内文件中凡说民主必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这显然是为了和资产阶级民主相区别。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广大百万倍。"可是这和我们每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亲眼看到的事实恰恰相反。事实上正如陈独秀在其晚年与友人的书信中所说:"民主并无东西之分,东西方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民主政治真实的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耘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写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中评论说:"独秀自己的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决大悟的见解。"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他更深说一句:"特别更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短短的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由此可见多党制,三权分立,公民的言论、结社(包括组党)自由是何等重要和必要。中共所以一向严厉对待异议人士(或叫持不同政见者)。前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之所以大讲"五不搞"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确保他们的一党专政。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的是"法制"。后来人们常用"法治"一词。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事实,毛泽东除了讲过"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还在一九五九年一份内部文件批示道:"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我国古代曾有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礼治的争论。法家主张依法治国,严刑峻法。我们现在所讲的法治当然与古代法家所说的法治不同,因现在的法治总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法治就是依法而治。有人不同意依法治国,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于是又引发了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当有人向彭真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先说,我不清楚。后来才答复说:"在制定法律前党大,法律制定后法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领导人民实行法律,这实际上说党比法大。"领导"一词在中共口中是一个大有用处的字眼。领导原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两个意思。思想领导是党以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的正确性,说服群众自觉自愿的接受和服从组织领导,是党不论说什么群众必须服从。刘少奇说过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每个人都是党的庞大的机器里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在这里党的领导与党的专政是一个意思。难怪毛泽东在反右派时提出的区分鲜花与毒草的,也即划定右派的六条标准;后来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提出的四个"念念不忘";邓小平在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闭幕词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都是把党的领导和专政列在其中。毛泽东早就说过专政是个法宝,是通灵宝玉,是万万不可弃置的。本世纪初以来国内流传党内有一个说法:搞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一些人期盼中共领导人主动改革,却屡屡落空。马克思说的好,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是下一个说法说得对:"改革已死,宪政当兴"。
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我在《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一文中反驳了这一观点。交通法规不仅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也有利。人类社会最早的法律,严禁并惩处乱伦的法律也与阶级斗争无关。看来法律是人类社会长期摸索后制定的共同行为规则。到了阶级社会一部分法律才有了阶级压迫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以偏概全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时说:"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谁来治国呢?当然是统治者。在我国的旧王朝一向把治国称为牧民,也就是放牧者管羊群。他把宪法看成是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总章程。孙中山则说:"政府之结构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法治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个是依法而治(Rule Dy Law);一个是法律之治(Rule Of Law)。前者是法律的工具论;后者是法律的契约论。
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是最高的法律。但法是否就是至高无上,法上面还有什么呢?我在客居美国时曾探索这个问题。在一次接受友人高皋采访时说:法的上面还有自由、平等、正义、仁爱的普世价值。它们先于法律。一切成文法都源于自然法。这些被称为普世价值的观念,也就是我国古代哲人所说的"天理","道"・・・・・・最近,我国有御用学者为了坚持一党专政大反普世价值,自称他们发现了什么"宇宙真理",真是匪夷所思,荒谬到家了。
1982年12月10日,我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通称《八二宪法》)诞生了。邓小平在修宪之初就提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后来写进了序言。宪法序言有无法律效力?在法学界引起争论。我认为序言没有法律效力。理由是序言只是政治宣言,不是用法律规范性语言写成的。宪法一般有规定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容。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两词写入并无不当,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内容人民是否接受和信奉,应出于自觉自愿,属于思想信仰自由,不应写入法律加以强迫。对于八二宪法内容,我也提出批评,主要有:
1 人民代表大会制显然是抄袭苏联的。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和议行合一。彭真说,这是最便于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多年来事实说明,全国代表人数众多,大会一年召开一次,且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担负议定重大国事,很难胜任。后来改用加强人大常委会的办法加以补救。特别是规定人大常委会不得兼任一府两院的工作。我曾说过,这是我国即将实现三权分立的预兆。
2 是沿袭前三部宪法将宪法实施监督责任交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而非由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或专门机构负责。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院通过的每项法律都由最高法院进行合宪性的审查。一旦宣布违宪该法律即失效。我国由人大及其常委审查他们自己通过的法律,显然是多此一举,不可能起到监督作用。而且由于没有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宪法诉讼也无法进行。公民对国家领导人违宪行为告诉无门。例如,我在旅美期间曾与王丹、王军涛、胡平、李进进、陈小平成立了一个"司法观察",我写了一篇江泽民越权违宪、卖国应该追究。国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胡锦涛在上任之初,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一条宪法修正案。在国家元首一节中增加了一条:国家主席得进行国事活动。泛泛的一句话就把虚位的元首制改为总统制,把英国女王变成了美国总统。这未免太轻率了,太不严肃了。宪法实施监督问题是区分民主宪政还是党主宪政的标志之一。我还写了各国宪法实施监督机构的比较研究。
3 "八二宪法"还有许多缺点。如,有些规定是为邓小平量体裁衣。国务院总理有任期的规定并有义务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但军委主席既无任期规定,也未规定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是关乎党国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军队不能国家化是政改的一个重大障碍。"六四"事件就是明证。
"六四"事件后,我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关押在武警部队一年半。一九九零年底获释返家。一九九四年五月获准赴美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宪政与中国"的研究项目。该校资深法学家亨金教授写了一本小册子《宪政主义诸要点》给我很大启发,深获教益。我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宪法都符合宪政主义。宪政的主要原则是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为此,三权分立、多党制、联邦制都十分重要。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选出官吏,也有权将其弹劾罢免。一九九五年春,我完成了分配给我的项目,写出了《中国宪法简史》。在其最后一章"中国宪法前景"中,我指出,我国先后四部宪法都属于社会主义类型,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政治上只能专政,毫无民主。同各国的宪法一样,苏、中的宪法也有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但都是为了看着好看,并不准备实行的。根据"八二宪法"第三十五条制定的游行示威法,对公民实行这项自由权利加以严苛的种种限制,被称为"不准游行示威法"。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批评国民党的民国宪法时所说的挂羊头卖狗肉,是一样的。几年前,谢韬和辛子陵相继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并引起理论界的大讨论。我写出《民主与社会主义熏莸不同器》。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说到宪政,社会主义更不会有民主宪政了。此前社会主义阵营哪一个不是专政。最近越南实行政改修宪,将国名"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又是一例。二零零三年我总结了在美国的学习研究的心得,应邀在一个互联网聊天室做了"宪政主义救中国"的演讲。这篇长达一万八千字的长文,最近稍加修改,改题目为《宪政中国――理想与现实》,送香港一家刊物发表,并收入本书。去年底,我应了腾讯网记者采访,谈了我多年以来研讨与追求宪政的成就与挫折。该网在大师访谈节目中以《于浩成"风雨宪政梦"》为题发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在"八二宪法"发布三十周年纪念会上,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实行宪法是宪政的灵魂","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炎黄春秋"相继发表了两篇社论,回应说实行宪法就是宪政。我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一是十年前胡锦涛在就任总书记之时,也曾宣称要实行宪法,把实施宪政写入宪法全文中,何以十年之久都落空了。其二,正是邓小平所指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人宪法序言的,这为执行民主宪政更增加了困难,成了拦路虎。有人说,只要实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就是宪政了。这话说的确实不错。在台湾,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公民有了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宪政也就实现了。我们现在是仅有宪法第三十五条条文,但因缺少保障这些公民自由权利的具体法律"新闻出版法"、"结社组党法"只有有关部门发布的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行政管理法规以至未能实现。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乐观。果然,是否和能否实施宪政,各种不同意见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小青提出倒宪的主张。她说,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不同于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实行宪政是不对的。由此引发一场大辩论。一家党报的一篇社论说,实行宪政就是变着法儿而拐着弯儿要共产党下台。值得注意的是争论的双方不论倒宪派还是行宪派都把西方的民主宪政看成或者说成是"坏东西"。行宪派中有不少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论。据报道有人问他们,你们的社会主义宪政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无区别,有人答没有区别。著名政治评论家高瑜批评,既然如此何必还要搞什么政治改革?我认为实行宪政就是要共产党下台的说法是不对的。实行宪政只是说共产党不要专政,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并参加公正的选举。如果在选举中失败了下台,也只是暂时的,下次选举后还有可能上台。在民主国家政党轮替是正常现象。苏联垮台时苏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过,纵观世界各国,一个政党永远执政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主宪政不是坏东西,我们不必讳言。宪政民主来自西方。中外历史都说明,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十分重要;非常必要;并不可怕。日本明治维新时,有思想家提出"脱亚入欧"。我国五四运动时,德赛两先生也是从西方请来的。邓小平就曾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在美、英、法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因为没有采取具体措施,以致未能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宪政民主是我国唯一的出路。让我们加倍努力,促使我国早日进步人类共同文明的康庄大道。
以上是本书主要内容。还有些篇讨论多党制、联邦制等问题,这里不一一细说。本人才疏学浅,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致敬!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日

2013年9月2日星期一

高瑜:习近平怒拔尚方剑——"红二代"与"官二代"利益争夺加剧

江泽民、习近平
就在世人众说纷纭地等待薄熙来"世纪审判"宣判之隙,中共当局又宣布对石油帮窝案立案调查,中外惊呼"谁是下一个大老虎?"习近平已于8.19下令打击"反动知识分子"。看清楚,他舞动的是柄双刃剑。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去年和今年的新华社电讯,北戴河时间已成定规。去年首先在北戴河亮相的是王储习近平,8月5日会见到北戴河休假的优秀专家和基层一线人才;8月14日总理温家宝到浙江考察经济运行,显示北戴河时间的结束。今年两头出镜的都是常委刘云山。8月5日他受习近平委托,在北戴河看望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60名专家;14日他先于其他常委,作为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在京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发表讲话。
8月5日至13日,总共8天,可以看作是北戴河时间。这8天能够决定和改变中国的命运吗?
习近平北戴河高调反腐,常委会集体授权
据悉今年在北戴河,习近平集中谈反腐,谈到中央准备立案的具体案例,讲得十分严厉,表示在任一定要打掉腐败恶性膨胀的势头,因为情绪激动,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人高体胖劲头之大把衬衫扣子都崩掉了。夏天领口敞开,其余扣着的5个扣子,崩得满地乱飞,衬衫上的只剩下1个扣子。
北戴河海滨

回到北京,习近平在他主持的常委会上继续部署反腐,他说:因为情况特殊,王岐山同志需要尚方宝剑,应该给他。我们要大胆反腐,不管是谁都要一查到底。据悉习近平的提议已经形成常委会决议。
薄熙来不属于大老虎之列
从北戴河到中南海的8月常委例会,一而再研究反腐,针对的并非是前朝来不及审判的薄熙来。薄熙来案引发出激烈党内斗争,各个帮派意见僵持不下,无法平衡,才不得不交予司法解决,据悉这是王岐山拿出的意见。
薄熙来受审之前半个月,在律师的宣读下看到案卷材料,"律师念,我抄下来"。这种待遇是空前的,是超出现行法律的。出庭受审的薄熙来,"随身带的一大摞文件夹,有透明单页文件夹,有透明文件袋,并且每个文件夹都做了标记,每审一个事实,薄都会找出相应的文件夹。"中国哪一位犯罪嫌疑人庭审前可以做这样规模的应诉准备?拒绝律师辩护的江青做得到吗?两个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做得到吗?8月14日在庭前会议上,薄熙来要求法庭对他去年7月对上届中纪委做的自书笔录,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态度十分决绝。已经明确表达他要翻供,拒不认罪的立场,但是并没有受到压制和阻拦。
如果说薄熙来连续5天的一审充分显示出中国司法的程序正义,那么这种显示今后是否能成为范例,普及到每一个法庭,每一场审理?回答肯定是否定的。追究幕后交易,只能认为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和王岐山并没有把薄熙来看成是陈良宇或刘志军那样的腐败分子,而是把审薄看成是不能错过的极为难得的机遇,对薄,对掌权的"红二代"都是如此。如果把薄熙来看作是陈良宇、刘志军一样的腐败分子,就会浪费掉对中共政权来说一个百年难遇的可贵机遇。济南中院连续五天对薄熙来的审理文明又公正,公开又透明,用知情人的话说,就是要让天下人同看一个大广告。笔者将另辟专文评论这个大广告。
薄熙来不是老虎
反腐开局"'老虎'、'苍蝇'一起打"严重受阻
习近平今年1月22日,在中纪委第二次会议讲话中提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王岐山列出四个大案,上报中央。这四个大案包括十七大一名常委,两名政治局委员,还有一名前书记处书记。
新年伊始,习王明显是要学习毛泽东,当时主流媒体忽然又重提毛泽东杀天津的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大手笔,为习王打老虎造势。
应该说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决心是大的,是坚决的,如果立案能够获得通过,新政绝对不会是当前这种艰难的局面,落个"干嘛嘛不成","雷声大雨点小"的骂名,会有一个反腐立威的好的开局。
对新政要出手的四个大案,中央意见非常激烈。胡锦涛最先坐不住了,去找曾庆红,俩人又一起去找江泽民,江那会住在西山湖心岛,老邓的旧地,也忙于两会之前人事大盘。距离两会揭幕只有一个多月,江一听这四个人也坐不住了,就把王岐山和习近平叫到西山。江根本就不看习,算是给新君留了面子,对着王就破口大骂,说你们要搞什么名堂?党的形象还要不要?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几届中央的矛盾要让全世界知道?这就是搬出现在党的潜规则:注重党的形象。过去老毛从来不管党的形象,他一呼百应,全党都得跟着他走。他整完这个整那个,他管什么党的形象不形象?邓小平也不管这个,一下弄掉了一个党主席两届总书记。现在所谓有"刑不上常委"这个底线,不过是各派系单独的力量都达不到彻底搬倒对方,所以需要各派力量之间进行平衡,也就形成新的党的潜规则的底线。
王和习俩人回去商量之后,非常意外的,"打虎计划"搁浅,就是这四个人,一个退休了,那三个"两会"全部安排在显赫位置上,继续就任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习王对付这三个人,还好办,套用邓小平的话,他们都成了维吾尔族姑娘了,一大把辫子都攥在中纪委和习的手里。对于放虎归山的老常委,习王能放手吗?
江泽民曾阻挠"打虎计划"
"红二代"与"官二代"利益争夺加剧
2012,十八大筹备的一年,党内大案丑闻频发不断。薄熙来被免职的3天之后,3月18日"大内总管"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因与两个藏族女子在法拉利跑车上"玩车震",殒命北京四环保福寺桥东辅道。有说法,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帮他掩盖丑闻,两人达成政治交易,共同设计了5月7日海选,搞常委摸底,5名候选人,令计划名列第三把自己也选上去了。
要说薄熙来有政治野心,不过是大搞政绩,搞出一个"重庆模式"打回北京去。而令计划则是依靠政治阴谋,挤入常委,争当第六代接班人。据悉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副局长,把"3・18车震"丑闻详情报告给老市长王岐山,王又报告江泽民,江找来胡锦涛,胡竟然什么都没有听说,羞愧之下,不得不更换大内总管。
11月十八大之前,周永康的门生中石油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蒋洁敏因为协助令计划向两名受伤藏女赔偿人民币巨款被中纪委调查,成为外媒报道的热点。十八大蒋平安如,两会调离中石油,担任国资委主任。其中玄机真是一环扣一环。
在老子扛枪打天下的"红二代"眼中,像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爬上最高位的技术官僚,不属于正统,他们的子女只被称为"官二代"。而"官二代"20年来,对国有资产、民营资产、土地的掠夺,非常严重,正是国家权力急速恶质化的重大现象。一个县里的事,实际上都跟上面千丝万缕联系着,任何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案子,说来说去都会说到某一个常委头上。他们的子女个个都是大企业的主管,是巨富。而"红二代"上来之后也要掠夺,有的干脆要"官二代"把利益让出来。
习近平是决心要制止国家权力急速恶质化下去的状况的,否则天怒人怨,政权就要动荡。四个大案两会前被迫停止,但是并没有放弃,对四川省和石油帮的调查,一直在进行,省部级落网者连续不断,早已形成围城打圆的压迫攻势。北戴河重启打虎战役,十八大新常委,国资办主任蒋洁敏的立案,确实预示收网战役的到来。
刘志军大案三个半小时结束庭审,薄熙来延绵5天,这就是区别。打虎大戏会不断登场,但是想再看审薄那样的精彩情节,不能抱过高希望值,原因在于习王眼中薄熙来不是老虎。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了什么?
审薄前夕,8月19日,20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确实是习近平的一个新提法,也是打通毛邓的重大步骤,意识形态已经提到党的第二个中心工作的高度。邓小平时代有意淡化意识形态,"不争论"的时代宣告结束。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理论治国的方式,重新回到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到9月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连发八评,鼓吹习近平的这篇讲话,估计还要继续评下去。
有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内部版文件已经下发,看到的人比比新华社报道,人民日报评论员宣传的内容要"狠得多"。从这次会议上有一句话流传出来,"窥一斑可知全豹",可以充分了解习近平讲话精髓。据悉19日刘云山作报告当中,习近平插了一句话: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19日当天,北京市警方抓捕"秦火火"、"立二拆四",法制晚报报道:"长期在网上兴风作浪,炮制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制造事端的网络推手被拘,是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的第一把火。"21日央视报道上述事件,用的背景是罗列其罪名的网络截图,声称:"秦火火诋毁、污蔑孔庆东,司马南等等爱国学者。秦火火一方面造诣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另一方面却却极力美化蒋介石、胡耀邦和美国。"电视观众对上述内容纷纷提出质疑,央视不予理睬,该背景新闻连播两天。
8月23日网络大V薛蛮子在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居民楼抓捕卖淫嫖娼人员中落网,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些重型传媒,均进行连续报道。
作者高瑜
各地都在抓捕网络造谣者,其中荒谬事件时有发生,广东公安官微发表《谣言必须打,打击须依法》被删除。打谣、抓谣,与官媒批宪政和公民社会相比较,已经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大有当年"清污"运动的味道。好在中国人啥运动都经历过,文斗、武斗都能扛。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吴祚来:习近平“极端重视”怎样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
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对党"极端"重要。
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被视为新一届中共政府意识形态风向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发言中强调了两点,一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一百年不会变;二是意识形态工作对党"极端"重要。
我们知道,胡温时期中央常委是九位,而到了这一届政府,变成了七位,政法系的常委被减去了,而宣传系的常委却得以保留,且继承上一届升职模式:中宣部长升任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常委的职位得以体现。
近期《求是》杂志社社长李宝善撰文,认为新闻不仅有信息报道属性,还有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主流媒体坚持不懈的正面宣传,我国社会大局不可能保持稳定。"
但这位作者没有进一步思考,一个靠意识形态宣传或控制才能稳定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有多少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是靠官方控制媒体宣传出来的?

严峻课题

社会稳定和平靠的是全体国民的成熟的心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洗脑宣传。常言道,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对社会善恶都有自己的诉求与判断,当执政党与政府刻意使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影响社会时,它是在用一部分人的价值判断,通过公权力来施加影响绝大多少人。
我们看到,无论是反右,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无论是文革还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意识形态作祟的结果。中共是应该顺应民意与世界民主宪政潮流,还是继续用理论来误导民众,这是摆在习时代面前最严峻的课题。
极权政体控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被一些人利用,成为打击迫害政治异已的工具,而习近平的父亲与习家,是直接受害者。因此,习仲勋对一些人利用意识形态作恶,也有清醒与深刻的认识。意识形态的真正受害者,也应该意识到极左思潮对法治、对公民人权的巨大危害。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理论权威"康生说习仲勋"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为高岗翻案。"康生在全会中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被毛当众念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康生炮制的意识形态,被毛利用,习仲勋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被迫害长达16年,整个家庭因此蒙难受害。
平反后的习仲勋对意识形态的棍子深恶痛绝,对改革开放初意识形态领域"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抵制态度。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对胡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半个世纪前的父辈因意识形态而受迫害,意识形态最终是谁的意识形态呢?当然是一把手个人的意识形态,毛同意了康生的观点,认同习仲勋是利用小说反党,习仲勋就成为反党集团成员,小说诗歌电影戏剧一切文化作品、一切言论都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意识形态,习近平切身受意识形态名义的迫害,为什么一点没有反思,为什么还要利用所谓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稳定?
一旦确立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意识形态系统就会走"极端",就会把倡导公民社会建设、普世价值观念看成颠覆政权的西方阴谋,就会把网络上正常批评党与政府的言论当成非法言论,就会以意识形态或维稳名义,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封号禁言。

社会意识

强化与管制意识形态,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出版权被剥夺,更使中国当代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创造力,思想领域没有创新,文化领域只能跟在欧美港台韩日文化时尚后面,山寨式追风式消费。意识形态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与教材,使历史没有真相,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禁区,使学者与文化人随时会踩到"地雷",网络上的政治敏感词更是可以汇编成一部大辞典。
这什么官方的意识形态领域反感与畏惧网络上的意识形态呢?因为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更反映真实的民情民意,特别是,由于网民整体是年轻族群,能接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网络上的民意更具代表性,官方用一党政治的意识形态想影响与左右网络意识形态,无异于逆流而动。官方固守的意识形态已然是干涸的内陆河,而网络上的民意,才是应该面对与正视的汪洋大海。
《南方都市报》8月18日报导,2012年6~7月,南开大学马得勇副教授在新浪微博、天涯论坛以及一些政治社会话题比较集中的网站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中国网民中,左派只有6.2%,右派则占到38.7%,中间立场者55.1%。97.5%的网络用户认为"不管谁当领导,权力都要受到制约",97.2%的网络用户同意"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很严重"。九成以上的受调者对"人人都有权批评政府"这一问题上持赞同立场。
习近平应该知道,文明国家是通过独立的调查公司来统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公民希望国家有怎样的发展、对执政党与政府有怎样的意见,或对领导人的满意度等等,均可以通过科学调查的方式,使意识形态成为公开数据,以此来制定决策,调整施政方针。执政党要遵从、顺应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要被引导或纳入到某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中。
一旦将某一种意识形态当成真理,必然会将真正的代表社会主流民意的意识形态当成异已的思想加以排斥,意识形态问题就成为一种思想斗争,当局通过打压自由多元的思想,以维护统治者固有的意识形态,这本质上是维依靠旧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权贵利益集团价值体系与利益共同体。
是让死的意识形态来束缚活的社会,还是让活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并决定政治?传统的洗脑方式、屏蔽信息的方式、非法打压的方式都在日渐失灵,在信息越来越多元化、自由化的今天,试图用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稳定,保持思想统一,只会是刻舟求剑、自欺欺人。
――BBC

2013年9月1日星期日

高新:薄熙来不是不怕死 而是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死

薄熙来在法庭作最后陈述

持续了五天时间的薄案一审秀是好戏连台还是歹戏拖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令笔者最为感动的内容,莫过于事后被网络疯传的《薄熙来最后的陈述(未删节版)》中关于他薄熙来即使身陷共产党自己的牢笼仍然最舍不得自己中国共产党党籍的那一段慷慨陈词。
薄熙来同志动情地说:"我得知此事在劫难逃,所以我内心有软弱的时候,我一直想保留党籍,因为我对党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理想。我视中国共产党为我的生命,我的父辈为了党的事业两次坐监狱,我不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审查,而是被自己深爱的党审查,所以我有机会主义的侥幸心理。当时办案人员不止一次跟我讲,中央还是对我有包容有期待的,只要我态度好,可以给我保留党籍.......因此,我违心的承认了这两件事情。但没想到我一承认,紧接着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就是移送司法审查。速度是如此之快......"
不知道习近平、王歧山,还有孟建柱、周强等人在远程观看薄案一审的同步(内部)转播的时候是否为薄熙来同志对自己党的如此赤胆忠心而湿润了眼眶,反正笔者本人是坚定地认为,如果哪位中国共产党员在听了或者读了薄熙来同志这段表白之后仍然不为之动容,那他(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党性的共产党员。
与习近平同为中共党内最坚定的"毛粉丝"的薄熙来与习近平一样已经把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讲过的"五不怕"精神牢牢地印记在脑海里。据曾经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私交甚好的毛时代的党内著名秀才之一吴冷西回忆,一九五七年前后毛泽东下令他去人民日报工作时专门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有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他们的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之后,"五不怕"的具体内容开始在吴冷西本人身上应验,与此同时,"五不怕"也成为当时被广为传播的"毛主席语录",日后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荣登党的第一副主席宝座的王洪文当初就是高喊着"不怕杀头,不怕坐牢......"的革命口号在上海掀起疯狂的"红色风暴"的;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在文革初期虽然是因为偷窃自行车而被判处劳动教养,但也因为会在狱友面前背诵毛主席的"五不怕"而令同囚室的鸡鸣狗盗之徒们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入监当天就确立他自己的"牢头狱霸"地位。
几十年之后,毛主席的这"五不怕"居然一次性在他薄熙来身上应验了"五分之四",职务不但已经撤了而且连公职都被开了;最难割舍的中共党籍被强行剥夺的当天就开始正式坐牢了;老婆虽然还没有与自己办理离婚手续,但她自愿作证落实自己丈夫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大罪名无疑是比离婚强硬百倍的情感惩罚。曾自诩中国政治家里的"马英九第二"的薄熙来听罢曾经的爱妻、宝贝儿子瓜瓜他娘薄谷开来的证词之后居然大诉了一番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委屈,令人不由得联想起当年的林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为自己的爱妻叶群开具一纸"处女证"的故事。情何以堪!
至于"五不怕"中的最后一"怕"----杀头,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早已经预言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时期。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员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薄熙来的被一审结束之后,虽然扮演公诉人的一方已经当众强调了薄熙来不但没有自首和主动检举揭发的立功表现,而且还据不认罪所以应该依法严惩,但过去曾经甚嚣尘上过一段时间的所谓薄熙来会被习近平砍头祭旗的说法反而没了市场。着笔此文时读到一堆在薄案一审结束之后根据薄熙来之"表现"而作出的刑期预测,其中最不专业的当属一位被当成法律界专业人士采访的"北京知名律师之一"的"推测"内容,故作谨慎地说"应该是无期或者无期以上"。
什么是"无期以上"?当然是死刑。至于所谓的"死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且肯定已经不适用于薄熙来。按照中共司法机构的权威解释,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死缓则适用于罪该处死,但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
在薄熙来一审之前才结束不久的对前铁道部刘部长志军同志的死缓判决结束后,该案的白姓审判长专门对外解释过为何"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刘志军还会被刀下留人,理由是是基于刘志军具有以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第一,刘志军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且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第二,案发后刘志军及其家属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其受贿赃款大部分已追缴;第三,刘志军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
相比于刘志军,薄熙来不但不具备上述所有被"从轻处罚"的表现,而且是恰恰相反。薄案一审的最后一天公诉人发表的意见是: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予以数罪并罚。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国家法律,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又拒不认罪,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必须依法从严惩处。
由此可以断定,假如当局在薄案一审之前即已经认定薄熙来已经是犯了"死罪",那么他最终会"慷慨赴死"还是被"刀下留人",就完全取决于他的"法庭表现"了。而薄熙来之所以在一审过程中有那样张狂的表现,笔者坚信恰恰不是因为他薄熙来已经大无畏到了"不怕杀头"的毛主席境界,而是因为他事先已经清清楚楚自己不可能被定为死罪(当然也就不存在争取"死缓"一说)。而在没有掉脑袋之可能的前提下,对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中共党籍的薄熙来来说,无论是"无期"还是二十年或者十七年、十五年?无甚区别!结果都是要以陈希同同志为榜样,把秦城监狱或者公安部医院当成自己的养老院。
薄熙来同志在"其最后的陈述"中还说:"我现在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我对党没有二心,我在接受司法审查之前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后来办公室被搜查时被收走了,中央应该能看到。在信中我请求中央,让我继续效力重庆,为重庆人民服务一届。"
"只剩余生"四个字说明薄熙来同志在"深陷牢狱之灾"的时刻还是坚信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预言过的,"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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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一审庭审结束择期宣判(法新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高新:习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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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习近平(左)和薄熙来(右)<法新社>

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的标题是《如果不是王立军坏事,今天的薄熙来正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呢》,说的是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假设薄谷开来没有杀人,我们只需要假设薄谷开来杀人之后薄熙来接受了王立军的讨价还价,以升官许愿换取王立军同意把薄谷开来杀人案永远隐瞒而不是一巴掌把个王立军打进了美国领事馆,那么日后发生的故事肯定是薄熙来在十八大上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算在事先的酝酿过程中胡锦涛和温家宝会提出反对意见,习近平肯定也会以所谓"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手段让薄熙来强行入常。而且当时薄熙来的奋斗目标并不是进常委就行,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里的"大任"一不是已经笃定要给习近平来坐的总书记,也不是已经笃定要由李克强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而是如今已经坐在了刘云山屁股底下的那个位置。

有心人或者都还记得,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更早一点的话就是去年春薄熙来倒台之前,外界对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人选的竞猜名单虽然版本众多,但每份名单上都没有把当时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云山和张德江二人排除在外,具体到张德江,有猜中了他会接替全国人大委员长职务的,也有根据他当时的职位断定他会被安排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辅佐李克强的......至于当时已经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者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刘云山,当时的外界评论和猜测文章中无一猜中他居然会在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扮演起了本来是被外界认为应该由李源潮扮演的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第一)书记。

在薄熙来终于被审判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证明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九变七的决定,肯定是薄熙来事件导致的政治后果之一。之所以由九变七,毫无疑问是习近平和胡锦涛均是基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开支持薄熙来而开始警惕政法委权力坐大之后的危险和后患。而政法委书记如果不入常,而且政治局常委仍然需要是奇数制而不能是偶数制的话,就只能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位置上打主意了,一个办法是让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直接兼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七位政治局常委中分管书记处工作,也就是职权相当于副总书记角色的那一位同时身兼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宣部长仍然只是该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日后看来,中共高层最终选择了两种办法中的后一种,在此前提下,这位"副总书记"与他的前任----十七大至十八大之间的习近平,以及前前任----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的曾庆红相比就多了一项党内兼职,而兼职多了自然工作量就大了,减"负"措施就是把本来因为被十五大至十六大之间的胡锦涛、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的曾庆红以及十七大至十八大之间的习近平实践过了的党的"副总书记"同时身兼国家副主席的"惯例"打破,让十八大之后的新任"副总书记"干脆专事党务,国家副主席职务则"另请高明",由兼职变成专职。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也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回顾过,背后篾称习近平为"习阿斗"的薄熙来在习近平以"副总书记"兼国家副主席之尊君临重庆时居然能够在市委干部大会上阿臾习近平不顾繁重的党务、国务缠身......,令山城人民倍感亲切!而十八大之后的那位"副总书记",也就是由上届中宣部长晋升至此的刘云山则只有"党务缠身"了。

那么,假如当初薄熙来一巴掌把个王立军打进了美国领事馆的事件没有发生,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笃定人选,在此前提下我们再假设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仍然还是九人制,即政法委书记和专职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均还入常的前提下,届时的薄熙来希望自己会在政治局常委们的"党内分工"中具体扮演角色呢?

薄熙来刚刚在济南中院发表的"受审演说"中非常诚恳地检讨自己"治家无方",显然是与他自己的"治国有术"相比较而言。而他的治国之术已经广为世人所知而且是被习近平高度称赞,称之为有"示范意义"的无非就是重庆模式中的"唱红"和"打黑"。那么,假如薄熙来已经跻身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接替了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两项兼职,"打黑"运动肯定会被他迅速推向全国。与之同理,如果薄熙来能够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么如果他薄熙来能够如愿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唱红"同时推广向全国范围的志向即可假他一人之手直接实现。

薄熙来在济南受审期间不但没有被要求着装囚服,而且是上装白衬衫,下装西便裤,仍是政治局夏日会议的"制式"着装或者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夏常装"。就在薄熙来济南受审的同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有关会议上讲话的刘云山,穿的也是这一身。人们或许都已经发现,自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和它和常委会正式面世以来,开始扮演"副总书记"角色的刘云山表现得是十足的循规蹈矩,与总书记习近平一唱一和,公开讲话内容中没有半点自己的东西。但如果是薄熙来坐到了如今由刘山云所占据的这个位置,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薄熙来受审之前笔者即已经收到过一个关于薄熙来、谷开来和王立军之间"友情互动"的"段子",说的是王立军被中纪委和国安部收押之后交待了大量薄熙来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当面阿臾习近平却又在背后诋毁和贬低习近平,具体内容是薄谷开来曾亲口告诉他王立军,说薄熙来问谷开来:"习阿斗要君临重庆了,你是不是也要见一见?"王立军说薄谷开来当时叮嘱薄熙来"一定要多给立军安排一些在习近平面前的表现机会"。

在中共政权已经以薄熙来"重庆打黑"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狠狠打击网络谣言"的严峻形势下,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如上段子纯属谣言,但薄熙来打小就看不上习近平的说法,绝对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网络"是何种东东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里就传到笔者耳朵里的故事。当时是因为笔者的一本《中共太子党》招致读者反馈无数,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内的人士亲口向笔者讲述的自己没有哥哥的习近平小时候是随着薄熙成和薄熙宁称薄熙来为"二哥"的,习近平与薄家男丁中的老四薄熙宁同庚,薄熙来和薄熙成分别年长他四岁和两岁,自幼喜欢踢足球的习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惯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宁,而对当时身材也比他习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来只有仰视的份儿。幼时的敬畏决定了日后的习近平一旦被薄熙来"辅佐",肯定就真得成为"阿斗"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笑蜀:公权力能否挑剔国人的道德?

薛蛮子

新华社称,薛蛮子被抓等于向所有大V敲响警钟

如果新华社的报道属实,薛蛮子私德的确不堪。但无论怎样不堪,都犯不上动用公器狂轰滥炸:不仅警方重拳出击,不仅报纸连篇累牍,不仅网络铺天盖地,甚至央视新闻联播也轮番上阵。而且所有对薛蛮子的批评指责,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其"大V"身份。

与此同时,在山西,有男童双眼被挖;在成都,有歹徒公交车上持刀杀人以致15伤4人亡;在济南,更有举世瞩目的薄熙来审判。无论讲政治,还是讲专业,这些个案都更重要,因为它们跟公众安全、跟国家前途,跟公共利益关系更大,也就更值得公器投入。

置更重要的公共议题于不顾,开动宣传机器,聚焦薛蛮子的下半身,这是典型的公器滥用。而且这会给全世界一个印象:似乎我们国家的性道德已到了崩盘的地步,因而不得不动用国家的强制力量。这当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而毋宁说是给国家形象泼污。

醉翁之意

不顾国家形象,滥用公器,到底所为何来?答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大V。这似乎是公开的秘密。

新华社配发的评论,就毫不掩饰地声称:薛蛮子被抓等于向所有大V敲响警钟。《环球时报》掌门人胡锡进则更坦率,公开承认:"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他敢这么坦率,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属于天经地义:"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

嫖娼问题,或者说性道德问题,在当局的政治词典中原本不是问题。从刚刚披露的谷开来王立军畸恋,到上海法官集体嫖娼,当下官场的 性道德究竟何等状况,已不难想见。历史上则更复杂。罗瑞卿女儿点点就回忆到,某老将军强奸自己亲戚的女儿,照样受毛宠爱。高岗一路走来一路嫖,照样步步高升。

不在乎性道德的当局,今天当然也不可能在乎性道德。如胡锡进所说的,不排除官方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整"政治对手。一个"整"字,让人想到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路数。

但这跟历史上的整人也有不同。历史上的整人起码还有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因而敢于正面交锋。今天的网络超限战,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自信支撑,只剩下猥琐。

胡锡进警告大V:"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要搞砸。"这等于宣示:只有屁股上完全没有异味的圣人,才有资格批评政府;屁股上但凡有点异味的常人敢跟当局过不去,分分钟置你于死地。

道德优势

作为公众人物,薛蛮子嫖娼的确脏,的确要谴责,但这属于民间自治范畴,轮不到公权力出手。

美国如果允许执政党动用公器尤其动用FBI整在野党,早就没有两党轮替了,其他法治国家亦然。政客拿私生活做文章攻击同样是政客的竞选对手,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胆敢动用公器整自己的对手,如尼克松窃听,严重性几乎不亚于叛乱,会马上遭到最严酷的惩罚。

公权力最需要用社会的集体力量去规范,去净化,这点,"老祖宗"马克思讲得最明白不过。马克思说:"国家不过是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恩格斯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这意味着国家没有任何道德优势可言。

公权力在道德上的唯一义务,就是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而没有反过来挑剔国人的道德、对国人进行道德拣选乃至进行道德审判的权力。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原则,不搞清楚,公权力就还要在这个问题上搅浑水。

本文作者笑蜀,真实姓名陈敏,前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现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BBC立场和观点。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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