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0日星期一
杨建利:不 要 忘 记
亚太人权基金会:
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一位消息灵通的狱友偷偷告诉我,我获得了亚太人权基金会的民主英雄奖。当时,我半信半疑。但是,这个消息很快就 从探监的妻子付湘那里得到了证实。朋友们没有忘记我,外面的世界没有忘记我,我觉得在狱中的每一分钟都更加有价值。
没有被忘记,对于身处危难困苦中的人来说意义多么重大。
“不要忘记” 是我今天发言的关键词。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监狱里还监禁着许许多多的良心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身心正在遭受着严重的摧残和折磨。我们有责任推动国际国内各界关注他们的案件和他们狱中的生存条件,为他们早日获得自由努力工作。
我们不要忘记,在专制高压的艰难环境里,许许多多中国的良心,承受着蛮横腐败的政权机器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和危险,保持着敏感的良知,坚持着独立的声音,开 展着抗争的活动,以无权者的力量维护自己和其他无权者的权益。我们有责任鼎力支持他们,真正成为他们的后援,形成主次分明团结协作的中国民主力量。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政权从来就不会自动放弃对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垄断,在一党专制的中国,无权者的权益甚至生命随时都受到残酷的侵害。我们有责任在思想感情 和行动上与生活在我们祖国的无权者连成一片,不向专制政权屈服买好,去掉虚夸清谈的作风,脚踏实地的参与推进国内各个领域的人权民主的工作。
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上任何一次专制政权的庆典,实质上都伴随着民众被盘剥、权利被践踏,都以民众的痛苦为代价。我们有责任向全世界透露围绕着这届历史上最 大的政治奥运会所发生的基本人权被侵害、民众的基本生活被侵扰、官僚贪污自肥的全部真相,团结国内和国际的文明力量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这次中国和世界 交流的重大事件向着对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有利的方向发展。
朋友们,今天你们之所以有着意义非凡的行动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忘记,你们的工作因此会被人们永远记住。为此,我向各位献上我真诚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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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吴庸:奥运猪与卖国者
北京奥运会冷鲜猪肉及猪肉制品独家供应商――北京千喜鹤集团董事长刘延云说,在全国不同地点建立了近10家养殖基地,为奥运提供食用猪肉。出于安全考虑, 养殖基地地址保密。基地24小时以摄像头监控,陌生人不准进入。养猪场由保安人员24小值守,外猪不得闯入。养猪不添加防腐剂和抗生素,用天然中草药作免 疫治疗。小猪每天到室外活动两小时。位于北大荒的养殖基地,大气、水质和土壤均无污染。他们按照奥运需要的5倍养殖,保证充足供应。深训一商店售千喜鹤奥 运猪肉每斤48元,刘延云说:“虽然奥运猪肉成本比普通猪肉高很多,但价格只比普通猪肉贵40-50%,不会贵到48元一斤。”“政治任务是不能谈成本 的。”(《东方博克》2007.8.27)
这些特种猪由“特种人”即国家延请的非伊斯兰教运动员消费。有特种猪,就有专门辟地栽培的特种菜,还会有特种果,特种饮料,特种服务……,往下就不细说, 说出来有伤大雅。特种猪市面上零售48元/斤,客人消费就得赔本计算。好在国家外汇储备已逾万亿美元,从中挖出点儿补贴不在话下。总之,要让“特种人”吃 好特种猪、特种菜、特种果,喝好特种饮料,享受好特种服务。他们在各自国家本是普通人,到了中国却成了特种人,享受特种消费,目的就是让他们懂得共产中国 就是好。不过,这样一来,胡总书记提倡的“以人为本”就成了以“特种人”为本,走卒贩夫之类一概剔除。难怪有人发牢骚说:宁做奥运猪,不当中国人!
也许,人们以为,好不容易争来奥运会,在生活服务方面搞得体面些,不必斤斤计较。这样想,确实显得大方,但这种风气在当权者身上却不是小事一桩。我们看过 媒体有关国宴的报道就会知道,国王、总统设宴,在那些珍惜税金花销,唯恐选民追究的国家,都是很简单的几道菜肴,加上甜点之类,亦不失尊严、礼貌。他们在 这方面的花费相当“抠门儿”。敝国恰好相反,大鱼大肉满桌,吃不了倒掉,茅台酒猛灌,醉倒方休。还有更甚于此者: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菜谱由周 恩来审定。周决定用珍贵的鲍鱼款待客人,数量为1000公斤。一道指示下去,由辽宁转大连,再转长海县鲍鱼资源丰富的獐子岛。时值1971年数九寒冬,采 捕区水温在零度以下,作业条件恶劣。按惯例,潜水队早已收船上岸。但上级命令,不敢违抗。岸上是零下20度严寒,队员一出水,潜水服冻得梆梆硬,一拍哗哗 掉冰。为防塑料输氧管被冰冻裂,要不时打掉上面的冰块。这个季节,鲍鱼早已跑到深海区。潜水员潜入水下4米、6米、10米,找了7天,综影俱无。深潜百余 次,才在水下二三十米处找到。在深水作业往往遇到鲨鱼,是很危险的。如此干了10天,捕获1500公斤,选出1000公斤优质者装上军舰,转乘飞机抵京。 (《世纪学堂》网,2006.6.28)让我们具体算算:尼克松团队正式成员充其量不过百人,每人合20斤,岂不撑破肚皮?难道还大包小包提回与家人共 享?周恩来如此招待贵宾确乎匪夷所思。这已经超乎“争面子”的概念了。洋大人吃过鲍鱼,把牙一剔,不会觉得自己矮了半分,更不会觉得毛政权高了多少。周恩 来拿出这么珍贵、难捕的鲍鱼大肆忽悠,究竟出自何种心态、缘于何种理念?恨不得把自己民族的家底奉献出来以结欢心?这可是应了慈禧那句箴言:“量中华之物 力,结与国之欢心。”周恩来遵循的是慈禧教导。
在中共历史上,这类事可谓多矣。送鲍鱼品尝只限于招待餐饮,更甚者则是在正式谈判中主动吃亏,以博对方欢心:1949年斯大林答应向即将成立的新政府提供 3亿美元贷款,年息1%。毛在回电中不是要求无息或减息,他说“1%的贷款年利率太低,应当提高”。读者不要以为我在编造新的君子国故事,不!这是实事, 是陈敦德先生根据原始档案披露的。(《北京青年报》2007.8.20 B7)这一增息请求实开天下奇闻。毛当时十分清楚,1945年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时掠走大批工业设备。最大的鞍山钢厂被彻底洗劫,飞机制造厂(月产战斗机 10架、教练机70架、发动机200台)被全部拆运,汽车制造厂被拆走所有设备,本溪钢铁公司、抚顺铁厂、辽阳橡皮公司等均遭抢夺。这些工业设备总价值不 下20亿美元。(《战场军事社区》网,2005.12.28)斯大林拿出3亿美元作为贷款,毛泽东居然以为利率太低,要求提高,请想想:这究竟出自怎样心 态、缘于何等理念?建国前夕,毛知道自己曾触逆过斯大林,因而在斯大林心目中并未树起依附形像。毛趁此机会欲赎旧债以示巴结,才有这一乖张表现。说这是一 种讨好心态和奴才理念,不是委曲了他吧?但是,拿着民脂民膏去讨好主子、甘做奴才,依然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嘛!慈禧的阴魂不散。
讨好美国与讨好苏联,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为了立稳中共专制特权。只要符合这一目的,不管是美苏还是奥运,一律竭尽全力逢迎,不惜抛撒自身物力。小至鲍鱼、 贷款利率,大至领土主权,只要能够维护一党专政,一律舍得奉献。抗日战争,中国伤亡3500万人,各种损失达1000亿美元。当时盟军决定法西斯德国应赔 偿200亿美元,日本帝国应赔偿540亿美元。东方抗日各国均获得相应赔款,计:缅甸3.5亿美元,印尼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越南、老挝、柬埔 寨各得3900万、278万、417万美元,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得2500万美元,韩国3亿美元,泰国也得到变相战争赔款。(《世纪中国》网, 2006.7.19)只有中国,毛蒋阋于墙,操戈内斗,争相放弃要求赔款权利,尤其是毛泽东,当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为日本侵略中国表示道歉时,毛竟说: “用不着道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利益。有了他们,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如果没有日本皇军,我们要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时光之旅》,商务 版,293页)这可不是毛的恢谐,而是坦率自白,与他在抗战初期告诫属下“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教导是一致的。(《卢山会议真面目》,南方版,225 页)为争取和稳住专制政权,拿3500万人伤亡和1000亿美元损失作交易,这不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
毛之卖国不限于此,甘愿出卖领土主权才是最大项目。建国后,新政府立即宣布与蒙古建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实际上承认苏联操纵外蒙独立的 合法性。1964年与蒙古划界时,毛又把外蒙与新疆、东北交界的原国民党政府控制的领土送给蒙古。1950年中苏签定“友好”条约时,毛承认中长铁路由中 苏共管,苏联霸权继续延中长路伸入中国;允许苏联继续霸占旅顺作海军基地,直到中苏对日和约签定;允许大连港由苏联继续租用,而以租金抵销所谓“清朝欠 款”,等于无偿使用;允许苏联要求,用战略原料钨、钼、锡、铅、锑偿还贷款,等于苏联低价强购中国战略物资;允许用苏联专项贷款建设橡胶园,产胶前每年从 第三国购买1.5-2万吨橡胶供给苏方,产胶后向苏方提供70%的产量,大量产胶后按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8%售与苏方,等于投资经营超额剥削;允许在中国 东北和新疆境内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利,不让第三国资本或这些国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工业、商业、财政及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确 定这两大地区是苏联势力范围。这不是清清楚楚出卖祖国领土和主权么?这不是地地道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么?他与慈禧在卖国性质上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是中共建政后头号卖国者,紧随其后的是江泽民,他与俄国秘密签定划界条约,将帝俄和苏联不断侵占的我国领土(包括一直被俄罗斯垂诞而我国历届政府均 未松手的“江东六十四屯”)总共大约140万平方公里正式地、无可挽回地承认它们是俄国合法领土。这是一笔最大的卖国行径!历史已经记载了这笔“量中华之 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账!
有朝一日,定会一笔一笔清算中共卖国者的这些出卖祖宗家产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罪行!(2007.9.8) --------------------------
原载《议报》第31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伍老:为什么?-- 对共产分子的质询
为什么你们痛骂资本主义、嘲讽他们的政治形态,却把你们的妻儿老小和你们的污财送到资本主义安顿安居呢?为什么你们的儿女要和资本家的儿女互为嫁娶呢?
民运、法轮功孜孜为国,颠沛流离,皇天后土,实所共鉴,为什么你们对之密切跟踪、诱捕打杀呢?本国的优秀儿女,为什么要变成你们的人质,拿去和外国作交换 呢?古人征战是抓敌对方的家属做人质,你们为什么要将本国精英王炳章、杨建利、郭飞雄、郑贻春、张林……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为什么你们既已控制其人身自 由,还要毒打折磨,刻意摧残其肉体呢?
民主政体的功能进退有序,人民握普选之权,为什么你们要拼死抵抗呢?实行民主不是对你们也很好吗?为什么要冥顽地扑向电线杆、耻辱柱呢?一旦危机爆发,你们不是也要又陪夫人又折兵么?
段祺瑞家属对开枪事件拿出证据,证明非其本心,非其下令,事后礼佛拜神,颇有悔意,为什么你们大肆屠杀学生百姓,毫无顾忌,杀二十万人保尔辈二十年平安,你们的平安竟然要拿全国的水深火热、性命死灭来作代价么?
为什么既要拿民主作幌子,又要将民主、自由、选举等等词汇通盘屏蔽实施封锁?
为什么要将正人君子都视为你们的敌人呢?
为什么要依赖贪官污吏治国呢?为什么依赖大大小小的政治流氓生活流氓充实你们的官僚系统呢?难道你们是直娘贼养的么?
为什么要以无数所谓地下党实即奸细对国军抗战部队釜底抽薪呢?刘斐、郭汝瑰、熊向晖、张克侠、潘汉年……你们明知共产党是最狡猾的九尾狐,偏生如饮狂药的助纣为虐,你们在地狱里面不得超生!
为什么共产党痞棍要口骂汉奸而行汉奸之实呢?为什么你们的优质共党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丁默村……都是汉奸先锋呢?
为什么要欺骗大量青年跟最大汉奸毛泽东搞事呢?今天你们标榜为执政党,为什么当年毛泽东数十次派人和周佛海接洽勾搭呢(事见周佛海日记)?那么不是汉奸窝子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国军浴血奋战,而你们却蝇营狗苟大肆扩张、种贩鸦片勒索人民,组建有史以来最大土匪集团呢?
为什么你们酷嗜白昼宣淫呢?为什么毛泽东要让贺子珍短短几年流产十余次呢?他是公猪呢还是公狗呢?为什么今天的共产党大至总书记小至村长,竟一人拥有数十、数百老婆呢?是你们的基因遗传么?
为什么你们标榜战友情同志爱,而你们的高官却在你们的烈士张太雷尸骨未寒时,即将其太太肆行奸污呢?为什么你们那么迫不及待呢(见张国焘回忆录)
为什么你们打杀国士,焚毁衣冠文物图书古籍如此上瘾呢?你们和读书人先天有仇么?
为什么陶铸老婆的回忆录、共军张宗逊的回忆录,李一氓的回忆录……都强调你们焚毁图书古籍而沾沾自喜呢?
为什么美国希望你们遵守游戏规则,你们的沙皮狗沙祖康却公然以洋泾浜英语喊人家“枭得饿扑”(闭嘴)呢?连喊三次,他吃错药了吗?他不知道他臭不可闻吗?
为什么你们建立伪国苏维埃,掠夺人民摧残家园,使锦绣变为丘墟,你们窃国至今,却反诬中华民国分裂呢?
为什么在偌大的国土上,药品毒、食品毒、空气毒、人心毒,假药假酒伪劣经济伪劣官僚伪劣政权,举国无净土,为什么你们如此弹冠相庆呢?
你们抵制中西文明文化,就是要将中国变成一斗兽场么?
你们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就是明火执仗的掠夺人民拆毁他们的家园么?
为什么好端端的大道不走,偏要将你们的政权机器都变成黑社会的螺丝钉呢?
为什么你们的银行一个小职员就可以轻松顺走几十亿,你们好意思叫市场经济,你们好意思谈WTO?
你们的贪官污吏无孔不入,这就叫做执政党?
为什么在你们窃取的国度好人无好报?
为什么你们的国民没有安全感而你们自己也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你们的干部一年胡吃海喝上万亿?你们的干部是饭桶潲水袋吗?
为什么都二十一世纪了,你们还肆无忌惮的禁书禁报禁思想禁自由禁这禁那禁个没完?
为什么奴役人民永无尽头?
为什么爱国家会成为你们的中国第一罪——即反革命罪即危害国家安全罪?
为什么会有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
为什么要杀灭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
为什么要枪杀数以万计的放下武器的国军将校?
为什么要镇压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富农?
为什要枪杀数以十万计的爱国军人?
为什么要荼毒数以亿计的无辜百姓?
为什么要制造素质低下专事捣乱的庞大官僚群体?为什么现今官僚较民国会成百倍的增长?
为什么许绍棣厅长勾引郁达夫太太蒋介石要叱骂其寡廉鲜耻,而毛泽东要喊彭德怀去操他的娘,特别嘱咐要操够,要慢慢操,蒋、毛差异为什么如此之大?
为什么长春郑洞国、北京傅作义、天津杜建时,当局势逆转、但仍可拼死一搏之际,会以人民为念,以生灵为祷,以文物城垣为重,主动放下武器,忍辱负重,保护 地方,显出他们的菩萨心肠来,显出他们固有的佛性、潜在的人性来?为什么你们握有全国人民、全国资源数十年,却全不把国家当成的你们的家园,仍一贯不改你 们的侵略者心态,把人民当成异国异族来仇视、蹂躏、摧残?把国家当成战利品当成奴隶来剥夺来监控来消耗?
为什么邓力群们把延安整风当成个人肆行私欲的乐园?为什么还在窃国的过程中就迫不及待?这是不是共产专制的本性?为什么邓力群奸污战友妻子如鱼得水?为什么边区伪政权听之任之?
为什么要烧死三百小学生,让领导先走?这不是蓄意谋杀么?
为什么中美同时发生命案,美国校园枪杀,中国几千度的钢水熔化数十个工人,共帮头子假惺惺向美致哀,而对同胞和人民,连这假惺惺都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
共产分子“建国”数十年了,盲人瞎马,一意孤行,早已极度危险,脓肿高烧,至今业已破溃,已属晚期不治之症,如欲再造如欲再生,势必立即进行:
彻底清算共产党
追究六四大屠杀大小头子
建立共产受害者档案,建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
宣布共产党非法
实行普选,推行民主制度刻不容缓
重新制宪
……
2007年9月9日星期日
王方:中国情妇和外国情妇
在此新闻中有一点特别之处很让读者谈论的津津乐道
在照片上看见庞家钰的尊容已经是头发稀疏、半边谢顶的形象
诚然,性欲旺盛与否是取决于每个人的雄性激素的分泌和身体的健康状
笔者想说的是“情妇”一事。
纵观近代中国贪官被曝光的人选,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不沾上婚外恋的丑
这里说“婚外恋”其实并不准确,这些贪官只有“婚外欲”
这些人一旦手中掌握了权力,即刻就和情欲迅速链接
这就是中国贪官和情妇的关系。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情妇”们,也是那些情妇们的用魔鬼般的姿
从法律的范畴去理解,男人寻求婚外恋也好,有情妇也罢,并不犯法。
中国出台的几百部法律中并没有一部“反婚外恋法”或者“反情妇法
问题在于中国的官员一有情妇就要就要贪赃,就要枉法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用当今人的批判用语也叫“封建意识”。
如今这些口口声声叫喊着破除封建迷信的官员,自己却满脑子的封建意
这是令人不得不认真思索的课题。
我们再反观西方世界的官员,有情妇的官员几乎是每个男性官员的责任
我认识的西班牙官吏中几乎个个均拥有情妇,但他们都以“女朋友相称。
有的官员根本不忌讳,还经常拿出“女朋友”的照片供他人欣赏。
至于这些官员如何处理“情妇”和家庭的关系,这是他们的事情
只是有一点与中国异样的是,中国官员一有情妇,那必定要犯法
陈良宇在位时曾经多次对他的部下说,“只要做出政绩
而西班牙有情妇的官员则很少因情妇的原因去贪污、受贿最终进监狱。
究其原因,一是,西方人的法制观念要比中国强,而且强得多。二是
再加上反对党猎狗似的嗅觉,虎视眈眈的眼光让每一个执政党官员的在
因此,西班牙有情妇的官员和贪污腐败几乎没有姻缘,当然不是绝对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看清,中西方的制度不同,因而官吏思维方式也不
但是若要立时三刻改变现行制度,立刻消除那些官员已经根深蒂固枉法
那如何杜绝让广大劳苦百姓神深痛恶绝的贪腐现象,确实是个又棘手
有网民说,请中央下个决心:为了杜绝当官的走上包养情妇
从正处级开始,处长阉一个,到了省部级的职位则必须阉二个
有的网民认为这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提出这样的想法也是那些贪官
笔者认为,用阉割的方法来遏制人的性欲,从而触动其中枢神经减少对
但不是好办法。
西班牙也在考虑用阉割的方法,但是对付强奸犯。
但是西班牙舆论认为这样做法不人道,目前西班牙的医学界精英正在研
期待这样的药物尽快出台,也希望我们的干部在宣誓时同时也服上一片
更希望就此能够歌舞升平,风调雨顺,公仆做公仆的工作
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同胞不再受到公仆的淫威和骚扰,不会因为公仆的不
在中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从此灭绝陈良宇
2007年9月8日星期六
伍老:时评与札记三则
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被中共以美人计,从马来西亚诱捕回来
在他飞扬拔扈的当儿,夜静人稀的时候,倘若多看一点联邦调查局老局
你们掳掠了巨量的财富,不仁不义,利令智昏,倘使尔辈还有些许的人
可惜你们只有成套日弄人民的蛮力、贱力,没有做大事业的魄力和智力
陈良宇爬入政治局的那一刻,你们在上海的小兄弟在秘密会所大搞黑帮
陈氏父子对人民敲骨吸髓,而在对手面前,却其蠢如驴。丢人现眼
北京共党和上海陈家生死决斗之际,陈家如稍有头脑
可惜!共产环境将人变成鬼,陈家浸染大半世,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驳韩德强
某左得利曰:“因此,到了反省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的时候了。地球上60亿人相处,不可能没有市场,也不可能离开制度,但绝不可以只有市场
评点:
此辈振振有词的人,并不知何为真正的市场,也未曾享受到良美制度的
可笑的是这些活宝还要反思制度,“绝不可以只靠制度”,缘木求鱼,煎冰求火,未足为喻。
小子,你知道啥叫市场,啥叫制度?
专制极权分子抵制市场、抵制民主制度,乃是中华民族长期积弱不振的
资本家的强霸之力也是制度造成的。日本战前的国力得之于制度维新
没有良美的民主制度,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阁下将永处蛮荒
不能强行促成是借口
参考消息(2007年5月13)载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文章,原题为《民主必须是人们想要的
我不必证明,什么是可以强行促成的,我只想问,
- 专制可否强行促成,是否强行促成?是否由专制者阴谋促成的?
- 专制是否可以强行促其不成?——即促其坍塌?
- 专制永无尽头怎么办?如果民主不能强行促成,谁来证明人民应当长期
忍受宰制? - 人民如要强行促成民主而专制者负隅顽抗并残酷镇压怎么办
?人民是否有抗暴的权利?是否有强行促成的权利?人民被打压而外间 的打抱不平者拔刀相助,是否也属于强行促成? - 福山说“在民主政体中生活的愿望其实是随着时间形成的,
”那么请问,如果明朝的时候就有智识者索求民主而不得 ,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此之长的时间,可以兑现了么? - 潘恩说,自由是不可让与的权利,个人所喜欢并持有的见解
,是天赋的权利,国家无权对之迫害或处罚。任何国家都无权约束或规 定其世界如何统治。为什么潘恩和被人割裂的福山悬殊如此之大?
所谓强行促成一语,多少专制分子假汝而行!
2007年9月7日星期五
1949之后:中共领袖反右众生图
发动和指挥反右者毛泽东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场反右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们都是如何表现的呢?
*毛泽东钦定右派* 毛泽东不仅直接发动和指挥了这场运动,而且亲自划了许多右派,包括文艺界的很多名人,例如曾经和毛泽东关系密切的著名作家冯雪峰和丁玲。 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中共的长征。1934年开始就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经在上海帮助毛泽东找到失散多年的两个儿子,并且设法送到苏联。毛泽东曾经对别人称赞冯雪峰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后来毛泽东还曾经亲自指示周恩来营救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冯雪峰。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冯雪峰曾经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1936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后,与毛泽东私人关系密切,是极少数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住宅的人之一。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丁玲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 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将冯雪峰和丁玲打成右派。当年负责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1975年说:“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批判冯雪峰、丁玲,是主席亲自抓的。”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当时毛泽东连什么人是右派在心里面已经有谱了。他提到了萧军和丁玲,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过了5个月,反右的时候,萧军和丁玲,两个人都是大右派。”
*没有新账翻旧帐*
毛泽东当时说:“比如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此外,毛泽东交给周扬一个名单,指示他把名单上的丁玲、萧军、艾青等人都定为右派。周扬在一次汇报时问:“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翻延安的老帐!” 于是,在1958年第二期《文艺报》上重新刊登了这些人1942年在延安整风期间被批判过的文章,标题就叫《再批判》。编者按中写道:“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相信哪个毛泽东?*
毛泽东还亲自在编者按中写道:“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不知道当时毛泽东是否记得,在1940年中共组织部为丁玲南京被捕一事作结论时,他曾经亲笔加上最后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42年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时,毛泽东曾经为丁玲辩护,并且说丁玲和当时被清洗的作家王实味不一样。 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还曾经几次说“丁玲是个好同志”。但是到了反右运动,毛泽东就指责丁玲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他说:“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也曾经手下留情,保过一些人,例如上海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九三学社社长许德珩、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以及自己的老朋友章士钊。毛泽东说:“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周恩来入党介绍人成了右派*
周恩来救过人也整过人有一个右派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直接的关系。他就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的张申府,曾经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中共建党,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张申府参与组建黄埔军校,并且推荐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于1925年退出中共。
张申府和毛泽东也有一层特殊关系。据张申府回忆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张申府还回忆说:“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毛泽东报复当年的老板* 在中共建政前夕的1948年年底的一天,一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去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会见中曾经酸溜溜地说:“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其实,这批“民主人士”里就有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但是毛泽东故意不接见她,告诉她的理由是:张申府在1948年10月发表的文章《呼吁和平》,拥护国民政府,指责中共,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于是刘清扬在报纸上把张申府大骂了一顿,并且宣布与他离婚。
张申府回忆说,毛泽东以后还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据张申府回忆:“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周恩来为安排张申府的工作大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将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冷藏”起来。 1957年,与章伯均非常熟悉的张申府在一次会议上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据说他还说了一句,“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结果,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张申府再次受到冲击,被关进监狱。直到毛泽东去世,张申府才出来担任中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的无奈和救人整人*
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落得这般下场,想必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心里相当尴尬。不过,周恩来遇到的尴尬还不止张申府一案。1934年就参加了中共的诗人聂绀弩和周颖夫妇与周恩来夫妇关系密切,被周恩来、邓颖超称为“妹夫”、“阿妹”。周颖成为右派,聂绀弩也成了右派,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1962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向周恩来汇报说:“一些年老体弱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劳动,...实在太艰苦了。比方聂绀弩吧。” 周恩来说:“哎呀,聂绀弩什么时候也当了右派?我没有看见过他的鸣放和右派言论呀!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周恩来这句话使所有从北京到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分子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曾经说戏剧家吴祖光、作家萧乾不是右派。但是后来吴祖光和萧乾还是被打成右派。 教育部长张奚若曾批评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周恩来说张奚若是“好人说错话”,使张奚若躲过一劫。 大右派章乃器在文革中被打,送进了医院。他的儿子章立凡回忆说:
“协和医院不给治,就是‘牛鬼蛇神’不给治。我父亲就写了个字条,写给周恩来。说总理我被打,医院不给医治,请你指示。后来是章伯钧的夫人跟我说,就是因为你父亲这个字条,可能是总理办公室吧,给医院打了电话,就说今后不管什么人,一律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要给予医治。 她说你父亲这个字条啊救了好多人,也包括我们,因为章伯钧也被打了。后来我父亲就得到医治。” 章立凡还回忆了反右期间的一件事:
“反右后期,周恩来就讲,准备撤你和章伯钧和罗隆基你们三个人的职。我们认为可以让你申辩。我父亲就问,这个事是不是已经决定了?周恩来说,党中央已经决定了。我父亲说,那我还辩护什么呀?周恩来说,那也好。我们人多,到时候你说不过我们的。
“但是他叙述的跟他写得有点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周恩来跟他说,他们说不过你。后来我查了,好像还真有一处谈话时谈到,好像周恩来说,你太能说了,他们说不过你。 哪一个记述为准,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在这以前,他们俩已经冲突过一次了。大概7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说到当前的反右,点名批判了他们三个人。我父亲当时就站起来讲,我要对周总理讲几句话。过去,大家工作中遇到问题,遇到困难,都是一起商量解决的。现在我遇到问题,就凭这个人的几句话,就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值得重新考虑?
“他这个话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就是说你不够朋友了。当时据说周恩来就一时说不出话来,比较尴尬。其他人马上就上来批判,双方就交锋。我父亲不服,也说不服,也斗不服。最后呢,周总理说,你这样下去只能自绝于人民。这个会就散了。”
*礼送章罗出国?*
1962年,中共曾经向章伯均、罗隆基和章乃器表示,愿意礼送他们出国。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回忆,1962年的一天,中共主管政法的彭真召见章伯钧和罗隆基,对他们说: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 ” 章伯钧回答说:“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说:
“周恩来说,你们愿意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你们想去美国也可以。罗隆基还问,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驱逐出境?周恩来说,我告诉他,也不是。我父亲当时还是表态,说我跟你们共事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被理解。他说那就再看几年。看个5年、10年,也许以后还能做点事。后来就有人觉得他好像可能对中共......就是他不相信会这么坏。周恩来还说了一句:啊,你真乐观啊。”
*邓小平批温情主义*
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右二)副组长彭真(右一)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作用突出。毛泽东亲自提名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 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1957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时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抓不出右派者就是右派*
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1957年6月,毛泽东看了中共高级党校的《整风简报》以后,认为党内右倾思想严重。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校党委成员找去问话。党校负责人杨献珍说:“查了,一个(右派)也没有。”刘少奇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小平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 高级党校后来上报了两个右派和两个批判对象,结果受到邓小平的批评。党校又将右派人数增加到9人,邓小平仍然不满意。1957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高级党校负责人杨献珍、侯维煜点了党校学员、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肖鲁的名字,说:
“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彭真插话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最后,高级党校打了95个右派,是原来数字的10倍,包括杨献珍的秘书马鸿模。杨献珍尽管这次幸免于难,但还是在1964年被毛泽东找了一个借口整肃下去。
*赵紫阳落难时的醒悟*
因“六四”事件被邓小平软禁起来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谈到反右运动时说:“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这显示赵紫阳当时支持反右。赵紫阳说,当时毛泽东“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不过,身陷囹圄的赵紫阳还是有所醒悟。其一,他认为当年共产党各级干部没有学会听取不同意见;其二,赵紫阳的老战友宗凤鸣说,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经对邓小平拒绝否定反右运动评论说: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江泽民反右消极而道歉积极*
美国人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记述了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江泽民当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担任党支部书记,对反右运动不热心,开始一个右派也没抓。后来有人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迫于压力,江泽民只好确定了两个右派。其中一个人被定为右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刚刚从苏联进口的车床噪音比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车床要大。这本来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当时就是“反苏言论”,就足以定为右派。
江泽民一直对这件事感到不安,在1962年首先为这个人摘了右派帽子,并且几次向他道歉。在反右运动中,江泽民的姐姐江泽芬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为一个受冤枉的人讲话。
*胡耀邦想保人 掌权后大平反*
整人消极而平反积极的胡耀邦 反右运动期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担任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尽力缩小在团中央机关抓右派的范围。据当年的大右派刘宾雁说,胡耀邦曾经想保护许多人,包括刘宾雁本人,但是多数人没有保成。 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上任伊始,他便开始右派改正工作,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确定为错划,属于冤案,予以改正。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在《阳谋》一书中记述:“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曾经表示:‘当年是迫于毛主席的威望,执行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有办法。’” 大右派章乃器的右派改正归功于胡耀邦和陈云。章立凡回忆说:
“当时留了6个不改正,他是其中之一。我又写了信,分别给胡耀邦、邓小平和陈云。胡耀邦的态度是,他希望改正。陈云也有这个态度。最后邓也就同意了。这样等于把他从6个不改正里头放到改正的头一个。” 到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工作结束,只有极少数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一级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加上地方上的林希翎等人,总共不足100人。 *邓小平虽然嘴硬 反右报告不入文选*
可不要小看这九十多个人的力量。1978年,邓小平针对平反右派工作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运动最后定性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说法,这九十几个人妄图取代中共的领导,迫使中共在全国发起反击,结果“扩大化”误伤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曾经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想必也明白这种说法的荒唐,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
*毛泽东自认秦始皇*
还是毛泽东敢做敢当。他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
林保华:绯闻案打乱17大布局?
最近的人事问题,还因为一宗绯闻更显得乱纷纷。人们还记得,二○○ 五年年底,被视为中国外交部明日之星的沈国放,因"私人原因"突遭降职 ,由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降为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总编辑。所谓"私 人原因",后来有报导说,就是涉及绯闻。按照中共的潜规则,只要政治立 场没有问题,绯闻只是"生活小节"。然而,外交部权力争夺非常激烈," 绯闻"成了打小报告的内容,沈国放中箭落马。
最近类似中箭落马的事件则发生在财政部长金人庆的头上。在十七大开 幕前的八月底,人大常委会宣布任免名单中,本来仕途看好,被称为"亚洲 最佳财长"的金人庆突然从财政部长职务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对他的降职原因有许多揣测,但是最后落实在"绯闻"上。
起初,香港媒体报导,金人庆去职可能与去年12月山东省青岛市委书记 杜世成因严重违纪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有关。因为中纪委在调查该案时, 逮捕一名与杜世成有亲密关系的女子。这名交际花向调查人员交代,她与多 名高官过从甚密,且其中有些人以职务之便,让她在生意上获得不少方便。 这些高官可能包括金人庆在内。
但是后来北京流传的消息进一步透露,杜世成在受审中供称,其包养的 一名情妇是由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介绍的;而陈同海与这位李姓女人关系亦 非一般。也就是说,杜世成与陈同海实际"共享"一位情妇。而陈同海被捕 后又透露,这名情妇是由金人庆从云南介绍给他的。那么,金人庆仅是"拉 皮条",还是"共享"这名情妇呢?
而这名交际花来历并不简单,原来,二○○三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的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几位情妇中,她也是其中一个,只是当时人们的 注意力放在另一位的徐福英身上。"良禽择木而栖",这位李姓妇女后来通 过早已从云南副省长调到北京工作的金人庆"北伐",横扫高官如卷席,人 数达到十一人。而更不简单的是,在这些高官中,居然出现现任政治局委员 、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名字。金人庆先将她介绍给当时任建设部长、党组 书记的俞正声,俞正声再将她介绍给他昔日担任青岛市委书记时的部下杜世 成。俞正声也是未来十七大政治局常委候选人之一,俞正声仅仅是认识那位 交际花,或者"拉皮条",还是一起"共享",恐怕也必须查清楚。这当然 打乱原来的人事布局。
"共产共妻"在中共的"第四代"得到发扬光大,不知道是胡锦涛的" 八荣",还是"八耻"?
在看一些有关金人庆的报导中,有的故意忽略他一九九五年从国务院副 秘书长调到北京市的担任市委常委兼北京市副市长那段历史。当时江泽民斗 倒了北京帮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北京市人事大搬风,金人庆成为协助贾庆 林接管北京市的主力。因此在政治帮派中,他也应该划入上海帮,当然成为 现在人事布局的敏感话题。
而俞正声的父亲黄敬虽然在1958年就已经逝世,但他是中共的老革命, 曾担任国务院的部长,是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前夫,因此俞正声也是太子党人 马。今年年初"财经"杂志揭露山东最大国有企业鲁能七百亿元的资产被" 化公为私",就涉及几个政治局委员,包括曾庆红与俞正声的子女。因此如 果俞正声等人也卷入绯闻案,不但是牵动政治局常委,还牵动政治局委员的 人事布局。在这个"乱局"情况下,中共已经宣布
(自由亚洲电台)
陈永苗:仇富(腐)才是真正捍卫市场经济
——穷人政治经济学的之一
8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本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本次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可见穷人实际上并不反对
穷人和富人都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积极和消极。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能够富裕的最佳办法,所以穷人拥戴市场经济。就从人数来说,穷人对市场经济的梦想、情怀、认识就代表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功能。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的出路。实际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之所以要战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因为前者能更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出路。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里面说很清楚。
在2005年3月14日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经济学家叫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
可是在我们的经济学家眼里,穷人是市场经济的敌人。几个亿的穷人参与到市场经济,构成市场经济的主体,被经济学家活生生地抹杀。富人仅仅是市场经济的配件,却被经济学家看成市场经济的化身。绝大部分富人是“腐人”,只有少数才是阳光的。腐败和特权绝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与腐败和特权融为一体的“腐人”却成为市场经济的化身。仇富,也就是仇“腐”,让经济学家变成了反对市场经济。
很清楚,穷人才是市场经济的化身,市场经济是服务于穷人致富,而不是服务于“腐人”进一步掠夺。穷人仇富(“腐”)是在捍卫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而富(“腐”)人本身却败坏了市场经济,变为裙带
要说符合市场经济本来面目的富人,也是有,那就是一些阳光富豪。但是这些人很少,不构成富人的主流,与穷人相比,更是大海里面的几滴水。所以这些阳光富豪,并不能代表市场经济。也从来没有一种经典经济学说,论证说阳光富豪代表市场经济。
仇富(“腐”)就是维权,维护正当财产权。应该说,维权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当私人财产权出现之后,必然要保卫自己,免受强制和侵犯。穷人和阳光富人都仇富(“腐”)。在维护财产权方面,不管是阳光富人的,还是穷人的,这没有冲突,而且可以联手。例如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非法集资案件,孙大午所的吸收存款,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对孙大午的非法侵犯,也同时侵犯了农民。还有例如广东各地的禁止电动自行车,侵犯了电动自行车厂商的利益,也侵犯了购买人的利益。
仇富(“腐”)就是仇恨特权,对公权力滥用的防守反击。权力滥用都是用大多数人的名义,用人民的名义。政府使用了人民的名义,在当下侵犯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财产权,和少数不正当来源的小鱼小虾(绝大部分不正当来源都是权贵,政府的自家人,或者就是政府官员自己,不会侵犯的)。而人民并没有从中受益,还是这种利用中的替罪羊。
违法的政府官员是侵犯财产权的首恶,要维财产权,矛头应该指向腐败官员,并且和人民联起手来。人民并不痛恨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相反羡慕崇拜,可以放心地联手。不联手也不要“诬蔑”。
《先锋中国评论》2007年9月/作者投寄新世纪
胡少江:计划经济的阴影再现中国
今年以来,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逐月上涨,引发了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强烈不满。为了稳定民众的情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纷纷发出通知,严禁所谓的“乱涨价”行为。
只 要浏览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各类禁止价格上涨的政府通知、文件、消息比比皆是。其中包括,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主要食品乱涨价将受严惩;交通部发文禁止节假 日的客运涨价;旅游局禁止提高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北京教委发文严禁高校食堂饭菜涨价;天津市政府禁止中秋节前月饼涨价等等。限制商品价格的范围,从汽油 到出租车、从旅店住宿到牛肉拉面,几乎无所不包。
我毫不怀疑各级政府控制物价、维持社会稳定的动机。也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正 在摆脱控制感到担心。但是,看著种类繁多的由政府出面控制普通消费品价格的消息,人们不由得感到中国似乎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单从控制物价的角度 看,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中国的商品价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近三十年间,除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大灾难的三年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问题 是,政府在管住了物价的同时,也窒息了经济的活力,导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长期停滞。这也正是中国从七十年代起幵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 因。
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著涨价。相反,市场经济鼓励竞争,凡是在没有垄断企业控制的行业,商品的价格一般并不会大幅度上涨,因为如果一家企业出售商品的价格过高,顾客可以很容易地转向其他企业去购买同类商品;如果某一类的商品价格普遍过高,顾客可以转而消费其他的替代商品。
同 时,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也并不等于在价格问题上无所事事。政府通过解除行业垄断、惩处企业间的价格联盟、保证企业竞争的方式在鼓励价格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利 益。在面对通货膨胀威胁的时候,政府也会通过许多财政、货币、外汇等政策手段,尤其是通过调整利率的手段来应对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只 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尤其是在面临战争或者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来管治物价。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 代,政府控制物价的行为并不理智,但是至少在道义上还是说得过去的。首先是因为国家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从理论上讲政府有权利决定所属企业产品的价格;其 次,由于是计划经济,政府在控制商品价格的同时,也必须以企业可以接受的价格来保证原材料和资金的供给。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所有制结构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虽然国家始终毫无道理地保留著对某些高额利润行业的垄断,但是社会上私有企业的数量早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他们的经营风险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保证。因此,政 府完全没有权力控制他们的产品价格。
中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非垄断行业商品的价格再次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由少数 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的少数行业,商品的价格完全由政府决定,消费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可是在非垄断经济的普通行业,政府则通过非经济手段来控制价格,私有企 业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政府大张旗鼓地控制普通行业的商品价格,实际上是转移消费者不满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在掩盖自身宏观调控的无能。这对于苦心经 营的生产者涞水十分不公平,对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长远的损害。
——RFA 2007.09.07
范亚峰:非法经营罪 与(宗教)出版自由
参加人员:
A: 刑法学博士、刑法学专家
B: 刑法学博士生
C: 法理学博士生
D: 主持人
文章《非法经营罪” 与(宗教)出版自由》简介:文章共六部分。
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的教案中,“非法经营罪”被频繁使用。自费印刷、无偿发放教义书籍的宗教信徒,为什么屡被定“非法经营罪”而判刑?这是促动本文研究的起点式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最终目标在于,归纳权力结构中“出版自由权”的品质。
府希望管制的行为定为“犯罪”,从而达到其有效管制的目的。在司法配合行政的政制惯例中,宪法上的出版自由权,
第三部分论述了行政许可权对出版自由的全面侵蚀。出版、印刷
第四部分论述了投机倒把罪向非法经营罪的演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法规-执法-行政处罚)支配司法(审判)权,使得这种“类推法
第五部分结合两例教案,对《解释》第15条进行深入分析
文章在第六部分的结论中指出,保证特许经营垄断权以控制经营自由
出版行为属于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三大场域的交集。保证市场秩序
版)-行政处罚-“非法经营罪”刑罚的强制体系的枢纽,而且成为
这种将“自由视为强制之阙如”的逻辑,拒绝公民不同利益观点基于
讨论记录:
D:正如文章开头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大陆教案中涉及信徒自费印刷
每每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作者希望通过追溯非法经营
A:这篇论文视野开阔,思想深刻,论述中到处可见精彩之处
维受行政支配的实质,并敏锐地洞察到刑事司法场域中
不过,本文的结构安排与论证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简单地说
C:从文章本身的写作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篇文章确实下了很大工夫
料,对材料的分析也很细致,很见功力,让我甚感佩服。但是
A:作者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旨是要揭示行政权如何隐秘地透过司
我的意见是,可以考虑打破按时间为序的论述逻辑,而是按思想主题
D: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简单的调整来理顺文章的逻辑
,并且将对调后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合并。于是文章结构变成:
一、问题的提出;
二、非法出版活动被定“罪”的立法逻辑;
三、从“投机倒把罪”到“非法经营罪”的“进步”?
四、行政许可权如何侵蚀出版自由和蹊跷的第15条;
五、结论。
第二部分可以看成是非法经营罪的前世,调整后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
B:文章中提到了行政犯和空白罪状及罪刑法定,我想就这些问题发表一
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1条至第10
刑法设定行政犯/法定犯有正当性根据。对于经济领域的行政犯来说
关于空白罪状与刑事法治的关系,刑法学者已经有过一些讨论
另一方面,随着纯粹的自由主义向福利国家的转向,行政管制的增多
因而,在根据行政管理法规补充适用空白刑法时,它们虽然不是由立
但是,空白罪状并不是没有冲击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能。(1)
社会危害性如何确定,由谁确定?对于行政犯而言,社会危害性的有
D:感谢各位的发言!由于时间关系,讨论到此结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