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扯西拉、指桑骂槐、出其不意、机智幽默地在歌声中调侃与捉弄权力，这或许正是“与人”的一大音乐美学特征。
前不久，客居瑞典的作家茉莉在其一篇介绍与评论俄罗斯女子朋克乐队“暴动小猫”（Pussy Riot）的文章中，通过对俄国前卫艺术家主动介入政治生活之历史的纵、横两个向度的回顾，阐释了前卫艺术在政治压抑深重的国家里可能或者说应承担的社会政治批判的责任。茉莉认为“音乐作为一种非暴力武器，可以创建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而且，“在每一个社会问题重重的国家，政治问题应该成为音乐的关键词”。茉莉通过对以公民和前卫艺术的名义挑战威权的“暴动小猫”的盛赞，表达了她对在“严重畸形商业化的社会”里“异化成了大众娱乐，徒有前卫的时尚外表” 的中国朋克们的极度失望。
中国亦有生猛的“暴动小猫”
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
茉莉女士所看到的景象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被遮蔽的。在当下的中国，固然有一些前卫音乐份子“在政治专制的肃杀气氛中，消弭了火气和理想主义的批判色彩”，但就整体而言，中国不仅存在若干极具政治批判意识的摇滚乐队，而且，他们用音乐介入现实政治问题的姿态，也毫不逊色俄国的“暴动小猫”，只是由于诸多原因所致，他们才被中国当局屏蔽在了大众的视域之外。
今天俄罗斯的社会开放性或透明性程度，远高过仍处于极权制度控制下的中国；中国所有的主流传播媒介，都几乎被当局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垄断；国人对非主流音乐表达形式，也尚有一长段审美接受间距；政治异见者们在表达政治反对的话语时，也往往忽略了艺术表达的力量；中国每天发生的社会问题的数量与严重性，更导致了批判者们无闲暇将关注目光从问题对象本身转移到问题的“批判武器”身上去。而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极权主义的中国政府对异端文化的打压与封锁之程度远甚于俄国；而中国当局对他们所不高兴的音乐所采用的屏蔽手段之有效性，也远远超出海外人士的想象力。
尽管中国政府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上屏蔽掉了被他们称之为“文化暴徒”的地下前卫音乐，但我们却可通过这样两个方法与他们的声影相遇，即除了身临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文化中心城市里的一些酒吧或地下音乐演艺场所现场观看他们的表演之外，还可曲里拐弯地通过若干音乐或视频网站聆听到他们愤怒与批判的噪音。
以前卫音乐的形式作为社会现实批判之武器的中国地下乐队，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在音乐表达的类型上也日趋多样化，仅摇滚这一流派中，就有硬摇、重金、迷幻、说唱、朋克与后朋克等诸多分支；而在摇滚乐以外，还有新民谣运动（包括方言新民谣）等非主旋律的音乐样式。
这些以音乐为武器积极参与争夺政治话语权、捍卫生命自由与尊严、表达人民心声与政治反对、反映民生疾苦的地下乐队，与那些被官方所控制或招安，并已被嵌入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大众娱乐生产线上的伪摇滚、伪朋克们有泾渭分明的文化立场。所以，任何试图将他们归入流行音乐之中来予以研究的做法，都是对他们的严重误读。他们，非但不流行、不大众、不小资，而且还非常“反动”，其“反动”的大胆尺度，丝毫不亚于海内外任何政治异见人士的批判性话语表达。
据我观察，在中国大陆，至少有这样一些地下乐队行走在一条与政治反对人士话语表达的平行线上：
舌头、耳光、秀场寡头、军械所、痛苦的信仰、二手玫瑰、五条人、幸福大街、衣湿、与人、生命之饼、木推瓜、夜叉、Carsick Cars，还有已解散了的鲍家街43号与诱导社，以及被迫流亡海外的盘古；此外还有若干以摇滚或新民谣的方式独自歌唱的歌者，如邵贝夷、左小祖咒、杨一、张佺、刘东明、川子、胡吗个，以及早期的盲人歌手周云蓬等等。
他们，远非在当今中国反抗暴政体制的社会运动中扮演文化军团角色的地下乐队的全部，只不过他们的表现略显得更招摇、更打眼一些罢了。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自去年底以来，全球著名的异见艺术家艾未未，也在其忠实朋友左小祖咒的帮助下，跨进反抗的摇滚乐行列中来了。
“与人”：中国本土化的朋克
上述任何一个乐队或歌者，都值得我洋洋洒洒地介绍给读者，但囿于本文篇幅之限制，我在此只好暂从他们当中挑出一支最具有朋克风格的乐队——“与人”， 作一番粗略介绍。
“与人”组建于2002年的“三八” 妇女节，其成员全来自西子湖畔的中国美院的青年教师。其乐队的名称，则出自于江泽民执政时期的那句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与时俱进，以德服人”， 几个智力与幽默感超级发达的青年教师，以富有想象力的恶作剧精神把这句口号的首尾二字抠了出来，然后拼贴成了自己的乐队符号。如今，这个貌似无厘头的乐队名称，在有着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背景的朋克青年的手中，被塑造成了一个既极具反讽戏谑意味又有着多重指涉对象的符号，无论在他们已发行的两张CD唱片的名称（“遇事拘谨”与“浴室拘禁”）上，还是在他们那首《已得夫人》之中，我们都可忍俊不禁地读出以多种谐音形式出现的“与人”之丰富含义；而每当他们登台表演时，则更会在表演过程中频繁“植入”与人的“品牌广告”，给现场观众予巧妙暗示，而听众或观众，也会通过对上下文的互文式“阅读”，从而心照不宣地解读出“与人”对“与时俱进，以德服人”这一谎言的辛辣嘲讽与奚落。
我之所以挑选出“与人”作为代表性的朋克乐队介绍给大家，一方面是因为较之其他的乐队而言，这支乐队更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化批判色彩，比如将以往的经典“声音”的原初意义消解之后，拼贴、复制、挪用或移植到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支起步时间相对较晚、有着良好知识与文化素养的乐队，能够在广泛借鉴与学习若干地下摇滚先驱者的经典作品与表现风格特征的同时，还将西方朋克音乐的表达方式予以彻底本土化；重要的原因则是，与人的作品，不仅对专制独裁制度与社会现实的批判与讽刺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形式上还能把摇滚乐奇迹般地演化为另类叙事小品或者相声段子，从而使得先锋音乐与大众审美接受发生有机与有趣的联系。
“与人”的全部作品，几乎就是一部以朋克的荒诞与滑稽音乐形式书写成的“新世纪中国编年史”，在这部内容丰富的编年史中，几代独裁者的嘴脸、若干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底层人民的苦难与顽强抗争、种种丑恶与邪恶的社会现象，都被“与人”以漫画般的夸张手法描摹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在这部先锋音乐形式的“编年史”的每一页码上，都烙有深深的“与人”式的批判印记。
在某音乐网站的评论栏中，一个“与人”的乐迷这样写道：
“你会在他们的歌曲中听到革命歌曲、电视广告、摇滚版黄梅戏和京戏版的摇滚。对于乐队来说，拼贴是一种手段，文字游戏也是一种手段，旋律或者表达方式不应该是单一的，重要的是作出充满想象力的音乐。搞笑是乐队给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但是在乐队看来，真实的生活远比他们的歌曲来得更荒诞。”
用揶揄与嘲讽的歌声揭露谎言
在与人乐队多个现场演出的录像视频中，皆有这样一个情景，每当乐队主唱鲁大东征求观众还想听他们的什么作品时，台下观众几乎异口同声喊出来的就是《体制反对暴力》。
尽管此歌创作于好几年前，可如今它的魅力非但没衰减，反而伴随着中共的国家暴力主义手段“与时俱进”的强化与翻新而显得弥久弥新，于是，《体制反对暴力》，就变成了与人乐队倍受观众喜爱的标志性作品。
在这首由主、副两个部分组成，并融合了山东方言说唱形式的单曲中，主唱鲁大东首先用用山东快板形式模仿“体制”大佬的口吻说唱道：
现在开会哪 我来说两句 /请大家不要笑 请大家保持肃静/ 什么叫板砖哪 什么叫改锥呀 /什么叫双截棍 什么叫少林寺/ 什么叫双截棍 什么叫少林寺/ 什么叫斧头啊 什么叫镰刀呀/ 什么叫六月的鲜花 什么叫糖衣炮弹/ 这些不是工具 它们统统属于凶器/凶器导致暴力 体制反对暴力/
在接下来的一段副歌结束后，鲁大东又继续模仿“体制”大佬的口吻唱出了第二段：
哦…继续开会 我再补充两句/ 请大家不要笑 请大家保持肃静/ 什么叫武装带 什么叫大头鞋/ 什么叫手铐啊 什么叫电棍呢/ 什么叫老虎凳 什么叫喷气式/什么叫坦白从宽 什么叫抗拒从严/这些不是凶器 它们统统属于工具/工具反对暴力 体制反对暴力/
当这段快板式的说唱结束后，那段副歌又紧跟了上来，副歌是这样的：
人民热爱你 全都是为了你/想想这里朋友如此关心你/人民在城市的角落里监视着你/斗争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与人民为敌人民会踩死你/
音乐，是听觉艺术；而摇滚乐则更是一种融合了试/听两种审美形式，并尤其注重现场表演效果的前卫音乐。打开音响设备或电脑聆听歌手CD的效果，远赶不上看上一段歌手的演唱录像视频；而观看演出视频的效果，又远不及身临其境地参与一次歌手与观众互动的摇滚乐演出；所以，一篇干巴巴的文字介绍，是无法还原与人乐队的音乐魅力与试听冲击力的。
然而，通过以上对与人乐队的介绍，我们可发现中国的文化抵抗战线上不仅也有“暴动小猫”的身影，而且还可看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摇滚或朋克乐队——这些期望用歌声颠覆暴政政治秩序的文化异议者们，在极其恶劣与极端高压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主动利用先锋音乐这一非暴力的批判武器，大胆揭露与鞭挞专制独裁者，去唤醒人们的公民主体意识，去鼓舞人民参与拆毁“柏林墙”的斗争，并为减轻人民身上沉重的压抑感所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文标题——“去北京，听中南海哭的声音”，取之与人乐队一首名为《我爱李仲国》的歌词。在它前面，则是一句“去北京，听海哭的声音”。如果你熟悉华语流行音乐的话，那就一定知道，“听海哭的声音”，却又是从台湾歌手张惠妹的一曲《听海》中信手拈来后拼贴到《我爱李仲国》中去的。
东扯西拉、指桑骂槐、出其不意、机智幽默地在歌声中调侃与捉弄权力，这或许正是“与人”的一大音乐美学特征。
墙，再高、再厚、再坚实，它也有漏风之处。只要我们去寻找、去倾听，那些期望用歌声颠覆暴政政治秩序的文化异议者的歌声，便会像清风一样，穿透高墙，吹进我们的双耳与心灵。
——《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刊出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