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F Choi 臉書
回港出庭為幸彤作證人，預備了這份書面證詞。20260504
支聯會煽動顛覆案 (蔡淑芳證詞)
我，蔡淑芳，自願作為辯方證人，提供以下供詞，並願意有需要可以親自上庭作證。
我願為支聯會案作供，見證六四人性光輝
我見證發生在1989年六四凌晨的槍聲、火光和血泊。在槍林彈雨下，我目擊天安門廣場周圍到處都有人中槍倒地後被抬走。四時廣場燈滅，在漆黑中意識到死亡威脅，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和遺言。(註1)
我隨身有攜帶錄音機，錄下廣場上透過喇叭傳出來的廣播。聚集在紀念碑附近的群眾聲音，絕食中的劉曉波等人的發言，在場學生商量撤與留的最後決定等，有完整記錄可以參考。(註2)
最後在戒嚴部隊和坦克已經佔據廣場，劉曉波等人努力勸服人群由廣場東南角和平撤離。我用相機最後幾張菲林，拍攝到軍人掃射紀念碑喇叭時子彈撞擊閃射出來的微光。(註3)
我曾經走到最前面坐下來與學生一起，面對輾過帳篷後停下來的坦克，正打算舉起相機拍攝時，被學生喝止和趕走。我被木棍揮打下跌撞倒地，人壓人又爬又跑被驅離天安門廣場，沒有見證血流成河和坦克輾壓群眾的場景。
六四時拍攝的照片、錄音帶、傳單、簽名留念的T恤等，都是我當年帶回香港的證物，是個人希望保存的資料檔案和私人物品。在六四20周年時，我全部交托給支聯會保管，期望能夠有一個六四紀念館收藏，讓人民不會忘記這段歷史。(註4)
作為六四親歷者，我見證到廣場上的人性光輝，大我精神的充份體現。我深受感動，十分支持學生的愛國及追求民主理想的激情。學生運動在爭取過程中，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用遊行、集會、大字報、對話等公開方式，尋求合情、合理、合法的商議途徑去解決問題，全部過程並沒有任何不文明的行為舉動，去挑起野蠻衝突和仇恨敵對情緒。最激進的抗爭就是絕食，因而觸動人心，令學生運動發展成為北京群眾上街的聲援行動，隨後演變成為全國各省巿，以及影響香港和全球華人的支援愛國民主運動。
八九年學運發展至民運期間，需要考慮公眾安全和維持社會秩序時，遊行及集會群眾會自律有禮守規矩，自行組織糾察隊協調，後來留守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不再是單純的北京學生，開始有外地前來的學生民眾、北京各界同情及支持的單位、組織、團體、機構等，不同階層的人士、代表、巿民紛紛加入、全部都是自發組織起來形成隊伍、群體，各自聚集，行動和平，街頭沒有發生過混亂、爭執和衝突場面，民眾協同合作，維持民間社會街頭集會及遊行活動的安全。
至於有關國家領導高層的政治問題，涉及黨內派系鬥爭，是共產黨與國家最高領導層、政府各級架構之間的意見爭論、內部分歧、權力交接、利益轉移等，十分複雜。相關政府機關的商議、決策過程、最後決定，和負責執行的部門、人物，以及究竟是誰指示軍方下令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均屬於國家安全及高度機密的事宜。民間百姓和普羅大眾根本毫不知情，街頭的學生、群眾沒有煽惑暴力動亂、反革命暴亂、推翻顛覆政權的行為，亦不會作出危害國家安全、分裂叛國等行動，卻不幸成為受害者遇難，至今沒有任何來自官方高層的公開文件，正式全面公開交代六四事件真相和死傷人數。對失去子女、親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欠缺道歉、賠償、追責、平反的訴冤途徑，以討回公道。
1989年6月我在北京認識朱耀明牧師，回港後有提供我從北京學生方面獲得的消息，包括有關死亡人數的估計、被捕及逃亡人士的資料等。據我聽聞的估計死亡人數，參考紅十字會的推算大約2600人左右。對劉曉波和侯德建公開表示沒有看到廣場有人死亡，我同意因凌晨在廣場留守至和平撤離，確實沒有重大傷亡。
不過，清場之前和撤離廣場之後，都有發生無數機關槍實彈開火、暗處向人群掃射、被流彈擊中遇害受傷倒地，流血不止沒能及時救治，傷亡人數無法統計。我亦曾遭遇過突如其來的槍擊場面，目睹身旁有人中槍，要互相扶持保護，迅速躱避後退逃難。我只在廣場內實地視察，臨時救護站不斷有傷者抬來急救，及移走運送醫院的緊張恐怖。(註5)
我在安全撤離之後，打電話和發稿回報社時，有大難不死急報平安，身負重任迫切要報導見聞，須向外界詳細實錄見證。我是用「屠城」來形容六四凌晨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恐怖之夜，因為我完全無法相信和接受在中國首都北京，會發生機關槍實彈掃射，和戒嚴部隊由坦克開路進城，以殘忍行徑驅趕聚集的群眾，血腥殺害無辜的平民百姓。
對柴玲後來表示她目睹血流成河，是她撤離廣場後在沿途一帶目睹的景象見聞。我沒有跟學生隊伍一起走過長安街返回校園所經過的街道路巷，所以沒有親眼看到北京城區的衝突場面記錄實際慘況。
六四之後，我曾協助朱耀明、劉千石等支聯會常委，在香港西頁區租村屋安置逃亡滯港及等待外國收容的流亡人士。我欣賞項小吉在八九學運期間作為對話代表團的表現，理性文明。同時，我仰慕蘇曉康，受到他的《河殤》和報導文學影響，視他為啟蒙者，學習報導社會事件的文風觸覺。所以，得知他們在港，便主動借出居所的房間招待項小吉夫婦，也給蘇曉康離港前在客廳暫宿。
支聯會繼承愛國運動精神 維園燭光延續悼念情懷
我只有四年任職記者的經驗，經過六四事件之後，我開始搜集受害者和被捕人士的資料，同時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協助和人道關懷，關注國內外人士的動向消息，我自覺這是愛國憂民的表現，相信人心不死，對中國和香港前途仍抱有希望。
支聯會全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援愛國民主運動」是創立時參與者共同商議的組織宗旨，前提是以「香港巿民」為主體。大家同意聯合起來召集行動，議決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自1989年支聯會一直沿用不改， 年年不變，成為形式化的口號。
六四之後，每聽到有關通緝令和被捕人士落案、判刑等消息，對王丹、馬少方、李進進等入獄，我都有揪心之痛。後來，我一直關注他們並搜集相關資料。作為香港巿民，完全支持支聯會舉辧的六四遊行和維園集會活動，參加遊行時會舉起「釋放民運人士」的示威牌，到維園悼念六四死難者，舉起燭光表達哀思。
印象最深刻是1990年八九後的第一次集會，有一隻飛蟲走近蠟燭燙死在蠟液中，我感觸到燈蛾撲火之舉的致命。台上夏其龍神父的敲鐘禱告，餘音招魂般令大台布幕被突然刮起的風掀翻起來，這景象是我至今難以忘懷的。
如果燭光和禱告能起作用，我感覺力度最強也只不過是殉道自焚和風起掀扯惹來的觸動感應，根本沒有煽動性足以傷害他人或破壞國家的能力，更遑論顛覆政權的危害安全作用。所謂「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也不外乎悼念、祈願而已
我從沒缺席過支聯會的活動和維園燭光集會，我深刻感受到支聯會凝聚人心的力量，是愛國和善意的集體行動表現。主辦單位搭建一個公民可以一起參與的平台，活動有序地進行，以確保遊行集會及維園燭光每年順利舉辦，參與活動的香港巿民和支聯會義工都十分合作，保持遊行暢通無阻和集會場地安全。支聯會並不限制出席者舉起自製的示威牌，亦有舉辦講座、論壇給巿民公眾發表意見，僅呼籲離場時自行撿拾遺留的垃圾，燭光集會後義工會刮走殘留地面的蠟燭。
1989年至2019年，維園燭光成為天安門母親的慰藉，也成就了香港之光，連繫起中國和香港血脈相通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這三十多年來一直高喊的五大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至今沒有任何一項能夠實現達致，香港人的一絲絲希望，只好在回歸後返回維護自身權益，想得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基本法》承諾下，賦予我們本來擁有的自由、人權、法治和民主、普選的政治權利。可惜，五十年不變的保證，早就車毀人亡，不到二十五年就徹底粉碎。
1997年七一回歸，我有參加七一遊行，當時組織鬆散、人數零落。到2003年起民陣(民間人權陣線)開始主辦，針對第23條立法，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作為香港巿民，六四、七一這兩個日子，成為群眾集體匯聚起來，無懼風雨的同路人，每年堅持遊行爭取民主，是繼六四維園燭光之後，長長的一道綻放香港文明之光的遊行路線和人流願景。自此，六四維園燭光和七一遊行集會，我風雨不改，未曾缺席，能成為香港巿民參與其中的一人，感到自豪和光榮。
2020年之前，無論任何日子、場合、形式的示威集會、抗議、遊行和悼念活動，呼喊口號、舉起標語、發表意見、表達訴求、點燃燭光等群眾街頭行動，都是可以合法進行。一直以來，警方與主辦者關係良好，通力合作，經申請、商討及協議容許的場地、估算人數，獲批准不反對通知書後，雙方事前事後作出適當人力調配及安排，合法、守規地保證能和平有序地安全順利進行。
支聯會和民陣成為發起和主辦六四、七一的召集人和團體代表，一直堅持所有活動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與警方充份合作，獲批不反對通知書後，會安排義工糾察協助維持秩序，保障所有出席的參與者人身安全，從來沒有任何違法或警民衝突的事件發生。
香港巿民、警察、參與者、同行者、旁觀者之間，彼此照顧，互相尊重，沒有敵我對立，合力守護人權、恪守原則、堅持信念，這是香港示威之都的集體記憶。同情受害者和悼念死難者，是彰顯人道主義精神的表現，亦是認同國家，愛國愛港，追求理想，爭取民主，我們只是希望有機會實現中國香港人命運共同體的最終願景。
我必須強調，我一直以來所做的都是自願自發的個人行動，沒有受到任何人指使、或聽命於任何組織，亦不曾收受過報酬或得到好處。我沒有意圖犯法作惡事或違背良知做壞人，對國家、香港和人類，絕不會做任何傷天害理，作出煽動顛覆、分裂叛亂或危害安全的言行。遇到悲劇慘事和重大傷亡意外的發生，只會在個人身心方面，難免有負面情緒反應，感受同體共悲的痛苦傷害後遺。我始終放不下六四這段經歷，影響了我的後半生。
我感到遺憾的幾件事：
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逝世，觸發我繼續思考及關心中國問題。這年六四，我抄錄了天安門母親證詞，撮寫了部份六四死難者的遇害經過，獲支聯會接納改寫成幾分鐘的文字稿，在維園燭光集會時供朗讀。可惜當晚因雷暴令音響失靈而提前結束集會。但我仍念念不忘六四遇難者，關心天安門母親和國內在囚民運人士，每次出席遊行時舉起示威牌，繼續高喊「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的口號，我完全明白訴求的意思。
2009年我交給支聯會的六四資料文物，由於當時人手及經驗不足，沒辦法做好資料檔案，收集捐贈的物品缺乏有系統的記錄，沒能妥善處理和保管文物。多年來籌款設立六四紀念館，始終沒有專職人員負責，沒有參考外國檔案展館的專業和保護文物的做法，出現有原始檔案遺失，文物不知去向和不夠尊重珍惜。對此，我會感到失望，怨其不足，但不會指責支聯會負責人或職員的不是或犯錯，義工人力及民間資源實在十分有限，不可能有過高的要求。
可惜現在，所有支聯會的財產及物品被充公沒收，不知道可以如何討還。我個人希望能夠取回自己捐贈出來的物品留作紀念，並且懇請當局將天安門母親轉交給支聯會的死難者遺物，以尊重人性及歷史的態度好好保管，千萬不要破壞損毀。現在無法審理的，留待日後更公正的判決，無論根據香港基本法或中國憲法，都應該好好保存這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證物，它們終有一日會成為歷史遺產。(註6)
我有簽名認同劉曉波草擬的《零八憲章》聲明內容， 2009年12月25日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囚11年，此事對我刺激很大，更加明白「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重要性。此後，我經常出席中聯辦外的示威， 參加聲援劉曉波的有罪同囚的共犯自首行動。雖然我沒有被捕入獄，但是成為精神囚徒，解不開這道無形的枷鎖。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他在獄中表示應把獎項獻給六四事件的亡靈，認為「天安門母親」最應得獎。
2010年我在個人行動及遊行路上結識的朋友，覺得六四遊行的終點不應該在香港政府總部，在路線上與支聯會有分歧，便自行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我們走在遊行隊伍末尾，約數十人繼續向中聯辧前進。為此，我跟鄒幸彤不和，我堅持訴求應向中聯辦轉交，她不認同我的激進。
我是在2008年到英國探訪流亡人士時認識幸彤，她是劍橋留學生，一個人在劍橋校園組織六四河燈悼念活動，籌款人道支援天安門母親。她有學識又能幹，心地單純善良，關心中國，同情弱勢，樂於助人。回港後做支聯會兼職和義工時，亦樂意義務幫忙我們組織民間自發行動，協助建立資料庫、網站，籌組中國良心犯後援會、關注在囚民運人士的判刑，及網上紀念六四 等。一個正直剛毅，有原則，敢擔當的女子，肩負起多個團體組織的重要崗位職責，又持續進修成為大律師，如此不可多得的才智兼備、人格高尚的人物，是十分罕見稀有的。
我自知有缺陷不足，感到慚愧無力，不求能與她共事合作，只希望能夠卑微地作證，為大公無私的支聯會仁人義士，說句公道話，望法庭接納。現案中被告人支聯會、何俊仁、李卓人和鄒幸彤，被控觸犯國安法的煽動顛覆政權罪行，是亳無證據的。支聯會主辦單位，他們負責籌備召集活動 ，只會為不幸的受害者發聲，長期堅持採取合法守規的原則，組織行動和表達訴求，一直以來都是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重視人權、公平和正義等普世價值，行事言行都是有原則講道理，根本沒有過激言論或作出煽動行為。
鄒幸彤一個人點亮燭光、網上帖文公開想法，都是個別的獨自行為，懷有赤子之心和同理受害者，只是合乎情義和據理力爭的表現。她是大律師熟悉法律，明辯是非對錯，怎會有公然挑戰國安法，作出違法抗命之言行舉動呢？
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病逝，他自由了。我亦結束自己的精神同囚，解放心牢，希望走出六四困結，2018年決定離開香港到英國居留。我會出席倫敦的六四悼念集會，2019年反送中集會，及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封控下，到了六四，我都會獨自在家點燃燭光悼念。2021年在附近種植的小花圃，當作六四紀念園，寫下死難者的名字，摺紙鶴默默悼念。
我已逃離再不問家國事了，面對支聯會、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成為囚徒，被指控「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我感到十分難過，良心不安，難道關心中國和香港，都有可能被捕入罪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這段期間，我不在香港，控罪內容與我無關，但被告是我尊重和認識的支聯會和代表人物，我不能置身事外，漠不關心。由於控罪嚴重，而支聯會已經解散，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仍然在獄中受難，我希望能親身為此案作證，若法庭認為我作為香港巿民，曾經見證六四事件和參與支聯會活動，能夠清楚解釋前因後果，仍懷抱愛中國香港的感情，可以為此案控罪作出合理抗辯，我願意提交這份書面供詞並出庭作證，若要追究過去的行為足證此舉有可能涉嫌同罪，我亦甘願承擔所有後果。
支聯會沒有違反國安法，被告人何俊仁、李卓人和鄒幸彤，是香港精英、社會楝樑，一直以來只有愛國愛港的行為表現，他們只是感染到有心人同悲共鳴，沒有誘發動亂、破壞社會安寧，亦不可能有推翻制度、政權或顛覆國家的能力，希望法庭作出公平、公正、公道的判決，予以無罪釋放。
證人：蔡淑芳
日期：2025年9月24日
今天五四，我想從這個與丘延亮的訪問筆記繼續思考六四。
一九八九年，我到了北京，本來是打算做五四運動，訪問知識份子的專題特輯，結果走進了歷史的現場。
我是記者，見証六四，寫下遺書，廣場血淚，彈痕印記，化作活碑。
三十年後，我結識了1981年底被中共囚禁十年牢獄的劉山青。
20190504
與丘延亮談六四──蔡淑芳訪問筆記
https://sfchoi8964.wordpress.com/2019/05/03/
2018年12月中，劉山青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去台灣，他打算約丘延亮做訪問，他想談六四的部份由我來預備。
我孤陋寡聞，不知道丘延亮是何方神聖及有何背景。我已好久沒有寫訪問稿，不過，以前做記者的準備功夫還是不會忘記，所以先做資料搜集了解被訪者背景，再整理一個大略的探討內容。
一. 個人經歷。對六四所發揮到的作用。1.台灣因素？ 2.1968年政治犯。3.香港學者身份。4.參與者出謀獻策？ 5.在關鍵時刻起作用的人物？
二. 社會運動。學生運動，民主運動。革命，非暴力抗爭，兵變，政權倒台。嘉年華式顛覆。民族獨立運動。
三. 歷史契機。六四後蘇東波的重演機會？東西德統一的經驗？西藏、新疆、香港、台灣的民族自治、中間路線、滅族清洗的問題有何看法。法輪功，宗教打壓。跟六四相類似的歷史場景及教訓。
四. 改變世界。六四的成敗得失。屠殺從未中斷，小監獄的政治良心犯和大監獄的沉默共謀。中美貿易戰，制裁與懲罰。
五. 後世評價。文物保存、散失，怎樣能拯救僅餘及零散的當年實物、文件和檔案？政權的毀屍滅跡，對見證者噤聲、禁言，不准談論，不能悼念。記憶與紀念：各地周年的活動，天安門母親的聲明，死難家屬的要求：真相，認錯，問責，賠償。如何面對歷史傷痕和靈魂救贖。
我參考幾篇網上的資料，以下兩篇我印象特別深刻：
六四爭論依舊。丘延亮：沒有人民哪裡來國家！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42399
對於沒有國哪裡會有家的質疑，「沒有人民，哪裡來國家！」丘延亮拿出印有「是人民養育了黨」照片的小手冊如此反駁。
「從四五屠殺到六四屠城、野百合被摸頭，兩岸都走上了新自由主義之路。兩個運動，都讓我們重新思考形式的民主、一次反轉性的運動，能走多遠？」二十年來第一次談六四的丘延亮深沈地重申。
他以堅定的語氣表示，沒有六四的鎮壓，野百合的結果也會是不一樣，台灣四十年來的所有運動，都造就了不一樣的台灣。對比2003年香港為了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百萬人上街，現在台灣的政治，國族論述卻成為唯一的爭論，為了統獨遺忘了運動。
香港黃雀行動，就是一群大哥、沒有章程、沒有制度，靠的是自己心中的正義。對於台灣，他痛斥，「我們已經忘記草根，也沒有想到抗爭的社會關係。」
《生活報報》台灣學生太乖學運弱化了
http://city.udn.com/62960/4222239
「六０年代因與作家陳映真共組讀書會而坐過三年政治牢的丘延亮則建議學生，要常自問『當歷史發生時，你在哪裡？』他說，政治中有不少瞞騙手法，學生應讓面對『真實的生活』，不要自我蒙蔽。」
我留意到丘延亮2009年才第一次談六四。他特別強調的是「人」。他提到香港2003年七一的百萬人上街，和黃雀行動靠的是正義感。我想，丘延亮一定是敢於面對歷史走進現場，並且堅持真實生活。由於六四之後出現過不少枝節的爭議。我嘗試找出記述八九民運的網文中，怎樣提及丘延亮此人。
幾點枝節的爭議：
（一）撤的問題
劉剛：再談一下我同柴玲關於5月30日撤出天安門廣場的爭論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lihlii/4CsJKCCr2QI
「大家都知道是我當時最堅決要求撤出天安門廣場，並因此在聯席會議上同鄭義，鄭棣，陳明遠，及香港的丘延亮發生衝突。他們幾位堅持要永久佔據天安門廣場，每次因為我提到撤字就聯合起來禁止我發言。鄭義在會上指責我說：“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一再提出撤出天安門廣場？現在廣場的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來越好”。
鄭棣在會上說我是除了吃飯就是講撤了。丘延亮則說，只要學生堅持廣場，來自港澳臺的精神支持和物質援助就會源源不斷。實際上鄭義，丘延亮，和陳明遠都是我請去開會的。後來，我在會後逐一地說服甘陽，劉蘇里，包遵信，張倫，老木，閩奇等人，才使得我們主撤派在聯席會議上漸漸占上風，也才使得我在5月27日能夠再一次提出於5月30日撤出廣場，得到了上述人的回應和支持。但也有人提出要堅持到6月20日，被我們否決。會後，不同的人都按照本人的意願去解釋執行不同的撤出計畫。」
（二）5.23 改善廣場的生存狀況，長駐廣場的物資提供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 P168
https://fromnowonand.blogspot.com/2016/06/blog-post_18.html
「5月23日，在聯席會議的會議上，總指揮部的領袖第一次請求香港的資助。在會上，柴玲請一位香港的教授丘延亮，幫忙改善學生在廣場的生存狀況。僅僅兩天之後，第一批來自香港的現代帳篷和睡袋就送到廣場。到5月30日，已經有數百頂帳篷在廣場上搭建起來，同時還有更多的帳篷在陸續到達。」
（三）5.16 知識份子大遊行，遇到丘延亮
戴晴：我的1989
http://www.mingjingtimes.com/2015/10/blog-post_86.html
「我本人，在十分不情願的情況下，卻不過朋友力勸，參加了（1989年）5月16日的一次知識分子大遊行。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我見到無比昂揚地正走在隊伍裡的阿肥：蔣緯國的妻舅丘延亮。他當時正在讀人類學的博士，這回是真心誠意地相信，1989年的此刻，中國，我們的也是他的中國，將發生偉大的民主轉型。與阿肥大熊抱之後分手，隨著遊行隊伍往前走，走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前邊的時候，一個朋友見到我加了進來：劇作家王培公。一批學生圍上來讓我們在他們的襯衫背後簽字。培公抽空偏過頭指這文化宮大門對我說：“丫的們正在裡頭分副總理呢！”我隱約知道他指的是臨時設在裡邊的“知識份子聯絡處”，以李陀、蘇煒、鄭義等作家為主。此聯絡點一直維持到坦克上街。具體故事，他們自己，還有曾經帶著學生領袖前往聯絡的張朗朗，會講得更加精彩確切。」
（四）營救工作
吳仁華：六四清場內幕（1）：八九民運第一位死難者
https://www.storm.mg/article/23030
「我是第一次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會議上露面，引起了一位與會的香港知識分子（應該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教師丘延亮先生）的注意，他特意詢問了我的個人情況，並將我的姓名、工作單位元、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記在了筆記本上。後來我瞭解到，包括丘延亮先生在內的一些海外有心朋友隨意記錄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領袖人物和骨幹成員的個人資料，無形中為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所展開的海外人道營救工作（所謂的「黃雀行動」）建立了一份最基本的檔案資料。」
我想向丘延亮提出了的一些疑問：
片斷式模糊失真的錯置記憶，虛構與謊言，如何能重組現場，揭露真相？歷史現場的證據，真真假假的證詞記錄，應如何處理，及為當事人帶來了多少的誤會、誤解，正、負面的影響？
對於他人的評價、憶述，有需要澄清嗎？
還要等待五到十年，才適宜講出你作為當事人所知道的真相？
港台兩地的運動經驗，革命的可能性。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還有嗎，抑或又被扭轉成為朽而不死的救命草？
最後，我看到蘇曉康的幾點感言，所以也想問丘延亮對知識份子反思六四有何意見補充？
蘇曉康@Xiaokang Su
“六四”三十周年了，我們在想什麼、又能說些什麼？
1、大屠殺將中國撥上自毀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個“王朝末日”，山河汙臭、社會腐敗，雖然於無聲處發聵之言不絕，而民眾“歲靜”不醒，中華民族不是“向何處去”，而是毫無出路；
2、我們的一切想像和話語都在死亡。“改革”，一個最霸權的話語，卻是一個死亡話語，仍然壟斷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說，很少人覺察到它三十年來一直就是“體制自救”的“化石語言”，而且早已終結；
3、只要我們還害怕革命，就不會出現另外一種語言；然而，革命又如何可能？上層建築包括國家、精英徹底壞死之後，下層就會發生民變嗎？這個判斷究竟是基於中國兩千年的歷史經驗，還是來自西方政治學？但是我們至今看不到一點點跡象；
4、體制面臨危機了嗎？經濟下行的壓力含義是什麼？中產階級真的都在逃亡、抑或是裡外各踩一腳？大眾“夢醒”了又如何？大概只能接著恐懼上不了最後一班車，社會原子化已久，個體更依賴體制，而體制反噬、通吃的能力超過以往；
5、國際社會還拿中國有輒嗎？毋寧是國際環境越發無序而詭異了。最近中美貿易戰和華為事件，徒然刺激國內民族主義非理性狂潮，實際上在為極權充填更堅實的基礎，長遠而言，國家利益與文明提升、人權進步更加難以整合。
6、有人說，不會再有下一個“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而是我們每個人的尊嚴，都在臨終時刻。
我和丘延亮只見過兩次面，分別是2018.年12月16日及21日。他同意當時的確準備了很多廣場需要的物資，香港學生幫助外省學生提供食住所需的人道援助和補給。他認識戴晴，跟國內的知識界有互相接觸和聯繫。至於黃雀行動，他完全沒有參與過。
有關六四資料及檔案文物，我提到為六四死難者做了一個網上紀念館，但證物、證據、大字報、橫額等實物，能保存和收藏的愈來愈少，香港開紀念館也波折重重而且不安全。他表示印象中，芝加哥大學當年有收藏六四的檔案。
丘延亮說現在不是時候談六四，因為尚未成熟。等五至十年再講吧，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要跟共產黨鬥長命。但願我們有命再活多幾年，適逢其會，目擊一場震憾性的人民自發的社會運動，人性光輝再現，希望到時是成功顛覆政權，而不是慘遭鎮壓屠殺。
20190416完稿
我，蔡淑芳，自願作為辯方證人，提供以下供詞，並願意有需要可以親自上庭作證。
我願為支聯會案作供，見證六四人性光輝
我見證發生在1989年六四凌晨的槍聲、火光和血泊。在槍林彈雨下，我目擊天安門廣場周圍到處都有人中槍倒地後被抬走。四時廣場燈滅，在漆黑中意識到死亡威脅，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和遺言。(註1)
我隨身有攜帶錄音機，錄下廣場上透過喇叭傳出來的廣播。聚集在紀念碑附近的群眾聲音，絕食中的劉曉波等人的發言，在場學生商量撤與留的最後決定等，有完整記錄可以參考。(註2)
最後在戒嚴部隊和坦克已經佔據廣場，劉曉波等人努力勸服人群由廣場東南角和平撤離。我用相機最後幾張菲林，拍攝到軍人掃射紀念碑喇叭時子彈撞擊閃射出來的微光。(註3)
我曾經走到最前面坐下來與學生一起，面對輾過帳篷後停下來的坦克，正打算舉起相機拍攝時，被學生喝止和趕走。我被木棍揮打下跌撞倒地，人壓人又爬又跑被驅離天安門廣場，沒有見證血流成河和坦克輾壓群眾的場景。
六四時拍攝的照片、錄音帶、傳單、簽名留念的T恤等，都是我當年帶回香港的證物，是個人希望保存的資料檔案和私人物品。在六四20周年時，我全部交托給支聯會保管，期望能夠有一個六四紀念館收藏，讓人民不會忘記這段歷史。(註4)
作為六四親歷者，我見證到廣場上的人性光輝，大我精神的充份體現。我深受感動，十分支持學生的愛國及追求民主理想的激情。學生運動在爭取過程中，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用遊行、集會、大字報、對話等公開方式，尋求合情、合理、合法的商議途徑去解決問題，全部過程並沒有任何不文明的行為舉動，去挑起野蠻衝突和仇恨敵對情緒。最激進的抗爭就是絕食，因而觸動人心，令學生運動發展成為北京群眾上街的聲援行動，隨後演變成為全國各省巿，以及影響香港和全球華人的支援愛國民主運動。
八九年學運發展至民運期間，需要考慮公眾安全和維持社會秩序時，遊行及集會群眾會自律有禮守規矩，自行組織糾察隊協調，後來留守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不再是單純的北京學生，開始有外地前來的學生民眾、北京各界同情及支持的單位、組織、團體、機構等，不同階層的人士、代表、巿民紛紛加入、全部都是自發組織起來形成隊伍、群體，各自聚集，行動和平，街頭沒有發生過混亂、爭執和衝突場面，民眾協同合作，維持民間社會街頭集會及遊行活動的安全。
至於有關國家領導高層的政治問題，涉及黨內派系鬥爭，是共產黨與國家最高領導層、政府各級架構之間的意見爭論、內部分歧、權力交接、利益轉移等，十分複雜。相關政府機關的商議、決策過程、最後決定，和負責執行的部門、人物，以及究竟是誰指示軍方下令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均屬於國家安全及高度機密的事宜。民間百姓和普羅大眾根本毫不知情，街頭的學生、群眾沒有煽惑暴力動亂、反革命暴亂、推翻顛覆政權的行為，亦不會作出危害國家安全、分裂叛國等行動，卻不幸成為受害者遇難，至今沒有任何來自官方高層的公開文件，正式全面公開交代六四事件真相和死傷人數。對失去子女、親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欠缺道歉、賠償、追責、平反的訴冤途徑，以討回公道。
1989年6月我在北京認識朱耀明牧師，回港後有提供我從北京學生方面獲得的消息，包括有關死亡人數的估計、被捕及逃亡人士的資料等。據我聽聞的估計死亡人數，參考紅十字會的推算大約2600人左右。對劉曉波和侯德建公開表示沒有看到廣場有人死亡，我同意因凌晨在廣場留守至和平撤離，確實沒有重大傷亡。
不過，清場之前和撤離廣場之後，都有發生無數機關槍實彈開火、暗處向人群掃射、被流彈擊中遇害受傷倒地，流血不止沒能及時救治，傷亡人數無法統計。我亦曾遭遇過突如其來的槍擊場面，目睹身旁有人中槍，要互相扶持保護，迅速躱避後退逃難。我只在廣場內實地視察，臨時救護站不斷有傷者抬來急救，及移走運送醫院的緊張恐怖。(註5)
我在安全撤離之後，打電話和發稿回報社時，有大難不死急報平安，身負重任迫切要報導見聞，須向外界詳細實錄見證。我是用「屠城」來形容六四凌晨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恐怖之夜，因為我完全無法相信和接受在中國首都北京，會發生機關槍實彈掃射，和戒嚴部隊由坦克開路進城，以殘忍行徑驅趕聚集的群眾，血腥殺害無辜的平民百姓。
對柴玲後來表示她目睹血流成河，是她撤離廣場後在沿途一帶目睹的景象見聞。我沒有跟學生隊伍一起走過長安街返回校園所經過的街道路巷，所以沒有親眼看到北京城區的衝突場面記錄實際慘況。
六四之後，我曾協助朱耀明、劉千石等支聯會常委，在香港西頁區租村屋安置逃亡滯港及等待外國收容的流亡人士。我欣賞項小吉在八九學運期間作為對話代表團的表現，理性文明。同時，我仰慕蘇曉康，受到他的《河殤》和報導文學影響，視他為啟蒙者，學習報導社會事件的文風觸覺。所以，得知他們在港，便主動借出居所的房間招待項小吉夫婦，也給蘇曉康離港前在客廳暫宿。
支聯會繼承愛國運動精神 維園燭光延續悼念情懷
我只有四年任職記者的經驗，經過六四事件之後，我開始搜集受害者和被捕人士的資料，同時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協助和人道關懷，關注國內外人士的動向消息，我自覺這是愛國憂民的表現，相信人心不死，對中國和香港前途仍抱有希望。
支聯會全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援愛國民主運動」是創立時參與者共同商議的組織宗旨，前提是以「香港巿民」為主體。大家同意聯合起來召集行動，議決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自1989年支聯會一直沿用不改， 年年不變，成為形式化的口號。
六四之後，每聽到有關通緝令和被捕人士落案、判刑等消息，對王丹、馬少方、李進進等入獄，我都有揪心之痛。後來，我一直關注他們並搜集相關資料。作為香港巿民，完全支持支聯會舉辧的六四遊行和維園集會活動，參加遊行時會舉起「釋放民運人士」的示威牌，到維園悼念六四死難者，舉起燭光表達哀思。
印象最深刻是1990年八九後的第一次集會，有一隻飛蟲走近蠟燭燙死在蠟液中，我感觸到燈蛾撲火之舉的致命。台上夏其龍神父的敲鐘禱告，餘音招魂般令大台布幕被突然刮起的風掀翻起來，這景象是我至今難以忘懷的。
如果燭光和禱告能起作用，我感覺力度最強也只不過是殉道自焚和風起掀扯惹來的觸動感應，根本沒有煽動性足以傷害他人或破壞國家的能力，更遑論顛覆政權的危害安全作用。所謂「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也不外乎悼念、祈願而已
我從沒缺席過支聯會的活動和維園燭光集會，我深刻感受到支聯會凝聚人心的力量，是愛國和善意的集體行動表現。主辦單位搭建一個公民可以一起參與的平台，活動有序地進行，以確保遊行集會及維園燭光每年順利舉辦，參與活動的香港巿民和支聯會義工都十分合作，保持遊行暢通無阻和集會場地安全。支聯會並不限制出席者舉起自製的示威牌，亦有舉辦講座、論壇給巿民公眾發表意見，僅呼籲離場時自行撿拾遺留的垃圾，燭光集會後義工會刮走殘留地面的蠟燭。
1989年至2019年，維園燭光成為天安門母親的慰藉，也成就了香港之光，連繫起中國和香港血脈相通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這三十多年來一直高喊的五大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至今沒有任何一項能夠實現達致，香港人的一絲絲希望，只好在回歸後返回維護自身權益，想得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基本法》承諾下，賦予我們本來擁有的自由、人權、法治和民主、普選的政治權利。可惜，五十年不變的保證，早就車毀人亡，不到二十五年就徹底粉碎。
1997年七一回歸，我有參加七一遊行，當時組織鬆散、人數零落。到2003年起民陣(民間人權陣線)開始主辦，針對第23條立法，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作為香港巿民，六四、七一這兩個日子，成為群眾集體匯聚起來，無懼風雨的同路人，每年堅持遊行爭取民主，是繼六四維園燭光之後，長長的一道綻放香港文明之光的遊行路線和人流願景。自此，六四維園燭光和七一遊行集會，我風雨不改，未曾缺席，能成為香港巿民參與其中的一人，感到自豪和光榮。
2020年之前，無論任何日子、場合、形式的示威集會、抗議、遊行和悼念活動，呼喊口號、舉起標語、發表意見、表達訴求、點燃燭光等群眾街頭行動，都是可以合法進行。一直以來，警方與主辦者關係良好，通力合作，經申請、商討及協議容許的場地、估算人數，獲批准不反對通知書後，雙方事前事後作出適當人力調配及安排，合法、守規地保證能和平有序地安全順利進行。
支聯會和民陣成為發起和主辦六四、七一的召集人和團體代表，一直堅持所有活動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與警方充份合作，獲批不反對通知書後，會安排義工糾察協助維持秩序，保障所有出席的參與者人身安全，從來沒有任何違法或警民衝突的事件發生。
香港巿民、警察、參與者、同行者、旁觀者之間，彼此照顧，互相尊重，沒有敵我對立，合力守護人權、恪守原則、堅持信念，這是香港示威之都的集體記憶。同情受害者和悼念死難者，是彰顯人道主義精神的表現，亦是認同國家，愛國愛港，追求理想，爭取民主，我們只是希望有機會實現中國香港人命運共同體的最終願景。
我必須強調，我一直以來所做的都是自願自發的個人行動，沒有受到任何人指使、或聽命於任何組織，亦不曾收受過報酬或得到好處。我沒有意圖犯法作惡事或違背良知做壞人，對國家、香港和人類，絕不會做任何傷天害理，作出煽動顛覆、分裂叛亂或危害安全的言行。遇到悲劇慘事和重大傷亡意外的發生，只會在個人身心方面，難免有負面情緒反應，感受同體共悲的痛苦傷害後遺。我始終放不下六四這段經歷，影響了我的後半生。
我感到遺憾的幾件事：
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逝世，觸發我繼續思考及關心中國問題。這年六四，我抄錄了天安門母親證詞，撮寫了部份六四死難者的遇害經過，獲支聯會接納改寫成幾分鐘的文字稿，在維園燭光集會時供朗讀。可惜當晚因雷暴令音響失靈而提前結束集會。但我仍念念不忘六四遇難者，關心天安門母親和國內在囚民運人士，每次出席遊行時舉起示威牌，繼續高喊「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的口號，我完全明白訴求的意思。
2009年我交給支聯會的六四資料文物，由於當時人手及經驗不足，沒辦法做好資料檔案，收集捐贈的物品缺乏有系統的記錄，沒能妥善處理和保管文物。多年來籌款設立六四紀念館，始終沒有專職人員負責，沒有參考外國檔案展館的專業和保護文物的做法，出現有原始檔案遺失，文物不知去向和不夠尊重珍惜。對此，我會感到失望，怨其不足，但不會指責支聯會負責人或職員的不是或犯錯，義工人力及民間資源實在十分有限，不可能有過高的要求。
可惜現在，所有支聯會的財產及物品被充公沒收，不知道可以如何討還。我個人希望能夠取回自己捐贈出來的物品留作紀念，並且懇請當局將天安門母親轉交給支聯會的死難者遺物，以尊重人性及歷史的態度好好保管，千萬不要破壞損毀。現在無法審理的，留待日後更公正的判決，無論根據香港基本法或中國憲法，都應該好好保存這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證物，它們終有一日會成為歷史遺產。(註6)
我有簽名認同劉曉波草擬的《零八憲章》聲明內容， 2009年12月25日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囚11年，此事對我刺激很大，更加明白「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重要性。此後，我經常出席中聯辦外的示威， 參加聲援劉曉波的有罪同囚的共犯自首行動。雖然我沒有被捕入獄，但是成為精神囚徒，解不開這道無形的枷鎖。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他在獄中表示應把獎項獻給六四事件的亡靈，認為「天安門母親」最應得獎。
2010年我在個人行動及遊行路上結識的朋友，覺得六四遊行的終點不應該在香港政府總部，在路線上與支聯會有分歧，便自行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我們走在遊行隊伍末尾，約數十人繼續向中聯辧前進。為此，我跟鄒幸彤不和，我堅持訴求應向中聯辦轉交，她不認同我的激進。
我是在2008年到英國探訪流亡人士時認識幸彤，她是劍橋留學生，一個人在劍橋校園組織六四河燈悼念活動，籌款人道支援天安門母親。她有學識又能幹，心地單純善良，關心中國，同情弱勢，樂於助人。回港後做支聯會兼職和義工時，亦樂意義務幫忙我們組織民間自發行動，協助建立資料庫、網站，籌組中國良心犯後援會、關注在囚民運人士的判刑，及網上紀念六四 等。一個正直剛毅，有原則，敢擔當的女子，肩負起多個團體組織的重要崗位職責，又持續進修成為大律師，如此不可多得的才智兼備、人格高尚的人物，是十分罕見稀有的。
我自知有缺陷不足，感到慚愧無力，不求能與她共事合作，只希望能夠卑微地作證，為大公無私的支聯會仁人義士，說句公道話，望法庭接納。現案中被告人支聯會、何俊仁、李卓人和鄒幸彤，被控觸犯國安法的煽動顛覆政權罪行，是亳無證據的。支聯會主辦單位，他們負責籌備召集活動 ，只會為不幸的受害者發聲，長期堅持採取合法守規的原則，組織行動和表達訴求，一直以來都是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重視人權、公平和正義等普世價值，行事言行都是有原則講道理，根本沒有過激言論或作出煽動行為。
鄒幸彤一個人點亮燭光、網上帖文公開想法，都是個別的獨自行為，懷有赤子之心和同理受害者，只是合乎情義和據理力爭的表現。她是大律師熟悉法律，明辯是非對錯，怎會有公然挑戰國安法，作出違法抗命之言行舉動呢？
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病逝，他自由了。我亦結束自己的精神同囚，解放心牢，希望走出六四困結，2018年決定離開香港到英國居留。我會出席倫敦的六四悼念集會，2019年反送中集會，及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封控下，到了六四，我都會獨自在家點燃燭光悼念。2021年在附近種植的小花圃，當作六四紀念園，寫下死難者的名字，摺紙鶴默默悼念。
我已逃離再不問家國事了，面對支聯會、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成為囚徒，被指控「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我感到十分難過，良心不安，難道關心中國和香港，都有可能被捕入罪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這段期間，我不在香港，控罪內容與我無關，但被告是我尊重和認識的支聯會和代表人物，我不能置身事外，漠不關心。由於控罪嚴重，而支聯會已經解散，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仍然在獄中受難，我希望能親身為此案作證，若法庭認為我作為香港巿民，曾經見證六四事件和參與支聯會活動，能夠清楚解釋前因後果，仍懷抱愛中國香港的感情，可以為此案控罪作出合理抗辯，我願意提交這份書面供詞並出庭作證，若要追究過去的行為足證此舉有可能涉嫌同罪，我亦甘願承擔所有後果。
支聯會沒有違反國安法，被告人何俊仁、李卓人和鄒幸彤，是香港精英、社會楝樑，一直以來只有愛國愛港的行為表現，他們只是感染到有心人同悲共鳴，沒有誘發動亂、破壞社會安寧，亦不可能有推翻制度、政權或顛覆國家的能力，希望法庭作出公平、公正、公道的判決，予以無罪釋放。
證人：蔡淑芳
日期：2025年9月24日
今天五四，我想從這個與丘延亮的訪問筆記繼續思考六四。
一九八九年，我到了北京，本來是打算做五四運動，訪問知識份子的專題特輯，結果走進了歷史的現場。
我是記者，見証六四，寫下遺書，廣場血淚，彈痕印記，化作活碑。
三十年後，我結識了1981年底被中共囚禁十年牢獄的劉山青。
20190504
與丘延亮談六四──蔡淑芳訪問筆記
https://sfchoi8964.wordpress.com/2019/05/03/
2018年12月中，劉山青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去台灣，他打算約丘延亮做訪問，他想談六四的部份由我來預備。
我孤陋寡聞，不知道丘延亮是何方神聖及有何背景。我已好久沒有寫訪問稿，不過，以前做記者的準備功夫還是不會忘記，所以先做資料搜集了解被訪者背景，再整理一個大略的探討內容。
一. 個人經歷。對六四所發揮到的作用。1.台灣因素？ 2.1968年政治犯。3.香港學者身份。4.參與者出謀獻策？ 5.在關鍵時刻起作用的人物？
二. 社會運動。學生運動，民主運動。革命，非暴力抗爭，兵變，政權倒台。嘉年華式顛覆。民族獨立運動。
三. 歷史契機。六四後蘇東波的重演機會？東西德統一的經驗？西藏、新疆、香港、台灣的民族自治、中間路線、滅族清洗的問題有何看法。法輪功，宗教打壓。跟六四相類似的歷史場景及教訓。
四. 改變世界。六四的成敗得失。屠殺從未中斷，小監獄的政治良心犯和大監獄的沉默共謀。中美貿易戰，制裁與懲罰。
五. 後世評價。文物保存、散失，怎樣能拯救僅餘及零散的當年實物、文件和檔案？政權的毀屍滅跡，對見證者噤聲、禁言，不准談論，不能悼念。記憶與紀念：各地周年的活動，天安門母親的聲明，死難家屬的要求：真相，認錯，問責，賠償。如何面對歷史傷痕和靈魂救贖。
我參考幾篇網上的資料，以下兩篇我印象特別深刻：
六四爭論依舊。丘延亮：沒有人民哪裡來國家！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42399
對於沒有國哪裡會有家的質疑，「沒有人民，哪裡來國家！」丘延亮拿出印有「是人民養育了黨」照片的小手冊如此反駁。
「從四五屠殺到六四屠城、野百合被摸頭，兩岸都走上了新自由主義之路。兩個運動，都讓我們重新思考形式的民主、一次反轉性的運動，能走多遠？」二十年來第一次談六四的丘延亮深沈地重申。
他以堅定的語氣表示，沒有六四的鎮壓，野百合的結果也會是不一樣，台灣四十年來的所有運動，都造就了不一樣的台灣。對比2003年香港為了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百萬人上街，現在台灣的政治，國族論述卻成為唯一的爭論，為了統獨遺忘了運動。
香港黃雀行動，就是一群大哥、沒有章程、沒有制度，靠的是自己心中的正義。對於台灣，他痛斥，「我們已經忘記草根，也沒有想到抗爭的社會關係。」
《生活報報》台灣學生太乖學運弱化了
http://city.udn.com/62960/4222239
「六０年代因與作家陳映真共組讀書會而坐過三年政治牢的丘延亮則建議學生，要常自問『當歷史發生時，你在哪裡？』他說，政治中有不少瞞騙手法，學生應讓面對『真實的生活』，不要自我蒙蔽。」
我留意到丘延亮2009年才第一次談六四。他特別強調的是「人」。他提到香港2003年七一的百萬人上街，和黃雀行動靠的是正義感。我想，丘延亮一定是敢於面對歷史走進現場，並且堅持真實生活。由於六四之後出現過不少枝節的爭議。我嘗試找出記述八九民運的網文中，怎樣提及丘延亮此人。
幾點枝節的爭議：
（一）撤的問題
劉剛：再談一下我同柴玲關於5月30日撤出天安門廣場的爭論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lihlii/4CsJKCCr2QI
「大家都知道是我當時最堅決要求撤出天安門廣場，並因此在聯席會議上同鄭義，鄭棣，陳明遠，及香港的丘延亮發生衝突。他們幾位堅持要永久佔據天安門廣場，每次因為我提到撤字就聯合起來禁止我發言。鄭義在會上指責我說：“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一再提出撤出天安門廣場？現在廣場的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來越好”。
鄭棣在會上說我是除了吃飯就是講撤了。丘延亮則說，只要學生堅持廣場，來自港澳臺的精神支持和物質援助就會源源不斷。實際上鄭義，丘延亮，和陳明遠都是我請去開會的。後來，我在會後逐一地說服甘陽，劉蘇里，包遵信，張倫，老木，閩奇等人，才使得我們主撤派在聯席會議上漸漸占上風，也才使得我在5月27日能夠再一次提出於5月30日撤出廣場，得到了上述人的回應和支持。但也有人提出要堅持到6月20日，被我們否決。會後，不同的人都按照本人的意願去解釋執行不同的撤出計畫。」
（二）5.23 改善廣場的生存狀況，長駐廣場的物資提供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 P168
https://fromnowonand.blogspot.com/2016/06/blog-post_18.html
「5月23日，在聯席會議的會議上，總指揮部的領袖第一次請求香港的資助。在會上，柴玲請一位香港的教授丘延亮，幫忙改善學生在廣場的生存狀況。僅僅兩天之後，第一批來自香港的現代帳篷和睡袋就送到廣場。到5月30日，已經有數百頂帳篷在廣場上搭建起來，同時還有更多的帳篷在陸續到達。」
（三）5.16 知識份子大遊行，遇到丘延亮
戴晴：我的1989
http://www.mingjingtimes.com/2015/10/blog-post_86.html
「我本人，在十分不情願的情況下，卻不過朋友力勸，參加了（1989年）5月16日的一次知識分子大遊行。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我見到無比昂揚地正走在隊伍裡的阿肥：蔣緯國的妻舅丘延亮。他當時正在讀人類學的博士，這回是真心誠意地相信，1989年的此刻，中國，我們的也是他的中國，將發生偉大的民主轉型。與阿肥大熊抱之後分手，隨著遊行隊伍往前走，走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前邊的時候，一個朋友見到我加了進來：劇作家王培公。一批學生圍上來讓我們在他們的襯衫背後簽字。培公抽空偏過頭指這文化宮大門對我說：“丫的們正在裡頭分副總理呢！”我隱約知道他指的是臨時設在裡邊的“知識份子聯絡處”，以李陀、蘇煒、鄭義等作家為主。此聯絡點一直維持到坦克上街。具體故事，他們自己，還有曾經帶著學生領袖前往聯絡的張朗朗，會講得更加精彩確切。」
（四）營救工作
吳仁華：六四清場內幕（1）：八九民運第一位死難者
https://www.storm.mg/article/23030
「我是第一次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會議上露面，引起了一位與會的香港知識分子（應該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教師丘延亮先生）的注意，他特意詢問了我的個人情況，並將我的姓名、工作單位元、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記在了筆記本上。後來我瞭解到，包括丘延亮先生在內的一些海外有心朋友隨意記錄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領袖人物和骨幹成員的個人資料，無形中為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所展開的海外人道營救工作（所謂的「黃雀行動」）建立了一份最基本的檔案資料。」
我想向丘延亮提出了的一些疑問：
片斷式模糊失真的錯置記憶，虛構與謊言，如何能重組現場，揭露真相？歷史現場的證據，真真假假的證詞記錄，應如何處理，及為當事人帶來了多少的誤會、誤解，正、負面的影響？
對於他人的評價、憶述，有需要澄清嗎？
還要等待五到十年，才適宜講出你作為當事人所知道的真相？
港台兩地的運動經驗，革命的可能性。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還有嗎，抑或又被扭轉成為朽而不死的救命草？
最後，我看到蘇曉康的幾點感言，所以也想問丘延亮對知識份子反思六四有何意見補充？
蘇曉康@Xiaokang Su
“六四”三十周年了，我們在想什麼、又能說些什麼？
1、大屠殺將中國撥上自毀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個“王朝末日”，山河汙臭、社會腐敗，雖然於無聲處發聵之言不絕，而民眾“歲靜”不醒，中華民族不是“向何處去”，而是毫無出路；
2、我們的一切想像和話語都在死亡。“改革”，一個最霸權的話語，卻是一個死亡話語，仍然壟斷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說，很少人覺察到它三十年來一直就是“體制自救”的“化石語言”，而且早已終結；
3、只要我們還害怕革命，就不會出現另外一種語言；然而，革命又如何可能？上層建築包括國家、精英徹底壞死之後，下層就會發生民變嗎？這個判斷究竟是基於中國兩千年的歷史經驗，還是來自西方政治學？但是我們至今看不到一點點跡象；
4、體制面臨危機了嗎？經濟下行的壓力含義是什麼？中產階級真的都在逃亡、抑或是裡外各踩一腳？大眾“夢醒”了又如何？大概只能接著恐懼上不了最後一班車，社會原子化已久，個體更依賴體制，而體制反噬、通吃的能力超過以往；
5、國際社會還拿中國有輒嗎？毋寧是國際環境越發無序而詭異了。最近中美貿易戰和華為事件，徒然刺激國內民族主義非理性狂潮，實際上在為極權充填更堅實的基礎，長遠而言，國家利益與文明提升、人權進步更加難以整合。
6、有人說，不會再有下一個“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而是我們每個人的尊嚴，都在臨終時刻。
我和丘延亮只見過兩次面，分別是2018.年12月16日及21日。他同意當時的確準備了很多廣場需要的物資，香港學生幫助外省學生提供食住所需的人道援助和補給。他認識戴晴，跟國內的知識界有互相接觸和聯繫。至於黃雀行動，他完全沒有參與過。
有關六四資料及檔案文物，我提到為六四死難者做了一個網上紀念館，但證物、證據、大字報、橫額等實物，能保存和收藏的愈來愈少，香港開紀念館也波折重重而且不安全。他表示印象中，芝加哥大學當年有收藏六四的檔案。
丘延亮說現在不是時候談六四，因為尚未成熟。等五至十年再講吧，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要跟共產黨鬥長命。但願我們有命再活多幾年，適逢其會，目擊一場震憾性的人民自發的社會運動，人性光輝再現，希望到時是成功顛覆政權，而不是慘遭鎮壓屠殺。
20190416完稿
— with Xiaokang Su and 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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