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oping2020 · 9h
这一日，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新闻人第一次扛着“不要逼我们说谎，不要逼我们造谣”，“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等横幅走上街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记者、编辑参加了游行。当天，消息不胫而走，大家纷纷传说参加游行的竟然有一家报纸的副总编，指的就是《经济学周报》和高瑜。
1989年，高瑜在《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辑。作为加强《经济学周报》新闻性的主要力量，她可圈可点的表现使老报人何家栋（其时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对之青睐有加。（已经作古多年的何老生前总结自己一生的意义时，将培养了高瑜这位得意弟子视作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
1989年初的两会期间，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在政协会上做了《人民要求民主，权力必须制约》的发言，引起较大反响。
徐能做这个发言，与高瑜有很大关系。事先，高瑜组织了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闵琦、刘卫华五位青年学者到徐先生下榻的友谊宾馆与他做了一次座谈，探讨了中国的政治危机、知识份子参与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自身改造等多个问题。在89学潮未起之时，高瑜仿佛是时代的先知，将这次座谈写成长篇报导，未卜先知地将标题定为《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发表在《镜报》4月号。（徐后来投靠李鹏，《镜报》转向）
进入4月，高瑜拟定了采访经历七十个“五四”的世纪老人夏衍的计划。
何家栋先生建议她再搞出一篇对话，加上先前她写的《巴金与邓朴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该文被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指斥为89“反革命动暴乱”的总纲领之一），形成一个对话系列。
何还给高瑜推荐了青年政治学者秦晓鹰。4月14日，在高瑜的主持下，夏衍与秦晓鹰展开“五四”精神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精辟对话。老人开门见山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忽视人权、蔑视人权是公众的不幸，也是政府腐败的原因。”高瑜根据这次对话，写作《站在今天說話——夏衍、秦晓鹰关于“五四”的对话》一文。该文在“五四”前夕见报时，天安门广场已成为民主的海洋。登载该文的《经济学周报》送到广场时，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场景。
5月4日，高瑜甚至直接走进队伍，参与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大游行。那一日，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中国的新闻人第一次扛着“不要逼我们说谎，不要逼我们造谣”，“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等横幅走上街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记者、编辑参加了游行。当天，消息不胫而走，大家纷纷传说参加游行的竟然有一家报纸的副总编，指的就是《经济学周报》和高瑜。
不久，学生开始绝食。政府应对的措施竟然是实施戒严。19日午夜，学生和市民们等到的是隆隆开入城里的军车，荷枪实弹的士兵，装甲车、坦克……。正如高瑜所说：“人们自发地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几十万军队围困北京城，屠刀已在北京城上空举起，市民在抵抗，学生在坚持，知识界忧心如焚，其中最善良者，希望能用自己的肩头肩住屠刀，不要落下。”
在这危险的时刻，两件事情显示了高瑜的担当。
其一，亲身经历89民运的人大多记得，戒严后发生的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件：叶飞、张爱萍、肖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老上将的联名信，信中说：“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但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一联名信，正是高瑜，与同为《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的罗点点（即罗瑞卿女儿罗裕平，六四后被捕，囚禁数月）挨家挨户找人签名得来的。
其二，高瑜应人大常委、著名老报人胡绩伟先生的要求，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撤退，之后可由全国人大来和学生对话。其时，胡绩伟找到彭冲（人大委员长万里出国访问，彭是主持工作的人大副委员长），要求由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学生对话解决学潮问题。胡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契合高瑜所提倡的“将民主从街头引向大会堂”的理念，亦可能是避免最终流血局面的最佳途径。高瑜赶到广场，找到王丹，代表王丹撰写《告全国人民书》，并使尽浑身解数，说服当时高校代表同意声明。与此同时，胡的另一位联络员曹思源通过上门拜访和打电话及加急电报的方式，一共获得57名全国人大常委同意联署，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高瑜当时着力所做的，是推动天朝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与学生展开对话。她所做辛勤努力，是为了“将民主从街头引向大会堂”。她的行动与曹思源争取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活动相配合，这些院外活动成为八九民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行动因为可能具有的“釜底抽薪”功能，率先受到了当局的镇压。
6月3日早晨9时许，高瑜被秘密绑架、关押，成为北京新闻届第一个为89民运坐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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