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4-1
【按：2019年4月15日，我在臉書說：『我知道近几年蔡淑芳一直在流浪，最近又在网上见她说：「今年亦不打算回港。」几年前我说过：「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她就是一个。』感慨繫之，我就貼了寫她的舊文《她从来没有撤离广场》。
七年後，她又出現，已是滿頭霜白。
一、維園燭光
1989年8月31日，午夜。
香港水域。龍鼓灘。
「跳下去！」
「……？」
「只能送到這裡。你們往前走，走過去就是岸。跳！」
我們三人驚恐地跳下快艇。水沒膝蓋，是淺水區了。
那快艇在身後吼叫著，急打個彎「嗖」地開走了。
……寂靜、海水的反光、四周黑黢黢的礁石。
我們涉水幾十步就登岸。沙灘空無一人，那個瘮人啊。
那夜好像沒有月光。
突然，前方一束強光射來。
我們在驚悸中，聽得那邊高聲在喊：
「慢慢往這邊走過來！」
此時方可定睛看到，前方沙灘上一輛小轎車停著，前燈大亮，直射過來。
走近，見後面兩側車門開著，我們三人魚貫入座。
那車徐徐開動。大家默然無聲。
無聲地任沙灘、灰暗的海天，漸漸後退。
也是無聲地，車子駛出暗夜，駛出沉睡的郊野；
又駛進街燈迷濛的城廓，駛進未眠的不夜城；
駛進星閃的霓虹燈光暈中，駛進酣睡的氣息中；
我身上的細胞觸覺，也在這無聲行駛中漸漸甦醒過來；
而大腦依舊是麻木的，只感覺前座有兩個人影……。
"黄雀行动"营救了我，二十四年后我写《寂寞的德拉瓦湾》，才第一次写出当年的细节。然而从龙鼓滩上岸那一刻开始，我就视香港人为我的救命恩人，我虽再也不能踏上港岛，但是那里的一盞燭光，永遠亮在我心裡；那裡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便会吸引我的神经。2016年6月3日，我對當時在上海的台灣中央社記者張淑伶說：
『香港是我的恩人，每年六四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紀念晚會，是我心中最溫馨的燭光。』
她就香港青年對紀念六四出現歧見而採訪我，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一如往常舉行燭光紀念晚會，但是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今年決定不參加晚會，改為自行在校內舉辦「六四學運論壇」，討論香港前途問題，而非大陸民主建設。
我說我完全可以理解，而傳遞有關六四的記憶，本該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同時我認為，香港人出現「香港主體性」非常好：
『香港學生想跟中共或中國切割，必須找到有效的議題才能讓聲音變大，六四成了議題之一，但是這並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價值，更不是贊成六四屠殺。所謂香港主體性，在政治訴求上可能是與中共分離或不分離，並不意味一定是「港獨」。
兩岸三地愈來愈多199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六四的認識模糊，情感漸漸淡薄。我覺得，時間是記憶的殺手，不能要求別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但可以靠我們這些依然要紀念它的人，或要求它得到公正解決的人的努力，把記憶傳遞下去。我們沒有想到這會是一輩子的流亡，回不了家，這就是我們的命，中國人的命。每年六四這一天我一定會參加一個紀念活動，這是我對自己的承諾，今年美東時間4日晚上將在中國大陸駐美國大使館前，全美中國學生自治聯合會舉辦抗議活動，我會參加。』
我知道有一個人，一直逃不開"六四"、逃不出那個廣場。我在龍鼓灘上岸後，負責營救行動的朱耀明牧師，把我藏在一對年輕夫婦的公寓裡，女主人也是剛從天安門廣場逃回來的，夜夜從夢中哭醒，她叫蔡淑芳，星島日報記者，她再也回不到往昔的人生，很多年一直在流浪，直到眼下這個四月裡，又在网上见她说：今年亦不打算回港。几年前我说过："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她就是一个。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我们被笼罩其下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血腥的起点，发生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涂抹、消音得乾乾净净了，於是它更是需要目击者站出来向后人后世提供见证。这种使命，是将我们所有人都要肩担的剧痛和责任，卸落、强加在罕见的承担者身上，而使他们忍受劫后余生。
然而，这也是一种资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备这种资格。二十年前在纪念碑底下的那个悲壮夜晚，纤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静坐者的泪光和歌声里，一夜之间死而复生，成了另一个人。她跟广场上的学生们一道，靠电筒光写下自己的遗言：「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由此，她获得了这种资格。
「凌晨一时，在广场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信号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闪光，散落…广场上歌声悲壮动人…信号弹发放诡异彩光，制造恐怖的战场气氛。」蔡淑芳就是这样，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亲手书写的史诗里。
她在枪声流弹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枪伤者前面惊呆。她目睹了清晨四点的「熄灯」，「整个广场漆黑一片」。她在纪念碑的东北面，曾经面对一个持枪的士兵朝她走过来。五点三十分，她在撤离人群中，回头看了天安门最后一眼。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她不是软弱。她只有恐惧，恐惧广场上的血白流了，恐惧坦克碾压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遗忘，等於再一次枪杀她！她也是一个「天安门母亲」，煎熬岁月二十年，她那被谋杀的孩子，就是中国人的记忆。她的敌人是遗忘。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俗话说，时间改变一切；不屈不挠地跟岁月搏斗，乃是她的回应。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二、揽炒
"八九"是一個亂世的起點。三十年來香港四次大規模社會運動，起點也在北京屠城：
1989年声援八九民运的150万人大游行；
2019年返送中的200万人"谴责镇压，撤回恶法"大游行；
2019年8月18日170万人"煞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的大型"流水式"集会运动；
2014年9月26日深夜120万人的"雨伞革命"。
然而，"雨傘"又來自"太陽花"。
2014年伊始，傅莉跟我說"今年是個凶年"，我並未在意。未料三月中旬台北爆發"太陽花學運"，學生突襲佔領立法院，抵制馬英九與北京簽署"服貿協議"，兩岸衝突迅速從制度差異，遞進到生存空間、資源分享、經濟分餅等實質領域，我至今記得，當時學生撤離台北立法院後網上一封忠告信，言辭激勵哀傷：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役，一旦我們輸掉了這場戰爭，我們的下一代、世世代代都不會有翻身的餘地，只能重蹈西藏人的命運……聆聽香港人的忠告，借鏡防火長城下新加坡人的那會，感受新疆人遭受血腥鎮壓的悲痛，悼念西藏人自焚又自焚的哀歌……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的感受是，六四屠殺二十五週年之際，中國周遭已然蔓延著恐懼，一個擴張型的兇暴制度好像已經無法遏制了，周邊小國也只有奮起自保。此刻香港已成前車之鑒，"回歸祖國"如陷地獄，港人悔之晚矣，他們"焦土抗战"、"玉石俱焚"的决绝，令人心疼；北京除了再次"屠城"而黔馿技穷；川普则再摇贸易战大棒别无良策。这个文明世界对一个极权的束手无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难看！
香港再度挑起兩個高分貝話語："開槍"與"革命"，則顯示中國這個新崛起、新集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尚在前現代的框架中，民眾和統治者都還面臨著艱難的終極選擇，前者是要不要"革命"，後者是敢不敢再開槍？卻拿香港先做了"試驗田"，將這隻"金母雞"置於血火之中，"中國模式"竟止於此，真乃慘不忍睹，而這個體制之中亦無任何理性力量出來糾錯，只憑洪水滔天，這是"六四"以來的一種機制，三十年之久！
"揽炒"这句广东话，翻译过来即"毁掉"、"砸碎"，勇武派似以玉石俱焚的姿态，拖垮香港经济跟北京博弈——香港至今是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主渠道，2017年仍有66.6%的外资经过这里流向大陆，而大陆有57.6%的直接投资进入香港，所以它还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金融枢纽，无以替代。網上有一文，港視編導蔡錦源寫的《反政府抗爭新世代的形成》稱："一個打電玩的新世代，正為香港爭取時間"：
這些年輕人無需指揮，做哨兵的做哨兵，要傳話的傳話，分配物資，無需糾察，一人需要，一呼百應。退入太古廣場後，有人叫「哮喘藥」，由天橋末端傳聲傳到商場內圍，不到 10 秒藥瓶一個傳一個傳到需要的人，「有啦」回應又馬上傳開去。他們成長的養份並不來自奶粉，而是 on-line game，素未謀面的人在虛擬的戰場上互相合作，各司崗位，各展所長對付共同敵人。他們已經訓練成有種憑直覺而互相有默契的行動能耐。電競新世代的特質是：不怕輸，輸一局，反而更強，再來，一個 level 一個 level 打上去，這個 level 打不贏，轉個策略再打。他們進退有度，知道幾時攻，幾時守。那些不在現場的不停在聊天谷傳幾點幾點清場叫人呼籲他們撤退，不明白這班年輕人不需要不懂打 game 的人指指點點。是的，他們也許將對抗威權政府的戰場當作 on-line game 來打，你班老鬼用了多年那個爭取的方式，可以繼續做，但他們自己世代的未來，就讓他們用自己方法打吧。
香港抗爭的背後，是港人的煉獄生活：七百四十萬人中兩成生活貧困，全球工時最長，最低薪一小時四點八美元，房價上漲三倍，二十萬人住在劏房裡，絕望才是人們上街的原因。但是街頭抗爭總會走向激化，衝擊法院，塗抹國徽之舉過激，徒然洩憤而已，人稱"令多次靜默大規模遊行白走"。眾口稱頌的"無領袖無明星無大檯"抗爭，難道終究是群龍無首？全憑"電報""連登"等社交軟件組織行動，崇尚李小龍"水可靜靜流淌，亦可猛烈衝擊，像水一樣吧，我的朋友"，"若水"式抗爭模式，可謂香港特有傳統、本地文化承傳，又絕妙之至。
但是，在香港之外觀戰的人們，卻吵得不亦樂乎，在我臉書上的跟帖也不少：
勇武派绑架了香港民众，损害了香港民运的声誉，断送了香港民众和平理性派的成果，断送了香港的前途。我完全支持胡平对香港勇武派的批评。。
一边是勇武派(香港民众的强硬派)，另一边是中共暴政。香港民众方面以己之最弱项，以己之不得人心之项，来挑衅中共之最强项。一旦中共实施暴力镇压，则胜败如何，几乎注定。即中共胜算极大，勇武派(香港民众)胜算极小。中共既胜，便更可能一不作二不休，更加控制，更加压迫。而香港民众则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更加被控制，更加受压迫。勇武派之为， 令人不敬之，远之，痛心之。
圖以暴力凌驾法律规矩道德的是來歷不明的武装兇徒，熱爱和平自由平等文化智識的是公民社会內的群众。此刻是士可殺，不可辱！
一個谈经济、金融的孤島，也是一個每年堅持不忘六四的孤島。每年那一天就這個孤島的幾十萬飄搖的燭光照亮全世界。
美國的民眾通過習近平政權製造的種種"意外"，已經甦醒過來，這就是一場西方和獨裁帝國的決戰，如果香港淪陷，難民的人道災難是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無法承受的。除此之外，還有環境災難
劉青山撰文稱，勇武派從一開始攻擊和詆譭和理非，在每次大型遊行中都帶上暴力衝擊尾巴。從騎劫和理非到取代和理非，導致大型遊行不能繼續。其後的堵路、放火、攻擊商場、地鐵等等的強迫別人罷工，只能在強化其核心支持者的同時令原先參加遊行的淡黃退出和失望。
比較專業的，如斯坦福那位"民主運動教授"戴亞門（Larry Diamond）對媒體評估"勇武派"，是"徒然破壞財物的暴力"，是運動紀律崩壞之故，還特別提到八九年天安門學生已經在道德上勝利，卻不聽趙紫陽的勸說撤走，而導致悲劇，他強調"戰略眼光"，看遠一點。
未料我見到王丹，他說出別一番揣度：香港這次be water 抗爭，就是以各種極端手段逼北京出手，派兵鎮壓，由此才能扭轉香港"九七回歸"並關進籠子最終"內地化"的宿命，港人思之極恐，百般設想，以為只能誘使中共犯錯，才可引起國際插手，招回中英談判，為香港另謀一個前途，青年們甚至決意為此獻身，已有一批"死士"，而這樣的"戰略圖謀"，最終必會令大部分港人讚同。他分析中共知道出兵後果不會輕易動手，這個界限給出很大空間令港人可玩。這倒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若此，南端彈丸之島可以玩出驚喜，而遼闊大陸可玩極限，實不可想象也！
"返送中"像一部港片，在網絡上無數次地播放，終於播到片尾，硝煙、催淚彈、頭盔、塵口罩、倩女靓仔，都漸漸消失，唯有那隻《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聲一響起，我就默默淌淚：
何以 這恐懼 抹不走
何以 為信念 從沒退後
何解 血在流 但邁進聲 響透
建自由 光輝 香港
在晚星 墜落 徬徨午夜
迷霧裡 最遠處吹來 號角聲
捍自由 來齊集這裡 來全力抗對
勇氣 智慧 也永不滅……
三、沦陷
最早是2019年11月12日港警攻進中文大學，我在臉書上貼了"香港沦陷：西方领先逆转的信号"一則文字：
香港人三十年前以"黄雀行动"救人，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今日我毫无作为，也无能为力。世界大势如此，个人虽渺小，却依然想做一只鹦鹉，"入水濡羽"，飞洒那香港大火。
警察进攻中文大学，难道不是一个香港沦陷的信号吗？谈香港总谈经济、金融，但是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香港淪陷的那一刻，我手中寫著的一本《鬼推磨》正好收筆，此書中我梳理三十年世態跌宕、歷史翻轉，其中奧秘之一便是中共以"韜光養晦"之計，"全球化"之框架，廉價勞力之優勢，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則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場化、互聯網三道關隘，實現了"數位化列寧主義"的崛起，西方大夢如鼾；而西方失去"領先"，又在歐洲受福利主義拖累而過早衰落，美國則技術被偷、貿易被騙、領袖被唬，讓中共當小孩一樣耍了好幾任總統，而我終於看到這"西方領先不再"的標誌，恰是此刻他們無力來救香港了！
再到4月20日，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4名泛民人士，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英方"说三道四"，敦促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這用內地的語言形容就很難聽，叫著"蹲在你有頭上拉屎拉尿"。我在臉書又發一貼：
香港，是一块试金石——习近平要欧美承认其"大国崛起"之霸主地位。美国和川普，始终看不懂。这跟三十年前布什家族和克林顿看不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如出一辙。更早，在去年底警察攻进香港大学，香港就沦陷了，西方无动于衷。如果西方拒绝习，他就毁掉香港，并将这个曾经的"反共前哨"，一变而为"进攻西方"的前哨。至此，大多数人还认为，"香港国安法"出笼，只是要恐吓港人。其實香港是习近平的底线。
这次全球瘟疫，正渐渐被澄清是一场"生物战"——大陆盛传，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处理病毒所事件的孙立军，将资料透露给西方而被捕，国际社会正在酝酿索赔中国，而习近平已经悄悄地动员中国人准备应付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了。此所以国务院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批准将永兴岛、永暑礁变成一个南海三沙市，南海备战的意味浓烈。
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虽然解放军也早已进入香港，但是那跟军事占领还差得很远，4月18日大逮捕，就是占领的第一步。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不是也频频进犯台湾吗？这是一样的举动，只不过中国还不可能在台湾进行大逮捕。
香港将被浸入血泊中，往后我们将看到无数的暴行和流血。从去年夏天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香港人民已经抗争了一年。这样的人民是不屈服于武力的，尤其"勇武派"的那些孩子们。
但是我很担忧，因为香港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三十年前是香港的"黄雀行动"，将我从中国营救出来的。看到一个坦克碾轧、血光之下的香港，我会很难过。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鄧小平也没有活到『回收香港』，他们更是飲恨台灣。這是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都要完成『統一大業』。今天的习近平反而是败相具露，已经退无可退，然而这场东西对决，一定要拿香港玉石俱焚吗？
接下來6月30日"香港国安法"落閘，我再貼"丢掉香港，全球沦陷"：
中国的"香港国安法"，设计成"全球国安法"，难怪他们人大162个常委15分钟通过，敢情中共要当世界警察，可以全世界随意捕人了。习近平拿到香港居然可以借它搞"全球国安法"了，这个念头看上去很 stupid，但那确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世界上多少人知道他有一個"五步支配世界" 計劃，或者說還有誰記得习的十九大报告？他三個半小時講了五件事：2025计划，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一带一路；5G网络；金融技术；人民币替換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拿到香港，把它變成"进攻西方"的前哨，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自由港，進口概不收稅；港口發達，運輸先進，通往各國航線極多，轉運速度快；港商精通轉口業務，與世界各地交往頻繁，通曉各國語言、法律、慣例；香港參加了許多國際條約和協定組織，享受低關稅和配額，等等，大陸沒有一座城市具備這樣的轉口功能，那麼當中國向外擴張、輸出產業、技術、貨幣、勞力等等，不是首先得有一個金融枢纽和自由港，才可能做其他一切嗎？
四、黄雀行动
八月五日，法廣主持人艾米就中美關係的劇烈轉折對我做了一個採訪，詳細內容我放在第六章裡，但是訪談中她問起我跟香港的關係，我說了一段刻骨銘心的話：
法广：您当年六四后被通缉被迫逃到国外时受到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而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一定也感触颇深？
苏晓康：是的。"占中"一开始我就非常关注，"占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朱耀明牧师，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从国内救了出来，送到了法国。之后很多年，我不能去香港看他，而他去年开始到国外，也到我家来看我。朱牧师和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当时是用香港人募捐的钱来救我们的，因为这个行动中用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包括走私和黑社会，那都是要付钱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付了很多钱才救出来的。所以，朱牧师他们还要向捐钱的香港老百姓有个交代，要知道这些当年被救的人生活如何、有没有困难、将来怎么办……他就从欧洲到美国把救出来的人看了一遍，他还说："我们救了你们出来，希望可以送你们回去。虽然现在做不到，但希望发起一个'回家运动'"……。
前段时间，港警要抓朱牧师，他和别人还不一样，他有这个"黄雀行动"的案子在共产党手里，所以我非常担心他如果进去了会被搞死，因此告诉他不要去坐牢，但他不害怕，现在人还在香港，并不逃跑。
另一个最让人感动的人就是黎智英，他也不走，等着警察来抓。
这些人就是香港人的骨气。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七百万人跟这样一个野蛮强大的政权抗争，西方却不支持也不救香港，香港人等于是在孤军奋战，最后就是那些孩子们站出来……有多少孩子被打死，西方都不管，这让我非常愤怒，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世界现在就成了这样……
2017年夏，朱耀明牧師率一支摄影队到我家中采访，他说当年营救行动的经费，是由香港人自愿捐赠的，时间过去三十年了，"黄雀行动"可以告终，然而按照我们香港人做事的原则，支联会必须将被营救者的境况做最后的记录，以存留一份资料向香港人民交代。支联会秘书冯爱玲二月间便开始联络散居欧美的诸人安排这次采访。
2012年初我曾有台湾行十日，是去观选，恰逢朱牧师也来了，他约我到紫藤庐见面，乃是我们二十年来第一次再相逢，以至拥抱唏嘘，朱牧师是個俊美長身的廣東男子，他第一次宣布他要动手整理"黄雀行动"历史，原来此前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曾在电邮里透露要在台湾谈一事的背景在此。
事后我自然看不到朱牧师的"史作"，而除了朱牧师和营救我的几位黄雀成员，我对整个行动一派迷蒙，也不相信外界的众多传说，但是最近读到一篇报道，感觉文字间有某种我熟悉的味道，况且其中也提到我，即《众新闻》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发表的《黃雀行動港英角色曝光，暗助地下通道運作救400人》，我不妨采用其中的说法：
黃雀行動，是香港一段很珍貴的本土歷史，體現了危難時人性的光輝和道德勇氣，包括一批無名英雄。當中，港英政府的角色尤為關鍵。有人肯定地說：「如果沒有港英政府，沒可能有地下通道的出現，不可能救約400人。」
六四屠城後，中共通緝民運人士，學生和民眾要逃亡，身上有的是民運期間搜集得的香港記者、學生、文化界人士卡片，他們決定要走，便打電話給這班香港人救命。1989年5月27日曾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向民運捐款的演藝界人士，在六四後首個星期，開始接到求助。演藝界於是想做點事，將民運人士送到香港中轉站，再將他們轉往西方國家定居，於是集合力量兵分兩路：由江湖人士開通內地赴港的地下通道、由政界及支聯會找港英政府及外國領事。
我的情形特殊，因早有警觉，知道劝不成学生撤离广场，我们这些被指为"长胡子"的人会坐牢的，所以在五月间我就离开北京藏匿起来，警察找不到我，而我也是在辗转逃亡中获知本人已被列为国家通缉犯，至今还记得躲在一间门窗皆被蒙住的居室中，我看到从到外面递进来的一张纸条，上书七个人的姓名，我列在第五位，即后来世间所称"被通缉的七名知识分子"。我怎么可能"拿着香港人的名片打电话去求助"？
在血腥味濃的政權中救人，可不是話救就救，首先得找在內地有生意、人脈關係和地位的江湖大佬搭路，利用走私船隻，如運貨一樣將人運到香港。運人的方法，例如有中間人說，民運人士A在某個省市，江湖大佬手下知悉後，會通過中間人叫A去某一處，跟某人接洽。某人接了A之後，會把他收在一個安全地方，之後等船期，交船家送來港，通常在屯門、柴灣、西灣河等碼頭上岸，在港的黃雀成員會去碼頭接A。
我的逃亡，没有计划、没有团体、没有安排，最初我一个人像只没头苍蝇胡乱躲藏，而公安部在全国撒下大网搜捕我，据说他们追踪到我人生所有社会关系的终端，包括我从未去过的祖籍成都，我的那些叔叔姑姑们对警察说"连我们都从来没见过他"，所以可能我的乱逃之法反而"漏网"几率极高。不过，据说出来营救我的人也颇多，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我，他们去找傅莉，她是一脸无奈。后来我极偶然撞上了營救者中的一位，也许是命中注定，因为他居然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不过这个人也是一只没头苍蝇，领我大江南北乱窜，末了把我一个人扔到海南岛的海滩上去了。
我们俩最终还是去了广州，而我听说香港有个营救计划也在满世界找我，最后通过几道中间环节的辗转，终于接上了头，要我去南端的虎门镇，就是当年林则徐烧鸦片的那个地方。我就是在那里的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上了快艇。
法國是最先願意接收民運人士的國家， 美國在屠城後，最初說只會收出名的人，談不下去，於是黃雀成員便找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夢飛龍傾談，開出道路。法國更協助做證件：一張出境用的是假名，港英政府應該知道，容許那人出境；另一張證件用真名，入境法國時用。周日來港被拒入境的封從德，當年他和柴玲隨一位叫阿洪的無名英雄，來到香港之後聯絡支聯會，留了一天之後逃亡到法國。
1989年9月13日下午，我稍事化裝後，被人徑直領上停在香港啟德機場的一架法航波音747，飛往巴黎。就在我去機場的途中，香港各媒體均援引一則美聯社消息"蘇曉康逃離大陸"。那確是自我8月31日凌晨抵港後嚴厲禁止同外界聯絡的十三天里接受的唯一采訪，還是在電話上。湯姆是我在北京就認識的一個美國小伙子，美聯社記者，他同我家人也很熟，因此一聽到他的聲音我就控制不住了。我同他只有幾分鐘的寥寥數語，後來我從許多報紙上都讀到了﹕
"過去一百天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我的許多朋友已遭逮捕。自從大屠殺以來我沒有見到過我的妻子和小兒子。我一直承受很大的壓力。"
援引湯姆的報導還有以下我說的這些話﹕
"公安人員詢問每一個我認得的人，搜查每一個我到過的住家和工作單位。他們在全大陸追捕我……我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幫助，他們的情勢都很危急，可以說每天都在驚悸中渡過。"
這些話，我都不記得了。但都是事實。
六四後，經香港出去的民運人士，總數大約有400人。
司徒華曾說，黃雀行動之名來自曹植的詩《野田黃雀行》：一隻黃雀，被人捉去，但一個少年救了牠，最後兩句是「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五、香港：中共和全世界过不去
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已使美国认识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名存实亡了。
中共彻底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影响了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新评估，因为虚幻的承诺不再后，对台政策的一块基石也就不存在。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贡献是不再将中国当成外交关系的一张牌，而且改变了尼克松政府以来的"求同存异"的政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规划顾问余茂春，十一月十二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記者曹郁芬专访时如此诠释北京毀滅香港的涵義。由于中共的强烈抨击使余茂春在对华决策圈的知名度大增。
這次專訪超過三十分钟，第一次明確將台灣和香港置於"自由世界"體系之中、兩者唇齒相依而加以表述，內容不僅涉及中共在習體制下出現"制度性崩壞"的政治學觀察，也可視為美方對中美關係崩解的權威性性解釋，或可归纳成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 中共背弃《中英联合声明》，是背弃了对全世界的承诺。因为中共把《中英联合声明》拿到联合国去备案，她在香港问题上向全世界做了保证，也导致美国在香港有很多重要利益和原则性问题要坚守。香港不单纯是美中两国的角力点，香港问题反应的是中国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对立；
第二、美中面临的挑战，跟冷战时代美苏的挑战不一样，现在的中国在大力加强摊牌性军事力量的同时，更主要是在现存国际体制内的框架上进行逐步的渗透，控制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关键部门来达到全世界对它的依赖，这是更加有内在实力的，对付起来更困难；
第三、因为人权、信息控制或大外宣等，都不是在中美两国根本的政策框架下能顺利讨论，所以现在我们放弃尼克松以来所谓的"求同存异"，要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美国内在制度的竞争优势，来阻止中国的统治模式与主导权；
第四、不管未来美国谁当政，都会以保护台湾的民主为施政重点，因为台湾在世界的地位非常正面，台湾经验不可小看，把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变成一个多元化、非常有忍容力的地方，成为所有华人社区的骄傲，证明在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华人社区里，民主和传统并不是对立的；
第五、特朗普政府的贡献是革命性的，如对全球安全议题做了调整和分配，明确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威胁是头号的、最主要的，把中国当成美国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贡献，即把中共当成头号战略竞争者；
第六、中国的对美政策比较僵化，仍然维持冷战思维，它的基本政策、理念和框架，几乎全是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基本想法，充满"斗争"的提法都是列宁主义的说法，在大政方针上，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阴谋感，反应中共领导班子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不了解，或者了解但根本不相信；
第七、界定种族灭绝有一个国际标准，凡是以种族、宗教或不同社会团体而来对整个团体进行镇压，都可以列在种族灭绝的范围之下，因为他采取的政策是一刀切，是全方位的，不论大人小孩或信仰层级差异，都当成镇压对象。美国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中共在新疆的行为和政策。
辩方证人蔡淑芳称她当年曾到北京采访，至今心中的伤口仍在。
global.hk01.com 支联会｜两辩方证人称为悼念而出席晚会 官称知道支联会成立原因撰文： 安梓宁
出版：2026-03-30
支联会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30日）续审，邹幸彤传召两名证人作供，包括一名当年在北京采访的女记者作供，她忆述当晚在北京采访的情况，即使她已转业并已离港，但至今心中的伤口仍然存在，故她会参加六四晚会。另一名家庭主妇则称，她认为支联会的纲领，并无指定要那一个党结束，她去晚会只是为了悼念在天安门死去的人。法官称他知道支联会是因为六四事件而成立。
邹传召当年到北京采访的记者作供
邹幸彤的第一名证人蔡淑芳，现年66岁，她在1989年在《星岛日报》任职记者。蔡称1989年4月被派驻北京采访五四运动专题，逗留至六四采访完毕，成为最后一名离开天安门广场的见证者。
辩方证人岑丽芳称认为支联会的纲领并无指明要那一个党结束。
蔡提及当时北京的情况
蔡称她当时有采访去游行的大学生，得知学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和对话代表团。蔡形容当时形势"OK嘅"，学生与政府之间一直有沟通，并无动乱。游行学生除了高举争取民主的旗帜，也要求新闻自由、反官倒、反贪腐，想与政府对话。法官质疑，为何要谈及证人在北京的见闻？邹表示那是支联会成立的基础。法官反驳已知道支联会是因为六四事件成立。
蔡称事件对她造成伤害
邹转而问蔡在6月5日回港后的事。蔡称六四屠城对她造成伤害，蔡称："我冒险离开咗北京……佢哋话俾我哋听要返嚟将真相讲返出嚟，所以我哋返嚟嘅时候唔想停止去报道，我要讲番佢点样开枪杀人后，令到我哋咁难受。"蔡承认她之后曾撰写"本报记者目击实录——天安门广场最恐怖之夜"。
回港后到支联会做义工
蔡称，她返港后成为支联会义工，协助搜集资料日后编印，亦协助安顿逃亡到香港的民运人士。她亦将在北京学生签名的T恤和六四当日的录音带交给支联会。
蔡称伤口仍然喺度
蔡称她在1990年转行，2018年离港，翌年回港为六四30周年录制六四故事影片。被问为何仍会参加六四晚会，蔡声线微颤称："因为个伤口仲喺度啰，个创伤仲喺度啊。"
主妇称去晚会只为悼念死去的人
69岁家庭主妇岑丽芳其后作供，她称由第一届六四晚会已开始出席，直到2019年，她只缺席过2次。她认同支联会的纲领，认为若要建设民主中国，应该要先做到平反八九民运、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城责任和结束一党专政。她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并没有指明某个政党，民主社会有自由，不一定讲明要那个党要结束。法官问岑，会不会为了纲领的目标而去做甚么，岑说她只是家庭主妇，她去晚会只是为了悼念在天安门死去的人。
3名受审被告：支联会(已解散)、李卓人（68岁）和邹幸彤（40岁），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发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
案件编号：HCCC155/2022
原文网址: 支联会｜两辩方证人称为悼念而出席晚会 官称知道支联会成立原因 | 香港01 https://global.hk01.com/article/6033571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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