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桂鸣 2026-1-16
艾未未：中国护照是我的“胎记”
这句话一经出口，争议几乎是必然的。它并不精确，却异常刺耳；并不严谨，却直指要害。
有人随即提出反驳：
"胎记"这一比喻，将身份理解为宿命，把人重新拉回血缘、土地与祖先的逻辑，而不是权利、边界与责任的现代公民逻辑。
这并非一种轻佻的批评。相反，它来自现代法治与公民身份理论内部，具有不容忽视的合理性。但问题恰恰在于：当我们急于纠正这个比喻是否'够不够现代'时，是否忽略了它之所以出现的现实前提？
一、公民身份，在理论中从来不是"胎记"
现代政治思想自诞生之初，便致力于一件事：
把"人属于哪里"，从命运问题转化为制度问题。
从洛克到罗尔斯，公民身份被反复去自然化、去血缘化、去宿命化。其基本共识是：
国籍不是出生烙印
护照不是祖先遗产
公民身份是一种可取得、可放弃、可转换的法律关系
在这一意义上，批评者完全站在现代法治的正统一侧。
如果把护照理解为"胎记"，确实容易滑向一种前现代的政治想象——人因出生而被永久绑定于某一政治共同体，仿佛政治归属与血缘、土地一样不可剥离。
这是现代公民理论所竭力避免的。
二、问题是：现实是否允许这种"规范正确"？
然而，思想史从不只发生在书斋之中。
上述规范逻辑，隐含着一个前提：
公民身份在现实中，主要是一种去政治化、制度化的权利关系。
而这一前提，在中国语境中并不成立。
在现实中：
护照并非中性文件
国籍并非单纯法律事实
公民身份始终与忠诚、立场、态度捆绑在一起
它不是一项稳定的权利，而是一种随时可能被中止、冻结、否认的政治资格。
在这种制度条件下，要求个体仅仅使用"权利—责任"的现代语汇来主张自身身份，近乎一种道德奢侈。
于是，"胎记"这一比喻才显露出它的真实动因——
当身份被政治化，个人只能反向将其自然化。
三、"胎记"并非理论命题，而是一种防御性语言
这是理解这场争论的关键。
如果将艾未未的表述视为一套规范性公民理论，那么它确实站不住脚；
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一种防御性语言，情况便完全不同。
所谓防御性语言，是指：
当制度性权利无法被稳定承认时，个体退回到更原初、也更难被否认的层面，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合法性。
在法治失效的环境中，人们诉诸"良心"；
在权利失效的环境中，人们诉诸"历史"；
在身份可以被剥夺的环境中，人们诉诸"无法抹除的痕迹"。
"胎记"正是这样一种语言。
它不是在宣告国族宿命，而是在拒绝政治抹除。
四、批评者的盲点：把"应然"当成"已然"
这并不意味着批评者错误。
他们的局限，不在理论本身，而在于语境假设。
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过度规范主义。
把公民身份"应当如何理解"，直接当作"现实已经如此运作"。
第二，低估权力对权利的塑形能力。
忽视了在威权体制中，权利本身就是政治裁量的产物。
第三，误读象征语言的政治功能。
把生存语境中的隐喻，当作学术命题来拆解。
结果是：逻辑正确，却对象错误。
五、但"胎记"本身同样不是出路
然而，必须承认，"胎记"这一隐喻也并非没有风险。
它确实可能：
模糊公民身份的可选择性
弱化制度性权利的追求
无法容纳跨国公民、多重身份与政治流动性
从长远看，这种语言如果被固化，可能反而强化"逃不掉的国族命运"，而不是推动公民权利的制度化重建。
因此，它只能是一种抵抗性的姿态，而不能成为一种理论的终点。
六、真正的问题不在比喻，而在现实
归根结底，这种争论并非围绕一个比喻是否恰当，而是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当现代法治无法成立时，人是否还被允许只用现代法治的语言说话？
一方坚持规范理想，
一方诉诸生存经验。
他们的冲突，本身正是中国公民困境的缩影——不是理论匮乏，而是现实拒绝理论。
结语
"中国护照是我的胎记"，既不是值得奉为圭臬的真理，也不是应当轻率否定的落后隐喻。
它更像是一块刻在制度裂缝上的标记。
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不是这个比喻够不够"现代"，
而是：
是什么样的政治现实，迫使一个人必须把护照说成胎记，才能勉强保住自己作为公民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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