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吗？｜罗振宇《文明之旅》之1005
澶渊之役，由于此前俘虏了完全掌握宋军防御部署情况的王继忠，契丹举国南下，深入宋朝腹地，冒险一搏。宋朝方面，真宗虽非如传统所认为的那般畏懦怯战，王钦若等建议南逃避敌亦非奸佞之举，但和议始终是真宗的主选项。其时宋辽主力对垒，天子亦俱在前线，一旦决战，双方都有亡国的危险。在剑拔弩张的澶渊，长期对峙、无法媾和的双方，终于神奇地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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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一朝，武力不竞。防弊政治，带来了积弱局面的形成。澶渊之盟，宋朝以岁币换和平，是积弱的表现之一。在澶渊之盟研究中，以往学界多强调宋朝军事体制之缺陷与宋真宗之怯懦无能，且对辽方关注不够。[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柳立言发表《宋辽澶渊之盟新探》（下称"柳文"），一改旧说，认为真宗即位后对边防和军政投注了相当大的心血，有意再度北伐，收复燕云，形势对辽朝日见不利，契丹遂先下手为强，举国南下，而"宋廷莫名其妙，战略错误，丧失先机，终致君临危城，进退维谷。幸而辽帅未捷先死，辽廷亦莫测宋人高深，故终订盟约"。[②]本世纪以来，重新评价澶渊之盟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不少学者认为，澶渊之役辽乃以战迫和，其意并非消灭北宋，澶渊之盟并非城下之盟，其达成是双方势均力敌的结果。[③]
不过，澶渊之盟仍有重加检讨之必要。就宋方而言，柳文对真宗即位以来所作所为作了细密解读，指出真宗并非懦弱、一味退让之辈，亦不惮一战，确有理据。但进一步推测真宗意在重夺幽州，则有过犹不及之嫌。此外，虽然在柳文以来的研究中，针对此前之缺陷，着重对辽方进行了分析，但似乎仍显不够。比如，若澶渊之役契丹举国南下，深入大宋腹地，只是为了以战迫和，为何萧太后、辽圣宗及权臣韩德让三人齐聚军中，亲临前线？我们需要梳理宋辽雄州和议以来契丹的对宋态度，并对澶渊一役作更细致的探讨，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澶渊之盟时辽方的意图。
因此，本文第一节将回顾澶渊之盟前的宋辽关系，第二、三节则以宋朝为中心，分析宋真宗继位以来宋辽历次战争，尤其是详细检讨真宗澶渊之役中的所作所为，由此推断真宗之对辽策略。
一、从雄州和议到雍熙北伐
公元九三六年（后晋天福元年，辽天显十一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契丹之势力从此越燕山而南下。九四六年（后晋开运三年，辽会同九年），辽太宗长驱灭晋，一度入主中原。但此后契丹与中原势力之消长开始发生变化，九五九年（后周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周世宗北伐，夺回三关。随后周宋易代，宋太祖一朝，宋辽双方都相当克制，有意避免大规模正面冲突，进而于九七四年（宋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达成了雄州和议。
关于议和，宋辽文献互相矛盾，都记载修好由对方首先提出。现代学者亦持两说，各有各的道理。[④]不论如何，宋辽和议之达成，应当是周宋以来南北局势变化的结果。世宗北伐，想来对契丹震动不小。而宋初逐次削平割据小政权，似乎无往不利，一改五代颓势，已有天下一统之迹象，对辽朝恐怕也有威慑作用。虽然宋辽迄未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但契丹自丢失三关后大体处于守势。因此，辽廷可能担心中原再度北伐。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和局在情理之中。而宋朝因为要对江南用兵，需解除后顾之忧，太祖惯于暂时安抚强敌，各个击破，这是又一个例证。
但雄州和议只带来了短暂的和平。公元九七九年（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保宁十一年），宋太宗亲征北汉，终于拿下了太原。太宗得陇望蜀，遂进军幽州，是年七月与辽军大战于高梁河，宋师大败，赵光义仅以身免。
高梁河一战，是柴荣北伐以来契丹与中原王朝第一次大规模正面冲突。自此河北烽烟再起，数年间辽朝频频出动大军南下，双方胜负参半。九八二年（宋太平兴国七年，辽干亨四年），契丹景宗皇帝驾崩。辽朝皇位更替，使宋辽间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圣宗即位后，直至宋人二度北伐，契丹再没有采取过大规模军事行动。辽朝对宋策略之变化，其原因何在？
圣宗之继位，是辽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和平的皇位更替，也是首次实现嫡长子继承。但在中原文献中，其过程也并不平静。《长编》云："初，萧氏与枢密使韩德让通，明记（景宗）疾亟，德让将兵在外，不俟召，率其亲属赴行帐，白萧氏易置大臣，立隆绪。"[⑤]《契丹国志》有更详细的记载：
景宗疾亟，隆运（韩德让）不俟诏，密召其亲属等十余人并赴行帐。时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穉，内外震恐。隆运请于后，易置大臣，敕诸王各归第，不得私相燕会，随机应变，夺其兵权。时赵王等俱在上京，隆运奏召其妻子赴阙。景宗崩，事出仓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⑥]
宋人的记载也能得到《辽史》的印证。《景宗皇后萧氏传》曰："景宗崩，尊为皇太后，摄国政。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轸、韩德让进曰：'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后与斜轸、德让参决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边事。"[⑦]"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正是学界屡屡引用的材料。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太后采取了种种措施，倚重老臣耶律斜轸、韩德让、耶律休哥等即其一。圣宗初年，中枢核心是韩德让、耶律斜轸、室昉三人。《耶律隆运传》载："景宗疾大渐，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立梁王为帝，皇后为皇太后，称制，隆运总宿卫事，太后益宠任之。"[⑧]《室昉传》云："（统和初）昉与韩德让、耶律斜轸相友善，同心辅政。"[⑨]
而这三人均是景宗后期的老班底。从景宗末年开始，直至统和中期，室昉、韩德让二人一直共同担任南院枢密使，室昉且兼北府宰相。[⑩]耶律斜轸在景宗末乃北院枢密副使，"统和初，皇太后称制，益见委任，为北院枢密使"。[11]
此外，圣宗初年除了南向对宋取守势外，在东西北三面都表现出了强劲的扩张势头。
我们先看其正北及西北向扩张。九八二年（干亨四年）九月，圣宗即位；十二月，"耶律速撒讨阻卜"。翌年改元统和，正月，"速撒献阻卜俘"；十月，"速撒奏敌烈部及叛蕃来降，悉复故地"。九八四年（统和二年）二月，"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辖诸部难治，乞赐诏给剑，便宜行事，从之"；十一月，"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挞剌干"。[12]至此北面之乌古敌烈与西北之阻卜大体款服。
再来看西南。九八三年（统和元年）正月甲申，"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奏党项十五部侵边，以兵击破之"；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诏褒美，仍谕与大汉讨党项诸部"。二月，"速撒奏讨党项捷，遣使慰劳"。三月，"遣使赏西南面有功将士。"四月辛丑，"诏赐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剑，不用命者得专杀"。五月，"西南路招讨使大汉奏，近遣拽剌跋剌哥谕党项诸部，来者甚众，下诏褒美"。六月，"西南路招讨使奏党项酋长执夷离菫子隈引等乞内附，诏抚纳之，仍察其诚伪，谨边备"。七月丙子，"韩德威遣详稳辖马上破党项俘获数，并送夷离菫之子来献"；辛巳，"赏西南面有功将士"。八月，"韩德威表请伐党项之复叛者，诏许之，仍发别部兵数千以助之"。九八四年二月，"韩德威以征党项回，遂袭河东，献所俘，赐诏褒美"。[13]
接下来看东面。九八三年十月，"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领、林牙肯德等将兵东讨，赐旗鼓及银符"。次年二月，"东路行军、宣徽使耶律蒲宁奏讨女直捷"。九八五年（统和三年）七月甲辰，"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丁卯，"遣使阅东京诸军兵器及东征道路"。八月，"以辽泽沮洳，罢征高丽。命枢密使耶律斜轸为都统，驸马都尉萧恳德为监军，以兵讨女直"。翌年正月，"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勤德等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诸物"。[14]
圣宗即位后多方拓边，一方面是与宋太祖异曲同工，先北后南，扫除身后的威胁，而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借军事行动以树立太后之权威。不过，需注意的是，与东、西、北三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朝在南线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面对当时最强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真正对手宋朝，主动息兵。自圣宗即位至宋人雍熙北伐，契丹再没有针对宋朝主动采取过大规模军事行动。
与之相应，九八三年，契丹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号由大辽回改为大契丹。此次国号更改，迄今学界尚未有妥当的解释。按大辽本非契丹国号，而是契丹灭晋后在中原建立的汉地新朝、国中之国的国号，契丹丢失中原后，在燕云汉地仍使用大辽一称，以彰显其对中原的合法"主权"。[15]笔者以为，萧后放弃大辽国号，等于委婉地向宋人暗示不再谋求入侵中原。[16]
不过，改元之前的九八二年十二月，"南京留守、荆王道隐奏宋遣使献犀带请和，诏以无书却之"。[17]这次求和不见宋朝文献，但《宋会要》收录了是年十月颁赐北边州军的一份诏书：
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区，以四海为家，视兆民如子，冀咸登于富寿，岂轻举于甲兵？况与契丹本通邻好，昨以河东刘继元不遵朝化，盗据一方，念彼遗民，行兹薄伐。朕所以亲乘戎辂，直抵晋郊，素无黩武之心，盖切吊民之意，而契丹轻举戈甲，辄来救援。一鼓既平于并垒，六师遂指于燕郊。靡辞六月之征，聊报东门之役。虽彼曲可见，亦罪己良多。今闻边境谧宁，田秋丰稔，军民等所宜安怀，无或相侵。如今辄入北界剽略及窃盗，所属州军收捉重断，所盗得物，并送还北界。[18]
按辽圣宗即位于是年九月，宋太宗在十月颁下这份诏书，似非偶然。太宗进一步暗中指示边将，与契丹作试探性接触，以犀带请和，并非没有可能。
而萧后"以无书却之"，非常得体。化干戈为玉帛，何等大事，犀带确乎不足以示信。加之烽火重燃，责在宋方。如上所言，萧后虽以改国号向宋人传递信息，但正式启动议和，仍需慎之又慎。避免过分主动，正是谈判的要诀。而所谓"却之"，并非拒人千里，恰恰是暗示若正式见之国书，和谈可以重启。而从宋人随后的行为来看，太宗确实尚在游移之中，求和之心并不坚决，萧后的审慎非常明智。
可能与错误情报有关，[19]宋太宗最终还是选择了再度北伐，又一次吞下了苦果。九八六年（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五月，宋军大败于岐沟关。是年冬辽朝南征，取得了君子馆大捷，"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卤士民。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20]其时耶律休哥"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为界。书奏，不纳"。[21]《辽史·耶律善补传》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决策过程：
会再举伐宋，欲攻魏府，召众集议。将士以魏城无备，皆言可攻。善补曰："攻固易，然城大叵量，若克其城，士卒贪俘掠，势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镇，各出援兵，内有重敌，何以当之？"上乃止。[22]
曾瑞龙认为，君子馆之战后辽军未大举入侵中原，原因有二：其一，辽的当务之急是保住燕云；其二，其军事胜利尚不彻底。[23]曾氏举出了两个证据，以说明辽必须巩固燕云统治。首先，宋辽战争期间燕云百姓常有向宋之心，由汉将把守的城池亦常望风降附。其次，《辽史·耶律休哥传》云："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24]
在笔者看来，曾先生的观点尚有可商之处。在宋朝取得军事胜利时，燕云百姓固然会有所动作，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会在平日组织地下抵抗，反对辽人统治。而汉将降宋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宋辽战争时宋将降辽献城者亦复不少，甚至辽军班师后仍有人投诚。如《辽史·圣宗纪》九八九年（统和七年）正月癸未，"班师"；戊子，"宋鸡壁砦守将郭荣率众来降，诏屯南京"；二月，"诏鸡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顺、蓟三州"；三月，"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25]而上引《休哥传》的那段话，从记载次序看，此事应当发生在九八九年休哥大败于徐河之后，属于辽廷又一次主动政策转向（详下），并不能证明燕云潜藏危机。相反，上文已提到，九八六年时休哥雄心勃勃，甚至提出了"略地至河为界"的建议。
因此，笔者以为，辽军不求深入的真正原因，的确是曾瑞龙所谓军事胜利尚不彻底。不过，所谓"不彻底"，曾氏只强调宋军仍保存相当实力，[26]似未点中要害。
辽军无意大举入侵中原，固然是宋辽双方军事实力大体相当之反映，但也与宋辽边境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澶渊之盟后，宋人陈贯上书真宗，提到："自威虏城（后改广信军）东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泽硗埆，所谓天隙天陷，非敌所能轻入。由威虏西极狼山不百里，地广平，利驰突，此必争之地。"[27]仁宗庆历间，富弼上河北御策，其二曰：
景德以前，北敌寇边，多由飞狐、易州界道东西口过阳山子，度满城，入自广信之西，后又多出兵广信、安肃之间。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然后东出雄、霸之间。景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东塘、西塘。二塘之交，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以当贼冲。……自余东从姑海，西至保州一带数百里，皆塘水弥漫，若用以为险，可以作限。只是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无塘水之阻，敌可以平入。[28]
也就是说，契丹入侵，一般避开了地理环境极其不利的宋辽河北边界东段（即三关地区），总是由西段南下。
正是针对这一形势，宋朝的防线设置是以重兵驻守镇、定、高阳三镇，定州为其核心，威虏、静戎军（后改安肃军）为其主要屏障，其防守策略大体是主力坚守不出，伺机发动小规模突袭。九八八年（宋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太宗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镇州路都部署，面命之曰：
朝廷以镇、定、高阳三路控扼往来咽喉，若敌无所顾，矜骄而来，则出奇兵掩之，万不失一。……敌若敢踰镇、定，汝但勿战，阳为怯势，骑置其事，朕即以驾前精锐，径发格斗，仍窃取敌号，俟有必胜之策，则分布队伍，纵兵击杀，若其未捷，各保城寨，皆百战百胜之谋也。[29]
辽军虽能深入宋境，但不仅对镇定高阳三镇毫无办法，连威虏、静戎军亦无力攻取，[30]因此总是扫荡一番，然后北归。雍熙北伐后的这次南征，虽大捷于瀛州以北的君子馆，并连下深祁二州，似乎战果不小，但并没有真正威胁到镇定高阳三镇及威虏静戎二军构成的防御体系，而继续南下太过冒险，深祁二州亦不能据而有之，北返在情理之中。
九八八年，辽军再度南侵，虽然攻下了涿易二州，并从此据而有之，但同样没能撼动三镇二军。次年，宋镇定大军护送粮草赴威虏军，耶律休哥欲逆击之，大败于徐河。此后契丹又一次改变策略，十年不再南牧。
二、烽烟再起
九八九年冬起，宋辽间进入了长达十年的休战期。[31]据《辽史·圣宗纪》，九九四年（宋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宋两度遣使求和，但均遭拒绝。[32] 九九七年（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三月，宋太宗驾崩，真宗继位。《宋史·何承矩传》云：
真宗嗣位，复遣知雄州，赐承矩诏曰："朕嗣守鸿业，惟怀永图，思与华夷共臻富寿。而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先帝继统之初，和好往来，礼币不绝。其后克复汾、晋，疆臣贪地，为国生事，信好不通。今者圣考上仙，礼当讣告。汝任居边要，洞晓诗书，凡有事机，必能详究，轻重之际，务在得中。"承矩贻书契丹，谕以怀来之旨，然未得其要。[33]
《宋大诏令集》收录了澶渊之际真宗给王继忠的第一份诏书，其中提到"向因何承矩上言，乞差使往，其时亦允所奏，尔后别无所闻"。[34]《辽史·王继忠传》所记则作"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恳，自后杳无所闻"。[35]真宗即位初的这次求和，并没有得到回应。
在这长达十年的休战期中，辽朝一方面选拔贤才，括田括户，整顿部族，积极劝农，大行仁政，内政臻臻日上。另一方面，东伐高丽，北征阻卜，周边隐患亦得以肃清。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与宋朝的争端终于又提上了日程。九九八五月，"祠木叶山，告来岁南伐"。[36]翌年九月，契丹大军再度南下。
据《辽史·圣宗纪》，九九九年（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十月癸酉，"攻遂城（威虏军），不克。遣萧继远攻狼山镇石砦，破之。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进攻乐寿县，拔之。次遂城，敌众临水以拒，纵骑兵突之，杀戮殆尽。"[37]由于威虏攻不下，辽军剽掠一番后仍然只能主动撤退。面对契丹来犯，宋真宗御驾亲征，曾督促前线主动出击。[38]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傅潜畏懦不战，事后被削夺官爵，流房州。[39]
一〇〇一年（宋咸平四年，辽统和十九年）十月，契丹再次入侵，但旋即因雨水班师。[40]事实上，早在是年七月，宋方就得到情况，辽人将谋入寇，因此做好了部署，拟驻大军于威虏。[41]但谍报有误，契丹南犯时宋师主力尚在定州，真宗为此"甚叹息焉"。[42]
翌年，辽朝继续南侵，但不在秋高马肥的九、十月，而选择了三月，太后、圣宗亦未亲征，属于小规模骚扰。在两国交兵的同时，辽朝却又要求宋朝重开榷场。是年四月末，"契丹新城都监种坚移文境上，求复置榷场。朝议以敌情翻覆，未之许。知雄州何承矩继以请……于是听雄州复置榷场"。[43]
一〇〇三年（宋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四月，契丹又一次入寇，与宋军战于望都，虏王继忠。但辽人并无进一步行动，很快又退出宋境。此役后，宋朝复罢雄州榷场。《长编》云："时敌数入寇，或言谍者以互市为名，公行侦伺，故罢之。"[44]
望都之败让宋真宗恼怒异常，一度又欲亲征。是年七月，"将议亲征。癸卯，命司封郎中栾崇吉自京至镇、定检视行宫顿递"。[45]宿将李继隆反对，当面劝阻真宗曰："伏睹车驾将巡幸河朔，陛下向来制置边备，分任将帅，悉合机要。至于戎人入寇，人民小有骚动，盖亦常事。即如太宗朝，城堡往往陷没，然终不能为害。愿专责将帅，不须銮辂亲举。"真宗回答说：
先帝天资圣武，混一天下，朕安敢上拟！今外敌岁为民患，既不能以德服，又不能以威制，使边民横被杀伤，骨肉离异，为人父母者，其得安乎！此朕所以必行也。
前枢密使王显亦劝阻真宗，上疏云：
陛下将事亲征，臣窃惑其事，谓非谨重之道。且意陛下昨以王师小衄于望都，故决议讨伐。然盛寒在序，未闻犯塞，鸣銮轻举，直抵穷边，敌若不逢，师乃先老。又意或者献说，请复幽燕，此非长策也。且继迁未灭，西鄙不宁，倘北敌与之结援，竞来侵轶，则重为中国之患矣。凡建议大事，上下协力，举必成功。今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尚多异同之说，安可行之耶？臣谓止可命将帅以讨之，训士卒以御之，坚垒以挫之，按甲以待之。必欲燕蓟旧地，则宜修文德，养勇锐，伺时利，然后奉行天罚，何往不克也！[46]
从三人的话可以看出，真宗亲征的目的，是为了亲临前线、指挥防秋。不过，王显怀疑，真宗可能也有北伐的打算。[47]事实上，当时确有人鼓动真宗北伐。《长编》载：
王继忠之战于望都也，张旻为定州行营钤辖，率诸将间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旻与敌战，身被数创，杀一枭将。迟明，复战，而继忠为契丹所执。旻还，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胜，宜大举北伐，并上兴师出境之日。上以问辅臣，皆言不可，乃止。[48]
对于契丹，真宗的基本态度是保境安民。一〇〇一年，真宗曾对吕蒙正谈到："朕以边事未宁，劳民供馈，盖不获已也，苟能选将练兵，驱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则近边之民亦获安泰矣。"[49]翌年六月，真宗与前线主帅王超讨论是岁防秋，超言："今岁出师，请止如去岁规画。若欲交战，则宜寨于保州北、威虏军南。"真宗曰："不须力战，但控扼备御，不失机便可也。"[50]是年七月，吕蒙正言："昨中山会兵，不深入讨贼，盖所全者大。"真宗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朕熟计之，北鄙屯盛兵，止为庇民耳。"[51]一〇〇四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正月，"北面三路都部署王超等请募沿边丁壮及发精兵入贼境。上曰：'无故发兵，不足以挫敌，徒生事于边陲，可亟止之。戎人南牧，但于境上驱攘而已，无得轻议深入。'"[52]
契丹连岁南侵，宋人败多胜少。更何况，战争在宋朝境内进行，兵锋所及，生灵涂炭，其损失又非单单胜负所能衡量。由于无险可守，宋军完全陷入被动。而每年的防秋，对宋廷又是极大的负担。上文提到，一〇〇一年由于情报错误，大军未能及时北上。而错误谍报之所以会发生作用，正是因为后勤供应迫使宋方不能提前出动。一〇〇三年八月，真宗提到："今河北已屯大兵，而边将屡奏敌未有隙，且聚军虚费，则民力何以充给？"[53]在这种完全被动的局面下，真宗内心之窝火可想而知，但并无证据表明，真宗曾计划北伐。[54]
不过，真宗无意北伐，并不能理解为畏懦避战。《长编》载：
（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内出阵图标辅臣，曰："今敌势未辑，尤须防遏。屯兵虽多，必择精锐先据要害以制之。凡镇、定、高阳三路兵悉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寇远近，出军树栅。寇来坚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则鸣鼓挑战，勿离队伍，令先锋策先锋，诱逼大阵，则以骑卒居中，步卒环之，短兵接战，亦勿离队，伍贵持重，而敌骑无以驰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骑屯威虏军，魏能、白守素、张锐领之；五千骑屯保州，杨延朗、张延禧、李怀岊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寨，田敏、张凝、石延福领之，以当敌锋。始至，勿与斗，待其气衰，背城诱战，使其奔命不暇。若敌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威虏之师与延朗会，使其腹背受敌，乘便掩杀。若敌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田敏，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破虏以来互为应援。又命孙全照、王德钧、裴自荣领兵八千屯宁边军，李重贵、赵守伦、张继旻领兵五千屯邢州，扼东西路，敌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击之。又令石普统兵万人于莫州，卢文寿、王守俊监之。俟敌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贼由东路，则命刘用、刘汉凝、田思明领兵五千会石普、孙全照犄角攻之。自余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领之，以张军势。"[55]
真宗的策略是，大军屯于定州，若契丹攻定州，先坚守不战，待辽兵疲敝，再诱之与战，三路偏师则攻其后路。若契丹不攻定州，径自南下，则在辽军撤退时，断其后路，前后夹击。这一计划考虑到了辽军可能越过定州南下，但对此并不十分重视，以为只要宁边军、邢州"扼东西路"，威虏、保州、北平的部队"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契丹就会被逼退却，完全没有料到辽军主力可能冒险南下至大名、澶渊一带。而这并非真宗一人之失策，乃是澶渊之盟前宋朝君臣之共识。[56]
三、澶渊之盟
一〇〇四年，辽朝进行了最后一次南侵。是年八月，宋边臣得到契丹谋入寇的消息，上报朝廷。《长编》记载了宋廷的反应：
（九月）丁酉，上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狃，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毕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将出师，委任责成可也。必若戎辂亲行，宜且驻跸澶渊。然澶渊郛郭非广，久聚大众，深恐不易。况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徐图。"寇凖曰："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幸澶渊，进发之期，不可稽缓。"王继英等曰："禁卫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顺动以壮兵威，仍督诸路进军，临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机宜，不亏谨重。所议进发，尤宜缓图。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驻。"[57]
真宗决定亲征，以抗击入侵之寇。毕士安等以为不必亲行，又建议驻跸澶州，不过应持重缓行。王继英等赞同毕士安的后一意见。只有寇凖一人，建议真宗即刻出发赴澶州，然未被采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契丹尚未南侵，真宗之亲征，是他几年来一直策划之事，并非情况危急下的仓促决定。而宋军的作战计划，应当就是上引一〇〇三年真宗设计之阵图。
决定亲征之后五日，镇定高阳三路都部署王超上言："日与知州、通判、军职等会食，饮酒或至日旰，虑妨公务。请隔日一会食。"真宗批示："军中旧制，骤令改易，恐群议非允。"命令王超一如故事。[58]从这件事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其时宋朝君臣并没有因为大敌将至而惶恐失措。
是月末，王显上疏陈三策，曰：
大军方在镇、定，敌必未敢引众南侵，若车驾亲征，望且驻跸澶渊，诏镇、定出军会河南大军合势攻杀。或契丹主与其母氏虚张形势，以抗我师，潜遣锐兵南下，迫河与驾前诸军对敌，即望令镇、定之师，直趋彼帐，攻其营寨，则缘河游兵自退，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或分遣骑兵千、步兵三千于濮州渡河，横掠澶州，继以大军追北掩敌，此亦出其不意也。[59]
与真宗一样，王显也认为，"敌必未敢引众南侵"。不过，他怀疑契丹可能"潜遣锐兵南下"，因此提出了两个应对方案。其一，镇定大军主动进攻辽军太后、皇上所在的营帐，这支奇兵就会被迫撤退。其二，宋军亦出奇兵，从侧翼攻击辽军。值得注意的是，王显称这支可能南下的契丹部队为"缘河游兵"，而他设想中的宋军奇兵仅由马步共四千人构成，可见在他看来，辽军主力不会南下。
总之，从九月到闰九月宋朝的备战情况看，宋廷上下对辽军可能冒险深入，明显准备不足。
是年闰九月，契丹举国大入，陆续攻击了威虏军、北平寨及保州。是月二十二日，"（萧）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合势以攻定州，王超阵于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敌势益炽，其轻骑俄为我裨将所击，乃率众东驻阳城淀"。[60]于是辽军越过定州南下。《长编》载：
寇凖言："边奏敌骑已至深、祁以东，缘三路大军在定州，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虏军等处，东路别无屯兵，乞先发天雄军步骑万人驻贝州，令周莹、杜彦钧、孙全照部分，或不足则止发五千人，专委孙全照。如敌在近，仰求便掩击，仍令间道约石普、阎承翰相应讨杀，乃募强壮入敌境，焚毁族帐，讨荡生聚，多遣探伺，以敌动静上闻，兼报天雄军。一安人心，二张军势以疑敌谋，三以震石普、阎承翰军威，四与邢、洺相望，足为犄角之用。"
又曰："扈从军士，不当与敌人争锋原野以决胜负。今天雄军至贝州，屯兵不过三万人，万一敌骑已营贝州以南，即自定州发三万余人，俾桑赞等结阵南趋镇州，及令河东雷有终所部兵由土门会定州。审量事势，那至邢、洺间，銮舆方可顺动。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阵，以应魏能等，作会合之势，候抽移定州河东兵附近，始幸大名。"
又曰："万一敌栅于镇、定之郊，定州兵不可来，邢、洺之北渐被侵掠，须分三路精兵，就差将帅会合，及令魏能等迤逦东下，傍城牵制，敌必怀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深入。若车驾不行，益恐蕃贼戕害生灵，或是革辂亲举，亦须度大河，且幸澶渊，就近易为制置，会合控扼。"[61]
虽然契丹的动向出乎宋朝君臣的意料，但寇凖此时对事态之严重性估计不足，"或不足则止发五千人"的贝州，"与邢、洺相望，足为犄角之用"。他也考虑到，契丹可能已越过贝州。对此，他建议的对策是，调定州大军南下，这样就可以与天雄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他还提到一种可能，辽军在定州附近还留有部队，宋军主力无法南下，那就抽调"三路精兵"及威虏军等，"迤逦东下，傍城牵制，敌必怀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深入"。总之，寇凖仍相当乐观，
契丹南下之时，真宗收到了王继忠的书信。《长编》云：
上谓辅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为利。朕初即位，吕端等建议，欲因太宗上仙，命使告讣。次则何承矩请因转战之后，达意边臣。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此奏虽至，要未可信也。"
毕士安等曰："近岁契丹归款者，皆言国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惧一旦举兵复幽州，故深入为寇。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
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
遂以手诏令石普付兴等赐继忠曰："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嘉恳诚。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傥谐偃革，亦协素怀。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继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许也。[62]
毕士安根据契丹降人所说，判断辽军南下是担心宋人欲收复幽州，遂以攻为守。但对契丹求和之诚意，真宗有所怀疑，同时他担心辽朝乘机索要关南，因此拒绝遣使。尽管如此，在赐王继忠的手诏中，他清楚地表达了和好的意愿。[63]真宗的这一表态，需要特别注意。如上所论，虽然宋廷对辽军动向准备不足，但对局势仍相当乐观，真宗并非在形势危急下，被迫作出和好表示。
是月末，真宗仍在为亲征作准备。《长编》曰：
丙子，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东面贝冀路都部署，……西上合门使孙全照为钤辖。上召全照与语，命兼天雄军及贝、冀等州钤辖，仍令察视北面机事。全照言，若敌南逼魏城，但得骑兵千百，必能设奇取胜。上赏其忠果，足张兵威，乃诏都部署周莹，若全照欲击敌，即分兵给之。[64]
孙全照称"但得骑兵千百，必能设奇取胜"，得到真宗赞赏，说明君臣上下对辽军之来势缺乏预见。
十月甲申，"知澶州张秉言已调集丁壮，修葺州城。上以戎寇在境，而内地遽有完葺，恐摇人心，亟命罢之"。丙戌，"遣供备库副使安守忠案行澶州已北顿递"。[65]真宗阻止澶州修葺州城，甚至准备到澶州以北驻跸，说明他并不担忧时局。
丙戌，"王超言契丹引众沿胡卢河而东，诏诸将整兵为备，仍令岢岚威虏军、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贼境，腹背纵击以分其势"。[66]真宗采取的仍是上年确定的对策。戊子，"保州奏孙密破敌功状，上曰：'缘边强壮、军士等，皆轻视敌人如此。但将领得人，固不难殄灭也。'诏以密为振武军校，赐锦袍、银带，随行军士第迁赐之"。[67]按孙密事发生在闰九月，《长编》云："（契丹）东趋保州，振武小校孙密领十卒侦事，中路遇敌前锋，密等依林木彀弓弩以待之，敌下马以短兵格斗，密等射杀十数人，又杀其军校，获所佩右羽林军使印。"[68]真宗对孙密之褒语足证其大意轻敌。
不过，很快真宗就改变了看法。十月十五日，"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69]这正是上月末寇凖建议在契丹下至贝州以南时的对策，不过其起因可能是瀛州失陷的谣言。按十月六日，辽军抵瀛州，狂攻近十日，[70]但未能如愿克城。此战契丹倾尽全力，其后宋军打扫战场，发现"城上悬板才数寸，集矢二百余"，"浚高阳壕，得遗矢凡四十万"。[71]但真宗到月底才得到瀛州坚守不下的消息，此前则曾听到瀛州陷落的谣言。[72]
召王超主力入援，是此役宋廷战略部署的一个转捩点。不过，真宗并未因瀛州陷落的谣言而惊慌失措，仍然在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安排对敌之策。[73]十六日，即召王超入援的第二天，"诏随驾军士先赴澶州"。二十七日，"以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盐铁副使林特、户部副使崔端同判留司三司"。二十八日，"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刘师道充随驾三司使兼都转运使"。[74]真宗并没有因此改变原定的亲征计划。[75]
当然，可能是因为形势变化，真宗部分改变了对敌策略。是月二十六日，真宗接到了王继忠的第二封求和信。这一次，真宗决定遣使。[76]
十一月五日，"北面部署（王超）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侦得其谋，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戍卒会天雄军"。是日，又"发忻、代州兵赴诸路会合"。[77]真宗乐观地认为，众军能会聚大名，阻截辽军。十四日，"上校猎近郊，至丁冈村，见民舍有墙垣颓坏、室庐卑陋者，因幸之，乃税户乔谦也。召其家人，赐万钱、衣三十事，免三年庸调"。[78]大敌当前，真宗校猎意在显示其"军事上的备战功能与威慑意义"，"表达了与辽针锋相对的强硬立场"[79]。而校猎时尚有余暇视察民舍，说明在真宗看来，形势并不危急。
十五日，"诏留守官司，如车驾离京后，有无赖不逞，骚动人民，情理难恕者，并斩讫以闻。颁诸路所侦戎寇事宜以示诸将。诏京畿诸县调发军马，京东、西诸州运刍粮，民户今年秋税展一月限。诏应击登闻鼓邀车驾河北举人及诸色人，乞扈从先登效用者，令军头司第其材勇，引见讫，送诸处指使"。[80]车驾即将启行，诸多措施之安排非常从容。
十八日，"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南作坊使张旻为钤辖"。[81]张旻正是上年倡议北伐之人。《长编》曰：
车驾将亲征，旻方戍并代，复奏边事十余，多论兵贵持重及所以取胜者。召还，入对，上曰："契丹入塞，与卿所请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须守澶州，扼桥而未得人，如之何？"旻请行，上喜，故命为东面钤辖，先令至澶州候敌远近，旻即驰骑往。[82]
十九日，"发永兴驻泊龙卫、云骑八指挥赴行在"。[83]二十日，"车驾北巡"。[84]是日，真宗又收到了王继忠的来信。《长编》云：
曹利用至天雄，孙全照疑契丹不诚，劝王钦若留之。契丹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继忠又与葛霸等书，令速达所奏。是夕，奏入，上因赐继忠手诏，言已遣利用；又以手诏促利用往，并付继忠使告契丹，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继忠寻亦闻利用留天雄不行，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辛未（二十一日），车驾次长垣县，得其奏，遂以前意答焉。[85]
对于议和，真宗显得颇为沉着，倒是辽人有些急不可耐。
二十二日，"次韦城县。诏知滑州张秉、齐州马应昌、濮州张晟往来河上，部丁夫凿冰，以防戎马之度"。[86]《宋史·真宗纪》云："王继忠数驰奏请和，帝谓宰相曰：'继忠言契丹请和，虽许之，然河冰已合，且其情多诈，不可不为之备。'"[87]
不过，在韦城，出现了一场小波折。《长编》曰：
先是，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寇益南侵，上驻跸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宜且避其锐者，上意稍惑，乃召寇凖问之。将入，闻内人谓上曰："群臣辈欲将官家何之乎？何不速还京师！"凖入对，上曰："南巡何如？"凖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决。
凖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门屏间，谓曰："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诚愿效死。"凖复入对，琼随入，立庭下，凖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琼仰奏曰："寇凖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凖又言："机会不可失，宜趋驾。"
时王应昌带御器械侍侧，上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遛不进，恐敌势益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上意遂决。甲戌，晨发，左右以寒甚，进貂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独安用此耶？"夕次卫南县，遣翰林侍读学士潘谨修先赴澶州，诏澶州北寨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屯所，迎候车驾。[88]
李焘注云：
《记闻》云王钦若、陈尧叟密奏金陵之谋。按钦若时已在天雄，必无此奏。尧叟本议幸蜀，上既北出，尧叟固亦不复申言，且改图也。此当是群臣怯懦者别请南幸，偶与钦若前谋合，因误以为钦若等密奏耳。寇凖先破二策于朝，云不可远之楚、蜀，今此但云金陵不可得至，固亦不及蜀也。它书载凖语多差谬，盖不知凖先议于朝，后议于韦城，凡两对，辄并言上幸澶渊时，故率不可据。今略取《记闻》所载，稍删润之。[89]
按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云：
景德中，虏犯澶渊，天子亲征，枢密使陈尧叟、王钦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锋。是时乘舆在河上行宫，召寇凖入谋其事。准将入，闻内中人谓上曰："群臣欲将官家何之邪？何不速还京师？"凖入见，上以金陵谋问之，凖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向者妇人之言。今胡虏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将士旦夕望陛下至，气势百倍。今若陛下回辇数步，则四方瓦解，虏乘其势，金陵可得至邪？"上善其计，乃北渡河。[90]
上引《长编》第一段即出自《记闻》。
而《长编》于是年闰九月曾云：
先是，寇凖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凖，时钦若、尧叟在旁，凖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柰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凖。钦若多智，凖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图所以去之。会上欲择大臣使镇大名，凖因言钦若可任，钦若亦自请行。乙亥，以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周莹同议守御。[91]
李焘注曰：
《记闻》载王钦若、陈尧叟之言，并云车驾时在澶渊。按钦若以闰九月二十四日除知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车驾以十一月二十日方亲征，《记闻》盖误也。魏泰《东轩录》载凖召钦若至行府谕意，及酌上马杯，令钦若即日驰骑赴镇，此尤缪妄。今依约《仁宗实录》凖及钦若本传删修。其实凖先已决澶渊之议，钦若与尧叟潜沮之，凖因斥言其过，虽斥言其过，盖未尝面斥钦若等，固亦不于上前公献此策，本传遂云凖斥钦若等，恐未必然尔。张唐英作《凖传》，又有江南人劝幸金陵，蜀人劝幸成都之语，若谓凖私以为然则可耳，必不对上斥言也。且唐英叙凖事，多失实，今皆不取。钦若既不能沮凖，则因请守魏以自效，奸邪为身谋，或多如此，本传宜得之。刘攽作《丞相莱公传》，亦云上北巡至澶州，不欲渡河，凖始请斩建议幸金陵及蜀者，与司马光《记闻》同误，今不取。[92]
寇凖谏止真宗避敌发生过两次，是李焘本人的创见。而李焘之所以力主此说，是因为王钦若在真宗自东京启程之前已出守大名，不在真宗身边。
笔者认为，这是李焘对文献的误读。
首先，关于此事，《涑水记闻》根据不同的来源，存有两个版本，其一已见上文，而另一则也同样认为，这发生在"（寇）准从车驾幸澶渊"之时。[93]据上引李焘注，刘颁《寇莱公传》亦同。而《宋史·寇凖传》谓此事发生在"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之后，[94]《名臣碑传琬琰集》载《寇忠愍公凖旌忠之碑》亦云事在辽军"直抵于澶、魏，将饮马河壖"后。[95]总而言之，此事应当发生在王钦若出守大名之后。
其次，据上文分析，是年闰九月，宋廷上上下下（包括寇凖）对局势仍相当乐观，怎么会有人提出避敌之说？
其三，上引《记闻》明言"密奏宜幸金陵"，也就是说，陈尧叟、王钦若幷不在真宗身边，只是秘密派人上奏。而李焘似乎将"密奏"误解为二人避开群臣，以进邪说。
李焘之后，历来不仅相信寇凖两谏避敌之说，还相信主张避敌是怯懦逃跑之举，这是更大的误会。
真宗朝之后，王钦若声名扫地，为士林所不耻。但这不代表他必然是畏懦惧敌之人。[96]王氏自请大名，李焘已经意识到，与避敌说实难两存，无奈中只能以奸邪云云塞责。那我们且来看看他在大名及澶渊之盟后针对辽朝的实际表现。上文提到，当曹利用奉使议和，来到大名时，王钦若在孙全照的劝说下留之不遣。二十四日真宗离开韦城，继续行程时，《长编》又曰：
上前赐王继忠诏许遣使，继忠复具奏附石普以达。普自贝州遣指使、散直张皓持诣行阙，道出敌寨，为所得，契丹主及其母引皓至车帐前，问劳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诏促曹利用。王钦若等疑不敢遣，皓独还。契丹主及其母赐皓袍带，馆设加等，使继忠具奏，且请自澶州别遣使速议和好事。于是皓以其奏入，上复赐钦若诏，又令参知政事王旦与钦若手书，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97]
很难想像，这是同一个主张避敌金陵的王钦若。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了辽军寇大名的经过，云：
契丹将至，阖城惶遽。钦若与诸将议探符分守诸门……钦若亦自分守南门，（孙）全照曰："不可。参政主帅，……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处分四面，则大善。"钦若从之。……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潜师复过魏府，伏兵于城南狄相庙中，遂南攻德清军。钦若闻之，遣将率精兵追之，契丹伏兵断其后，魏兵不能进退。全照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无魏也。北门不足守，全照请救之。"钦若许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契丹伏兵略尽，魏兵复得还，存者什三四。[98]
如此表现，难道也是奸计？又《长编》载：
（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知秦州张佶言蕃部俶扰，已出兵格斗，望量益士卒。王旦曰："今四方宁辑，契丹守盟甚坚，西戎入贡不绝，藩翰之臣，宜务镇静。"上曰："边臣利于用兵，殊不知无战为上。顷岁河北请增边兵，王钦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断以不疑，终亦无患。"[99]
在契丹问题上，王钦若要比真宗、王旦更为激进。
附带说说陈尧叟。《宋史·陈尧叟传》载："真宗幸澶渊，命乘传先赴北砦按视戎事，许以便宜。"[100]很难想像，如果陈尧叟是建议幸蜀之人，真宗会交给他这一任务，且"许以便宜"。莫非陈尧叟也是出于诡计，自请北行？
一〇〇七年（宋景德四年，辽统和二十五年）八月，《长编》曰：
自罢兵之后，议者颇以国马烦耗，岁费缣缯，虽市得尤众，而损失亦多。知枢密院事陈尧叟独谓："群牧之设，国家巨防，今愚浅之说以马为不急之务，则士卒亦当遣而还农也。"作《群牧议》以献，勒石大名监。乙巳，置群牧制置使，命尧叟兼之。[101]
又一〇〇九年（宋大中祥符二年，辽统和二十七年）十月，《长编》载：
雄州奏契丹改筑新城。上谓辅臣曰："景德誓书有无创修城池之约，今此何也？"陈尧叟曰："彼先违誓修城，亦此之利也。"上曰："岂若遗利而敦信乎？且以此为始，是当有渐。宜令边臣诘其违约，止之，则抚驭远俗，不失其欢心矣。"[102]
同样，保守的是真宗，而非陈尧叟。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〇一〇年（宋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三月，真宗与陈尧叟在辅臣前，对澶渊之役作出的反思：
上曰："自顷契丹入寇，备御之策，无日不讲求，而将帅不能决胜，陈尧叟尽知此事。"尧叟曰："咸平中，契丹侵轶亭障，国家岁岁防秋。六年，举国而来，群议咸请大为之防，陛下亲降手札，询于中外，虽继上谋画，皆未尽善，乃特出圣断，控守险要，排布行阵，又择锐卒散为奇兵，俟戎首南侵，即命诸路直赴幽燕，取其车帐，俾边郡援应，皆以方略示之，而将帅非其人，故殊勋不集。"[103]
如果陈氏是澶渊之际曾建议幸蜀之人，真宗怎么可能让陈氏去证明自己澶渊前备御契丹已竭尽全力？
笔者认为，历史的真相是，王钦若出守大名后，发现辽军完全超出了宋人之前的预想，大军冒险深入宋朝腹地。为了应对这一变量，真宗的方案是回调王超主力，阻截契丹于大名。但王超迁延不至，契丹大军逼近黄河。如果继续澶州之行，真宗本人可能直接面对辽军主力。而澶州城防工事很不完善，幷不安全。[104]此其一。其二，一旦契丹渡河，东京就直接暴露在辽军面前，后果不堪设想。稍一不慎，宋朝会有亡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持重起见，建议皇帝暂时南巡，避敌锋芒，而让大臣主持前线战事，似在情理之中。而陈尧叟的情况，恐怕也与王钦若类似。《宋史·陈尧叟传》载："真宗幸澶渊，命乘传先赴北寨按视戎事，许以便宜。"[105] 作为先遣队指挥，陈氏可能也感受到了契丹的巨大压力。王、陈二人，虽劝真宗避敌，但实非出于奸邪。[106]
而在这种形势下，真宗游移不决，重新思考既定策略，应可算是人之常情，亦非怯懦畏敌。更何况，以往学界忽视的是，摆在真宗面前的，并非只有南奔与北进这两个选项，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回师东京。值得注意的是，在寇凖等人劝说下，真宗迅疾打消了顾虑，不仅没有南奔避狄，甚至没有选择回师东京这一持重之策，而是毅然决定维持原计划，北上澶州，亲临风险极大的战争第一线。从《长编》所载其次日表现来看，已恢复决绝与勇气，而非不情不愿地被逼上前线。
从韦城出发后，真宗再度得到王继忠的来信，其处置已见上文。《长编》又云：
（真宗）因谓辅臣曰："彼虽有善意，国家以安民息战为念，固许之矣。然彼尚率众兵深入吾土，又河冰且合，戎马可渡，亦宜过为之防。朕已决成算，亲励全师。若盟约之际，别有邀求，当决一战，剪灭此寇。上天景灵，谅必助顺。可再督诸将帅，整饬戎容，以便宜从事。"[107]
二十五日，"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给诸军甲胄，及赐缗钱有差"。二十六日，"车驾发卫南，李继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门巷湫隘，望且于南城驻跸"。[108]所谓告捷，即击退辽军前锋一事。[109]宋军因此士气大振。此时又有一段小插曲。《长编》云：
是日，次南城，以驿舍为行宫，将止焉。寇凖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琼亦固以请，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签书枢密院事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即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车未进，琼乃执挝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110]
这一记载在表现寇凖、高琼果敢的同时，似反衬出真宗之怯懦。但寇凖等之举动，并非无可质疑。何冠环指出，李继隆请真宗驻跸南城，是因为"他明白辽军并未因丧一大将而溃败，澶州敌骑充斥，真宗未经战阵，若遽然率亲军登上最前线的澶州北城，难保兵凶战危，会发生不测意外"，"后来寇凖没有坚持真宗长驻北城，相信是李继隆的稳重意见收到尊重"。因此，何先生称许李继隆"以'稳健'平衡了寇凖的'躁进'"。[111]大敌当前，让并非武人出身的最高统帅直接踏上飞矢可及的火线，固然可以激励士气，但风险也实在太大了，一旦有意外，后果不堪设想。真宗之疑虑，不能简单地视为怯懦。[112]
不论如何，契丹议和使节很快就来到了。《长编》载：
十二月庚辰朔，（辽使）韩杞入对于行宫之前殿……其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上谓辅臣曰："吾固虑此，今果然，唯将奈何？"辅臣等请答其书，言："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惟陛下裁度。"上曰："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其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113]
真宗虽允岁币，但并没有卑躬屈膝。
是日，"命户部判官、员外郎李含章澶州至京提点供顿"；初四，"遣给事中吕佑之赍敕牓谕两京以将班师"。[114]虽然和议尚未最终落实，但天子返京非比寻常，需尽早准备，而两京人心亦亟待安定。且真宗并未放松警惕。据《长编》，初二日，"诏永兴军兵除先追赴河阳及量留本州外，并令部署许均领赴行在"。[115]即可为证。
初三日，何承矩奏到，言萧挞览已死，契丹军心涣散。真宗曰：
今岁入寇，皆其首谋。或闻犯边以来，累战不利，因号令部下，凡获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杀之。彼既失其谋主，朕亲御六师，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势南来，彼奔北固其宜也。[116]
辽朝此番南下，虽深入至河，但战事并不顺利。对此，真宗非常清楚，其自信恐非造作。
初四日，曹利用再至辽寨，和议遂定。在契丹退兵之际，真宗表现得相当理性，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并不躁进。《长编》云：
（戊子，）北面诸州军奏："侦得契丹北去，未即出塞，颇纵游骑骚扰乡闾。贝州、天雄军居民，惊移入郭。"诏高阳关副部署曹璨帅所部取贝冀路赴瀛州。……选天雄骑兵二万为璨后继，以蹑戎寇，敢肆劫掠，则所在合势翦戮。仍遣使谕契丹以朝廷为民庶尚有惊扰、出兵巡抚之意。又赐王继忠手诏，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命澶州马铺小校华斌乘驿赍赴敌寨。……（庚寅，）李继隆奏龙卫指挥使刘普领兵夺戎人车牛生口凡万余计。……（甲午，）张凝等奏率兵至贝、冀，戎人候骑各团结北去，不敢侵掠。[117]
契丹从"纵游骑骚扰"到"不敢侵掠"的变化，应当正是真宗出手的结果。[118]
《长编》又曰：
华斌自敌寨还，王继忠具奏北朝已严禁樵采，仍乞诏张凝等无使杀伤北朝人骑。上谓辅臣曰："昨傥徇群议，发大军会石普、杨延朗所部屯布缘河诸州，邀其归路，以精锐追蹑，腹背夹攻，则彼必颠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杀伤且多，虽有成功，未能尽敌，自兹北塞常须益兵，河朔人民无日休息。况求结欢盟，已议俞允，若彼自渝盟约，复举干戈，因而誓众，中外同愤，使其覆亡，谅亦未晚。今张凝等出兵袭逐，但欲绝其侵扰耳。"[119]
这应当是其态度的真实反映。
四、结论
纵观澶渊之役，契丹虽举国入寇，但除了瀛州一役，并没有打过硬仗，更没有取得值得夸耀的战果，仅攻下了无足轻重、宋军并未重点防守的德清军、通利军与祁州。按《长编》一〇〇四年十一月丁巳，"诏德清军，如戎寇南侵，不须固守，率城中军民并赴澶州，仍令驾前排阵使分兵应接。以其介澶、魏之间，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120]同月庚申，真宗"谓辅臣曰：'闻寇沿河屯泊，侵扰贝、冀，窥深州，皆不利而去，彼皆有备故也。独通利军素无城壁兵甲，若寇渐南，王超等大军未至，邢、洺即可忧也，宜分兵益为之备。'"[121]而瀛州亦非宋重兵所在，契丹大军狂攻近十日而不能下，反彰显出辽军之无能。
在这种情况下，契丹主力深入至河，太后、圣宗及韩德让均在军中。而驻守澶州的是御驾亲征的宋军，[122]与此同时，河北、河东、陕西大军正向澶州围拢。单纯从军事角度而言，辽人之冒险实在令人费解。若果大战，契丹并无必胜之把握。而一旦战败，不仅主力有被全歼之危险，太后等均有成为阶下囚之可能。换言之，亡国并非过甚其辞。
但如果联系到此行辽方特地带上了之前一年刚刚俘虏的王继忠，且早早地在围攻瀛州之际就让王氏致书真宗，这招险棋有了答案。虽然宋军防御体系的最终确定是在王继忠被俘两个月之后，但此前已大体成型。所以，王氏一定将宋军的防线布置及作战计划告知了契丹。也就是说，契丹人完全清楚，宋朝腹地防御的空虚，宋人对辽人可能冒险深入南下缺乏准备。
另一方面，王氏是真宗藩邸旧人，乃其心腹，当深知真宗确无意北伐，宋方虽布置了大阵，但若有机会，真宗仍倾向于媾和。《长编》云："王继忠战败，为敌所获，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123]当得其实。所以，即便南下战事不利，只要不是主力溃败，和局恐怕仍可求得。更何况，大军深入宋朝腹地，在谈判桌上是个不小的筹码。
契丹早在攻击瀛洲前就让王氏发出求和的信号，意图可能有二：麻痹宋人，为南下释放烟幕弹；万一南下不利，为和谈做好准备。而三巨头俱在军中，一方面可能跟国内政局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此役事关重大，辽方对此期望很高，而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是战是和，均需随机应变、当场拍板之故。
而面对契丹大军，宋朝同样没有必胜之把握。一旦出现意外，辽军攻破澶州，俘虏真宗，或度过黄河，挺进开封，同样意味着亡国的危险。因此，长期因缺乏互信无法媾和的双方，在剑拔弩张的澶渊，却神奇地走到了一起。
当然，此役宋廷的确犯了重大错误。首先，由于误信王继忠战死沙场，没有意识到军事计划已完全暴露，事先没有在大名、澶州一带部署重兵。[124]其二，辽军南下，真宗随即调整策略，但寄以厚望的王超大军迁延不至，使得契丹轻易越过大名，直逼澶州，将至尊推上了战争第一线。
值得深思的是，战后王超及其副手并未受到严厉处罚。一〇〇五年（宋景德二年）正月，"步军都虞候、天平节度使王超为三路统帅无功，引兵赴行在，又违诏失期，上章待罪，上悯其劳旧，弗责。戊辰，以超为崇信节度使，罢军职，便道之任"；二月乙巳，"步军副都指挥使、河西节度使桑赞罢军职，判颍州。赞副王超，总戎御敌，逗挠无功故也。上不欲暴其过，止以足疾罢之"。[12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〇〇〇年（宋咸平三年，辽统和十八年）傅潜之结局。按常理而言，王超之罪远大于傅潜，但他不仅得到了真宗的宽恕，朝臣似亦无人要求严惩王超。而咸平间举朝汹汹，欲斩傅潜。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宋朝君臣总体上对澶渊之盟比较满意，另一方面暗示，即便王超如约到来，只要真宗确信契丹真有求和之心，恐怕不会主动掀起大战。
（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0集）
[①] 如王煦华、金永高：《宋辽和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辽金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64页；漆侠：《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②] 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61本，1992年3月，收入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23辑，台北编译馆1995年版，第71页。
[③] 如李锡厚：《论"澶渊之盟"非"城下之盟"》，载张希清、田浩、穆绍珩、刘乡英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都兴智、吕洪伟：《"澶渊之盟"三论》，载《澶渊之盟新论》，第23-36页；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108页。
[④] 曹流：《契丹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诸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16-118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二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3页。
[⑥] 《契丹国志》卷一八《耶律隆运传》，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⑦] 《辽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02页。
[⑧] 《辽史》卷八二《耶律隆运传》，第1290页。
[⑨] 《辽史》卷七九《室昉传》，第1271页。
[⑩] 拙作《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1] 《辽史》卷八三《耶律斜轸传》，第1302页。《辽史》卷九《景宗纪下》（第105页）干亨四年四月有"枢密使斜轸"，然卷一〇《圣宗纪一》（第111页）统和元年六月称其为枢密副使。
[12] 《辽史》卷一〇《圣宗纪一》，第108、112、113、114页。
[13] 《辽史》卷一〇《圣宗纪一》，第108-109、110、111、113页。
[14] 《辽史》卷一〇《圣宗纪一》，第112、113、115页；卷一一《圣宗纪二》，第119页。
[15] 拙作《大辽本非契丹国号说》，《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
[16] 刘凤翥《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考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指出，契丹将汉地国号由大辽回改为大契丹，但在契丹语中，仍保留双国号，称"契丹辽国"。这恰可支援笔者的推断，改国号是给宋人看的。那么，何谓"委婉"，何谓"暗示"？契丹改国号的诏书今已不存，但即然契丹是辽朝原本的国号，在台面上总能找到合情合理的说法。不过，笔者怀疑，不论辽朝正式宣称的改国号理由何在，其潜在用意是非常巧妙地向宋人暗送秋波。所以说巧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与辽宋关系并无干系，示好若有若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政治上处理类似敏感问题时，若过于主动，反而容易陷入被动。中美破冰，第一步棋恰恰是乒乓球这样微妙的事物，而不是正式的国使。而契丹连年南侵，已经对宋人北伐进行了报复，大棒与胡萝卜并用，向来是政治高手的常用策略。
[17] 《辽史》卷一〇《圣宗纪一》，第108页。
[18]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辽上》，见《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第12-13页。
[19] 《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正月（第602页）载："先是，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怀浦及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言：'……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上遂以令图等言为然，始有意北伐。"
[20] 《长编》卷二八太宗雍熙四年正月，第631页。
[21] 《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第1301页。休哥的这一举动被误置于君子馆大捷前。
[22] 《辽史》卷八四《耶律善补传》，第1310页。
[23]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24] 《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第1301页。
[25] 《辽史》卷一二《圣宗纪三》，第133、134页。
[26] 曾瑞龙：《经略幽燕》，第267-268页。
[27] 《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第1322-1323页。
[28] 《长编》卷一五〇仁宗庆历四年六月，第3648页。
[29] 《长编》卷二九太宗端拱元年八月甲子条，第656页。
[30] 威虏、静戎二军为此赢得了"铁遂城"、"铜梁门"的称号。参《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政宣上帙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31] 按《长编》卷三七太宗至道元年（辽统和十三年）正月（第807页），契丹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入寇府州，大败于子河汊。是年十二月（《长编》卷三八，第825页），韩德威欲兴师复仇，但在府州守将折御卿威慑下退兵。府州事件可能与争夺边境部落有关，并非宋辽正面冲突。如《宋会要辑稿·蕃夷一·辽上》（《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第31页）载："（至道）二年六月，仡党族首领迎罗佶及长嗟、黄屯三人诣府州内附，云春初契丹将韩五押（即韩德威）领兵来剽略，遂与战，杀获多，又擒大将妲连。旧居山后，今乞渡河，居于勒波、马尾族地。诏安抚之，各赐锦袍、银带、器币等。"
[32]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第145页。此事不见宋朝文献。
[33] 《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第9329页。
[34] 《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二《政事八十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03页。
[35] 《辽史》卷八一《王继忠传》，第1284页。
[36] 《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第153页。
[37] 《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第154-155页。
[38] 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第80页。
[39] 《长编》卷四六真宗咸平三年正月，第986页。
[40] 《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第156页。另参《耿延毅墓志》，载向南编注：《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41] 《长编》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七月，第1066页。
[42] 《长编》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十月，第1079页。
[43] 《长编》卷五一真宗咸平五年四月，第1127-1128页。
[44] 《长编》卷五一真宗咸平五年五月丙申，第1193页。
[45] 《长编》卷五五真宗咸平六年七月，第1206页。
[46] 《长编》卷五五真宗咸平六年十二月，第1219-1220页。
[47] 汪圣铎、胡坤《宋辽瀛州之战与澶渊之盟》一文（载《澶渊之盟新论》）认为，李继隆、王显并不反对北伐，只是不希望真宗领军出征。这似乎是对文献的误读。
[48]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2页。
[49] 《长编》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八月壬子，第1069页。
[50] 《长编》卷五二真宗咸平五年六月，第1137页。
[51] 《长编》卷五二真宗咸平五年七月，1143页。
[52] 《长编》卷五六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己丑，第1224页。
[53] 《长编》卷五六真宗咸平六年八月甲戌，第1210页。
[54] 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及李锡厚《论"澶渊之盟"非"城下之盟"》均认为真宗一直有意收复燕云，但并没有提供证据。
[55] 《长编》卷五四真宗咸平六年六月己未，第1195-1196页。
[56] 《长编》卷五二真宗咸平五年六月（第1136页）载："先是，诏戎臣条上今岁防秋便宜。知威虏军魏能、知静戎军王能、高阳关行营都监高素言，敌首若举国自来，贼势稍大，请会兵于保州北徐、曹河之间，列寨以御之；若敌首不至，则止令三路兵犄角邀击。高阳关副都部署刘用、定州钤辖韩守英，请于沿边州军量益师徒，若敌首南侵，即选骁将锐旅自东路入攻贼界。皆图其地形以献。于是御苑东门对辅臣，内出二编，令详阅之，曰：'卿等前议布阵，亦指曹、徐河之间。今诸将之谋，尽在此矣。'"关于宋军战法及其形成过程，详参黄俊峰：《北宋战略防御阶段的宋辽战争与澶渊之盟——立足宋军战法探索及实战应用的讨论》，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5年。
[57]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九月丁酉，第1256-1257页。
[58]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壬寅，第1258页。
[59]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九月辛亥，第1259页。
[60]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癸酉，第1265页。所谓"执诏书按兵不出战"，当即上引咸平六年阵图规定的"寇来坚守勿逐"。
[61]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第1266-1267页。
[62]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乙亥，第1268-1269页。
[63] 真宗之审慎恰可与干亨统和之交萧太后的心理如出一辙。
[64]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丙子，第1269页。
[65]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第1274页。
[66]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丙戌，第1275页。
[67]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戊子，第1275页。
[68]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第1265页。
[69]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乙未，第1276页。
[70] 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第111-112页）认为，契丹全力攻打瀛州，正是为了实现南侵的根本目的，即夺回关南。但问题是，即便辽军攻下瀛州，又焉能据而有之？契丹南下，屡屡攻破密迩边境的满城，但都被迫放弃，更何况瀛州已深入宋朝腹地。不过，辽人以战迫和，虽实无意索取关南，但关南显然是谈判桌上绝好的一张牌。如果拿下瀛州，那就意味谈判时占据了一个极其有利的位置。契丹围攻瀛州之际，王继忠再次给真宗上书，专门提到"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第1278页），可为此说佐证。
[71] 《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正月丁巳，第1310页。
[72]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辛亥，第1280页。
[73] 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第112-113页）认为此时"关南易手在即，形势急转直下"，"真宗阵法为之一乱，无心夺回关南，只知先求自保"。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详细论述见下文。
[74]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丙申、丁未，第1277、1279页。
[75] 按《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辛酉（十一日，第1281页），"令随驾兵自来日以次发赴澶州"。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第112页）据此认为，十月十六日随驾兵并未出发，亲征暂停。然《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巳（七日，第1280-1281页）载："诏德清军，如戎寇南侵，不须固守，率城中军民并赴澶州，仍令驾前排阵使分兵应接。"可见随驾兵此时已有部分在澶州。笔者认为，十月和十一月应当是两批不同的随驾兵。
[76]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丙午，第1278-1279页。
[77]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乙卯，第1280页。
[78]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甲子，第1281-1282页。
[79] 孙方圆：《北宋废止皇帝"田猎"之礼考述》，《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73页。
[80]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丑，第1282页。
[81]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戊辰，第1282页。
[82]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戊辰，第1282-1283页。
[83]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己巳，第1283页。
[84]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页。
[85]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页。
[86]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3页。
[87] 《宋史》卷七《真宗纪二》，第126页。
[88]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4-1285页。
[89]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李焘注，第1285页。
[90]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1页。
[91]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第1267页。
[92]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李焘注，第1267-1268页。
[93]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第113-114页。
[94] 《宋史》卷二八一《寇凖传》，第9530页。
[95] 《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二《寇忠愍公凖旌忠之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
[96] 祥符丑剧的另一主角丁谓，在景德之役的表现即可圈可点。《长编》卷58真宗景德元年十月庚寅条（第1276页）云："（命）知制诰、知郓州丁谓兼郓、齐、濮安抚使，幷提举转运及兵马。……既而敌骑稍南，民大惊，趋杨流渡，舟人邀利，不时济。谓绐取死罪囚斩河上，舟人惧，民悉得济。乃立部分，使幷河执旗帜、击刁斗以惧敌，呼声闻百余里。敌遂引去。"
[97]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5-1286页。
[98]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第130页。另参《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4页。又《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正月己巳条（第1313页）云："参知政事王钦若加阶邑、实封，中谢，又赐袭衣、金带、鞍马。故事，辅臣加恩无所赐，上以钦若守藩有劳，特宠异之。自是遂为故事。（李焘注：此据《春明录》。）"此可为《涑水记闻》佐证。
[99] 《长编》卷八三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第1904页。
[100]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第9586页。
[101] 《长编》卷六六真宗景德四年八月，第1479页。
[102] 《长编》卷七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癸未，第1635-1636页。
[103] 《长编》卷七三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甲辰，第1661页。然景德元年误为咸平六年，殊难索解。
[104] 何冠环：《老将知兵——宋初外戚名将李继隆（950-1005）与景德之役（1004）》，《澶渊之盟新论》，第232-235页。
[105]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第9586页。
[106] 关于此事，《涑水记闻》（卷六，第113-114页）记录的另一版本云："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时，寇凖、毕士安为相，士安以疾留京师，凖从车驾幸澶渊。王钦若阴言于上，请幸金陵，以避其锐；陈尧叟请幸蜀。上以问凖，时钦若、尧叟在旁，凖心知二人所为，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虏势凭陵，陛下当率励众心，进前御敌，以卫社稷，奈何欲委弃宗庙、远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势，銮舆回轸一步，则四方瓦解，万众云散，虏乘其势，楚、蜀可得至邪？'上寤，乃止。二人由是怨凖。"已经在丑化王钦若和陈尧叟。二人被诋毁的原因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此处仅举一例。关于天书封祀，刘颁《莱公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第四之二引，李卫国校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0-121页）有这样的记载："（寇凖）不信天书，上益疏凖。最后知京兆府，都监朱能复献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凖也，今天书降凖所，当令凖上之，则百姓将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从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天书事在三年，此事必有误（参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32-333页）。有趣的是，李焘（《长编》卷93真宗天禧三年三月条注，第2142页）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却作出了这样的推测："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而事实上，王钦若一直试图唱衰此次天书事件（参张维玲《经典诠释与权力竞逐——北宋前期"太平"的形塑与解构（960-1063）》，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15年，第171-172页）。
[107]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6页。
[108]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丙子，第1287页。
[109] 是役并射杀契丹大将萧挞览。汪圣铎、孟宪玉（《澶渊之盟中被忽视的功臣》，载《澶渊之盟新论》）据《宋史·寇凖传》、《辽史·萧挞凛传》及《梦溪笔谈》认为，此事发生在真宗抵达澶州之后。然《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第160页）载："壬申（二十二日），（辽主）次澶渊。萧挞凛中伏弩死。乙亥，攻破通利军。"可见萧挞凛之死当在壬申至乙亥间。据《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第1287页），挞凛死于甲戌日。而《宋史》卷七《真宗纪二》（第126页）亦谓丙子（二十六日）车驾至澶州，与《长编》同。《宋史·寇凖传》等疑误。
[110]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丙子，第1287页。
[111] 何冠环：《老将知兵》，第234-235、242页。
[112] 船山亦早已指出寇凖此举之冒险。《宋论》卷三《真宗》"王钦若以孤注之说谮寇凖"条（《船山全书》，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册，第87页）云："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王从珂自将以御契丹于怀州，大败以归而自焚；石重贵自将以追契丹于相州，诸将争叛而见俘于虏；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类之。"又《读通鉴论》卷二〇《唐太宗》"太宗以亲征高丽困于安市"条（《船山全书》，第10册，第782页）曰："苻坚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雒，则不被禽而两败以俱亡；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则不挫于采石，而国内立君以行弑；佛狸之威，折于盱眙；石重贵之身，禽于契丹；区区盗贼夷狄之主，且轻动而召危亡，况六宇维系于一人而轻试于小夷乎？怯而无功，世绩、无忌尚老成持重之谋也。不然，土木之祸，天维倾折，悔将奚及邪？王钦若诋寇凖以孤注，钦若诚奸，凖亦幸矣；鼓一往之气，以天子渡河为凖之壮猷，几何而不误来世哉？"
[113]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第1288页。
[114]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癸未，第1288、1290页。
[115]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巳，第1289页。
[116]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壬午，第1290页。
[117]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庚寅、甲午，第1294、1296页。
[118] 《长编》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第1509页），"（契丹来使）耶律元馆于京师，尝询左右曰：'馆中日闻鼓声，岂习战阵耶？'或对以俳优戏场，闾里筵设。上闻之，谓宰相曰：'不若以实谕之。诸军比无征战，阅习武艺，亦国家常事耳，且可以示无间于彼也。'"亦可证真宗并非怯懦之辈。
[119] 《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第1296-1297页。
[120] 《长编》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巳，第1280-1281页。
[121] 《长编》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庚申，第1281页。
[122] 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低估了宋军实力，参何冠环：《老将知兵》，《澶渊之盟新论》。
[123] 《长编》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乙亥，第1268页。
[124] 黄俊峰（《北宋战略防御阶段的宋辽战争与澶渊之盟》，第45页）信从《涑水记闻》 大名"有兵十万"的记载，然《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闰九月（第1266-1267页）载寇凖云"今天雄军至贝州，屯兵不过三万人"，前者恐不可信。
[125] 《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正月戊辰、二月乙巳，第1312、1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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